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竞合：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双边安全互动.pdf

政治研究双重竞合：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双边安全互动李乾【内容摘要】纵观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年以来两国在安全领域的互动，可以发现，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与行为相互交织，形成了一幅复杂的安全图景。对此，以三大流派为首的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对此类现实的解释力不佳，关注竞争与合作的“竞合主义”新范式则能够弥补传统理论的不足。其中，中日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上的竞合又有所不同，异构与同构“双重竞合”的特征较为明显，可细分为四种不同的竞合模式。在回顾五十年来安全互动的基础之上，中日两国应在未来通过合作做大建立安全机制等“绝对安全”的“蛋糕”，再考虑通过竞争去“分配”各个小领域的“相对安全”，最终实现“互构竞合”。【关键词】中日关系安全互动竞合主义非传统安全【中图分类号】D83/87【文献标识码】A【作者简介】李乾，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广东珠海5190 8 2）【文章编号】10 0 3-40 48(2 0 2 3)0 2-0 0 2 5-11【D 0 1】10.16 496/j.c n k i.r b y j.2 0 2 3.0 2.0 0 31972年9月2 9日，在围绕结束战争状态、赔偿问题、台湾问题等重要事项进行了一系列激烈的谈判之后，中日两国最终达成一致，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外交部长姬鹏飞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外相大平正芳于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简称中日联合声明）。这一文件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标志着中日邦交正常化，是引导中日关系走上正确道路的纲领性文件。中日复交至今已满五十年，本文在这一时间节点对过去五十年来中日关系演变进行回顾与反思，无疑是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价值的。2021年由中日两国共同实施，并由“北京一东京论坛”发布的“中日关系舆论调查”显示，两国受访者虽然高度认同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对两国在地区合作以及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原则与议题关切上表现出高度一致性，但历史、领土与安全三大问题对中日关系深层的心理影响仍然突出。由此可见，安全问题一直是中日两国的核心关切之一，且无论传统安全问题还是非传统安全问题都是十分值得关注的议题。特别是对中日关系的研究而言，两国之间安全方面的互动更应该加以重视。因此，对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年来各种话题的讨论，不能忽视中日两国之间的安全互动。明2 5日本研究2023年第2 期双重竞合：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双边安全互动如何对中日两国的安全互动进行研究，应该选择怎样的视角与范式，同样是必须加以探讨的。另一方面，有关安全互动的讨论，必然是以国家行为体为主体来进行的。若中日两国并未复交，对两国关系的讨论也无从谈起。因此，这一时间节点不仅具有理论意义，更具有实践价值。一、中日安全互动研究的范式选择自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付梓以降，“范式”一词引发了学界广泛的讨论和争议，成为最为流行的术语之一。范式即特定学科内进行研究所需要一套基本完善的规则和行为标准，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理论体系或理论框架。库恩所言的“范式危机”，则是在于范式总体上能够保证遵循某种方法可以获得某些答案，但一味遵循又会导致越来越多的问题和困惑。这一危机的结果就是，研究者不得不对某一范式产生不信任感，范式转换便由此出现。库恩认为，研究者从一个旧范式跳到一个新范式时，往往是从一个预测性较弱的范式跳到一个预测性较强的范式。对于国际关系理论而言，预测是重要的，但这并非相对虚无缥缈的预测性而是脚踏实地的解释力。因此，对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年来的安全互动进行一个系统的梳理，需要先从理论范式的选择上人手。（一）安全互动的概念谈及安全互动，目前对此复合概念尚未存在一个清晰明确的界定。从字面来看，安全暂且不谈，现代汉语词典对互动一词给出的解释为“互相作用、互相影响”。这一定义反映出两方面的内容。第一，互相作用、互相影响这一表述表明互动这一行为存在着结果。不论是确定的还是不确定的，显著的还是不显著的，互动会对行为体双方都产生一定的效应。第二，结果的出现势必存在一个过程，变化正由此产生，且过程的建立表明行为体之间存在着或新生出某种关联或联系。也即是说，互动是一个“联系一变化一作用”的链式逻辑。进一步地，这种作用无疑会对行为体之间的关系施加影响，积极或消极地改变二者间的联系，使互动这一链式逻辑形成闭环。其中，需要特别关注的地方在于，互动是相互的，正如26 日本研究 2023 年第 2 期力的作用一样无法通过单一主体来进行探讨，是一个主体间性的概念。安全这一概念，现代汉语词典给出的解释为“没有危险、平安”。5显然，这一定义是很不完善的，易产生“安全就是不危险，危险就是不安全”此类循环定义的错误，特别是对于国际关系中的安全而言则更为单薄。有关安全的定义，在哥本哈根学派之前呈现出一种由客观到主客观结合的趋向，即从单一的客观上威胁的不存在到与主观上恐惧的不存在二者统一。哥本哈根学派将“主体间性”加人到安全的含义之中，成为安全在客观性与主观性之后的第三个维度。由此，安全的概念可以表述为“客观上不存在威胁，主观上不存在恐惧，主体间不存在冲突”。可见，互动和安全这两个语词之间有着显著的共性，即二者都是主体间性的概念。基于这一共性，安全互动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进一步的讨论。第一，安全互动是互动的一种，因此同样是一个主体间性概念，要注意作用与影响的相互性，单一主体的安全认知无法达成共享安全的高级目标，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更无从谈起。第二，安全互动是主体间在安全领域的相互作用与影响，若完全以主体间“不存在冲突”这一标准来考虑安全问题，则安全反而意味着不择手段抹除对手所带来的危机。国际政治语境中的冲突，大多是指为争夺权力、地位、资源以及因意识形态的对立导致国际行为体之间的目标不可协调而产生的相互压制、伤害或消灭对方的行为。由此可见，冲突并非安全概念的内容，而是安全缺位所导致的结果。也即是说，“不存在冲突”是安全状态下的既成事实，而非确认是否安全的前提条件，且“不存在冲突”无疑也不等同于“行为体之间确保对方安全”。在强调主体间性的同时，需要进一步探讨主体间在何种事实、何种关系、何种认同下方为安全状态。由此，不妨扩大安全互动的范围，使其不局限于对冲突存在与否的考量，而是从竞争与合作的宽大视角来进行分析。一方面，冲突是必然存在的，但这一概念并不绝对，当下更多地表现为不同烈度的竞争；另一方面，竞争并非唯一的互动状态，不能忽视行为体之间的合作意图，这往往是更为重要的互动组成部分。第三，双重竞合：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双边安全互动在重塑安全互动主体间性意涵的同时，应对其本身性质进行一个区分。显然，即使与安全相关的议题大多是国家行为体的核心关切所在，也并非所有的安全互动都是悲观的、消极的。当然，良性安全互动同样需要满足一定条件。首先，主体之间需要具有共同的或者相类似的价值与观念，至少不能是相互对立的；其次，主体之间有发生相互安全依赖性行为的必要性；最后，主体之间有发生相互安全依赖行为的可能性。总而言之，安全互动具有复杂的内容与维度，此种理解困境的产生主要是缘于国际政治中安全定义的模糊性。但是，这并不妨碍对安全互动的概念进行一个整体性的把握。综上所述，可以将安全互动理解为行为体之间为应对存在性威胁而采取的竞争与合作行为及其产生的相互作用与影响。事实上，在国际关系中，安全是由国家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每个国家在谋求安全的同时，也在谋求与其他国家相关的利益。这种相互作用会导致国家在安全上相互依赖，并形成国际安全体系。国家之间在主权、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地缘、价值认同、全球治理等领域，都蕴含着安全上的相互作用和影响。问题在于，上述各种关系几乎均为传统安全视角下的关系，对于非传统安全领域有所忽略，当下例如新冠疫情等特大非传统安全事件或许可以说是更为重要的内容。因此，在对中日安全互动进行分析时，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方面都要兼顾，不能厚此薄彼。（二）传统范式的解释困境中日之间的安全互动，是中日双边关系的组成部分。作为国家核心利益的安全问题上的互动，无疑会对两国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在国际关系中，任何国家可能面临的各种危险或威胁，以及其为了维护安全所采取的措施，都与其他国家密切相关。这种相互依赖的特性，使得国家在安全上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因此可以说，对于所有国家而言，国际安全问题终归都是关于互动的问题。就中日两国来看，两国有着自身独特的、不同于对方的安全利益诉求，因此必然会选择和采取不同的方式去进行安全互动，进而产生各种形态的安全问题，并对双边关系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国际关系理论一向奉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三大理论流派为圭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具有对于历史事件和现实世界的强大解释力。然而，三大范式的解释力也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学者们对于国际安全特别是特定国家间的安全问题已有较多的研究成果，但不足之处在于缺乏从安全互动的视角出发进行研究，且在范式选择上也以遵循传统方法为主。对于安全研究，学者们更多是从安全主体和安全内容出发进行研究，即研究“谁的安全”和“什么安全”。当然，这些研究是重要的、具有现实意义的，但其不足也是明显的。现实主义和自由制度主义虽然把对权力结构和规范结构的论述纳入了安全研究，但问题在于，这些学派主要关注的是结构对行为体的影响，却未能详细说明国家间的“无政府”和“有规范”事实上都是国家间安全互动的产物。自由制度主义相较现实主义前进了一步，开始留意行为体间的复合相互依赖与合作问题，但其对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认识较为模糊，也未能阐明进一步的国家间安全互动问题。建构主义在2 0 世纪90 年代对安全问题的研究着重于身份和利益的建构，未能详细探讨安全互动的问题。然而，只有从安全互动的视角出发，才能充分说明国家间在安全问题上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影响，以及国家在追求安全时与其他国家的相关性。进一步地，可以发现在解决安全问题的过程中，谋求共识的重要性以及实现共同安全的必然性。此外，传统范式对于中日关系的探讨，特别是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常常于美日同盟框架的约束。诚然，谈及美日同盟关系，战后日本一直把美国作为其盟国并追随美国的脚步，因此学界普遍认为日本国家战略是以美日同盟为主轴的，对美关系成为日本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直接影响了日本的对华关系和对华政策。问题在于，美国一直在强调美日同盟是美国亚太战略的基石，但其对于日本的地位、作用和看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从历史上来看，2 0 世纪7 0 年代美国越过日本进行“越顶外交”，尼克松总统不与日本商量便访问中国，成就了“改变世界的一周”；8 0 年代，美国实行“敲打日本”的政策，挑起了“半导体战争”等“侵略性单边主义”的行为；12 190日本研究2023年第2 期27双重竞合：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双边安全互动年代，美国在金融和贸易上打压日本，同时在外交上忽略日本，克林顿访华在日本引发轩然大波；21世纪以来，美国开始重新“认识日本”与“发现日本”，但其主要目的不在于日本，而是在于遏制中国与反恐。另一方面，日本国内因驻日美军等问题的激化使得日美矛盾逐渐加深，同时在外交方面也一步步地强化自身外交政策的自主性。正如美国学者所指出的，在东亚，由于美国冷战时期的惯性，双边联盟继续限制着创造性战略思维，无论有没有美国作为盟友，日本都不会坚决反对中国，也不会追随中国。13 也有学者认为，美国可能仍然主导着地区力量平衡，但不是影响力平衡。基于此，在讨论中日安全互动时，如何选取一个有着较好解释力，同时不过分局限于美日同盟主轴的研究范式，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三）竞合主义与中日安全互动研究长期以来，无政府状态都是国际政治研究的基本假定，是大部分国际关系理论探讨的出发点，甚至成为了国际关系学科中的一个先验性概念。然而，否定性概念向来是值得去思考和质疑的，因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虚无的。政府这一概念是相伴于国家而诞生的，国际社会显然不是一个国家，因此无政府无可厚非。甚至可以用各种“无状态”来描述国际社会，此即所谓“正确的废话”，怎样说都是对的，但确实也是无意义的。这一问题的产生，在于无政府状态对国际社会属性的概括仅仅解决了“无”的问题，但并未涉及和进一步探讨“有”的问题。从解决“无”的问题这一视角来看，无政府状态实质上是对国际社会混乱和无序的属性进行了否定的描述，虽然不尽准确，需要人们去自行理解和诠释，但终究给出了对于国际社会一种总体正确的认识。然而，若国际社会的属性仅是混乱和无序，那学者们大可以直接用“混乱无序状态”来进行描述。也即是说，无政府状态本身隐含着其他自身无法表现出的意味。因此，最终的问题就是，国际社会不是一种“有政府”的状态，那么它究竟是什么状态呢？对此，有学者做出了回答。储昭根认为，当今世界“无政府状态”已演化为一种全新的“竞合状态”，即竞争代替了冲突，合作代替了对抗，28日本研究2023 年第 2 期竞争与合作相互作用及共存的新状态。这一观点从语词上来看，其超越性在于赋予了国家间关系一个确定的内涵，不再是虚无缥缈的“无政府”。“竞合”一词来源于经济学与管理学，这一概念摆脱了竞争独大的商业逻辑，实现了竞争与合作的对立统一。若将“竞合”这一概念引人国际关系领域，就语词而言，可以将其理解为现实主义与自由制度主义的结合。“竞”有着强烈的现实主义意味，对应着国家间权力的争夺以及可能引发的冲突；“合”则有着更多自由制度主义的内涵，体现着国家间的相互依赖与合作需求。在此之余，既然能够将两个对立的概念进行粘合并使其统一，必然有其内在的逻辑。行为体之间能够超越对抗走向合作，意味着在某些方面达成一致，共有观念便由此诞生。事实上，这正是建构主义的题中之义。由此，“竞合”这一观念反映出了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三大理论流派有关国际政治的核心观点并将三者结合起来，实现了对“无政府状态”在理论上的超越。进一步地，可以探究如何将“竞合”观念融人国际关系理论之中，以弥补三大流派的不足，解释当今国际政治的一些现象和趋势。此外，还需从多个角度审视“竞合”观念，例如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以此为基础构建“竞合主义”理论，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a储昭根从几个方面详细阐述了这一观点，即“竞合主义”是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包容、实现了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超越、比自由制度主义有着更多元的视角、能解释国际和国内政治相互影响的问题、实现了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结合等。17 显然，正如上述观点，将竞合主义这一理论范式应用于国际关系实践应当是大有可为的。一方面，竞合主义理论是包容的、开放的，吸收了各大流派的精华，并加以补充和完善；另一方面，竞合的观点符合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特别是在非传统安全危机甚嚣尘上的当下，这一观点愈发显得准确。目前世界的总体趋势是以竞争代替冲突，以合作代替对抗，是一个竞合的时代，竞争和合作才是当今世界秩序的本质。对于中日间安全互动的研究，竞合主义理论双重竞合：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双边安全互动也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诚然，可以说单一的竞争是互动，单一的合作也是互动，甚至观念上产生共识同样能够算一种互动。但是，如果仅仅这样进行理解，那么得到的结论始终是静态的、残缺的。此外，竞合主义理论对于中日关系的解释有着极强的互动性，这种互动性体现在三方面。首先，对于两国同时面临的一个问题，竞合主义视角是互动性的，即双方对于这件事情持何种态度、采取何种行为并产生何种影响，而非简单的其中一方视角的叙述。其次，竞合主义不仅仅关注单独的竞争或合作此类互动，而是将整体性的竞争、合作甚至观念纳人观察范围。最后，竞合主义并非仅关注单一领域的竞争与合作，而是跨领域地进行考察，例如中日间典型的“政冷经热”，就需要一种复合型竞合的视角进行观察。当然，竞合主义仍有可以发展和创新的地方。基于对中日安全互动的考察，由于传统安全互动和非传统安全互动的重要性相差无几，且二者的观察视角相较甚远，不妨将竞合这一概念进行一定的分类，以传统和非传统安全互动为依据，划分为“异构竞合”与“同构竞合”，进而对未来走向“互构竞合”、实现命运共同体的愿景进行展望。二、异构竞合：中日间的传统安全互动前文提到，传统安全互动和非传统安全互动的观察视角相去甚远，首先需要对二者进行一个明确的界定。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论述，充分体现了两方面的背景，即政治、军事、经济等传统安全背景与文化、科技、生态等非传统安全背景。有学者概括整理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安全要素，并将之由一般认为的十一项发展为十二项。传统安全要素七项：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国土安全、社会安全、国民安全、资源安全。非传统安全要素五项：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信息安全、核安全。这一分类总体上是可靠的，不妨以此为依据，首先对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年来的传统安全互动的“异构竞合”特征进行分析。（一）异构竞合与安全分化安全互动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若以现实主义与自由制度主义主导的竞争与合作为横坐标，建构主义主导的共识与分歧为纵坐标，则可以将安全互动划分为四种类型，即良性合作、良性竞争、恶性合作和恶性竞争，分别对应着优态安全互动、次优态安全互动、次危态安全互动和危态安全互动（如图1所示）。其中，上半部分可以称为同构竞合，下半部分则为异构竞合。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并非有合作就优有竞争就劣，也并非有共识就优有分歧就劣。判断一个具体的互动行为属于哪种竞合模式，需要综合研判两对变量的组合及其比重问题。共识同构竞合良性竞争良性合作（次优态）(优态）竞争恶性竞争（危态）异构竞合分歧图1竞合类型图“异构”一词有多种含义。在有机化学中，异构体指的是化学组成相同而结构和性质不同的化合物，这种现象也称为异构现象；【2 在社会学中，“异构”可以指由不同种族、文化背景、性别或年龄的个体组成的社会或群体。由此，异构竞合可以理解为国家行为体之间观念与行为不一致的互动，特别是单方面消极观念主导下的互动。无疑，异构竞合是危险意识下的行为。此种恶性的竞争与合作会导致安全分化，使得行为体之间对于安全的认识变为不可知，从而加剧安全分歧，影响国家之间的关系。中日两国在传统安全上的异构竞合，主要源于日本消极的安全观念。有学者尖锐地指出，日本将中国的安全寻求行为理解为威胁和敌意，并以自已的安全寻求行动来回应以维持现状。中日两国正处于一个典型的动态安全困境中，两国之间的安全存在着消极关联。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明2 9日本研究2023年第2 期一合作恶性合作（次危态）双重竞合：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双边安全互动驱需解决。2 需要注意的是，中日传统安全互动事件并非单一属性的，而是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等各项传统安全的叠加，因此表现为一个复杂的安全互动。接下来以钓鱼岛问题和“政冷经热”问题对此进行分析。（二）中日传统安全互动钓鱼岛领土争端问题，是一个政治安全与军事安全交织的传统安全问题，一个典型的充满分歧的竞争型安全互动，即危态的异构竞合。这一问题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直接介入，后因冷战战略的问题，导致钓鱼岛成为中日两国双边关系的“引爆点”。2 0 12 年9月，日本政府率先宣布对钓鱼岛实施所谓“国有化”，随后中国政府立即采取了包括在钓鱼岛海域定期巡航、公布该区域的领海基线等在内的反制措施，两国关系急剧恶化。2 由此，中日双方因钓鱼岛问题引发的领土安全冲突，一直延续至今。因钓鱼岛问题，中国军舰、渔民与日本之间时常出现冲突，严重影响到中国的边境安全、海洋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此后，日本政府以“不断侵人日本领海”“以实力改变现状”等无端的言语指责执行任务的中方公务船，这一行为不仅使得部分不明真相的日本民众对中国产生了极为负面的印象，还在国际社会中造成了混淆视听的不良影响。3由于此类言论的存在，日本民众对于中国在军事方面的行为更加警惕，认为中国对日本的安全构成威胁，并主张通过非军事手段来解决钓鱼岛问题，与此相反，中国政府表现出了强硬的态度，这与日本民众的预期相去甚远。2 4 可以说，中国与日本的双边关系在进入2 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因钓鱼岛问题引发的一系列安全冲突，出现了邦交正常化以来最大的危机。事实上，日本民众的诉求与中国的主张在手段上并无根本性的差异，甚至有相同之处，但在日本政府刻意歪曲与误导下，两国从上到下的互信都在持续下降。近年来，日本政府跟随美国政府炮制一系列所谓的“台湾问题”“人权问题”，尤其是将这些问题进行所谓的政治化与安全化，都直接阻断了中日关系走向友好发展的道路。此外，日本防卫白皮书长期关注所谓“周边安全事态”和“安全保障与防卫政策”，其中详细记录了中国海警船只在钓鱼岛30日本研究 2023 年第 2 期周边的活动天数和船只数量，以及中国军舰和军机的例行演练等活动。这些记录体现出日本政府认为中国的活动对其构成了威胁，反映了对中国军事能力提升和军事透明度的担忧。基于此，日本政府试图依靠“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FOIP）来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在防卫白皮书的卷首语中，时任防卫大臣岸信夫也进一步强调了中国对日本的所谓“安全威胁”。2 5 另一方面，部分日本学者认为，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将会成为促进国际秩序变化的重要因素，对此既有期待，亦有担忧。这种担忧主要源于近年来日本对中国的错误认知不断加剧，如认为中日东海问题原则共识并未得到切实有效的落实、中国试图通过自身实力来改变东海海洋秩序（中国海警在钓鱼岛附近的频繁行动、人民解放军在台湾海峡的行动等）等消极看法。2 6 不仅如此，这一传统安全问题引发的冲突同样直接影响到中日两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上的合作，如海洋开发、渔业合作等。总之，钓鱼岛问题牵涉到政治、军事、国土和国民安全等多个方面，因此中日两国围绕该事件的安全互动和竞合变得非常复杂，呈现出恶性的异构竞合局面。无疑，对于中国来说，钓鱼岛问题是不可逾越的底线，日本的消极态度与观念则使这一问题更为雪上加霜。“政冷经热”问题同样是一个政治安全与经济安全叠加的复杂竞合问题，不同于钓鱼岛问题，这更多是一个存在但搁置分歧的合作型安全互动，即次危态的异构竞合。中日关系的“政冷经热”状态可追溯至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执政期间，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致使中日政治关系进人低谷。尽管政治上关系疏远，但中日间贸易额仍在增长，经济合作不断深化。近年来，中日经贸关系相对稳定，但于政治上的图圖，并未呈现出明显的亮点。安倍政府时期，首相安倍晋三执意参拜靖国神社，令中日关系降至冰点；至其执政后期，中日关系明显改善，经贸合作火热，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进一步推进。随后，营义伟政府上台，开始推行对华强硬的政策，试图引导美国同中国对抗，导致双边经贸关系平淡。如今的岸田政府，到底是“牵制中国”，还是重视维持日本的经济技术实力？日本有识之士认为，日本政府双重竞合：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双边安全互动部门间需要加强合作，并与经济界等民间各界加强沟通。2 7 无论如何，岸田政府同样面临着“政经撕裂”的复杂局面。中日关系在政治上的冷淡与经济上的热络，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矛盾现象。这种“政冷经热”状态反映了中日双方在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领域的互动存在一定的分化和矛盾。从政治安全层面来看，由于历史遗留问题、领土争端、军事安全等问题的存在，中日之间的政治关系一直处于波动之中，甚至时有升级的趋势。同时，在一些重要的国际问题上，中日双方在立场和利益上存在着差异与矛盾，导致难以形成有效的合作机制。然而，中日两国经济合作的基础依然存在，贸易、投资、旅游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仍在继续。与此同时，中日双方的经济关系发展迅速，两国同为亚洲经济体量较大的国家，彼此之间的经济联系紧密。尽管中日政治关系时常出现波动，但双方的经贸往来仍在增长，这不仅有助于双方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为缓解政治矛盾提供了一定的缓冲和支撑。但是，必须看到“政冷经热”这一安全互动是基于暂时性的搁置争议与发展性的相互妥协。正如“无源之水”与“无根之木”，中日政治关系的发展始终存在着较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而经济关系的火热是不可持续的、不具有稳定性的，这势必同样会带来经济安全的风险。总之，“政冷经热”的现象注定是波动性的、无法长久的，其忽视了不同安全互动之间的紧密联系，只能是一种并未解决内源性危机的次危态恶性合作。基于此，中日两国在政治层面上需要加强对话和沟通，探索有效的解决方案，缓解政治矛盾和冲突；在经济层面上需要进一步深化合作，共同促进双边、亚洲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三、同构竞合：中日间的非传统安全互动良性合作与良性竞争归类为同构竞合。同构竞合是优态意识下的行为。此种良性的竞争与合参见余潇枫.共享安全：非传统安全研究的中国视域 .国际安全研究，2 0 14(0 1):4-34+157;魏志江.非传统安全研究中“共享安全”的理论渊源.国际安全研究，2 0 15(0 3):52-6 7+156-157;余潇枫.“共享安全”：非传统安全的新范式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 0 14(0 2):199-2 0 0;余潇枫.基于共享安全的非传统安全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集刊,2 0 15(0 1):6 8-10 2;余潇枫.从危态对抗到优态共存一一广义安全观与非传统安全战略的价值定位.世界经济与政治，2 0 0 4(0 2):8-13+4;余潇枫.安全哲学新理念：“优态共存”.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 0 0 5(0 2):3-10.明31日本研究2023年第2 期作会进一步推动安全共识的形成，使得行为体之间对于安全的认识变为可知，最终形成安全共同体，改善国家之间的关系。换言之，同构竞合可以理解为国家行为体之间观念与行为相一致的互动，也就是初步达成一定安全共识下的互动。（一）同构竞合与安全共识同构现象，是视觉美学中的一个概念，指某个共同的元素为多个元素所共用的现象。2 8 其构成的新图形并不是原图形的简单相加，而是一种超越或突变，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力，给予观者丰富的心理感受。因此，同构竞合其实质在于求同存异，追求共性。中国近年来大力倡导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学者们也提出“共享安全”“优态共存”等“优态”理念。可以看到，一个“共”字是贯穿这些理念的核心价值。现代汉语词典对“共”字的解释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相同的，共同具有的”，二是“共同具有或承受”。2 9 也即是说，国家间理想的状态可以看作一种“安全是共同具有的，且威胁是共同承受的”的状态。对此，日本学者也提出了几个问题：第一，关于对本国和平和繁荣而言所必需的国际秩序，日中两国间的认识是否一致？第二，日中两国的共同利益是维持两国关系稳定的动力，这一共同利益何在？第三，对于对方所期待的发展方向，两国是否存在共同的理解？30 此三问试图追寻一个根本问题，即中日之间是否存在共识。事实上，在中日非传统安全互动中，虽然存在困难，但可以看到部分安全共识的产生。在此，不妨以渔业问题与公共卫生安全问题为例进行讨论。（二）中日非传统安全互动中日间的渔业问题是一个典型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从安全互动的视角上来看，这一问题是一个双方拥有共识的竞争型安全互动，即次优态的同构竞合。中国与日本是海上邻国，自古以来在渔业问题上既有合作又有冲突，但总体来看合作双重竞合：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双边安全互动大于冲突。这一趋势，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五十年间并没有发生改变。中日渔业问题源于对东海和黄海资源的争夺。中日两国都声称在这些海域拥有独占经济区的权利，因此在争夺该海域的渔业资源，特别是对于濒危物种的捕捞和非法捕捞等问题上，已经引发了诸多的矛盾和争端。197 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渔业的互动开始成为中日关系发展的一面镜子，随着两国关系的变化而起伏。31自197 2 年起，中日间的渔业合作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 7 5年到19 9 7 年，由政府主导的渔业合作时期；第二阶段是1997 年到2 0 10 年，在国际海洋法框架下的中日渔业合作时期；第三阶段是2 0 10 年到2 0 17 年，“斗而不破”的渔业合作时期；第四阶段则是2 0 17 年至今，“遇制对冲”关系下的渔业互动时期。13 在这一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竞合中，中日的渔业合作之所以在2 0 世纪七八十年代中保持良性互动，与当时中日两国双边关系的大幅度发展分不开。此外，中日渔业谈判从2 0 世纪8 0 年代开始，并于9 0 年代初签署了一系列双边协议，达成了一定的共识。然而，这些协议并未解决所有的争端，并且在实践中也遭遇了各种争议和挑战。随着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政治关系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不断变化，双方之间围绕渔业的争端也再次涌现。进入2 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日在钓鱼岛问题、台湾问题上多有冲突，两国间关系又一次步入低谷，由此导致两国间的渔业合作陷入低迷。中国渔民与日本官方、民间也多次爆发冲突，尤其是围绕着钓鱼岛附近的渔业冲突。如2 0 10 年9 月7 日，日本巡逻船在钓鱼岛冲撞了一艘中国渔船，并逮捕了渔船的船长，随后引发了两国政府部门长时间的交涉。作为双方最为敏感的非传统安全合作之一，双方的渔业合作始终游走于国家主权、领土争端、国际政治与国际法等传统安全问题边缘，寻求持久的解决方案并不容易，这就导致双方的渔业合作难以得到进一步的深入。对此，中日两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已经进行了多次对话和商，试图在渔业问题上取得共识，同时也有一些非政府组织在推动两国之间的渔业合作和资源保护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可以看到，由于中日渔业问题并非一个简单的、孤立的问题，事实上绝大多数非传32日本研究2023 年第 2 期统安全问题均是如此，都与传统安全问题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在无法回避的矛盾局面下，难以片面地、单一地去思考和解决。总而言之，对于渔业合作此类具有一定共识的竞争性安全互动，一方面要看到其合作基础所体现的积极意义，同时也要关注竞争中可能出现的某些不可回避甚至难以调和的问题。公共卫生安全问题作为近年来开始凸显的一类具有极大影响的非传统安全事件，在中日两国互动的图景中，更多地呈现出一种拥有共识的合作型安全互动，即优态的同构竞合。在公共卫生安全领域，中国与日本一直面临着许多共同的难题。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两国间的经济交流、人员往来日趋密切，这使得双方在面临公共卫生危机时不可能独善其身。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中国与日本就已经在公共卫生安全领域展开诸多合作。2 0 0 3年非典（SARS）疫情期间，中日两国在信息共享、技术合作、援助支持和学术交流等方面进行了诸多互动，并组成SARS研究协作网络，共同应对疫情；2 0 0 5年日本启动了“中日合作新发和再发传染病研究”课题，以东京大学为基地，并在北京、哈尔滨相关学校和机构设置了三个分基地；2 0 0 6 年5月，中日韩三国签订关于共同应对流感大流行合作意向书，自此正式开始进行公共卫生安全合作并将之发展成为固定的合作机制；2 0 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后，中国政府向日本提供了大量的医疗救援和物资支持，帮助日本缓解了灾难造成的公共卫生安全风险；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暴发，中国和日本都向受影响的相关国家提供了援助，中国派遣了医疗队和专家并提供医疗救援和培训支持，日本则提供了经济援助和物资支持；2 0 15年中国禽流感疫情暴发，中国生物制药公司和日本制药公司合作研发禽流感疫苗，旨在提高禽流感的防控能力；2 0 18年5月，在李克强总理访问日本期间，双方签署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日本厚生劳动省关于卫生及医学科学合作的备忘录，鼓励以医疗卫生机构、学术团体等非政府组织和机构为主体，促进和扩大双方在卫生和医学科学方面的交往与合作；2 0 19 年11月2 5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同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出席中日高级别人文交流商机双重竞合：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双边安全互动制首次会议，并表示中日已经签订关于动物卫生及动物检疫的合作协定。3 新冠疫情暴发后，中日两国在这一领域的合作有了更大的进展，呈现出“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互助图景。2 0 2 0 年初，中国遭到新冠疫情的侵袭，医疗物资一度吃紧。日本是最早向中国提供援助的国家之一，部分政界人士积极发动捐款，甚至“愿举全国之力向中方提供帮助”，34并在防疫物资上写上祝福中国的话语；在中国国内疫情相对缓和后，中国也向防疫压力陡然增大的日本提供了大量力所能及的帮助。中日两国在疫情信息交流和疫苗研发等方面保持着密切合作，双方定期举行视频会议，分享疫情信息和防控经验，两国卫生部门还建立了疫情信息共享机制，及时交流疫情信息，共同应对疫情。在此期间，中日第八次高级别政治对话于2 0 2 0 年2 月2 8 日在东京举行，中日双方均表示愿意加强在公共卫生安全领域的信息共享、经验交流和技术合作，共同维护国际公共卫生安全。135 另一方面，尽管中日两国在公共卫生安全领域的合作给两国关系带来了缓和的契机，但因地缘政治、美日同盟等不可避免因素，两国关系并没有朝着更为良性的方向发展。中美间的政治博奔导致中日两国间的关系始终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但与此同时，中日两国又在抗疫等领域的合作上达成一定共识，总体呈现出“冷暖交织”的局面。13 这种状态，让中日在多种复杂安全问题的交织中继续前进，但始终无法更为深人地进行全方位的合作。质言之，即便是优态的同构竞合，但共识毕竟是有限的、单领域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势必会受到一系列内部其他因素或外部因素的影响，因而不得已在波折中前进。四、走向互构：中日安全互动的未来展望基于上述讨论，关于安全互动的竞合问题还有一些需要补充的地方。第一，异构竞合并不一定意味着消极或危态的安全互动。如中日间的“政冷经热”，即使未来黯淡不可持续，但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中日两国在经济安全与发展上的需求，达成了一定的共同目标。第二，同构竞合也并不一定意味着积极或优态的安全互动。例如新冠疫情援助、抗震救灾、海洋合作等领域的竞合，在总体积极的形势之下，日方究竟有多少政治目的与安全目的也不得而知。第三，囿于同构与异构之间的竞合讨论，是不具有发展性的。“求同存异”并非嘴上说说那么简单，只有将“求同”和“存异”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是其应有之义。也即是说，对于安全互动，怎样超越同构与异构的楷，达成“互构”竞合，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所谓“互构”，是指文明内部各要素以及不同文明主体之间交互建塑、交互型构的动态演进过程。13共生常常与互构相伴，指互构过程中相应的、共变的整体性关系。“互构”为“共生”提供成长空间，“共生”在“互构”中得到体现；两者相互依存、相互渗透，互为条件和结果。于安全互动而言，“互构竞合”无疑是最为理想的道路。这不仅要求“求同”，去追求相同的价值，从而产生共识。更为重要的是，在追求相同价值的实践中，并非一味执着地去探寻那个终极的、确定的目标，而是要在这一过程里共同努力去调整、去互构行为体之间想要达成的动态目标。毕竟，“共生”不可能是一而就的，对于安全互动问题的考量只是其第一步而已。理想的“互构一共生”关系是各文明之间和文明内部相互依存而不相害、共同成长而不相悖，从而接近正向谐生的状态。但是，这一过程并不回避和否认矛盾的存在，而是基于主体间相互合作、共商共建，以积极的谋划和行动在各种可能性中争取各方均可接受的最大公约数。138 也即是说，对于安全互动而言，在“求同”之余，“存异”同样重要，二者共同作用才能实现互构竞合。人们普遍性地、下意识地认为合作永远是重要的，不经意间对竞争之以鼻。事实上，竞争不同于一般理解中的冲突甚至战争。没有竞争，合作便丧失了基础。在这一点上，安全问题同样如此。若忽视了威胁存在的普遍性，安全便无从谈起。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竞合主义对于安全互动的解释力是可信赖的。回到中日安全互动的话题上来。在两国邦交正常化五十年之际，很有必要对未来中日安全的互动进行一个展望。结合前文所述，互构竞合的观点要求两国在未来通过合作做大建立安全机期33日本研究2023年第2 期双重竞合：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双边安全互动制等“绝对安全”的“蛋糕”，再考虑通过竞争去“分配”各个小领域的“相对安全”，从而实现“互构一共生”。首先，中日两国需要“求同”，理解各自的安全诉求与期望，舍弃“相对安全”的固化思维，以信心与诚意做大“绝对安全”的“蛋糕”。这一“蛋糕”就是安全机制与未来可能形成的安全共同体。进一步地，在“求同”之后不妨再“存异”，以良性的竞争来解决安全的分配问题。两国在安全上有着不同的赋与优势，因此可以进行动态的分配与互保。问题在于，如何实现这一路径呢？不妨参考安全共同体的建立模式而行之。安全共同体的建立是一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