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阐释论与中国当前文艺批评.pdf

文章编号：1 0 0 32023)03-0040-12HUNDREDSCHOOLSINARTS邓心强，等40强制阐释论与前文艺批评强制阐释论与中国当前文艺批评邓心强，丁子瑞（中国矿业大学人文学院，江苏徐州2 2 1 1 1 6）摘要：自2 0 1 4 年以来，学界围绕张江提出的强制阐释论展开了热烈探讨，掀起了一场大型的、持续了近八年之久的学术论争，这强烈冲击了文学理论、古典诗学、美学等多个学科，也深远影响了当代的文论重构及批评重塑。强制阐释论反对理论至上和理论先行，对以理论主宰和剪裁文本、从理论中生成理论、忽视理论与文学实践之关系等系列做法，给予了猛烈扦击，这为当代文艺批评如何处理文本、实践和理论之间的关系指明了方向。张江所论阐释限度、公共阐释、阐释伦理、强制立场、开放对话等，皆为当前文艺批评重构树立了法式和准则。而关于平衡感性和理性，把握作者、文本和读者的关系，从具体批评出发提炼成文学理论概念和命题，以及建构一种审美化批评等系列探讨，皆可化为资源，助推当前文艺批评的健康发展。关键词：强制阐释论；本体阐释；文艺批评；文论建构中图分类号：J05文献标识码：A自2 0 1 4 年张江教授提出强制阐释论以来，学界围绕阐释学掀起了一场大型学术论争，论争持续了近八年之久，影响深远。先后有文学理论、古典诗学、现当代文学、美学等多个学科的数十名学者积极参与对阐释学的探讨，或受其启发从强制阐释角度反思其所研究学科中的问题。围绕阐释学基础理论、中外阐释理论与实践、阐释学的流派建构等命题，学者们进行了深入和持久的讨论，这是继此前“主体性”“失语症”“日常生活审美化”之后又一次大型的学术争鸣，对当代文艺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进入2 1 世纪以来的一个标志性理论事件。学界纷纷给予了高度评价。张玉勤指出，“强制阐释论，体现的正是对西方文论的一次全面把脉，是对西方文论内在机理的症候式分析，是对后理论时代文学理论何去何从的一次探索性考量，是新的文论重生转向的力量孕育”1 1。范玉刚认为，“以“强制阐释 概括其基本特征，把脉当代西方文论研究的根本性缺陷，视之为本体性特征，可谓一针见血。强制阐释论有力地批判、廓清了长期以来萦绕于中国当代文论研究中的一些模糊认识和误区，有以正视听、令人豁然开朗之*基金项目：本论文为2 0 1 9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文学阐释学的中外话语资源、理论形态研究与文献整理”（项目编号：19ZDA264）阶段性成果之一。作者简介：邓心强（1 9 7 9 一），男，汉，湖北大悟人，文学博士，博士后，中国矿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矿业大学第九批青年学术带头人。研究方向：阐释学，文体学。丁子瑞（1 9 9 8 一），男，汉，江苏徐州人，中国矿业大学人文学院2 0 2 1 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阐释学。HUNDREDSCHOOLSINARTS41艺术百家2 0 2 3年第3期总第1 9 2 期感 2 6此外，姚文放、高楠、李春青、毛宣国、段吉方等学者纷纷肯定了其学术价值。强制阐释论是具有巨大学术空间的理论命题，它关涉四个核心维度：西方文论的突出特征及对中国文论的影响；当代文论的建构问题；当代文艺批评现状以及学界评论、阐释论与研究的模式。就目前的文献来看，学界对强制阐释与当代文艺理论建构的思考和研究相对较多，而对它和当代文艺批评之关系的探索相对较少。这成为本文要重点解决的问题。愚以为，文论形成与建构固然重要，文艺批评与实践亦不可忽视，它与文论建构休戚相关并成为其基础。张江提出的强制阐释在中国更倾向于指向文艺的批评与实践，即以西方理论对具体的批评进行强制解读、阐释和研究。自艺术学被设为一级学科以来，围绕艺术展开的各种评论便异常活跃，反思强制阐释论与中国当前文艺批评的关联及其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一、理论至上和文学性的失落及边缘化（一）强制阐释论的突出特征与核心观点按张江的看法，“西方文论的强制阐释背离了文本话语，消解了文学指征，以前置的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做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3 5 1,这句话高度概括了强制阐释的突出特征，这已成为学界共识，兹不赘述。我们重点探讨强制阐释理论至上的特征及形成，它运用于文学阐释的反向路径及文学性的失落问题。早在世纪之交前后，国内就有学者意识到西方文论发展中存在理论至上、与文学实践脱节，以及引进中国后南橘北积，缺乏阐释有效性等问题，此前学界曾对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理论之后文论何去何从等话题进行过多次探讨。这些先导性的思索和分析，几乎成为2 0 1 4 年强制阐释论生成的前奏和铺垫，它们为这个本土原创性概念的催生蓄势。结合“文革”后三十多年西方文论的渗透和中国文论发展的现状，强制阐释论的提出可谓水到渠成。张江在梳理和透视西方文论史后，以思辨的分析、严密的论证和犀利的语言提出此理论，是对西方文论特征的精准概括，具有高度的理论概括力，可谓切中西方文论之弊。他批判和剖析西方文论不是根本目的，最终导向中国本土文学和文化问题，思索当代文学理论和批评建设问题。张江破立结合，使强制阐释论具有张力，并引发关注、启人深思。综合张江多篇文章论析与看法来看，强制阐释将文学“架空”、使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文学性”边缘化，用于文学阐释和研究令人警醒，到了必须根治的地步。本文结合强制阐释典型特征，对文学的边缘化和文学性的失落进行如下分析：1.强制阐释大量征用场外理论，从历史、哲学、语言学、人类学、政治学、心理学乃至自然科学等领域中，采用挪用、转用、借用等方式获得理论资源。这种理论包装出了文学所指，通过话语置换、硬性镶嵌、词语贴附等方式，“将之强制移植文论场内，抹煞文学理论及批评的本体特征，导引文论偏离文学”4 1 5。在其主宰下，文艺批评变成了对场外理论正确性的印证，批评的思维和方向均受场外理论模式制约，无法丰富而多元地展开。2.主观预设是从现成的理论出发，遵循前置的立场、模式与结论，“批评变成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理论目的的注脚”5 1 2 4。在主观预设的规训下，文艺批评被理论剪裁，阉割了文本的丰富性和评论的发散性。正如西方学界所调侃，只要你告诉我你用哪一种理论批评，我就知道你会得出什么样的认识和结论。对文论和批评而言，这都是荒谬的。3.采取混乱的认识路径，从既定理论出发来评论文本，而不是结合理论从文本和文学出发来评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与实践关系论的一种颠覆。在这种模式的操控下，评论者只要熟某种理论流派的方法与思路，无须细致研读文本或熟悉文学实践，就能得心应手地评析和阐释。长此以往，将导致一种只用理论而不读作品的空疏学风出现，不利于文艺批评发展。4.批评理论的繁荣与指向非文学对象。从2 0 世纪6 0 年代开始，西方兴起了各种“批评理论”，“就其本意来说，它主要不是指向文本，尤其是文学文本。它指向理论，用汉语表达得更准确一点，可以称作“批评的理论”6 2 4。它的对象不是理论而是社会，是理论以外的物质活动，这基本上与文学关系不大，它关注和批评的是社会中的阶层、性别和文化等，“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理论而不在文学，它实现的是理论的文学化，即使用文学为理论服务，而不是文学的理论化,亦即构建文学的理论”6 2 5。这种理论在出场、传播甚至当前教材编写、学术研究中，也被冠以“文论”的名义成为一种支派，实则对纯正的文艺批评帮助不大，从根本上来说，它是一种理论在先、剪裁文本的强制阐释模式。HUNDREDSCHOOLSINARTS42强制闸释论前文艺批评邓心强，等5.以理论为中心，文本和文学被疏离。百年来，西方文论经过多次变换，不断地在解构中前进，“走上了一条理论为王、理论至上的道路，进入了以理论为中心的特殊时代。其基本标志是：放弃文学本来的对象；理论生成理论；理论对实践加以强制阐释，实践服从理论；理论成为文学存在的全部根据”7 5。这使当前中国文艺批评也受理论中心论的影响，理论主宰文本，凌驾于文本之上，评论不以具体文本为对象，而是在理论之内推演，很多文论从范畴到范畴、从命题到命题滑移。诚如张江所叹：“我的疑惑是，作为文学的理论，既不关注文本，又不关注审美，而只热心于一般的社会批判，热心于非文学的思想建构，热心于黑格尔意义上的纯精神运动，还是文学的理论吗？6 2 6 理论与批评、与文学的脱节由来已久。一且文论主宰了文艺批评实践，文艺批评的生成不是由实践中来，而是靠自己来发展、检验自己，于是没有“文学”的“文学批评”由此产生，理论、批评、文本彼此脱节的情形便扩散开来。（二）对当前文艺批评的冲击及本体阐释的救治西方文论传人中国后，被很多学者强制用于文学理论与批评中，致使一种新型的强制阐释在当前文论界大量存在。受其负面影响，当前文学批评也产生了相应的问题。如一些阐释者放弃自己的专业职责，像普通读者一样随意地解释文本，“就像当今一些批评那样，根本不需阅读文本，只要从既定的立场出发，操作一套理论模式，就可以有以文本名义却与文本毫无关系的解释”8 8。这种基于理论而非阅读的批评，不用遵循阐释伦理，其结论的科学性值得怀疑。这种现象在当前学院派和一般的读者群中都大量存在。这种基于强制阐释而进行的文艺批评，对促进批评的繁荣、推动理论的建构无济于事。又如，阐释者熟练操作一套文学理论，以现成的阐释模式和主观预设来解读活生生的文本，用理论来钳制文本，用理性来规训感性，将文艺评论中应有的审美、体验、独见、发现置换为理论的话语印证和魅力体现。“一种文学理论转换成相应的操作模式，把这个模式放置于阐释之前，活生生的文学和文本，被疯狂挤压为同一的产品，作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被扭曲为阐释者的抽象意志，如此理论哪里还有理论的本来意义。”9 1 39这表明前置立场在先的阐释模式对文艺批评来说并不科学，先人为主的解读、评论容易使文本同质化，掩盖了文本的丰富性。与强制阐释相对应的本体阐释，是近年来阐释学论争中另一个核心范畴，广受关注和讨论。这对克服理论中心论、引导学界走出强制阐释模式的泥潭具有重要价值，无疑也为当前的文艺批评指明了出路、提供了方向。何谓本体阐释？它是“以文本为核心的文学阐释，是让文学理论回归文学的阐释 1 。综合张江和学界的探讨来看，它有四重要义：1.本体阐释以文本的自在性为依据，阐释的对象在于文本的确在意义。这是对强制阐释的“反其道而行之”，将先理论后文本、以理论主宰文本的解读方式扭转过来，使之回归正轨。一方面，文艺批评从文本出发，紧扣其自在含义，就避免了不遵守阐释伦理、不尊重作者原意，而以批评意图取代文本意图的行为。虽然学界对将文本自在含义作为阐释的对象多有质疑，相关争议很大，但它“遵循正确的认识路线，从文本出发而不是从理论出发”1 0 ，并且拒绝了前置立场和结论，这是扭转当前文艺批评陷人强制阐释困境局面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它的另一重意义在于确立文本阐释的约束性，避免阐释过于臆断和随意，任由批评者的主观意图在阐释中泛化。2.文本是本体阐释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里的文本主要是指包括创作或批评在内的文学作品。此准则确立了阐释中文本、文学的聚焦点和核心地位。一方面，文艺批评要从文本而非理论出发，克服了理论先行，以理论来剪裁、强制文本的弊端；另一方面，立足文本、文学进行评论和阐释，则后续生发出的理论与批评才有依据，如同果实长在树枝上。此外，它还有效地扭转了学界遇到作品就用西方理论解读的旧有模式和风气，这对当前形成正确的文艺批评生态大有神益。3.本体阐释包括核心阐释（文本确有的思想与含义）、本源阐释（话语动机、作者未说、时代背景）、效应阐释（传播接受、受众反应）三大类，分别对应原生话语、次生话语、衍生话语三重话语。这融合了艾布拉姆斯文学四分法、古代孟子知人论世说及读者反应批评论等文艺思想，使文学阐释不再拘泥于“文本”的精致的瓮中，而走向了开阔的作者、语境和读者等维度。这一理论虽有较宽广的学术空间，似乎像西方各种理论流派那样在阐释中也能导向社会各方面，但根本的不同在于，核心阐释和原生话语是根基，其他皆是辐射，如“众星捧月”般环绕在核心阐释周围。这和强制阐释导向社会、物质等非文学的东西的HUNDREDSCHOOLSINARTS43艺术百家2 0 2 3年第3期总第1 9 2 期模式，有根本区别。这启示和提醒我们，文艺批评完全可以基于对作品原意的理解和挖掘而拓展到意义生成的多个维度。4.虽然张江及相关学者并未明确阐明“本体”所指为何，但是它在不同论述和语境中指向文本、实践、文学等多个方面，如将文艺批评视作本体，则当前文艺批评应坚守三个原则：自在性是文本的阐释对象和根基；文本的阐释既开放又有边界；运用批评理论要符合文学的自身特质和实际需求。如转换成主体应有的品格或姿态，是否可以理解为，当前文艺批评者要与作者贴心、走进文本世界、把握文学语言符号、抒情达意、反映生活、刻画人性、表现意识形态等突出特征。虽然意大利美学家安贝托艾科提出“过度阐释”等理论，学界对当代文论发展确有担忧之情，但是诸如过度阐释、浮泛阐释、不读作品就阐释在当前文艺界和批评界还大有市场。而作为文学本体论意义的本体阐释，则要充分尊重不同时期对文学观念的认识，在阐释中要以本土的文学实践和经验为蓝本。张江曾言：“文学理论的生产必须依据文学的实践和经验，离开文学的实践和经验，就没有文学的理论”7，“对文学理论建设最迫切、最根本的任务，是重新校正长期以来被颠倒的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抛弃一切对场外理论的过分倚重，让学术兴奋点由对先验理论的追逐回到对实践的认识，让文学理论归依文学实践”1 0 。他格外强调文学实践的基础地位与重要性。（三）文学理论的生成及其与文艺批评的脱节本体阐释是针对强制阐释的弊端、误区和惯性而提出的。在强制阐释主导下，文论和实践结合不紧密，文论的生成不来源于实践也不指导文学实践。实际上，它来源于自身或场外，对文学实践形成规训和制约，这违背了正常的认知逻辑和阐释范式。强制阐释论的提出和学界的深人探讨，使我们进一步看清了中西文学理论的生成模式和特征，看清了文论和批评实践关系的异化。1.理论的生成与自足问题。理论的生成与自足问题是反思中外文论与批评的关键所在。为何西方文论和中国学界都奉行强制阐释？为何理论可以强制和主导批评实践？为何理论不从变动中的批评实践来却依然发展得极昌盛？这些答案都可从透视“文学理论”中得来。西方理论的生成大量借鉴其他学科，从场外征用中而来，早期文学理论还从哲学、语言和历史学中转化生成而来，2 0 世纪6 0 年代以后，其开始从政治、社会和文化活动中而来。在转化成文学理论的征程中，有的成效明显一些，还彰显文学性，或与文本、文学结合得紧密一些，尤其是符号学、叙事学、阐释学等；有的则背离了文学话语，成为文论后拥有强大的原学科基因。“理论的成长更要依靠其内生动力。这个动力首先来源于文学的实践，来源于对实践的深刻总结。依靠场外理论膨胀自己，证明当代西方文论自身创造能力衰弱，理论生成能力不足，难以形成在文学和文论实践过程中凝聚、提升的场内理论”4 7，而场外的学科门类、理论思潮及相关话语不断变化，依托场外而形成的文论也就有了非文学实践的生长突然，只要借助词语贴附、硬性镶嵌等方式，就可不断地横向漂移和推演，在建构与解构的交替循环中形成一个个标新立异的理论流派。西方文论由此获得了一种生长惯性，不依靠文本和文学，在理论内部推演即可。“当下的学院派有一个明显的倾向，就是理论的生存和动作与具体的文本阐释和批评严重脱节，其理论生长和延伸，完全立足理论，立足概念、范畴的创造和逻辑的演进，与文学实践及其文本的阐释相间隔和分离。”6 2 其后果也就可想而知，文学理论自我生长、自我进化，其存在的根基和价值也就不复存在。这与西方文化精神紧密相关。2.理论与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的脱节问题。在传统社会，理论与创作、与批评紧密结合，一方面，文论除了从儒释道文化及哲学思想转化而来外 1 2 4 3文学批评和实践是它的重要来源。尤其是自魏晋以后，关于文体分类、诗文本质、文章价值的认识及理论，皆从文学实践中提炼、升华而成。曹丕、陆机、刘、司空图、白居易、王夫之等人的文论莫不如此。另一方面，很多文学理论家同时是作家、诗人或文艺理论家，他们在创作和批评实践中自然而然地提炼出文论，这在古代非常普遍。主体身份的双重性使传统诗学具有深厚的文学土壤，在具体阐释中具有适应性，展示出强大的理论生命力。而五四以后文学创作和批评日趋分化，加之西方文论的强烈冲击，各种理论自我衍生与发展，批评游离于创作并与理论走得更近。无论是文学理论还是批评理论，都不再密切关注文学实践。这种风气在近二十年的国内学术界愈演愈烈。张江及相关学者进行了清醒和理智的反思。虽然文学理论在当前并不一定指导文学创作，但是它应该指向文学批评活动自身成为学界新的追求，学者们在文HUNDREDSCHOOLSINARTS邓心强，等44强制阐释论与中国当前文艺批评艺批评中感受批评表达思想的乐趣，“文学理论建构意义上的文本细读不限于诗歌、小说一类的文学作品，也应该包括批评文本的细读”1 3 9,这提示我们，今后的文学理论应积极关注文艺批评，要充分认识这一独特的“批评文体”，更要从文艺批评中生发、概括出文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 0 多年来，我国文艺批评著述甚多，相关成果丰厚，应成为理论家重点关注和研究的对象，而不能一味唯西方文论马首是瞻。立足中国自身文艺创作、文艺批评，在这片深厚的土壤上开出文学理论之花，是强制阐释论提出后我们民族努力的方向。二、强制阐释论重要命题与当前文艺批评强制阐释论这一核心概念具有很大的理论空间，成为近年来文学阐释学论争中的关注焦点。公共阐释、本体阐释等皆可视为其延续，它们具有紧密关联，皆可指向当前文艺批评的建设。（一）阐释的限度及有效性强制阐释论早期主要批判西方文论，中后期转向阐释学基础理论的建构。阐释的限度及其有效性，将为公正批评立法：一方面让职业评论者认识到阐释的限度而不为过度阐释、强制阐释推波助澜；另一方面也让读者在五光十色的阐释中理性辨析，认清有效的阐释，合理择取与甄别，使其向公共理性区域内转化。人们一般认为阐释是开放的，他人可据自已的分析、看法对文本作出不同的理解，这是主体的自由。有的文本，尤其是经典作品，之所以一代有一代之解说并形成了意义的叠加，在于阐释意义趋于无限。阐释的开放不等于意义的无限，否则阐释将泛滥成灾、混淆视听。“阐释的有效性，是有边界的。可称为阐释的有效边界。有效阐释的边界，由多个元素决定。作者赋予的意图，文本的确当意义，文本的历史语境，民族的阐释传统，当下的主题倾向，如此等等，决定了阐释是否有效及有效程度的边界。”1 4 1 2 3引张江的这一规定为阐释树立了法则，避免阐释如脱缰野马任意驰骋。所谓作者意图、历史语境、当下主题皆应成为阐释者的重点考虑对象，这是阐释通向公共理性框架内的前提。阐释者一旦无视阐释的边界，不遵守阐释伦理或自身意识松动，极容易在强大理论的“诱惑”下走向强制阐释，在不健全机制的引导下走向过度阐释，进而用批评意图替代作者意图，作出了看似合理实则无效的阐释。这在当代文艺批评中也屡见不鲜，这也是当前有些文学批评和阐释嗨涩难懂，读者觉得隔阅、不一定“买账”的重要原因。这在学院派阐释中也大量存在。从强制阐释论系列研究来看，当前文艺批评的有效性须重点考虑三个方面：一是阐释主体遵循阐释伦理和道德，主动进行自我约束，不走以理论强制文本的反常路径，保持批评家的良知，自觉维护、担当起阐释的责任和义务。二是立足文本，从文本和文学出发，熟悉不同时期的文学观念、把握文学的基本特征，作出以文本、文学为核心结合和扩散到与之相关的读者、时代等方面的阐释，这是避免阐释毫无边界走向自我娱乐和文字游戏的重要方面。“对文本的阐释，或说阐释本身，无论如何无限，均与对象文本相融。意义的添加，基于意义的发现，无论如何无限，均应根基于文本，或无限趋近于文本，阐释因此而有限。”1 4 2 4 这这启迪当前文学批评不仅要熟悉理论和专业，还要熟读作品，以所阐释的对象为轴心，围绕次生话语和衍生话语来阐释。三是接受公共理性的检验，并竭力将个体阐释向公共阐释转化。虽然阐释是个体对意义的独特理解与发现，但终归须遵循公共理性，在具体文艺评论中要考量人类共在性、集体的经验、语言的公共性和可共享性。唯其如此，阐释才不会在封闭的圈子内成为一种私人的文字游戏。当前文学批评何尝不需要遵循公共理性呢？虽评论百花齐放，但绝不可忽视此三点。（二）公共阐释的遵循与强制阐释重在“破”不同，公共阐释重于“立”，为合理、有序的文学阐释确立规范。据张江界定，“公共阐释的内涵是，阐释者以普遍的历史前提为基点，以文本为意义对象，以公共理性生产有边界约束，且可公度的有效阐释”1 5 1 2。它在三个方面启迪当前的文艺批评。一是传统和认知的前见。相对而言，当前批评家有的忽视了读者的认知，表现在操弄翻译过来的西方文论，在话语、概念之间颠来倒去而不考虑理论的适切性、读者的接受度，有的以理论来强制文本、强制读者的各种观念。二是文本及其意义为标的。在文学蓬勃发展、技术日益渗透、观念不断更新的当下，文艺批评也迎来了新的春天，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在学术体制的激励与跨学科研究的导向下，有的文艺批评摆脱或疏离了文本，打着作品分析的幌子，而阐释对象导向了社会、阶层、文化、性别、殖民、科技、物质等，作出了与文学、文本无关的评析。这难以生发和提炼文艺理论。三是公HUNDREDSCHOOLSINARTS45艺术百家2 0 2 3年第3期总第1 9 2 期共理性和可共度性。在读图时代，文字符号类文学阐释可通过多种方式广泛传播，实现其交流目的。公共阐释的“澄明性”特征要使文本向公众敬开，评论者要用专业知识将原本“嗨暗”的文本通过阐释变得“亮堂”起来。然而，当前文艺批评出现了大众和传媒类、文化类批评学者都不愿意看学院派批评的窘况，不少阐释局限于小范围内传播，难以引起读者的认同和共鸣，在评论的可共度性方面缺乏考虑。“阐释意义上的理解 是指，通过解释和说明，构建以他人为对象而展开的理性活动；阐释意义上的交流是指，通过对话倾听，在自我与他人之间开辟可共享的精神场域，阐释由此而实现价值。”1 32 这解释了阐释的本质，然而当前很多文艺批评“以自我为对象”，主要顾及自我的解读和表达，而不考虑他人解释、不考虑读者理解，这种阐释难以进人公共领地，尤其是经时间过滤后沉淀下来的有价值的阐释更是少之又少。而“可共享的精神场域”则需要打通阐释者和接受者之间的阻隔，实现观念、情感、思想、意识之间的贯通，这要求文艺批评要有独特发现和品位，要能深人浅出，并击中读者的心灵。否则，从概念到概念的、过于抽象玄乎的、自我吃语式的批评和阐释终将退出历史舞台，被读者遗忘。（三）闸释伦理问题阐释伦理问题是批评者应遵循的道德规范，是为阐释建立某种可遵循的秩序，它成为阐释是否科学与合理的一种准则。不同领域和学科皆有其约定俗成的伦理规范，文学阐释的伦理应区别于政治伦理、社会伦理、人类伦理，它的核心在于如何理解和界定“文学阐释”，归功于对文学阐释性质、特征的深人认识。当前文艺批评众语喧哗而认同度较低的重要原因在于阐释伦理尚未完全建构，对主体缺乏约束力，在群体中间未被广泛认同和遵循。从当前文艺批评来看，两个方面的伦理须加强改进。一是阐释者主动承担起对象、读者两个方面的责任和义务。前者须研读文本、直面文学，而不能图简省地只是单方面学习各种文论，要增强对文学作品的体验力、感受力、领悟力和想象力等，要在积累式的文本阅读中增长见识、扩大视野，要在阐释中摒弃理论先行、剪裁文本的不良做法，坚持“文本一理论一文本”的循环互动，在阐释中促进视域融合。“阐释是在文本和话语不能被理解和交流时而居间说话的。”1 5 1 2 同时批评者扮演好居间说话、传递意图的角色，要对读者负责，保证阐释能被理解和接受，能进入公共理性，而不是在艰深、嗨涩、抽象、浮泛、空洞中“自娱自乐”。在这方面，先哲孟子所倡导的“与民同乐”观应成为当前文艺批评者的坐标。当然，术业有专攻，学术有聚焦，当前某些文艺批评因其专业性、学理性主要在小范围内传播和阅读，但要能产生某种共鸣和反响，总不至于趋于混灭。二是阐释者的自我约束和节制。当前文艺批评的各种问题中，主观性过强、嗨涩难懂、概念成堆、缺乏诗意和文采、理性有余感性不足、新八股文模式化等尤为突出，这与阐释者缺乏自我约束有关。正如张江所说，“对阐释冲动中的非理性因素有所警惕并自觉加以理性规约。坚持对自证与动机以理性反思，不为盲目的自证与动机所驱使”1 6 2 3，这精准地提到批评家不应有的几种状态：“非理性因素”的困扰；盲目的自证与动机；不与读者交流和对话，不做自我调适。这是对当前批评情态的一种白描，有些阐释者在阐释中比较自恋、自我，为了评职称、获荣誉头衔或申请项目而在功利目的驱使下阐释，或者为了阐释而阐释，没有沟通的欲望、没有对话的念头，其共性在于缺乏“理性节制”。而遵循阐释伦理是唤醒批评者的理性和良知、责任和义务，“它触及了当代学术研究最深层次的问题，集中体现着强制阐释论的学术关切与问题意识”1 7 1 5 0。此评价是中允的，其重要性可见一斑。当然这种约束和节制单靠阐释者自身远远不够，还需要机制的进一步健全。（四）前置立场与征用问题前置立场和模式在西方文论中常见，它是强制阐释的突出表现。受其影响，国内文艺批评前置的方式也不少见，集中表现在批评家熟练使用某种理论，套用近似的模式来阐释作品，得出很多近似的结论和认识。其是否完全适用于中国的文学实践也受到质疑，“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竟也成为民族理论建构的前见甚至是立场，而这个理论既无法解释民族审美经验，又很难融人当下文学实践”1 7。这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前占据文艺批评界主流的各色理论的局限性。在文学阐释中，前见是隐约的、不由自主的，而立场则是自觉的、有意识的，它制约和主导阐释，使其结果服从于立场。虽然学界对前置立场的认识有诸多争议，但作为强制阐释之突出特征的前置立场，是以理论来牵引、主宰文本，以文本来证明和服务理论，这已成为学界共识。“在展开批评以前，批评者的立场HUNDREDSCHOOLSINARTS46强制阐释论与前文艺批评邓心强，等已经准备完毕批评的全部过程是围绕和服从前置立场的需要展开。”5 1 2 4 在在理论中心主义时代，当前批评家们对各色理论情有独钟，评论在理论内部推演，作品成为注脚或工具，来证明理论的正确性。而场外征用是当代西方文论的突出特征，关于能否征用其他学科的理论话语和资源成为文学理论，征用后如何由场外转化为场内，曾在学界引起很大争议，它涉及文学研究中跨学科是否合法等问题。虽然赵炎秋、王宁等学者认同、肯定场外征用，觉得有其必要性，认为其对当代文论发展贡献很大，但关键是其被征用后是否贴合文学特征、尊重文学规律。这两个话题对当代文艺批评有多重启迪。一是要坚持“从文本到理论、先文学研读再理论运用”的范式，这可避免理论先行后的强制与解读的模式化。二是在国家倡导新文科建设之际，文学批评以跨学科方式展开是一种趋势，只要不将文本、文学边缘化，在阐释中回到文学而非社会和物质，大可运用。跨界阐释要有助于挖掘作品的内蕴，发现另外的新义。其他学科引进只能作为方法、工具而非本体，不能将文学文本作为论证其他学科的载体和道具。（五）开放和对话开放和对话是阐释的基本特征，也是这场阐释学论争的特征之一，无论是从内部解读阐释字词、认识阐释性质，还是从外部看强制阐释论的构成特点，开放和对话在当前文艺批评中应得到强化与传承。据张江研究，“阐”的本义是“开”，开门的“开”，而“开”是洞开、吸纳、通达和彰明的意思，并且在语源上“阐”还有公共性的色彩，“从阐”字的中国古代语源讲，阐 就是开门”闻，问 于他人，开门于已来讲是“开放”自已于人，开门”于“人”来说是实现沟通，结果是在开门”“闻问”的活动中构建起“人”与已”的对话，协商彼此的意见，寻求共享共识”1 8 1 6-1 5 7 可见，开放与对话是阐释的重要特征，阐释者要主动打开门去问、去闻，表达交流，与人沟通和协商。虽然文本是有限的，但阐释作为意义的发现与解读是开放的、不断增殖的,对同一文本的阐释结果是多元的。在思索阐释逻辑、阐释边界时，张江均论析到阐释的开放性。学界也多次探讨阐释的对话性，周宪从解释学、交往行动理论和复调小说理论人手探究后指出，“文学研究实际上是一个研究者与文本及其作者之间的某种平等的和互动性的对话 1 9 1 9。李春青剖析知人论世、以意志和涵泳法后，指出传统文论充满对话精神，“阐释者不是把作为阐释对象的诗文作品当作客体，或者文字，或者文本、材料来看待，而是当作一个主体，一种活泼的人的精神、情感、心灵来看待，对之充满了尊重与同情，这是真正的了解之同情”2 0 1 2。可见，开放和对话是文学阐释不可或缺的品格。在这场持续近八年的阐释论争中，也是开放和协商兼备。阐释的张力：强制阐释论的“对话”（2 0 1 7）这部著作收录了张江和王宁、周宪等多位学者就前置立场、主观预设、批评的公正性、阐释伦理、阐释边界等约十个理论话题展开的对话，而这些篇章和节次，此前以商榨、争鸣的方式发表于各主流期刊。张江曾说，“这似乎就是一个平衡点。希望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母题，通过对话等各种交流形式，继续深人讨论下去，以不断扩大我们之间以及学界同仁之间的共识”2 1 8 1，真切地表达了对对话的期待和渴望，这种表达在张江的其他成果中比比皆是。而反观当前文艺批评，在文学观念、研究工具、批评视角均多元化的态势下，开放性落实得稍好一些，有些文艺批评的开放性甚至过了头，缺乏必要的节制。而协商性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快节奏和学科分化的当前，文艺批评与文本、与读者、与媒体的协商做得还不够。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凭借一已之力进行个体阐释，没有向公共理性推进的欲念。即依靠个体的学识和专业知识对文本作自圆其说的理解，不大考虑读者、传播和外界的接受情况。二是对阐释较少作调试、修正，一次阐释即告结束，较少吸收外界的看法来对阐释结论进行进一步的修订与校正。“前见”也好，立场”也好，它们都不可怕有经验的文学研究者一定会有这样的体会，他们总是在新的具有挑战性的文本解读中有所发现，并不断修正或改变自己原来的想法，发展出新的创见。”1 9 这这需要有开放的胸襟和包容的心态。三是在批评姿态上，有的批评者受性格左右或考虑到自身地位、身份与影响力，耍派头、唯我独尊，以胜券在握的姿态宣扬所谓的阐释真理，容不得异见。多年来，国内不良的学术批评生态便是明证。四是批评风气方面，受商业社会的冲击和人情世故的影响，诸如追捧、讨好、酷评及“红包批评”，一直未曾断线。从根本上说，这与批评者不遵守阐释伦理、缺乏职业良知和自我约束以及社会风气的浸染有关。由此可见，在中国当前建立对话、协商式批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HUNDREDSCHOOLSINARTS47艺术百家2 0 2 3年第3期总第1 9 2 期三、强制阐释视域下当前健康批评生态的重构问题围绕强制阐释形成的系列探讨和争鸣，对当前文艺批评产生重大冲击，它涉及文论与文学实践、批评模式的选择、批评的公正与伦理、文学本体论的认知、当代文论的建构等系列问题，对我国文艺批评的生态重构具有深远影响。（一）游走于理性与感性之间的文艺批评强制阐释批判的一个重要维度是批评家熟练操作理论、理论先行而文本成为注脚、批评文本充满各种概念和话语，缺少或看不到从文本出发的解读和分析。这种阐释模式的突出特征在于注重理性分析和逻辑推演而遮蔽了批评应有的感性，致使这种评论读起来缺乏艺术性和诗意气息，与文学文本所体现出来的鲜活感性、艺术直觉不甚契合，读来较嗨涩，获得的是抽象的认知而非心灵的感动。有的文艺批评尤其是学院派批评看到的是理论话语、先见立场而较少主体之体验、感悟和直觉表达。简言之，文艺批评应在理性分析与感性表达之间寻找到一种平衡。如学者所论，“为取代艺术阐释学，我们甚至需要一门艺术色情学”2 1 5“文学阅读不能以理论为圭桌，而应以文本为中心，调动感性经验，发现文学话语的美学和伦理向度”2 3 1 2 3。足见感性在文艺批评中的必要性，这应该是今后文艺批评发展的一种取向。在文学阐释中，“修辞批评”便格外重视文本、恢复感性，它是“从文学语言、形式特征出发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当然不能忽视文学的语言特殊性与审美特征，不能忽视文体风格、文学阅读对于文学的意义”。2 4 1 这种批评思路紧跟文学的审美特征，使文艺批评呈现“文艺味儿”，具有诗意和美感，而不是和哲学批评、时政批评毫无差别。张江提出“公共阐释”“公共理性”等概念，似乎凸显了理性逻辑选择的重要性，提得很高，然而他并没有完全忽视感性对于阐释的价值，“非理性精神行为可以参与阐释过程，精神性体验与情感意志是阐释生成的必要因素”1 31 3。只要阐释从文本出发就必然会与文艺共振，通过批评彰显文艺的感性、诗意和审美意蕴。有学者倡导一种“兴发式”的文本鉴赏或“兴辞”批评，“这种阐释建立在审美个体愉悦、流畅的阅读和审美经验之上，而这种经验的生成正是由存在论阐释学所提供的”2 1 4 9。在理论泛滥、文本的细读和体验被边缘化、强制阐释风气弥漫西方文论界和中国学术界的今天，赋予理论批评更多的感性表达或协调好评论中理性与感性之关系，将成为今后国内文艺批评的一种发展方向。作者、读者和文本之间的平衡是文学的几个核心维度，也是批评实践常见的切入角度。西方文论先后经历了作者中心论、文本中心论和读者中心论几条线索，引发了文学批评关注焦点的嬉变，如今走向理论中心论，传统批评模式似乎遭到了质疑，或被弃之不顾，备受冷落。这在当前文艺批评中也有反映，以西方文论为主导解读作品成为一种时尚，聚焦文本的审美批评、语言批评、修辞批评似乎不够“形而上”，或者与文化研究那样的“宏大叙事”大相径庭，在实际批评中并不占优势，只被少数爱好者使用。纵观张江的诸多成果与创见，我们发现他格外重视“作者”和“文本”两个维度。先看文本。张江视文本和文学为阐释的对象，这是对强制阐释将社会、物质作为阐释对象的一种纠偏。他在早期批判西方文论的多篇文章中对西方诸多理论解构、置换文本的做法表达了颇多不满，对将文本作为理论注脚甚至婢女的强制做法大力否定。近年来，张江在多篇文章中反复提到，文学阐释应将文本和文学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种坚守贯串始终。为此，张江郑重提出本体阐释，“以文本为核心的文学阐释，是让文学理论回归文学的阐释”1 0 。并将其作为治疗强制阐释顽疾的药方，视对文本确在含义的阐释为核心阐释。虽然张江有时用“文学文本”，有时又用“文学实践”，有替换或混淆之嫌，但在其实践论中文本始终处于中心地位，这从他用案例分析文论、邀请贾平凹和张清华等作家谈创作意图、提出文本统计学来建构理论便可见一斑。再看作者。这是被强制阐释论置换的重要方面，张江曾撰意图的奥秘一一关于文本与意图关系的讨论作者能不能死“意图”在不在场等多篇文章专题探讨作者及其意图问题。其核心观点是：文本是纸上的生命，文字是作者意图的体现；意图渗透和决定理论，贯串文本理解与阐释的全部过程之中；意图贯串作品创作全过程，展开并实现于作品的语言、结构、风格等全部筹划之中。意图客观存在，文学阐释就是要寻找和呈现意图，告诉读者说了什么；后来批评者将自己的理解强加给作者并视其为本意，便是强制和话语霸权。而文本和作者紧密关联，作者的意图一定在文本中蕴藏和体现，在阐释中紧扣这两者，是避免陷人强制阐释泥潭以及过度阐释困境的根本方法。而读者HUNDREDSCHOOLSINARTS48邓心强，等强制阐释论与中国当前文艺批评维度，在强制阐释论中亦有涉及，虽然不是重点，但是它服务于文本其在含义探寻。在效应阐释中，张江认为受众的多元认识和再创造，可资验证核心阐释，此外在阐释协商中，其也谈到与读者、与批评家的商议进而修正已见，都未忽视读者这一维度。如乔纳森卡勒所言，文本意义关涉意图（作者）、文本、语境和读者四个要素，关于这四个要素的论证本身就表明意义非常复杂，难以表述。2 6 1 6 9 当前文艺批评应兼顾这三个方面，实现某种平衡而不是理论至上，聚焦文本的同时，不是手术大夫似的冷静解剖作品的结构、叙事、修辞，而须结合时代语境关注作者意图、读者的反馈，对文本作出立体的阐释；也不是运用现成理论兜售各种概念和命题，以理论去钳制、规训文本。在文学理论普遍过剩和强制阐释盛行的时代，传统的阐释方法依然有其合理性，值得传承和运用。（二）从具体批评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