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中国出口形势展望与应对.pdf

14本期聚焦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 决定）中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可以说这一原则指明了深化改革的基本方向。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二十大报告对此提法也一再重实际出口表现可能强于预期。节奏上，今年出口同比会呈现前高后低的走势。国内生产修复的红利以及去年34月疫情干扰带来的低基数，预计二季度出口同比增速表现会偏强；三季度伴随欧美需求走向衰退，中国出口压力显现；而去年四季度基数相对较低，出口同比或将再度反弹，即全年呈现出N型走势。其一，全球经济低迷引起贸易总量萎缩、出口订单不足。今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国际贸易竞争更趋激烈，韩国、越南、中国台湾地区年初出口都出现大幅负增长，电子消费品与劳动密集型产品拖累出口。2023年一季度，韩国出口金额累计同比下滑12.6%，制造业商业景气预期指数处于历史低位；一季度越南出口金额累计同比下滑11.9%，越南纺织品、塑料制品、手机及零配件等多个品种出口同比下滑超15%，只有交通工具及零配件出口同比正增长。一季度中国台湾地区出口金额累计同比下滑19.2%，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出口同比下滑超20%，对中国大陆出口和进口都同比下滑17%，这显示出电子类外贸需求压力持续加大。中国PMI出口新订单指数回升至荣枯线以上，主要是由于疫情对供给压制的消退，以及外贸企业出海抢订单的贡献。往后看，随着供给侧阶段性利好因素消退，而外需逆风持续，企业抢订单难度将加大。其二，美联储加息衍生金融风险，加大对美出口下行压力。当前美国居民商品消费已经大幅走弱，消费品出口普遍承压，而美国企业端生产相关的通用设备出口需求相对较好。但随着美联储持续加息，美国融资端和金融端流动性收紧，企业资本开支意愿也将趋于保守，由此引发生产设备、生产原料和中间产品的需求或将萎缩。今年3月欧美银行爆发流动性危机之后，企业端和金融端压力加大，可能进一步向居民消费端传导。企业经营为了减少开支可能导致裁员，居民收入和消费信心下降。今年美联储加息对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抑制作用将更加显著，金融风险的传导或将进一步压制外需，中国对美出口将面临更大的压力。其三，全球高通胀趋于缓和，价格因素对出口的贡献减弱。去年高通胀抬高生产成本，出口产品涨价效应对出口金额增长起到了支撑作用。对海关总署编制的贸易指数作量价拆分，去年8月以来，出口数量就对整体出口增速起着负向拖累作用。今年除了出口数量的萎缩之外，还需要关注出口价格效应的弱化。今年2月份出口价格指数同比增长6.3%，已经降至2021年8月以来的最低值，未来几个月出口价格或将进一步下行。中国出口特别是化工等中间产品的出口表现与成本竞争力密切相关。若下半年海外宏观政策维持高利率，国际高通胀持续缓解，下行速度快于国内价格下行速度，国际国内价差收窄，中国出口工业品的价格优势将减弱。其四，供应链“去中国化”延续，产业转移加剧出口竞争压力。在大国博弈的大背景下，美国拜登政府持续推动产业链重构，减少对中国出口商品的依赖。今年一季度，对美出口占中国全部出口的份额仅为14.0%，是近年同期的最低水平。尽管产业转移一定程度上是贸易分工和结构升级的结果，但需要警惕外商直接投资收缩以及高端产业链外迁对出口竞争力的冲击。今年一季度，我国进料加工贸易同比增速为-12.1%，远远高于出口整体降幅，考虑到加工贸易由外资企业主导，这反映了产业外迁对出口的压力。东南亚地区出口价值链与我国存在一定的相似度，虽部分中间产品仍依赖于中国，但消费品出口已对我国造成一定的竞争压力。2022年美国占越南出口的30%，而中国占越南进口的33%，越南承担了产业转移的中转地角色，分流了我国电子、纺织等部分产品的出口。三、稳外贸政策的五大方向加大力度稳外贸优结构，是稳增长和扩大内需政策的重要抓手。求是 杂志发表的 当前经济工作的几个重大问题 强调，要继续发挥出口对经济的支撑作用。今年4月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沿 线 国 家 出 口 同 比 大 幅 增 长25.3%。尤其是中国对东南亚出口韧性较强，一季度对东盟出口同比增长17.9%，拉动中国出口同比增长2.6个百分点。RCEP贸易协定深化落实，东南亚航线扩容，集装箱运价回落等因素都支撑了对东盟出口增长。此外，随着中俄深化合作关系，中国对俄商品出口维持高增长，3月份对俄罗斯出口同比大增136%，一季度合计拉动出口同比增长0.9个百分点。分产品类型看，电子类消费品出口下降，而具备生产优势的汽车、化工、钢铁出口高增长。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竞争力较弱，在出口遇冷时首当其冲，一季度相关产品出口波动剧烈。12月服装、鞋靴、塑料制品出口同比增速为-14.9%、-11.9%、-10.2%，但3月同比大幅反弹至31.9%、32.3%、26.6%，走势不确定性较高。电子消费品出口需求持续低迷，一 季 度 自 动 化 处 理 设 备（-30.0%）、集成电路（-17.9%）、手机（-9.8%）出口同比均大幅负增长，合计拖累出口整体增速3.5个百分点。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新优势产品出口表现十分亮眼，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新三样”产品一季度合计出口同比增长66.9%，拉高了出口整体增速2个百分点。受益于中国新能源产业链的全球竞争力，一季度中国汽车和底盘出口同比增长81.6%。此外，受益于国内保供稳价带来的成本优势，国际国内价差驱动出口，一 季 度 成 品 油 出 口 同 比 增 长7 7.1%，钢 材 出 口 同 比 增 长35.3%，拉高了出口整体增速1.6个百分点。分企业主体看，外资企业出口份额下降，而民营企业积极抢订单、出口份额上升。去年全年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出口份额分别为8.0%、60.2%、31.7%。今年12月，外资企业出口同比增速为-17.8%，降幅高于私营企业出口同比的-1.9%，导致外资企业的出口份额下降至30.7%，民营企业出口份额上升至60.9%。外资企业对全球经济周期更加敏感，在海外经济下行背景下主动收缩生产、减少用工，外企出口快速下降；而民营企业信心仍处于复苏阶段，今年年初出现了一波企业出海抢订单热潮，目的地覆盖欧美、南亚、非洲多个市场，促成了民企出口份额上升。分地域出口看，东部外贸大省出口下降明显，而中西部省份出口持续高增。出口规模上，广东、浙江、江苏、山东、上海依旧位列前五，前2个月出口同比增速分别为-17.2%、-13.7%、-12.8%、-1.4%、-12.1%，合计拖累全国出口同比9个百分点。中部省份承接国内产业转移，湖南、江西、河南前两个月出口同比高增58.7%、43.8%、20.1%，对全国出口同比分别拉动0.8、0.9、0.5个百分点。西部省份加快建设陆海新通道，对一带一路沿线贸易快速增长，新疆、广西前两个月出口同比增速分别为76.1%、41.1%。然而，由于中西部省份外贸基数较低，出口增长尚不足以对冲东部出口大省的下滑。二、未来中国出口总体承压 出口结构仍有亮点今年中国出口面临的形势仍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是结构性和区域性的，但挑战是周期性和全球性的。中国国内产业结构升级与区域分工协作是出口竞争力的支撑，而国际经济周期下行和全球贸易需求萎缩则是出口承压的主要原因。具体而言，中国一季度出口开局平稳、逐月向好，市场预期改善，这是国内广大外贸企业发挥活力、主动作为的体现，也是国内产业链供应链较具韧性的体现。尽管如此，外需不振和地缘政治等多方面因素将对今年我国的出口带来重大挑战，在全球贸易总量下行的背景下，中国保住当前出口份额已殊为不易。展望全年，出口总体上承压，全年出口仍将经受寒冬考验，但出口结构仍有亮点。接下来，海外需求疲软、国际金融风险蔓延、价格贡献因素减弱、产业转移加剧四重压力叠加，将使得今年中国出口仍处于下行趋势。若今年出口月环比采用过去十年的平均数预测，年度出口预计将负增长6%左右。我国经济韧性强、政策空间大、企业活力足，近期，社会各界对中国出口形势的讨论较多。从去年四季度开始，中国出口快速转向两位数负增长，港口货运和出口订单迅速萎缩，市场主体担忧外贸寒冬的到来。今年一季度，伴随国内稳增长政策实施，疫情对生产的制约缓解，同时稳外贸持续推进尤其是向“一带一路”经济体出口较好，出口同比由负转正，外贸的悲观预期有所改观。中国出口大幅波动的过程中不乏结构性亮点，这反映出中国的竞争优势依然明显、较具韧性。展望全年，在全球性、周期性因素的带动下，未来欧美经济仍存在衰退风险，叠加美国对华仍试图采取断链脱钩的做法，中国出口形势仍错综复杂，大概率弱于疫情期间增速，必须未雨绸缪、通盘考虑。从政策角度，未来稳外贸措施重点要放在支持企业稳订单、拓市场方向，从改善企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入手；同时积极推动核心关键领域重点攻关，避免供应链风险对生产的冲击，进一步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一、当前中国出口形势：总量反弹，结构分化过去三年出口高增，对稳定国民经济运行、保障居民就业起到了重要作用。各部委出台了一系列稳增长、稳外贸的政策措施，也取得了积极效果。自去年四季度开始，中国出口逐渐步入负增长；今年一季度得益于国内供应链复苏、企业抢订单热潮，出口超预期由负转正。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美元计价外贸数据，去年12月出口同比两位数负增长，而今年12月出口同比增速为-6.8%，3月出口同比增速为14.8%，随着国内供应链有序恢复，出口实现了超预期的反弹。环比数据反映的出口反弹力度更大，3月出口金额较12月均值增长了24.7%，与2020年3月复工复产时期出口环比的26.4%十分接近。但从一季度整体来看，出口金额合计同比增长仅0.5%。中国出口总量承压的背后，结构上有亮点。近期不同出口市场、不同产品、不同市场主体、不同地域方面冷热不均，出口结构呈现“四降四升”的特征。分出口市场看，对美出口大幅下降，而东南亚等新兴市场出口攀升。美国国内加息仍在持续，抑制经济增长，美国居民商品消费需求萎缩，导致对美国市场的出口大幅下降。一季度对美出口同比增速为-17.0%，较去年四季度增速进一步下滑，拖累全部出口同比2.9个百分点。一季度对欧盟、日本出口同比增速分别为-7.2%、-2.7%，显示发达市场外贸需求普遍疲软。与欧美市场大降不同，一季度对“一带一路”稳外贸政策要扬优势、补短板，从开拓出口市场、巩固产业基础、扩大吸引外资、稳住加工贸易、发展贸易新业态这五大方向入手，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罗志恒丨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方堃丨粤开证券宏观分析师2023年中国出口形势展望与应对15沿 线 国 家 出 口 同 比 大 幅 增 长25.3%。尤其是中国对东南亚出口韧性较强，一季度对东盟出口同比增长17.9%，拉动中国出口同比增长2.6个百分点。RCEP贸易协定深化落实，东南亚航线扩容，集装箱运价回落等因素都支撑了对东盟出口增长。此外，随着中俄深化合作关系，中国对俄商品出口维持高增长，3月份对俄罗斯出口同比大增136%，一季度合计拉动出口同比增长0.9个百分点。分产品类型看，电子类消费品出口下降，而具备生产优势的汽车、化工、钢铁出口高增长。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竞争力较弱，在出口遇冷时首当其冲，一季度相关产品出口波动剧烈。12月服装、鞋靴、塑料制品出口同比增速为-14.9%、-11.9%、-10.2%，但3月同比大幅反弹至31.9%、32.3%、26.6%，走势不确定性较高。电子消费品出口需求持续低迷，一 季 度 自 动 化 处 理 设 备（-30.0%）、集成电路（-17.9%）、手机（-9.8%）出口同比均大幅负增长，合计拖累出口整体增速3.5个百分点。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新优势产品出口表现十分亮眼，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新三样”产品一季度合计出口同比增长66.9%，拉高了出口整体增速2个百分点。受益于中国新能源产业链的全球竞争力，一季度中国汽车和底盘出口同比增长81.6%。此外，受益于国内保供稳价带来的成本优势，国际国内价差驱动出口，一 季 度 成 品 油 出 口 同 比 增 长7 7.1%，钢 材 出 口 同 比 增 长35.3%，拉高了出口整体增速1.6个百分点。分企业主体看，外资企业出口份额下降，而民营企业积极抢订单、出口份额上升。去年全年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出口份额分别为8.0%、60.2%、31.7%。今年12月，外资企业出口同比增速为-17.8%，降幅高于私营企业出口同比的-1.9%，导致外资企业的出口份额下降至30.7%，民营企业出口份额上升至60.9%。外资企业对全球经济周期更加敏感，在海外经济下行背景下主动收缩生产、减少用工，外企出口快速下降；而民营企业信心仍处于复苏阶段，今年年初出现了一波企业出海抢订单热潮，目的地覆盖欧美、南亚、非洲多个市场，促成了民企出口份额上升。分地域出口看，东部外贸大省出口下降明显，而中西部省份出口持续高增。出口规模上，广东、浙江、江苏、山东、上海依旧位列前五，前2个月出口同比增速分别为-17.2%、-13.7%、-12.8%、-1.4%、-12.1%，合计拖累全国出口同比9个百分点。中部省份承接国内产业转移，湖南、江西、河南前两个月出口同比高增58.7%、43.8%、20.1%，对全国出口同比分别拉动0.8、0.9、0.5个百分点。西部省份加快建设陆海新通道，对一带一路沿线贸易快速增长，新疆、广西前两个月出口同比增速分别为76.1%、41.1%。然而，由于中西部省份外贸基数较低，出口增长尚不足以对冲东部出口大省的下滑。二、未来中国出口总体承压 出口结构仍有亮点今年中国出口面临的形势仍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是结构性和区域性的，但挑战是周期性和全球性的。中国国内产业结构升级与区域分工协作是出口竞争力的支撑，而国际经济周期下行和全球贸易需求萎缩则是出口承压的主要原因。具体而言，中国一季度出口开局平稳、逐月向好，市场预期改善，这是国内广大外贸企业发挥活力、主动作为的体现，也是国内产业链供应链较具韧性的体现。尽管如此，外需不振和地缘政治等多方面因素将对今年我国的出口带来重大挑战，在全球贸易总量下行的背景下，中国保住当前出口份额已殊为不易。展望全年，出口总体上承压，全年出口仍将经受寒冬考验，但出口结构仍有亮点。接下来，海外需求疲软、国际金融风险蔓延、价格贡献因素减弱、产业转移加剧四重压力叠加，将使得今年中国出口仍处于下行趋势。若今年出口月环比采用过去十年的平均数预测，年度出口预计将负增长6%左右。我国经济韧性强、政策空间大、企业活力足，近期，社会各界对中国出口形势的讨论较多。从去年四季度开始，中国出口快速转向两位数负增长，港口货运和出口订单迅速萎缩，市场主体担忧外贸寒冬的到来。今年一季度，伴随国内稳增长政策实施，疫情对生产的制约缓解，同时稳外贸持续推进尤其是向“一带一路”经济体出口较好，出口同比由负转正，外贸的悲观预期有所改观。中国出口大幅波动的过程中不乏结构性亮点，这反映出中国的竞争优势依然明显、较具韧性。展望全年，在全球性、周期性因素的带动下，未来欧美经济仍存在衰退风险，叠加美国对华仍试图采取断链脱钩的做法，中国出口形势仍错综复杂，大概率弱于疫情期间增速，必须未雨绸缪、通盘考虑。从政策角度，未来稳外贸措施重点要放在支持企业稳订单、拓市场方向，从改善企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入手；同时积极推动核心关键领域重点攻关，避免供应链风险对生产的冲击，进一步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一、当前中国出口形势：总量反弹，结构分化过去三年出口高增，对稳定国民经济运行、保障居民就业起到了重要作用。各部委出台了一系列稳增长、稳外贸的政策措施，也取得了积极效果。自去年四季度开始，中国出口逐渐步入负增长；今年一季度得益于国内供应链复苏、企业抢订单热潮，出口超预期由负转正。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美元计价外贸数据，去年12月出口同比两位数负增长，而今年12月出口同比增速为-6.8%，3月出口同比增速为14.8%，随着国内供应链有序恢复，出口实现了超预期的反弹。环比数据反映的出口反弹力度更大，3月出口金额较12月均值增长了24.7%，与2020年3月复工复产时期出口环比的26.4%十分接近。但从一季度整体来看，出口金额合计同比增长仅0.5%。中国出口总量承压的背后，结构上有亮点。近期不同出口市场、不同产品、不同市场主体、不同地域方面冷热不均，出口结构呈现“四降四升”的特征。分出口市场看，对美出口大幅下降，而东南亚等新兴市场出口攀升。美国国内加息仍在持续，抑制经济增长，美国居民商品消费需求萎缩，导致对美国市场的出口大幅下降。一季度对美出口同比增速为-17.0%，较去年四季度增速进一步下滑，拖累全部出口同比2.9个百分点。一季度对欧盟、日本出口同比增速分别为-7.2%、-2.7%，显示发达市场外贸需求普遍疲软。与欧美市场大降不同，一季度对“一带一路”生育、工伤等社会保险，并提供全方位的医疗和康复服务。贝弗里奇报告 奠定了“二战”后欧洲走向“福利国家”的理论基础，传统上并非主要由政府提供的医疗、养老、教育、生育等公共服务和保障，也开始由政府介入。与此相应，“二战”结束以来欧美各国的政府规模也在不断扩大。2007年，财政支出占GDP比重，英国为44.6%，美国为36.6%，法国为52.6%，德国为43.9%。从这一指标来看，世界主要国家现在已经没有“小政府”，都是“大政府”了。当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并不都是通过“财权”来实现的，财政支出占比并不完全代表政府权力的大小。从经济思想的演变来看，当代政府的职能大致集中在三个领域：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稳定宏观经济，提供社会保障；除此之外的领域，均应交给市场来决定。这可以说是经济学对“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一问题取得的最大共识。二、怎样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同时要看到，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还存在市场体系不健全、市场发育不充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市场激励不足、要素流动不畅、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微观经济活力不强等问题。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必须使生产要素、劳动力、商品等实现自由流动，因此必须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绝大多数商品和服务已经实现了市场定价。相比之下，生产要素的市场化进展则相对缓慢。例如，劳动力虽然已经可以自主择业，但户籍制度的存在，特别是附着于户籍之上的各种“福利”如子女入学等，仍妨碍着劳动力在全国范围内充分自由流动；某些工作单位、工作岗位还存在基于户籍的招工歧视。基于户籍制度的、或明或暗的就业歧视，既不公平，也无效率。又如，土地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至今仍主要由各级政府支配，土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仍任重道远。过去二十多年来，以“土地财政”为特征的城市化、工业化发展模式，成为助推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力引擎之一。地方政府利用自身在土地一级市场上的“双向垄断”地位，一手压低征地价格，一手通过“招拍挂”抬高商住用地价格、通过协议出让压低工业用地价格，获得了巨大的“租金收入”，这就是“土地财政”的实质。然而这一过程中的扭曲是多方面的。首先，对土地的垄断，使地方政府能够高价出让商住用地、低价出让工业用地，导致二者价差越来越大，并成 为“高 房 价”的 重 要 推 手。20132017年，全国商业用地平均价格涨幅达793%，居住用地平均价格涨幅达808%，而工业用地平均价格涨幅只有115%。其次，由于土地的政府垄断，导致征地和出让之间、两类土地的出让之间，皆存在巨大的“价格剪刀差”，被征地的农民和购买的公共服务提供者，但政府不应成为公共服务的唯一提供者。近年来，有一种观点认为，只有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才具有“公益性”，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并不天然具有“公益性”。公共服务是否具有“公益性”，关键在于缴纳税费和服务受益之间是否存在对应关系，而不在于提供主体是谁。而且，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并不等于要求政府必须亲自“生产”公共服务。其二，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必须杜绝“反向再分配”。由于我国目前的税制结构总体上具有累退性，杜绝“反向再分配”需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改变税制结构，二是允许民营机构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将税制结构从累退扭转为累进，需要建立以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而非目前的以间接税为主。税制结构未改变的情况下，由民营机构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可以建立起高收入人群付费与受益之间的对应关系，减少其通过公共服务对低收入人群的利益侵占。同时，由政府提供、以税收融资的，应主要集中于基本公共服务。政府的另一重要职能是再分配，从瓦格纳到“现代财政学之父”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都把再分配视为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有一种很有影响的观点认为，只要是市场决定的收入分配，不论贫富差距多大，都是合理的，政府的任何再分配都是对私有财产权的侵犯。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因为它混淆了“实得”和“应得”的区别。经济学中的芝加哥学派以主张自由主义闻名，然而芝加哥学派的“祖师爷”弗兰克H.奈特早在1923年就撰文指出：市场决定的价格包括市场化收入，并不具有伦理上的价值，并不必然等于“应得”。政府进行再分配的正当性，就在于将“实得”中的运气成分尽量剔除掉，使其接近于“应得”。所以说，政府进行再分配并不等于“侵犯私人财产权”。按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1年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为0.466，这一水平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是比较高的。而且，可支配收入属于税后收入，税前收入的基尼系数可能更高。发达国家的税前收入基尼系数通常也较高，例如日本，税前收入基尼系数超过0.5，但经过再分配，税后收入基尼系数就降到了0.4以下。也就是说，我国目前的收入分配状况，主要不是因为税前收入差距大，而在于再分配力度较小，未能有效降低收入差距。再看财富分配状况，按WID的数据，从个人净财富占比来看，中国顶部1%的占比为32.6%，顶部10%的占比为68.8%，底部50%的占比仅为6.2%。过去二十多年里，顶部1%、10%的个人净财富占比不断上升，底部50%的占比不断下降，反映了贫富差距在扩大。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一方面在于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创造财富的强大动力，另一方面在于政府充分运用财政税收手段进行再分配，将贫富差距压缩在合理范围内。2021年8月17日，中央财经委会议提出通过“三次分配”促进共同富裕。其中“二次分配”指政府的再分配，“三次分配”指高收入人群通过自愿捐赠等慈善行为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需要强调的是，实现共同富裕不能以“三次分配”为主，仍要以“二次分配”为主，“三次分配”只能是“补充”。政府通过财政税收、社会保障等手段实现再分配，是发达国家普遍的做法。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说，加大再分配力度关键在于调整税制结构。一方面，要加大对财产性收入的征税力度，而不是把注意力只集中在对劳动课税即个人所得税上。另一方面，要加快开征财产税，考虑开征遗产税、赠与税等税种，并采取累进税形式。当然，财税体制改革特别是税种的开征，要在充分征求意见的基础上选择恰当的时机，避免造成公众的误解乃至恐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条主线就是不断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新形势下继续深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商品房的市民事实上补贴了“产业园区”的工业企业，这是一种隐性再分配。再次，工业用地占比过高、商住用地占比过低，导致工业用地使用效率低下，造成很大的浪费。最后，由“土地财政”派生的“土地金融”及地方债务问题，也积累了大量风险。如何破除地方政府在土地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提高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从源头上化解地方债风险，仍是中国经济面临的一大挑战。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必须大力彰显法治的重要性，将全面依法治国落到实处。自2021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我国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以来，如何改善预期、提振信心就一直是全社会上下共同关心的话题。党中央多次强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自己人”，给民营企业吃下“定心丸”。这些表态对于改善预期、提振信心无疑非常重要。但从根本上讲，改善预期关键在于政府依法行政。与古代专制社会“法制”用于统治臣民不同，现代社会“法治”首先是规范政府行为的，政府的一切活动都要在法律范围内展开。这就要求政府出台任何政策，必须以相应的法律为依据；暂时没有相应法律的，应加快立法，不能以规定或行政命令代替法律。政府政策的出台，要做到立法先行、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使全社会形成稳定的预期。坚持“先立后破”，减少“运动式治理”，坚决杜绝“突袭式治理”。与“运动式治理”相比，“突袭式治理”对预期的危害更大：不知道何时来、不知道何时走，人们当然无法形成稳定的预期。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要“扎实推进依法行政”，并指出“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 治 国 的 重 点 任 务 和 主 体 工程”。可以说，法治对“改善预期”的作用，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必须为各类微观主体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首先是怎样处理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关系，关于这一问题，学界讨论得比较充分了。理论和实践都表明，一些产业政策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创新的“不可预见性”，创新不是“规划”出来的。过去二十年来，以互联网、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创新，恰恰是政府干预较少而不是刻意扶持的结果。一些产业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沦为企业骗取财政补贴的工具，不仅对其他企业不公平，还造成很大的资源浪费甚至产能过剩。对于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来说，通过竞争政策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更重要。其次，对不同所有制企业也应做到“一碗水端平”，维护公平竞争。必须承认，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总体上仍处于弱势地位。显性的“所有制歧视”容易解决，但各种隐性歧视却不容易消除。近年来，有些民营企业为了“办事方便”主动和国企合作，引入国有资本，就反映了隐性歧视的存在。破除“所有制歧视”的根本出路仍在于将“法治”落到实处，这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三、怎样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的首要职能是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这是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界的共识。现代经济学将公共物品视为“市场失灵”的一种形式，认为市场无法自发提供公共物品或提供数量达不到帕累托最优水平，因此需要“公共提供”来弥补。长期以来，我国一直面临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供给总量不足、分布不均衡的局面，因此“加大财政投入”“补齐民生短板”的建议几乎成为老生常谈。但笼统地讲“加大财政投入”于事无补，必须从机制上分析各种公共服务的筹资和支出特征，有针对性地设计激励相容的制度安排。以义务教育为例，如何让地方政府有积极性为外来人口子女提供足够的学位，减少“留守儿童”的比例，就需要从机制设计上进行思考。关于公共服务，在此想强调的是另外两点。其一，公共服务的“公共提供”并不等于“政府提供”，也就是说，并非只有政府才能提供公共服务。公共服务提供的主体应当多元化，除了政府，民间机构及民营企业都可以提供公共服务。政府无疑是最重要构，强调实施好稳外贸政策“组合拳”，帮助企业稳订单拓市场。商务部、海关总署多次强调，今年贸易前景依然承压，实现全年外贸促稳提质目标，仍需付出艰苦的努力。随着防疫政策优化调整，企业主体信心明显改善，外贸商务往来更加便利，国际政企高层密集访华调研，需要抓住关键机遇窗口，加大对外贸外资企业的政策支持力度，发挥企业的主观能动性，支持外贸企业发掘新需求。鉴于出口结构分化加剧，稳外贸政策要扬优势、补短板，从开拓出口市场、巩固产业基础、扩大吸引外资、稳住加工贸易、发展贸易新业态这五大方向入手，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其一，稳住对发达国家出口，扩大对新兴经济体出口。一是加大对欧日韩等发达市场的贸易促进力度，针对重点市场的重点产品组织线下实体展会，发挥进博会、广交会、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等一系列重点展会促进贸易的作用。二是支持企业“走出去”，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市场，发挥驻外使领馆经商机构的作用，协助各地方组织企业到境外开展贸易合作。三是落实高标准经贸协定，要积极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高标准经贸协议，主动对照相关规则和标准，为外贸企业跨境商务往来提供更多便利。其二，巩固产业基础，推动产业和贸易协调发展。贸易是产业的国际化，是产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而我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也为外贸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面对外贸周期性下行，要继续扩大和提升产业优势，以产业升级带动贸易高质量发展。一方面，要发挥新兴产业优势，拓展新能源汽车等新产业出口，支持外贸制造企业向研发设计等高附加值环节延伸，落实制造业领域开放和优惠政策，鼓励外资投向高端制造业；另一方面，要积极补短板，扩大先进技术和设备、关键零配件、能源资源产品进口，推广医药、电子等特殊行业进口白名单制度，扩大进口推动国内外贸结构优化。其三，扩大对外开放，加大力度吸引外资。招商引资的国际竞争更加激烈，要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在外资企业出口占比不断下滑的趋势中，尤其要吸引更多高质量外资，需要利用外资推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支撑外贸高质量发展。一是扩大市场准入，发挥自贸区、各类开发区和保税区的对外开放平台的时点作用，不仅要以制造业为重点推动利用外资高质量发展，还要继续扩大现代服务业领域开放。二是优化营商环境，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大知识产权和外商投资合法权益保护，促进公平竞争。三是做好外资企业服务，重大外资项目成立专班服务组，为外商投资项目提供便利，支持经贸人员走出去进行海外招商引资。其四，优化贸易区域布局，提升加工贸易水平。加工贸易萎缩加剧出口下行压力，需要稳住加工贸易，合理利用生产要素，实现价值链提升。一方面，要加强贸易区域合作，通过支持中西部地区承接加工贸易转移，保障劳动密集型外贸产业的发展，支持稳外贸稳就业。另一方面，要创新加工贸易模式，利用综合保税区的区位优势和制度优势，开展医疗设备等新品类的保税维修业务，推广汽车发动机等产品保税再制造试点，发展高附加值、低污染排放的加工贸易。其五，支持外贸新业态做大做强，发展数字贸易。疫情期间，跨境电商等贸易新业态快速扩张，为中小外贸企业开展业务提供了机遇。今年要继续促进跨境电商、海外仓等新业态进一步发展，带动中小微外贸企业出口。一是推进跨境电商综试区建设。扩大跨境电商综试区试点，完善线上综合服务和线下产业园区服务体系，培育自主品牌。二是打造覆盖全球的海外仓网络。支持企业加快重点市场的海外仓布局，完善全球服务网络，鼓励传统外贸企业和物流企业参与海外仓建设，支持海外仓企业对接国内外电商平台。三是提升外贸数字化水平。支持传统外贸企业运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利用数字化手段提升品牌价值。申，党的二十大报告表述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如何“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还存在不少模糊认识。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在于经济学界、以及政策制定部门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新现象和新问题，也对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构成了新的挑战。本文拟从经济思想史角度入手，结合当前的新形势，就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若干领域给出分析和思考，不求面面俱到。一、经济学对政府与市场关系认识的演变十八届三中全会 决定 发布后，国内经济学界随即展开了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新一轮讨论热潮。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仍存在不少分歧，例如有人认为，“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不应局限于经济领域，某些传统上的“非经济领域”也应交由“市场决定”；而有人则认为，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不能放大到决定公共资源的配置。全面梳理国内学界对该问题的争论并非本文的目的，在此要强调的是，经济学本身对“政府与市场关系”就存在许多争议。尽管如此，仍然可以从经济思想史角度梳理出一条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主线”或“共识”。现代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提出了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理论，认为市场机制是调动人的积极性、激发人们创造财富的强大机制：“他追求自己的利益，结果却促进了社会的利益，而且通常比有意这样去做的时候还要更加有效。”斯密所说的“社会的利益”，就是全社会财富的增加。与此同时，斯密将政府的作用限定在三个领域：一是保护本国不受外国的侵略，即国防；二是保护本国国民不受另一部分国民的压迫，即司法和治安；三是提供某些市场无法提供的公共工程和公共机关；除此之外的领域，均应交给市场。以现在的眼光看，斯密提出的三个领域都属于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当然，斯密还提出了“税负公平”准则，事实上主张政府承担再分配的职能。但无论与后来的经济学家相比，还是与他自己的全部理论体系相比，政府的再分配职能并非斯密强调的重点；况且在斯密的时代，再分配工具是极为有限的。这就是斯密著名的“守夜人政府”理论，即所谓“小政府”。从历史现实来看，整个19世纪，欧美各国总体上保持了“小政府”模式。1870年左右，欧美各国“财政支出占GDP比重”这一指标普遍在10%左右：如英国为9.4%，美国为7.3%，法国为12.6%，德国为10%，都是名副其实的“小政府”。不过，虽说“自由放任”是19世纪盛行于欧美的思想主流，但却并非没有反对者。例如，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阿道夫瓦格纳就明确反对“小政府”和“自由放任”，主张国家和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瓦格纳认为，如果“国家支出”对一般生产率及国民收入的增长贡献更高时，国家支出就应该增加。他还发现了“公共支出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膨胀”，即著名的“瓦格纳法则”。并且，瓦格纳坚决主张政府通过财政税收手段实现再分配，矫正自由市场竞争分配的后果。瓦格纳的经济思想在19世纪末产生了较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由放任”主义。从理论上使政府职能真正发生重大转变，还要等到重量级经济学家约翰M.凯恩斯登场。1936年，凯恩斯发表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标志着宏观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诞生。凯恩斯认为，由于消费边际倾向递减和投资边际收益递减，私人部门的总需求是不足的，所以需要政府通过财政支出来弥补需求不足，使经济摆脱衰退、恢复到充分就业状态。“二战”结束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是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盛行的时代。从此，在亚当斯密主张的三个领域之外，政府的职能又增加了一个：宏观经济管理。同一时期的1942年，英国经济学家威廉贝弗里奇发布著名的 贝弗里奇报告，提出国家应当为每个公民提供失业、养老、16本期聚焦 实际出口表现可能强于预期。节奏上，今年出口同比会呈现前高后低的走势。国内生产修复的红利以及去年34月疫情干扰带来的低基数，预计二季度出口同比增速表现会偏强；三季度伴随欧美需求走向衰退，中国出口压力显现；而去年四季度基数相对较低，出口同比或将再度反弹，即全年呈现出N型走势。其一，全球经济低迷引起贸易总量萎缩、出口订单不足。今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国际贸易竞争更趋激烈，韩国、越南、中国台湾地区年初出口都出现大幅负增长，电子消费品与劳动密集型产品拖累出口。2023年一季度，韩国出口金额累计同比下滑12.6%，制造业商业景气预期指数处于历史低位；一季度越南出口金额累计同比下滑11.9%，越南纺织品、塑料制品、手机及零配件等多个品种出口同比下滑超15%，只有交通工具及零配件出口同比正增长。一季度中国台湾地区出口金额累计同比下滑19.2%，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出口同比下滑超20%，对中国大陆出口和进口都同比下滑17%，这显示出电子类外贸需求压力持续加大。中国PMI出口新订单指数回升至荣枯线以上，主要是由于疫情对供给压制的消退，以及外贸企业出海抢订单的贡献。往后看，随着供给侧阶段性利好因素消退，而外需逆风持续，企业抢订单难度将加大。其二，美联储加息衍生金融风险，加大对美出口下行压力。当前美国居民商品消费已经大幅走弱，消费品出口普遍承压，而美国企业端生产相关的通用设备出口需求相对较好。但随着美联储持续加息，美国融资端和金融端流动性收紧，企业资本开支意愿也将趋于保守，由此引发生产设备、生产原料和中间产品的需求或将萎缩。今年3月欧美银行爆发流动性危机之后，企业端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