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母职实践：在线分享育儿信息的内在逻辑、行动策略与群体认同.pdf

2023年5月总第384期 第3期May 2023Sum No.384 No.337 数字母职实践：在线分享育儿信息的内在逻辑、行动策略与群体认同 赵雅馨 摘 要 代际育儿差异、前台展演形象管理和寻求专业化情感支持等因素驱动了母职实践的数字化。以育儿信息检索发布为基本单位，女性用户创造性地使用数字技术，形成了改造网络称谓、发帖引流、跨平台建立群聊、规避算法审查等行动策略。基于数字交往形成的群体认同赋能女性用户，通过增加自身社会资本、资源置换来降低育儿成本和做博主有偿劳动赋予育儿经济效益等方式，完成了“小红书妈妈”对数字母职实践的认同与内嵌，提升了母职的社会能见度，指向了新时代网络公共空间的一种可能性。关键词 数字母职实践；育儿信息；话语策略；可见性 中图分类号 C91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789（2023）03-0037-11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互联网成为普通人参与家庭再生产话题讨论的新兴平台，新媒体的内容生产和知识流动嵌入家庭日常照护，形成个人经验、数字技术和社会话语相互渗透的传播实践和文化景观。母职可分为制度性母职和经验性母职，前者指向女性孕产喂养等生育实践和被父权制社会历史所构建的母亲角色的期待，后者指向具有女性个体经验、能动实现自我赋权的后天教养和对传统意识形态的批判（里奇，2008；班涛、张茸，2022）。作为当代女性，“做妈妈”既受到传统性别文化的规训，也因数字技术赋权而获得不同于“印刷时代妈妈”的知识习得、社群组织和身份认同方式。小红书是一个以实际生活和消费经验为核心的内容生产平台。作为新生代妈妈的女性用户在该平台进行大量信息检索和发布，组织结成以儿童抚育教育为主要话题的母婴社群。这个社群以知识多向传递和社会资源交换为核心逻辑，衍生和再造一种根植于传播基础设施与技术的数字母职实践。基于此，本文考察女性用户在小红书内容社区的信息发布和检索行为，探讨女性日常母职实践数字化的内在逻辑、行动策略和群体认同，并检视女性在数字化背景中能动地资源积累和自我表达的一般过程。收稿日期 2023-02-20 作者简介 赵雅馨，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新媒体与青年、出版阅读。2023年第3期总第384期当代青年研究38 39 一、研究缘起、理论回顾及研究问题（一）家庭与职场：母职实践的渊源与流动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包含物质资料再生产和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劳动力再生产，而工人阶级的劳动力再生产不仅包含维持生产所需的生活资料和提升劳动力水平的费用，还包括对子女等下一代劳动力的培育（蔡伏红，2022）。不占有生产资料的劳动力代际再生产难以通过阶级斗争以外的方式获得自我解放，只能延续上一代的阶级关系和剥削结构。布尔迪厄提出作为一种符号暴力的高等教育隐秘支配阶层向上流动，进而遮蔽其作为维系社会不平等再生产机器的本质（布尔迪厄，2018）。从再生产理论视角出发，子代教养与家庭在场域中的位置紧密相关，家庭的政治、文化资本以及国族想象形塑着儿童福利和养育观念，根植其中的母职实践往往也随之变化。中国儿童照顾公共化是在西方妇女解放思潮和五四运动传播性别平等的背景下发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让女性大量参与生产、获得平等劳动机会成为中国共产党反对妇女封建压迫、引领妇女解放的理论起点。大革命时期，中央苏区政府通过开办托儿所等方式释放更多女性力量加入革命队伍，规范化的科学育儿成为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手段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解放女性劳动力和提高生产积极性，加强城市公办托儿所和农村托育服务建设成为阶段性发展目标之一；改革开放后，性别话语的退场推动政策从妇女解放转向儿童发展，引领育儿责任回归家庭与女性（杨菊华，2022）。2021年、2022年相继公布实施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不仅重申家庭在儿童生养抚育中的重要角色，更凸显亲职实践中的知识习得和平等参与。“奶爸带娃”等话语实践，开始引导男性参与育儿，促进家庭分工平等化。在经济供给的角色之外，新父职有育儿时间增多、参与具身照料、重视亲密关系和表达爱意等特征（王亮，2022），核心家庭还会根据夫妻特质和家人利益选择男性承担主要育儿实践（何绍辉，2020；范譞，2021）。然而，在传统性别分工思想和现代企业效率优先的背景下，女性仍是中国家庭照护责任的主体，折射出社会文化对女性的期待及女性因应能动地表达自身经验和自我发展，仍然是母职实践不断变革的源流。（二）数字化：母职理论的演进与增长点在儿童照护从私领域走向公共领域并再度私向化的趋势下，母职也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经典命题之一。母职实践的既往研究汗牛充栋，从制度性母职的范畴探讨母职，医疗技术、健康传播话语和文化期待通过系统化的孕产检查和幼儿喂养来建构女性的“母亲角色”（林晓珊，2011）。而从经验型母职的范畴分析母职，则是从社会流动、教育竞争、代际教养和家庭分工等不同层面更为立体地理解母职与社会构建之间的互动。将母职置于社会阶层和经济发展差异的背景中进行探究，城市母亲与农村母亲在中国城乡流动背景中展演出不同的母职风格（雷望红，2020），不同社会阶层的母亲也发展出运用社会资源寻求子代教养资源的不同策略（杨可，2018）。教育私向化和教育竞争激烈的社会现实也引导研究者关注母职实践中的教育向度，当代育儿方式已从物质需求转向教育竞争（安超，2020），母亲就业对子女学业具有显著影响（姚遂、陈家俊，2020），母亲过度教养不仅不利于儿童发展，还会影响父亲教养和年2023年第3期赵雅馨 数字母职实践：在线分享育儿信息的内在逻辑、行动策略与群体认同39 轻人的生育意愿（边玉芳、鞠佳雯，2021）。城镇化进程中的家庭生育结构和代际教养也成为观察母职实践边界的窗口，与传统性别分工、家庭长辈育儿理念出现明显的代际冲突（汪永涛，2020），缺乏代际与社会化育儿协助的密集式育儿实践虽然加剧母亲在家庭与职场中的选择困境，但也发展出更为紧密的亲子关系（金一虹、杨笛，2015）。女性在家庭和职场间的决策成为公共议题，职场妈妈成为打破家庭依附、反抗刻板印象、创造社会财富的“励志主角”，全职主妇则成为污名化现代女性的“无形枷锁”（聂炎、风笑天，2021）。总体而言，现有母职研究从情感、文化、社会结构等多层面进行分析，但对母职实践的网络化与数字化转向还鲜有系统化的研究。互联网时代，生育意愿、家庭教育、亲子教养等议题是社交媒体和新闻网站热搜榜的“常客”，作为社会构建中承担育儿责任主体的女性成为前台关注的焦点。活跃于数字平台的妈妈们，因其承受相同的文化压力、职场家庭困境、高育儿成本和社会流动期望而具有内部同质性，又因技术可供性下的数字赋能而展现不同于传统女性的新时代妈妈形象，互联网既赋予女性家庭劳动高度可见性，又增加母职实践中的隐性信息劳动。由此可见，媒介技术和网络思维已经从物理意义上的数字基础设施转而成为社会行动参与、主体性支配的社会建构，并与女性日常亲职教养、积累社会资源、塑造媒介形象、更迭育儿观念紧密地纠缠与交织在一起，成为当前不可忽视的重要文化景观。然而，母职实践的数字化转型具有怎样的内在动因？网络如何让女性进行不同于常态母职的信息活动？诸如此类的数字实践又为女性建构怎样的身份认同、获得何种话语资源？这些问题并非不言自明。为了回应上述问题，本研究将小红书平台育儿类笔记作为参与式观察的网络田野，并对平台育儿话题垂直用户进行深度访谈，以此来获得材料。为了确保材料的有效性，笔者通过在平台育儿话题下招募自愿参与深度访谈的用户、线下滚雪球式寻找使用该平台查询分享育儿信息的用户两种方式来确定深度访谈对象，并通过微信语音聊天和线下面谈的方式进行调查。研究期间，笔者亲身经历孕产育儿过程，由此获得更为贴近研究对象的视角与表达方式，以此来延展本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二、在小红书做“宝妈”的内在逻辑（一）祖辈参与代际教养中的育儿分工城市化进程中，随着主要生育人口受教育程度提高、妇女职场机会增多以及商品房建设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夫妻组成核心家庭。在托育制度集体化时代，核心家庭可以将部分托育照料劳动外包给公共托育机构，将更多时间精力投入社会生产。托育责任私有化、家庭化后，核心家庭若要维持双职工，需要将幼儿看护外包给职业保姆或内化为家务劳动，从延伸家庭进入核心家庭的祖辈与幼儿父母或职业保姆共同完成幼儿看护。代际协作育儿是当前中国式家庭育儿的主要形态（张杨波，2018）。然而，代际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差异导致育儿理念差异。育儿理念差异下的协作育儿难免遭遇代际摩擦与冲突（肖索未，2014）。尽管互联网和智能移动设备已经嵌入日常生活，祖辈父辈与年青一代在信息搜索与甄别上仍然存在较大差异（王小洁等，2021）。代际育儿冲突和数字鸿沟成为驱动新生代父母诉诸互联网搜索和分享育儿信息的主要动力，也催生出一种祖辈负责高劳动强度的日常照料育儿、年轻一代负责信息检索分享和短时间高质量陪伴的情感与信息密集育儿的分工方式。夫妻间的性别分工和性格气质差异又往往赋予男性一种逃避的借口，承担“妈妈”角色的女性就成为在线上2023年第3期总第384期当代青年研究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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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检索和分享育儿信息的主要群体。女性用户通过发布笔记的方式寻求代际冲突的解决，或者获取经科学验证的育儿知识来反驳祖辈落后甚至有害的育儿经验。（二）前台展演的选择性可见女性如何通过媒介内容被看见是公共空间性别话语构建的重要议题（冯剑侠，2020）。可见性是一种公共空间中的知识隐喻生产和社会过程，关乎权力关系、赋权与主体性的再造。大众媒介曾掌握着被看见或被遮蔽、如何被看见以及被谁看见的权力（陆晔、赖楚谣，2020）。平台化的新媒体兴起后，主流大众媒介话语权力部分让渡给社交媒体，也重新塑造用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自我展演。个体根据包含剧本、主体和区域在内的表演框架来进行角色表演（戈夫曼，2008），因此个体会将区域内权力关系所催生的规则与技巧内化为管理自我的内生力量，演化出不同区域内的不同展演形态。对女性来说，相较于家庭生活中的传统母职，其在社交媒体可见的母职形象属于精心搭建的前台展演。现实生活中的母职可能充满了矛盾、冲突、紧张、愉快、忙碌等复杂的多面向动态，但大多数在线用户倾向于通过在线上社区精心挑选照片、认真编辑文案、筛选好友等策略来维系一个积极正面的前台形象。当“美好、松弛”的前台展演与“迷茫、羞耻”的信息诉求相遇时，女性用户发展出在不同社交媒体平台管理不同前台形象的数字策略。通过想象受众进行印象管理需要女性调动自身能动性与话语主体周旋（叶文振、奂倩，2019）。她们一方面选择在熟人在线社区进行正面母职形象展演，例如发布亲子照片或记录幼儿成长来塑造好母亲形象；另一方面，她们会在陌生人比例更高的开放内容社区小红书发布育儿类笔记来寻求幼儿养育、家庭矛盾、孕产知识等专业化信息，开放线上社区成为相较于熟人线上社区的后台，尽管这个后台也具有前台的属性。不同社交媒体平台上母职形象管理的差异彰显女性对技术赋能的想象、对理想受众的分隔以及女性的自我凝视。（三）专业化知识与情感性支持相较于义务教育阶段儿童，学龄前儿童缺少学校和教师的专业看护，也缺乏以学校为中心结成的家长圈群体，因此父母需要更为密集的家庭看护知识。现阶段主要生育人口多为独生子女，缺乏大家庭内多个生育人口共享孕产育儿经验的条件，婚育进度差异的普遍化也让生育者缺乏同辈经验。尽管购买畅销育儿书籍在新生代父母中盛行，但相较于互联网育儿科普，市面销售的育儿书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且难以即时互动，部分妈妈们会转向公立或私立医院的儿童保健门诊询问育儿知识，但就诊的经济和时间成本使该行为局限于医疗资源充足地区或全职妈妈。因此，越来越多的女性转向无须付费的在线内容社区来获取专业性育儿知识。社交媒体平台既有儿童保健医生或机构开设的专业账号定期发布育儿知识，也有具有医学教育背景或生育经验丰富的母婴意见领袖，还有海量的普通用户出于互助和记录的心态分享育儿经验，为女性用户提供丰富的专业化数字育儿资源。平台垂直领域流量分配规则使女性在平台上对难以在熟人社区公开讨论的生产疼痛恐惧、产后漏尿、哺乳技巧等话题进行公开讨论，也让这些私密话题在妈妈群体的交流中完成去性化、去羞耻化。互联网成为女性学习专业化母职知识的主要媒介之一，以经验共享为主要方式的同辈支持社区为妈妈们提供工具性和情感性支持（周培勤，2019）。2023年第3期赵雅馨 数字母职实践：在线分享育儿信息的内在逻辑、行动策略与群体认同41 三、“成为姐妹”：新生代母亲的在线行动策略（一）特殊的称谓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词汇也在不断经历着生产、消亡和再造。“小红书妈妈”们通过征用改造词汇来完成线上社交关系亲疏远近的分配，数字平台中词汇的创造性使用也帮助女性快速获取现实生活中获得成本极高的亲密感与信任关系，进而为线上社群内部的群体认同和资源积累铺垫话语基础。受中国农业社会传统文化中泛家族主义和差序格局社会结构的影响，用亲属称谓称呼社会交往中的陌生人既是言语交际中的礼貌原则，又能拉近彼此间的亲密关系，具有一定的文化合理性（潘祥辉、杨鹏，2018）。“姐妹”作为一个古已有之的词汇从亲缘关系代称转变为网络流行“拟亲属”称谓，被赋予特殊的情感和价值符号。小红书平台育儿类笔记中，最常用作交际活动先导的称谓就是“姐妹”。“姐妹们，请问有没有闲置的儿童衣物？”“想知道各位姐妹都是多大给孩子断夜奶？”“求教各位姐妹早教班该不该报？”等育儿笔记大多以“姐妹”来称呼所有潜在的互动用户，甚至有男性用户在笔记或留言中声明性别后，类似于“我们不管，来了小红书就是姐妹”高赞评论也成为常规回复。“姐妹”一词的网络亚文化语境构建了一个以女性为主体的数字母职话语体系，不同于现实生活中母职身份的弱势地位，社交媒体平台塑造了一种在性别内部突破年龄禁忌、在性别外部打破男权规训的强势话语权，对内平等化和对外领地意识也标志着该平台育儿信息鲜明的性别化色彩。不同于“成为姐妹”的共识，“宝妈”则是一个更具争议的自我称谓。在不少育儿类笔记中，发文者以“宝妈”自居。选择用“宝妈”来构建育儿信息文本是女性用户用以获取育儿知识的话语策略，体现女性用户自愿减少个人色彩以高效换取育儿信息的内在动机。尽管科学育儿对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母职神话进行了批判，但其所宣扬的母乳喂养优越性、母子亲密关系对儿童成长的重要性以及女性自身对传统母育风格的内化仍然巩固着母爱神圣化、浪漫化的话语体系，不少女性用户在生育后选择“母亲”作为自己在社交媒体进行前台展演的主要角色。不过，这种禁锢女性主体性的话语在小红书平台女性用户中引起小范围争议。受访者FY解释：“在小红书上，我不喜欢用宝妈这个称呼，感觉有点过时，显得我好像生活中只有孩子一样，我不想给别人留下这种印象。”不少女性用户自发选择改用第一人称称谓来强化自己的母职自主权。女性用户的母职自主权构建还体现在对作为丈夫与父亲的男性称谓的非传统改造上。小红书平台的育儿笔记中，大多女性用户选择用“队友”这一称谓来指代丈夫，而非现实母职中“爱人”“老公”“先生”“孩子爸爸”等常见称谓。当前，两性平等社会文化对核心家庭的渗透、男性参与育儿政策保障鼓励了相当数量的男性参与育儿实践。男性参与育儿照料可以促进女性就业和劳动力市场平衡发展（王希茜、何宗樾，2022），在分担女性母职劳动的同时营造平等的家庭协作氛围。语言是一种表达思想、观点和情感的媒介（霍尔，2013）。女性用户在数字平台使用“队友”指代丈夫，将文本中女性对夫权的依附转化为两性之间的合作，既体现其对男性作为丈夫和父亲进行再生产劳动的认可，又规避了在传统文化影响下使用非传统称谓带来的文化休克和另类凝视。（二）发帖与标签互联网赋能女性以低成本和易操作的方式随时随地查找信息、寻求帮助以实现“数字化抚育”（徐婧、孟繁荣，2021），并凸显女性驾驭数字技术的智慧，以低成本和高效率的信息获取帮助女性2023年第3期总第384期当代青年研究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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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成社会对“万能妈妈”的期待。小红书女性用户习惯使用该平台App手机终端对育儿信息进行搜索。相较于PC终端，手机终端具有移动化、场景化的特征，女性用户能随时保持在线状态以应对育儿突发状况。例如哺乳喂养过程中的呛奶、发烧感冒、幼儿外伤等紧急状况出现时，一些妈妈会马上在小红书检索相关处置办法，判断是否自行处置或紧急就医。WN在访谈中说：“孩子会翻身后不小心从床上掉下来，当时我和我老公紧张坏了，我就赶紧先在小红书上查用不用去医院，小红书上说如果孩子没有呕吐和昏睡而是马上大哭的话就不需要马上去医院，在家观察就行，帮我们省了一笔检查的钱。”在育儿信息庞杂、儿童个案差异化、检索信息有效性不足的情况下，女性用户会进一步使用发帖功能对希望获取的育儿信息进行提问。“儿童为本”观念所倡导的有意识抚育逐渐成为幼儿早期教育的主流和共识（陈乐乐，2019）。尽管早教机构和幼儿园已成为较成熟的早期教育实践地，仍有越来越多的父母致力于在家中打造良好的早教环境，而互联网提供了比印刷时代更为优质的家庭教育信息资源（张小红，2022）。小红书女性用户通常会根据家庭经济收入与儿童发育状况在线发帖，寻求个性化的家庭教育建议，通常会有大量热心妈妈甚至专业的母婴博主留言解惑，而评论区的互动和发帖文本形成互文性，成为其他检索用户的信息源。受访者YYL指出，她从外地远嫁到本市，没有同龄的朋友，也没有在小区结交到同为妈妈的邻居朋友，于是她在小红书发帖提问，寻求孩子入园前的早教建议，购买巧虎早教服务在家为孩子读绘本唱儿歌，感到社交媒体对当妈妈很有帮助。因此，她也推荐自己老家的发小注册小红书账号。发布育儿类笔记，除了文本内容外，还要通过配图、加标签等方式增加笔记在信息流中的可见性。通过上述引流手段增加自身笔记的权重，一方面可以增加自身笔记被推送至其他同类用户首页的概率，另一方面也可以提升自身笔记在其他用户搜索关键词所得搜索结果中的排名位置。“育儿经验”“90后宝妈”“带娃笔记”“科学育儿”“新手妈妈”等标签常常被插入文本信息末尾，而未插入标签的笔记获得大范围曝光的概率较小。这样的行动策略既描摹了平台用户接受平台逻辑宰制的权力秩序，又体现了女性用户对平台算法的感知与想象。算法将家长可能感兴趣的内容呈现在用户首页，也激发了更多的搜索行为（王小榕、张阳阳，2022）。算法也让数字母职更加根本地区别于现实常态母职，凸显了女性在习得知识和媒介素养方面的智慧，而这种智慧在现实母职中可能很难集中且精确地被看见。（三）平台间的流动女性用户在小红书平台的育儿信息检索和分享引发了跨平台的数字流动实践，而这种跨平台流动模糊了线上与线下行动之间的边界，联结了网络两端和平台之间的社会关系，使数字母职惠及现实母职，现实母职革命继续驱动数字母职探索，最终实现女性的全面发展。在小红书平台，女性用户会根据某一孕产育儿话题形成小型社群，例如“待产群”“新生儿妈妈群”“托育班妈妈群”等。较之现实母职实践，点击关注、拉好友进群的指尖行动更容易结成可靠社群。当女性用户感知到内容社区的公开评论或一对一私聊功能对于知识流动和情感交流的限制时，就会进入由某一用户牵头组成的群聊进行互动。尽管小红书平台也对普通用户开放群聊功能，但由于不同平台对敏感词汇和外部链接的包容性不同，大部分小团体选择更具开放性的微信平台组成群聊。2023年第3期赵雅馨 数字母职实践：在线分享育儿信息的内在逻辑、行动策略与群体认同43 通过添加微信好友让渡部分隐私权来加深彼此情感关系，女性可以在封闭的群聊中摘下前台的精致面具，与拟亲属化的“姐妹们”发泄日常母职中的种种负面情绪，而无须担心完美妈妈形象的溃败和他者的道德化指责。即使在未建立其他群聊的情况下，女性用户在小红书平台的育儿信息交流中仍然可以通过替换和修改关键字的方式将流量导向其他电商平台。多名受访者提到“某宝”“某东”“PDD”代替“淘宝”“京东”“拼多多”的规避屏蔽技巧，这种圈内“黑话”几乎成为每个小红书妈妈进入群体后的必学语言。这种算法审查机制下的词语替换揭示了母婴育儿信息与大量消费决策间的紧密关系，孕育出了一个潜在的、被消费主义裹挟的巨大市场，一定程度上使母职自主权被商品社会和消费文化的话语体系所控制，但也呈现了女性在数字母职实践中规避平台对外部电商链接算法审查以降低消费决策成本的主体性。在跨平台交往中，小红书的育儿社群还能对既有育儿知识进行本土化改造与选择性吸纳，弥补女性常态母职中个体缺乏在地化知识的局限性，让全球化科学育儿知识经由数字交往完成国际旅行。以蒙台梭利教育、婴儿睡眠训练、美吉姆/金宝贝早教体系、国际青少年编程竞赛、IB课程体系等为代表的国际育儿知识体系在国内新生代父母群体中逐渐流行，然而海外知识的中国落地并不完全由知识生产或教育体系自身来进行改良和优化，在国内教育实践中以家庭为单位对海外理论的改造也融入家庭文化和国内教育体系。城市中的“蒙氏妈妈”就通过加入蒙氏教育微信群来讨论如何对蒙氏教具进行工具性改造，改造后的知识能力提升课程虽然脱离蒙台梭利的原著精神，却为缓解“蒙氏妈妈”应试教育焦虑提供了一个可行路径（苏熠慧等，2022）。四、不断跨越边界的群体认同（一）话题延伸，丰富社会资本生育所带来的母亲角色不仅为女性的身份认同带来更复杂的面向，还更为直观地改变女性的身体和心理状态，进而导向和生育前不同的社会交往与个人需求。不少女性在生育后的首要问题是身材走样和因熬夜而改变的皮肤状态，媒介环境中针对孕产女性的美容美体产品广告也在潜移默化地规训女性审美，让普通女性在孕产养育过程中对外貌管理投入大量关注。受访者LYY就表示了对产后身材恢复的焦虑：“生完孩子之后，天天在小红书搜怎么在哺乳期间减肥，开始跟着博主做瑜伽，虽然现在体重还没恢复，但是看到其他妈妈也这样我就放心了。”三岁孩子的妈妈ZNJ很擅长美妆和穿搭，工作闲暇之余也在小红书平台发布穿搭经验，虽然并未积累太多粉丝，但她表示这样的互动使她在育儿的同时发现自己的社会价值。这类审美取向的延伸话题一方面催生了女性用户大量的消费决策，另一方面也通过女性用户自身认可的“变美变青春”的方式赋予其正向心理能量，以此来弥补生育后激素水平下降和社会位置改变所带来的心理落差感。与此相似的还有女性用户基于育儿延伸的情感与就业信息需求。母职惩罚指女性生育后在就业和职业发展中的结构性不利因素，这种机制由文化上以家庭为重心的好母亲好妻子刻板印象触发，引发了雇主对女性劳动者的发展限制、固定想象和劳动机会减少（杨菊华、孙超，2019）。因此，婴幼儿妈妈也更期待在就业方面获得支持（洪秀敏等，2021）。不少女性在孕产后希望重新回归职场或者转向可移动办公的有偿数字劳动，这些女性用户会在小红书平台育2023年第3期总第384期当代青年研究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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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类笔记中发帖描述自身教育程度、职场背景、职业技能、幼儿成长状况等，以寻求其他有经验的妈妈用户给出职业发展建议或者吸纳进入微商、博主等数字劳动行业。而因家庭收入不平衡、家务劳动分工分歧等因素引发的家庭内部情感矛盾也成为女性用户发帖咨询讨论的主题。不论是外貌、情感或是就业，这些由幼儿养育所引发的话题延伸讨论都将数字信息转化为母职中的社会资本。数字化母职所带来的、难以在日常生活中获得的海量信息强化了女性在职场家庭母职博弈中的话语权，增加了女性在数字和日常母职实践中的自我效能感。（二）资源置换，降低育儿成本以育儿为核心展开的跨越边界的数字实践还体现在女性用户在小红书进行的资源置换。不论是实物置换还是信息交换，都以女性用户对育儿社群的信任为其行动底层逻辑，模糊了日常母职和数字母职之间的边界。由于婴幼儿用品消费具有前置性、品牌溢价高、流通体系不完善等特点，很多女性用户会在电商平台折扣季囤积大量纸尿裤、奶粉、衣物等婴幼儿用品。在小红书平台，常见以“双十一纸尿裤薅羊毛”“又给儿子囤了三个月的奶粉”“新手妈妈的辅食用具囤货指南”等为标题的育儿笔记，这一类育儿信息中既有低价囤货的技巧，也在评论中有大量寻求不合适尺码的衣物、不合适口味的奶粉、不符合家庭生活习惯的婴幼儿用品的物品置换信息。在线用户小Y感叹道：“多亏在小红书发帖子，才让我在居家隔离期间跟同城的妈妈置换到四桶奶粉，不然儿子断了口粮。”对置换物品的价值一拍即合后，因涉及转账等交易行为和收付款地址等个人隐私信息，小红书用户倾向于转向其他聊天功能平台或二手交易平台进行物品置换。儿童物品捐赠也是平台常见的资源置换活动。在过去的多子化家庭中，儿童衣物用品常在延伸家庭中流转。进入少子化时代后，不少幼儿家庭产生大量闲置衣物和用品，越来越多的女性用户开始在小红书的育儿社区开展儿童物品捐赠，也有不少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女性用户主动发布育儿笔记寻求捐赠衣物。此外，雇佣职业保姆的城市中产家庭女性还会在平台交流关于规范保姆家务劳动、监督保姆照看幼儿、协商保姆劳动报酬的策略，以母职和雇佣者的角色来交换信息，而这些信息在现实生活中会因为劳务中介而难以在妈妈群体中广泛流通。当前，中国家庭抚育幼儿的经济成本逐年升高，然而这样的高育儿成本在降低整体家庭成员生活水平的背景下并不具有可持续性（王俊、石人炳，2022）。因此，资源置换也是女性为降低育儿成本、盘活闲置资源的一种工具性数字实践。在这个过程中，交易双方完成了小红书用户、二手交易买卖家、聊天软件好友等多重身份转换，所需的技术和沟通能力要求远高于日常母职。（三）职业博主，有偿育儿劳动尽管母婴消费市场中大多数广告的主角是新生婴儿或儿童，但其背后真正的消费主体是女性。流水线工业生产的孕妇用品和婴幼儿用品，第三产业提供的孕期运动、月子中心和产后康养，文化产业生产的幼儿绘本早教教材从备孕、怀孕、生产再到育儿，各种各样的消费品充斥于女性的日常生活，消费广告在制造焦虑的同时也提供希望，将儿童美好未来的期望寄托于商品所代表的意义符号上，形成一个大规模消费景观。女性承担妈妈角色时可能做出更多的消费决策，这就催生了社交媒体平台母婴领域的大量意见领袖利用信息差来成为“导购”，以专业化育儿背景作背书提供消费建议。2023年第3期赵雅馨 数字母职实践：在线分享育儿信息的内在逻辑、行动策略与群体认同45 而即便传统文化中固定性别分工的藩篱已经被现代信息技术、平等性别文化、女性劳动权益保障政策等现代论述冲破，不少女性仍然很难在生育后完美地兼顾家庭与职场。因此，为了寻求育儿母职、自我认同及无酬家务劳动之间的平衡，在小红书当“博主”就成为提供灵活就业、转化无偿育儿劳动为有偿数字劳动的快速通道。尝试在小红书做博主的WJJ认为：“可以在家办公且工作时间灵活的博主是我一直以来想要尝试的事业，既方便随时照顾家中幼儿，又能把自己擅长的育儿变成能挣钱的科普，既能补贴家用，又能让自己有一个买买买的小金库。”商品经济的发展既需要女性作为生产者投入社会生产，更需要女性作为消费者提供原生动力，女性形成强大购买力不仅需要消费主义话语体系对购物欲的刺激，更需要女性走出家庭从事有报酬的付费劳动才能更深程度地释放女性消费能力（聂炎、风笑天，2021）。在小红书当博主，其发布的育儿内容具有一定的工具性色彩。为了转化流量为效益，博主需要在育儿知识科普中适当地插入相关产品的广告，也需要在各大电商平台折扣季前盘点母婴用品购物清单。然而，从现实生活中的妈妈到社交媒体博主的转变，为育儿信息附加了社会经济活动的利益色彩，母职实践的数字化和资本化从亲子关系拓展到消费关系，女性消费能力的提升增加了“她力量”在社会话语体系中的可见性，也强化了数字母职实践相较于常态母职更为多元化的取向。五、结论与反思育儿从集体化走向私人化的路径不仅呈现了政治经济运转下逻辑话语对妇儿发展的牵引，还映射了政策、资源与妇女解放之间的平衡，也凸显了社会文化对亲职实践边界的想象。在母职继续以私领域责任存在却以公领域话题呈现的社会实践中，女性面临着来自家庭与职场的双重压力，承受着结构性因素导向的“母职惩罚”和“母职内卷”。本文着眼于信息通信技术和社交媒体平台在女性生养抚育过程中所给予的多面向支持，发现女性母职实践走向数字化的内在逻辑源于代际育儿差异、不同需求导致的前台展演和互联网专业知识情感支持的可得性；数字母职展演以育儿信息检索发布为基本单位，形成了改造网络称谓、发帖引流、跨平台建立群聊、规避算法审查等创造性使用数字技术的行动策略；基于数字交往形成的群体认同赋能女性用户延伸育儿话题至情感就业来增加自身社会资本，也用资源置换来降低育儿成本，还通过做博主的有偿劳动赋予育儿经济效益，完成了自身对“小红书妈妈”和由此而来的数字母职劳动的认同与内嵌。尽管以女性用户为主体、以育儿信息为基础的数字母职实践强化了性别分工中女性承担家庭照料的刻板印象，但多元化数字母职实践策略和不断跨越边界的群体认同聚合了无数女性的创造性信息劳动，也聚集了不同的母职认同与母育解读，不仅让曾经隐藏于大众媒体的繁重家务变得可见，更揭示了女性对与多重身份相对应的劳动保障与权利的需求。作为妈妈的女性数字用户与数字技术、平台规则之间持续的合作与角力提升了母职的社会能见度，育儿相关议题的出圈也在不断影响主流话语和社会文化。数字化的母职实践帮助女性优化母职，也激励女性寻求更多话语权利和社会认可，女性主体性、母职规范、平台媒介之间的协商与互动有待更深入的研究。参考文献安超，2020，科学浪潮与养育焦虑：家庭教育的母职中心化和儿童的命运，少年儿童研究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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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ZHAO YaxinAbstract:ICT and social media platforms support motherhood practices in multiple ways.The digitalization of motherhood practices is driven by intergenerational parenting differences,front stage performance,and the search for specialized support.On the basis of searching and posting parenting information,women users have developed creative action strategies to use digital technology such as revamping titles,posting with tags and establishing group chats across platforms to avoid algorithmic censorship.The group identity formed based on digital interactions empower female users to extend parenting topics to increase their social capital,as well as to reduce the cost of parenting by exchanging resources,and to give economic benefits to unpaid parenting by being a blogger,completing their own identification of being a member of Xiaohongshu-Mom.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