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心智”与“有情”的历史感——范雪诗歌读札.pdf

中国现代文学论丛4 6 “综合心智”与“有情”的历史感范雪诗歌读札李海鹏 内容摘要:在当代新诗的写作谱系中间,青年诗人范雪的写作在诗学观念与方法等层面酝酿着颇具突破性的新质,这为当代新诗提供着某种新的历史想象力类型,其内在复杂性也隐含着某种别样的“综合心智”和对当代感性的言说形式。本文从三个方面出发,深入范雪诗歌的文本机制与观念构造。首先,分析范雪诗中抒情声音的位置感的几种类型;其次,探讨其位置感所带来的抒情的平衡感,进而揭示这种平衡感在诗歌结构意识与历史意识、精神感觉层面的呈现;最后,论证这种种抒情的特质使范雪诗歌获得了一种“有情”的“历史感”。若从“抒情传统”这一学术论域观之,范雪的诗歌为我们在当代新诗之中思索“有情”的内在丰富性与可能性,提供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样本。关键词:范雪“综合心智”抒情的位置 历史感一、抒情的位置:在“历史”与“心事”之间 马太福音 里曾记载过耶稣传福音时说的一句话:“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这句话把比喻抬到了至高的位置,在创世完成后,它就成了某种神谕。这样的表述,也着实让诸多历史上的思想家、文学家兴奋,很多人的谈论曾表现出与这句话同气相求的精神。而诗歌作为比喻的艺术,其精神也通“综合心智”与“有情”的历史感4 7 常被以神谕的面孔进行塑造。比如本雅明在其 论语言本身和人的语言 里就曾表示,诗人的语言是人类之中最接近上帝者,因为它是命名性的。中国新诗的发生受西方影响巨大,百年历程里,以诗歌而抒写神谕的极具超验意味的创作非常常见,这已融入中国新诗的血脉,成为自身传统的一部分,也已构成了相当一部分诗人、读者的审美无意识。从中国“内圣外王”的视角看,这种诗歌形态属于“内圣”的范畴,它比较“走心”,接近信仰层面的事情,尤其是现代西方自“上帝死了”以后,艺术被很多人当成替代性的宗教,这使得人们对诗歌的期待,越发体现在“内圣”的范畴内。在中国,很明显体现这一姿态的诗人、诗作,可能不一定直接勾连到西方的基督教传统,但是,通过诗歌创作来为中国的至高精神传统招魂(这有些“寻根”的味道),向至高的存在致敬、求索,则构成了这一向度内主要的诗歌理念,比如昌耀的 紫金冠,比如杨炼的诸多创作,比如已经逝去的海子。而范雪的诗歌创作价值并不体现在这一层面里。虽然她的诗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比喻,但是既不足够卓越,也并不是她的诗中最值得玩味之处。她的创作更多和所谓“外王”相近,也就是说,她诗歌的精神底色不是宗教性的、命名性的,而是极具历史哲学的意味。她的创作姿态,不追求先知的品性,而是很低,可以说极低,是尘世中一个小小弱女子,有知识而不自矜,有情商但不弄人,善观看但不是看客,在安静处敏锐地思考自己之所见,往往与时代的开阔与狭隘密切勾连,并坦然呈现一己的位置、悲喜和强弱。这样的姿态看似低微,但总能洞悉高昂头颅的事物,对这一点,诗人也是自知的:德 瓦尔特本雅明:论语言本身和人的语言,见陈永国、马海良编 本雅明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 9 9 9年版,第2 7 0页。中国现代文学论丛4 8 我年纪略小又是女子所以看得清各种伟大不过,还是让我们共勉吧 坐在中年师长的客厅里(2 0 1 1)范雪在诗中有着准确的位置感,这总会让她能以最适合的方式去观看、去言说。比如在写于美国的 乡间一日 里,抒情主人公作为一位留学生和拍摄者,拿着相机,以博物学的方式,在诗歌伊始,确定了自己的抒情位置:我在红土上的黄毛虫里发现迁徙的迷人,在含羞草闭合的世界里感受到新世界敞开。拍摄花鸟鱼虫之于我,可有可无的样子。范雪诗中的比喻,不是精度极高的微观行为,而经常是一种整体性的构架,就比如这首诗里借博物而发的比喻,“迁徙”和“新世界”构成了一种自我指涉,这实现的不是一句之内的漂亮,而是为整首诗设定了抒情的位置。后面的“可有可无”就是抒情主体对自身位置焦虑感的表达,这在诗中只是个开始,后面持续发展,“可有可无”一词在结尾再次出现,全诗由此完成。在这首诗中,范雪抒写了自己作为一个面临种种学术压力、就业压力的留学生的焦虑:我愈发无聊,琢磨心事,怎么发文章,怎样设计未来。和我相似的,是一个印度老头,辛苦避开真的真善美的西方社区。实有的焦虑构成了“我”的“心事”,一己的心事也是诸多学术从业者的“心事”,所以,作为与之相同的人群,我读到这几行诗会很有共鸣,这样的一己心事实际上是对历史的书写,诗人在这样“综合心智”与“有情”的历史感4 9 的书写中让语言暗自走进了历史的内部。可以说,“心事”和“历史”是范雪诗中最重要的两个主题,它们总会以不同的方式、以极好的位置感发生关联,而不是彼此孤立,这首诗就是对此很好的证明。而2 0 1 2年写于新加坡留学期间的 赤道,则更加清晰,诗歌开篇,范雪写道:只有带着足够的历史感才能起兴所以在罗马、在纽约、在莫斯科、在台北人多感慨,灵魂也敏感,无数瞬间通体发颤还是更在乎欺负了自己的人文明确实有高下,我也想节省生命,心里只装高端知识而此刻,眼前风吹过树冠,阴影向远处流淌“只有带着足够的历史感才能起兴”,这句诗可以说触到了范雪诗歌观念的核心。如前所述,历史感是范雪诗歌中非常重要的构成因素,这是对她的诗近于“外王”很好的揭示。在这首诗里,面对所谓几个大城市所代表的高度发达的文明形态,身居赤道的诗人再次找到了自己的抒情位置,以此方式,这首诗的书写就在全球化的历史框架下得以完成,也就是说,虽然诗人身居赤道,属于所谓“文明的边缘”,但是抒情的位置并不是盲人摸象,而是具有整体视野,能够在历史之中明察秋毫地完成抒情。有时候,范雪的抒情位置并不是如上面几首诗在外部世界的开阔之中确定,而是在一种向内的蜷缩中确定,这很有女子的特点,但是范雪的处理,并未让抒情声音在这种明显内收的姿态和定位下走向内向,相反,这样的位置感反倒为抒情的爆发提供了反向空间,诗歌因此也往往抵达某种内心的亢奋和语速的迅疾。比如2 0 1 4年写于美国的 冬日午后客厅,诗人蜷缩在一室之内,以年轻女孩子的典型姿势,就像冬日里沙发上满怀心事的小猫,抒情的中国现代文学论丛5 0 位置在第一行就已确定:坐在沙发上,怀里抱着一双腿脚。抒情主体就以这一姿势开始思考和言说,主要内容是对未来的焦虑,不知自己未来的生活、工作如何实现安全着陆,诗歌就在这一主题下发展着,在高潮处,抒情声音变得异常强劲:想象安全着陆一万遍,从好学生,到好人,到好好好,你好吗?你好吗?不好,接着我么?安全是多么自我循环的概念。从天真到经验,怎会是堕落?我高涨的体察的热烈。这两节中的第一节是典型的范雪式抒情,语速很快,俏皮而聪明,“从天真到经验,怎会是堕落?”这句诗也是触到了范雪诗歌内核的句子,它由此具有了元诗的意味。这句诗表层是诗人对自身生活史的总体性诘问,而另一层则是表达了与“内圣”式抒情相反的诗观,即不在内心细腻、清洁的天真里自傲,而是深入外在经验本身的粗糙中去,以别样的、但并不差的敏感。这不会导向诗歌的堕落,而是指向另一条写诗之途,范雪就是这旅途中人,这也是她做出的勇敢选择:精神科医师,你见过四世同堂妻和子顺的诗人么还是你光顾着伸张发达与自由的内心我其实已经被你迷住了,情深意切,不抱怨不讽刺但生活有那么多实与虚的障 给海子(2 0 1 1)“综合心智”与“有情”的历史感5 1 二、抒情的平衡:在“人事”与“回魂”之间位置感之外,范雪诗歌的另一内在特点是平衡感极好。二者在其诗中也并非独立的能力和向度,而是互有关联、彼此配合,不是舞台上的一个独唱接着另一个独唱,而更接近乐坛中曾经风靡一时的组合形式。从范雪的许多诗中,我们看到,她对位置感的选取方式,实际上必然暗含着对诗歌平衡性的内在要求,因为她所选取的抒情位置,往往开阔,指向的是危机和余地雌雄同体的真诚讨论,既不是世故性地“各打二十大板”了事,也不像 老残游记 里的清官那样,因为自己不贪,就可以草菅人命地将判断定于一端。因此,在范雪最好的诗里,位置感的确定总会带来平衡感极佳的诗意推演,我们读多了,也自会生出此种阅读期待,比如2 0 1 1年写于新加坡的 午夜印度街 开头:远程客机,冷空调的塑料味还渗在衣料纤维里。于是,用火锅接风,一盆杂物也不知该对准什么。为远程而来的友人接风,成为这首诗叙事的缘起,然而“有朋自远方来”,未必“不亦乐乎”,范雪在全诗伊始,借助火锅为我们端来的却是迷惘。“也不知该对准什么”这一明显揭示精神危机的表述锁定了这首诗抒情的位置感,因之而起的摇摆与求索则构成了整首诗的后续发展路径:上述情调也容易受批评。可不愿滑向反思,一块酒闷牛肉,汁液如泣如诉友人相聚,难免分享记忆,而饮食的“汁液”在诗中成为记忆与言说的借喻,如张爱玲 倾城之恋 中的胡琴声一样,提示着时间与中国现代文学论丛5 2 叙事的危机。这两行诗所表征的平衡性在于,范雪意识到“上述情调”所存在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抒情声音因此可以理所当然地选择由“反思”所带来的“反面情调”,在这个意义上,“滑向”一词用得很恰当,它揭示了这种非此即彼的逻辑惯性的内在无力感,揭示了这种貌似极具思考性的选择的内在的历史无意识,在此逻辑下,反思的丰富性已被极大地消耗,由此造成的选择模式只剩下一具失衡的杠杆,从一端苍白地压向另一端,如此往复。对于全诗开头给出的位置感来说,这失衡杠杆的任何一端都不是范雪要“对准”之处,在选择面前,抒情的声音由此保持了其平衡性,m i x在“汁液”的言说中(“汁液”意象是这首诗的纵轴,总会在全诗的演进节点上出现)。平衡性的保持,就意味着精神危机的存在,诗人并非不想克服,只是两个选项无一让她真正倾心,她想要的答案并不是对“上述情调”所隐喻的物化世界或曰不加反思的个体性经验的全然认同或全然反对,这与其说是克服了危机,不如说是逃避了危机,逃避危机就意味着取消了起兴的契机。可以说,个体性经验与结构化历史之间所达成的精神平衡,以及这平衡中暗含的不可克服,构成了范雪诗中的“历史感”,或曰“起兴”的契机,也构成了范雪诗中的结构性张力与诗意推演的内在动力学。“真正的言说便是不可言说”,即使拥抱综合心智,这也早已成为纯诗主义者们老生常谈的语言意识与乌托邦(如不知其所以然,乌托邦便滑入了意识形态)。有趣的是,在范雪这里,“历史感”取代了前者诗中“纯语言”的位置,“真正的克服便是不可克服”,这意味着,范雪的写作中暗含了对另一种类型的综合心智的追求。1 9 9 0年代中国新诗中对“综合心智”的表述,肖开愚的一段话最为著名:诗最好还是能够带领读者飞翔。纵然大同小异的叙事诗造成了拥挤和阅读事故,叙事技巧本身并不应该对此负责,技巧高超的诗人会在他的作品里布置一些秘密的隧道,读者可以随时停下来“综合心智”与“有情”的历史感5 3 转入另外的方向。最有才能的诗人会在诗里铺设一些跑道,读者一旦发动起来就可以起飞。这些诗人之所以在他们的叙事技巧成为时髦的模仿对象后不被困住,得益于他们的综合才能。“飞翔”一词暗中延续的仍是某种二元论调,这意味着对一种纵向超越性维度的信仰,其最终目标是抵达一个不可抵达且迥异于此岸世界的绝对世界。而掺入“叙事”所要实现的综合心智,无非要将“绝对”自上而下地引入此岸世界中,其姿态与心智,仍是一种纵向的二元论精神与艺术张力结构。范雪诗中呈现出的综合心智与此不同,正如“外王”姿态所揭示的,她对绝对世界既没有渴望,也缺乏信仰,其心智是一种横向的联动:不在纵向超越性维度中寻找解决此岸世界危机的方式,而是“此岸事,此岸毕”,从个体性经验与结构性历史之间努力平衡出的“历史感”,以及由此而生的平衡的(而非超越的)诗歌结构意识,构成了范雪诗中的综合心智。这也就是说,范雪诗歌中的抒情意味不在于追求彼岸之绝对,而是越在此岸世界中周旋与求索,就越能获得抒情的价值与意义。如此,我们才能理解这首 午夜印度街 中迷人的一行:越揣测人事,越夜回魂凭借着对“历史感”的追求,范雪最好的诗总能实现恰到好处的精神平衡与抒情平衡,就像“人事”与“回魂”之间所达成的结构性平衡一样。有时候,寻求“历史感”而不得的危机,也构成了一种“历史感”,至少构成了抒情的契机,比如2 0 1 2年的 纪念夏天:此处百年前来过梁启超和歌姬殖民者的宿舍参观了台湾的旗帜也迎风飘扬着但也许是风景太粗造,难以起兴肖开愚:当代中国诗歌的困惑,读书1 9 9 7年第1 1期。中国现代文学论丛5 4 夕阳和沙滩不过是又脏又乱孟浩然诗云“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无论古今,“人事”与“回魂”之间总是存在着联动的欲望。与恋人去历史风景中旅行,本应从遗迹、故居中提取出有效的“历史感”,但怎奈消费景观太过粗制滥造,难以获得情境主义式的领悟,诗人没能从风景中获得足够的“历史感”,这意味着个体性经验与结构性历史之间没能形成横向联动,其结果便是“难以起兴”,这引发了抒情的危机。有趣的是,正如纯诗主义者们面向不可言说的言说,范雪这首诗是一次难以起兴的起兴。但其可贵之处在于,在横向联动的失败中,诗人仍然保持住了抒情的平衡:心情忽然一扫凑些历史感的愿望把台湾并不美味的食物塞进熟悉也珍贵的食欲里身处消费时代,个体性经验往往是景观化的,结构性的历史感也总是在景观中消隐,我们眼前的历史遗迹,也成了历史的景观化表象,因此,要想从景观中突破,完成个人与历史之间的横向联动,往往是困难的,这实际上已经构成当代人的一种典型经验。正因如此,这首诗的好处就在于,抒情主体并未因这次失败而陷入虚无主义,面对失败的危机,仍能为自己留下平衡的余地:“凑些历史感”,可能反倒离真正想要的“历史感”更远,莫不如反诸己身,“努力加餐饭”,尊重个人经验的具体性,虽不能实现横向联动,但身陷景观的隔绝中,仍然可以保持精神的平衡,从而实现起兴的可能与抒情的平衡。这构成了某种清晰的伦理抉择:从景观中突破,往往构成历史的虚妄;但景观中的肉身,在景观之内也仍可明确自己的位置感,并由此实现结构性的调整与平衡,最终建构出一种富有启发性的抒情机制。这既是一种政治伦理,也是一种诗歌伦理。在范雪的诗里,抒情的平衡性也往往构成一种显性的文本风“综合心智”与“有情”的历史感5 5 格,这在2 0 1 0写于新加坡的短诗 赤道 中表现得最为典型:赤道暖风吹得游子醉失了时间,南洋小楼里歌舞起红粉重幔,有洋人操一口英文环形大学校园,问你好吗你的政府还不好吗?夜里北四环以北海淀路十字路口,有街人回头,有沙尘回头,有大楼回头,梦回原乡筛金沙流光,祖国不再少年;同学还有青春。两节诗给出了两个地址,一个是南洋校园中真实的“人事”,一个是海淀原乡中午夜的“回魂”。在二者的联动中,一虚一实,却答非所问,两节诗构成了有趣的对位,这使得这首诗看上去宛如一首古词的上下两阕。面对“洋人”恃强凌弱的问题,诗人并未作出民族主义式的回击,而是为自己做了一次梦归故里式的神游,看似答非所问,但实际上跳出了作答的陷阱。面对这无法回答的问题,最好的办法莫不如呈现出这一问题内在的困境,当然,这也是答案的困境。这首诗文本上的结构性平衡,正是来自对困境的保存以及由此而来的余地。范雪把困境摆在这里,不在现有“人事”的时空限制里想象式地回答它,从而让貌似真切实则虚构的答案将“历史感”消解,而在看似虚构实则真切的“回魂”中敞开一种对位法式的张力空间,从而将困境保留 对困境的保留就是对“历史感”的保留。这样的内在意识,便构成了这首诗外在平衡、对仗的文本风格。在范雪写得最好的诗里,批判与自省、个人与历史、物质与精神总能达到很好的平衡,它指向个人面对历史时更为完整的态度,是另一种类型的综合心智。成年以后走南闯北,多年来求学、工作于“南洋”、“西洋”、“北洋”,范雪早已获得了国际视野,也见识了中国现代文学论丛5 6 “道”、“器”、“体”、“用”诸象的强弱消长。但她在诗中要呈现的,既不是对西方中心主义恃强凌弱的批判,也不是对义和团精神以弱胜强的嘲讽,而是把强弱转化成结构性因素,在诗歌中实现包括伦理、精神、文本风格在内的多重平衡。这会让人想起萨义德在 文化与帝国主义 中所谈及的“文化形式”的“不纯”感,虽然范雪诗中所言,要比后者所触及的后殖民语境更为晚近:“文化与帝国主义都不是静止不动的。因此,它们之间的历史联系是能动的、复杂的。我的主要目的不是把它们分开,而是联系起来。我对此感兴趣主要是由于哲学与方法论的原因,即文化形式是复合的、混合的、不纯的。而现在已经是把对它们的分析与实际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了。”三、“有情的历史感”:在“有志”与“留心”之间1 9 7 1年,陈世骧在当年的美国亚洲研究学会比较文学讨论组致辞中提出了“抒情传统”的概念,他将其指认为中国文学的传统,并以此昭示与西方文学传统之间的差异性:“体认 抒情精神 为中国乃至远东某些文学传统的精髓,或许有助于解释东西方之间在传统形式和价值判断上很多不同的甚至相互矛盾的现象。”放眼当时语境,陈氏的意图相当清晰,他将“抒情”指认为中国文学的传统,是要在比较文学的视域下确立中国文学的主体性,并以此为中国文学在当时“强敌环伺”的世界文学结构中找到其有对话余地的位置感。陈氏以降,对“抒情传统”的讨论,在海内外华文文学研究者中间不断展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章之一便是王德威的 美 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 0 1 6年版,第1 7页。陈世骧: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 陈世骧古典文学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 0 1 5年版,第67页。“综合心智”与“有情”的历史感5 7 “有情”的历史 抒情传统与中国文学现代性,他在文中提议将“抒情”确立为“革命”、“启蒙”之外,代表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另一面向。由此,迥异于因与“革命”、“启蒙”密切关联而成的“史诗”传统,2 0世纪中国文学便获得了一个“有情”的历史。它所召唤的是一种去政治化的意识,它所青睐的,不是具体的历史实感,而是超越历史语境的“抽象的抒情”,并希望借此来突破中国现代文学中弥漫的、为夏志清所批判的“感时忧国”之弊。诚如王氏所论:“现代中国写作能够成其大者,除了感时忧国外,无不也是关注语言、用以思考、呈现内心和世界图景的好手。通过声音和语言的精心建构,抒情主体赋予历史混沌一个(想象的)形式,并从人间偶然中勘出审美和伦理的秩序。”这样的论述,看似为中国文学传统(或许也只是柄谷行人颠倒装置意义上的“传统”)确立其主体性,但“抒情”由混沌到形式的赋予,怎么看都像席勒 美育书简 中“从感性冲动上升到形式冲动”的美学表述,在这一点上,王氏“抒情”所确立起的主体性是可质疑的。更重要的是,“形式”意味着对历史实感的超越与抽象化,放眼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的历史语境,这种意识暗中传达的是,“有情”与历史实感,尤其是与政治所代表的结构性历史之间形成了对立关系。这种意识的内在封闭性与缺憾,已经为许多学者所回应。比如,姜涛在借考查沈从文1 9 5 0年代“土改”经验时,就对其进行了认识论上的纠正:“有情 也可能是一种 热情,它不只生成于主体的寂寞之中,同时也可以在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中被不断打开、转置并重造。这是检讨 有情 之限度的同时,有必要注王德威:“有情”的历史 抒情传统与中国文学现代性,见陈国球、王德威编 抒情之现代性:“抒情传统”论述与中国文学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 0 1 4年版,第7 4 1页。同上,第8 1 3页。中国现代文学论丛5 8 意到的一点。”范雪诗歌的“综合心智”,为我们打量“有情”的内在可能性与丰富性在当代中国年轻诗人中的实现问题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样本。如前所述,范雪诗歌中的“综合心智”呈现为个体性经验与结构性历史之间的横向联动关系,换成沈从文的表述,正类似于“有情”与“事功”之间的综合。而且,细细拜读起来,范雪写诗,“有情”也并不只是对个体性经验的符号学隐喻,她确实在诗中写到了很多“情”。比如2 0 1 1年的 岛屿的几个瞬间:中国少女坐在蓝光闪耀的酒吧里方形肌肉的西方人晃动着白色的海洋,液态的落日中国女孩这些年,放松了许多酒吧里洋人拿支喜力,眼光放射,四下里求交流而我可爱的朋友们自h i g h着发明只为喝酒的游戏他们也不在意这是金边,吉隆坡或普吉岛西洋人更不在意,这就是他们世界的模拟当然我也不知道能以哪种方式去留心诗中呈现的景观,宛如中国古代世情小说的当代变体。个人的情与欲,放在南洋的酒吧里,便突破了“主体的寂寞”,获得了结构性的意义,“有情”在当代国际视野里,获得了其位置感极佳的“历史感”。这不是“抽象的抒情”,而是在“中心/边缘”、“西方/东方”精神结构中展开的抒情,这样的书写,将“有情”引向了一种内在于当代国际政治学的抒情结构之中。有时候,即使不将“有情”姜涛:“有情”的位置:再读沈从文的“土改书信”,文艺争鸣2 0 1 8年第1 0期。“综合心智”与“有情”的历史感5 9 放置在如此开阔的国际性场域中,而只是谈论自我与父母之间的感情,范雪也仍能以颇具历史唯物主义敏感的方式,注意到自我的变化所引发的亲情的结构性调整:孩子永远料不到父母终于会想起来和自己说些什么母亲在电话里说盼着一起生活给你做饭仔细想想,这是多么可贵的感情孩子是最忠诚的护主动物但到了某个时刻,忠诚就过期了暗地里有个法则叫人更换品格,升级作家长父母在,不远行孔子讲过的,是善的可社会变了,讲孔子的老师也不愿说出新一套规矩让人照做就好 有情的(2 0 1 2)范雪写诗,以情商取胜,而且又因为她视野开阔,所以情商每每能够冲破寂寞自我的小范围,获得结构性的意义。由此而言,范雪诗中的“情”,以及由此生发的“抒情”,并未囿于王德威所说的“有情 的历史”,而是对结构性历史以及具体的历史实感始终保持生动的关注与体悟,其结果,是范雪的抒情呈现出“有情 的 历史感”。诚如姜涛所说:“有情 不仅是文学性的,更是政治性的,指向了社会重造过程中一种主体情感、意志的焕发状态,有情 与 事功 的综合,也就不单纯是一个经验整合问题,而更要寄希望于中国现代文学论丛6 0 一种人与社会关系的重造,一种个体能动性与社会组织性的内在协调。”范雪的抒情,便与姜涛的观念之间形成了呼应。虽然我们一定相信,范雪的诗歌可以写得更好,并且越写越好,但其面貌与可能性与“优秀的因循守旧”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有情的 历史感”造就了范雪抒情的实感与格局,这或许是其诗歌最具启发性的地方。范雪的抒情,有异于1 9 9 0年代诗歌的叙事,也不是“诗就是诗”式的抒情,更没有花哨的修辞术,似乎只有以情动人,以异常聪明的方式。即使在聚焦于“恋人絮语”式的女儿心事时,也仍然不废某种“外王”式的巾帼之想:读书小儿也哽咽,有人说这悲伤了一代人。但你我积极至今为了什么?不是男和女远怨近亵,对着池塘照镜子,要明白也不是尊卑与知己,你有志造人生,让我从寂静中抽身,做实了天天。与卿书 读余英时 (2 0 1 0)(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姜涛:“有情”的位置:再读沈从文的“土改书信”,文艺争鸣2 0 1 8年第1 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