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系统及社会及谐——卢曼社会系统理论整合观探析.doc

社会系统与社会和谐
——卢曼社会系统理论的整合观探析
周志家 副教授
厦门大学社会学系
摘要：在社会学的理论流派中，功能主义是最为强调社会和谐的；而一个理论的社会和谐观体现在其整合观中。本文阐述了卢曼对“整合”概念的重新理解，并从社会的系统整合、个人的社会整合和社会的生态整合三个角度分析了卢曼社会系统理论的整合观。
关键词：社会系统理论 社会和谐 整合 卢曼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国家任务，使人们再一次将目光投向社会学这一学科。社会学作为一门经验科学，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回避当代社会中的现实需求；而只有根植于学科自身的知识体系，社会学才有可能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而不至于沦为政治体系的合理化工具。正因如此，在当今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社会学有必要从理论和经验两个角度进行深入的挖掘和研究，以期推动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
那么，社会学理论可以为和谐社会的构建作出什么贡献？初看起来，困难很大，这是因为：在社会学的理论传统中，只有极少数学者直接以“社会和谐”这一概念作为其理论体系的中心概念。 这种努力更易发生在以“和谐”和“和合”为文化精髓（李培林/苏国勋等2005：1）的中国学者身上。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当推我国学者郑杭生先生的理论建构活动。
绝大多数学者不但没有直接涉及“社会和谐”的概念，他们关注的焦点甚至恰恰是“失范”、“异化”、“动力危机”、“认同问题”、“异常”及“排斥”等与“社会和谐”背道而驰的社会“阴暗面”。 正因如此，社会学常常被理解为“危机科学”，意即它的作用在于研究社会的危机现象，以便寻求克服危机的策略（Schimank 1996: 9）。
也就是说，社会学恰恰是以各种“社会不和谐”现象为直接研究对象的，或者说，它是一门以“和谐社会”为参照物或者最高目标，以不断缩小现实与最高目标之间的差距为努力方向的学科。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和谐的思想可以说一直是社会学理论建构活动的共同目标和基础(亚历山大2000: 9ff.; 郑杭生/杨敏2004；陈成文/陈海平2005；李培林/苏国勋等2005)。
霍布斯（Thomas Hobbes）对“社会秩序”的发问（由自私自利的、原子化的个人何以能够产生社会秩序？）也许可以被视为社会学家对于“和谐社会”状况的最经典的表达，它也因此成为此后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虽然人们的设问方式各有差异， 最常见的区分有：自由/秩序、行动/结构、意义/支配、惯习/场域、沟通行为/规范、意志/制度安排等（郑杭生/杨敏2004: 26）。
但它们都其实都涉及到分化/整合(Differentiation/Integration)这一对区分(Difference)，其中，分化是对社会现实的描述，而整合则是对“和谐社会”这一理想状态的表达。正因如此，从对“整合”这一的理解上，我们可以解读出社会学家的社会和谐观。
在社会学理论的四大研究途径（建构主义、功利主义、功能主义和批判结构主义）（沃特斯2000：6ff.）当中，以社会系统理论为表现形式的功能主义传统由于强调整体、均衡和稳定，可以说是最为强调“社会和谐”的。而真正能够代表目前西方社会系统理论的最新发展趋势和最高发展水平的，是由当代德国社会学大师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1927-1998）（也有人译为鲁曼）建构的“自我制造(Autopoiesis)的社会系统理论”范式。但由于在长达三十年的理论生涯中，卢曼本人理论活动的主要旨趣在于真实地描述和解释可以观察到的社会现象，而不是提出具有价值取向的主张和建议，所以，卢曼本人几乎没有直接论及“社会和谐”的问题，其社会和谐观有待于人们在卢曼本人的浩瀚论著和其理论追随者的相关论述中发掘出来。正因如此，探讨和发掘卢曼社会系统理论的整合观，既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应该被视为当前中国社会学对于“和谐社会”的理论与实践可以做出的最为重要的贡献之一。
一、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和社会理论
卢曼的自我制造社会系统理论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Luhmann 1984)。在批判帕森斯(Parsons)社会系统理论的基础上，他将由智利生物学家Maturana和Valera在一般系统理论中开启的“自我制造”的新范式(Paradigm)移植到社会学当中来。为此，他选择将“沟通”(Communication)（而非“人”或者“行动”）看作社会系统的基本要素。在卢曼看来，社会系统是一种在一个封闭循环的过程中不断地由沟通制造出沟通的自我制造的系统，它既具有（操作上的）封闭性、又具有（对于环境的）开放性的特点。
卢曼将其社会系统理论(Theory of Social Systems)应用到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社会(Society)——上来，认为：当代西方社会是功能分化(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的社会，每个社会分化成政治、经济、法律、科学、教育、宗教、家庭等诸个功能次系统。这些功能次系统一方面为全社会履行着自己特有的、无法互相替代的功能，另一方面又是自我制造的社会系统。它们既相互高度独立，又相互高度依赖。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结构性联系”(structural Coupling)的关系(Kneer/Nassehi 1993, 1998)。
二、卢曼对“整合”概念的重新理解
传统社会学一般使用“分化/整合”这一对区分来分析社会，在那里，“分化”和“整合”描述的是完全相反的两个社会过程，“分化”意即“无整合”(Desintegration)和“分解”(Dekomposition)，亦即“整体”拆分成“部分”，而“整合”则意味着被拆分开来的部分如何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整体”意味着“统一”甚至全社会的“团结”，没有“整合”也就没有“社会”。在此，经典社会学家们普遍具有唯意志论(voluntarism)的倾向， 在其第一部重要著作《社会行动的结构》（Parsons 1937）中，帕森斯对古典社会学理论进行了第一次系统的整理与综合。在他看来，不管是马歇尔、帕累拖和迪尔凯姆为代表的实证主义传统，还是以韦伯为代表的理想主义传统，它们都强调了共同的价值体系对于行动的指导意义，因而都属于“唯意志的行动理论”（参见林聚任2001：141f.）。
一般都会将共同的价值观视作社会得以整合的基础。卢曼则认为，在功能分化的现代社会里，价值判断也因功能系统而异，所以并不存在一个跨越功能次系统的、全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共识。因而，传统社会学建立在价值共识基础上的整合观是不切实际的，其整合机制（政府调控、伦理、责任等）也是极具价值色彩的“救赎尝试”和“绝望方案”(Luhmann 1997: 777)。正因如此，卢曼反对传统社会学对于“整合”概念的过于“强势”的理解，主张将“整合”视为一个描述性的、而非饱含价值判断因素的概念，为此，他将“整合”定义为“系统限制彼此的自由度” (Luhmann 1997: 605)。
人们一般认为，整合包括两种类型：（社会的）系统整合(System Integration)和（个人的）社会整合(Social Integration)；前者指社会次系统如何得以构成一个社会整体，后者则指个人如何得以融入社会之中(Lockwood 1964)。卢曼则认为，除了“系统整合”和“社会整合”两种类型以外， “整合”还应该包括社会的生态整合(Ecological Integration of Society) ，即自然环境问题对现代社会的挑战。
三、卢曼论系统整合、社会整合和社会的生态整合
（一）卢曼的系统整合观
系统整合涉及到的其实是功能次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问题。与他对“整合”概念的重新定义相对应，卢曼认为，在功能分化的现代社会里，不存在、也不需要一个可以统一各功能次系统的超级系统或者共同价值，现代社会的“统一”就在于其功能分化的原则，而功能分化的首要特点就是系统与环境的区分(Luhmann 1997: 745f.)。卢曼认为，作为沟通系统，社会只能通过沟通的循环操作来制造并维持它的“统一”(Luhmann 1997: 96)。正因如此，卢曼主张用“自我制造/结构性联系”的区分来取代“分化/整合”的区分，以此来研究系统整合、即功能次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问题(Luhmann 1997: 778)。
在卢曼看来，这种关系具有如下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方面，由于每个功能次系统在操作上都是自我参照的(selbstrefentiell)，系统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彼此不透明(intransparent)、不关心(indifferent)的关系（Zhou 2002: 43）；但另一方面，如果离开了环境的贡献，系统甚至不可能完成“分化完毕”(Ausdifferenzierung)的过程(Luhmann 1997: 779)。任何系统都不可能离开环境而独立存在，而是无时无刻都受到来自环境的干扰(Irritation)。这种干扰虽然也以系统的自主(Autonomie)为基础，但它之所以得以发生，是以系统之间或者系统与环境之间存在“结构性联系”为前提的。“如果有自我制造，那么也必定有结构性联系”(Luhmann 1997: 862)，“自我制造”和“结构性联系”是社会系统的不可分割的两个属性。
由于结构性联系和干扰的大量存在，卢曼并不认为现代社会存在着系统整合的问题，相反，他断言：“现代社会整合过度了，并因此而受到危害”(Luhmann 1997: 618)。在系统整合的机制方面，卢曼既反对帕森斯等人主张的价值共识机制，也不同意他的理论的重要追随者赫尔穆特·维尔克(Helmut Willke)提出的“氛围调控”(Kontextsteuerung)方案(Willke 1989: 57ff.)，而是坚持本人的自我调控(Selbststeuerung)和进化(Evolution)的主张(Schimank 1999: 53ff.)。
（二）卢曼的社会整合观
卢曼认为个人的社会整合是功能分化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他反对经典社会学以“精神空虚”来研究个人的社会整合问题的传统，而认为应该从个人对于功能次系统的期望(Erwartung)和“要求”(Anspruch)(Luhmann 1984: 362ff.)出发，以“纳入/排斥”(Inklusion/Exklusion)为基本区分来研究这一问题(Luhmann 1995; 1997: 618ff.)。其中，“纳入”是指个人加入到功能次系统的观众中来，而“排斥”则指个人没有参与功能次系统为其观众提供的绩效。
卢曼的社会整合观大致可以总结为三点：（1）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会导致要求的个人主义，并进一步造成“要求的通货膨胀”(Anspruchsinflation)(Luhmann 1983)。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的功能分化：一旦社会的某个功能次系统围绕着某一功能分化完毕，在该系统内部，就再也找不到任何阻止最好地履行这一功能的理由了；是系统自身在不停地激励着个人对次系统不断地优化自己的绩效提出希望和要求(Luhmann 1983: 29)，而为了满足个人无止境的要求，系统就须不停地超负荷地满足这些要求(Selbstueberbietung der Ansprueche) (Schimank 2000: 133, Luhmann 1981)。这样，为了满足个人的社会整合，就可能危及到社会的系统整合；（2）在社会不平等已经存在的情况下，个人之间的攀比会形成“要求的螺旋”(Anspruchsspirale)(Luhmann 1983)。为了避免由于分配冲突而导致社会失衡，就必须选择“通过增长来缓解冲突”(Schimank 2000: 134)的策略来追求双赢游戏(Positivsummenspiel)的出现。但很明显，由于增长通常是有极限的，为了满足个人的社会整合，就可能危及到社会的生态整合(Schimank 1999: 61)。（3）在功能分化社会里，个人对功能次系统具有“多重依赖”(Mehrfachabhaengigkeit)(Luhmann 1997: 631)的特性，社会也期待着个人的完全纳入(Vollinklusion) (Luhmann 1997: 630)，但由于纳入是在各个功能次系统中进行的，功能分化社会不仅存在着社会排斥，而且会出现“排斥链接”(Exklusionsverkettungen)(Schimank 2000: 135)的现象，如：没有工作—削减消费—医疗条件变差—运用新闻媒体和诉讼的机会降低—子女受教育机会受损—子女获得满意工作的机会减少等等。这一现象使得在世界部分地区，“纳入/排斥”这一区分大有演变成为一个前置于功能分化的“超级区分”(Meta-Differenz)之势(Luhmann 1997: 632)。这一问题会对社会秩序构成严重威胁，现代社会对此却没有理想的解决办法。卢曼猜想，也许会出现一个新的、以纠正社会排斥为自己功能的社会系统，如社会帮助或者发展帮助等(Luhmann 1997: 633f., Merten 2000)。
（三）卢曼的生态整合观
卢曼认为“整合”除了系统整合和社会整合以外，还应该包括社会的生态整合，因为生态问题也是功能分化社会面临的基本问题。卢曼很早就专门论述了自然环境因素对于社会的影响(Luhmann 1986；鲁曼2001)，其主要观点有：（1）自然环境问题和环境破坏只有成为沟通的对象(Gegenstand)，才得以成为社会问题。只要还没有就自然环境问题进行沟通，它们“就不会对社会产生影响”(Luhmann 1986: 63)；（2）现代社会不存在一个中心机构或者社会系统专门负责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社会系统对于生态危害的共振(Resonanz)不是集中、而是分散在各个社会系统中进行的；只有当系统的特有结构条件允许时，自然环境中的事件才可能赢得该系统的共振；每个社会系统独自建立自己的共振能力、并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对生态风险作出反应。这样说来，现代社会只能“对生态危害组织起太少的共振”(Luhmann 1986: 220)；（3）由于系统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结构性联系，所以，一旦生态问题引起某一功能次系统的共振，就可能连带引起多个、甚至所有功能次系统的共振和湍流。在此，社会对生态危害又可能组织起太多的共振，也就是说，社会的生态整合也可能危及社会的系统整合(Luhmann 1986: 220ff.)；（4）新社会运动是一个特殊的功能次系统，其目的是抗议功能分化的后果(Luhmann 1997: 847ff.)；但除了制造恐惧感以外，它也无法对社会的生态整合作出实质性的贡献。为此，卢曼再次寄希望于一种新的社会系统的形成，该系统的雏形已经散布于公民倡议与公民行动、绿色和平组织以及许多跨越政治-科学-经济的组织间网络之中，其中心区分是“可持续/不可持续”(Schimank 1999: 62; 2000: 141) 。
四、卢曼的“社会和谐观”解读
综合分析卢曼的整合观，我认为，可以从如下三大方面解读他的社会和谐观：
首先，和谐社会应该是功能分化的社会，是多中心(multizentrisch)、多氛围(multikontextuell)的社会。其根本特征是社会主要功能次系统（政治、经济、法律、科学、教育、宗教、家庭等）能够完全自主地履行自己独特的功能；
其次，和谐社会应该通过大力加强发展政策、社会保障和社会工作等途径，切实解决个人的社会整合问题；
最后，和谐社会应该积极扶持以“可持续发展”为宗旨各种社会机制，包括公众参与、环保组织以及跨越政治-科学-经济的组织间网络，以此解决社会的生态整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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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周志家，德国Bielefeld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任厦门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副教授。重点研究方向：环境社会学，风险社会学，科学社会学，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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