大学使命与城市发展.doc

许多人一说起大学，一方面会想到这是一所学校，另一方面大学也不光是一所学校，无论是中国人所说的大学，还是西方人所说的University，它背后都有一种对社会的使命的意思

大学转型：如何增强创新能力

从国家科技创新发展的角度，无论是对站在历史和国际的坐标，还是站在今天咱们国家发展的一个轨迹上，今年两会以来，大家谈论最热衷的就是怎么样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其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对于一个城市说起来，它的关键就是怎么样在发展的过程当中转型，对于大学说起来，我认为就怎么样增强自己的创新能力，从知识创新到技术创新，到文化的创新，到与社会服务的创新。
大学创新乃必然社会责任
既然我们认为在一个城市的转型过程当中，你看我们的首先理念要创新，教育资源要创新，你向我们的这个组织要创新，社会体制要创新，第四我们人才要创新，第五文化要创新，那么大学就应该是成为这个城市发展创新这关的主力，其实大学的创新是有它必然的社会分工，是它一种必然的责任，因为大学是传播知识的地方，虽然大学知识是从过去的经验当中提炼出来，上升出来的。
大学的思维往往超前
但是大学的责任是在不断的探索新的知识，所以我们讲知识的创新，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大学的思维总是要超越于所在地区的思维，大学的思维总是超前的，这就因为大学是一直探索知识，超前的。
第二大学是一个有文化的区域，它是有各种各样，学科的互相的之间的交流，互相的思维，各个学科之间思维的互相碰撞，就会产生出新的火花，所以大学也应该成为创新文化的核心。
社会风尚和文化的转变过程
万钢：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建校区的时候，建节约型校区的时候，曾经请示过吴部长，当时吴部长给我一个很好的启示，也就是节约校区，你光说我要节约、节约，节约，这个时候有的学生他不一定接受，他觉得我家里有钱，我为什么一定要节约。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意境改过来，把节约作为一种社会的时尚，作为一种社会的风尚，让他转过来，只能够使用第二次使用教材的学生是好学生，是节约的学生，是典范。这样的话，就把文化转过来，所以我们这个节约型校园的建设，对于每一个同学说起来他都是潜移默化的文化的变化，所以我们的大学是应该首先做到这一点。
大学应向社会传播新文化
万钢：大学所起的第三个作用，就是把大学创新的文化，创新的知识，传播到社会上去，传播到企业上去，做好为企业的服务。这个还不光是我们一个大学，大学所在区域的本身，我们所有的校友，到了各地方去工作。那么社会上总会对你这个学校有一个评价，同济的评价一直是比较实干，比较低调，这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一种效应文化，将来可能还很难改了。这是很正面的一种。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大学对城市发展，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还是相当大的。
邱震海：大学与城市，大学与社会之间，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理想状态？
一流大学造就一流城市
裴钢（上海同济大学校长）：一个一流的城市，我们现在叫一流的城市，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城市，一个非常鲜活的城市，它必须要有靠大学的支撑，它也必然有一流的大学，没有一流的大学就不会有一流的城市。以上海为例，你要进入，不管是金融中心也好，制造中心也好，航运中心也好，但是你必须要有一个一流大学的支撑。
大学传承人类文明
裴钢：大学还有一个将人类文明传承下去的功能，这个功能实际上只有大学来做，它是非功利性的。一个城市如果没有文化底蕴来说，我说你尽管建造一流的大剧院，一流的音乐厅，一流的体育场，但是你还不是一流的，因为你人文气息没有到一流的，我觉得大学在这方面也有。
但是大学就刚才我讲的，因为现在刚等教育是普及的，我们不可能把我们所有的大学生都培养成通史教育的就是说人才，要这样的人，可能有个问题，就是说他确实是，因为像人一样，一个人他只有一个脑子，只有两个人想争这个脑子就行了，如果身上所有的细胞都想当脑袋的的话，当器官的话，那就是脑癌了。
大学应有不同层次培养不同人才
裴钢：所以大学还有不同层次的大学，所以一个合理的布局，分类的大学，不同层次培养。
大学应具灵活性发挥学生潜力
裴钢：但是又不能在这个系统中，还有它的充分灵活性，不能来压制和限制个人的可能的最大潜力的发挥，尽管刚开始他可能上的中专，但是他一旦发挥起来，他能有自由发挥的空间，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大学是非常重要的。
大学应不断培养人才
裴钢：其二就是大学要培养源源不断的人才，第三个就是大学要有对社会城市的建设上，像世博会，像我们昆明市现在要做的地铁，大学都给以相应的服务，但这些归根到底还是大学在一个城市中最重要的作用，我认为就是一个精神，一个灵魂通过大学培养的人才来体现。
邱震海：如果说大学之所以大学，一方面是它拥有使命，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大学有灵魂，大学的灵魂到底是什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的电视讨论。大学之所以称为大学，它最主要的灵魂到底是什么？
大学主旨为培养人才
裴钢：我想这个问题也是需要不断在探索，但是我想从历史看，确实是大学最主要的还是培养人才的地方，现在我们大学从全世界来看，从中国来看，大学的入学率已经到20%多，30%多，40%多。
社会未来走向取决于大学
裴钢：实际上要想看到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将来是什么样，那就看大学是什么，大学培养的人才是什么样，我觉得从这一点上，大学的作用怎么说也不过分。大学是社会的思想库？
邱震海：历史上，西方历史上曾经有一种说法，说大学是社会的思想库，然后咱们的总理温家宝三年前在我们这里，一个民族要有一批仰望星空的人，然后他前一阵好像在一个教育工作，好像在写文章还是在视察某个大学的时候说，大学之所以是大学，它首先应该是思想的自由，学术的自由，探讨的自由，你怎么理解，无论从西方过去的说思想库，和今天总理他所阐述的几点对大学的定义？
人类发展：分工不同目标明确
裴钢：我想因为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说，人类发展它整个社会是分工的，不同的分工工作的目的，从某种意义上是非常专业化的，目标非常明确的，目标明确带来社会的发展，但是也带来它的局限性。
社会需超越不同阶层利益的机构
裴钢：这样一个社会还需要有这么样一个社会分工，有这样一个社会机构和团体，就是说它能应该超越社会不同，阶层不同集团的利益，应该超越它所处于的时间和地点的一些障碍，应该看得更远，想得更多，想得更广泛，那这样的话，人类才有希望，社会才有希望。
大学应成为这个机构承担责任
裴钢：我想要有这样一个机构和团体的话，那大学是当之无愧的，是必须要承担这样一个责任，所以人类之所以是人类。
人类是“会思想的芦苇”
裴钢：我记得是谁讲这一句话说，人类是一个会思想的芦苇。虽然很脆弱，但是它会思想，我想人类如果离开了这种思想，离开了这个精神境界，那人类就不称为人类，跟其他动物也没什么区别了。
大学是参天大树
张祖林（昆明市市长）：我的体会，大学就像一棵参天大树，越老越值钱，一个人要活一百岁，还是很艰难的，现在的科学技术，现在的营养水平。但是一座有名的大学，它能活一百年，两百年，甚至一千年，因为一个城市它需要大树，大树越多代表这个城市的文化积淀越深，一座城市离开了大树就离开了灵魂，就没有灵气。
大学如何在社会变化中保持平衡？
邱震海：大学与社会，大学与城市，大学外面就是社会，社会它是一种迅速发展，给人很多希望，但是又让人感到渺茫，我找不到工作，你还培养我，一天到晚大学精神，大学灵魂，我现在首先想的是大四的时候，我怎么去找工作，但是这是一个问题，这说明后面的整个价值观在发生变化，这难道首先是我们大学的责任，还是社会的责任，咱们大学身处其中，能幸免所有的这个问题吗？所以大学怎么在这中间保持一种平衡？校长有什么高见？
大学原本定位：培养精英人才
裴钢：这个问题几乎是比较从早期的大学来说，不管是欧洲，中国的学院也好，都是培养精英人才，这个定位实际是培养最优秀的人才作为这个社会的领袖人物，我觉得这是。
大学教育普及：角色和功能复杂
裴钢：但随着现代化社会的发展，大学的教育已经普及了，所以大学它的角色和功能就变的非常复杂。
大学如何重新定位
裴钢：在这里面，首先就要有一个大学的定位问题，所以这是当前面临全世界的挑战，也面临中国大学高等教育的一个挑战，我们有2600所大学，美国有3000所大学，不是每一所大学都要办成哈佛和耶鲁大学那样，也不是每一所大学都要办成（Kaoten音对）这种大学，大学首先要定位，你定位到是培养什么样人才，如果一个大学在社会的定位不清楚，你培养的人才出来就会有很多问题。
一流大学应培养“通才”
裴钢：所以我想作为最一流的大学，顶层的大学，就应该培养就是刚才赵先生讲的叫All—rounder，就是培养一个“通才”一个全才的人才。
专业性学校应培养“专才”
裴钢：但对于一些有专业性的学校或者是学院，它可能就要培养一些有针对性的，更针对与社会和市场需求的学生，但是我们也是希望这些学生里面也有相应的其他学科的教育以及人文的教育，这也是要，所以定位不一样，导致了我们大学办的不一样，所以我们现在很多问题，很多矛盾都混在于我们把大学几千所大学，作为一个代名词来回答，这就混乱了。
上次我遇到一个同样的问题，我上上海中学去讲，上海中学的校长就问说你来同济学校，因为他们的学生基本都是报北大清华和复旦交大，过去还有一两个学生报同济，后来就不报同济，就是说你们培养到底是跟他们有什么差别。
“头”和“脊梁骨”的比较
裴钢：我是学生命科学，所以我就用一个例子来讲，说他们可能培养的是领袖，是头，Head。我们同济大学，我们也希望培养，但是我们更基本的培养目标，我们是培养脊梁骨，Spine，中国人鲁迅讲，就是要有脊梁骨精神，脊梁骨重要性不亚于头，但脊梁骨有几个好处，一个它是团队精神，脊梁骨不是一个，是一群，一起工作，另外一个他不是张扬，因为你看不到脊梁骨，脊梁骨看不着，但是它有用。
行业领袖可成为社会领袖
裴钢：所以我们现在培养的是行业的领袖人物，行业领袖人物将来不一定就不能作为社会的领袖人物。但是我们的定位稍微定位行业领袖，他能够脚踏实地又能仰望星空，但是我们跟别人定位有所差别。
“通才”和“专才”的教育
赵启光（美国卡尔顿大学教授）：就是“通才”和“专才”的教育的问题，我们有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
前苏联和美国的例子
赵启光：就是本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是苏美两大国争霸，里根再柏林墙说，把柏林墙说，好像美国人都说是里根，俄国在军备竞赛中拖垮了，其实不是，苏联败在美国手下，败在什么地方？败在教育上了，前苏联搞的是专才教育，钢铁学院，纺织学院，地质学。
我们中国50年代初学苏联走的院系调整的道路，你刚才说了，在崛起时代可以，我钢铁占国家重大比例，百分之多大的GDP都是钢铁，可是你别忘了，经济发展是千变万化的，有一天钢铁不需要这么多人才，有一天纺织学院根本就可以关门大吉，所以人才的培养是“通才”，通是懂得社会发展的规律，然后加上一个某种特长。
苏联的工程师是美国的好几倍，美国最后的结果，苏联的人才败在美国手下了，所以我们要接受这个经验教训，我们在某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专才”是可以，但是如果可持续发展的大型，还是要通式教育为好。
邱震海：那么许多人说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原因就不光是因为他有大楼，也不光是因为它是一所学校，更重要的大学必须应该而且要有能力产生大师，中国的大学到底能不能成为大师，中国的大学里大师到底有多远？
大学与社会的关系，社会对大学的制约，价值观，咱们又回到一个原点上了，原点理论，大学怎么才不光是大楼，而且能出大师，所以今天咱们还是如果三位，我一开始说三位是大家，大家作为一个外科医生的话，给咱们今天的中国的大学把把脉，今天的中国大学哪些是我们可以签字的？
大学出“大师”：多方支持很重要
赵启光：要想创建大师，首先得给大师创造环境，你不能把一个花不搁水，我就天天挂着，让它开花，这个环境首先各方面的知识，首先经济知识，社会知识等等，同事之间的支持也很重要。
国内竞争的很厉害，我很少听谁背后说，某某人的文章太好了，给别人推荐，很少见这种情况，特别老还行，同年龄的人，我跟他也差不多，好像谁也不服谁，好像整个的机制不鼓励大师的出现，大家都往后缩，到了大师门口了不干上了，一成了大师好像有点危险似的，好像成首富有点危险似的，这个好像是一个给他创造一种万马奔腾，一马当先的这种气氛，好像这方面应该加强。
大学内为何“大师”难现
邱震海：有人说是中国的传统文化，那咱们西南联大杨震林、李政道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出来的。有人说是太商业化了，那在美国商业化，他也能够产生诺贝尔奖，到底是什么原因？现在，你觉得这里面产生不了大师，哪些是您觉得问题的要害？哪些是咱们理解的错误？
裴钢：这个问题是教育战线上长期争论的问题，也是最近我们国家制定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纲要，要着力解决这个问题，这里面又回到大学这样一个，我们转了一圈又回到，我还是希望讲的逻辑性稍微强一点，就是回到大学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功能的团体。
好教师就是“大师”
裴钢：我们的目的是培养人才，这是大学的主要目的，那就培养人才里面，它最重要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呢？大学关键的因素是什么呢？就是老教师，这个教师如果做的好的话，做好极致的话，那这个教师就是大师。
“大师”的定义
裴钢：大师来说的话，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大师就是在某一点上能够超越时空，能够在历史上留下他的痕迹，这就是大师。
中国大学难出“大师”原因
裴钢：那中国大大学好，国际大学也好，现在很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很难有一流的教师，一流的大师，我们能够吸引到一流的大师，我们能够使用一流大师，就是他能够在我们这个土壤能够发挥作用，能够留住一流的大师，所以这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鸡和蛋的反孵的问题，就是一个又回到中国的特殊的问题就是说大学的学术和行政上的问题。
因为大学当一个机构目标非常明确的时候，比如人类社会有几个目标比较明确的组织，比如军事组织和商业组织，它的目标性非常明显的时候，它就相对的缺少了一种自由的气氛，民主的气氛，宽容的气氛，这样的情况下，但是我们现在的大学里的功能又是一个相对来说是社会组织。
所以行政化色彩也比较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难产生“大师”，所以要想产生大师就是要办一流大学，一流大学要有一流的教授，一流教授就是一流大师的前提，所以在这点上，我们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有。
大师的产生：生态和历史条件
万钢：其实大师的产生是要有它的生态条件和历史条件，大师的产生，它肯定首先是要有这样的人和产生在这个时代，所以我们可以说比如说钱学森，钱老他处于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么艰苦的时代当中从事着艰苦的工作，给他创造了一个比较好的条件。
第二点才是一个环境，也是有一个社会的环境使他产生这个大师的。从全世界看起来，大师产生的迅速，也并不是在每个时期都一样的，往往在世界发展的困难的时期产生了大师，那么实际上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当中，我们国家也产生了很多的科学与技术的大师。
我觉得最近一阶段我们回顾了很多获得国家最高奖的几个教授和专家。我们也深深为他们的奋斗的精神受到感动，他们的事迹要把它总结出来，也是激励后人，我觉得他们就是我们现代的大师，所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从事科学技术的人越来越多，那么能够成为大师的竞争也会越来越大。
社会应营造产生“大师”环境
万钢：但是作为政府，作为学校，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第一是营造一个能够产生大师的环境。它既有相互包容，相互的团结，又有相互的竞争和相互的争论的城市，要创造一个能够产生大师的土壤，就需要有一个学校的文化，而且要有足够的耐心来创造一个产生大师的过程。
所以我们最近这一阶段，可能大家也看到我们在各种媒体过程当中都在回忆钱学森钱老的过程，同时也在总结宣传我们这些获得国家最高奖的科学家的事迹和声誉，用他们的精神，他们的实践来促进我们青年学者的发展。用来形容一个大家学习的榜样，只有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才可以逐步逐步的产生更多的大师。
邱震海：我们知道西方的University，这个单词来源于另外一个单词Universal那就是普世意义的意思，当我们的前辈把University这个单词翻译成中文的时候，他们用了大学这个词，其中包含了两个元素，一个是大学的使命，另外一个是大学的灵魂。大学一方面是象牙塔，但另一方面又远远超出了象牙塔。
然而在今天的中国，当我们在讨论大学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另外两个问题，就中国的大学到底是应该只是有大楼而没有大师，还是可以没有大楼，但一定需要大师，我想这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涉及到中国大学以及中国人思想深沉的一些问题。
中国的大学能不能出大师，中国的大学能不能具有创造力，中国的大学能不能具有一定意义的思想，或者作为中国的大学校长，到底首先是校长还是一个官员，中国的蔡元培到底在哪里。
还权于民：彻底打破教育领域的计划堡垒
而反观教育领域，可以看出是没有贯彻改革开放原则的顽固领域。这是一个基本判断。30年的改革实践证明，还权于民，走市场经济的道路是对的。基本原则对，就应推广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反观教育领域，却还停留在计划经济阶段。
今天所有对教育领域的管制形式，几乎都和计划经济时期的政府对经济的管制一模一样。一是“进入管制”，包括资格认定，学校不是自由创建，而是由教育管理当局来批准。计划经济时期的“生产计划”、“价格管制”、“产量指标”等等，还有“产品结构”等概念，对应于今天的对学校的“招生计划”、“学费标准”、“学科专业设置”的管制。
再有就是“合格证颁发”，毕业证和学位证书虽然由学校颁发，但颁发的资格却要由教育管理当局授予，甚至证书的样式教育管理当局也要规定。还有一个问题是“统一产品设计”，教科书要由政府统一审定。
总而言之，教育领域结构还是计划经济的。计划经济的根本问题是认识论的问题，认为计划当局全知全能。但我们知道，人的理性是有限的。30年的改革证明了计划经济是错的，不仅在物质生产领域如此，在人才生产领域中更是如此。
孔子是没有办学执照的，但是他开创了中国的私学传统。没有这样的私学传统就没有中华文明。宋代是一个非常灿烂的文化发展时期，民间的书院遍地开花。在南宋442所书院当中，46%到63%是民办。因此就有了儒学革命。再看今天的中国，宪法4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其中谈到从事教育的自由和权利。
僭越教育权带来了非常严重的恶果。第一是，应试教育，扼杀个性；第二是排斥经典，降低教材质量；第三是教育管理当局自我授权，滥用公权，造租寻租，导致教育腐败；第四是制造地区歧视，亵渎平等；第五是破坏弱势群体教育，压制民间教育。最重要的，这将导致整个国家教育质量低下，贻误中华文明未来。
教育部改为教育监管委员会
最后提几点关于教育权的改革建议。
一是根据宪法教育自由的原则，改进有关法律，明确办学自由。
二是将教育部变为教育监管委员会。
三是取消对教育领域的进入管制。
四是在还权于民、办学自由的基础上管制：对学校间竞争秩序进行规范和维护；在初等义务教育领域进行转移支付，保证起点平等；在高等教育领域资助理论创新，支持助学基金和助学贷款等。
五是鼓励成立教育促进基金会，吸收大量民间资金。
六是鼓励建立民间的竞争性的教育评级和监督机构和制度。
七是设立公正的国家考试制度，为公私学校的教育目标提供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