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态治理哲学意蕴探析.pdf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岭南学刊2023 年第 3 期收稿日期:2022-06-10基金项目:2020 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中国之治的世界意义研究(编号:20AKS014);2022 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内在逻辑与原创性贡献研究(编号:22CKS001);2022年广东省委党校一般项目 广东构建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有效衔接机制研究(编号:XYYB202206)。作者简介:邱联鸿(1994-),男,江西赣州人,中共广东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储勇(1994-),男,安徽安庆人,中共七台河市委特聘教授,经济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生态马克思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态治理哲学意蕴探析邱联鸿1,储 勇2(1.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053;2.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北京 100091)摘要: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纵观人类历史进程,人与自然之间维持着一种统一与分裂、斗争与联合的辩证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演变从“以人类为中心”到“以自然为中心”,最终转向“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坚持守正创新,实现了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从“人自然”到“人民自然人民”的历史性转变,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态治理思想,倡导重塑生态劳动、生态生产力和构建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伟力和生态正义的现实伟力。关键词:人民;自然;生命共同体;生态治理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462(2023)03-0061-07DOI:10.13977/ki.lnxk.2023.03.008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深刻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123“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149,强调我们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149。并且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150。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然和历史 这是我们在其中生存、活动并表现自己的那个环境的两个组成部分”264,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归根结底是“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3128。纵观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人与自然之间维持着一种既统一与又分裂、既斗争与又联合的辩证关系,同时这种矛盾运动也推动着自然和历史的发展。历史地看,关于发展的问题,不仅需要以发展的思维来加以认识,更需要以发展的手段来加以解决。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即“两个和解”)4603的重要思想,认为实现“两个和解”应先从解决人类社会的矛盾入手,只有通过解决人与人的矛盾,以实现人与人的和解,才能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一、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的历史与逻辑起源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矛盾运动推动了人类意识的两次觉醒,使人类真正认识到人与自然命运与共、生命同体,从而共同构筑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的历史与逻辑起源。(一)人类意识的第一次觉醒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力处于低级发展阶段,与此相应,人们在物质生活生产过程内部的关16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岭南学刊2023 年第 3 期系,即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很狭隘的。”596这种狭隘性既体现在早期人类认识自然的过程,也体现在人类征服自然与改造自然的过程中。17 世纪以来,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启蒙运动的兴起,人道主义和理性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奠定了人类中心论的精神基础和物质基础,人成为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其他的一切都围绕人的存在而存在、人的附属而附属。在这一阶段,人类被视为是自然的征服者和统治者,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被狭隘地理解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处于主要地位,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处于次要地位。由于狭隘认知产生的过度行径,暴露出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一方面,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足以支撑人类实现对自然的主宰;另一方面,自然界对人的制约作用更加显现,使人类遭受了自然界的报复。自然力量的“反击”促使人类开始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推动了人与自然的和解思想的第一次觉醒。这次觉醒促成了两个重要方面的成就。首先是认清了生态问题的根源与本质。马克思以“北美合众国”为例,指出“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进而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 土地和工人。”5552-553基于这一认识,马克思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社会问题”,而不是纯粹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或者单纯的“技术问题”。因此,人与自然的矛盾,本质上是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只能从社会制度层面上的变革,通过争取被剥夺者或者被掠夺者自身的社会解放来获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其次是形成了正确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观点、立场和理论。恩格斯指出,人类能够“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6518的关键在于“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6519。这一观点表明,人类应当正确地认识自然,并在运用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来实施对自然界的改造。(二)人类意识的第二次觉醒尽管人类意识的第一次觉醒形成了正确的理论认识,但是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时期、历史条件的制约,并未产生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影响。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人与自然关系的狭隘性逐渐被打破,以及周而复始的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人类意识的第二次觉醒也处于不断酝酿过程中。尤其是工业革命及其影响进入扩散期以后,人与人的矛盾急剧增加,社会生产力扩张的范围和深度,受制于自然生产力的容量和发展速度,对于如何实现人与自然的矛盾关系的转化的探索,经历了要素变革和价值变革的两个阶段。在要素变革阶段,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关系的重点在于对技术和人口两种生产要素进行变革。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的利益关系是造成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西方历史对于生态的本源问题有两种观点,即技术决定论和人口数量论。两种不同的观点对应着解决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两种不同思路。技术决定论认为,工业技术的进步是导致环境问题的罪魁祸首,因此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关键在于回归到工业化中的生产技术、流通技术、分配技术、消费技术等技术体系,解题思路则是更多地依靠“绿色技术”;而人口数量论认为,马尔萨斯式的人口陷阱是造成资源枯竭和环境灾难的本质原因,因此优生少生晚生等人口政策才能对环境污染标本兼治。然而,无论哪一种解决方案,都没能很好地协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因此对于如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之道也从要素层面的具体方式转向价值观层面的变革,力求探索出更为有效的途径。在价值观变革阶段,形成的主要理论包括自然价值论、自然权利论、动物权利论、生命中心论、大地伦理思想,其共同的价值旨归实质是人向自然生存状态的复归,认为过去的一些理论及其解决思路忽视了人“参与式职责”的内在价值,更重要的是没有认识到生态文明和工业文明的本质区别,从而导致了基于不同文明视域下生态治理的内涵失真与方式错位。因此,自然价值论、自然权利论等理论主张将道德关怀的对象拓展到自然界中,以“尊重自然、爱护自然、保护自然”取代“占有自然、征服自然、破坏自然”。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但仍未从根本上改变人对26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岭南学刊2023 年第 3 期自然的工具性态度,也就导致其不可能找到根治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道路。进入 21 世纪以来,人与自然和解思想迎来了实质性突破阶段,形成了人类意识的第二次觉醒。在这一阶段,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找到了解决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方法,开辟了一条人类生态文明建设的正确道路。在马克思、恩格斯形成的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和人与自然关系进行重新审视,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立场,主张在处理人与自然矛盾的过程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重点论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两点论;主张在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中,将人类共同的、长远的和整体的利益置于首要地位;主张以人为中心的伦理学,依据为了人类利益的原则,对整个自然界给予了道德承认和保护;主张不仅要按照当代人的利益平等的原则,而且要按照当代人与子孙后代之间的代际关系,倡导生态生产力的发展。这不仅是基于全球层面、国家层面、社会层面、个人层面的共同价值目标提出的,同时还开辟了一条从单纯的研究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转向人同自然的联合、人化自然与自然的人的本质统一,揭示其中的人同自身的类本质异化、人同人的异化,推动实现人和自然和解的正确道路。二、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态治理哲学意蕴人类意识的第二次觉醒,意味着人与自然和解思想迎来关键性突破。人与自然关系的逻辑审视实现了从“人自然”到“人民自然人民”的历史性转变。这种转变本质上体现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态治理的价值旨归、实践旨归、伦理旨归的哲学意蕴。(一)为了人民是生态治理的价值旨归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态治理思想体现了“为了人民”的价值旨归。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态治理思想,是将“人民”作为思考人与自然关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并站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立场上思考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首先,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从人的主体性出发理解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态治理思想。第一,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638-39。自然是生命之母,是人的历史起源。从这一意义而言,人与自然本质上就是生命共同体。第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关键在于人。这一点从“人与自然”和“动物与自然”的关系比较更为清晰。人同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能自在自为地利用和改造自然,并且“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6373;而动物的生产对自然的作用不大,且不会对自然造成实质性的改变。第三,人“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3167,人的活动仍然受到自然规律支配。恩格斯指出,事实上,人类“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6519。人与自然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这三点共同构筑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态治理思想的基点,即人与自然本就是命运与共、生命同体。其次,从自然与人的关系即从自然的客观性出发来理解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态治理思想。这包含了“共性”和“特殊性”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方面,自然界的物质变换过程的发生是自然的、客观的,是任何时期都具有的共性。马克思指出,劳动“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5201-202人通过劳动从自然界中提取的所需要的物质、能量和信息来实现繁衍生息,同时,其在生产生活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被自然所承载或者净化。这是任何阶段都具有的共性,即自然界与人类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另一方面,一定历史阶段下的物质变换过程具有特殊性和历史规定性。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过渡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工业文明时代下的劳动发生了异化,其劳动是服务于资本而生成的,劳动产生的自然异化物不被自然所接受,这种异化劳动是反生态性的,长此以往必然导致生态危机。同时,物质变换过程的历史性也意味着更高级的物质变换形式必然取代更低级的物质变换形式。而“共性”和“特殊性”的规定,意味着人与自然和解的重点在于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循环的动态平衡。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态治理思想,实质上体现36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岭南学刊2023 年第 3 期的就是对生态文明这一更高级的物质变换形式的转变。在生态文明的物质变换中,劳动以实现人与自然的良性物质交换,两者之间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相互养育,这是生态文明视域下的劳动目的与劳动方式的过程统一,是自然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是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的和谐统一。最后,从人与人的关系理解为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态治理思想。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态治理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守正创新,不仅包含了前面两个维度的内容,还具有第三个维度,即强调人与人的关系维度。从理论认知上而言,人与自然的关系归根结底是人与人的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人通过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自然由此呈现出人类自身巨大的物质力量。然而,现代科学技术的实践过程及其结果本质上是受特定的历史条件、特定的社会关系决定的,具体而言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人对自然的所有、使用、支配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上,是人不顾及自然的反馈而主观上缔结的,也可以说是人作为自然中的特殊群体自我杜撰出来,是人为地或排他性或消费性独享。如果说法律法规属于人与自然的制度约束和行动指南,科学技术属于人与自然的理论和实践关系,那么决定人与自然关系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从实践层面而言,协调治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不能仅仅停留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更应该深入到人与人的关系上。而无论是人与自然还是自然与人的关系,均折射出人与人的关系,从低层次、窄范围到高层次、高范围依次表现为个体之间、族群之间、区域之间、国家之间、文明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不同主体在生态资源占有、分配和使用上的利益矛盾。而如何实现对这些矛盾关系的历史性超越,关键在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态治理,坚持走“发展与保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坚持人类世界的本质观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世界观,坚持在自然生产力有限的前提下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力求解决人与人之间在生态利益的占有、分配和使用上的利益矛盾,进而改善人与人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二)依靠人民是生态治理的实践旨归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态治理思想体现了“依靠人民”的实践旨归。唯物史观认为,人是第一生产要素,同时也是生产要素中最活跃、最具有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因素。因此,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进而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态治理的最大成效。生态治理所需要面对和解决的根本问题在于协调“自然生产”和“社会生产”之间的关系,而社会生产中因为包含了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从而表现出双重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其中关键点则在于人民。只有依靠人民,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才能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态治理的最大成效。这首先是因为纠正“自然生产”和“社会生产”失衡的本质力量在人民、根基在人民。从生产与消费的角度而言,解决这一失衡的关键在于协调生产内部比例关系的失衡。生产内部比例关系的失衡重点又体现在资本与劳动的对抗性矛盾中劳动长期处于弱势地位。这就决定了纠正失衡只能依靠人民、组织人民、动员人民来解决。通过资本进行的修正主义的改革是不可能从本质上解决这些矛盾以及由此演变出的各种深层矛盾的。其次在于,依靠人民群众、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是以人民为中心进行生态治理的内在规律。生态治理本质上是对相互作用的人与自然关系进行协调,使其呈现出和谐共生的友好局面。纵观人类历史长河中出现的生态治理观念与实践,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如果只是依靠自然规律和自然演化规律让生态系统休养生息,以期实现生态治理与恢复,既是一种对自然的不负责任,也是对人民的不负责任。最后在于,只有协调好人与人的关系,才能真正协调好人和自然的关系。在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出现那一刻起,人与自然和自然与人的关系性质便是由人与人的关系性质来决定的,协调好人与人的关系构成协调好人与自然和自然与人的必要条件。人既是生态产品的生产者(一双手)也是生态46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岭南学刊2023 年第 3 期产品的消费者(一张口),生态产品供需的矛盾折射出人民对于生态需要的真实需要,而不是资本主义强调的生态需求,关注的是生态产品的使用价值,而不是资本主义推崇的交换价值。因此,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态治理,必须坚持顺应人民的生态需要,积极提供良好的生态产品供给。(三)人民是评判价值主体是生态治理的伦理旨归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态治理思想体现了“人民是评判的价值主体”的伦理旨归。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切进步,本质上而言都是在人民创造历史的实践中实现和向前推进的,这决定了人民作为生态治理的评价主体具有根本性和历史科学性。人民作为生态治理的评价主体具有根本性。这种根本性本质上是对人民立场的一脉相承。一方面,人民对真实需求的满足和实现程度是考量社会文明程度和历史方位立场的根本依据和标准。人类历史演变规律表明,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都是在人民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基础上创造的,并在顺应自然规律中向前推进的。但观其发展成效,最终是通过人民的生产生活状态和人发展的全面程度来判断和检验的。另一方面,人民不是宇宙中唯一的评价者,但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最根本的评价者。换言之,只有人民才能完美地充当改造自然、保护自然的评价者和监督者,人民扮演的双重角色才能真正与人类进步规律和自然演化规律的逻辑自洽,这种匹配程度也只能依赖人民来评价。此外,不同于资本所倡导的绿色资本主义和生态帝国主义的价值取向,生态劳动所倡导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态价值论和生态公平论,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态价值论是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实践主体 人民之上,不是满足以利己主义或资本主义为主体的价值诉求,而是以满足人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作为生产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是为资本生产、消费、分配,而是秉持为人民生产、消费、分配的原则。人民作为生态治理的评价主体具有历史科学性。这种历史科学性反映了只有人民才能科学地把握和评判生态治理的成效。第一,时代不同,评判标准是不同的。在新时代下,人民群众评价生活质量的标准已由过去的“求温饱、求生存”转为现在的“盼环保、求生态”,“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7362,解决损害人民群众健康的生态环境问题成为国家治理重心,生态和谐已经成为人民评价美好生活向往的主要内容,也成为国家治理中的头等政治问题和重大经济问题。第二,制度不同,价值尺度是不同的。在以金钱为根本标准的资本主义社会,金钱“剥夺了整个世界 人类世界和自然界 本身的价值”4448,从而导致社会价值观的异化和扭曲。而在金钱(资本)逻辑主导下,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将走向异化,从“生态恶化”走向“生态危机”进而酿成“经济危机”,进而对资本主义社会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在“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得到满足是检验一切建设、改革、发展的根本依据。第三,需要不同制度背景下人民共同评价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即使是社会制度背景不同,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求是相同的,建设美好家园始终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梦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面对全球性生态危机时需要携手合作,但在全球环境治理的责任上是共同但有区别的,其发展优先顺序以及发展需求、目标、能力和情况存在差异,用统一尺度来规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是不适当的和不公平的,环境自由裁量权的分配标准合适与否,必须依靠人民来评价。三、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态治理的时代价值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态治理,实现了从“人自然”到“人民自然人民”的转变。这不是简单的逻辑语言的变动,而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同新的历史时代、新的历史环境相结合,开辟出的人类生态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新道路,对于进一步开辟 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科学把握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推动实现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进一步开辟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态治理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一脉相承。随着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与发展,必将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开辟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56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岭南学刊2023 年第 3 期一方面,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中推动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从历史属性原则来说,这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世界历史是通过人的劳动而产生的,人直接是自然存在物,其本质是自由存在物,而现实的人的不自由、异化的状态应在制度上寻找根源。人是自由的类的存在物,共同体是人的存在方式,人只有在共同体里才能平等参与世界,保持人与世界的普遍联系和一切关系,进而占有自己的本质。随着生态生产力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世界历史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前进发展。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必将推动实现人的自由与自然的自由,从而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自由。另一方面,在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中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人与自然的命运是以人为纽带的共同体,是以人的绝对精神、永恒的爱为纽带而彼此相互联系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是作为人与自然的一种真正结合形式而出现的,在真正的共同体里,人的自由与自然的自由才能真正得到解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才能真正得到实现。随着生态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以生态生产力为基础的人的多种多样的活动方式得到广度、深度的提升,推动实现人与自然走向更深层次的自由联合。由此,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态治理必然会不断推动二者永续进化,从而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进而推动实现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二)进一步科学把握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态治理思想,以重塑生态劳动推动发展生态生产力、推动构建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一方面,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态治理是对生态文明下的劳动观念塑造。生态文明下的劳动是与农业文明时代、工业文明时代的劳动截然不同的。农业文明时代的生产者依赖于自然、成长于自然,主体与对象之间的“物质变换”既要尊重自然规律,即种子长成庄稼、果树结出果实、蔬菜开花成熟这一自然目的性,又要遵循人的劳动逻辑,即通过劳动满足人民生活需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人同自然的异化、人同自身的类本质异化、人同人的异化,工业文明的劳动逻辑中存在着劳动异化,工业劳动过程实质上是劳动主体把劳动对象生产为与对象本身相异的物质,主体与对象两者之间所发生的“物质变换”过程是劳动异化过程,这种异化过程是需要依靠自然资源来进行的,是与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天然联系在一起的。以统治者的姿态对自然单方面的索取,这种持续单向的发号施令导致人类的消耗速度大于自然界的修复速度,资本主义逐利性与资源有限性之间的“裂痕”越大,生态危机的紧张局势越明显,工业文明时代的异化劳动表现为生产目的、生产过程、生产结果的反生态性,这种资本逻辑控制和引导下劳动过程是资本征服自然、满足私欲的过程,始终存在着对环境的巨大的威胁和不可修复的损害。另一方面,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态治理是对生态劳动的观念重塑。生态文明下的生态劳动是建立在人与自然之间良性物质变换的基础之上的活动,把自然再生产为自然、把人再生产为人、把世界还原为世界的自由劳动,实现利用自然与保护自然本质统一的活动。这与人民的生态诉求是高度一致、本质统一的,生态劳动的本质内涵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人民通过生态劳动推动着有机体的新陈代谢,生态劳动构成了生态系统中最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那么,评判劳动生态性的标志一定包含了物质变换产生的正向性变换、和谐性交换、良性效果,不然就违背了人与自然双向的物质交换关系作为生态劳动质的规定性。因此,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态文明理论,说明了生态劳动的生态性、经济性和哲学性,它扬弃了人类利益优先和自然权利价值优先的糟粕成分,保留其中的有益成分,从而实现了理论突破,走出了人类中心论与生态中心论、人类中心与弱人类中心的理论局限性。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态治理思想,蕴含了对生态文明下的劳动和生态劳动的观念价值的重塑,不仅彰显了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而且更加契合发展了的时代和进步了的社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要求。66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岭南学刊2023 年第 3 期(三)推动实现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态治理思想是在中国生态文明的建设实践中继承与发展的,也必将随着人类历史的向前延伸,不断推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发展。“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4462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在综合把握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规律、自然资源永续利用规律和自然环境保护规律的理论成果上,进行的理论继承、发展和创新,尤其是开创了“两山”理论、生态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生态变革、生态民生观、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等重要创新论述,进一步深化了对生态治理规律的认识。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进行生态治理,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态治理,坚持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为逻辑起点,以绿色发展为逻辑主线,践行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生态富民的生态民生观,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解决生态治理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两难悖论,解决人与自然、自然与人、人与人的矛盾,以满足人民的物质、精神和生态需要作为生态治理的逻辑归宿。在单个人与整体人的利益冲突上,面对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等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呼吁全世界共同推进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共同构建美丽家园、清洁美丽世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让生态文明理念与实践造福全人类。在人与自然的利益冲突中,始终坚持处理好生态改革、生态发展、生态稳定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大力发展生态生产力,统筹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推动生产关系的生态变革,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优先的文明发展道路。四、结语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态治理价值观提出以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问题迎来深刻变革与重塑、形成了新的认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属性内嵌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形成了“人民自然人民”的关系闭环。在这样一种闭环中,人与自然超越了钟摆式循环、无主式发展的低级阶段,转向以人民为中心的螺旋式上升、主体性发展,在人与自然的联合发展中实现和谐共生,是真正的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不仅深刻内蕴着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3122的本质的统一的哲学价值,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充分认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和生产力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对生态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提出的一种价值理念,同时还是对“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8437-438的重要揭示。参考文献: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9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7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8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4 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责任编辑:武 晟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