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与变迁：挪威建筑师镜头下的中国（1985-2019）》刘克成、肖莉访谈.pdf

专栏主持人许东明许东明挪威建筑师协会（NAL）注册建筑师、挪威科技大学（NTNU）跨学科文化研究系高级研究员，建筑遗产保护方向博士。1996年至2008年供职于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刘克成工作室，主事遗产地保护规划与遗址博物馆设计实践。2018年至2022年任乡土文化遗产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山东建筑大学）特聘研究员。王宇挪威科技大学建筑与规划系副系主任、高级研究员，博士。刘克成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陕西省古迹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当代知名建筑师，长期从事与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研究与规划、建筑设计，曾主持汉阳陵、秦始皇陵、唐大明宫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保护规划；主要建筑设计作品包括汉阳陵遗址博物馆、大唐西市博物馆、秦始皇陵百戏俑遗址博物馆、文吏俑遗址博物馆、西安碑林石刻艺术馆、三门峡虢国君王墓地遗址博物馆、南京金陵美术馆、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等。肖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建筑师。长期从事建筑设计及理论领域教学、研究与设计工作，主持及参与项目曾获国家优质工程银质奖、全国优秀勘察设计二等奖、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创作奖，世界建筑师协会遗产保护大奖等多项荣誉。开栏语文化遗产作为一个社会共同体的历史见证乃至人类共同遗产，服务于其现实价值理念和对于历史的阐释。而遗址博物馆这一对考古文化遗产的现代保护方式，结合了考古遗址现场与出土物件、考古历史信息与原地展示、遗址自然环境与建成环境、博物馆与社区生活，联结了文化遗产的过去与当下，以一种活化遗产的面貌呈现出过去与当下历史的丰富层次。本栏目首批刊出的系列文章，将分为“社会人类学口述历史实录”“海外案例学术译介”“比较视野下的研究评析”三部分，以遗址博物馆问题研究为媒介，锥指管窥，展现不同背景视域下对当代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研究范式以及保护方法认知的不同方面。Column Note on Conservation DialogueCultural heritage serves as historical evidence for a communitys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and its conception of reality.Archaeological site museums,a modern approach to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combine sites and objects from excavations,the exhibition of recorded traces in situ,the natural setting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the museum and the community,to create a diverse stratification of living heritage.The serial articles in this column,including the three main sections of Social Anthropological Documentation,Translation for Overseas Cases,and Analysis of Comparative Studies,focus on a com-parative approach to highlight diverse discussions on site museums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an countries in modern conservation theories,research paradigms,and practical approaches.075对话遗产CONSERVATION DIALOGUE永恒与变迁：挪威建筑师镜头下的中国（19852019）刘克成、肖莉访谈Interview with LlU Kecheng and Xiao Li on Permanence and Change:China through the Lenses of a Norwegian Architect(1985-2019)采访人：您和哈罗德（Harald Hyem）教授是怎样开始交往的？能否谈谈您对他印象最深的几件事？刘克成：回顾跟哈罗德的交往，最早应该是1995年。1996年，我开始在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做副院长，负责科研。在这前一年，哈罗德教授，法国的让-保罗（Jean-Paul Loubes）教授，还有其他几位教授，打算在西安开一个关于西安民居方面的国际会议。那时哈罗德先生和西安交通大学的董卫老师在西安北院门做了很多工作。这个会议主要是去法国的几个老师联系的，当时约定中、法、挪三国学者围绕着西安民居话题开一次国际会议，但是不知什么原因，人都要到西安了，这件事儿没人管了。我被派去灭火，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哈罗德先生。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思路极其清晰，讲事情组织条理非常清晰。我们谈这个国际会议怎么办的问题。法国的让-保罗（Jean-Paul Loubes）教授非常生气，说了很多。我只能代表建筑学院表示抱歉，然后说这个事情我们怎么往前推进。这是我们交往的开端，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气氛下开始的。作为负有责任的一方，我是从道歉开始的。但是哈罗德先生给我的一个非常深刻印象，是至始至终一种特别温和的态度，只是在谈怎么来推进三国的合作，怎么来推进科研，这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就像遇到一位老父亲，以一种宽厚温和的长者态度来面对这个事情。这之后断断续续几年中。因为在建筑学院负责科研这块，我把西安碑林还有其他一些课题推介给他们，让大家一起带学生做了一些事情。到1998年，受哈罗德先生邀请，我第一次到挪威。法国的两位教授也同时到挪威，大家就住在哈罗德家里，我住在他那个小阁楼的二楼。虽然之前去欧洲很多次了，但是到挪威仍然是一个非常新鲜的感觉。哈罗德来接我，是一辆很老式的汽车，开到他家门口。那是冬天元月份，大雪天，车停下来，距离门口还有好几米远。然后我们踏着雪走到门口，门口放了一个木平台（图2），哈罗德先跺跺脚，让我也跺跺脚再进去。我的第一个问题就问他：为什么从道路到家跟前，你还要一片自然的草地，为什么不弄一块儿硬质铺面？老先生非常认真地跟我说，跺跺脚这件事并不费事儿，但是如果多做了一块儿硬质铺面，对环境的改变就很多了，多这一平米是没有必要的。这让我真的印象深刻，我所了解挪威1 永恒与变迁：挪威建筑师镜头下的中国（1985-2019）书影时间：2021年5月20日周四北京时间晚七时至九时地点：中国西安，挪威特隆赫姆受访人：刘克成、肖莉采访人：王宇、许东明本期访谈节选自挪威科技大学荣休教授哈罗德霍耶姆（Harald Hy-em）所著中国学术回忆录永恒与变迁：挪威建筑师镜头下的中国（1985-2019）（图1）。076对话遗产CONSERVATION DIALOGUE人对自然的态度，应该说就是从哈罗德家门前上的第一课。那天到的时候已经接近深夜，第二天早上起来，出于建筑师的本能，我围着房子周边认真转了转，哈罗德陪着我，这时才注意到他那个住宅大部分是支在几个很小的混凝土柱基上（图3）。1哈罗德跟我讲，当年这块地是他父母买的，他年轻时候设计盖的。为什么建筑结构不全部落下来，而是支在几个点上？他说也许以后子女还喜欢住这儿，就继续住下去，如果不喜欢，这房子也许会拆掉，拆除后对这山坡的自然环境改变也会很小。1996年那年，我起草申请了关于绿色建筑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重点项目，这件事是刘加平老师他们去做的。当时花了很多时间研究相关国际文献，因此我对绿色建筑是比较熟悉的。可持续发展这个概念，就是1987年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Gro Harlem Brundtland）女士提出的，到1992年里约会议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纲领。2但是听了哈罗德给我上的这两堂课，真的是别开生面在挪威这样一个今天生活品质最高的国家之一，哈罗德教授以他的日常生活，他建造的住宅来教育我：可持续发展应该是什么？就是绿色建筑体系并不必须要花很多钱，也并不必须是一个高科技的东西。很重要的是从人类的自我约束开始，这是一个最朴素的方法。这跟之前我接触到的相当多的美国人、德国人所谈的绿色建筑和可持续发展都是非常不同的。这事到今天为止都让我记忆深刻，我觉得这是我初到挪威哈罗德先生给我上的两堂最好的课。第三课仍然是第一次到挪威时。哈罗德住在山上，在大雪天的时候，上山下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我记得他每次开车把我带到挪威科技大学校园边上的一个大草坡，车停在下面，然后人步行上去。有次我在学校，他从家里过来，在雪天骑自行车到学校，这让我也很吃惊。因为我觉得挪威这样一个发达国家，开车是一个自然的选择。当他骑着自行车背着双肩包来上课的时候，那天中午吃饭，我就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说这很自然，也可以少烧点儿汽油、少点儿污染。他告诉我在多数情况下他汽车不太用，主要骑自行车；有时候时间充裕，步行回家也很好。我印象中去德国、法国以及美国这些国家认识的教授，很少像哈罗德这样，总有这么强的自律。我觉得在他脑海里面，这是一种自我生活的原则，真是让我特别敬佩。第四件事是在2000年前后，哈罗德先生从挪威外交部发展合作署（NORAD）申请了460多万，来做西安北院门回坊三套院子的保护维修。按照基金要求，这笔钱他签了字就能够正常用。他住在学校宾馆，那时候西安的出租车很便宜，五块钱起步，打个车到钟鼓楼，不会超过十块钱。而在这个项目执行期间，大多数情况下哈罗德去现场都是坐公交车去。其实从学校坐公交车到那里，至少要倒一次车，并不是很方便。我自己有时候都偷懒，打辆车就过去了，但哈罗德基本都是乘公交车去。对于这个项目来说，我认为打个车属于正常开支，那时打辆出租车也很容易，但他就是以一种极其自律的方式，只要是自己过去都是坐公交车去现场。这让我觉得特别敬佩。而有些中方合作者，拿到钱就大肆请客吃饭，一顿饭就吃掉很多钱。对这种表现，我是实实在在感到脸红和羞愧的。2 哈罗德自宅入口立面3 哈罗德自宅冬景077对话遗产CONSERVATION DIALOGUE第五件事，是在挪威北部的世界遗产地维加群岛（Vegayan），那儿也是一处知名的海鸟栖息地（图4）。3那年（2005年）哈罗德组织活动，有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王景慧先生，清华大学的张杰老师和西安这边一批人，大家一起去那个岛上。你们知道，我比较喜欢拣石头，走到某处，见到有意思的石头会揣到口袋里带回来。那岛上的石头非常特别，有像凝固物一样的白色斑纹，我就捡了几块放在口袋里。然后，我有点儿炫耀地拿给哈罗德看，说看这个石头多漂亮。哈罗德很温和地说了几句话其实我觉得挺严厉的他讲这个石头当然很漂亮，但这是世界遗产地，如果每个人都这样捡几块石头，那以后别人也都看不到了。我觉得很羞愧，赶快把那几块石头放了回去。这以后，当我到遗产地乃至非遗产地的时候，我开始有种自觉很多东西不是说你喜欢、觉得漂亮就可以把它拿走，你还要想想，当很多人都这么做的时候，会造成什么影响。和哈罗德相处几十年，经历了很多事情，有在中国发生的，有在挪威发生的，也有在其他地方发生的。我觉得哈罗德对我来说，始终有点接近一个父亲的形象。其实成年以后，我自己跟父亲的交流，不算太通畅。他也不是这个专业，彼此共同话题并不多。但从我跟哈罗德的交往来说，我觉得他有点儿像文学作品中描述的那种理想的父亲形象。一个父亲对孩子，如果能够像哈罗德这样，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父亲形象，特别有人类良心、有个人操守，一个真正可以大写的人。采访人：我们作为晚辈和旁观者，对您和哈罗德先生这么多年交往的很多细节也印象很深。比如您是典型建筑师生活作息，有熬夜工作晚睡晚起的习惯。但每次哈罗德离开西安启程回国，即使时间再早，您也一定会亲自送行。今天听您说这些，多少能更好理解你们何以能有这样一种交谊深厚的关系。按哈罗德先生早前对他这本中国回忆录的设想，他是想请您以中国建筑师看挪威的视角专门写一个章节，具体谈谈您对他此前在中国这些年所做工作的观感。刚才您也谈到了哈罗德团队在西安北院门完成的传统院落保护项目。这也是今天西安明城区内硕果仅存、为数不多的传统院落，不知您对这个项目怎么看？刘克成：北院门这几个院落，无疑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显现出它的珍贵。1990年代末到2000年初的时候，我们中心为西安市文物局做传统4 维加群岛希斯瓦尔（Hysvr）岛群鸟瞰7 西安1990年代大明宫遗址周边状况：大明宫南门外遗址上的交易市场，1998年6 西安市建设委员会为挪威合作团队签发邀请函影本5 中挪专家在西安北院门调研合影，右起：哈罗德、艾尔、肖莉、曲甫078对话遗产CONSERVATION DIALOGUE民居调查，那时在西安城内各个街巷，还保留了至少160套左右比较完整的传统院落。我们去年再统计，剩下的已经不足30套。在这二十年中，实际上已经所剩无几了。而哈罗德先生参与保护的三套院子是其中质量最好的。因此确实可以这样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觉得这更显示出哈罗德先生和挪威同行在做这件事情上的远见和卓越，这是我想要强调的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在这个工作过程中，哈罗德先生以及挪威团队所采用的一些工作方法，无论是作为学者还是建筑师，对我们来说都受益良多。像哈罗德先生，女教授艾尔（Eir Grytli），还有达格（Dag Kittang）教授，包括专门做GIS的博泰耶（Bo Terje Kalsaas）等好几位教授，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团队组合（图5、6）。他们非常重视基础资料的建设，这个项目基金所投入的钱里面，有相当大的比重是在做基础资料建设。这是让我感觉到我们与发达国家成熟研究团体最大的一个区别。我们经常项目就是项目，很少考虑这个项目结束以后，后面的人怎么来接的问题。而挪威团队一开始实际上是做基础数据库，从GIS系统数据库的建立开始，花了大量时间精力做这件事。这个工作我们以前虽然也在做，但是从来没有用GIS系统这种大数据的方式来做。这是我觉得非常受益之处。遗憾的是，因为当时中方对接单位是西安市建委下的市规划院，那个数据库的管理也在他们那里，随着具体做这个事情的人的离开，那套数据连同设备软件都消失了。第三点，我记得博泰耶教授让我们把项目中用的每块砖、每袋水泥的价钱都要统计出来，以及运输费、运输工具等等。就是要把建造全过程中的资源损耗记录下来。在我的经历中，这是第一次，当时对于我们也是一个全新的方法。在那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可持续发展或者低碳减排研究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去做。包括像北院门专题教学中挪合作课程，每次挪威教师上课，都是请莉丝贝特（Lisbet Sauarlia）先从社会人类学开讲，这对我也触动很大。我们看场地，经常注重的是物质的东西，但是以人类学视角来看，其首先注重的是人与社会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端正的视角，这也是8“西安唐大明宫遗址保护展示示范园区暨国家遗址公园概念设计国际竞赛”挪威TEAM3+团队方案规划总平面图，2008年9 挪威TEAM 3+团队方案中的“遗址公园南区：城市发展区”，2008年079对话遗产CONSERVATION DIALOGUE今天我在自己工作中比较注重的一种视角就是不要仅仅拘泥于物质实体，而要扩展到一个更广泛的人类视角来看待一个项目。采访人：今天回顾您和哈罗德先生合作的一些重要项目，印象比较深的还有2007年10月至2008年1月的西安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概念设计国际竞赛。这件事也是您负责筹划的。记得您在点评当时入围的八个不同国家的参赛团队方案时，提到挪威团队方案中一个比较独特的关注点：即是否应把大明宫遗址区内的棚户区等日常建筑也作为西安城市遗产的组成内容予以考虑？这也是当时其它参赛团队都未曾关注讨论的问题（图79）。4刘克成：确实如此。大明宫遗址公园国际竞赛这个点子是我们出的，目的是希望让大明宫成为中国国内和国际上一个古迹遗址保护的新范例。当时的想法是把国际古迹理事会（ICOMOS）的主席、副主席、司库这些人都请进组委会，利用他们的影响力找一些全世界做遗址保护最出色的团队来参加，这是其一。第二是我们当时希望邀请在遗产保护方面属于不同学术思想、流派、同时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团队来参赛。最后有意大利团队，有日本团队，就是做京都奈良保护的那家，还有以色列、美国、澳大利亚和挪威等几个国家的团队。对日常建筑遗产的关注，确实是挪威团队方案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把历史当作一个连续的过程，而不只是保留一个切面、一个断面。不是只去看帝王将相，或者只看这个历史遗迹点最辉煌的故事，而是把它当做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来看。其实在今天的遗产保护来说，这就是正确理解所谓真实性与完整性的问题。我觉得这也是哈罗德教授和挪威团队以一贯之的一种视角。不仅是在大明宫这个项目，包括在北院门项目中对当地住民的尊重。在汉长安城遗址保护项目中，其实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更多政府老想搬迁村子，哈罗德先生总是想着能把这个村子留下来。其实他对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改变也影响很多。后来在实施大明宫遗址公园的时候，我们也极力想保留道北那片棚户区，特别是丹凤门和含元殿遗址之间那部分。我当时还专门指定两个研究生对那片区域做了仔细的记录，试图说服各个方面，能够把它保留下来。非常遗憾的是，对于保留这片反对最多的还是文物专家，因此最后还是拆了。不过在大福殿和麟德殿遗址之间，我们留了十八个院子。也可以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在经过十年时间后，现在我们终于说服对方把这十八个院子永久保留，改造融入到大明宫遗址公园里面。到今天，这个目标终于有机会能实现了。采访人：刚才您提到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这个项目。此次哈罗德在他的中国回忆录中也有专章讨论这个项目，包括他夫人玛丽娅（Marie Louise Anker）作为ICOMOS世遗申报项目评估专家就此所写的文章，都表示不能认同把遗址区内的村子（图10、11）全部迁出这种做法。这处遗址在2014年也被成功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至少说明针对这一遗址的整体规划和保护设计工作还是体现了较高的一个水准。不知您怎么看这种矛盾性？刘克成：这个问题涉及到几个方面。从理论角度来说，怎么认识真实性和完整性？由于学者的立场、态度不同，在这个问题上的判断差别很大。我工作中经常吵架的对象都是考古学者。很多考古学者比较容易去选择一个历史断面，对它有特殊偏爱，觉得为了这个历史断面而毁掉其10 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区内大刘村调研即景，2012年11 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区大刘村拆迁后状况，2014年080对话遗产CONSERVATION DIALOGUE他断面好像是当然的。是强调遗址整个历史的一个完整过程，还是只强调某一个时间和空间断面上的真实与完整？我认为这个问题有很强的争议性，并不是说已经是常识。甚至非常著名的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分歧也非常大。针对汉长安城遗址的保护，那时正好是未央宫前殿遗址申遗，总负责人是陈同滨老师。我也把哈罗德就村子和住民的意见比较完整的给陈老师谈过。而哈罗德也想和陈同滨见面谈谈，当时是我陪着去的，就在陈老师的办公室。那天的讨论应该说是坦率的，但是我认为谁都没有改变谁。结果是陈老师坚持要把这些村子住民迁走，干干净净的体现这个遗址。此前ICOMOS的司库乔拉索拉（Giora Solar）来西安的时候，我也就这个问题向他请教过。乔拉的观点其实很开放，认为村子对重要遗址有占压的，那是需要协商搬迁的；影响不大的，是可以共存的。这个观点我们也都转述给陈老师，但是说服不了。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国际古迹遗址保护领域比较前沿的一个问题留什么，不留什么，怎么评价历史，历史的价值、遗产的价值到底以什么方式体现？我觉得都值得讨论。采访人：肖老师，关于哈罗德，您记忆中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肖莉：那我就先说个故事吧。有次我和哈罗德从北院门回来，在一块儿吃饭的时候，可能看见旁边有孩子和父亲在一起，就问哈罗德是不是国外的孩子对父亲都是直呼其名？他说女儿莉迪娅（Lydia Hyem An-ker）小的时候也是一直管他叫爸爸的。我问他什么时候就不叫他爸爸了。他说，因为有次他要到中国来，莉迪娅不想让他离开，哭闹着不让他走，但是他不得不走。自那以后，她就直呼其名不叫爸爸了。我说那一定是让莉迪娅伤心了。这事让我感触很深因为要来中国做事，让孩子抱怨，留下这样的一个记忆。反正挺感动我的。我们在西安做历史街区和民居保护，是大学毕业（1984年）以后，当时做北院门、德福巷，做了好些。只是那时基本上是我们研究哪片区域，那片区域很快就被开发了。本来是想保护，结果每一个都是这样的结果。当时西安旧城和低洼地区改造，很多开发商就想趁这个机会把很多老民居拆掉。我们就努力去测绘。那时候一周只有一个星期天，还不是后来的双休日，所以没多少时间，只能每个周日想办法去测绘。但是根本来不及，很多很好的老四合院就这样被拆掉了。当时很愤怒、很生气，发誓说自己再也不要管西安城里的这些历史民居了，因为我们管不了。尤其是每当我们想去调研保护什么的时候，结果反而导致那些老房子更快速度地被拆掉，有一种引狼入室的负疚感，感觉还不如不干。然后那时候哈罗德来西安做北院门的项目，遇到不少困难。我就跟刘老师说，看看能不能帮助他。那时只是觉得，如果能帮他做点儿事，让项目能够顺利进行，我就知足了。至于能不能保护好，我真的不知道。就是这样一种心态，我参与了北院门这个保护项目。那时候，哈罗德好多次到西安来的时候，可能因为原来中方对接单位答应过什么，后来又不做了，很多事情推进的非常困难。有一天也是跟他一块儿吃饭，哈罗德很有感触地说：我这个事情是不是做错了？为什么我一个外国人拿着钱来帮你们保护这些民居，你们都这么不支持？我这么做有没有意义？那时候哈罗德也就60岁出头罢，作为建筑师属于正当年的时候。只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我自己也仅仅是以一种帮忙的心态加入的，我没法说其他人怎么想这事。当看到哈罗德教授说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你们中国人是不是认为我特别傻？那一瞬间我特别感动。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觉得你这个事儿真的是很有意义的。我们不做，因为我们觉得自己根本是螳臂当车。但也许你一个外国人来做结果可能会不一样。从另一方面讲，我觉得有的人活了一辈子，仅仅是为自己活着；有些人拼命工作，是为了自己的家人生活的好一点；有的人做很多工作，可能是为自己的国家；但确实有一种人，是真的为人类在做事情。那你就是属于这种人，其实挺伟大的。我不知道哈罗德教授还记得不记得这个事？我觉得这也是让我觉得自己必须得坚持，必须得把这个事情做下去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罢。采访人：肖老师的回忆很感人。我们还有一个的问题：今天回想和哈罗德这么多年时光的合作，有没有什么觉得比较遗憾东西？刘克成：我也是奔六的人了，今年58岁了。我觉得谈遗憾这个问题，可能跟二、三十岁的时候想这个问题不太一样了。今天这个场合也回忆了很多东西，就是今天回想哈罗德当年跟我谈的一些话，当时的那个理解，其实跟今天的理解也不完全一样。如果说遗憾，可能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有追求的人、执着的人，遗憾是一定有的，因为他不会那么容易满足。哈罗德就是一个对人对事特别真诚和认真的人。就我自己来说，我也是一个比较固执、认真的人。很多事情成也罢，不成也罢，因为没有达到自己所有的期待，觉到遗憾这是正常的。但就我今天的理解来说，也许这就是生命和生活的常态。其实每个社会每个人都是这样过来的。能不能不要把遗憾当作抱怨，把这些081对话遗产CONSERVATION DIALOGUE注释1 哈罗德住宅为其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设计自建，局部以混凝土砌块做护坡形成地下室，大部外墙置于独立柱基之上。2 1987年，时任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委员会主席的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女士主持起草并向联大提交了著名的“我们共同的未来”工作报告。报告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这一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理念。3 维加群岛（Vegayan）临近北极圈，包括约6,500个小岛，其主岛自石器时代即有人类居住，岛上居民至今仍然保留了渔业、农牧业等传统特色生活方式。此外，维加群岛也是国际鸟盟（Bird Life International）确认的重要鸟类栖息地。2004年，维加群岛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4 参见 许东明.“挪威价值基于大明宫国际竞赛挪威方案的遗产保护史与保护价值理念探讨”J.住区总第61期“空间文化遗产”专辑，2014(3):1723。图片来源图1 马仕睿供图图2、3、9 D.M.Xu摄影制图图4 Inge Ove Tysnes摄影图5、8 刘克成工作室供图图6 车通摄影图7 胡武功摄影图10、11 Harald H yem摄影东西化作一种力量，仍然能够平和地继续生活下去？对这个社会，对周边的人和事，还是要有一种乐观和正面的期待更重要。这是我从哈罗德和挪威同行那里学习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样，还是要积极地面对，还是要尽自己的努力去做到最好。我觉得可能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我今天的认识。所以说遗憾，说成功多少、失败多少，其实没有太大意义。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我跟哈罗德所有的接触历程，其实也正反映的是中国跟挪威的那种差别我们好像都是赶命似的，一件事接着一件事，快节奏的生活，快节奏的工作。而每次遇到哈罗德和在挪威的时候，我觉得他就好像一个刹车器，让我能够安静下来，想想到底什么才是正常，怎样才是一个真正有意义的生活和工作的方式。我觉得哈罗德于我，一方面像一个父亲；另一方面，就是他能够让我自己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环境下保持一种平静从容。这是我跟哈罗德相处几十年学习到的特别重要的东西。今天的重点，就我来说，是一个年轻一辈向一位老者致敬的谈话。所以我觉得更重要是说说哈罗德先生他教给我、感染我的东西。原本计划要写点东西的时候，就是打算写点小事。这真的是我今天的一个看法：专业上的得失、对错问题其实可以交给时间，交给历史。而人与人、朋友之间，那些有关日常情感的小事才是最难忘的。（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