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关系与美国的高通货膨胀——一个成本传导机制的模型检验.pdf

2023年第8期中美贸易关系与美国的高通货膨胀一个成本传导机制的模型检验韦森苏映雪张嘉诚*摘要：2021年下半年以来，美国通货膨胀率持续飙升，打破了40年来通胀数据记录。目前，大部分学者都注意到疫情期间美国政府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以及供应端冲击导致了此次疫情后美国通胀的飙升；然而，中美贸易冲突对此次通胀水平高企的作用却没有引起各方面足够重视。文章从货币理论视角给出了美国二十一世纪以来通胀动态与传统货币理论的背离，并给出了同通胀动态更相关的中美贸易的相关特征事实。文章提出了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进口价格上涨和运输成本上涨对美国通胀有显著影响的研究假设，并给出了一个通货膨胀模型加以解释。实证检验方面，文章首先对20062022年美国月度通胀数据进行了时间序列建模，其次检验了中美贸易中进口价格上涨和运输成本上涨对美国通胀动态的影响。研究假设在全样本和疫情前的分样本中都得到了实证支持。基于这一分析，文章显示美国通胀走势不仅仅取决于美联储货币政策走向和国际原材料供应价格，更受到大国国际关系博弈的影响。对这一机制的深入探讨，关系着后疫情时代世界经济变局、中美关系走向以及中美如何理性应对国际关系对经济影响的战略问题。关键词：美国通胀 货币政策 中美贸易战 成本传导DOI：10.19592/ki.scje.410662JEL分类号：E31，F13，E43中图分类号：F7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6249（2023）08-001-14一、研究背景2022年下半年以来，美国、英国及欧盟各国的高通货膨胀率成为世界各国所关注和讨论的焦点问题。如图1所示，2022年6月，美国通胀水平最高达到8.93%，打破40年来美国通胀水平的记录。自80年代以来，美国都一直处于低通胀、低增长的“大缓和”时代。即便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美联储通过货币超级“大放水”救市后，美国通胀水平依然维持低位，甚至通胀不达美联储设定的2%的目标。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美国政府重新采取了一系列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从2022年开始，美国、欧盟各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通货膨胀率突然急速攀升，各国的通货膨胀率创多年来的新高，部分国家甚至达到两位数的物价增长。为应对破历史记录的高*韦森，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国家文科一级教授，E-mail：，通讯地址：上海市国权路600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邮编：200433；苏映雪，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研究院研究员，E-mail：；张嘉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E-mail：。基金项目：本文感谢复旦发展研究院-金光思想库课题 后疫情时代的世界经济变局与中国货币政策研究 资助。1中美贸易关系与美国的高通货膨胀一个成本传导机制的模型检验通胀水平，2022年美联储、英格兰银行以及欧洲央行已经进行了多轮加息和其他货币紧缩政策企求遏制通货膨胀。但美国和欧洲各国央行多次激进的加息举措也引发了世界各国对经济衰退、债务风险等问题的担忧。综上，对通胀成因的分析以及前景走势的判断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各界讨论的热门话题。图1美国通胀水平创多年来新高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关于美国此轮高通胀的成因，既有研究的主要观点总体上分为需求侧推动和供给侧推动两类。需求侧因素中，美联储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特朗普和拜登政府实施的扩张性财政刺激政策（杨航，2022；吴秀波，2022），如以现金补贴居民家庭，提高了居民收入和消费需求，进而拉动物价上涨。疫情造成的隔离管控提高了在家工作的人数，刺激了住房市场的需求和住房价格的上升（李迅雷、陈兴，2022；张静静，2022）。同期美国快速进行疫苗接种、恢复产业工人就业，生产部门迅速度过疫情冲击后，居民消费需求得以恢复，从而推升了价格水平。供给侧因素中，俄乌战争和全球原材料供应紧张引起供应链矛盾，提升了产品生产平均成本，全球能源价格（尤其是原油价格）显著上升，这推高了美国和西方各国通胀水平（肖立晟、吴立元，2022；益言，2022；张伟，2022；纪敏，2022；贺洋等，2022）。然而，在这两类广为人知的通胀成因之外，本文认为美国此轮通胀高企的供给侧原因要进一步追溯到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这一因素同时将为2008年后美国通胀处于低位作出一致解释。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中美两个大国的贸易和国际关系互动在某种程度上主导着世界贸易的全球格局。中国通过积极参加国际贸易拓展海外市场，在东南沿海地区形成了加工贸易出口聚集区。中国长期对美国形成贸易顺差，而从其贸易品组分看，中国往往是出口附加值低、劳动密集型工业产成品，相比之下美国向中国出口产品主要是农业产品、原材料，以及高附加值的资本密集型、技术性产品。我们认为在以上贸易格局下美国长期攫取对华贸易的价格福利，用外部低价产品匹配美国国内旺盛内需，这构成了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大规模货币宽松但通胀处于低位的原因。2018年前后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悍然开启贸易战。美国政府对中国的三轮加征关税和贸易制裁政策，为2022年美国的高通胀埋下了伏笔。全球化时代，贸易格局对大国经济、价格与货币政策具有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在疫情重创全球供应链后，贸易关系成为经济以及发展战略决策的重要参考因素，既有研究关注了中美贸易冲突危及经济全球化（黎峰，2019），但是鲜有文献对美国发起的22023年第8期贸易战对美国经济自身的不利影响予以足够重视。认识到这一点，将有助于中美两国更加全面和理性评估当前的政策走向，以求恢复和增进合作，共同应对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衰退的风险。二、理论悖论、特征事实与研究假设的提出（一）货币数量论分析的迷思：为何美联储多年来货币宽松并未引发高通胀弗里德曼（Friedman，1970）曾认为：“通胀无时无刻不是一个货币因素，它是，且仅源自于货币（超过产出）的增长。”然而，回顾美国二十一世纪的通胀和货币供应关系，我们很难观察到显著的相关趋势。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滞涨发生后，美联储货币政策工具从调控货币供应变成了设定政策利率（联邦基金利率，Federal Funds Rate,FFR），并将通胀设定在了2%的稳定目标。央行货币政策重点不再是直接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速，而是调节货币供应以实现其设定的通胀目标和期望就业水平。图2美国货币宽松与通胀水平趋势并不一致数据来源：Wind，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US)。2020年5月起美联储调整了M1、M2的统计口径，将储蓄存款（包括货币市场存款）从M2计入了M1。仔细考察二十一世纪的美国宏观经济的一些现象，可以发现通胀问题很难再被认为是纯粹的“货币问题”。从货币工具和通胀的运动关系看，二者之间的联系已经非常微弱，尤其是政策利率已经接近或触及零下界时，央行无法进一步设定负利率刺激经济。因此，在金融危机后传统货币工具“似乎”完全失去用武之地。面对金融危机中的流动性不足问题，美联储启动了量化宽松和流动性支持工具等“非传统货币政策”，直接向市场投入流动性这似乎又回到了弗里德曼的货币供应量工具。然而，尽管投放了大量流动性，美国的通货膨胀却并未大幅上升,且较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水平还略低。2014年，尽管美联储货币宽松政策延续，但是美国的物价水平却仍然向下“跳水”，一度出现通胀“不达标”的问题，如图2。因此，将2021年以来的高通胀完全归因于货币宽松政策或将是有偏的，还需要对此轮高通胀进行深入剖析，以发现更为重要的因素。（二）中美贸易与美国通胀的特征性事实1.2021年美国的国际贸易运输成本上升、贸易条件恶化2021年下半年，美国通胀连月高升引发市场与政策层高度关注，正值疫情对美国供应链形成冲3中美贸易关系与美国的高通货膨胀一个成本传导机制的模型检验击，国内外财经媒体特别强调供应链瓶颈导致美国的高通胀问题，但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一点是美国进口产品的运输成本呈现飙升之势，如集装箱的价格高企。疫情期间，中国仍是美国的最大进口伙伴国。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主要商品是交通运输产品、机械化工产品、日用纺织品及玩具等，同时美国的钢铁等产品供应也主要依赖对中进口。2020年新冠爆发初期，美国从中国进口成品钢同比增速骤减50%。2020夏季，随着德尔塔病毒在东南亚肆虐，美国从中国进口成品钢又陡然上升。直到2022年1月，美国从中国进口成品钢同比增速仍高达207.7%。在新冠疫情爆发后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数量增长，同时进口成本也在上升。中美海运中的集装箱价格在20202022年期间上涨超过六成。运输成本和运输数量的同步上升加剧了美国进口产品的价格上涨，构成了输入性通胀压力。疫情以来，美国从中国进口金额飙升，导致美国的贸易逆差大幅上涨，美国贸易条件恶化的原因之一便是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的价格上涨。2021年12月美国通胀再上新台阶。当月美国的GDP增长数据表明，当月美国经济主要依赖进口拉动，而进口拉动的因素不是来源于进口量的增长，而是来源于价格的上涨。由于进口价格的提升，美国的对中贸易赤字也快速上涨，如图3。图3美国贸易赤字主要国家贡献数据来源：U.S.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BEA)。美国对中国的进口需求的增加和进口商品价格飙升，还反映在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持续走高。2021年11月开始，美联储货币紧缩转向，在不断高涨的加息预期下，美元走势上扬，但并没有压制人民币汇率。相反，人民币走势出现一波独立行情。2.美国从中国进口贸易在疫情期间显著增加新冠疫情以来，因为有政府财政补贴，美国食品以及居家耐用消费品，包括家具、电脑等消费需求大增，这些消费品也是美国对华加征关税的范围，而美国此轮通胀涨幅较为显著的即是食品价格。从图4可以看出，美国从中国进口的食品、汽车零部件和其他消费品、资本货物金额在2018年贸易冲突后均下降明显，但在疫情期间大幅回升。中美两大经济体主导世界经济格局、全球一体化进程不断深化的情形下，中国对于全球供应而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尽管因为政治和外交层面原因，美国在对华政策方面采取制裁、孤立的取向，但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当前结构意味着这种逆全球化的潮42023年第8期流将对世界经济、对美国自身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图4美国从中国进口金额品类构成数据来源：U.S.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BEA)。3.美国从中美贸易中获取的福利与发动对华贸易战的动机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更加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到2008年，中国已成为美国的最大进口来源国，如图5。尽管中国贸易量迅速上涨，但在价值链分工中，中国仍主要是依靠劳动力红利生产廉价和低附加值商品，其中部分商品大量出口到美国，成为美国居民家庭常见的日常消费品。美国进口的大量来自中国的廉价商品构成了其在金融危机后释放通胀压力的缺口，尽管消费需求回升，但消费品价格仍能通过进口保持低位，因此美国通胀在这一时期维持低位是不无原因的。然而，在中国的工业化结构转型、调整升级过程中，中国出口产品产业链延长、附加值上升，国家战略也由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并在多个行业领域建立起产业优势和定价力量。美国在同中国贸易中所能享受的“低价”福利逐渐收窄，这也是美国寻求对中国进口替代、在全球找寻新的产品生产基地的原因。从图5中可看到，美国从东南亚地区的进口份额逐年上升，这背后是美国摆脱对华贸易依赖、寻求其他廉价商品供应链的企图。图5各主要国家出口占美国进口的份额数据来源：U.S.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BEA)；东南亚国家指：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5中美贸易关系与美国的高通货膨胀一个成本传导机制的模型检验中美贸易冲突始自2018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出“美国优先”的口号，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大幅提高对全球钢铝产品的进口关税，而中国又是美国钢材进口的第一大贸易国，主要的加征情况如表1。2019年，美国又开始第二阶段的对华贸易制裁，对华加征关税的商品范围、关税力度都大幅提高。拜登执政期间，对华贸易冲突政策并未发生转变，实质上延续了特朗普时期以来的思路。表1中美贸易战中涉及到的关税加征时间2018年3月23日2018年3月22日2018年6月15日2018年7月11日涉及产品及加征税率钢铁产品25%，铝产品10%航空航天、信息通信技术和机械类产品25%USTR发布两阶段的清单，包括对中国而言重要的工业技术、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产品等农业、纺织业、制造业等所有领域，包括无线电设备、计算机配件、汽车配件、家具、钢铁、包、灯具、摄像机、吸尘器等,10%注：根据美国商务部网站信息整理。2018年美国发起对华贸易战，大幅提高了指定品类的关税税率。这直接影响了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成本。其背后的“替代思想”也反映在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份额占比开始迅速下降。如这一贸易战持续影响，美国将逐渐削弱对中国产品的依赖，在东南亚、中南美等地区建立海外产品生产基地，利用当地的低成本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进而挤出中国出口在全世界产品市场的份额。然而，美国这一战略还未完全实施便受到了新冠疫情爆发的影响。4.2020年疫情大爆发后美国进口再次依赖中国2020年疫情突袭，美国从中国进口额恢复增长。全球经济整体受到疫情冲击产能受阻、产量下降，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明显。中国的积极防疫政策和良好的防疫结果使得中国成为疫情爆发之初生产受影响最小的国家，美国国内生产受阻，其战略中中国进口产品的替代国家（如东南亚、墨西哥等）也受疫情影响严重。这直接扰乱了美国的进口市场布局，冲击了美国的产品供应链。中美贸易战背后，美国政府企图将产业链从中国转出到东南亚市场的战略受阻。因此，疫情以来，美国不得不再次依赖从中国进口所需产品。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增长对美国消费和经济增长产生重要的影响。如图6所示，美国居民消费的增速与从中国进口增速趋势高度相关。自2021年下半年以来，由于疫情期间补助退出，美国个人消费支出开始下降。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高企，叠加中国疫情零星爆发以及封控措施，2022年第一季度起，美国从中国进口也开始下降。进口下降、价格上升再加上支出下降，这些因素直接导致了美国经济增速下行。可见，美中贸易冲突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甚巨，中美贸易冲突是一个双输的游戏。62023年第8期图6美国商品消费与中国对美国出口密切相关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三）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的提出以下用一个简单模型刻画美国通胀和中美贸易的关系。设美国消费者商品篮子包含中国进口商品Ccn、其他国进口商品Cot和美国生产商品Cus，其价格分别为Pcn，Pot，以及Pus。设这三类商品以常替代弹性（CES）方式加总为消费指数C=()Ccn+Cot+Cus1（1）家庭部门总是以支出最小化方式选择每一类商品的消费量minCcn,Cot,CusPcnCcn+PotCot+PusCus,s.t.C=()Ccn+Cot+Cus1其中为产品间的替代弹性。对该问题求解可以得到三类商品的需求函数Ccn=()PcnP11 C,Cot=()PotP11 C,Cus=()PusP11 C以及美国物价指数P=()P1 cn+P1 ot+P1 us1 设美国从中国进口时，中国在岸价格为Pcn,0，运输成本cn占总价格比例cn=Pcn Pcn,0Pcn0,20显著成立，即进口成本越高，美国通胀越高，支持成本传导机制；如果美联储传统货币政策对美国通胀显著影响，那么30，即扩张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增发货币刺激通胀的渠道成立。本文采用Eviews软件对上述模型进行估计，结果如表5。其中第一列为基准回归，第2列为不加入解释变量的前述ARMA（1,12,1）模型，而第36列为仅加入部分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第7列则改变了样本窗口期间。计量结果显示，仅能确定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价格和费用占比是影响美国通胀的因素，其中进口价格指数每上升1%，美国月度通胀上升0.3271%（10）。而运费成本同样对美国通胀有显著影响（20），这支持了美国通胀的传入型机制。然而，结果并未支持美国通胀与其传统货币政策的联系（3=0），而美联储扩张资产负债表对通胀存在正向影响（40），但并不稳健（比较第1列和第5、6列）。第一列的基准回归结果如下cpiut=0.3271ipit+0.003874charsharet+0.000129tr1mt+0.001507logtreat+0.2120cpiut 1+0.2832cpiut 12+t+0.3610t 1,Adj.R2=41.71%（6）为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分时间样本重新对方程进行回归。本文缩短样本时间为2006年1月2019年12月，检验新冠疫情前美国通胀动态的影响因素，结果报告在表5第（7）列。结果显示美国从中国进口价格变量前的系数仍然显著且与全样本结果水平值可比，但进口费用对美国通胀的影响则较小且不显著。这一结果意味着中美贸易运价、成本对美国通胀的影响主要发生在2020年之后，即新冠疫情冲击后中美贸易的运输成本上升（根据图7，疫情前费用成本大致占总进口金额的6%，这一比例在2020年后跃升到10%左右）可能显著提高了美国的通胀。（四）实证检验结论上述实证分析对第二章提出的三个研究假设予以检验，结果支持了美国通胀的成果传导机制。其中美国从中国进口产品的价格和运输成本的上涨是构成美国20212022年高通胀的重要原因。其中运价成本反映了全球供应链和运输体系受到疫情的严重冲击，成本上升，对美国经济形成成本输入性通胀压力。而美国进口中国产品价格上涨对美国通胀有显著影响，其短期机制在于中国出口产品生产企业也受到成本上涨的影响，而其长期机制则在于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和附加值提高，美国难以进口低价产品，进口福利下降。这一结果意味着中美贸易关系的对抗和美国寻求贸易替代的尝试对美国经济也产生严重负面影响，具有较强政策含义。实证结果的另一方面拒绝了传统的利率政策对通胀的影响，这显示出零利率下界下“流动性陷阱”问题的存在。在仅包含货币政策（或仅包含量化宽松）的回归分析中，央行的资产购买计划（量化宽松）对通胀动态有显著正向影响，这支持了货币理论中的货币供应量影响通胀的基本结论。然而，这一效应在加入成本变量后即不显著，这意味着在美国近20年中，货币政策并不是通胀动态的主要影响因素。11中美贸易关系与美国的高通货膨胀一个成本传导机制的模型检验表5计量回归结果ipitcharsharettr1mtlog treatcpiut 1cpiut 12t 1Obs.R2Adj.R2（1）cpiut0.3271*（3.7568）0.003874*（2.1530）0.000129（0.4842）0.001507（1.0923）0.2120*（2.1420）0.2832*（4.0446）0.3610*（3.8159）2040.44690.4271（2）cpiut0.4535*（7.2241）0.2714*（5.0296）0.2245*（2.9741）2040.37140.3620（3）cpiut0.3236*（3.6898）0.00568*（4.7173）0.2274*（2.3546）0.2853*（4.2406）0.3521*（3.7919）2040.44220.4281（4）cpiut0.3375*（3.9363）0.3651*（5.1808）0.3343*（5.3320）0.2809*（3.6142）2040.40630.3944（5）cpiut0.000357（1.2969）0.00326*（2.7674）0.3417*（4.1492）0.2342*（3.6170）0.2866*（3.3414）2040.40180.3867（6）cpiut0.00374*（3.1822）0.3501*（4.3318）0.2439*（3.9325）0.2761*（3.2422）2040.39750.3854（7）cpiut0.3037*（3.0996）0.001119（0.3639）0.000480（1.3046）0.001866（1.0912）0.2860*（2.5756）0.2848*（4.0179）0.2832*（2.7436）1680.42200.3967注：括号内为t-统计量，*、*、*分别表示在0.01、0.05、0.1的置信度水平下显著。四、余论：全球供应链调整下的美国通胀与中美经贸关系的战略选择2001年中国入世以来，从中国进口低价、低附加值商品对冲了美国经济增长的通胀成本，这是美国长达30年的“大缓和”的原因之一。新冠疫情短期内加剧了美国供应链紧张、供需结构冲突的问题，放大了中美贸易冲突的经济影响，也凸显了问题背后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对国际关系和经济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美国对华贸易战揭示了美国对抗中国崛起的决心。尽管新冠疫情下美国重新提高了对中国进口商品的依赖，但美国未来对华的经济打压和对抗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在威胁。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了美国的对抗策略实际上对美国产生了显著的通胀成本。疫情期间美国政府曾停止部分关税政策，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中美贸易关系对此轮美国高通胀的影响。疫情以来，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贸易条件恶化，最终为美国通胀点燃了导火索。随着疫情影响减弱，全球贸易格局趋于稳定，美国或将仍然维持对于中国的进口需求，中美贸易关系仍将对美国通胀走势产生影响。若以更长远视角来看，中国不断进行的产业结构升级和创新发展将对美国的国际地位形成新的冲击，美国对抗中国和扶持其他国家替代中国的动机依然明显。随着掣肘美国经济增长以及通胀高企的短期影响缓解，全球价值链产业链格局面临重塑，这对中国在国际经济贸易格局中的地位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果美国能够找到合适的替代供应国，加上美国政府大力支持和辅助制造业回流，会否反过来对中国出口贸易甚至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严峻的122023年第8期挑战？如若中美在贸易领域难以完全脱钩，同时，中美贸易冲突持续，则还将产生经济衰退的风险，这对双方以及世界经济都是非常糟糕的结果。实际上，2023年年初硅谷银行以及签名银行（Signature Bank）的破产引发了美国重新思考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也促使美国评估其激进加息对抗通货膨胀的代价。这些经济后果或许会促使美国政府反思对中国贸易制裁的深层代价。对中国现阶段的发展而言，中美贸易战和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科技和贸易封锁，无疑对我国之前靠出口创汇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战略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我国面临内部产业结构转型压力和工资、住房成本的不断上升；另一方面国际形势也增加了更多竞争和对抗的元素，这都对我国未来的经济形成了新的挑战。因此，不管美国和西方各国对我国采取什么样的打压政策，诸如高科技封锁、外资撤出、制造业回流和产业链向其他国家转移，乃至增加各种关税和贸易保护措施，我国仍然要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不变；同时也要增加对东南亚地区和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和出口。另外，本文的数据分析和理论模型均证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科技封锁乃至各种贸易保护措施，实际上是一个双输的游戏，不但减少了中国的出口和经济增长，也给这些国家的国民带来了不可忽视的福利损失，导致西方各国的通货膨胀两三年来持高不下，经济增速下滑，乃至有可能造成全世界的经济衰退。因此，随着中国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政府官员的进一步接触和谈判，随着各国元首的互访，希望能够让对方明白贸易战和科技封锁无疑是一个双输的游戏，会使各国的国民福利都下降，从而使各国的经贸关系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增加贸易合作，共同应对世界经济的挑战，避免新的一次全球经济衰退。这才是21世纪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正道。参考文献贺洋、齐晓萱、谢天奕，2022，“美国滞胀的历史及应对”，中国外汇，第11期，第20-22页。纪敏，2022，“关于通胀形势的几点分析”，清华金融评论，第6期，第55-56页。黎峰，2019，“全球价值链分工视角下的中美贸易摩擦透析”，南方经济，第7期，第1-15页。李迅雷、陈兴，2022，“对美国通货膨胀及美联储政策的几个判断”，新金融，第3期，第10-16页。吴秀波，2022，“美联储治理高通胀问题面临的困境及启示”，价格理论与实践，第11期，第58-63+210页。肖立晟、吴立元，2022，“美国通货膨胀与人民币汇率”，国际金融，第11期，第6-11页。杨航，2022，“美联储通胀调控失败的原因、后果及启示”，清华金融评论，第6期，第63-64页。益言，2022，“美国通胀之忧”，中国金融，第13期，第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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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mission MechanismWei SenSu YingxueZhang JiachengAbstract：Since the second half of 2021，the inflation rate in the United States has continued to soar，breaking the inflationrecord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 nearly 40 years.The U.S.government s fiscal and monetary stimulus policies during the epidemic，as well as supply-side shocks，are believed to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high inflation in the U.S.this time.However，the Sino-U.S.trade conflict and the resulting increase in import prices and transportation costs have not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to the role of this high inflation.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monetary theory，this paper first gives the deviation of the inflation dynam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traditional monetary theory since the 21st century，and gives the relevant characteristics and facts of Sino-U.S.trade that are more related to the inflation dynamics.This article points out：Sino-U.S.tradeprices and transportation costs have risen after Sino-U.S.relations deteriorated；the U.S.imported more Chinese goods during the epidemic；the United States has received a significant price dividend in its past 20 years with China，and the loss ofthis dividend is the motivation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seek alternatives to Chinese products；the outbreak of the covid epidemic has indirectly caused high inf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the United States strategies during the trade war in 2018.This paper then tests the hypothesis that the increase in import prices and transportation costs brought about by Sino-U.S.trade frictions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US inflation，and an inflation-based model is given to explain.In terms of empirical testing，this paper first conducts a time-series modeling of monthly U.S.inflation data from 2006 to 2022，and then examines the impact of rising import prices and rising transportation costs in Sino-U.S.trade on U.S.inflation dynamics.The research hypothesis has received empirical support in both the full sample and the sub-sample before the outbreak of the epidemic.Based on this analysis，this paper shows that the trend of U.S.inflation is not only determined by the direction of theFederal Reserve s monetary policy and the price of international raw material supply，but also by the game of internationalrelations between major powers.The in-depth discussion of this mechanism is related to the changes in the world economy inthe post-pandemic era，the direction of Sino-U.S.relations，and strategic issues of how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rationally respond to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 the economy.Keywords：U.S.Inflation；Monetary Policy；Sino-U.S.Trade War；Cost Transmission（责任编辑：徐久香）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