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核心特征与“两个结合”的文化底蕴.pdf

2023年7 月第2 7 卷第4期DOI:10.19411/ki.1007-7030.2023.04.007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Yangzhou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Jul.2023Vol.27 No.4中华文明的核心特征与“两个结合”的文化底蕴代生（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济南2 5 0 0 1 4)摘要：兼容并蓄、理性主义和家国天下是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过程中的核心文化特征，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产生的重要因素，推动了中华文化在多元的形态中走向“统一”，构成了中华文明的文化自信之源。这些文化基因既是价值取向，又是思维方式，他们的精神内涵和开放性、包容性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重要结合点，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高度契合性。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贯彻“两个结合”，需要不断地从中华五千年文明中汲取养分，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续并发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关键词：“两个结合”；兼容并蓄；理性精神；家国天下；文化基因中图分类号：G122；D 6 12021年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 0 0 周年大会上提出了“两个结合”的重大理论观点。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对为什么进行“两个结合”、怎样实现“两个结合”进行了科学阐释。2 0 2 3 年6 月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时全面回答了“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只有全面深人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些重要论述是党在新时代对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问题的深度思考和深刻总结，对于我们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 0 0 7-7 0 3 0(2 0 2 3)0 4-0 0 7 9-1 1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招标项目“历代国家治理的历史底蕴与当代价值”（L S Y Z D 2 1 0 0 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清华简所见春秋史研究”（2 1 BZS043）作者简介：代生，历史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 0 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 0 2 1 年第1 4期，第4一1 4页。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求是2 0 2 2年第2 1 期，第4一3 5 页。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民日报2 0 2 3 年6 月3 日，第1 版。79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列举了天下为公、民为邦本、天人合一等诸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认为这些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些元素是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具有鲜明特色的价值观念，它们随时代变迁而与时俱进，又有其自身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是经历五千多年积淀而成的文化基因。其中，兼容并蓄、理性主义和家国天下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核心文化特征，它们以其开放、包容、辩证的文化品格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着内在的契合性和融通性，这就成为“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文明基础和文化底蕴。一、兼容并蓄：中华文明延绵不断的文化品格不同民族进入早期国家的形态各有不同。中华文明在起源和形成过程中，不同文化区域有着不同的路径，最终各大区系文明交汇在中原，形成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区域文明的交汇与融合，体现出兼容并蓄的特点；不同区域又保持着自身文明的特色，呈现出“和而不同”的文化品格。苏秉琦在其名著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谈到：“几十年来，在我们的历史教育中，有两个怪圈：一个是根深蒂固的中华大一统观念；一个是把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看成是历史本身。”据此他提出了中国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说”。从新石器时代的考古资料来看，不同文化区系之间因地理分布等因素，早就有了交流与碰撞，苏秉琦将文明起源分为三种形式：裂变、撞击和熔合。张光直也提出，“所有的区域文化在经过一定的时间之后都更广泛地分布，而它们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趋于深化，终于在公元前第四千纪中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圈，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当前，上述几种观点已经成为学界共识。新石器时代晚期是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前夕，不同区系文化间的交流、融汇愈发密切，陶寺文化就是较好的例证。陶寺遗址的城址总面积达3 0 0 万平方米，是新石器时代晚期规模最大、内涵极为丰富的古都城遗址之一。由于这里发现了古观象台，与文献记载的“尧都平阳”密切相关，加之一系列社会状况与尚书尧典记载极为近似，故而学界认定为尧舜之都。尚书尧典记载了尧舜时代的情况：帝尧，日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一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并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纪实，人民日报2 0 2 3 年6 月4日，第3 版。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 0 1 1 年，第2、8 6 一1 0 7 页。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形成，载中国考古学论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 5 1 页。:80日若稽古，帝舜，日重华，协于帝。浚咨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百时叙；宾于四门，四门穆穆；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帝日：“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底可绩，三载。汝陟帝位。这种场景是出于构想还是对古代社会情景的追忆，目前还难以确证。从考古学上看，陶寺文化广泛吸收了周边各地的文化因素，如陶寺遗址中有着较多的海岱地区文化因素，以玉器为例，牙璧、钱等都与大汶口-龙山文化密切相关；随葬猪下颔骨的习俗、用鳄鱼皮制成鼓、镶嵌绿松石习俗等等也是承袭自海岱地区。尧舜之间的禅让、联盟是东夷与华夏部族的联盟共主制的体现，一般认为，尧出自华夏，舜来自东夷，而在尧舜统治之下的伯益、皋来自于东夷，这揭示了陶寺遗址具有鲜明的海岱文化特点的缘由，“夷夏之交”得到了考古学与历史学的相互印证。陶寺遗址所包含的文化因素还不止于此，有学者指出，距今43 0 0 多年前，晋南以陶寺遗址为代表的陶寺文化出土铜器以及双耳罐显然与甘青地区齐家文化有着密切关系陶寺文化的“粗体”与江汉平原石家河文化的同类器十分相似，而王级大墓中出土的玉兽面又与后石家河文化多见的兽面属于同类形制与技术。大体同属这一时代的晋陕高原石第文化与陶寺文化之间在陶器、玉器、铜器、建筑技术等方面存在交流。陶寺遗址的多种文化因素与尧典记载所呈现的尧舜时代“四方辐”特点十分契合，说明尧典有关记载并非向壁虚构，而是渊源有自。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保训篇记载：昔舜旧作小人，亲耕于历丘，恐求中，自稽厥志，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厥有施于上下远迩，乃易位设稽，测阴阳之物，咸顺不逆。舜既得中，言不易实变名，身兹备，惟允，翼翼不懈，用作三降之德。帝尧嘉之，用授厥绪。论语尧日记载：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陶寺墓葬中出土的圭尺，就是古“中”字的原型之一，表明“地中”政治意识的形成；二者可以得到有效验证，说明执“中”的理念是尧舜时代的重要思想，据此，主持过陶寺遗址发掘的何弩将陶寺遗址看作是“最早的中国”。有意思的是，陶寺遗址发现的一件背壶上有“文”“尧”二字，“文”即是尧典描述尧舜统治的重要特色；周人秉承“文王”之“文”，形成了周代的“尚文之风”；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进一步阐发“文”的思想使之成为中国的文化精神标识。“从宏观屈万里：尚书集释，上海：中西书局，2 0 1 4年，第4一1 6 页。句读略有不同。栾丰实：简论晋南地区龙山时代的玉器，文物2 0 1 0 年第3 期，第3 7 一45 页。高江涛：东西方文明交流为何存在“史前互动圈”，2 0 2 2 年1 月2 1 日，http：/w w w.c h in a n e w 0 2 3 年6 月5 日。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一，北京：中西书局，2 0 1 0 年，第1 43 页。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 0 0 9 年，第2 0 5 页。81二、理性精神：中华文明的核心特质上看，陶寺社会群体具有较强的实力和较为先进的政治文明形态，文化繁盛，但却没有明显的大区域范围的扩张。这似乎表明陶寺文化蕴涵着一种强而不战、盛而不扩、强调和善的思想意识，同时这一文化具有多元性、融合性，体现出一种最初状态的和合思想。”陶寺文化所体现出来的文化精神，正是中华文明在起源和形成过程中兼容并蓄的体现，这也是其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基因。先秦时代的国家，先后经历了部落联盟、部族联盟、方国联盟、封国联盟的形态而最终走向中央集权的帝制国家，这也是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之一，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因素不断汇集，互相包容，不断融合发展，形成了源远流长、奔腾不息的中华文化。正所谓“不积睦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秦汉以后，少数民族与汉民族既有和睦相处，又时有矛盾冲突，如汉代的匈奴、西羌，魏晋时代的“五胡乱华”，隋唐时代的突厥、回和吐蕃，宋代与诸少数民族的并立，蒙元和满清都建立了统一的王朝，但在历史的长河中文化交流和融合始终是主流，马克思曾指出：“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少数民族文化正是在碰撞与交流中汇入中华文明，为中华文化注人新鲜血液。外来文化如各类宗教文化、礼俗文化等在传人中国后也逐渐被接受、利用，体现出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和开放性。这也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在人类文明形成与发展的早期阶段，浓厚的巫术、神权色彩笼罩社会，掌握巫术与神权的阶层，往往也是政治军事权力的拥有者，这种“交汇”促进了社会的分层和早期文明的形成。中华文明与其他国家的早期文明都有着类似的经历，但不同的是，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不同时代和区域的中华文明具有不同的特点，虽然神权、王权、军权往往纠葛在一起，但总体趋势是三者的融合，随着神秘主义的不断削弱，理性精神逐渐彰显，务实、人本等理念得到加强。在新石器时代，居于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和居于长江中下游的良渚文化，在文明的发展过程中都是具有浓重神权和巫术色彩的文化。红山文化的鲜明特色是女神庙、祭坛和积石家，2 0 世纪8 0 年代开始发掘的牛河梁遗址，其中女神庙的群塑雕像，主要是人体上身，完全以写实为主，根据统计，这些塑像残件，形体大小不一，大约属于五六种个体，既有少女，也有老者，还有一尊接近真人大小的彩塑女神像。在后来的发掘中发现许多积石家中也有人像，说明女神庙、积石家是红山人群的原高江涛：试论盛期陶寺文化的和合思想，南方文物2 0 1 8 年第4期，第5 2 一5 7 页。王先谦：苟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 0 1 2 年，第8 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 9 9 5 年，第7 6 8 页。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民日报2 0 2 3 年6 月3 日，第1 版。82始宗教祭祀场所，体现了他们的共同信仰。此外，红山文化出土的玉器种类繁多，有勾云形佩、马蹄状箍以及玉人、玉鸟、玉马等玉器，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玉猪龙，身体卷曲呈字母“C”形，头部像猪，形体似龙，造型生动形象，玉猪龙多摆放在墓主胸前，有着浓厚的宗教意味。良渚文化也富有浓厚的神权色彩，如其中的反山墓地，规格等级甚高，面积约3000平方米，在高地之上，堆筑了一座高于周围平地五六米的土台，是庄严神圣的祭祀场所。令人惊叹的是，这里出土的石器、玉器、漆器、象牙器等将近40 0 0 件，大部分都是玉器，最富特色的是玉琮，外形为内圆外方，象征天地，被视为良渚人交通天地、人神的玉礼器。玉琮上面还有神秘的神人兽面纹，神人头戴羽冠，骑乘神兽，兽面怒目圆睁，让人感觉颇有“乘龙升天”的景象。此外，良渚文化的玉、玉璧、三叉形器反映了墓主人是具有神权和军权的人物，从修建良渚文化诸多的大土台建筑和大型的城址看，良渚文化的统治者无疑有着绝对神圣权力。红山古国和良古国都没有进入文明社会，而是走向了衰亡，李伯谦通过比较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和仰韶文化的发展模式，指出“古代历史上出现的王权国家，因能自觉不自觉地把握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方向，避免社会财富的浪费，因而要高于、优于神权国家。仰韶文化从进入分层社会开始，社会上层即选择了在军权、王权结合基础上突显王权、发展王权的道路，并为后继者所传承，这应该是由仰韶古国创造的文明模式得以发展、数千年绵延不断的根本原因”。李先生的总结可谓一语中的，依靠神权形成的社会组织，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资源，但当有天灾人祸等突发情况时，这种组织往往会顷刻倒塌。进入文明国家后，神权的色彩依然浓厚，但理性是一个重要趋势，我们不妨以商周文化比较作一讨论。商王朝是神权兴盛的时代，其中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甲骨，从甲骨文记载看，商人占卜的内容可谓多样，除了国之大事的“祀”与“戎”外，许多都是商王的日常生活，如商王对天象、农业、梦象、疾病等等的占卜，可谓有疑必卜。商王朝建立之初，王朝重臣多是异族首领并兼巫师职责，如尚书君中就有记载：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义王家。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在武丁，时则有若甘盘。率惟兹有陈，保义有殷，故殷礼陟配天，多历年所。天维纯佑命，则商实百姓王人，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咸奔走。惟兹惟德称，用义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笠，罔不是孚。“格于皇天”“格于上帝”“配天”都显示出商代大臣们的神职色彩。商代的王权郭大顺：从牛河梁遗址看红山文化的社会变革，载郭大顺考古文集上，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 4一6 4页。李伯谦：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一一红山、良渚、仰韶大墓随葬玉器观察随想，文物2 0 0 9 年第3 期，第47 一5 6 页。屈万里：尚书集释，上海：中西书局，2 0 1 4年，第2 0 9 页。83与神权有相互结合的一面，因为商王本身即是巫，又有矛盾斗争的一面，因为担任神职的大贵族可能会对王权构成威胁。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王权逐渐断神权，权力集中到商王身上，福林对商前期与后期贞人的数量、占卜署名、贞人的职责范围等方面进行了比较，提出贞人的职掌不断缩小，地位不断降低。这主要是由两个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一是商王集权的需要，二是理性主义的上升。到了商王时，商臣祖伊向王报告周人已经打败黎国，商王不由感叹：“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却反驳说：“鸣呼！乃罪多参在上，乃能责命于天！殷之即丧，指乃功，不无戮于尔邦！”祖伊的话，是在控诉商王未能遵循王道而遭到上天抛弃，也是对滥用神权的一种指责。大邑商的覆灭和小邦周的成功，引发了周初统治者尤其是周武王和周公的反思，他们认为代表神权的帝与天不会永远垂顾于一朝一人，还要观察其“德”，有鉴于此，他们强调敬天保民，始终以戒惧谨慎的心态来维护王朝统治，这为周代理性精神的觉醒开辟了道路。周人理性精神的觉醒体现在多个方面，如前面谈到的“重民思想”，还有“人本”观念，商周之际的政治、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变革颇能反映出理性精神的张扬。如“商人盛行甲骨文而周人逐渐放弃甲骨文，与天命观和占卜功能的演化有很大关系”，商贵族以人牲和人殉当作沟通祖先、天神的重要媒介，但当周公制礼作乐时却革除了这些文化习俗，所以在整个西周乃至春秋时代，周王及姬姓、姜姓诸侯国以人作为祭品和殉葬的现象并不多见，这就是人本思想的重要体现。孔子为殷商后裔，又服膺周文化，所以他对商周文化的差别有着深刻的理解：“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对于周人的这种文化自觉，徐复观将其概括为“周初宗教中人文精神的跃动”；刘家和则从历史理性的概念出发提出，殷周之际与周初是“以人心为背景的历史理性的曙光”；李泽厚的总结则最为精到：第一步是“由巫到礼”，周公将传统巫术活动转化性地创造为人际世间一整套的宗教-政治-伦理体制，使得礼制下的社会生活具有神圣性。第二步是“释礼归仁”，孔子为这套礼制转化性地创造出内在人性根源，开创了“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修齐治平的“内圣外王之道”。这个“内圣外王”正是远古巫君以自己通神的魔法来统领部族特征的全面理性化。周、孔使中国传统从人文和人性两个方面在相当早的时代获得了一条实用理性之途。这一显福林：试论段代的王权与神权，社会科学战线1 9 8 4年第4期，第9 6 一1 0 2 页。屈万里：尚书集释，上海：中西书局，2 0 1 4年，第1 0 2 页。徐义华：商代契刻卜辞于甲骨的动因，河南社会科学2 0 2 2 年第1 期，第1 4一2 2 页。杨天宇：礼记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 0 0 4年，第7 2 4页。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北京：九州出版社，2 0 1 4年，第1 4一3 1 页。刘家和：论历史理性在古代中国的发生，载史苑学步：史学与理论探研，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 7 7 一3 0 5 页。李泽厚：周、孔取代孔、孟，载由巫到礼释礼归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 0 1 5 年，第1 41-1 42 页。84总结，不仅讲清了中华文化的“来源”，更阐明了中华文化的“去向”。周初所提出的人文精神，在春秋后期得到了彰显，并最终形成了“轴心时代”的文化精神，从而影响中华文明数千年。事实上，轴心时代的诸子百家学说，并未消逝于历史视野，而是熔铸于儒、道、杂家等学说而被政治家改造、利用。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是合了道家、法家、阴阳家以及其他诸子百家的思想的新儒家。又如佛教传人中国后，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在政治力量的支配下，佛教经历了与中国文化碰撞、冲突至渐趋融合的“中国化”过程，其“顿悟成佛”的观念成为中国化的标志，彰显了实用理性的色彩。可以说，理性的精神影响了中华民族的价值判断和文化选择，毕生思考“中国问题”的梁漱先生就曾指出：“假如中国文化和西洋文化有区别的话，我以为就在中国长于理性而短于理智；西洋则长于理智而短于理性。”这也充分说明理性精神是中华文化的特质之一。三、家国天下：中华民族的政治建构和精神信仰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根据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提出来的观点所作的总结。但有别于西方国家的形成和管理形态，中国早期文明的特点是地缘与血缘管理的交叉融合，直至后来形成了“家国同构”“家国天下”的政治特色和心理结构。以夏王朝为例，其国家形态是部族联盟，左传哀公七年记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包括有扈氏、氏、有虞氏、有仍氏、涂山氏等等，每一个部族都是以血缘为基础，这些部族既有同姓，又有异姓，共同构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联盟。吕氏春秋离俗览记载，“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当商汤建立商王朝时，这些部族已经逐步整合成为“方国”。西周建立后，统治者不断寻求新的治理方法，然天不遂人愿，武王死后发生了武庚叛乱，使得周王朝统治者内部出现裂痕。周公平定叛乱后，“周成王、周公既迁殷民于洛邑，乃追念夏商之亡由，旁设出宗子，以作周厚屏”，实行以宗法为基础的分封制度。受封的人是以周王朝高层统治者为核心，又辅之以商遗民贵族为基础的。在周王朝统治之下，血缘就有了地缘的特色，如以伯禽所受封的鲁国为例，其血缘关系出现了如下层次：梁漱滇：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 0 1 1 年，第2 6 2 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 9 9 5 年，第1 7 0 页。其实，侯外庐、郭沫若等在2 0 世纪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已经注意到了中国古代的地缘与血缘的特点，与其他早期文明有不同之处，具体讨论参显天义：重新认识国家起源与血缘、地缘因素的关系，史学理论研究2 0 1 4年第2 期，第6 6 一7 7 页。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2 0 1 8 年，第1 43 5 页。张双棣等：吕氏春秋译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 0 0 0 年，第6 5 5 页。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二，上海：中西书局，2 0 1 1 年，第1 44页。85第一层：周族血缘的伯禽家族集团周王室的祝、宗、卜、史集团第二层：般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及其本宗下的各氏族殷民之“分族”，即六族以外的小宗之族殷民“六族”与“分族”之“丑类”，即部属奴隶第三层：本地居民，即“商之民”由这一分层来看，周王朝已经形成了以血缘为框架的地缘管理，鲁国社会体现出血缘的地缘化和地缘的血缘化。促使这种变化的还有周王朝的许多制度，如“同姓不婚”。“同姓不婚”本是优生学的范畴，体现了古人对近亲生殖的认知。但是，这种制度却推进了姬姓与其他异姓诸侯、贵族的婚姻关系，形成了所谓的“甥舅关系”，这实际上是一种政治联盟和政治婚姻，有助于加强王权认同。家、族与国家的交织促成了“家国天下”观念的确立。周王、诸侯以及大贵族既是国之统治者，又是家长、族长，这种由血缘而延伸为地缘统治的方式在西周早期极大地加强了周王朝的控制力。当然，分封与宗法也并非维系周代统治的长久之策，由于周王室所掌握的土地逐渐减少，周王掌控力也日益减弱，所以在周厉王、幽王时代出现了诸侯的离心离德。西周大厦的倾危与倒塌，某种程度上是上层统治者对家族利益的过度关注，正如李峰所言，“通过血缘结构来实行政治控制的先天不利在于，随着时间的推移，封国在这一结构中的位置会越来越远离传承的主干，那么这种情况下所谓的控制就会日渐无力”。当诸侯闪耀政治舞台成为主角时，新的离散力又凸显出来，那就是卿大夫阶层对自身利益的维护，所以周代统治出现了“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的现象。孔子深刻认识到西周乃至春秋社会走向衰落的原因，即家、国、天下之间的矛盾。为了挽救社会统治，他试图恢复“周礼”，力争做到家、国与天下之间的和谐统一，用礼、伦理等观念实现政治理想，为此，他构建出“天下为公”的理想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户外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江林昌：中国上古文明考论，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 0 0 6 年，第1 5 4页。李峰：西周的灭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 0 0 7 年，第1 3 4页。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 0 0 9 年，第1 7 2 页。86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从这一描述看，孔子已经注意到了血缘统治产生的弊端：“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若要实现“大同”，“天下为公”既是目标，亦是手段。所以当有人问孔子为何不参政为官的时候，孔子回答说：“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孔子认为，如果父慈子孝，兄弟和睦，推演开来，社会就会和谐稳定，这才是真正的社会治理，将“忠”与“孝”有机结合体现的正是“家国天下”的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中，家族、宗族作为王朝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与君、皇权紧密相连。作为社会主流思想的儒家宣扬“家国一体”的观念，积极推动个人、家庭、宗族、国家利益的和谐统一，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推动中华文明不断向前发展。而后，家国天下的思想逐渐发展为集体主义、爱国主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名句就充分体现了封建士大夫的家国天下情怀和责任感。近代以来，在面对外来侵略时，家国天下成为凝聚中华民族向心力、抵御外辱的重要推动力，展现出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激扬斗志。中华文化这种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四、中华文明的三大文化特征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兼容并蓄、理性精神、家国天下是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及早期发展阶段逐步形成的核心文化特征，他们既是价值取向，又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思维习惯、行为方式，三者之间相辅相成，有着密切的关联。兼容并蓄，是善于吸收不同区域的先进文化内涵的“为我所用”。在地缘扩大、发生血缘对立，产生矛盾冲突时，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一种文化精神来凝聚，古人们巧妙地化地缘为血缘，构建了虚拟血缘关系，正如学者所言：“早期国家通过虚拟血缘、祖先神的宗教化和国家化，使祖先神在血缘属性以外拥有了国家和政治属性。神灵群体既保留了血缘外表，又具有政治内涵，这使得血缘与政治、宗族与国家、亲疏与等级联系在一起，为早期国家提供了权力构成和组织方式的合理性支持。”尚书尧典所载舜的统治下夏商周祖先的共同治理，就颇有地缘关系下的血缘共同体特色。随着虚拟血缘的不断发展，也产生杨天宇：礼记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 0 0 4年，第2 6 5 页。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 0 0 9 年，第2 0 页。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民日报2 0 2 3 年6 月3 日，第1 版。徐义华：略论中国早期国家的血缘与地缘关系，中原文化研究2 0 2 0 年第1 期，第2 3 一2 9 页。87了人文始祖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是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根与魂。增强文化认同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路径，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建立在文化认同基础上的。”五千多年中华文化的发展证明，兼容并蓄、理性精神、家国一体是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促进中华民族文化由多元形态走向“统一”，内生凝聚力、向心力的重要因素。这些文化基因是文化自信之源，是推进中华文明不断发展的重要动因，同样也为解决人类社会发展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与马克思主义有着相互贯通、相互契合的内在逻辑，首先体现在他们“都具有开放性、辩证性和与时俱进特征”。恩格斯曾深刻地表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兼容并蓄的品格决定了中华文明对待外来文化、西方理论不是一味排斥而是秉持吸收、包容的态度，尤其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开始了主动向西方学习的进程，甲午战争之后又开启了维新运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在学习借鉴的过程中，国人虽然有全盘西化的思想倾向，但总体上保持着理性的精神和务实的态度，保留了中华民族的“根”和“魂”。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后，中国共产党人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视角分析、审视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优秀传统文化中不断汲取智慧和精神力量。中华民族务实、理性的精神是共产党人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基础，毛泽东以传统文化的“实事求是”来概括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反映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共产主义理想是马克思主义永恒的价值追求，和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孜孜以求的家国一体的“大同社会”相融通，当中国的知识分子怀着“大同”理想遇到马克思主义所建构的共产主义时，才真正找到了一条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出路。“马克思主义公私观立足历史唯物论，以集体主义为原则，是无产阶级的旨在实现全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中国传统道德中的崇公重义和人本理念相契合。”百年来的实践表明，中国共产党人正是自觉肩负起了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价值相融通的历史责任，一方面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另一方面努力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理论创新，先后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推进中国革命的伟大进程，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具有五千多年悠久历史的优秀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以至苗壮成长的沃土。兼容并蓄、理性主义和家国天下等文化基因黄帝认同，“炎黄子孙”的观念也由此而生，最终促成了中华民族的邢广程：推动文化传承发展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人民日报2 0 2 3 年6 月4日，第5 版。姜辉：“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途径，当代中国史研究2 0 2 1 年第5 期，第4一9 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 9 9 5 年，第7 42 一7 43 页。周辉、王海波：马克思主义公私观及其时代价值，学术论坛2 0 1 5 年第1 1 期，第1 6 一1 9 页。88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内在的契合性，是实现“两个结合”的文明基础和文化底蕴，中华民族的这些特征和品格决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与马克思主义有机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Core Feature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Cultural Substrate of the“Two CombinationsDAI Sheng(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Jinan 250014,Shandong,China)Abstract:Inclusiveness,rationalism and family-country-world isomorphism are the core features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n its emergence,formation and early development,and they are the impor-tant factors for the cohesion and centripetal force of the Chinese nation,promoting the“unific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in a pluralistic form and constituting the source of the cultural confidenceof Chinese civilization.These cultural genes are both the value orientation and the thinkingmode.Their spiritual connotation,openness and inclusiveness turn into the important bondingpoint between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Marxism and are in great accordance with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xism,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Two Com-binations needs the constant nutrition from the five-thousand-year civilization so as to advancemore forcefully the socialist cultural construc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 Chi-nese modern civilization.Key words:“Two Combinations;inclusiveness;rationality;family-country-world isomorphism;cultural gene(责任编辑鲁烨)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民日报2 0 2 3 年6 月3 日，第1 版。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