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西汉墓出土竹木枕及相关问题.doc

战国西汉墓出土竹木枕及相关问题
洪 石

关键词：战国 西汉 墓葬 竹木枕 漆器
作者：洪石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枕作为寝具，起源很早，其字从“木”，反映了古人最早应是以木为枕。许慎《说文解字·木部》云：“枕，卧所以荐首者，从木，冘声。”（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影印，1963年。
根据文献记载，枕至迟出现在殷商时代。东晋王嘉《拾遗记》卷七：“汉诛梁冀，得一玉虎头枕，云单池国所献。检其颔下，有篆书字，云是帝辛之枕，尝与妲己同枕之。是殷时遗宝也。”（晋）王嘉：《拾遗记》，中华书局，1981年。
春秋以后，枕已经普遍流行，还有将秘籍藏于枕中者，称为“枕中书”。《越绝书·外传·枕中》载，越王把有关治国之策“以丹书帛，置之枕中，以为邦宝”《四部备要·史部·越绝书》，上海中华书局据抱经堂本校刊。
。《汉书·刘向传》载：“上（宣帝）复兴神仙方术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鸿宝苑秘书。”颜师古注：“鸿宝苑秘书，并道术篇名。臧在枕中，言常存录之不漏泄也。”（汉）班固：《汉书·刘向传》，中华书局，1962年。
枕在军营中也有使用。汉代淮南王刘安及其门下士所撰的《淮南子·道应训》载，齐伐楚，有善为偷者为楚将子发盗齐将军枕等物，致齐师大骇，还师而去《四部备要·子部·淮南子》，上海中华书局据明刻本校刊。
。汉代，漆枕在日常生活中占重要地位。曹操《上杂物疏》列出的曹操献给汉献帝的各种物品中就有漆枕，即漆画韦枕、黑漆韦枕，并说明“御杂物之所得孝顺皇帝赐物”安徽亳县《曹操集》译注小组：《曹操集译注》，中华书局，1979年。
。文献记载表明，唐代的枕还被用作辟邪驱鬼等。《唐书·五行志》载：“韦庶人妹七姨，嫁将军冯太和，权倾人主，尝为豹头枕以辟邪，白泽枕以辟魅，伏熊枕以宜男”（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五行志》，中华书局，1975年。
。而宋代的瓷枕，文献中更是多有记载，出土物也是屡见不鲜。可见，自古以来，枕作为寝卧之具，无论王公贵族还是庶民百姓都要使用，枕可作为馈赠、赏赐、进献之物，有些枕的造型和装饰具有辟邪驱鬼之意。考古发现证明，枕还是重要的随葬品或枕尸之具。由此可知，枕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从考古发掘出土情况看，战国西汉时期一些墓葬中出有枕。枕的质料复杂、多样，包括竹、木、铜、玉、石、纺织品等多种质料，其中以复合胎质为多。根据笔者的统计，目前还没有发现单纯的竹枕，都是与木等合制；单纯的木枕有，有的髹漆，有的还有彩绘；单纯的玉枕也有，少见，多与铜、木、竹等合制，有的还嵌金箔等；单纯的铜枕有，少见；纺织品质料的枕，均以纺织品为囊，内填充他物以为枕。下面对目前战国西汉墓中出土较多的竹木枕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竹木枕的类型
所谓的竹木枕是指枕身为木质、枕面用若干竹片拼成的竹木合制的枕。枕身大多髹黑漆，个别髹棕色漆，也有一部分未髹漆，个别的还有彩绘。根据枕两端的形态差异，可分为二型。
A型：枕端呈马蹄形。根据枕面的形态，可分二式。
AⅠ式：枕面为半包围式。枕端中部和下部分别凿马蹄形缺，顶部内侧凿有凹台，其上搭嵌并列的竹片而成枕面。
湖北荆门包山M2∶425，枕端之间用两根扁圆形木条榫接。枕端外侧四周和缺内侧嵌宽0.4～0.6、厚0.1厘米的骨条，骨条转折处对切角接，其下用生漆粘接。枕端顶部内侧凿有凹台，其上有固定竹质枕面的两个小圆孔。枕面由7根竹片构成，竹片呈长条形，中间略窄，长62.9、宽2～2.2、厚0.7厘米。竹片两端各有一排直径0.2厘米的小圆孔，两边外侧竹片两端各有两个直径0.35厘米的小圆孔，枕面两端各刻划三道横线。枕身髹棕色漆。通长66.6、宽17.4、高13.2厘米（图一）。葬具为二重椁三重棺，椁室分五室，枕出自北室（边箱）。墓中出土的物疏简记有“一竹椹”，可能即指此枕。墓主官至“左尹”，爵至“大夫”。墓葬年代为公元前316年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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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江陵马山M1∶7，枕端厚3.7厘米，枕端之间用两根平行的圆木条榫接。枕面由7根长60、宽2.2～2.7、厚0.5厘米的竹片紧密排列而成，竹片嵌入枕端顶部内侧宽1.2、深0.5厘米的凹台之中。枕长66.5、宽17、高11.7厘米（图二）。出土时，枕面上残存有黄色绢，周围残存有内外两圈锦缘，可能是枕套。葬具为单椁单棺，椁室分头箱、边箱和棺室三部分，枕出自头箱内8号竹笥上。墓葬年代为战国中期偏晚、战国晚期偏早（约公元前340～前278年）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马山一号楚墓》，文物出版社，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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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荆门郭店M1∶T11，枕端之间用两根方木条榫接。竹片已残。枕宽16.4、高11厘米（图三）。葬具为单椁单棺，椁室分头箱、边箱、棺室三部分，枕出自头箱。墓葬年代为战国中期偏晚，当在公元前4世纪中期至前3世纪初湖北省荆州市博物馆：《荆门郭店一号楚墓》，《文物》1997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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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信阳M1∶715，枕端之间用两根平行的圆木条榫接。枕面由12根竹片构成。竹片的两端钻有三行小孔。其中一端两行，另一端一行。枕长60.4、宽16.8、高13.3厘米（图四）。椁室分七室，主室为三重椁二重棺，枕出自左后室。发掘报告将墓葬年代定为战国早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阳楚墓》，文物出版社，1986年。
，应为战国中期湖北省宜昌地区博物馆等：《当阳赵家湖楚墓》第1页，文物出版社，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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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荆门包山M4∶28，枕端之间用两根方木条榫接。枕面由8根竹片构成。竹片已残。枕身髹黑漆。枕宽17.2、高12.4厘米（图五）。葬具为一椁二重棺，椁室分南室、东室和棺室三部分，枕出自南室。墓葬年代为战国晚期，约在公元前290年前后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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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江陵望山M1∶B121，枕端之间用两根方木条榫接。竹片的两端和中部较宽，并有小圆孔穿线将枕片连接在一起。枕身髹黑漆。枕长82、宽16.7、高11.5厘米（图六）。葬具为一椁二重棺，椁室分头箱、边箱、棺室三部分，枕出自边箱。墓葬年代为战国中期的楚威王时期或楚怀王前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塚楚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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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荆州天星观M2∶50，仅存马蹄形枕端，髹黑漆。用斫制与雕凿二种方法制成。枕端顶部内侧凿有凹台。枕端中部的马蹄形缺内雕一“人”字形装饰。枕端外侧四周边缘皆起枭线，线宽0.2、高0.1厘米。因两框的连接构件缺失，枕长不明。枕宽15.7、高12.7厘米（图七）。葬具为二重椁二重棺，椁室分东室、西室、南室、东南室、主室（棺室）五部分，枕出自东室。墓葬年代为战国中期，可能在公元前350年至公元前330年之间。墓葬被盗湖北省荆州博物馆：《荆州天星观二号楚墓》，文物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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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信阳M2∶184、237，为2对马蹄形枕端，均髹黑漆。M2∶184，制作精致。枕端正面雕卷曲的双龙，宽18、高14厘米（图八，左）。M2∶237，制作不如M2∶184精致，宽17、高13厘米（图八，右）。椁室分七室，主室为三重椁二重棺，这两对枕端均出自左侧室。发掘报告将墓葬年代定为战国早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阳楚墓》，文物出版社，1986年。
，应为战国中期湖北省宜昌地区博物馆等：《当阳赵家湖楚墓》第1页，文物出版社，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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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荆州高台M11∶29，已残。枕端之间用两根竹片榫接。枕面由7根竹片构成，竹片两端搭嵌于枕端的凹台中，并用竹钉加以固定。枕身髹黑漆，枕面打磨光亮。通长76、宽18.4、高13.2厘米（图九）。葬具为单椁单棺，椁室分头箱、边箱和棺室三部分，枕出自头箱。墓葬年代为西汉早期（元狩五年以前的武帝初年）湖北省荆州博物馆：《荆州高台秦汉墓》，科学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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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湖南湘乡牛形山一号墓南边箱26号，为残存的马蹄形枕端，彩绘纹饰。内侧有方形榫眼和凹槽，为两座之间连接木枋和竹片之处。枕端外侧以红、黄色绘三角形云雷纹，正面的中间，将两端刻成鸟头形的竹片镶嵌在堆砌的黑漆之上，鸟头作昂首状，整个图案美观而朴实。长17.5、厚4.3、高11厘米。简报中未发表线图，有照片但不甚清楚，所以形制的描述多依简报。葬具为二重椁三重棺，椁室分头箱、北边箱、南边箱、棺室四部分，枕出自南边箱。墓葬年代为战国中期偏早。墓葬早年被盗湖南省博物馆：《湖南湘乡牛形山一、二号大型战国木椁墓》，《文物资料丛刊》3，1980年，文物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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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AⅠ式竹木枕（湖北荆门包山M2∶425）

图二 AⅠ式竹木枕（湖北江陵马山M1∶7）

图三 AⅠ式竹木枕（湖北荆门郭店M1∶T11）

图四 AⅠ式竹木枕（河南信阳M1∶715）

图五 AⅠ式竹木枕（湖北荆门包山M4∶28）

图六 AⅠ式竹木枕（湖北江陵望山M1∶B121）

图七 AⅠ式竹木枕（湖北荆州天星观M2∶50）

图八 AⅠ式竹木枕（河南信阳M2∶184、237）

图九 AⅠ式竹木枕（湖北荆州高台M11∶29）

AⅡ式：枕面为全包围式。枕端无马蹄形缺。
山东临沂金雀山周氏墓群M14∶41，马蹄形枕端与长方形底板之间以榫卯相接。长方形底板长33、宽9.3厘米。枕端内侧凿有凹台，外高内低，外宽内窄。枕面系长条竹片制成，每条宽1厘米左右，约计10根以上，多断损。竹片两端搭嵌在枕端凹台之中。为了防止竹片中间凹陷折断，在底板上还挖了三对圆孔，插入三根弯成弓形的竹条以承托枕面竹片。枕高11.3厘米（图一○）。葬具为单椁单棺，椁室内分棺室和边箱二部分，枕出自棺内人头骨下。墓葬年代为西汉临沂市博物馆：《山东临沂金雀山周氏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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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临沂金雀山M28∶74，存枕端和长方形底板，板厚0.8厘米。马蹄形枕端与长方形底板之间以榫卯相接。底板长33、宽11厘米，两边各有四个直径为0.4厘米的小孔，两端有凹槽。枕高12厘米（图一一）。枕面应是竹篾编成，底板小孔便于固定枕面。葬具为单椁单棺，椁室分棺室和边箱二部分，枕出自棺内人头骨下。墓葬年代为西汉中期或晚期临沂市博物馆：《山东临沂金雀山九座汉代墓葬》，《文物》198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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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诸城县西汉木椁墓11号，存枕端1块，高12.4、宽12厘米。枕端中上部有一方形卯，似为一横木插此；下端两侧，有两个方形横木插入卯内。横木残长14～21厘米，厚2.1、宽1.4厘米。枕端中部两侧，各有三个小孔，似为支撑物的孔槽（图一二）。该墓为夫妇合葬墓，两个椁并排放置在一个大椁室内，其内各有一棺，有共同的头箱，枕出自西棺内一端人头骨处（头骨朽，存黑发和角笄）。发掘简报称枕架上似有柔软的蒲草编织物覆盖，编织物已朽不可辨，笔者推测也有可能为竹片编成。墓葬年代为西汉中晚期诸城县博物馆：《山东诸城县西汉木椁墓》，《考古》1987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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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AⅡ式竹木枕（山东临沂金雀山M14∶41）

图一一 AⅡ式竹木枕（山东临沂金雀山M28∶74）

图一二 AⅡ式竹木枕（山东诸城西汉墓11号）

B型：枕端呈拱足形。根据枕面的形态差异，可分为二亚型。
Ba型：板式结构。枕端顶部内侧凿有凹台，以嵌入竹片拼成的枕面。
湖南长沙马益顺巷M1∶21，残。枕面呈长方形，中部残失。枕端呈拱足形，各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以榫卯方式结合。枕端之间用一横梁连接固定，顶部内侧各凿有宽1.8、深0.6厘米的凹台，以嵌入竹片枕面。枕面外直内弧，由7根竹片铺成，竹片之间留有空隙，以便散气。枕面两端的竹片均用竹钉固定于枕端之上。枕身髹黑漆。枕长约60、宽13.8、高12.4厘米。竹片宽1.4～2.4、厚0.6厘米（图一三）。葬具为一椁二重棺，椁室分头箱、左右边箱和棺室四部分，枕出自头箱。墓葬年代为战国中期中段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市马益顺巷一号楚墓》，《考古》200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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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荆门包山M1∶54，残存拱足形枕端。枕端顶部内侧凿有凹台，上部凿长方形卯眼。枕端髹黑漆。宽13.6、高12厘米（图一四）。葬具为一椁二重棺，椁室分东室（头箱）、南室（边箱）和北室（棺室）三部分，枕出自南室。墓葬年代略晚于望山一号墓，而略早于包山二号墓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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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黄州曹家冈M5∶64，残存拱足形枕端。顶部呈龟背形，两侧内弧，内侧凿有凹台，下面用榫卯连接一竖撑，竖撑下接拱形足。枕端髹黑漆，大部脱落。枕长不清，宽13.4、高12.8厘米（图一五）。葬具为一椁三重棺，椁室分头箱、边箱、棺室三部分，枕出自边箱。墓葬年代为战国晚期前段，下限在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郢之前黄冈市博物馆、黄州区博物馆：《湖北黄冈两座中型楚墓》，《考古学报》200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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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三 Ba型竹木枕（湖南长沙马益顺巷M1∶21）

图一四 Ba型竹木枕（湖北荆门包山M1∶54）

图一五 Ba型竹木枕（湖北黄州曹家岗M5∶64）

Bb型：盒式结构。
湖北荆门包山M2∶430，枕身为整木凿成，呈长方盒状。盒两端外壁凿凸起的拱形足。枕身四周外凸，顶端内侧凿浅凹台。四壁较直，内侧板直通至足部，外侧板至中下部内折成悬平底。浅凹台之内铺竹片6根构成枕面。枕面呈弧形，外侧高，内侧低。竹片中间窄两端宽，两端竹片两侧横向钻孔两排，孔径0.25厘米。竹片面上尚存有钻孔放线用的墨线痕迹。盒身两端顶部与竹片圆孔相对应处，也有小圆孔。整器未髹漆。出土时盒内置半盒花椒。枕通长62.5、宽13.6、高13.2厘米（图一六）。葬具为二重椁三重棺，椁室分五室，枕出自北室（边箱）。墓主官至“左尹”，爵至“大夫”。墓葬年代为公元前316年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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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六 Bb型竹木枕（湖北荆门包山M2∶430）

二、竹木枕的年代
上文对竹木枕进行了类型式的划分，根据出土竹木枕墓葬的年代，可大体推断竹木枕各类型的出现、流行和消亡时间（表一）。

表一 竹木枕各类型年代表
类 型
战国中期
战国晚期
西汉早期
西汉中晚期
AⅠ
√
√
√

AⅡ

√
Ba
√
√

Bb
√

由表一可知，各时期竹木枕的使用情况。
战国中期：AⅠ式、Ba型、Bb型。
战国晚期：AⅠ式、Ba型。
西汉早期：AⅠ式。
西汉中晚期：AⅡ式。
由此可以看出，A型竹木枕从战国中期出现，一直延续使用至西汉晚期。此型枕使用时间较长，在当时人们日常生活中应占有重要地位。B型枕流行于战国中晚期，不见于西汉时期。
战国中晚期竹木枕的类型较多，表明这一时期是竹木枕的流行时期，而西汉时期竹木枕的类型较少，显示出竹木枕逐渐衰落的态势。根据笔者搜集的资料，不见西汉晚期以后的竹木枕出土。
三、竹木枕的形制变化
从考古发掘资料看，有的竹木枕因保存不好而尺寸不全，还有的是发掘资料中没有介绍，根据对现有资料进行统计的结果（表二）可知，竹木枕AⅠ式、Ba型、Bb型，长60～82、宽13.4～18.4、高11～14厘米，参照表一可知其年代为战国中期至西汉早期；竹木枕AⅡ式，长33、宽9.3～12、高11.3～12.4厘米，参照表一可知其年代为西汉中晚期。普遍看来，战国中期至西汉早期的竹木枕较长、较宽、较高，而西汉中晚期的竹木枕则较短、较窄、较矮。
概括地说，战国西汉墓葬中出土竹木枕的形制变化规律是由长变短，由宽变窄，由高变矮。其中，长度的变化最为明显，战国中期至西汉早期的竹木枕长60厘米以上，而西汉中晚期的竹木枕长40厘米以下。

表二 竹木枕形制一览表
类 型
长（厘米）
宽（厘米）
高（厘米）
AⅠ
60.4～82
15.7～18.4
11～14
AⅡ
33
9.3～12
11.3～12.4
Ba
60
13.4～13.8
12～12.8
Bb
62.5
13.6
13.2

四、竹木枕的制作工艺
（一）胎骨的结合方式
竹木枕胎骨的结合方式有榫卯、竹钉和漆粘等。
榫卯技术对于竹木枕的制作至关重要。如马蹄形枕端之间用横木等榫接，AⅡ式竹木枕马蹄形枕端与长方形底板之间也以榫卯相接，而竹木枕的枕面是用竹片搭嵌在马蹄形枕端顶部内侧的凹台中，可称之为半榫结构。
竹钉在竹木枕的胎骨结合中也占重要地位。如湖南长沙马益顺巷出土的竹木枕M1∶21，枕面两端的竹片均用竹钉固定于枕端之上。湖北荆州高台M11∶29，枕面由7根竹片构成，竹片两端搭嵌于枕端的凹台中，并用竹钉加以固定。还有一些竹木枕上存有小孔。如湖北荆门包山M2出土的竹木枕M2∶425，枕端顶部内侧凿有凹台，其上有固定竹质枕面的两个小圆孔。推测这些孔内原应也有竹钉。
漆粘的方式见于湖北荆门包山M2出土的竹木枕M2∶425，枕端外侧四周和缺内侧嵌宽0.4～0.6、厚0.1厘米的骨条，骨条转折处对切角接，其下用生漆粘接。以及湖南湘乡牛形山一号墓南边箱26号竹木枕，在马蹄形枕端正面中间堆砌的黑漆之上镶嵌有两端刻成鸟头形的竹片。
再就是枕面竹片之间的连接方式，从现有资料看，其中有些是通过钻孔穿线进行编连的。有的发掘报告中已经说明，如湖北江陵望山M1∶B121，竹片的两端和中部较宽，并有小圆孔穿线将枕片连接在一起。还有的从枕片上的小孔位置可以判断，因为这些小孔并非位于竹片两端与木质枕端相搭接处，起将竹片固定在木质枕端之上的作用。如湖北荆门包山M2∶425，竹片两端（与木质枕端相接处尚有一段距离）各有一排小圆孔。河南信阳M1∶715，竹片的两端钻有三行小孔。其中一端两行，另一端一行。除了最端头与木质枕端相搭接处的两排圆孔外，其他圆孔可能即是作为穿线编连竹片之用。
（二）造型和装饰
战国西汉墓出土竹木枕的造型朴实无华，设计上更多的应是从器物实用角度考虑。如整体呈长条形，枕端呈马蹄形或拱足形，枕面呈弧形。从枕的形制看，长、宽、高度都是比较适合实际需要的。从造型上说，枕端为马蹄形的A型竹木枕是这一时期主流形态，从战国中期一直延续到西汉晚期，历时较长。而枕端为拱足形的B型枕只在战国中晚期有，西汉时期已经不见这种类型的枕。
竹木枕的装饰技法有髹漆、彩绘、雕刻、镶嵌等。这一时期的竹木枕的木质枕身通常髹漆，个别有彩绘纹饰。如湖南湘乡牛形山一号墓南边箱26号竹木枕有彩绘纹饰，在残存的马蹄形枕端外侧以红、黄色绘三角形云雷纹。而一些竹木枕的枕端有雕刻花纹。如湖北荆州天星观M2∶50，在枕端马蹄形缺内雕一“人”字形装饰。而河南信阳M2∶184，在马蹄形枕端正面雕卷曲的双龙。还有一些竹木枕有镶嵌装饰，如湖北荆门包山M2出土的竹木枕M2∶425，枕端外侧四周和缺内侧嵌宽0.4～0.6、厚0.1厘米的骨条。湖南湘乡牛形山一号墓南边箱26号竹木枕的枕端镶嵌有两端刻成鸟头形的竹片。
五、竹木枕的功能和墓主身份
出于墓葬中的竹木枕有两个功能：一是作为随葬品出土于棺外，一是作为枕尸之具出土于棺内墓主头下。不论作为随葬品，还是作为枕尸之具，竹木枕都是有使用价值的，都是放在人的头下使用，至于作为枕尸之具的竹木枕是否为生人所使用，目前只能从做工和装饰上进行辨别。
从目前统计的情况看，战国和西汉早期墓葬中出土的竹木枕均出自棺外，说明这一时期的竹木枕是作为随葬品使用的，再考察其制作和装饰等方面可以推断，这类竹木枕应是生人所使用的实用器。而西汉中晚期的竹木枕均出自棺内墓主头下或头部附近，这类竹木枕首先应该是作为一种枕尸之具使用，至于它是否为实用器，从枕的制作并不粗糙，也没有浮华的装饰，以及枕的长、宽、高等也适于生人使用等方面初步推断，这类竹木枕也应是实用器。
战国西汉墓葬中出土的竹木枕的数量，一般来说，单人墓是一墓一件，西汉中晚期合葬墓是一棺内一件。仅有少数例外，单人墓中出土了2件竹木枕。如河南信阳M2出土了2件竹木枕，均为AⅠ式。其中1件（M2∶184）制作很精致，在马蹄形枕端正面雕卷曲的双龙，是同时期竹木枕中制作较精者。该墓椁室分七室，主室为三重椁二重棺。湖北荆门包山M2也出土了2件竹木枕，AⅠ式和Bb型各1件。其中1件（M2∶425）做工精细，在枕端外侧四周和缺内侧嵌有骨条。该墓葬具为二重椁三重棺，椁室分五室。墓主官至“左尹”，爵至“大夫”。上述两座墓较同时期其他墓葬规模大，墓主身份等级较高。
可见，竹木枕的数量与墓主身份等级有一定关系，墓主身份等级高者，其竹木枕的数量并不局限于1件，可有2件，其制作也较精致。而在长、宽、高等形制方面与同时期同类的竹木枕并无明显差别。
六、出土竹木枕的墓葬分布
根据目前的资料统计，出土竹木枕的战国西汉墓葬分布比较集中。AⅠ式竹木枕出自湖北、河南、湖南，以湖北为多；AⅡ式竹木枕均出自山东；Ba型竹木枕出自湖北和湖南；Bb型竹木枕出自湖北。总的说来，竹木枕出土最多的地区是湖北，而且是A、B型竹木枕俱全。这种分布上的集中现象是与竹木器的保存情况密切相关的，这些地区竹木器由于环境的因素而保存较好。但也有分布上的意义，在时空方面都有表现。因为在有的保存较好的墓葬中，如湖北江陵凤凰山M168中，以及江苏的一些汉代墓葬中却无竹木枕出土，出土的是另外类型的枕即木枕 关于木枕的研究笔者将另文发表。
，而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是绢地信期绣枕。值得注意的是，湖北云梦等地的一些秦汉墓葬中，竹木器保存也较好，但其中也没有竹木枕。
概括地说，竹木枕是战国时期枕的主要形式，由于保存、发现等因素的影响，目前还少见战国时期其他质料的枕。而这种竹木枕目前集中发现于战国楚地，应是楚文化的传统。到了汉代，枕的质料多种多样，包括竹木枕也有个别类型（AⅠ式）延续使用至西汉早期，但仅有零星出土，出土地点仍在湖北，应是战国时期此类型竹木枕的孑遗。而AⅡ式竹木枕在西汉中晚期使用，但出土数量很少，出土地域局限于山东，可以大致认为这是一种地方特色。
七、与竹木枕相关的物品
（一）枕巾（套）
根据考古发现可知，战国西汉时期，与竹木枕配套使用的应有枕巾（套）。湖北江陵马山M1出土的竹木枕M1∶7，出土时，枕面上残存有黄色绢，周围残存有内外两圈锦缘，可能是枕套。而其他质料的枕有的也发现有枕巾（套）。如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发掘简报》，文物出版社，1972年。
出土2件枕巾，形制基本相同，墓中还出土1件绢地信期绣枕，它们均出自边箱。其中一件绢地乘云绣枕巾M1∶444，长方形，夹层。面料为黄绢，用紫灰、浅棕红、橄榄绿三色绣出云纹等图案，周缘镶起绒锦和淡黄绢。里衬素绢。长87.5、宽65厘米。该墓中出土的竹简二五三号记有“素乘云绣枕巾一”，应即指此。同墓出土的另一件枕巾M1∶446，“乘云绣”香色对鸟菱纹绮面，四周边缘镶以宽14.5厘米的烟色绢，衬里亦为烟色绢。长100、宽74厘米。
（二）天然香料
战国西汉墓出土的竹木枕中有的装有花椒。如战国时期的湖北荆门包山M2出土的竹木枕M2∶430，出土时枕盒内置半盒花椒。而其他质料枕中有的也装有花椒。如西汉时期的河北满城刘胜墓出土的铜玉枕M1∶5188，以及其妻窦绾墓出土的铜玉枕M2∶4003，出土时枕内都有花椒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
。另外在西汉时期的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绢地信期绣枕，内填塞佩兰叶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发掘简报》，文物出版社，197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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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椒可作为香料使用，文献中也有相关记载。《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载：“楚人有卖其珠于郑者，为木兰之柜，薰以桂椒，缀以珠玉，饰以玫瑰，辑以翡翠，郑人买其椟而还其珠，此可谓善卖椟矣，未可谓善鬻珠也。”陈奇猷校注：《韩非子集释（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
其中“薰以桂椒”中的“椒”即指花椒，使用的目的在于取其芬芳。众所周知，西汉长安城未央宫有椒房殿，《汉书·车千秋传》颜师古注：“椒房，殿名，皇后所居也。以椒和泥涂壁，取其温而芳也”（汉）班固：《汉书·车千秋传》，中华书局，19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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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椒和佩兰均是天然植物香料，有很强烈的香气，二者又均可入药，将它们装在枕中既充满芳香，又可能有“药枕”之功效。可见，将芳香植物放置枕中，在中国古代久已有之。
总之，上述各项结论是依据目前有限的甚至是残缺不全的考古资料得出的，相信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进展，考古新资料的不断发现和发表，对这一时期竹木枕的研究将得到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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