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常态化背景下社交媒体接触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变量.pdf

第38 卷第2 期2023年4月景德镇学院学报Journal of Jingdezhen UniversityVol.38 No.2Apr.2023疫情常态化背景下社交媒体接触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变量徐庭丽，魏一凡，方嘉媛（江西陶瓷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江西景德镇33340 0）摘要：本研究根据素质-压力模型，将反幺思维作为中介因素与个体正念水平构成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将进一步厘清社交媒体接触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探讨反幺思维和个体正念水平之间的交互作用，丰富相关研究领域的理论背景。采用社交媒体接触量表、中国版本正念测量量表、与事件相关的反幺清单、凯斯勒心理困扰量表，对32 0 名学生样本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社交媒体接触和反思维均能够正向预测心理困扰；反幺思维在社交媒体接触和心理困扰间存在中介效应；个体正念水平在社交媒体接触对反幺思维的路径中起到调节作用。关键词：社交媒体接触；大学生心理健康；反幺思维；正念水平中图分类号：G4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 0 9 5-9 6 9 9(2 0 2 3)0 2-0 1 0 9-0 7一、问题提出2020年初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此次疫情是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面对此次对全球经济社会造成巨大冲击的疫情，人们的心理健康受到了极大影响。研究表示，不仅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报告出较高的心理困扰，居家封闭远离疫情的普通民众的心理健康也受到了一定影响。其中重度抑郁症的发病率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后上升了7%，尤其女性、较低社会地位、人际冲突事件、社交媒体使用和社会支持等因素与抑郁症有更高的相关2。在2 0 2 0 年5 月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文件指出我国疫情防控工作已从应急状态转为疫情常态化状态。在这一背景下，当代大学生的生活和学习环境发生了巨大改变，学生的心理状况也随之受到影响。本研究以高职学生为例，根据素质-压力模型将反思维作为中介因素与个体正念水平构成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为进一步厘清疫情常态化背景下社交媒体接收稿日期:2 0 2 2-1 1-0 2项目来源：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XL21203）作者简介：徐庭丽（1 9 8 6-），女，山东潍坊人，讲师，主要从事艺术设计教育方向研究；魏一凡（1 9 9 6-），男，江西大余人，助教，主要从事心理咨询研究；方嘉媛（1 9 9 5-），女，江西乐平人，助教，主要从事职业技术教育学研究。触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丰富相关研究领域的理论背景。（一）疫情常态化背景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现状在疫情常态化背景下，对于大学生而言，学校是较为安全的封闭环境，高校学生较少直接暴露在疫情的威胁之中，更多通过社交媒体接触获得信息和交流，这一情况大大地增加了大学生对社交媒体的使用时间，甚至可能会对社交媒体产生过度的依赖性从而影响生活规律。研究表示在新冠疫情的爆发初期，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整体水平降低，其中抑郁、压力和焦虑明显增多。除去情绪问题之外，也表现出了睡眠障碍，失眠乏力，食欲减退等生理行为反应。在当前的疫情常态化背景与疫情早期对比，大学生的积极情绪有所回升，对疫情的信息关注时间有所下降，但感知到的社会支持和人际亲密度也有所下降 5 。总结，根据相关研究的结果，在当前疫情常态化背景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有所回升，但对比疫情暴发之前仍然属于较低的水平，需要110进一步的关注并思考相应的对策。（二)社交媒体接触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疫情相关信息的社交媒体接触可能通过不同的信息传播途径影响到使用者，比如长时间暴露在社交媒体对创伤事件的信息揭露中，会让受众产生与创伤中的亲身亲历者相似的心理应激反应，如抑郁、焦虑和创伤性应激障碍，研究者认为也许是因为接收信息的个体，间接性地体会到了创伤的事件感受。风险信息寻求和加工模型指出，在风险事件的场景中，由于事件的不确定性，个体会主动搜索事件相关信息，进行深层加工，以构建防御性的态度、信念和行为来维护自已，其中风险事件的严重程度、风险信息的充分性以及对风险的感知都会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7。突发的严重疫情事件，动摇了人们的安全感，进而引发焦虑情绪和产生压力，同时在社交媒体中传播的信息往往具有情绪导向，会加重人们对于灾难事件的易感性，以及错误判断事件的严重程度，进而增强焦虑和恐惧情绪。进一步看，当人们在社交媒体上表达相关的情绪痛苦时，这些信息可能会给观看者传达负面情绪，这种共情反应加上长时间暴露在痛苦当中，可能会导致信息接收者的心理困扰。同时社交媒体中的疫情相关信息，往往带有情绪唤醒内容,暗含消极的情绪，反复接触疫情相关的消极信息，会让人们因为过度的反过程而面临抑郁的风险，导致更多的人报告出焦虑和抑郁的情绪。跟以往研究的结果类似，接触消极信息的被试者表现出比创伤事件亲历者更高的心理健康问题，在这一次新冠疫情背景之下，大多数人是没有感染病毒的，而事实上研究发现普通民众报告的心理创伤程度甚至会高于在疫情前线的事件亲历者以及医护人员8。疫情作为公共卫生危机事件，当社交媒体传递的信息不确定性很高时，个体错误地高估这一事件的危险性并产生心理困扰，反过来又促进个体在社交媒体上其他的信息搜寻行为，希望能够减少情境的不确定性门。目前对于社交媒体接触如何影响心理健康的机制研究较少，考虑到当代大学生更加频繁地使用社交媒体，并且更倾向于用社交媒体来获得疫情的相关信息，由此提出假设1，频繁的疫情相景德镇学院学报关信息的社交媒体接触会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三）反台思维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目前研究中对反思维定义为一种执着于过往的痛苦，并反复思考其中的前因后果的过程。根据应激反应模型，应激事件可以显著诱导和加剧反。换言之，反思维通常发生在压力应激事件之后，反是指个体将应激事件在脑中反复思考，类似动物反复咀嚼行为，却没有做出积极的弥补和修复行为9。进一步看，反台思维是一种适应不良的反应风格，是消极的不利于解决问题的思维，特征是通过增加消极观念、阻碍社会互动，来加剧应激事件对心理状况的负面影响。根据以往研究对反台思维的定义，在本研究中将反思维定义为个体在无意识状态下长久的持续关注自身的想法和行为，对状态的原因、后果、事件细节反复咀嚼，未采取积极解决策略的过程。当个体将社交媒体上其他用户发布的疫情相关信息识别为威胁和压力，会迫切地希望解决威胁或者避免风险的发生，然而在疫情常态化背景下，作为个体能做的事情并不多，更好的方式是积极适应并根据自身现实情况重新做好生活规划。过多地从社交媒体接触疫情相关信息，个体会无意识地沉浸在这些可能与自身现实并无紧密关联的信息中，导致反思维的产生，对疫情相关信息的反复咀嚼和蔓延思考可能会引导个体对自身的现实情形产生错误的判断，从而无法在自身的现实生活中获得和谐的感受，造成心理困扰(-1 2 。另外，用户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已的情绪、更新个人状态或者发表相关的言论，当自已的情绪和观点得到其他用户反馈时，更容易陷入对事件的反复思考。当用户社交媒体使用成瘾，无意识、被动地使用社交媒体，陷入其中无法自拔，也象征着个体产生了反思维，将会极大影响个人的现实生活，损害学业成绩，社会支持、人际关系受损，进一步导致压力、焦虑和抑郁的情绪1 3-1。研究指出，反台思维与个体的心理困扰有高相关，反复、强迫性的消极思维会减弱个体解决问题的能力和社会支持，引发消极情绪，有多项研究的结果表示反台思维与抑郁情绪紧密相关1 3-1 4。2023年第2 期2023年第2 期综上所述，在当今的疫情常态化背景下，频繁的疫情相关信息会激活个体的认知过程，可能会引发反思维，进一步导致抑郁、焦虑等心理困扰，由此提出假设2，反思维在频繁的疫情相关信息社交媒体接触与心理困扰之中起到了中介作用。（四）个体正念水平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正念是指对当下状态不加评判的意识和觉察，由佛教的禅修发展而来，强调个体的开放、接纳和包容5 。近年来，研究者们将正念作为一种辅助的心理治疗手段，使用在心理辅导和心理干预过程中，传统的正念训练技术如卡巴金开发的正念呼吸、饮食、行走等，被广泛证实具有心理疗愈效果，能减轻抑郁和焦虑等负面情绪的困扰，甚至作为躯体疾病的辅助治疗，减轻躯体痛苦和情绪问题叫。与反台思维所起到的作用相反，个体的正念水平作为一种积极的心理素质，可以减少应激事件对反思维的影响。正念是不加批判的意识和觉察，帮助个体用包容和接纳的态度重新认识事物，这种全然的认知能减少强迫性思维，减少消极情绪。相关研究指出，基于正念的积极心理干预，可以减少个体的反思维，增强希望感和自我关怀，提升自我调节能力叫。根据前文描述，疫情相关信息的社交媒体接触可能会导致心理困扰，而这一过程会受到个体差异的影响，根据素质-压力模型，环境的应激压力事件和个体的遗传素质特征交互作用的影响心理症状。个体的正念水平是一种遗传素质特征，可以作为潜在的调节因素，高正念水平的个体能够以不评判的方式接纳当下的经历，可以减轻负面信息对反台思维的影响。因此，个体正念水平也可以被认为是感知压力对心理症状影响的缓冲剂，可以缓和社交媒体接触对反台思维和心理健康的影响。由此本研究提出了假设3，个体的正念水平可以调节社交媒体接触与反思维和心理困扰之间的关系，随着正念水平的提高，社交媒体接触对反台思维和心理困扰的影响越来越弱。综上所述，本研究根据素质-压力模型，提出疫情相关信息的社交媒体接触与心理困扰之间的关系，将反台思维作为中介因素与个体正念水徐庭丽，魏一凡，方嘉媛：疫情常态化背景下社交媒体接触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反鱼思维个体正念水平疫情相关信息社交媒体接触图1 研究变量的概念模型图二、研究方法(一)被试采用整群抽样法，以江西省某艺术职业高校自愿参加本研究的学生为研究对象，共32 0 名（男生1 30 人，女生1 9 0 人），其中大一年级2 0 1 人，大二年级1 1 9 人，年龄分布在1 6 2 3岁（M=19.55，SD=1.11)之间。(二)研究工具社交媒体接触，采用近期研究使用的类似问卷，包含6 个项目，使用5 分莱克特量表，被试要回答在多大程度上使用中国最常用的6 种社交媒体平台接触了疫情相关信息，包括微信、QQ、微博、抖音、知乎和百度贴吧，该量表内部一致性可以较好(Cronbachs=0.76)3。正念，选用中国版本的儿童和青少年正念测量量表，该量表包含1 0 个项目，采用5 分莱克特量表，该量表内部一致性较好(Cronbachs=0.81)。反思维，使用的是与事件相关的反台清单，之前的研究证实在中国自然灾害的背景下拥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将原量表中“自然灾害背景”改为“新冠肺炎疫情”。该量表包括2 0 个项目，分成侵入性反和主动反台两个维度，采用5分莱克特量表，该量表内部一致性较好(Cronbachs =0.76)u15 心理困扰，采用凯斯勒心理困扰量表，该量表被证实在中国背景下拥有良好的效度，该量表包含1 0 个项目，采用5 分的莱克特量表，该量表内部一致性较好(Cronbachs=0.71)20。（三）施测及数据分析采用问卷调查法，由学生填完个人信息，在15分钟内完成在线问卷。首先运用SPSS20.0软件对全部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其次，采用Hayes（2 0 1 3）编111平构成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如图1 所示。心理困扰112写的process宏程序的模型4和模型8 进行中介检验、调节中介模型考察，该模型直接考察了有调节中介效应指标al*b3显著性，从而确定了效应的存在性。其中回归系数显著性检验都是利用Bootstrap方法（重复抽样5 0 0 0 次）得到参数估计稳健标准误和9 5%偏差校正置信区间，如果置信区间不包含零，则说明对应效应显著（Erceghurn&Mirosevich,2008)。三、结果与分析（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采用自我报告法进行资料收集，可能会有一些常见的方法偏差。在此基础上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在周浩和龙立荣（2 0 0 4)的建议下，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对常用方法的偏差检验。结果表明1 3个因子特征值大于1，可以解释56.06%的突变，且首个因子可解释的变异量14.15%，小于临界值40%。因此，本研究资料没有共同方法上地显著偏差。（二)描述性统计结果和变量间的相关分析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以及相关系数，结果见表1。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法，检验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结果显示社交媒体接触、正念水平、反台思维和心理困扰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0.1 4 lr l 0.5 7）。此外，使用t检验分别检验性别对每个变量的影响，结果显示性别可能不需要纳入下一个分析。表1 各变量间相关关系（N=320）MSD社交媒体接触2.59个体正念水平3.47反思维2.4心理困扰2.62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以下同。（三)社交媒体接触与心理困扰之间的回归分析表2 社交媒体接触对心理困扰的回归分析（N=320)变量第一步t年龄-0.01年级0.41社交媒体接触R20.12R 20.12F22.28*景德镇学院学报采用分层回归的方法，检验社交媒体接触与心理困扰之间的关系。结果如表2 所示，在控制了人口统计学变量之后，社交媒体接触对心理困扰的预测作用达到显著的水平（=0.332,p0.001），即社交媒体接触显著正向预测心理困扰，假设H1得到支持。在表2 中发现年级（大一、大二)对心理困扰有预测作用，使用独立样本T检验得出结果如表3所示，大一学生的心理困扰水平显著高于大二学生(t=-6.67*)。表3不同年级的学生心理困扰得分及差异分析（M土SD）大(2 0 1)心理困扰2.780.60（四）反台思维的中介效应检验对反思维的中介效应检验以年龄、年级作为控制变量，社交媒体接触作为自变量（X），反思维作为中介变量（M），心理困扰作为因变量（Y），利用Hayes（2 0 1 3）开发的SPSS宏程序Process的模型4选择抽取5 0 0 0 个样本估计Bootstrap95%置信区间，得到下表4。表4反幺思维的中介效应检验（N=320）作用路径直接效应XY0.51间接效应X-M-Y0.05120.81一0.760.14*0.550.64*-0.030.590.78*-0.047-0.045.78*0.030.570.620.5168.08*2023年第2 期大二(1 1 9)t2.35 0.47-6.67*EffectSEBoot95%ClLowHigh0.030.440.020.0134一0.04第二步t-1.78-0.5320.08*0.580.1根据表4的结果可知，社交媒体接触对心理困扰的直接效应为0.5 1，对应的置信区间不包含0，表明直接效应存在；社交媒体接触通过反台思维对心理困扰的间接效应值为0.0 5,对应的置信0.57*区间不包含0，表明间接效应存在；总效应的置信区间不包含0，说明主效应存在，反思维在其中是部分中介。（五）个体正念水平的调节效应检验为了检验个体正念水平对先前验证的中介模型是否具有调节作用，以年龄、年级作为控制变量，社交媒体接触作为自变量（X），反思维作为中介变量（M），心理困扰作为因变量（Y），个体正念水平作为调节变量（W），利用Process的模型8 选择抽取5 0 0 0 个样本估计Bootstrap95%置信区间进行调节检验，得到以下结果。由表5 可以得到社交媒体接触和个体正念水2023年第2 期平的乘积项对反思维的调节效应（coeff=-0.14），置信区间为-0.2 2,-0.0 6 不包含0，表明个体正念水平在社交媒体接触到反思维的路径中调节效应显著。表5 正念水平在社交媒体接触与反幺思维路径中的调节效应检验(N=320)作用路径Effect直接效应X-M0.89W-M0.29交互作用X*W-M-0.140.04由表6 可以得到社交媒体接触和个体正念水平的乘积项对心理困扰的调节效应（coeff=0.02），置信区间为-0.0 5,0.0 9 包含0，表明个体正念水平在社交媒体接触到心理困扰的路径中调节效应不显著。表6 正念水平在社交媒体接触与心理困扰路径中的调节效应检验(N=320)作用路径EffectSE直接效应XY0.460.133.66*0.21中介变量：MM-Y0.120.052.45*徐庭丽，魏一凡，方嘉媛：疫情常态化背景下社交媒体接触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SEt0.136.68*0.112.66*-3.56*-0.22-0.06tBoot95%ClLowHigh0.710.020.22113触对大学生心理困扰的影响以及个体正念水平和反台思维在二者之间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疫情相关信息的社交媒体接触不仅能够正向预测大学生心理困扰，而且可以通过反思维进一步正向预测心理困扰，这与之前的研究结果一致。Boot95%ClLoWHigh0.631.150.080.51反名思维个体正念水平-0.14*0.89*0.02疫情相关信息0.46*社交媒体接触图2 社交媒体接触与心理困扰之间的调节中介模型图3.500反台思维2.5001.500低(M1SD)高(M+1SD)0.12*一低正念(M-1SD高正念M+1SD)心理困扰WY-0.090.04-0.89交互作用X*WY0.02 0.040.51由表7 可知，以正念水平作为调节变量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成立。表7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N=320）IndexSE-0.020.01综上所述，本研究中得出结果，疫情相关信息的社交媒体接触不仅能够正向预测大学生心理困扰，而且可以通过反思维进一步正向预测心理困扰，同时个体正念水平显著的调节了中介过程的前半段，为了更直观地体现社交媒体接触与心理困扰之间的调节中介模型，以及个体正念水平在社交媒体接触与反台思维路径中的调节效应，绘制了相应的模型图以及简单斜率分析图，结果如图2、图3所示。四、讨论本研究考察了疫情相关信息的社交媒体接-0.280.11-0.050.09Boot95%ClLoWHigh-0.04-0.01疫情信息社交媒体接触图3个体正念水平在社交媒体接触与反思维路径中的调节效应的简单斜率图社交媒体接触与反台思维呈正相关，反台思维与大学生的心理困扰呈正相关，支持反台思维反应风格的综合模型 2 0 。在疫情常态化背景下，接触COVID-19信息是一种压力源，可能激活认知过程，增加反思维。因此，经常向社交媒体提供并获取与疫情相关的信息，会更多地被卷入反思维。此外，对这部分压力信息的反台思维更有可能产生负面认知，导致焦虑和抑郁症状。因此，本研究结果证实社交媒体接触通过反台思维的影响与心理困扰间接相关。同时，个体正念水平能够调节社交媒体接触对反思维的影响。这与素质-压力模型相一致。具体来说，在报告正念水平较低的学生中，社交媒体接触与反思维呈正相关，而在报告正念水平较高的学生中，这种关联并不显著。在疫情常态化背景下，与正念水平低的大学生相比，那些正念水平高的大学生更有可能专注于他们114正在进行的任务和活动，进而减少对压力信息的过度卷入，也就是减少了反台思维，进而减少心理困扰。最终的结果显示，个体正念水平通过调节反台思维减轻了疫情相关信息的社交媒体接触对心理困扰的影响。但是本研究中个体正念水平未能调节社交媒体接触对心理困扰的影响，这可能意味着高正念水平的学生依然有可能在过多的疫情相关信息的社交媒体接触下产生心理困扰，未来研究可以从其他的积极个体心理素质中选取调节变量进行探讨。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性：首先，数据是基于自我报告的问卷，这可能会产生潜在的偏差，尽管Harman单因素检验没有显示出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但未来研究仍需要更多的数据采集方式；其次，社交媒体接触和心理困扰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似乎较低，尽管它已经在之前的研究中使用过，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提高该量表的可靠性；第三，本研究中年龄和性别并没有对心理困扰产生显著的影响，而不同年级的学生心理困扰出现了显著的差异，未来研究可以对更多的人口学变量做进一步的探讨；最后，本研究仅调查了在江西地区就读大学的大学生，因此，应谨慎地将研究结果推广到一般人群，未来的研究需要调查更多的人群以形成对公共卫生危机后普通人的心理健康状况的全面了解。五、结论本研究的主要结论为：社交媒体接触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心理困扰，并且可以通过反思维进一步正向预测心理困扰，反台思维在其中作为中介变量；同时，个体正念水平能够调节社交媒体接触对反思维的影响，相较于正念水平较低的群体，那些正念水平高的大学生更有可能专注于他们正在进行的任务和活动，进而减少对压力信息的过度卷入；个体正念水平通过调节反台思维减轻了疫情相关信息的社交媒体接触对心理困扰的影响。注释：素质-压力模型（Rosenthal，1 9 7 0）的提出是为了解释外部环境的刺激和个人素质易感性的交互作用如何影响心理症状，景德镇学院学报其中个人素质易感性、环境应激源压力以及阈限值交互作用影响心理症状的表现，阈限值指个体的耐压能力水平。该模型也常被用于研究先天和后天的因素对患者心理疾病产生的影响，将个体的素质差异、社会环境差异以及之间的交互作用纳入模型，较为全面地分析压力和心理症状的成因。参考文献：1Wang Qunfeng,Feng Hongliang,Wang Meiyao,et al.Mental Healthand Psychological Responses During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Epidemic:A Comparison Between Wuhan and Other Areas in ChinaJ.Psychosomatic Medicine,2021,83(04):89-88.2Taylor Warren D,Blackford Jennifer Urbano.Mental HealthTreatment for Front-Line Clinicians During and After the CoronavirusDisease 2019(COVID-19)Pandemic:A Plea to the Medical Commu-nity-J.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2020(05):45-52.3Gao Junling,Zheng Pinpin Jia Yingnan,Chen Hao,Mao Yimeng,Chen Suhong,Wang Yi,Fu Hua,Dai Junming.Mental health problemsand social media exposure during COVID-19 outbreak.J.PloS one,2020,15(04):7783.4Son Changwon,Hegde Sudeep,Smith Alec,et al.Effects of COVID-19 on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in the US:An Interview-surveyStudy.J.Journal of med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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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Social Media Exposure on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in the Context ofEpidemic Normalization:A Moderated Mediating VariableXU Ting-li,WEI Yi-fan,FANG Jia-yuan(Jiangxi Ceramic Arts&Ceramics Technology Institute,Jingdezhen 333400,Jiangxi,China)Abstract:Inspired by the diathesis-stress model,the writer intends to construct a moderated mediating modelconstituted by ruminative thinking and mindfulness level,with the former being the mediating factor,and tofurther clarif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ruminative thinking and mindfulness level and how social media exposureinfluences the mental health of college students,which may enrich the theoretical background of related researchfields.Therefore,in this study a sample of 320 students were surveyed using the Social Media Exposure Scale,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Mindfulness Measurement Scale,the event-related Rumination Inventory,and theKessler Psychological Distress Scale.The research results are as follows:So c i a l me d i a e x p o s u r e a n drumination can both positively predict psychological distress;R u m i n a t i o n h a s a m e d i a t i n g e f f e c t b e t w e e nsocial media exposure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T h e l e v e l o f i n d i v i d u a l m i n d f u l n e s s m o d e r a t e s t h erumination during the social media exposure.Key words:social media exposure;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rumination;mindful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