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媒时代网络暴力主义话语的生成机理与治理策略.pdf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新时代大学生网络话语风险的生成机理与防控对策研究”(编号:X J C );西安外国语大学校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问题导向范式下思政教学改革与实践研究”(编号:B Y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 严丹,女,西安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西安外国语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哲学博士.年月内 蒙 古 社 会 科 学J u l 第 卷第期I NN E R MONG O L I AS O C I A LS C I E N C E SV o l D O I:/j c n k i i s s n 智媒时代网络暴力主义话语的生成机理与治理策略严丹(西安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西安 )摘要 智媒时代,网络话语与智能技术的糅合促使网络暴力发生嬗变并走向网络暴力主义.网络暴力主义及其风险的生成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要对网络暴力主义进行有效治理,就必须摆脱自由主义、技术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局限,在深入分析其话语要素、话语生成、运行逻辑及实施策略的基础上,明晰网络暴力主义聚合的风险因素.同时,应立足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进行风险审视,坚持立体综合防治方针,全要素、多角度、多渠道地综合施策,推动我国网络暴力主义的风险预防与治理现代化进程.关键词 网络暴力主义;话语风险;风险治理;智媒时代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新一代智能化、跨媒体、泛内容技术的推广促成了人与万物互联的网络景观,网络话语的传播随之更加科技化、泛在化、自由化.从技术角度看,网络话语融合了科技和信息理念并逐步深化,通过媒介平台深刻影响着网民的思想、行为与判断;从现实角度看,网络话语与充斥着冲突、支配、权力压制的网络暴力相结合,催生出了一种新的网络社会思潮,即网络暴力主义.网络暴力是一种契合全面“数据化”的符号暴力,其实质是暴力主义的网络变体,其所引发的风险问题理应受到关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 持 思 维 底 线,做 到 居 安 思 危、未 雨 绸缪.”(P )本文将通过阐明网络暴力主义的话语生成,深入剖析网络暴力的内在结构、运行逻辑,以期在人科技风险的矛盾关系中提出智慧治理策略,以推动网络空间的现代化善治进程.一、网络暴力主义的话语生成与内在结构(一)网络暴力主义的话语生成在全球网络发展史上,网络暴力代表着施暴主体将诽谤、攻击、侮辱等秽语与多样性诉求相糅合,掀起了一种舆论批判性的话语实践.在智媒时代,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这些具有民粹主义倾向的社会群体借助互联网这个平台表达对社会分层、贫富分化、城乡对立、环境恶化等问题的不满,以情绪化、攻击性的语言对制度缺陷、政府职能的缺位越位错位等问题进行攻击和情绪煽动,表现为网络暴力主义.参见董振华 民粹主义透视,载 人民论坛 年第期.网络暴力通过多媒介的信息输出,衍生出蓄势待发的非理性势能,像“癌毒”一样扩散、渗透到网民的敏感神经之中,伺机摧毁网络“传播生态环境”.网络暴力源于特定的社会利益矛盾和经济结构裂痕,以“虚假正义”的口号审判他者,制造出各种“语言侵权”的侵害氛围.作为一种“软暴力”,网络暴力是话语元素经传播空间的催化而发酵为“群体极化”的网络舆论形态,既可以像“龙卷风”一样以急剧入侵的方式干涉和控制他者,也可以如“隐形人”一般潜伏于各种不同的话语场域,实现从话语独占到话语垄断,以“硬暴力”的姿态霸占网络世界的权力.世界民主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网络暴力主义的生长空间,而智能技术的“精准推荐”产生了信息茧房效应,将网民束缚在自我偏好的话语世界,个体极易聚集并创建开放的暴力舆论场.在暴力舆论场域,呈现出意见领袖平民化、私域空间高频互动、多圈层联合发声的情境,助推了网络舆情的频发和异变,更催生出富有挑衅性和泛情绪化的网络暴力主义.网络暴力主义是现实暴力在网络空间的一种延伸、破碎和重构.碎片化的暴力符号以海量数据为载体,经媒介平台无限放大,通过解构暴力事件的真相而重构“话语陷阱”,引诱网民深陷其中以获取特定的现实利益.网络暴力的“暴力”本质未发生根本变化,但具有三类全新样态.一是“温和的网络暴力主义”,即每一个行为者都在话语参与的基础上,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声讨权力为表征,共同在他者身上施加单纯的话语评判.二是“侵害的网络暴力主义”,即评判话题一旦被煽起,旁观者在从众心理的驱使下会轻视真相,驱动“共愤”情绪组成小规模的空间阵营,共同谴责、凌辱、诋毁当事人,使其步入无助、绝望、抑郁的困境,甚至会引起报复性或自杀行为的发生.三是“狂暴的网络暴力主义”,即在引爆群体性的话语暴力之后,实施大规模的曝光他者隐私、贬损名誉等侵权行为,造成影响恶劣的失范行为或不法侵害,最终只能借助法律手段对其进行有效规制.网络暴力主义通过语言、文字、图像等符号化的方式进行实时传播,以符号暴力表达“话语领袖”的意见并确立其话语权威,从而营造出“话语围殴”“精神控制”的“暴力侵略”奇观,其目的是以话语挑衅与斗争的方式来消解正义的意义,扰乱社会关系并操控网民的思想,最终以“暴力压倒一切”之势扰乱网络空间秩序、攻击主流话语权威、危害国家安全治理.网络暴力主义话语的形成、扩散与传播均借助网络文字、符号或图片进行,话语符号暴力是其存在方式.网络暴力主义促使现实社会的暴力蔓延,形成了“无形的”或者“隐蔽的”权力勒索.因此,网络暴力主义话语的生成与叙事、权力的控制与漫溢是其凸显政治能量、施展政治效能的重要渠道,引爆现实世界的暴力事件是其最终目标.(二)网络暴力主义的话语结构福柯认为:“权力是微观的、网状的,存在于话语、制度和身份的创造之中,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P )与此相应,承载着权力的网络话语具有某种内在的网状结构,形塑了多元主体在网状链中进行集结、交互、博弈、冲突的复杂互动过程.借助网状关联结构和关系圈层化的传播,网络暴力事件体现出瞬时性、突发性及易扩散性等特性,暴力发展趋势的危机性和社会风险性极大.纵观历次网络暴力事件,网络暴力主义的话语描述、话语建构、话语评价等构成了独特的叙事框架,并用负面的叙事文本生成了以网络权力为隐喻的话语景观,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的层次结构.一是精神权力式的话语描述.网络暴力主义具有非常明显的话语施暴性,借助海量的数据、场景化的设定来扭曲事实、渲染假象,蓄意设置网络“话语陷阱”,表面上对特定事实进行描述、定义或评价,实则通过丑化、污名化“他者”来实施暴力预谋.一方面,极力宣泄个人情绪的施暴主体自诩为权力与正义的化身,用伪善者的身份制造谎言,将“真实”编造成一种罪恶;另一方面,极力煽动群众暴力的施暴主体以声张网民的民主权力为借口,鼓吹崇尚暴力是获取“正义感”和“高尚感”的道德说教.在网络空间,众多网民被各种流言、谣言、戏言的碎片化表层信息所迷惑,机械地聚合起来并引发了起哄、谩骂、恶评、诅咒以及“话语围殴”,正面对抗网络语境中的社会现实真相.海登怀特对虚构话语的生动描绘贴切地表达了网络暴力主义话语的本质,即“创作一种关于真实事件的虚构话语,这种 话 语 不 见 得 会 由 于 是 虚 构 的 而 不 那 么 真”(P ).事实漂移在数字技术和社交媒体的传播叙事中携带着叙述者的观点、态度、价值判断,影响了舆论走向.因此,仇智、仇富、仇权等心理驱动使网民更愿意相信虚构的“真相”,从而形成了网络暴力主义的固定话语模式,即精神权力式的话语描述,这将极大地加剧信任危机和社会分裂,影响政府对社会风险的有效管控.二是技术赋权式的话语建构.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嵌入信息传播场域,网络智能搜索为用户提供了“精准推荐”的个性化算法,开启了一个可设定话语权的信息偏好场域,算法推荐既容易同化人的价值与信仰,又可能生成新的网络话语暴力疆域.因此,算法推荐带来的话语“释放效应”孵化出网络舆论场域的道德绑架或相互骂战,导致了“话语权的博弈”和“话语权的侵占”.此外,“人机协同”将成为技术赋权产生的话语生产方式,个体或边缘群体在特定时空有了得到更多话语的可能.颇具现实意味的是,在技术赋权作为氧化剂的作用下,网民对言论自由表达权力的滥用极易引发大规模的、非理性的、持续性的群体暴力攻击.各类暴力攻击通过网络平台传播,刻意消解网络公共精神、削弱民族凝聚力,最终导致网络暴力主义话语的社会化扩张,引发人与媒介、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从本质上讲,网络暴力主义实际上是网民“权力话语的异化”或“自由话语的异化”,是技术的“双刃剑”属性所带来的负效应,其本身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可以说,网络空间时常充斥着暴力主义的话语较量、冲突与敌对,极易造成所谓的“话语颠覆”“话语强占”甚至是“话语狂潮”,建构出消解真相与意义的网络暴力主义.三是过度自由化且恶意化的话语评价.随着媒介技术的智能化更新迭代以及网络舆论场域内部的关系重构,网络舆论生态发生了剧烈变化.具有流动性、去中心化的网络舆论削弱了社会主流舆论的权威性,突破了传统专制权力所造成的话语垄断,主流媒体和政府权威的话语影响力被削减了,而网民使用“麦克风”的自由空间被扩大了.随着网民话语权的不断扩张,话语的虚拟性、匿名性激发了网民在网络空间中隐藏的人性,暴力话语的表达在网络传播中更加肆无忌惮.如果网络暴力得不到有效治理,则极易导致两种状况.一方面,不良信息的无限扩展和恶性循环的紊乱信息对网民具有强烈的暗示性和诱导性;另一方面,信息传播具有的“破窗效应”会使博客、微博、论坛、聊天室等平台存在大量的过激性的、攻击性的、虚假的、诽谤的恶意话语内容,集中体现为自由且极端的反社会、反官员、反富人的话语实践.网络暴力主义严重侵蚀着网络舆论生态,扰乱了我国网络话语风险安全和社会治理的正常秩序.二、网络暴力主义话语的运行逻辑与实施策略(一)网络暴力主义话语的运行逻辑布迪厄针对场域运作指出:“场域中位置的占据者用策略来保证或改善他们在场域中的位置,并强加一种对他们自身的产物最为有利的等级化原则.”(P )在智媒技术的助力下,各种“圈子”或“关系”的虚拟交往社区建构起来,技术、代码、算法等话语内容附着网络暴力主义,向网民进行话语操纵、价值预设以及情感输出,形成了具有等级化的网络场域.这是因为“关系主导 成为智媒时代公民隐私考量的关键要素”.作为一种复杂与矛盾交织的网络社会思潮,网络暴力主义的话语标识是“弱势阶层”与“优势阶层”之间二元对立的话语方式.弱势阶层的“话语领袖”通过设定话语情境对话语权的强占,形成一种“为弱施暴”与“以弱施暴”之间的关联张力,运行“圈层互动”和“关系操纵”的双重逻辑.一方面,网络空间的“圈层互动”易于煽起巨大的话语负能势力,动员怨恨情绪的弱势网民形成话题同化舆论圈,从而演变为网民制造舆情、消解政府话语影响力的情形;另一方面,网民借助“圈层互动”和关系场景的建立,夸大事实的话语叙述,借助叙述主体的自我赋权,诱发了对社交与信息扩散、传播的“关系操纵”.总之,借助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为依托的网络平台,网络暴力主义者构建了一个以“关系操纵”为核心的网络圈层互动与传播的虚拟世界,其话语运作的双重逻辑反映了对国家公信力的负面影响以及对自我价值的输出与强化.(二)网络暴力主义话语运行的实施策略网络暴力主义源于网络技术的发展、社会的急剧转型和贫富分化等现实因素.随着网民对智能设备的使用增多,网络暴力主义可以有效地联合弱势阶层灌输“话语领袖”意见并鼓动个体参与,展现出更强的社会动员能力.携带暴力的数字符号具有匿藏性、可视化、交互化的特质,负向影响着网络空间的政治生态和文化生态,误导舆情、引发话语猖獗,依托网络平台制造网络暴力危机事件.网络暴力主义内在的运行逻辑与外在的话语操纵逻辑共同决定了其实施的基本策略.在历次爆发的网络暴力事件中,暴力式的话语运行与传播形成了固定模式,即由于现实中网民的话语权力难以伸张,网络暴力主义利用新媒体技术寻找网络管控的“灰色地带”,并借助网络热搜或“精准推荐”释放并煽动敌对情绪、实施暴力话语干涉.之后,热点议题就会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激发一系列暴力传递式的连锁反应,制造暴力群体间的极端化对话,最终在现实世界摧毁他人的精神世界.在网络空间暴力危机事件的演化扩散过程中,网络暴力主义往往会采取四个标志性的话语运行策略.其一,角色抗衡.“话语领袖”隐藏诉求、释放“魔弹效果”,刻意制造审判当事人的攻击性话语,这是网络暴力主义话语运行的前提.网络暴力呈现为一种入侵式的灌输表征,网民的“自我”感性被剥离、网民的理性被控制,当网民在网络场域遭受数字性死亡后,其在真实世界中也会遭遇“社死”的困顿.网络暴力主义更广泛、更频繁地通过采取零合博弈的对立思维来设定角色对决,渲染主导与被动、施暴与受辱、在场与缺场的角色抗衡,在网络事件爆发时掩饰真相、构建虚假事实,对当事人冠之以违背人伦道德的罪名,用角色对立的思维重述当事人的经历和故事.网络暴民、网络水军、网络大V和网络无良媒体甚至于一些网络愤青、网络红人和跟风者均会通过参与“联合阵营”的方式来挑衅当事人.双方角色的对立表现为:一方作为“良善的正义化身”以道德之名恶意制裁、审判当事人并谋求“共同施暴”;另一方则被设定为“公共敌人”角色,被迫承受流言蜚语、暴力压力及恶劣的社会影响.其二,批判与诱导.话语批判可以被看作话语使用对于常态的偏离.在网络暴力空间,为了迅速而有效地煽动群体性话语风波,网络暴力主义话语批判在话题、内容和方式上产生了与以往话语运行所不同的新策略.一是侧重于对表层现象的批判,忽略对问题本质的讨论,以批判话题解构事实真相.借用虚假内容实施观点批判、道德批判、价值批判等策略,通过攻击、侮辱对方在网民中建立共同话题,渗透话语运行的权力扩张.二是糅合各种利益诉求和政治倾向,曲解或异变有意义的话语内容,将边缘话语转变为中心话语.网络暴力主义话语通过调侃、抹黑、恐吓使话语意义发生异变,凭借技术赋权来构建和固化批判思维,将想象的话语描绘、幻化为主宰现实的判官,为网络暴力主义提供政治资源与衍生动力.三是操纵话语符号、设定话语情境,诱导网民绕过理性思考,将局限的信息流与个体的主观意识嫁接,从而使其陷入思想误区.网络算法精准化的信息推送使网民对于信息的接受困于单一性、封闭性及圈层性的结构之中,极易受到“一边倒”式的极化话语的裹挟,个人认知便陷入了舆论场域预设的陷阱,由此带来对暴力批判话语的盲信、盲从,造成了暴力话语的信息覆盖效应.其三,控制舆论走向.新型网络暴力技术精进,以文、图、视频全方位入手,影响力大、易形成舆情.施暴主体利用信息传播中的“破窗效应”,通过恶意“爆料”、过激言论、造谣生事等方式制造话语议题,通过博眼球控制舆论走向.出于对最广泛的网民进行动员的需要,网络暴力主义在重大舆论事件中将各类舆论多渠道、多领域地呈现于公众视野,这些舆论出现了利益化、职业化、组织化、政治化的特征,其真实用意在于用否定的虚无主义去掩盖其所获得的不法利益.同时,通过挑起冲突并创造火药味浓厚的舆论主题,使网民迅速地以“键盘侠”的身份参与发声,在短时间内虚构一个任意忽略法律、忘却道德、不计后果的“世外桃源”,凝聚群体为虚假正义发声,传递被“蒙蔽”的道德正义.这种舆论控制策略极具诱导性,使缺乏政治素养的网民难以防范,进而获得非理性的舆论判断.其四,线上与线下的暴力共生.网络暴力主义是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叫嚣,在虚拟的空间场域,网民们能够随时随地参与网际互动,在短时间内以道德的名义聚合各类不良言论,通过骚扰、恶意制裁、审判当事人,在作为“共同讨伐”的战斗声中对当事人进行驳斥、鞭策,聚合成一种网络“共识”和“同心力”并制造具有涟漪效应的暴力风波.网络暴力风波除了会在线上蔓延之外,还涉及线下的暴力延伸,具体表现为在线上曝光当事人的隐私信息,在线下跟踪、骚扰、敲诈勒索甚至伤害当事人,形成“线上线下”联动式的暴力共生.这种联动模式将暴力的种子深埋于网民的内心,最大限度地调动了网民的力量,带动了暴力舆情的多次传播.由此,“魔弹效果”是指媒介所灌输的思想、感情、知识带给人们的巨大影响.参见彭彦涵“魔弹”效应的发展与演变分析 以 无线电时代 为例,载 新闻研究导刊 年第 期.网络暴力主义转化为渗透现实的力量,在虚拟世界与现实社会的互动中以夸张、放肆的形式演绎社会现实问题,其实质是从虚拟空间跨越到真实世界,使情感暴力转变为现实暴力.三、智媒时代网络暴力主义的风险扩散与综合治理(一)智媒时代网络暴力主义话语的风险扩散风险社会理论的创始人贝克指出:“风险社会是科学、媒介和信息的社会.”(P )在网络技术的赋权下,人们能够突破时空限制,在相对轻松和自由的环境中,迅速及时地进行互动交流,整个世界都处于互联互通的信息巨网之中.智媒时代是一种泛媒介化社会,随着人机交互的不断深化和网络技术赋能的增强,网络暴力主义的风险不断凸显.一是智能算法权力的持续扩张更大程度地控制着数据信息的获取、占有和处理,网民失去信息选择的主动权,不可避免地跟随算法设计者和平台运营者的立场与设定,沉迷于其构建的虚幻世界;二是伴随着对精准化信息的推荐,网络暴力主义话语以博弈和动员的方式推动着话语议题朝着价值趋同的方向发展;三是由于网民徘徊于其所属的“内聚群”,群体内的积聚导致群体间的分化与对抗,消弭了网民对真相的理性思考,从而激化出负能量的话语表达.分散在不同角落的网络暴力主义者及其“话语领袖”专用极端暴力话语攻击他者,且攻击的目的具有内聚性与排他性.在网络信息茧房内因“过滤气泡”和回音壁效应的作用,暴力攻击容易向群体极化的方向发展,造成网络空间的信息封闭效应,进而形成强烈的暴力主义式的话语霸权,即话语被暴力主义的言语掌控于非理性阵营,表现在姿态上即以强势的声音压制异质言论.显然,在法制化空间话语霸权难以维持,而网络暴力主义在兴起后容易引起网民摆脱法律的约束,直至丧失理性和随意开展舆论诋毁.因此,当前需要高度重视、警惕网络暴力主义可能引发的四类风险扩散.一是“组织化暴力”会威胁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网络暴力主义坚持利益博弈思维,通过组织化暴力的竞争完成政治权力争斗,并以“碎片化”的信息效应完成话语重建.在信息符号重建后的话语景观中,网民因难以辨析多元信息潜藏的非主流意识形态的“邪恶用心”而迷失于其中,逐渐内生出逾越自我意识边界的暴力行为,这无疑增加了主流意识形态被“边缘化”的风险.长此以往,网络暴力主义会利用批判话语控制舆论走向,从而消弭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最终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造成威胁.二是“泛情绪化批判”会消解国家制度权威.网络暴力主义以煽动网民情绪为舆论发展主线,认为大众间的情感互通是判断事实的标准,高举情绪化话语批判的旗帜,以放大阴暗面给当事人贴上了有色标签,鼓吹具有感情色彩的话语,以试图掩盖事实真相.网络暴力聚焦于瞬间的情绪体验而非法律责任与法律后果,在其与极端的民族情绪融合之后,常常会进行有意识地“围殴”或者“正义话语”编码,并以大众网民的暴力狂欢制造侵害他人的“私刑”,在网络世界生成网络的话语权力讨伐,通过舆论造势裹挟司法或者恶意炒作来干扰司法审判,进而消解国家制度权威.三是圈层话语“滥用”会破坏国家公信力.网络话语在单个或多个圈层的传播具有同质性强、参与自由度高、信息实效快的特点,既可以弱化、消磨网民对暴力话语的认知,也可以消解对群体性暴力话语的警觉.以“圈层共识”的名义敌视和批判优势阶层,不断地类化、强化、深化网民的社会意识和对政治情感的宣泄,激化了弱势群体与优势群体的冲突矛盾,加剧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地位、财富、生活诸方面的两极分化,破坏了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基本公信力.四是算法“滥用”会损害个人权益.算法正逐步演变成一种“准公权力”.网络暴力主义与算法技术的叠加扩大了前者对政治权力的影响力,削弱了群体暴力事件中当事人的正当权利,甚至损害了当事人的名誉权、隐私权等个人权益.此外,智能算法以精准的靶向传播暴力舆论,将网民禁锢在预先设定的狭窄空间之内,从而扩张了网络暴力主义的话语空间.在网络空间中充满着意识形态与权力能旨,充斥着施暴者叫嚣权力、自由、利益的话语侵占,表现出对个人权益和社会共同利益的排斥与反对.如果任由网络暴力主义话语空间发展,那么就极易导致施暴者权益的膨胀,从而损害当事人的个人权益.(二)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网络暴力主义话语的风险治理智媒时代,我国网络暴力主义具有独特的风险特征,这既是现实社会阶层分化现象内在冲突的反映,也是话语对风险的影响渗透于网络议题的产生、扩散、爆发以及消退的全流程.对网络暴力进行有效治理,必须摆脱自由主义、技术主义和极端主义泥沼,在深入考察其话语生成、内在结构、运行逻辑及实施策略的基础上,明晰网络暴力主义聚合的风险因素,通过全要素、多角度、多渠道的综合施策来推动有效的风险预防与有效治理.第一,坚持技术突围与价值引导相结合,筑牢防范网络暴力主义风险的“长城”.网络暴力主义以强制力量将政治目的渗透到网民的群体意识中,以重建新的网络组织关系,并将其嵌入到社会权力关系体系之内,加剧了由阶层分化和阶层固化带来的社会冲突与分裂.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实践中,网民的权力与利益诉求迫切需要合理的策略保障,以便筑牢信息安全防火墙.否则,异端政权和西方势力会通过侵犯隐私、名誉侵权等暴力方式打压政治对手或制造、利用分裂国家的社会谣言大肆鼓吹网络无政府主义,制造出异化的非主流意识形态舆论,最终威胁到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因此,必须利用网络技术把控话语的发展方向,防范网民陷入同质化话语内容的深渊,并结合价值引导规避风险.首先,以“技术突围”实现弹性化治理,树立积极正向的技术价值导向.这意味着,应当有效地避免算法技术主导者的价值渗透,加强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的技术介入,在网络场域呈现有价值意义的话语叙事,进而防止暴力主义的入侵、提升网络安全治理系数.其次,筑牢网络安全的人民防线.一方面,网民是网络活力群体,应增强网民的安全意识和政治素养,提升网民对舆论环境的明辨能力,识破信息茧房的技术隐患,坚守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认同;另一方面,官方媒体应以人民为中心,科学地把握舆论主导权,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加大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传播,使西方势力的网络暴力攻击消弭在网络空间,为网络暴力主义的风险治理提供良好的网络政治环境.再次,既要依托技术对网络基础设施安全进行监管,达到预警和遏制非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目的,又要在“议题设置”和“话题引导”两个层面利用技术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阵地,以抵御网络暴力主义的政治风险.第二,强化网络法治的实践效能,消减网络暴力的风险系数.首先,处理好“泛情绪化批判”与“司法审判”的关系.“泛情绪化批判”与“司法审判”在现实中难以兼容是网络暴力主义的显性张力.在网民攻击性情感话语的责难下,存在以“泛情绪化批判”庖代“法理性审判”的可能性.那么,如何化解这种现实冲突?应当从辩证唯物论的视角客观地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泛情绪化批判”打着正义的旗号施行“民意伸张”,实际上是通过情绪的暴力表达实现对群体化的行为操纵,这种操纵与其正义旗号显然是背道而驰的.虽然“情绪化批判”是网民言论自由的政治实践,其在关注网民话语权力、“扶正”社会公平、监督公权力施行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但借助武断、粗野的情绪批判来实施判决却产生了大量的负面社会影响.如果网络媒介以“暴力先行”散播公共的负面情绪,那么,产生的群体性情绪会无限扩张甚至侵犯到社会的各个领域,由此,“泛情绪化批判”可能会流变为妨碍司法程序的畅通以及消解国家制度权威的政治性风险.因此,要在理性认识网络暴力主义的本质、特征及传播趋势的基础上,监测、研判、跟踪热点暴力事件,组织和调动参与治理主体的力量,从思想上树立暴力话语和暴力事件的风险意识,在行动中主动设置理性的、客观的、正面的话题,从而实现社会舆论与司法审判的良性互动,凝心聚力共同促成维稳式的现实治理.其次,细化网络暴力主义的立法法规,有效地规制网络暴力乱象,进而形成更加理性的网络舆论环境.网络暴力主义并非言论自由,而是媒介利用舆论信息偏差,试图诱导网民否定社会公平正义、质疑中国共产党合法执政、颠覆国家政治与社会制度的一种负面衍生物.因此,要加强网络权力的相关立法,从源头上开展对网络信息的审校、发布与管理,强化针对智能网络平台的联动机制、传导机制、惩罚机制,运用新制度、新观念、新方法因时制宜地保障网民的话语权,为依法规制网络暴力风险提供明确的执法和司法依据.第三,培育优质圈层与推动圈层融合发展并举,增强抵御网络风险的能力.虚拟公共场域主体间的“圈层化”社会网络连接主要依赖利益、兴趣与情感等关系的维持,圈层中的成员既具有真实社会阶层中的属性,也会在网络中形成新的连接关系,呈现出 强连接、自组 织化与内容 共享的传播 特质.圈层传播的特质与网络暴力主义相结合会极大地扩大网络暴力事件的恶劣影响.因此,对网络暴力治理而言,需要形成多元主体治理格局和实施有效的协作策略.首先,发挥政府的主导功能,搭建网络媒体、网络社会组织、网民协作的多元治理格局,通过建立合理规范的参与制度,统筹安排治理主体间的责任自洽.其次,借助大数据监测平台,不断完善网络暴力事件处置机制.一方面,及时掌握数据动态,第一时间洞悉网络暴力事件的舆情根源,针对民众的诉求设置网络官方议题并公开有效信息,以疏导舆论的堵截之处,避免政府以及官方媒体失语和失信的状况.另一方面,加强对圈层舆论的干预管理,发挥主流媒体和自发圈层组织的引导作用,推出以B站、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的短视频、动画等信息推送,积极回应网民热评并建立起官方的趣缘传播层,破除因“信息茧房”造成的圈层屏障,从而阻断暴力风险的传播与扩散.再次,发挥官方意见领袖的示范作用.圈层场域的话语叙事要实现以理服人,需要提升圈层意见领袖自身的素养,将其培养成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从而把控网络圈层的政治立场,推送符合主流价值的话语导向,防止暴力风险的“破窗效应”,最终,在集群性的信息分享中提升公共话语的传播优势.第四,将完善“算法主体”管控与提升网民认知水平相结合,化解网络暴力风险.通过考察智媒时代各种网络暴力事件的演化过程可以发现,以算法为核心的智媒技术对网络暴力主义的运行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实际上,网络暴力主义话语传播的主要手段是算法运用,算法既影响了网络空间运行秩序的权力分配,又带来了不同程度的价值分裂问题.因此,在网络暴力舆情危机中,为了保障大众网民获取最大化的合法权益,既要突破利益驱动主导下的算法霸权,避免技术滥用和算法偏向的风险隐患,又要立足于算法的发展,在算法运用中秉承价值理性.首先,坚持以主流价值对算法技术的引领作用,出台相关的算法规则,利用制度约束“算法主体”的价值选择,规制明确的道德底线,通过定制信用协议来规范算法责任.在算法应用过程中,应将主流价值嵌入算法过程,防止技术价值的偏差.其次,提升政府对网络暴力管制的实践效能.一是政府必须搭建“有理有序”的对话平台,举办不同形式、载体的网络论坛,让网民群体进行动态交流,顺畅、便捷地交换信息,以理性的方式积极发声,弘扬社会主旋律,筑牢民心的坚固长城.二是实现政府、网络平台、公众的联动与协同,搭建层次分明的平台监管体系.在网状的舆论传播场域,构建点对点、多层级互联的舆论导向平台,从而实现一对多、多对多的连线互动模式,以保证官方主流信息能够快速地纠正错误舆论,形成相对完善的算法监管体系,继而规避网络暴力主义肆意扩散的风险.三是结合算法问责,完善网络暴力主义的治理体制.算法问责可以贯穿算法开发与应用的全过程,在标准化的算法流程中发现算法责任承担者,避免因责任逃避引发的技术滥用,从而有效地捍卫意识形态的价值阵地.算法问责是预防网络暴力主义侵害、降低网络暴力主义风险的必要条件,目的是摆正网民权益与技术的价值排序,从根本上尊重网民的价值选择.推行算法问责的关键在于提升算法数据的透明度、保障算法运行的可解释性,只有如此,才能降低网络算法“黑箱”的隐患,当真相浮于表面后,主流价值以及意识形态话语才能扎根于民心而鲜活地存在,网络暴力主义自然会受到网民内心世界的抵御和摒弃.最后,应当推进算法设计法则,提升网民的认知水平.网络暴力主义借助算法传播谋求最大权益,刻意用假意的噱头塑造网民的认知、情感、态度,传递西化的话语秩序和价值观念,剥夺网民个人正当权益的获取.因此,应当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算法设计的法则,规避因算法侵害导致的暴力主义掠夺,最大程度地优化算法的至善属性,保证算法始终服务于人民的基本需求.具体而言,要通过算法设计建构拟态环境,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潜移默化的影响,培育理性节制的价值氛围,逐步消除网民的矛盾和焦虑,并消解网络暴力主义行为的自由主义倾向,从而化解网络暴力舆论风险,最终迈向网络空间中人与社会的自由全面发展.余论揭开网络暴力主义的神秘面纱,其真实面貌不过是加剧社会矛盾、产生认识分歧的传播现象,集中表现为多元化主体传播暴力话语、散布低情绪价值、消解客观事物的真相,甚至瓦解人的理性认识和实践能力.以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塑造人类活动新领域的同时,也为网络暴力主义的蔓延、传播提供了温床,因其栖身于虚拟世界场域,有着极强的魅惑性、冲击性和破坏性,如果被敌对势力乘虚而入,攻击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国家制度权威、国家公信力等,势必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因此,必须对其风险予以足够重视.当然,风险治理与智能化技术的升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不能简单地认识风险,而是需要重新审视并改进传统的治理思维、治理体系和治理结构.从治理能力现代化视角看,智媒时代网络暴力主义的风险治理须摆脱自由主义、技术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局限,坚持全面立体的策略方针,致力于将筑牢防线、强化法治效能、培育优质资源、完善管控水平相结合.最为核心的视角不在于将主体的话语表达与权益“切割”,而是有效地实现两者之间的有机统一.一方面,应重视网络暴力主义的话题原点和利益争端,极力解决网民情绪宣泄背后隐藏的社会矛盾问题,以政府为主导整合社会资源,疏导暴力症结、宣传核心价值观、汇聚民心破除障碍;另一方面,政府应监测暴力事件可能出现的舆情风险,动员机构、企业、非政府组织等多元主体参与防控和治理,妥善处理不当的网络舆情共振,力求在监测协同共治的共同作用下提升治理能力,科学引导积极正向的话语传播,最终有效防范与化解网络暴力主义风险.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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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t i o no f n e t w o r kv i o l e n c e a n d t o t h e t r e n do f c y b e r v i o l e n c e T h eg e n e r a t i o no f c y b e rv i o l e n c ea n d i t s r i s k sh a s c o m p l e xa n dp r o f o u n dc a u s e s a n ds o c i a l r o o t s,t oe f f e c t i v e l yg o v e r n i t,w em u s tg e tr i do ft h el i m i t a t i o n so fl i b e r a l i s m,t e c h n i c a l i s ma n de x t r e m i s m,a tt h es a m et i m e,w es h o u l dc o n d u c t ar i s kr e v i e wb a s e do nt h ev i s i o no f t h em o d e r n i z a t i o no fn a t i o n a l g o v e r n a n c e,a d h e r e t ot h et h r e e d i m e n s i o n a l c o m p r e h e n s i v ep r e v e n t i o na n dc o n t r o l p o l i c y,c o m p r e h e n s i v ep o l i c i e sw i t ha l l e l e m e n t s,m u l t i a n g l e s a n dm u l t i c h a n n e l s,a n dp r o m o t e t h e r i s kp r e v e n t i o na n dm a n a g e m e n td e v e l o p m e n to f c y b e rv i o l e n c e i nC h i n a K e yw o r d sC y b e rV i o l e n c e;D i s c o u r s eR i s k;R i s kM a n a g e m e n t;T h eE r ao f I n t e l l i g e n tM e d i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