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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宋代海外交通的三个问题
摘要：本文通过对《岭外代答》和《诸蕃志》的核心文献解读，配以其他相关书目、文献与考古资料为辅助，从中西记载、商人旅者、文字文物等多角度阐述宋代海外交通中的市舶管理体制、对外交往诸国、进出口商品三个问题，大致总结宋代海外交通的总体情况与特征以及在中国古代海外交通史上的地位。
关键词：宋代 市舶管理 对外交往 进出口商品 海外交通

一、宋代市舶管理体制的特征
从官方定义上讲，市舶为中国旧时对中外互市船舶的通称，但其含义在各时代并不一致。 　　在宋代，对中外互市商船统称市舶。
由此而形成的市舶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创始于唐代。宋代在唐代的基础上，“制度渐见完备” 桑原隲藏著，杨炼译，《唐宋贸易港研究》章一《市舶司及市舶》p15，商务印书馆1935年7月版
。并且由于宋代特殊的国情——积贫积弱,使得它在宋代的经济地位非常突出。宋代市舶管理体制主要包括市舶机构的设置、对海舶和海商的管理、市舶官的经济职能等几个方面。
1、市舶机构的设置
市舶司是宋代在各海港设立的负责管理海上对外贸易的机关，相当于现在的海关，其职掌检查“进出船舶蕃货、征榷、抽解、贸易诸事” 朱彧著，李伟国点校，《萍洲可谈》卷二p45，中华书局2007年11月版
。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克广州，即日诏与潘美同知广州，兼市舶转运使”，即北宋开宝四年（公元971年）曾在广州设市舶司；徽宗崇宁元年七月又在杭州、明州（今宁波）、温州、密州（今山东胶县）、秀州（今上海松江县）等地设市舶司；南宋建炎（公元1127—1130年）又复置两浙﹑福建路市舶司。从中可以看出，宋代相对于唐代，在市舶司的设置上区域分布更广，虽仍然集中位于沿海港口一带，但从北至南已经大致可以形成线性趋势，市舶司这一机构的“因地制宜”原则也显得更为明显。同时，《岭外代答·航海外夷》中 “今天下沿海州郡，自東北而西南，其行至欽州止矣。沿海州郡，類有市舶”也可以印证宋代政府在市舶机构设置上规模数量的增加，市舶制度的盛行。
2、海舶和海商的管理
宋代政府在管理上的特征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①海舶：凡港口进出口船舶所申报的货物﹑船上人员及要去的地点需要向市舶司领取公凭﹔出海前要接受市舶司上船“点检”﹐防止夹带兵器﹑铜钱﹑女口﹑逃亡军人等，并由兵船监送。②海商：按照市舶司规定缴纳实物形式的市舶税，实行抽分制度：「即将货物分成粗细两色﹐官府按一定比例抽取若干份，所抽货物要解赴都城抽解﹔按规定价格收买船舶运来的某些货物博买﹔经过抽分﹑抽解﹑博买后所剩的货物仍要按市舶司的标准﹐发给公凭﹐才许运销他处」。同时，为垄断市舶之利，宋朝廷对海外贸易采取专卖控制，在宋朝称为“禁榷”，严禁一般商人自由贸易。
在《岭外代答》卷五《邕州永平寨博易场》和《钦州博易场》中记载了宋朝与交趾在邕州永平寨和钦州城外江东驿博易场进行的贸易。前来钦州贸易的交趾商人有“其国富商”，这类来博易者规模当然不少，需事先由交趾边境“永安州移牒于钦（州）”，履行入境申报手续，但他们只能“谓之小纲”。另有交趾官府组织的贸易团队，即“其国遣使来钦，因以博易，谓之大纲”。同时也有做小买卖的交趾边民，“谓之交趾蜑”。同时，钦州的博易场上，最后交易一般在官府的监督下完成，“官为之秤香交锦，以成其事”。从中可以看出，官府只按“实钱一缗征三十”的比例收取宋朝商人的交易税，而不向交趾商人征税，有别于对所有商人进行抽解和博买的市舶贸易。 周去非，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卷五p273，中华书局1999年9月版

宋人朱彧说：“海舶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 朱彧著，李伟国点校，《萍洲可谈》卷二p87，中华书局2007年11月版
每艘海船的船主为商队首领，也是政府委任的“市舶纲首”，负责在航行途中管理整个商队和在域外招诱外国蕃商来华贸易的双重任务，如《宋史·食货志》记载“诸市舶纲首能招诱舶舟，抽解货物，累价及五万贯、十万贯者，补官有差”。
从中可以看出宋代政府在对海商和海舶的管理上更加注重细节，抽分制度的创新实施一方面确保政府的财政收入，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对海外贸易的控制，对市舶市场总体秩序起到了调控作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宋代海外交通贸易的繁盛。
3、市舶官的经济职能
宋代，负责掌管市舶机构的主要官员称为市舶使司（市舶司）。《诸蕃志》作者赵汝适初任泉州市舶司提举时于“暇日阅诸蕃图”并“询诸贾胡，俾列其国名，道其风土与夫道理之联属，山择之蓄产，译以华言。” 赵汝适著，杨博文校注，《诸蕃志校注》序言《赵汝适序》p5，中华书局2000年4月版

同时，宋代市舶官制变化十分频繁。根据《续资治通鉴》第三十八卷记载，北宋前期，市舶司由所在地的行政长官和负责地方财政的转运使共同领导，而由中央政府派人管理具体事务。而到元丰三年（1080），免除地方行政长官的市舶兼职，而由转运使直接负责市舶司事务，后又专设提举官。
总体来讲，宋代市舶使司掌管的主要事务有：收购海外运来的货物，用来专卖或上缴；接待各国贡使，招待外商，并对外国商人的经营进行管理和监督；管理本国商船及海外贸易征税等等。相对于前代，市舶使司作为市舶机构的主要官僚职权范围随着海外贸易规模的扩大而加大，但其不稳定性也随着宋朝政府政治经济各方面的波动而加大。
二、宋代对外交往诸国相关情况
宋代海外交通的繁盛，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与海外各国的交往。周去非《岭外代答》记载，当时与宋朝通商贸易的国家有50多个，“诸蕃国之富盛多宝货者，莫如大食国，其次阇婆国，其次三佛齐国，其次乃诸国” 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之《外国门》p158，中华书局1999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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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外交往诸国分布概况
从《诸蕃志》中《志国篇》按各国或地区的地理位置来看，包括东北方的倭国、新罗等，东南的交趾、真腊国、占城等，南方南洋群岛的麻逸国、阇婆国、三佛齐国等，西南马来半岛的南毗、故临，印度半岛的细兰，西方入阿拉伯海和波斯湾的黑衣大食白达，非洲东岸的弼琶罗、大食国、木兰皮国等以及越过地中海到达欧洲等58个国家，从中可以看出对外交往国家的数目多、分布广。同时，《志国篇》中还涉及到当时的琉球国（今台湾）：“琉球国当泉州之东，舟行约五六日程。王姓欢斯，土人呼为‘可老’。旁有毗舍耶、谈马颜等国。”
又如考古发现，“南海一号”发掘地所在的广东阳江外海面是商船从广州、福建港口经由北部湾到南海各国如爪畦，再经巽他海峡或马六甲海峡至印度的线路地点；近年在南朝鲜木浦附近海底，发现一艘宋代沉船，已从沉船上打捞上来七千多件物品，其中以瓷器居多；南洋一代，近年在泰国沿岸发现了好几艘宋代沉船，其中一艘保存了近一千件中国瓷器；在西亚和非洲东海岸，也时有宋代中国瓷器出土；特别是1888年和1898年，还先后分别在桑给巴尔的桑吉巴和索马里的摩加迪沙出土了大量宋代铜钱。
从中看出，对外交往以阿拉伯半岛和马来群岛的国家为主，东方以朝鲜和日本为主，甚至拓展到了欧洲、非洲的不少地区。
2、泉州与对外交往诸国的关系
此外，从《占城国》云：“自泉州至本国，顺风舟行二十余日程。”又如《大食国》云：“自泉州发船，四十余日至蓝里博易住冬。”以及《志国篇》中记载的自泉州港出发，向东北方向航行，经浙江四明，继续往东北开航，至新罗国、倭国的传统线路与以泉州港为起点，经澎湖、麻逸、渤泥的不甚发达的民间航线，可以看出泉州港在宋代海外交通的地位之重，作为对外交往诸国线路的核心起始，泉州因而也成为海外诸国商人贸易迁徙之地，宗教、风俗、物产等带有地域色彩的文化开始在泉州以及东南沿海扩散，伊斯兰教、印度教、古基督教、摩尼教、犹太教、佛教等世界多种宗教在泉州广泛传播，留下大量遗迹，并逐步深入到中原内地。
3、对外交往诸国举例分析
阇婆国位于爪哇中部，三佛齐就是唐时的室佛利逝，处于海上丝绸之路的要道上，是商舶从太平洋入印度洋的中途停泊地和货物转运站。当时，广州通东南亚有3条固定的贸易航线：从广州到阇婆国，顺风一月可到；从广州到三佛齐，“泛海便风二十日”；从广州到占城，顺风八日。 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之《阇婆国》p145，中华书局1999年9月版

根据《岭外代答》、《诸番志》两书的记载，当时与我国贸易往来的国家仍以大食最为重要。而前往大食最便捷的道路，是广州和大食麻离拔国（今沙特阿拉伯的鲁卜哈利沙漠以南至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境，是当时大食的重要国家之一）港口佐法尔（今阿曼）境之间的航线。广州自中冬以后发船，乘北风行，约四十日，到地名兰里，一名兰无里（今苏门答腊西北端的亚齐），博买苏木、白锡、长白藤。住至次冬，再乘东北风，六十日顺风方到麻离拔国。同时《岭外代答》及《诸蕃志》所记，还远及地中海沿岸一些国家和地方，如勿斯里（今埃及），芦眉（今小亚细亚半岛）、斯加里野（今意大利西西里岛）、木兰皮（今西班牙南部）、茶弼沙（今西北非摩洛哥）、默伽猎（今北非阿尔及利亚）和毗喏耶（今北非突尼斯至利比亚一带）等。说明这些地方宋时也与中国发生间接的交通和通商关系。
此外，《志国篇》还详细记载了各国丰富的物产与风俗民情。如交趾国“饮食略与中国同，但男女皆跣足差异耳。每岁正月四日，椎牛飨其属。以七月十五日为大节，家相问遗，官僚以生口献其酋。十六日开宴酬之。岁时供佛，不祭先。病不服药。夜不燃灯”的民俗文化和“土产沉香、蓬莱香、生金、银、铁、朱砂、珠、贝、漆、木棉、吉贝之属”的丰富物产。
三、宋代海上进出口商品概述
宋代为了征税的方便，把舶货分为粗色（一般货物）和细货（贵重货物）。相较于唐代，随着海外交往诸国范围的扩大，宋代海上进出口商品的数量与种类都有显著增加。
1、出口商品的结构分析
根据《岭外代答》和《诸蕃志》，再参以《宋史·食货志》、《宋会要辑稿》所载，进口商品主要有香料（如乳香、丁香、沉香、檀香）、宝货（如珍珠、象牙、犀角、玛瑙）、药材（如没药、茯苓、苓术、苏合香油）、矿产（如水银、硫黄、金银、镔铁）、染料（如紫矿、苏木）、食品（如白沙糖、万岁枣）、动植物初级制品（如牛筋、藤席）和毛棉制品（如白叠布、驼毛段、哥缦、越诺布、木棉纱）等八类。而出口商品主要有丝麻纺织品（如绢、帛、锦、缎、五色茸即丝线）、陶瓷器皿（如碗、坛、瓮、罐、盒、钵）、铜钱和金属制品（如各类铜器、针等铁制品、金银饰品）、日用品（如漆器、绢扇、木梳、伞、席、纸、墨、书籍）、食品（如米、盐、茶叶、糖、酒，及荔枝、龙眼等干鲜水果）五大类，尤以丝绸、陶瓷和铁器、铜器等制成品为主。
显而易见，宋代出口商品的附加值要高，在外贸中处在强势地位。而从进口商品看，除香药、宝货为专供统治阶级上层享用的奢侈品外，其他如染料、矿产，还有牛筋、木材等属生产资料，食品、药材和毛棉织品属生活资料，亦有助于宋代国内经济的发展和生活质量的提高。进出口商品的比较分析表明，宋代进口蕃货以特产、原料、矿产等初级产品为主，输出商品以手工业制成品为主，从中也可以反映宋朝手工业的繁盛发展。
2、“香料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
历来，海外学者把从中国广、泉等州到阿拉伯的海上通道称为“香料之路”，我国学者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这种命名的不同大致反映了当时进出口商品的主要区别。
宋代各地名瓷汇聚广州出口，进口舶货仍以香料居首。北宋的输出品除传统的丝绸、漆器、五金等外，陶瓷逐渐升上首位，还有杂色帛以及各种矿产品；输入的多半是供贵族享用的奢侈品，如各种香料、药材、犀角、象牙、珊瑚、玳瑁、苏木等。广州西村窑、番禺南村沙边窑群，还有省内的潮州窑、连州窑、海康窑、佛山窑等，都是宋代的重要陶瓷产区，其中广州西村窑和潮州笔架山窑的产品深受海外欢迎，出口量大。宋代出口货物的包装方法也有创新，从广州出发的商船“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随船商人和其他乘客晚上就卧睡在这些排放得密无空隙的货物上面，最大限度地利用空间。 中国硅酸盐协会编，《中国陶瓷史》第六章p257，文物出版社，1982年9月版

最有说服力的1987年在阳江海域发现宋代木质古沉船“南海Ⅰ号”。经初步水下考古勘探和发掘，可确认古船是尖头船，船长30.4米、宽9.8米，型深约4米，载重量近800吨，可能就是南宋广州制造的大型海舶木兰舟。打捞出文物4000多件，有江西景德、福建德化、浙江龙泉和福建建窑等日用瓷器、银锭、“政和通宝”、“绍兴通宝”等钱币。初步判断，“南海Ⅰ号”是一艘外贸商船，满载瓷器等货物出口到东南亚或西亚一带。这为阳江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也是中外文化之路的有力证据。
3、海上进出口商品举例分析
《诸蕃志·志国篇》中记载了多个运往当时最大贸易港泉州的香料名称：脑子、没药、血竭、乳香、蔷薇水、安息香、沉香、檀香、降真香、丁香、苏合香油、肉豆蔻、龙涎香、笃褥香、生香、笺香等12种，对这些香料的产地、性状、制作与用途都做了详细介绍，如乳香“一名熏陆香，出大食之麻罗拔、奴发深山穷谷中。其树大概类榕，以斧斫株，脂溢于外……其最上者为拣香，圆大如指头”。
因而香料成为当时盛行的奢侈品与民间药物，也成为宋代贵族的一大象征，焚香、熏香成为宋代上层人士的一大享受，贵族妇女还自制精巧的香囊或香球带在身上。这些香药价格昂贵，获利甚多，因而市舶收入在宋代政府的财政收入中比重更为加大，成为宋朝廷经济来源的一大支撑。
四、宋代海外交通总体概述
探索其成，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及海外交通的发达为宋代海外贸易的扩大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宋政府从增加财政收入的角度鼓励和管理海外贸易，这与宋朝官方贸易萎缩、民间贸易增长的现象是息息相关的。宋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都深深的打上了海外贸易的烙印，其表现在海外贸易范围进一步扩大, 沿海港口数量增加，进出口产品的种类和规模扩大，海上贸易逐渐取代西北陆路贸易成为对外贸易的重心，对社会经济和国家财政的影响也远远超过前代，开创了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主导地位。同时海外交通的辐射作用也带动宋朝其他方面的发展，就像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名誉所长英国科学院院士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所说：“中国的科技发展到宋朝，已呈颠峰状态，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已经超过了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或欧洲的水平。”
宋代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 同时也是一个海外贸易发展新时代的开端。东南沿海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更是深受其影响，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不断受到冲击，推动了东南沿海地区交通、市场、农业、手工业、产业结构等方面的进步和变迁，加速了经济重心南移的步伐。宋代上沿隋唐、五代, 下接元、明、清，在我国古代海外贸易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总结全文，宋代海外交通在市舶管理体制、对外交往诸国、进出口商品相比前朝都有实质性地突破与进步，当然也存在官府垄断牟利、朝贡贸易心态与进出口结构不协调下的产业结构危机等问题，但宋代海外交通发展从这三个问题出发分析，依旧在中国海外交通史上有不可否认的重要地位。

参考文献：
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中华书局，2000年
周去非著，杨武泉校释《岭外代答校释》，中华书局1999年
朱彧著，李伟国校释《萍洲可谈校释》，中华书局2007年
桑原隲藏著，杨炼译《唐宋贸易港研究》，商务印书馆1935年
吴春明著《环中国海沉船》，江西高校出版社2008年
吴文良著《泉州宗教石刻（增订本）》，科学出版社2005年
陈尚胜、陈高华编著《中国海外交通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
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华书局，2003年
三上次男著，胡德芬译《陶瓷之路: 东西文明接触点的探索》，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