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在畅通国内大循环中的协同作用——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pdf

2023年第3期（总第96期）新疆财经大学学报Journal of Xin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No.3.2023General No.96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在畅通国内大循环中的协同作用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许成安，金康弘（南京审计大学，江苏 南京 211815）摘要：文章选取20112018年我国208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构造测度国内大循环与数字经济的指标，探究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在畅通国内大循环中的协同作用。研究表明：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对畅通国内大循环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二者之间能够相互促进，对畅通国内大循环起到积极的协同作用，且这种作用不存在时滞性，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起到的影响效果基本一致。此外，提高外商投资水平、工业发展水平对经济发展有正向影响，绿色发展在我国尚未形成显著优势，经济落后地区可依托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词：数字经济；新型城镇化；国内大循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跨越式发展；数据要素中图分类号：F124；F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9840（2023）03-0034-14DOI：10.16713/ki.65-1269/c.2023.03.004The Synergy of Digital Economy and Urbanizationin Promoting Domestic Circulation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Chinas Urban Panel DataXU Chengan,JIN Kanghong(Nanjing Audit University,Nanjing 211815,China)Abstract:This paper selects the panel data of 208 prefecture level cities in China from 2011 to 2018,and constructs the indicators to measure the domestic big cycle and digital economy through the data available through the urban statistical yearbook.The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role of digital economy and urbanization in promoting the domestic big cycle.Through regressionand test,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re drawn:digital economy and new urbanization play significant positive roles in promotingthe construction of domestic big cycle respectively.Digital economy and new urbanization can promote each other,and they havea positive synergistic effect on the construction of domestic big cycle without time lag.This effect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domestic economy through the basically same impact effect in eastern,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At the same time,foreign investment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have positive impact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while the green development has not formed significant advantages in China.Areas with backward economy can also achieve leapfrog development by relying on digital economyand new urbanization.Key words:digital economy;new urbanization;domestic circulation;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of double circulation;leapfrog development;data elements收稿日期：2023-03-10作者简介：许成安（1963），男，南京审计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理论经济学、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金康弘（1998），女，回族，南京审计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理论经济学。34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在畅通国内大循环中的协同作用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2021年3月发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中明确指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作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主体，国内大循环与国民生活联系密切，在国际环境因疫情、贸易保护主义而变得更加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大力建设国内市场、畅通国内大循环，是推动我国经济稳健运行的重要举措。通过大力发展科技、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引领和创造新需求等途径能够畅通国内大循环，这与数字经济在推动创新、创造供给新模式、扩大消费需求等方面的作用，以及新型城镇化在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居民消费能力等方面的作用有着较高的一致性。结合目前我国的发展重点，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可被视作畅通国内大循环的两条重要路径。本文的研究重点是探讨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在畅通国内大循环中如何发挥作用以及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并分析外商投资、绿色发展、工业发展等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一、文献综述（一）国内大循环相关研究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基于我国国情和国际形势确定的。我国有着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供应体系，是需求多样且大量的国家1，这为我国畅通国内大循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目前我国正处于风险与机遇并存的多变国际环境中，中国高度重视发展开放型经济并积极参与国际循环，这也是为畅通国内大循环服务2。畅通国内大循环应满足以下必要条件：首先应扩大国内市场。张俊山3指出，扩大国内市场不能依靠凯恩斯主义刺激需求的方法，而要通过剩余产品的合理使用促进生产积累和非生产事业的发展，为产品创造需求，同时通过合理消费，辅之以相应政策，消除消费障碍，让人民生活水平在生产积累和非生产事业发展过程中得到提高。其次应增强发展动能。通过疏通流通与分配渠道、抢占科技制高点等，增强发展动能4。最后应重视国际大循环。国际大循环对畅通国内大循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江小涓5认为，通过扩大外循环均衡要素配比是必然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一味投入国际贸易中。余永定6认为，中国应要么刺激消费从而降低储蓄，要么增加投资，而不应仅成为资本净输出国。也就是说，对外贸易不应以实现贸易顺差为根本目标。在畅通国内大循环的过程中，我国面临一些挑战，如城乡发展差距明显、城乡体制分割突出，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是国民经济循环不畅的表现7。要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抓紧布局数字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8。（二）数字经济及其影响相关研究早期的数字经济常被称为互联网经济或者网络经济，美国经济学家Tapscott9认为数字经济主要强调互联网技术的使用。当下，狭义的数字经济主要围绕信息通信技术产业和个别数字化程度较高的产业展开经济活动，而广义的数字经济则将其视作新型经济形态，包括数字技术与经济社会广泛融合产生的一系列经济活动10。数字经济对畅通国内大循环有积极作用。首先，数字经济能够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张永庆11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推动了传统产业发展机制与内涵的变革，驱动传统产业向更具竞争力的中高端产业转型。其次，数字经济为落后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杨慧梅12提出，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水平与产业结构升级两条路径，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尤其是低生产率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发挥积极作用；同时，数字经济还可产生空间溢出效应，有利于提升周边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最后，数字经济为国内市场搭建了更有影响力的平台，提供了更便捷的交易方式。通过数字经济平台进行品牌营销，不仅可从战略角度增加产品销售额和市场份额，还可提高品牌在国35新疆财经大学学报2023年第3期外市场的知名度13，扩大海外市场，从而激励国内厂商扩大生产规模。因此，在提高国内居民消费水平与提升市场供给能力方面，数字经济通过扩大内需、优化供给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为畅通国内大循环贡献了重要力量。数字经济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第一，发展数字经济有利于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数字乡村虚拟空间增强效应能够通过数字化手段为农业生产、乡村治理等赋能14，从而缩小农村与城市的发展差距。第二，发展数字经济有助于促进城市数字化转型。郑磊15指出，城市数字化转型是由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驱动的城市发展模式和实体形态的结构性转变，覆盖经济发展、社会生活、政府治理等多方面，有利于充分发挥城市固有的经济、技术优势，从而达到引领城乡发展的目的。第三，发展数字经济有利于促进城乡融合，推进新型城镇化。数字经济消除了传统区域发展的空间界限，加速了城市与乡村价值链的融合16，充分发展数字经济有利于改善城乡二元结构17。经济数字化在城乡融合发展方面也能带来新的机遇，促进城乡融合发展需要城镇化、工业化、数字化协同发展18，这是数字经济在推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实践方向。当然，数字经济在发展中也会面临挑战，例如数字鸿沟的出现、确权难度大、数据安全面临风险19，以及底层技术创新欠缺、法规制度建设不足20等。因此，数字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有效的监管21，未来应强化顶层设计，推动地方政府创新实践，搭建国家层面的数字政府政务应用和服务一体化平台，完善数字政府信息服务体系和安全保障体系22。同时，数据是未来数字经济的重要资源要素23，蕴含着巨大的价值，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应充分重视对数据的监管。（三）新型城镇化及其影响相关研究推进新型城镇化是我国城乡从二元走向一元的有效路径。我国目前呈现出一定的城乡分割状态，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建设在城乡差异较大。城乡融合水平差异在全国层面经历了先扩大后缩小的过程，具体而言，我国东部地区城乡分化加剧，西部地区城乡差异不断缩小，中部地区差异最小24。推进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共同目标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国家现代化25。因此，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是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内容。推进新型城镇化对畅通国内大循环意义重大。首先，推进新型城镇化对畅通国内大循环发挥积极作用是以人口合理配置为基础的，新型城镇化发展应牢固把握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以人为本”基点，由“人”的因素向“产”和“城”进行拓展26。其次，推进新型城镇化所带来的人口流动有利于扩大内需。刘晓萍27认为，新型城镇化既是有效投资的“加速器”，又是居民消费的“倍增器”；蔡昉28认为，户籍制度改革如果能够让城市外来人口的消费得到充分释放，将有效扩大内需。这些观点表明，推进新型城镇化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动能，新型城镇化在畅通国内大循环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29。最后，新型城镇化能够通过畅通国内大循环进而促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马庆斌30认为，发挥新型城镇化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撑作用，需要抓住扩大内需以及提升产业链的创新性、开放性、稳定性这两个关键。城镇化发展能够串联起经济循环的整个过程，并通过持续的集聚效应提高双循环的层次和水平31。推进新型城镇化对发展数字经济有正向影响。新型城镇化建设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空间载体和应用场景支撑，创造了新一代信息技术大规模、系统性的应用机遇32。此外，新型城镇化建设能够带动数字经济发展，只有尽快打破城乡分割，才能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的积极作用33，促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34。对于新型城镇化在推进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学者们提出了解决方案。如城镇化建设存在较强的“虹吸效应”，会使居民向城镇化水平相对较高的区域流动，但流动居民多具有较低的边际消费倾向，会进一步降低整体居民消费水平35。对此，学者们认为户籍是限制农业转移人口自由迁移及社会融合36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在畅通国内大循环中的协同作用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的关键因素，取得户籍后的农业转移人口将增加在娱乐、交通等方面的需求，提高消费水平，拉动经济增长36。学者们还认为，虽然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已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在推进过程中仍存在城乡发展差距较大、环保压力大等问题37，这需进一步加强城乡规划，坚持绿色发展，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38。畅通国内大循环、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新型城镇化有不同的实现路径，但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中可以看出，这三者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在一定条件下能够相互促进实现共同发展，并对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此，下文将揭示发展数字经济与推进新型城镇化对畅通国内大循环的作用机理，并选取20112018年我国208个城市的相关数据，对数字经济和新型城镇化间的影响、数字经济和新型城镇化对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影响进行定量分析。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畅通国内大循环不仅需要提高居民消费水平，还需增加产品供给，提高供需匹配水平，下文拟从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探究发展数字经济与推进新型城镇化对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影响及作用方式。（一）数字经济对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影响机制随着互联网普及率的提高和数据要素应用的普遍化，数字技术运用场景逐年增多，数字经济在商品经济、互联网金融、厂家经营等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从需求侧来说，数字经济通过在商品经济与互联网金融中的应用助力畅通国内大循环。一方面，数字经济在商品经济中的广泛应用能够为厂商和居民扩展交易及消费途径。数字经济依托网络进行数据信息传递，弱化了消费的地理位置限制、时间限制和信息匹配限制，可在一定程度上替代线下购买，使消费者可以随时随地通过线上平台选购符合自身需求的商品。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在互联网金融中的应用扩大了能够接触金融服务的人群范围，增加了金融服务种类。数字经济通过数字普惠金融使贷款融资更加简便。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大数据及其他互联网技术，大规模且准确地刻画用户画像，降低了居民个人或小微企业的贷款融资门槛和成本，使得贷款融资更加便捷。数字经济还能够推动支付方式革新。相较于现金支付，第三方支付与数字货币实现了极大飞跃，增加了支付场景，降低了支付难度，为消费过程减少了阻力。此外，数字经济还能够增加互联网金融门户的应用场景。互联网金融门户能够为居民提供个性化、定制化服务，既能够满足居民及时获取资产的需求，也能够满足居民对资产进行管理以及保值增值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居民的消费能力与消费信心。从供给侧来说，数字经济通过助推厂商降本增效畅通国内大循环。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降低厂商的生产成本与经营难度，厂商可通过筛选得到更低廉、更合适的原材料，从而降低生产成本，在市场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同时，数字经济迎合了随着自身发展而出现的需求，在提升生产效能的基础上创造新供给。数字经济发展伴随着互联网平台构建、数字信息化发展、信息数据行业兴起、互联网产品升级等，为社会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和就业机会，也有利于厂商提高生产效率、革新生产技术、增加产品种类。此外，由于数字经济具有受地理环境影响较小的特点，因而即便是偏远落后地区，也可以依托互联网等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数字经济相关业务，实现“后来居上”的经济跨越式发展。由此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可以从扩大需求与增加供给两个方面，对畅通国内大循环产生正向影响。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1：数字经济对畅通国内大循环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二）新型城镇化对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影响机制减少城乡之间在户籍、基础设施、思想观念、文化水平等方面的差异，打破原本存在的城乡分割，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必要条件。从需求侧来说，在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过程中，可以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基础设施建设、思想文化教育来缩小城乡差距，畅通国内大循环。第一，户籍制度改革为人口流动提供了更多机会，使得在城市就37新疆财经大学学报2023年第3期业的农村居民具备了落户城市的可能。在收入水平提高的基础上，相较于落户前，这部分居民对于未来发展以及消费将持更加积极的态度，从而提高消费意愿和消费水平，进一步提高居民生活质量，达到刺激长期消费增长、提高消费需求总量的目的。第二，加强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是缩小城乡差距、打破人口流动壁垒的重要一环。推进新型城镇化意味着城乡人口流动范围会进一步扩大，城市会吸引大量农村居民迁入，农村地区也可利用其区位优势，一方面提供城市无法供应的商品和服务，另一方面提升农村生活环境质量，使其在交通、医疗、教育等方面达到与城市基本相同的水平，吸引人口反向流入。第三，思想观念的改变、文化水平的提升可以成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一大保障。教育覆盖率的提升和教育层次的提高，以及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绝对贫困的消除，都会促使个体在思想上更加认可新型城镇化建设，走出外来人口占用资源、行业有高下之分等认识误区，从而更加关注国家和地区的整体发展，加快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从供给侧来说，在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过程中，能够通过优化劳动力配置、提升科学技术水平等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畅通国内大循环。首先，放宽落户政策限制有利于劳动力流向更适合其发展的区域，为城市和农村提供更匹配的劳动者。其次，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有利于城市人口自主流向农村、从事专业生产，还有利于增加因农村地区的独特区位而带来的消费需求，如对乡村旅游、特色农产品的需求等。最后，居民思想观念的改变和文化水平的提升，有利于培养更多的科研型人才，补齐当下城市和农村在发展中存在的短板，通过发展科学技术掌握核心竞争力，提高社会产出水平和生产效率，推动新型城镇化进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由此可以看出，新型城镇化可从扩大需求与增加供给两个方面，对畅通国内大循环产生正向影响。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2：新型城镇化对畅通国内大循环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三）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相互作用机制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可概括为以信息传播的高速率解决地区间因距离而产生的问题，信息通过互联网进行高速传播，居民在不同地区获取信息的能力可以趋于一致。同时，在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过程中，人口流动、基础设施、思想观念及文化水平等方面的积极改变，也带动了数字经济的发展。从数字技术在商品经济与互联网金融领域的应用中，可以更具体地探究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路径。一方面，数字技术在商品交易中的应用，使得资源配置更加便利。发展数字经济可以加快资金流通。由于应用数字技术进入市场门槛较低，可以给经营者提供几乎无差异的经营机会，因而个体可以凭借自身优势，以较低成本进行商品交易，促使地区生产总值的增加以及资金流动速度的提高，使得资金流向数字经济经营反响效果较好的地区。发展数字经济还可以助力劳动力增收并实现更自由的流动。由数字技术助力的商品经济，其对劳动力工作地点的限制较小，而盈利空间不受限制，这意味着不论在城市工作还是在农村工作，劳动力都有乐观的收入预期，原先受收入影响的劳动力可以在城乡间自由流动，城乡差距逐渐缩小。此外，发展数字经济还可以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与升级。随着数字技术应用范围的不断扩大，居民对基础设施的要求会相应提高，尤其是在交通方面，数字技术的应用可提升交通运输管理效能，降低运输成本，农村地区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能够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在互联网金融中的应用，可通过资产管理方式升级，逐步缩小城乡差距。数字技术的应用以及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利于降低贷款门槛。在贷款业务上，互联网金融简化了个人或小微企业的贷款手续，可以避免因流程繁琐、成本过高而造成资金链断裂，为资金不足但试图通过贷款谋求更大发展的家庭和企业提供发展机遇。同时，数字技术的应用以及数字经济的发展为居民储蓄与投资提供了更多的途径和应用场景。在存款业务上，互联网金融门户不仅可以更好地满足不同群体对于资产配置的需求，还可以为金融机构融资提供更便利的途径。对于投资实体经济或地区建设并谋求长期发展的发行方而言，其融资除满足投资者的资产增值要求外，还可以达到增强地区经济发38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在畅通国内大循环中的协同作用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展活力、拉动地区经济增长的目的。合理使用金融手段，是实现资产在时间、空间上合理配置并谋求资产增值的有效方式，借助金融手段也可以推动地区经济健康发展。原先由于地理位置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产业结构不同而划分的城市与乡村，将通过数字经济发展路径逐渐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共同发展。在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过程中，可以通过在户籍制度、基础设施、思想观念和文化水平等方面的改变，对数字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户籍制度改革促进了人口流动，城市与农村均有相当规模的数字经济从业者，其中包括从农村来到城市寻求就业机会的劳动者，这部分劳动者长时间在城市务工却因不具备落户资格而无法享受市民权利，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使得这部分劳动者随时都有转行、返乡的可能，而劳动力流失将会阻碍个体经营基数较大的数字经济发展，限制数字经济的发展规模与发展质量。因此，让有意向、有能力长期生活在城镇的劳动者拥有城镇户籍，能够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储备。同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为低成本生产和运输、高质量创新和销售提供更多便利，可以为发展数字经济提供物质基础。此外，思想观念的改变和文化水平的提升，不仅可以使大众更便于接受并融入数字经济发展，也可源源不断地输送符合技术革新要求与行业发展需要的人才，为发展数字经济提供创新动力与人才储备。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3：发展数字经济与推进新型城镇化存在相互促进的作用。（四）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协同作用对畅通国内大循环的作用机制发展数字经济与推进新型城镇化之间相互作用，二者大致可以从提高生产水平、保障分配公平、加快流通速率、促进居民消费等方面对畅通国内大循环产生积极影响。第一，发展数字经济与推进新型城镇化共同提高社会生产水平。数字经济所包含的数据要素为汇总所需生产的商品、实现厂家大规模生产提供了便利，新型城镇化在推进过程中也为扩大生产提供了充足稳定的劳动力，二者共同作用推动了生产成本降低、产品质量提高、生产能力提升的进程。第二，发展数字经济与推进新型城镇化共同保障分配公平。数字经济发展可提供大量就业岗位，有利于增加居民收入，而推进新型城镇化可使更大范围的人口充分享受社会发展带来的红利，让劳动者具备选择和定居城市的权利，逐步缩小因城乡差异、地区差异、行业差异造成的贫富差距，改善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较大的情况。第三，发展数字经济与推进新型城镇化共同加快流通速率。数字经济发展可加快资金流通速度，使得资金可以更快的速度、更低的成本流向从事发展生产的个人和小微企业；而在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过程中，交通基础设施与科学技术可以得到升级，使得产品运输速度具备较大的提升空间，由此实现社会资源的高速流通与循环。第四，发展数字经济与推进新型城镇化共同促进居民消费。数字经济具备为居民合理配置资产的功能，可通过线上途径吸引居民消费，新型城镇化为居民提供了更大范围的公共服务、更加全面的社会保障，二者共同作用可以提振居民消费信心、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4：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协同作用，对畅通国内大循环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三、研究设计（一）模型构建对于前文提出的研究假说，本文通过模型进行检验，模型基本形式如下：cicleit=0+1digitalit+2urbanit+3togeit+4investit+5envirit+6industryit+t+i+it（1）togeit=digitalit cicountryit（2）其中，cicle表示国内大循环畅通水平，digital表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urban表示新型城镇化水平，invest39新疆财经大学学报2023年第3期表示人均外商投资水平，envir表示绿色发展水平，industry表示工业发展水平，toge表示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交互项，i表示城市，t表示年份。模型（1）为基准回归模型，主要用于探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新型城镇化水平、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交互项、人均外商投资水平、绿色发展水平、工业发展水平对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影响。模型（2）主要构建了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交互项。为探究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双向作用，本文构建模型（3）研究新型城镇化及控制变量对数字经济的影响，构建模型（4）研究数字经济及控制变量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模型形式如下：digitalit=0+1urbanit+2investit+3envirit+4industryit+t+i+it（3）urbanit=0+1digitalit+2investit+3envirit+4industryit+t+i+it（4）（二）变量选取与说明1.对国内大循环畅通水平的测度。畅通国内大循环的目的是使我国经济活动各环节更加顺畅，因而需要通过经济方面的指标测度国内大循环畅通水平。与推动循环相对应的是打破壁垒，包括政策壁垒、地理位置壁垒等，以此实现国内各行政区域一体化。本文参考顾海兵39所构建的区域一体化模型，通过构建一体化指标体系来测度国内大循环畅通水平。一体化指标体系主要分为经济一体化、公共服务一体化和交通设施一体化3个维度。经济一体化通过人均生产总值与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衡量。地区生产总值可以反映一个地区的生产水平，而地区生产总值差异能够反映地区间生产水平的差异，从而衡量社会经济在供给端的一体化水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居民的消费需求与购买能力，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各地区之间的差异能够反映地区间消费水平的差异，从而可以衡量社会经济在需求端的一体化水平。因此，本文选取地区生产总值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作为衡量经济一体化的指标，同时为消除各城市因人口数量造成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用各城市生产总值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除以城市总人口，得到人均生产总值（gdp）与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goods），并将其作为衡量经济一体化的变量。公共服务一体化可通过各城市财政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来衡量。我国公共服务建设大多由政府出资，公共服务发展水平与政府财政支出密不可分，而政策支持力度的不同是导致各地区公共服务水平出现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基础设施以及从业者数量和质量上。因此，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可体现政府在公共服务建设上的政策支持力度，对我国公共服务一体化程度有很大影响，故本文用各城市财政一般公共服务支出（public）衡量公共服务一体化水平。交通一体化可通过千人均城市实有道路面积来衡量。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地势复杂，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曾是阻碍不同地区商业往来、形成经济贸易壁垒的重要原因之一。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交通基础设施不断升级，缩短了城市内、城市间的往来时间，降低了贸易壁垒，为畅通国内大循环提供了助力。因此，本文选取人均城市实有道路面积作为衡量交通一体化的变量，但因人均城市实有道路面积数量级较小，为与其他变量数量级匹配，因而将该指标设置为千人均城市实有道路面积（road）。另需说明的是，由于经济一体化程度是国内大循环畅通水平的具体体现，且供给与需求是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关注重点，因而本文对人均生产总值（gdp）、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goods）、财政一般公共服务支出（public）、千人均城市实有道路面积（road）赋予相等的权重，即权重均为0.2500，将以上3个维度对应的4个衡量指标加权得到国内大循环畅通水平指标（circle）。2.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目前，学界关于数字经济的定量分析较少，更多的是关于数字经济与我国经济发展之间的定性关系研究。本文参考赵涛40基于城市层面数据得到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方法，考虑到数字经济的发展以互联网为依托，互联网从业者与使用者的数量能够从一定意义上体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且数字经济最先在金融领域取得显著成果，目前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纷纷40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在畅通国内大循环中的协同作用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开展互联网金融业务，用户分布广泛，因此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分为城市互联网发展水平和互联网金融两个维度。其中，城市互联网发展水平以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数占比（infojob）、百人中移动电话数（mobile）、百人中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wifi）、人均电信业务总量（call）4个指标来衡量，互联网金融使用数字普惠金融综合指数（fintech）41来衡量。此外，本文对所选指标所对应的数量级进行了适当调整，对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数占比、百人中移动电话用户数、百人中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人均电信业务总量、数字普惠金融综合指数5个指标赋予相等的权重，即权重均为0.2000，经加权处理后得到数字经济发展指标（digital）。3.对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测度。目前学界关于新型城镇化率的测度方法多种多样，如以城市户籍人口与总人口的比值或以非农人口口径等进行测度。本文使用实际在城市中工作、生活的人数占比测算实际新型城镇化率，通过各省、地市级统计年鉴得到各城市城镇常住人口数量和城市总人口数量，用城镇常住人口数量除以城市总人口数量，得到各城市新型城镇化水平（urban）。4.控制变量。一是人均外商投资水平（invest）。使用当年外商投资企业实际使用金额除以总人口数，得到人均外商投资企业实际使用金额，以该指标衡量城市外商投资水平，研究国际投资对于畅通国内大循环与发展国内经济是否有促进作用。二是绿色发展水平（envir）。近年来，我国强调以经济高质量发展代替单一的经济快速发展，追求绿色发展，以避免为实现经济增长而破坏环境。本文利用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污水集中处理率与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的平均水平来衡量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研究绿色发展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否有促进作用。三是工业发展水平（industry）。本文以工业企业总数除以总人口数得到人均工业企业数，以此衡量城市工业发展水平，研究工业发展对于畅通国内大循环是否有促进作用。（三）数据来源与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本文运用20112018年我国20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研究所用数据来自历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EPS数据库、Wind资讯数据库以及由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和蚂蚁金服集团共同编制的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等。研究中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表1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变量lncirclelndigitallnurbaninvestlnenvirlnindustrytoge观测值1664166416641664166416641664均值9.68095.49543.9621222.24904.450630.503121.8830标准差0.62830.65930.2692418.06820.157835.78523.7847最小值7.84343.33333.06340.00001.45861.654010.3915最大值11.48298.17744.60524030.51005.3141363.459737.6584由表1可知，国内大循环畅通水平对数的均值为9.6809，最大值为11.4829，最小值为7.8434，标准差为0.6283，表明各城市国内大循环畅通水平存在一定差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数均值为5.4954，最大值为8.1774，最小值为3.3333，标准差为0.6593，说明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新型城镇化水平对数的均值为3.9621，最大值为4.6052，最小值为3.0634，标准差为0.2692，说明各城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不尽相同。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交互项均值为21.8830，最大值为37.6584，最小值为10.3915，标准差为3.7847，说明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协同作用在城市间差异显著。另外，人均外商投资水平标准差最大，绿色发展水平标准差最小。41新疆财经大学学报2023年第3期四、实证分析（一）基准回归分析在进行基准回归分析前，先进行Chow F检验，结果显示拒绝原假设，应使用静态面板模型进行回归；再进行异方差检验，结果显示拒绝原假设，表明模型存在异方差；最后使用xtoverid命令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拒绝原假设，表明应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本文对面板数据依照前文构建的模型进行双向固定效应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表3所示。由表2可以看出，数字经济、新型城镇化及二者交互项均对畅通国内大循环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当同时对这3个变量进行回归时，交互项系数由正转负，这可能是由于相较于数字经济或新型城镇化对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影响，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交互项对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影响较弱，但这并不能说明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协同作用不利于畅通国内大循环。控制变量中：外商投资对畅通国内大循环有正向影响，双循环体系中的国际循环能够助力国内大循环。绿色发展对畅通国内大循环未显示出正向影响，可能是因为绿色发展在起步阶段面临技术革新、产业结构升级、生产方式转变等难题，并且在污染治理上也需要企业与社会投入较大成本，因此在绿色发展处于起步阶段时期，虽然其对畅通国内大循环有一定的负向影响，但依旧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追求短期发展。工业发展对畅通国内大循环有正向影响，以工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发展能够促进国内市场健康发展。表2数字经济、新型城镇化及其协同作用对畅通国内大循环影响的回归结果变量lndigitallnurbantogeinvestlnenvirlnindustry_consR2Nlncircle（a）0.0292*（0.0110）9.2231*（0.0556）0.90151664（b）0.2128*（0.0817）8.5506*（0.3148）0.90261664（c）0.0082*（0.0028）9.2083*（0.0558）0.90181664（d）0.0227*（0.0096）0.0001*（0.0000）-0.0295*（0.0168）0.1446*（0.0261）8.9545*（0.1178）0.91471664（e）0.1151*（0.0677）0.0001*（0.0000）-0.0269（0.0174）0.1395*（0.0002）8.6301*（0.2438）0.91741664（f）0.1558*（0.0523）0.0001*（0.0000）-0.0344*（0.0173）0.1399*（0.0260）8.6423*（0.1665）0.91531664（g）0.3189*（0.1150）0.5436*（0.1632）-0.0761*（0.0289）7.1550*（0.6416）0.90461664（h）0.2330*（0.1066）0.3577*（0.1619）-0.0547*（0.0270）0.0001*（0.0000）-0.0363*（0.0182）0.1316*（0.0270）7.6525*（0.5744）0.91581664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中数字为标准误。从上文分析中可知，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影响，下文将数字经济、新型城镇化其中一个作为被解释变量而将另一个作为解释变量，验证两者间是否存在相互促进的作用。由表3可知：第一，推进新型城镇化、提高绿色发展水平对数字经济发展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促进了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提升了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为数字经济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绿色发展与数字经济发展并不矛盾，二者都提倡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