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舆论与公共卫生事件中社会伦理心态的培育.pdf

年 月第 卷第 期阴 山 学 刊 网络舆论与公共卫生事件中社会伦理心态的培育刘 海 明（重庆大学 新闻学院，重庆 ）摘要：一个时期的网络舆论是社会伦理心态的反映，网络舆论培育着社会伦理心态。当公众实现有效的意见交流、接受网络讨论的道德引导、认同道德的普遍性原则、愿意做好以道德的方式参与网络舆论场的公共讨论，这时所培育的社会伦理心态必然是理性的和包容的。关键词：网络舆论；意见交流；道德引导；公共卫生事件；社会伦理心态；培育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网络时代，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受到冲击，进入一个观念的转型期。迄今为止，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转型仍在进行中。当代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尚未定型，造成社会伦理心态缺乏稳定性。一个时期的网络舆论是社会伦理心态的反映，良好的网络舆论培育着社会伦理心态。在公共卫生事件持续发酵期间，网络舆论场将现实空间的客观问题和人们的内心冲突交织在一起。在涂尔干看来，“道德生活就像是人们的肉体精神一样，总是要适应相互矛盾的需要”，社会伦理心态的作用在于使各种冲突“相互进行限定，相互寻求平衡”，调节各种冲突。一、网络舆论与社会伦理心态的模糊每个群体都有某些特质词汇，这些词汇背后隐含着他们的伦理取向。在卫生紧急状态下，学校的课程改为网上进行，这不仅改变了传统的学校教育秩序，而且改变了家庭的生活秩序。学生居家学习，家里不再安静，家长们的心态发生变化，从寒假期间的“宝贝”逐渐转变成“神兽”。年 月，“神兽归笼”入选年度网络流行语。“神兽”这个词包含着家庭伦理观念的转变。一个孩子自上学的第一天，他的身份就成了“社会人”。只有周末和假期，他们在家里才有“合法”的地位。卫生紧急状态将每个孩子固定在家里，而家长们还有自己的事务。照顾孩子和处理自己的本职工作成为这个时期多数家庭的突出矛盾。“神兽”这个网络词的流行，表明亲情与生存选择的无奈。把孩子送到学校，现代教育的制度化塑造着现代家庭教育伦理，即非节假日，在校生的学习事务属于学校的义务。卫生紧急状态颠覆了常态的教学秩序，教学的义务虽依然由学校承担，但是在线教育跨越了学校和家庭的空间，众多的学生在家里学习和生活。料理他们学习与生活的事务转移给家长。尽管我国的传统伦理道德属于血亲伦理，但是由于多数家庭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承担了道德义务，他们对待孩子的心态也相当微妙。这种微妙是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社会伦理心态处于混沌状态的写照。在网络舆论中，“神兽”意味着家长对孩子的爱恨交织之情。这个时期，网络舆论中群体的特质词汇多数爱憎分明。涂尔干认为，社会伦理的“基础是公众意见而不是法律”。这个界定的预设是公众意见的统一，或者说是基本的统一。公共卫生事件在颠覆常态的社会伦理秩序时，无法同步提供备选的社会伦理秩序。在涂尔干看来，“公众意见的各种含糊其辞的收稿日期：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重大公共事件的社会伦理心态研究”（）。作者简介：刘海明（），男，河南新乡人，博士，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新闻伦理研究。义务总是充满了宽容。那些最该受到谴责的行为也往往因为成功而得到迁就，允许和禁止、公正和不公之间已经不再有任何界限，个人几乎以一种武断的形式把这些界限挪来挪去”。就像前面提及的“神兽”，家长们面对这些被“滞留”在家的孩子，他们内心世界的道德观念变得摇摆不定，“神兽”的可爱与“可恨”同在，家长自我的意见尚且难以协调，网络舆论对“神兽”的意见愈发难以统一。社会伦理心态的模糊导致社会伦理“也是那样的含糊不清，反复无常，根本形成不了任何纪律”。至于公共话题讨论的网络舆论场，多种声音的共存与“包容”造成网络社会伦理的模糊，网络空间这种“集体生活的整个领域绝大部分都超出了任何规范的调节作用之外”第二版序言：。离开伦理规范的调节，意见的对立与冲突加剧了社会伦理心态的模糊。通常，人们重视客观事实，对心理事实持否定态度。网络舆论的实质是意见，而意见属于主观信息，这种信息归属于心理事实的范畴。客观事实是单一维度的事实，人类世界所说的客观事实是那些被人们认知的事实，虽然它们被称作“客观事实”，却不可避免地留下人为加工的痕迹。心理事实是一种许可的事实，它经过认识主体的价值观的审核被赋予合法性的事实，这样的“事实”最终以“意见”的形式出现。由公众意见构成的舆论，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状态。威廉斯认为：“信心是一种社会状态，它同时也与讨论理论研究反思性有关；与之相应，这些活动本身是些实践形式，占据社会空间。”在非常态的卫生紧急状态下，社会性的恐惧与焦虑也是一种社会状态。与信心不同，恐惧与焦虑的这种社会状态并未经过伦理反思，而是一种近乎直觉形式的社会状态，与信心相比，这样的社会状态更为真实。由于未经反思但又被公共讨论，它们占据的社会空间更大。在疫情严重阶段的网络舆论中，恐惧与焦虑成为社会性的心理事实，公众多对与此相关的话题尤为感兴趣。恐惧与焦虑这样的心理事实，它们往往以曲折的形式呈现在公共讨论中。也就是说，网络虚拟社区陌生人之间的公共讨论，讨论者不会将自我的恐惧与焦虑公之于众，而是用或善或恶的道德判断表达自己对所讨论话题的看法。比如，在争论戴口罩的必要性时，个别害怕致命病毒的社交媒体用户可能称他不戴口罩，也不怕被感染。但在现实生活中，他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形。这样的反心理事实的言论，可能会误导其他人对待防疫的态度，干扰疫情所需的社会伦理心态。假如社交媒体用户区分不清网络舆论这种心理事实的复杂性，长此以往，他们的伦理道德观念将发生扭曲。在布莱恩 鲍尔斯看来，这就是“奥古斯丁所说的 更大的罪恶力量的力量 当我们的意志遵循我们想要和渴望的东西时，我们的意愿可以被强迫，因为那些对 好 的渴望和理解可以被巧妙地塑造和扭曲”。网络舆论经常扭曲某些基本事实和传统的价值观，对于缺乏网络舆论素养的用户而言，这样的“意见”使得公众的是非变得模糊，增加了他们对行为（或事实）进行道德评估的难度。这种状况如果得不到改变，人们“对行为的道德责任不仅仅被个人所累，而且还取决于我们无法控制的集体外在力量”。二、意见交流与社会伦理心态培育媒体的教化功能使其具有教育的功能。媒介接触的过程，也是信息收受、加工和反馈的过程。媒介发布的信息有两大作用，一是开阔眼界积累新知识，二是制造社会话题形成舆论。新闻媒体的信息是依照新闻价值规律筛选的信息，新闻机构的信息筛选和加工融入了媒体从业者的新闻理念，因而，新闻产品本身就具有教化的性质。社交媒体提供的信息可以分作两类：新闻媒体的信息和社交媒体用户提供的信息。后一种信息是原生态的个人信息。这类信息因缺乏把关，存在一定的教化风险。社交媒体兴起，新闻媒体所提供的严肃新闻未必受欢迎，社交媒体的经验事实或个人意见类的主观信息占据了网络空间，这类信息对当代社会的影响日渐明显。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新闻媒体的信息往往是形成网络讨论议题的主要来源，但媒体的教化功能主要由网络舆论来承担。新闻产品在社交媒体发布后，如果不能引起社交媒体用户的关注，没有大量的跟帖评论，就不会形成网络舆论。网络舆论形成的过程也是社交媒体用户自我教化的过程。网络讨论不是简单的信息交流，而是意见的交换。一条新闻的价值量再大，也无法与社交媒体用户集体智慧的再生产的价值量相比，这就是网络舆论日渐强大的原因。用户在微博跟帖中看到的是新闻之外的观点，其中不少观点具有启蒙意义，让人们不仅读懂新闻，而且区分了美丑善恶，无形中培育着个体的伦理心态。从宏观的层面看，网络舆论则在培育着社会伦理心态。意见交换是讨论者对话的过程，他们通过了解多种不同立场的意见，经过对比和取舍，成为社会化的人。如果说新闻媒体对受众的教化是单向度的教化，那么，网络舆论对人们的教化则是全方位的和系统化的教化。在网络舆论场内，没有一个议题不存在争议，没有一种意见可以不受质疑和批评。以公共卫生事件话题的意见交流为例，一条善意的意见，比如建议他人遵守管控规定，可能马上遭到反驳：管控措施科学吗？你说它科学，怎么证明呢？在公共讨论中，意见交流的过程也是不断被质疑以及消除质疑的过程。网络讨论的意见交流不是一对一的交流，在这里，个体的人只是其所在群体中的一员，因为意见交流过程也就是立场分化的过程。不同立场的讨论者的诉求不同，道德推理的方式不同，最终的道德判断不同。因此，在公开的群体性的意见交流过程中，讨论者受到的是综合教化。在这里，道德的指针经常处于摇摆状态。真正的教化必须避免教唆，意见交换需要遵循善良原则与无害原则。在安东尼皮莱看来，指导职业实践的各种道德原则包括善良（即做善事）和无能力（即无害）原则。他援引加拿大心理学会（，）的说法：“任何学科的基本伦理期望是其活动将使社会成员受益或至少不会造成伤害。”网络舆论的存在价值除了满足社交媒体用户的需求，还应为构建网络社会的社会伦理道德体系、净化社会环境服务。意见交流的天花板原则和地板原则，可以避免网络舆论丧失道德审美的能力，避免社会伦理心态的失衡。为实现有效的意见交流，需要对交流的规模进行限制，否则，将降低交流的质量。现实空间的研讨会超过 人的规模就需要设置分论坛。网络空间的意见交流，微信和 通常采用群组的形式，职业、学缘、血缘和价值观等相近的群体通过组建群进行小众化的意见交流。微博也有微博群。相比之下，微博的开放性使其公共讨论更具“广场”性质。不论何种性质的社交媒体，用户在公共讨论过程中经过不断的分化，形成若干个“道德圈”。丹尼尔克里姆斯顿等人使用“道德圈（）这个词用来表示一个群体对他人的道德关注的广度，用以区分需要道德关注与没有道德关注的实体它们的界限”。意见交流的相互教化是一种理想状态。随着交流的深入，社交媒体用户很快发现和与自己伦理道德观念存在分歧的人难以有效沟通，于是逐渐冷淡或回避与对方进行讨论。“道德圈”存在的价值在于：一是可以增加意见交流的质量，二是促进伦理道德观念的融合，强化圈内成员的关系。不可否认，“道德圈”还会继续分化，因为进入圈子的用户在伦理道德观念方面只是相近，他们对待不同话题的意见交流可能会出现新的分歧。以公共卫生事件期间的社交距离讨论为例，不同阶段，同一“道德圈”的观点可能出现分歧，造成某些用户的退出。不过，“道德圈”的结构松散，不具有强制的约束力，这与传统社会的道德边界二元论不同。在网络空间，道德的边界模糊，具有道德包容度的用户可以成为某个（些）“道德圈”的“常驻居民”。客观存在的一个个“道德圈”“通过要求人们认可特定的 道德价值观作为其生活中的指导原则，来推断人们的道德圈的范围”。克里姆斯顿提出：“道德优先事项的可靠结构。人们倾向于将家人和朋友置于道德圈的中心，而其他人类群体则享有较低的优先权”。“道德圈”的客观存在，使网络空间呈现出部落化的特征。在肯定网络舆论场意见交流“道德圈”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应注意部落化的“道德圈”也在阻碍意见的广泛交流。社会伦理心态是全体社会成员的伦理心态，众多的“道德圈”所形成的只是群体的伦理心态。因为，开放的社会（论坛）必须具有更多的道德包容度，克里姆斯顿提出了“一系列决定道德包容的态度：（）相信公平考虑适用；（）愿意共享社区资源；（）愿意做出牺牲以促进发展福利”。网络舆论场的意见交流要求部落化的“道德圈”的成员公平考虑不同圈子的意见，以开放的姿态分享不同的意见，同时愿意为促进网络空间的公共讨论，保留或修正自己所在的“道德圈”的意见。意见的彼此交融，体现的是多元化网络空间社会伦理心态的宽容性，这也是全社会（现实空间和网络空间）伦理心态的主要特征。三、道德引导与社会伦理心态培育打破网络舆论场“道德圈”的圈际壁垒，让社交媒体用户无偏见地参与网络讨论，需要有超越不同价值观的话题和意见领袖。卫生紧急状态满足第一项要求。在人类生命安全遭到威胁时，再没有比这个事件更具有超越价值观和利益之争的公共话题了。反观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网络娱乐问题，不同价值观的社交媒体用户依然从各自的立场出发，竭力维护其所从属的“道德圈”的价值观的核心观点。这表明，热点话题的超价值观无法促进公众意见的一致，这是非常值得反思的一个问题。生命是平等的，网络讨论对待生命安全的观点争执，暴露出社交媒体用户对待生命伦理观念的差异性。这种差异并非否定生命的价值，而是出现了何者的生命具有伦理性、何者应该被消失的分歧。伦理道德必须符合普遍化的原则，圈内的道德原则是否适用于其他圈子，这是能否消除网络舆论场伦理道德观念分歧的核心问题。不同“道德圈”的观点可以不同，这并不影响伦理道德观念的接近。相反，如果将价值观当作评判伦理道德观念的标准，不合乎价值观就等于存在显著的道德分歧，必须将背反者逐出“道德圈”，显然是将意识形态当作道德认可的唯一标准。在网络舆论场，不同价值观的用户聚集在一起，因为价值观的多元，不同价值观的群体之间相互指责，甚至将不同观念者当作“精神错乱的人”或者视为“不道德的人”。由此造成的网络景观是，“精神错乱的人站在几个社会制度的交汇处”，不同圈子的人以对立的一方“患有精神疾病为前提，声称他们患有某种疾病，从而剥夺了他们做出适当决定的能力”。在网络舆论场，“道德圈”的群体道德具有特殊性。根据勒庞的观点，“如果 道德 一词指的是持久地尊重一定的社会习俗，不断抑制私心的冲动，那么显然可以说，由于群体太好冲动，太多变，因此它不可能是道德的”。理解了这个论述，就可以知晓舆论场“道德圈”林立的原因。在这里，不是没有道德，而是缺乏共识的道德原则。卫生紧急状态下的群体道德，通过媒体的引导也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比如，对于奔赴疫区支援救治病人的医护工作者和志愿者，这个群体得到社交媒体用户的认可。关于其中的原因，勒庞给出了答案：“如果我们把某些一时表现出来的质量，如舍己为人、自我牺牲、不计名利、献身精神和对平等的渴望等，也算作 道德 的内容，则我们可以说，群体经常会表现出极高的道德境界。”网络讨论的活跃并不意味着价值观的多元化，也不意味着道德的包容性。相反，网络讨论对信息的多样性与道德引导的必要性提出更高的要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指出，考察一个人的判断力，主要考察他信息来源的多样性。有无数的可怜人，长期活在单一的信息里，而且是一种完全被扭曲、颠倒的信息，这是导致人们愚昧且自信的最大原因。社交媒体的开放性为何没有扭转信息来源的单一性的问题，这并非社交媒体呈现的信息单一，而在于部分社交媒体用户对某一价值观的捍卫。当前，研究网络舆论引导的著述颇多，这些著述多主张以一种价值观统一其他价值观，最终指引网络舆论集中到某个点上，即所谓的价值共识。这种价值共识如果是道德价值的共识，就不该造成信息来源的单一性问题，因为道德的前提是人的自由。相反，如果舆论引导是以一种价值判断取代其他价值判断，违背了黑尔所说的“所有的价值判断都隐含普遍性”论断 。道德判断是普遍性的，道德引导应该是强调信息来源的多样性，尊重价值观的多元化要求网络讨论的彼此尊重，而不是将一种意见汇集成最终的唯一意见。当公众意识到道德原则在网络讨论中的重要性，接受网络讨论的道德引导，他们认同道德的普遍性原则，愿意做好以道德的方式参与网络舆论场的公共讨论，由此所培育的社会伦理心态必然是理性的和包容的心态。在社会伦理心态培育的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某些错误的观点，但错误本身并非一无是处。在拉康看来，真理来自误认。齐泽克认为：“误认是人类境遇的基本特征”，“所谓的历史必然性是通过误认形成的”。道德引导和舆论引导的区别在于，它提供网络讨论的道德框架，在符合这个框架的前提下，不同“道德圈”的社交媒体用户彼此遵循对方的观点，在良好的网络氛围中寻求共识。假如围绕公共卫生事件话题的所有讨论都具备这样的道德框架，并用道德原则引导网络讨论，网络舆论场的暴戾现象将减少许多。道德引导不是道德说教（舆论引导有时被解释成依照价值观进行劝服），而是为网络平台提供讨论的原则。但是，仅有这样的道德原则（框架）还不行，社会伦理心态培育还需要道德的示范者（先行者）。网络舆论场的暴戾现象，表面上看是社交媒体用户缺乏道德素质的自然现象，究其原因，在于道德权威的缺场。东方和西方的伦理学先哲们 不论是中国的孔子还是古希腊的苏格拉底 都遵循人本主义精神，采用对话的方式启发年轻人，在对话中传播知识、培育德行。如果说网络空间的“意见领袖”通过倡导某一价值观而教育世人，但无视听众的反应和非善意的争论甚至攻击，这样的说教只能达到网络群体的暂时妥协，却无法消除人们内心的价值观的对立。网络舆论场的“意见领袖”多数是“在与弱者的对抗中独占上风，使后者取决于他的意志”，然后脱颖而出，成为“意见领袖”。诚如涂尔干所说：“这些被征服者虽然暂时屈从了强力统治，却没有认同这种统治，因此这种状态肯定不会带来安宁祥和的气氛。”第二版序言：网络舆论场的暴戾现象，就是“意见领袖”在取得强势地位的过程中遗留下来的风气，而这种风气培育的是畸形的网络社会伦理心态。扭转这种局面，需要将道德引导引入社会伦理心态的培育中。四、结束语 世纪 年代，我国伦理学家李璜在谈及伦理的社会性时写道：古希腊的哲学家常说“理性是城市的产儿”，德国哲学家菲施特认为：“人之所以自由而有理性，因为他在人群中间”。人是群居动物，无法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越是在特殊社会环境下，越需要人际的紧密协作应对突发状况。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带来的卫生紧急状态使社会的重要性凸显。在这种情境下，社会伦理成为规范社会行为的法则。关于个体道德和社会道德孰轻孰重，李璜先生主张：“在中国人现时之伦理方面，宜多主张向外积极的操行，而少主张向内消极的操行，换言之，宜多主张社会道德而少主张个人道德”，强调社会道德并不否定个人道德的必要性。事实上，“个人道德亦含有社会性，中国人多未能向此方面发挥而已”。关于这一点，在公共卫生事件现实空间和网络空间的伦理问题上可以得到印证，个人道德的缺失妨碍到管控措施的落实。在网络舆论场内，个体道德的整体状态令人担忧，由于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用户间缺乏应有的尊重，既伤害了多数用户的个人尊严，也降低了网络舆论的品位。个体道德和社会道德是道德的两个维度，两者的平衡是社会进步的前提，而这依赖于个体道德的合格。在伦理学史上，“康德最主张个人主义的伦理”，他设想“一个 最终目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所有一个社会秩序的各个体（）都彼此互相尊重”，每个人都应遵守的“规则便由这个社会观念而成立”，“可见康德的个人主义的道德还是有最终的社会趋向的”。个体道德是社会塑造的产物，社会伦理心态的培育需要从个体道德培育开始。参考文献 涂尔干 社会分工论 渠东，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威廉斯 伦理学与哲学的限度 陈嘉映，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勒庞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冯克力，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黑尔 道德语言 万俊人，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齐泽克 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译者前言 季广茂，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李璜 伦理的社会性 少年中国，（）责任编辑王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