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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中 国 非 营 利 评 论hina Nonprofit Review260 ESG 实践的逻辑起点:基于系统文献综述的整合性研究框架*郑若愚 赵乐乐 张薷文*【摘要】ESG 既是 CSR 的进化产物,又是推进 CSR 的重要力量。当前,ESG 已发展为一项全球性的热门话题,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然而,由于 ESG 固有的复杂性,围绕其展开的研究得出了差异化甚至相互冲突的结论,一些学者对 ESG 本身的理解也存在较大差异。为此,本文运用系统文献综述法,按照主题编码结果对 ESG 相关文献进行全面回顾,构建出“ESG 投资ESG 信息披露与评价ESG 治理”的整合性研究框架。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究了上述三种ESG 实践的逻辑起点,并提出:(1)ESG 投资的逻辑起点是实现不同价值类型之间相互转化;(2)ESG 信息披露与评价的逻辑起点是对组织边界的拓展及模糊化,实现外部性内部化过程;(3)ESG 治理的逻辑起点是组织治理逻辑的转变,即由单一治理逻辑转向混合治理逻辑。本文为重新认识 ESG 提供了新的思路,帮助未来研究者厘清现有 ESG研究脉络并指明未来研究方向,同时为参与 ESG 实践的行动主体提供*本文为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碳中和背景下 ESG 投资与企业绿色创新”(CXJJ-2021-382)的阶段性成果。郑若愚,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赵乐乐,暨南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张薷文(通讯作者),上海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学生。261 ESG实践的逻辑起点基于系统文献综述的整合性研究框架了新的范式选择思路。【关键词】ESG;CSR;逻辑起点;整合性研究框架;系统文献综述一 引言环境、社会和治理(Environment,Social and Governance,ESG)是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受外部因素的影响进化而成的(李诗、黄世忠,2022:13 25)。以 Friedman 为代表的股东中心主义认为,企业的唯一职责是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随后,一些学者提出CSR 的概念,强调企业不应一味追求高额利润,还应对社会有所贡献。1953年,Bowen 在 商人的社会责任 一书中对 CSR 做出较为严谨的定义,即“企业为实现社会目标和价值而实施的政策、计划和行动”。但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世界商业舞台仍旧是以股东至上观点为主导。Freeman(1984)提出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对股东中心主义发起了强烈挑战。他将企业视为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集合体,认为企业的责任应是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近些年来,低碳转型和绿色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共识,利益相关者对企业 ESG 信息的获取产生了巨大需求,以自愿披露为主的 CSR 报告难以满足,导致 CSR 的式微和ESG 的崛起。2004 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首次提出 ESG 概念,两年后高盛发布的研究报告将环境、社会和治理三方面因素整合在一起。当前,学界已经围绕 ESG 问题展开了探索性研究,其中包括发表在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Management Science 等国际顶尖管理学学术期刊上的文章。从研究主题来看,现有文献可大致分为 ESG投资、ESG 信息披露与评价、ESG 治理三大类别。然而,各研究主题的结果普遍存在差异,且问题较为分散,多从单个方面进行分析,缺乏一个整合性的研究框架。同时,现有研究缺乏对不同 ESG 实践底层逻辑的清晰认知,因此难以有效回答 ESG 理念下的价值创造方式、组织边界界定与组织治理逻辑等问题。这一定程度上会加剧各类行动主体在 ESG 实践过程中出现的认知与行为困惑问题,进而可能引发 ESG 负面影响。为解决上述问题,本研究运用系统文献法针对这一前沿性问题展开文献检C中 国 非 营 利 评 论hina Nonprofit Review262 索,尝试构建关于 ESG 的理论研究框架,并为未来研究厘清方向。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审视了 ESG 实践的底层逻辑问题,分别对 ESG 投资、ESG 信息披露与评价、ESG 治理的逻辑起点进行深入分析。本文边际贡献如下:其一,通过系统梳理文献,整合现阶段零散研究,初步厘清了目前 ESG 相关研究领域所关注的核心主题,并搭建了 ESG 的整合性理论研究框架,对推动后续系统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指导意义;其二,在理论层面,对 ESG 实践范式的底层逻辑展开研究,系统地澄清了 ESG 理念下的价值创造方式、组织边界界定和组织治理逻辑等多重理论困惑,有助于破解学界对 ESG 理念认知不一的问题。二 研究方法借鉴 Pittaway 等(2004:137-168)的研究,本文采用系统文献综述法(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SLR)对 ESG 相关研究进行全面回顾。SLR 帮助研究者以严谨的和可复制的方式定位、选择、评价和整合大量宽泛的研究,对某一研究领域已知的和未知的做出清晰梳理。本研究采用 Web of Science 和 EB-SCO 财经类学术全文数据库,运用布尔逻辑检索搜索与“ESG*”相匹配的文献主题。剔除重复文献后,共检索到 2002 2021 年在具有同行评议的学术期刊上发表并使用英文写作的论文 4681 篇。考虑到纳入文献综述的论文质量,本文对上述结果进行再次筛选,将条件设定为在 ABS 3 星及以上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最终得到 2007 2021 年发表的 158 篇相关文献(见图 1)。图 1 检索文献发表年份分布263 ESG实践的逻辑起点基于系统文献综述的整合性研究框架从历年文献发表数量来看,总体呈现出非均衡的增长模式,并且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萌芽期(2007 2014 年),其中第一篇研究成果于 2007 年发表在 Corporate Governance:An International Review 上,研究了资产所有者与被投企业ESG 绩效改善之间的关系,指出 ESG 理念是实施积极制度变革的黄金机会(Kier-nan,2007:478-485)。随后7 年左右时间,相关研究散见于 Business Strategy andthe Environment 和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等学术期刊,且主要围绕 ESG 来源(Eccles&Viviers,2011:389-402)、内涵(Girerd-Potin,et al.,2014:559-576)、发展状况(Weber,2014:303-317)以及 ESG 的合理性(Coleman,2011:247-258)等议题展开。第二阶段是平稳增长期(2015 2018 年),主要探讨了ESG 的前因(Amel-Zadeh&Serafeim,2018:87-103)、过程和方式(Lai,et al.,2016:165-177)以及结果(Lee,et al.,2016:40-53)等问题。这一阶段实证研究仍为大部分,且案例研究数量开始增多。第三阶段是爆发期(2019 年至今),相关研究呈现井喷式增长,研究主题趋向多元化,研究议题逐步深入。进一步分析发现,ESG 相关研究主要发表于金融学、管理学、会计学、环境研究等领域学术期刊。如表1 所示,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 上发文40篇,占比25.3%;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上发文 28 篇,占比 17.7%;Journal ofCorporate Finance 发文10 篇,占比6.3%;Corporate Governance:An International Re-view 上发文 7 篇,占比 4.4%;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上发文 6 篇,占比3.8%。同时,近年来,主流金融学期刊中已有 2 本(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主流管理学期刊中已有 5 本(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Studies、Management Science、Journal of Management)开始讨论 ESG 相关主题,且发表量达到10.76%(17 篇)。可以说,ESG 逐渐进入主流研究者的视野。表 1 ESG 文献发表期刊 TOP 10单位:篇,%期刊来源数量百分比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4025.3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817.7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106.3Corporate Governance:An International Review74.4C中 国 非 营 利 评 论hina Nonprofit Review264 续表期刊来源数量百分比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63.8Financial Analysis Journal63.8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53.2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42.5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42.5European Financial Management31.9其他4528.5总计158100资料来源:作者整理。在对文献情况形成基本了解后,我们针对所选 158 篇文献进行主题编码,将文献研究主题进行归类并按照时间发展进行梳理(朱秀梅等,2020:19 35),呈现出 ESG 研究主题的动态发展趋势。三 主题文献回顾主题编码结果表明,现有研究主要关注 ESG 投资、ESG 信息披露与评价、ESG 治理三个方面。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本文构建出如图 2 所示的图 2 ESG 整合性研究框架265 ESG实践的逻辑起点基于系统文献综述的整合性研究框架ESG 整合性研究框架。下文将分别对每个主题的文献进行全面回顾,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未来研究建议。(一)ESG 投资ESG 投资是 ESG 实践的起点,推动了后续 ESG 信息披露与评价及 ESG 治理的发展,同时也是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研究热点。最早关注投资活动的社会、环境影响的是道德投资,通常由教会、慈善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等机构进行。ESG投资则是由道德投资以及后来的社会责任投资(Social Responsible Investment,SRI)发展而来,是一种将 ESG 因素纳入投资决策过程的投资实践。1.ESG 投资的驱动因素根据 Scott(2001:57-87)提出的分类框架,可将 ESG 投资的制度成因分为规 制 性、规 范 性 和 文 化-认 知 性 三 大 要 素(Serafeim,2020:26-46;Widyawati,2020:619-637)。有趣的是,Hoepner 等(2021:389-414)发现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要素是促使投资者签署负责任投资原则(Principals forResponsible Investment,PRI)的关键制度因素,而规制性要素反而会降低投资者加入该原则的可能性。最近的制度文献开始关注环境不确定性对组织战略决策的影响过程。例如,Tashman 和 Rivera(2016:1507-1525)结合制度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探讨组织应对生态不确定性的战略决策过程。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 ESG 领域,自然灾害引起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广泛关注,影响投资者的 ESG 投资决策和投资组合配置过程(Kollias&Papadamou,2016:493-505)。随着全球碳排放量急剧增加,上市公司还面临气候问题引发的监管风险,导致更高的不确定性。应对监管压力并降低这种不确定性是驱动 ESG 投资的又一重要因素(Engle,et al.,2020:1184-1216)。企业管理者普遍认为,与撤资相比,主动风险管理和积极参与是解决监管风险的更优途径(Krueger,et al.,2020:1067-1111)。从个人角度来看,获取超额收益是 ESG 投资最主要的动机,其次才是满足客户需求或道德考虑等(Amel-Zadeh&Serafeim,2018:87-103)。此外,人口统计学特征(Escrig-Olmedo,et al.,2013:410-428)、对 ESG 事件的感知、预期回报和态度(Diouf,et al.,2016:45-67),以及对长期收益的追求(Er-PRI 是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和联合国全球契约(UN Global Compact)联合发起的一项关于 ESG 投资的全球性倡议。C中 国 非 营 利 评 论hina Nonprofit Review266 hemjamts&Huang,2019:61-79)也是预测投资者行为的重要参考因素。2.ESG 投资的影响结果从宏观视角来看,ESG 投资能够作为一种制度因素,影响当地企业的环境绩效(Yan,et al.,2021:903-944)。同时,ESG 投资有利于弱化投资活动对环境的负面作用并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是维持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Cunha,etal.,2021:3821-3838)。从企业内部视角来看,现有研究主要从公司绩效和风险控制两个方面展开。公司绩效方面,现有研究尚未得出一致结论。一些研究认为,ESG 投资与公司绩效(Takahashi&Yamada,2021)正相关,持有绿色债券能够提升公司股价、改善股票流动性,有益于公司股东利益(Tang&Zhang,2020)。另一些研究则认为 ESG 投资至少不会牺牲经济收益(Ahmed,et al.,2021:1669-1683)。然而,还有研究发现 ESG 投资降低了公司财务绩效(Liagkouras,et al.,2022:1493-1518)。公司风险控制方面,ESG 投资增强了投资组合抵御各项风险的能力(Fu,et al.,2020;Liagkouras,et al.,2022:1493-1518)。例如,Pstor等(2021:550-571)构建了包含 ESG 因素的投资模型,表明绿色资产可以有效应对气候风险。3.未来研究建议一方面,现有研究主要从制度和投资者个人角度探究 ESG 投资的驱动因素,忽视了中观层面如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建议未来研究予以补充。另一方面,以往学者主要关注 ESG 投资对企业层面的影响,忽视了其宏观层面的结果。ESG 投资是一个多维度投资实践,能够对更广泛的社会环境产生深远影响。建议未来研究进一步探究 ESG 投资对解决社会问题的实际效能,并深入挖掘其内在机制,丰富已有的研究结果。同时,不同研究发现 ESG 投资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存在差异,这可能与企业、行业、ESG 投资类型等多方面的因素有关,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索。(二)ESG 信息披露与评价ESG 信息披露是企业向利益相关者传递企业信息的沟通渠道,亦是投资者确定投资方向和投资战略以及评价机构对企业进行 ESG 评分的参考依据。通过对 ESG 信息披露与评价主题文献的梳理,我们提炼了 ESG 信息披露驱动因素、影响结果、评价指标和评价结果四部分研究内容。267 ESG实践的逻辑起点基于系统文献综述的整合性研究框架1.ESG 信息披露驱动因素从组织外部视角来看,国家层面特征如政治制度(法律框架和腐败)(Lokuwaduge&Heenetigala,2017:438-450)、劳动制度(劳动保护和失业率)和文化制度(社会凝聚力和平等机会)会显著影响公司 ESG 信息披露行为,但是这种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特征(Baldini,et al.,2018:79-98)。文化方面,宗教信仰与 ESG 披露之间存在非线性的 U 形关系(Terzani&Turzo,2021:485-496)。另外,ESG 信息披露还受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Ali,et al.,2017:273-294)、资本约束(Cheng,et al.,2014:1-23)和资本成本,以及与 ESG 信息披露法规相关的股价波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Amel-Zadeh&Serafeim,2018:87-103)。从组织内部视角来看,企业规模、所有权性质、董事会结构等因素对 ESG信息披露具有重要影响。与大公司相比,中小企业的披露行为会导致资本成本增加,但中小规模的家族企业却能够通过 ESG 信息披露获取一些额外收益(Gjergji,et al.,2021:683-693)。Yu 和 Luu(2021)发现交叉上市公司比仅在国内市场上市的公司披露更多的 ESG 信息,以此应对外部资本市场所施加的社会责任压力。另外一些研究基于高阶理论,探讨了董事会结构(Arayssi,etal.,2020:137-161;Lagasio&Cucari,2019:701-711)、高管任期(McBray-er,2018:1074-1086)和 CEO 的二元性(Campanella,et al.,2021:474-484)对 ESG 信息披露的影响。2.ESG 信息披露的影响结果基于信号理论和合法性理论,ESG 信息披露一方面扩展了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另一方面也扩大了信息接收者的数量(Raimo,et al.,2021:1412-1421)。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ESG 信息披露能够有效补充金融信息,有利于促进金融参与者和企业追求共同利益和可持续发展(Galbreath,2013:529-541;Reber,et al.,2022:867-886),满足利益相关者与投资者信息需求的同时,提高企业融资能力(Raimo,et al.,2021:1412-1421)。3.ESG 评价现有研究主要对 ESG 评价的方式透明性、标准一致性和结果可靠性提出质疑。首先,尽管 ESG 评价机构对外公开关于其评价方法的信息,但是一些关键信息并未完全揭露(Gibson,et al.,2021:104-127)。其次,由于数据格式、C中 国 非 营 利 评 论hina Nonprofit Review268 质量控制和收集方式的差异,产生的数据呈现碎片化以及不一致性,导致 ESG评价指标缺乏统一标准(Sethi,2005:99-129)。同时,企业所创造的环境和社会价值难以准确衡量(MacMahon,2020:52-54),阻碍了 ESG 评价的量化。最后,ESG 评价的可靠性存在不确定性。例如,Drempetic 等(2020:333-360)发现规模更大的企业能提供更多的可用数据(正面或负面),而数据量的提升一定会提高评价机构对该公司的整体可持续性评估。最后,关于 ESG 评价与公司综合绩效之间联系的实证研究仍然没能得出一致结论(Girerd-Potin,et al.,2014:559-576)。一方面,有研究通过实证检验证明 ESG 评价有助于投资者进行有效的负责任的投资,并预测长期绩效优势(Crifo,et al.,2019:1127-1146)。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认为 ESG评分较高的企业并没有取得更高的超额回报(Takahashi&Yamada,2021)。此外,ESG 评价不一致与股票收益率正相关(Gibson,et al.,2021:104-127),ESG 评级不确定性会导致市场溢价上升,股票需求下降(Avramov,etal.,2022:642-664)。4.未来研究建议ESG 信息披露。目前,ESG 信息披露大多仍属于一种自愿性行为,但已有少数国家或地区制定了 ESG 信息强制披露法规,建议未来研究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对此类法规的实际效果进行实证检验。其次,企业“漂绿”行为频发,如何有效避免企业利用 ESG 信息披露进行“漂绿”是未来研究应重点关注的问题。例如,可以探究如何借助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对企业“漂绿”行为进行提前预防。最后,ESG 信息披露准则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存在显著差异,尚未形成统一标准。现有研究主要以发达经济体为研究对象,未来要更多转向发展中国家或地区。ESG 评价。ESG 评价的根本目的是衡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绩效,给利益相关者提供有效参考。然而,各个国家或地区在客观条件、文化背景和价值观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导致它们对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未来研究可以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符合其发展要求的 ESG 评价指标。但是,为便于在全球范围对各国 ESG 绩效进行横向比较,不能仅强调定制化的评价指标,还应基于联合国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总体框架,构建具有普适意义的规范评价体系。269 ESG实践的逻辑起点基于系统文献综述的整合性研究框架(三)ESG 治理公司治理是一组规范公司相关各方责、权、利的制度安排,是现代企业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制度架构(高闯,2013:1),一般分为狭义公司治理和广义公司治理(Keasey,et al.,1997)。狭义公司治理指公司所有者对管理者进行监督和管理的正式制度,包括股东会、董事会和管理层等。广义公司治理指规范公司与各个利益相关者的正式及非正式制度,包括狭义公司治理,另外还包括股东、债权人、员工、供应商和政府等利益相关者。基于文献编码结果,本文聚焦于狭义公司治理范畴,重点关注股东会、董事会和管理层的 ESG 治理行动。1.股东会股东所有权结构是影响公司 ESG 治理的关键因素之一。研究表明,养老基金持股比例与公司 ESG 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系(Alda,2019:1060-1071;Kim,et al.,2019:4901-4926),而所有权结构分散化的公司通常拥有更高的社会绩效(Govindan,et al.,2021)。积极参与策略是公司股东参与公司 ESG 治理的常见方式。根据 Scott(2001:57-87)的制度三要素框架,Yamahaki 和 Frynas(2016:509-527)验证了规制性制度(如相关立法)是促使投资者采取积极参与策略的重要因素。为了探索积极股东参与策略的作用,一些研究将积极参与策略划分为私人参与和群体参与两种,发现两者对公司 ESG 表现都有积极影响(Pawliczek,et al.,2021:1088-1136;Semenova&Hassel,2019:144-161)。而另一些研究发现,积极参与对先前 ESG 评分较低的公司有积极作用,但对先前 ESG 评分较高的公司有负面影响(Barko,et al.,2021:777-812)。有趣的是,在家族企业中,积极股东参与策略和公司 ESG 绩效之间也呈负相关关系(Rees&Rodionova,2015:184-202)。2.董事会大量研究从性别比例的角度探讨董事会结构对公司 ESG 治理的影响,且主要认为董事会性别多样性对公司价值(Qureshi,et al.,2020:1199-1214)、ESG 绩效(Govindan,et al.,2021)和 ESG 信息披露水平(Bui,et al.,2021:3839-3853;De Masi,et al.,2021:1865-1878)存在显著积极作用。然而,上述研究主要采用欧美发达经济体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缺乏对欠发达市C中 国 非 营 利 评 论hina Nonprofit Review270 场的关注。Husted 和 Sousa-Filho(2019:220-227)以拉丁美洲市场为背景,发现女性董事比例与 ESG 信息披露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表明董事会性别比例对ESG 治理的影响可能受到市场成熟程度的调节。另外一些研究分别探讨董事会结构的子维度对公司 ESG 绩效的影响。Crifo等(2019:1127-1146)的研究表明,内部董事比例与公司的环境和治理绩效正相关,而通用专家(general experts)比例与治理绩效负相关。Husted 和Sousa-Filho(2019:220-227)发现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对 ESG 信息披露有显著积极影响,但 CEO 双重身份与 ESG 信息披露之间显著负相关。Nekhili 等(2021:3061-3087)则认为,当董事会中有员工董事时,ESG 绩效与公司市场价值存在负相关关系。还有一些研究注意到公司 ESG 治理中的“伪绿”行为,即董事会独立性和性别多样性都能促使企业采取积极的碳减排举措,但却并没有降低公司的实际碳排放量(Haque,2017:347-364;Haque&Ntim,2020:525-546)。3.管理层高阶理论认为,管理层拥有公司的直接经营权,能够决定公司的战略导向与战略决策。在 ESG 治理研究中,一些学者发现实施 ESG 战略能够提高公司股价(Havlinova&Kukacka,2021)和创新能力(Broadstock,et al.,2020:99-110)。Brower 和 Rowe(2017:134-142)的研究表明,以客户和股东为导向的公司具有较高的社会绩效,而以内部为导向的公司通常社会绩效较低。也有学者发现,公司实施的生态友好型政策与财务绩效没有显著相关性(Petitjean,2019:502-511)。按照以往观点来看,考虑 ESG 因素涉及对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多重目标权衡,如何管理这种权衡是 ESG 治理领域中的核心问题。然而,Beckmann 等(2014:18-37)却认为,公司 ESG 治理的核心任务不是多重目标权衡,而是转变这种权衡情况,通过功能性道德承诺实现可持续性价值创造。以往的观点建立在不同目标之间相互冲突的基础之上,并认为实现其中一种目标必然损害其他目标。而 Beckmann 等(2014:18-37)则强调多重目标间的协同作用,并关注不同价值类型之间的相互转化过程。4.未来研究建议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企业管理层在 ESG 治理中的角色,强调自上而下式的271 ESG实践的逻辑起点基于系统文献综述的整合性研究框架ESG 治理模式,而忽略了由员工发起的自下而上式的 ESG 治理,以及由外部利益相关者(媒体、消费者等)参与的 ESG 治理。建议未来学者借鉴组织行为学的思路,探讨员工建言(voice)行为、媒体舆论压力和消费者反馈等在企业ESG 治理中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其次,尽管多数研究认为实施 ESG 战略并未给公司造成负面影响,但本文认为在 ESG 治理研究中,与传统公司治理类似的代理问题依然存在。一方面,强大的股东保护政策会削弱管理者的自由裁量权,从而限制管理者对公司 ESG 表现的关注(Del Bosco&Misani,2016:977-990)。另一方面,公司管理层可能会为了个人利益(如公民声誉)而过度进行ESG 投资(Barnea&Rubin,2010:71-86)。未来研究应当重点关注如何掌握好这两种效应之间的平衡。四 ESG 实践的逻辑起点通过文献回顾,我们发现现有研究主要关注 ESG 成因的表象,缺乏对其底层逻辑的理论探讨。为推动 ESG 研究深化,本文从价值转化、组织边界和治理逻辑三个方面剖析 ESG 实践的逻辑起点,帮助未来研究者探明 ESG 实践发展的理论根源。(一)ESG 投资的逻辑起点1.资源基础观下的价值独占思想战略管理学者提出的资源基础观(Resource-Based View,RBV)强调为公司产生租金的资源和能力,并认为价值独占是企业建立持续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之一(Barney,1991:99-120)。价值占有确保了企业拥有尽可能多的可用资源,能够投资于未来价值创造;而价值创造也允许价值占有,但优先考虑价值创造而忽视价值占有,最终可能会阻碍公司从价值创造中获取利润(Wagner,et al.,2010:840-848)。在此思想指导下,企业通过合作与投资追求最大化价值创造和价值独占,并尽可能保持两者之间的动态平衡。在商业合作中,企业必须积极地将合作创造价值的一部分占为己有(Mizik&Jacobson,2003:63-76),并且采用隔离机制和隐性资源机制阻止合作伙伴侵占价值(Ellegaard,et al.,2014:185-198)。就投资而言,企业最大化对新产品、技术、资源、商业关系的持续性投资,以拥有独特性资产,提高竞争优势。尽管 ESG 投资能够创造一C中 国 非 营 利 评 论hina Nonprofit Review272 定的社会和环境价值,但侵占了企业有限的资源,削减了企业未来所能创造并占有的经济价值总量(Beal,et al.,2005:66-78;Nilsson,2009:5-31)。简言之,在价值独占思想指导下,ESG 投资阻碍了企业经济价值创造和占有,不利于企业成长,因此不在企业战略行动范畴内。2.ESG 理念下的价值转化思想ESG 理念由利益相关者观点发展而来。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企业应采取长期主义视角,权衡股东与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在实现经济价值创造的同时,兼顾社会与环境价值(Eccles&Viviers,2011:389-402;Jensen,2001:8-21)。在此基础上,ESG 理念提供了一个关键纽带,将非投资者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宏观层面上的社会与环境问题与股东价值联系起来(Cornell,2021:12-19)。企业价值不再是简单的短期经济绩效最大化(Erhemjamts&Huang,2019:61-79),而是长期视角下经济、社会与环境等多重价值之间的平衡与转化,企业通过社会价值创造实现经济价值的可持续增长。因此,ESG理念指导下的投资者在投资观念、视野与价值评估上产生根本性转变。一方面,投资者采取更长远的战略眼光,给予企业更长的发展周期,鼓励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投资者将企业创造经济、环境和社会价值的潜力同时纳入评估范畴,筛选具备价值转化以及多重价值创造能力的混合型组织(Crifo,etal.,2019:1127-1146)。因此,ESG 投资的逻辑起点在于打破资源基础观下的价值独占思想,强调经济价值、环境价值和社会价值之间的相互转化,是对企业价值管理认知的重塑。(二)ESG 披露与评价的逻辑起点1.传统经济学视角下的外部性问题外部性问题由 Marshall 和 Pigou 在 20 世纪初提出,指的是市场行为主体的私人活动对整个社会福利产生的有利或不利影响,分别称作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如果企业行为所产生的负外部性完全由公共部门和民间社会承担,可能会使得教育、卫生、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质量下降并引发“公地悲剧”(Kiernan,2007:478-485)。对于如何解决外部性问题,已有文献给出两种方案(Dahl-man,1979:141-162)。一是依托政府行动,通过强制性法规减少外部性的不利影响。但由于政府约束力量有限,强制性手段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外部性问题,273 ESG实践的逻辑起点基于系统文献综述的整合性研究框架且过多的政府干预还会导致市场效率下降,反而可能扩大外部性产生的负面影响。二是重构市场环境,推动企业主动将外部性内化(Randall,1972:175-183)。但基于收益-成本分析,企业进行外部性内部化的过高成本有违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因此,从传统经济学视角来看,外部性问题应属于公司内部决策的考量范围之外(Kim,et al.,2019:4901-4926),企业缺乏向外界披露非财务信息的有力动机。2.ESG 理念下的外部性内部化过程福利经济学家以及经济和环境政策学者提出,外部性内部化是社会经济福利最大化的重要条件(Bithas,2011:1703-1706)。交易成本则是造成外部性问题的根源,实现外部性内部化的关键在于降低企业与外部的交易成本(Dahl-man,1979:141-162)。交易成本概念最早由 Coase(1937:386-405)提出,指的是交易过程本身的固有成本,目的是对组织存在的意义以及组织边界的位置进行解释。Williamson(1975)进一步完善了交易成本理论,将交易成本定义为“经济制度运行的费用”,其存在的本质是基于个体有限理性而产生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若个体完全理性,那么在进行交易活动时可以获取所需要的所有关键信息,并对未来进行精准预测,就不会产生任何交易成本。通过对组织边界的拓展和模糊化,ESG 理念为降低交易成本,进而实现外部性内部化提供了创新性的解决方案(Barko,et al.,2021:777-812)。具体而言,ESG 理念下的收益-成本分析将企业与外部利益相关者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强调从宏观视角进行整体考量,将 ESG 问题与股东价值联系起来。此时,理想状态下的企业进行外部性内部化的交易成本趋近于零,且整体收益增加,企业有更强烈的动机创造社会和环境价值。为达成上述目的,企业需要向所有利益相关者提供完整的 ESG 信息,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和交易成本,最终实现外部性内部化过程(Barko,et al.,2021:777-812;Christensen,et al.,2021:1176-1248)。因此,ESG 信息披露与评价的逻辑起点在于打破了企业的传统组织边界,将外部性问题内部化,是对组织边界的重新定义。(三)ESG 治理的逻辑起点1.新古典经济学下的企业行为由单一逻辑主导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企业应遵循利润最大化原则,即在一定的资源要素C中 国 非 营 利 评 论hina Nonprofit Review274 与技术约束条件下追求经济产出最大化。基于此,企业任何对社会负责任的行为都受到经济利益驱使,而承担有损于利润的社会责任行为被视为一种错误。从制度逻辑视角来看(Thornton,et al.,2012),新古典经济学下的企业行为由单一的市场逻辑主导,任何 CSR 行为本质上需要服务于经济价值的增加,甚至 CSR 本身也被视作一种市场盈利行为(肖红军、阳镇,2020:37 53);除市场之外的逻辑,如环境、社会逻辑等往往被视为与市场逻辑存在冲突且难以调和。在市场逻辑主导下,只有进行 CSR 活动能够创造更多经济价值,企业才会在日常经营中主动承担相应的社会职能,但在现实情况下,这一条件很难实现。因此,企业通常将经济、社会和环境价值创造活动相互割裂,在获取足够的经济收益的基础上,企业会为了应对社会压力而被迫开展CSR 活动。2.ESG 理念下的企业行为由混合逻辑指导制度逻辑视角强调组织场域中不同制度逻辑之间的竞合与耦合对企业注意力焦点的动态影响,进而指导组织战略行为(Thornton,et al.,2012)。ESG 理念下的企业行为同时受到经济、环境和社会等多重逻辑的影响,企业需将注意力分配到不同的价值创造活动上。企业在满足不同逻辑之间相互竞争的需求时,还需平衡不同逻辑之间的冲突(Besharov&Smith,2014:364-381;Meyer&Rowan,1977:99-110)。通过将制度逻辑划分为手段与目的,Yan 等(2021:903-944)认为不同制度逻辑的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创新性组合,有利于实现多重制度逻辑在组织内部的融合与协同。在 ESG 理念指导下的 ESG 治理体系,对多重制度逻辑的融合与协同可以通过优化股东所有权、董事会结构和高管团队来实现(Alda,2019:1060-1071;Buchanan,et al.,2018:73-95;Nekhili,et al.,2021:3061-3087)。因此,ESG 治理的逻辑起点在于融合被视为相互冲突的制度逻辑,将组织由单一治理转换为混合治理模式,是对组织内部场域中多重制度逻辑的重构。五 总结ESG 是推动企业投入 CSR 活动的重要工具,对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已经成为各界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