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近代中国商人的内心世界.doc

陈锋：走进近代中国商人的内心世界
马敏教授新著《商人精神的嬗变--近代中国商人观念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是一部探求近代中国商人精神的力作。诚如著者所说，这是一个韦伯式的问题。所谓韦伯式的问题，对中国学术界而言，实际上是指两个韦伯式命题：一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相关论著中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产生的文化动因所作的考察和结论。韦伯注意到新教的崛起与北欧和英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是相一致的，他强调新教伦理中的劳动天职观与禁欲精神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产生了重大影响，认为"宗教改革运动导致了一场习性学方面的革命，给工人和企业家都注入了更多的活力，最终带来了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应该说，韦伯的第一个命题是成立的。当韦伯用他的命题去叩问世界其他国家的历史和宗教时，便产生了令中国学者最感兴趣的第二个韦伯式命题：韦伯在《中国宗教：儒教与道教》一书中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之所以没有产生资本主义，是因为缺乏西方新教伦理式的文化动因，中国传统的主流思想--儒家伦理在价值取向上与新教伦理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成为资本主义成长的障碍。尽管韦伯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解读存在着偏差和谬误，但韦伯命题的价值恰恰在于，它拓展了中国学者的学术视野，引发了更多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历史问题的深层思考。马敏教授的新著正是一份沉甸甸的历史学家提供的答卷。一方面，他将前此学者的研究推进到新的层面，另一方面他在弥补研究空白之际，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马敏教授从韦伯式问题与近代商人精神的角度切入议题，表明他的研究是对第二个韦伯命题进行正面回应。在这里，基本的问题是：以经济伦理为核心的近代商人精神对中国近代资本主义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其中，传统儒家伦理与近代资本主义关系构成了阐释问题的焦点。
在中国近代史学界，近代实业与近代资本主义是同一概念。但这是一个模糊概念。确切地讲，近代中国真正具有资本主义经济色彩的近代实业，主要是以机器生产为标志的近代工业，它包括两个层面或类型：一为洋务工业，一为民族工业。这两个层面或类型又因为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企业模式而结合为一个有机整体。马敏教授之所以选择近代商人作为研究对象，在我们看来是因为近代商人在近代中国扮演着特殊的社会角色：他们出身各异但成长迅猛，19世纪末其核心人物约有二百人左右，到民国初期已经发展成为约有五万余人的相当可观的社会利益集团；他们不是近代中国工业化历程的开启者，但却是创办近代实业的有生力量；他们与清朝政府尤其是洋务大吏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却有自己的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与政治主张；他们具有爱国御侮的社会责任感，同时又在资金、市场等方面对西方列强流露出一定的妥协性；他们关切民瘼，但在现实生活中又自觉或不自觉地远离民众；他们意识到夹缝中生存的艰难，但又甘于在古今中外文化大交汇的缓冲地带立足、挣扎、发展。马敏考察了近代商人观念变迁的历史起点，对晚清重商主义思潮进行反思，剖析近代中国商人的二重心理结构，探讨绅商名辨与谐应的社会观念变迁，梳理近代中国商人的法律意识和政治意识。马敏教授认为，中国近代商人精神主要源于西方资本主义观念和中国文化传统的结合，但其内涵远较二者更为复杂，既包括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经济伦理精神、法律精神、企业精神，也包括民族主义意义上的爱国主义精神、重商主义精神等等，而且存在一定的地区性差异。
在宏观研究近代中国商人精神的同时，马敏教授又以个案研究的方式对张謇、经元善、穆藕初这些近代儒商的经营理念进行了清厘，给人以纵横捭阖、写意与工笔两相协济的阅读美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禀承章开沅先生对张謇的开创性研究，马敏教授又有新的开拓。他分析了张謇的士商气质，并将其与日本近代"实业之父"涩泽荣一进行比较，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见解，堪称中日近代化比较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有关张謇对近代博览事业的认识及其实践，则是马敏教授的拓荒之举。他将国际博览会（旧译"万国赛会"）置于近代化的历史话语中予以解说，对近代中国和日本的博览事业予以勾勒，从而在一个宽阔的历史视野中对张謇作为中国近代博览事业奠基人之一的角色进行了准确的定位。不惟如此，对国际博览会的发掘工作，将成为近代史研究的新课题。这一课题所具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观念等方面的研究价值，将推动近代史研究向纵深拓展。
回顾近50年来的中国学术史，不难发现，最有资格回应韦伯式问题的中国明清史学界，在数以百计的讨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及相关问题的论著中，对韦伯式问题基本没有顾及，只有美籍华裔学者余英时作出了积极回应，他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一书中提出的中心问题是：中国儒、释、道三教的伦理观念对明清的商业发展是否曾发生过推动作用？其他学者如杜维明、金耀基等人对韦伯式问题的正面回应，是近十余年的事情，而且是因所谓"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而引发。不仅明清史学界缺乏有效的回应，而且近代史学界也声音微弱，只有杜恂诚等少数学者有所阐释。在这个意义上，马敏的新著显示了中国学者寻求与西方学术界积极对话的理念，这也是值得注意的。当然，马敏的新著并不意味着中国学者回应韦伯式问题的终结，尚有许多新的课题，诸如：近代中国商人如何调适传统儒家伦理与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中国近代商人精神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分界线到底在哪里？中国近代经济伦理的内涵有哪些，以及它们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如何？仍需要我们作出思想史和经济史的进一步分析。
——陈锋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导任放，武汉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博士
[近代风云]在民族大义面前：1926，中国商人的选择
商人，在传统观念和人们的意识里，总认为他们是为追求利益而不择手段的，“无商不奸”等等。但1926年中国实业代表团访日，清楚地表明，中国商人从整体上来说，是坚持民族大义的，他们有一颗火红的中国心。
1926年，正是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时候，后人的注意力都被这轰轰烈烈的北伐所吸引，忘记了或者忽略了当初震动中日两国的这次访日活动，历史教科书上根本就没有。确实，比起北伐，这次访日既没有缔结商约与经济协定，也没有革命志士的什么活动，忽略掉也很正常。但历史不该忘却，对比当今的物欲横流，我们应当记住，当初有这么一批中国商人，他们在民族大义面前，重义轻利，体现了中华民族伟大的气节。在他们的背影下，那些蝇营狗苟、为了自己私利而忘却祖国利益乃至出卖祖国利益的人是多么的渺小阿。
下面就主要根据郭太风教授的《迈向现代化的沉重步履》中的相关内容，简要介绍一下这次中国实业代表团访日的相关情况。
1926年3月20日至5月30日，日本大阪举办规模宏大的电气博览会。4月初，日本全国商会联合会致函上海总商会，邀请中国工商界参观大阪电气博览会。其实这是日本政府导演的，日本吴商业会议所会头洋愿精一讲的明白，中国实业家赴日乃“应外务省及商业会议所联合会之招请”。
是什么原因使得日本官方和商会组织联合邀请中国实业家访日呢？日方急切希望通过实业界“亲善”交往，尽可能削弱五卅惨案的影响，以此促进对华经济输出，这是邀请中国实业界访华的近因，也是经济原因。从政治上看，当时日本在国际关系中十分孤立，围绕中国问题，美日在远东的矛盾急剧上升。中国人民把反帝斗争和经济抵制结合起来，使日本政府和资本家忧心忡忡。因此邀请中国实业界访日，企图改变在中国人民中的负面形象。
1926年5月20日，中国实业代表团在虞洽卿团长的带领下，乘坐上海丸轮，从上海港鸣笛起航。虞洽卿是何等人？熟悉近代中国历史的都知道，是他去南昌与蒋介石密谈，并提供资金支持，帮助蒋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和建立南京政府。他曾先后担任德商鲁麟洋行、华俄道胜银行、荷兰银行的买办，但又是四明银行和上海证劵物品交易所的创始人，代表了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上层。
代表团抵日后，先后参观了长崎、大阪、神户、京都、名古屋、下关等地，受到日本官绅学商各界隆重欢迎。日方把这个代表团视为中国最强有力的实业家团体，在政治、经济以及中日关系方面都寄予厚望，出场交涉的层次越来越高，从大城市商会会头直至内阁首相。代表团访日经历了表面融洽、申明政治原则、强硬抗辩三个阶段，但显著的特色是坚持政治原则，尖锐批评日本侵华政策，体现出中国商人爱国反帝的主流。
刚开始，代表团并不想得罪日方，要搞好关系做生意的想法占了上风。在虞洽卿答长崎新闻记者提问中他说：“吾人乃实业家，非政治家。......吾人刻下努力之处，不过中日亲善及事业提携二者而已。”日本实业界大喜过望，相信代表团能促进倾销日货，日本政府和新闻界则鼓吹“国民外交”，展开政治攻心。这是代表团访日的第一阶段。
以后几天，“亲善”的气氛在中国代表一方逐渐消失。他们得到在日华人多方劝告，听说侨商所受极不公平的待遇，特别是来自国内的告诫，使他们猛醒过来。中国国货维持会等21家团体专电正告代表团注意维护国家主权，特别提醒他们勿忘关税不平等造成的危害，提出外国货来华只收5%的轻税，而日本及其控制下的朝鲜对中国货收取百分之百的重税。
5月24日，上海对日外交市民大会致电中华留日学生会等，指责代表团“美其名曰实行亲善，而对日本传统侵华政策与近年来种种强暴行为却不致一词。”旅日华侨也发表致代表团公开信，揭露日本惯用的侵略方法是强硬手段与怀柔政策并用，并谴责日本政府以怨报德，关东大地震后无视中国人民的热心救灾，竟然马上取缔华工入境，“不独侨胞被迫难堪，即国家体面亦丧失殆尽。”
代表团面对各界的呼吁和督促，意识到任何回避矛盾的妥协态度都会使自己在祖国人民中遭到孤立，调整了访日活动的指导思想，发出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反帝爱国的最强音。
5月25日，在大阪举行的欢宴会上，双方借祝酒辞亮出了底牌。大阪商业会议所会头稻田烟胜太郎要中国实业代表团明白中国工商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以美国大量运用欧洲资本和技术而跃居强国之首为例，大谈中国实业若要发展，必须依靠日本的经济援助，断言中日互相谅解和提携对中国至关重要（和某些精英的言论惊人的一致）。虞洽卿以团长身份发言，正气凛然地指出，为取消不平等条约，“一息尚存，义无反顾”，并发出了震动中日的五点不可容忍：“一、本国境内可容他国海陆军自由上岸否？则曰军权为国家之保障，不可也！二、本国境内可容纳领事裁判权否？则曰司法独立为一国之神圣，更不可也！三、本国境内可容他国租界否？则曰领土主权为立国之要求，是万不可也！四、本国内河可容他国轮船自由行驶否？则曰航权攸关交通主权，绝对不可也！五、关税可受人束缚否？则曰关税主权绝对自由也！......宜由贵国有力在野分子自动表示赞成敝国取消不平等条约，并督促贵国政府立予实行。”
当着帝国主义国家高级官员和实业界巨头的面，如此义正词严的维护祖国尊严，表达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严正的反帝爱国立场，表达了对日本侵华活动蓄积已久的愤怒。
日方察觉中国代表团意志决绝，邀请中国实业界巨头访日的预期目的未达到，反而恶化了“亲善”气氛，于是力图缓和感情，以求扩大经济利益，于是延长了代表团访日活动的时间。在代表团访日的第三阶段，日方连续举办四场恳谈会，先后由大阪朝日新闻社、明治大学和工商业实业团体举办。在辩论中，只有明治大学的部分学者表达了愿意在政治磋商中竭诚合作，比如明治大学校长横田博士说：“如贵国人民要求列国取消领事裁判权，吾人亦可助一臂之力。”经济学教授小林三郎对中国的观点全部接受，提议“中日法学界与实业界组织一取消不平等条约之调查机关，共同研究。”他们反映了日本人民促进中日友好的真诚愿望。而其他恳谈会上的商界巨头们则顽固为日本侵略政策辩护，并企图马上商谈中日经济协作。虞洽卿坚决反击：不解决中日政治现状，经济问题无从协商。经过四次恳谈会上的交锋，中国代表团在原则问题上没有任何让步。
6月4日，日本政府终于从后场走上前台。外务大臣币原重喜郎在外务省官邸举行招待会，首相若规礼次郎以下各国务大臣均到场，中国驻日公使也应邀出席。首相致欢迎词，鼓吹“为中日两国前途及东亚前途计，不得不切望两国之关系日臻亲密，完成共存共荣之本旨。”虞洽卿顾全对方面子，没有直接反击，但自问自答将了日本政府一军：日本对中国亲善究竟有无实行的诚意和切实办法？“敝团同人以为中日亲善决不可作为口头禅。”第二天的宴会上，日华实业协会会长说：中日经济不宜竞争，宜注重商业道德，“所谓商业道德，即孔子谨守之恕道也。”中国驻日公使也顺着其调子说：“道德涵养有素，不但国交巩固，而经济提携自益增进也。”虞洽卿针锋相对，当着中国驻日公使的面奉劝日方，“要知中国政府系完全过渡的，不能代表人民。贵国如欲明了敝国实情，宜就人民方面注意考察。”并重申中日交恶是由于日本对华政治方针及措施造成的，中国人民不能再放弃政治上的义务，商人不能再在商言商、不问政治。控制中央政权的北洋政府内政失修，外交屈辱，在国人面前失尽威信，中国实业代表团的这些言行也是中国人民对其普遍不满的表现。
日方失去说服中国实业代表团的信心，继续争辩已经毫无意义，6月11日，代表团分批回国。纵观中国实业代表团访日全过程，尽管日本政府对代表团的活动作了精心安排与限制，并从实业、学术、新闻各界上层挑选可靠人物与代表团商讨中日政治经济问题，代表团仍能把日本人民与推行侵略政策的日本政府及资本家区划开来，表现出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政治上的策略水平。他们公开批评日本资本家支持其政府的侵略主义，对外冒影响中日资本家千丝万缕经济关系的风险，对内不因自身为资本家而回避对日本同行的揭露。在民族大义面前，中国资产阶级超脱于狭隘的经济利益之上，摆脱政治上的软弱性和摇摆性，鲜明的表述自己反帝爱国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