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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儒学形上建构与文道关系的演变——以韩愈、周敦颐为中心的考察.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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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化传承33唐宋儒学形上建构与文道关系的演变以韩愈、周敦颐为中心的考察 王 宁 作者简介 王宁,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2022 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儒家哲学。【摘 要】汉末以来,随着佛道二教逐渐兴盛,儒学的信仰危机不断加深,重建儒学的本体刻不容缓。“文以载道”作为中国文论史上的重要观念,在唐宋时期发生了转型与变化。唐代中期,韩愈发起古文运动,提倡“文以贯道”“文以明道”,主张“文”与“道”并重。至宋代初期,周敦颐对文道关系进行总结,主张“道”是理学家们追求的最高本体,“文”只是“道”的感性显现。这一转变与儒家学者的形上本体的建构密切相关。二者之间的互动生成,对文人群体、文学创作和“文以载

2、道”思潮产生了影响。【关键词】文以载道;形上建构;本体;理性文道关系问题一直是古代文论的重要命题。孔子有文质观,但没有明确的文道观。荀子有“明道”“征圣”“宗经”之说,讨论的主要是“言”“名”“乐”,但没有明确提到“文”,关于文道关系问题的讨论不是很充分,也未成系统。魏晋时期被视为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有关“文”与“道”概念和关系的理论也层出不穷。曹丕在典论论文里提出“四科八类”,陆机基于这一理论进行扩张,分文体为十类,并说明了各类的性质。及至唐宋,随着文学体裁的逐渐丰富和文论思想的不断发展,“文”与“道”各自的内涵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更加多样。唐宋时期,在佛道信仰的冲击下,儒学急需重建自己的形上

3、本体来挽救信仰危机,形上本体建构的目的在于冲破佛老的虚无观念,重建儒家的价值体系。韩愈构建道统论,对“仁”“义”进行具有本体论意味的诠释,发起古文运动,以反对六朝以来的浮华文风,在文道关系上提倡“文以贯道”“文以明道”。周敦颐构建“太极”和“诚”的本体论,对北宋前期的文道关系进行了总结,提出了“文以载道”的思想,使“文”成为“道”的感性显现,表明了儒家的价值取向。一、儒学本体建构中韩愈提出的文道关系唐朝时期,佛、道二教广泛传播,佛教和道教都强调将有限的现实寄托于无限的未来,这也342023 年 4 月刊总第 210 期导致了理性思维的缺位。韩愈认为,要重振儒学,必须排斥先前流行的佛道思潮,于是

4、提出了道统说,以仁义为道,在思想上逐渐回归理性主义,在文学创作中注重表现儒家的精神。(一)韩愈对“仁”“义”的本体论新诠汉唐所流行的宇宙本体论是以董仲舒、王充为代表的“元气论”。“像气这种哲学范畴,严格地说来,是比较原始的,它算不上是一个符合逻辑学要求的哲学范畴或概念,它只能说是一个前概念前范畴。建立在这种哲学范畴基石之上的哲学本体论,同样也是一种比较原始、落后的本体论。”A与汉代儒学的总体基调相似,“元气论”最终在人生观上导向了宿命论,无法说明人的终极价值问题,仅仅面向现实功用的文学,更缺少了对于超越性本体的追求。所以,在信仰问题上,儒学不得不让路于新兴的佛教、道教,很显然,佛道两家对人生意

5、义和价值的体悟要比关心现实的儒家更为高妙。面对这一挑战,韩愈作出了回应。韩愈想从根本上复苏儒家思想,重塑儒家文化的影响力,于是提出了道统说。“道统”虽在形式上借鉴了佛教的“法统”一说,但实质上是对孔孟之道的继承和发展。所谓“道统”,指的是儒家的先王之教在各个历史时期薪火相传的统绪。B韩愈认为,先王之教是由儒家所传承的,儒家在传承先王之教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一个清晰的序列道统。韩愈在原道中指出:“斯吾所谓道也,A曾振宇:董仲舒“天人合一”学说再认识,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 年第 4 期。B参见郭齐勇:中国哲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第 235 页。C韩愈:韩愈集,严

6、昌校点,长沙:岳麓书社,2000 年,第 147 页。D韩愈:韩愈集,严昌校点,第 145 页。E韩愈:韩愈集,严昌校点,第 211 页。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C韩愈认为自己是儒家道统的真正继承者,提出“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D。这里的“仁”“义”是儒家的基本理念,二者具有确定的伦理内容,由“仁”“义”出发而行是“道”,“仁”“义”具足于人的本心之中是“德”。在韩愈这里,“道”被落实在日常生活

7、的行动中,而“仁”“义”则上升了一个层级,是行为的根据,并作为心中的德性而存在,具有了形上本体的意味。韩愈的“道统说”传承了孔孟之道,并对“仁”“义”这对古老的概念进行了具有本体论意味的阐释,可以说是迈出了儒学形上本体建构的第一步。(二)韩愈提出“文道并重”由韩愈发起并领导的古文运动是道统说反映到文学中的具体行动,但韩愈并不是单纯反对八代以来的骈俪文风,使文章回复到秦汉古朴的语言风格,而是着眼于作品内涵,追求古代之道。古文之“古”实际上是“古道”之“古”,所谓“古道”是指在佛老之学盛行之前的儒家学统。“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E所以,韩愈主张的“文”是传承了儒家之道的文,而非

8、仅仅是在风格上拟古之文。韩愈强调“道”在“文”中的作用,“文”文化传承35是文学的形式(主要是古文),而“道”是作品的内容旨趣,也就是以仁义为内容的儒家之道,它体现在人民大众日常生活之中。韩愈十分推崇孟子之学,认为道统是在孟子之后中断的,孟子是孔子的继承者,地位比荀子、扬雄等人要高。正是借助从孟子接续下来的儒学,韩愈获得了批驳佛老的有力武器,从而使儒家之道注入到文学作品中并继续发扬光大。虽然韩愈强调“道”的作用,但在他看来,“文”和“道”同等重要,二者不可偏废。“文以载道”也应重视“文”的作用,他希望用“道”来提高“文”的思想性,这正是韩愈作为一个文学家的本色。在文学史上,韩愈发起并领导了古文

9、运动,贡献巨大;在思想史上,韩愈虽承继道统,但并未提出原创性见解。总而言之,没有文,道无处安放;没有道,文不能成文。六朝以来的骈体文以及辞藻华丽的风气完全脱离了日常生活,缺失了由仁义而行之道,直到韩愈发起古文运动,文学此种关于社会人生的向度才得以重新展现。韩愈虽宣扬道统,但在实质上,他并不能算作一位原创性思想家,而更多是文学家。佛教和道教经过长时间发展,在当时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儒学反倒走进低谷。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韩愈挑起了复兴儒学的大梁,儒家正统的“仁”“义”之道经过他的新解,以文学(主要是古文)的形式广泛弘扬,古文也在儒家之道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二、儒学本体构建中周敦颐提出的文道关系哲学史上有

10、一现象,即哲学思想经过一个讨论宇宙问题的时期以后,往往会回归到比较直接具体的人生问题。除了佛、道二教的直接冲击外,这一时期儒学对人终极价值问题的关注也迫使宋儒开始建立自己的“道德形而上学”。周敦颐由“无极而太极”出发,构建了一套以“太极”为本体并最终指向“立人极”的哲学体系,认为“立人极”必须以圣人的仁义之道为根据。周敦颐反对宋初以来的浮华文风,把“道”作为“文”的内容,突出理学家追求的圣人之道,表现出强调价值追求的倾向。(一)周敦颐对“太极”“诚”的儒学本体论建构周敦颐以“无极而太极”建构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宇宙本体论体系,相比于汉唐的元气论,周敦颐的“无极而太极”更详细地说明了宇宙发展的具体过

11、程,并强调宇宙的运动性。周敦颐认为,人与万物同样都是阴阳二气交感所化生出来的,而其源都是太极,再由太极推至人极。由“无极而太极”向“立人极”的开显过程中,“太极”与“诚”均具有本体的意味。从本体的角度来看,“太极”是本然世界的“万物”之本体,“诚”是意义世界的“万事”之本体,这种本体与现象分离的观点来自佛学,先秦儒家思想并未涉及,但形上本体设立的目的是承继周易 中庸之学,建构儒家的人生观,这体现在“诚”的思想中,与佛、道二教有本质区别,即树立了现实的人生价值根源。“诚”作为本体,既生成于作为宇宙本原的“太极”,又挺立为与人相关的道德与价值本体。“太极”是无形的至真存在,但它是理还是气,在周敦颐

12、那里还没有真正分化开来。后来,二程、朱熹以“理”作为最高本体、万事万物的所以然,就是循着周敦颐的脚步在本体论的方向继续前进。(二)周敦颐提出“文形道质”北宋初期,以西昆体为代表的浮华文风盛行,这正是周敦颐所强烈反对的。他认为,士人应该“学颜子之所学”,即学习儒家的义理学问,而非汉唐流行的辞章之学、训诂之学和佛道之学。362023 年 4 月刊总第 210 期在周敦颐看来,“文”仅仅是“道”的载体,这就丧失了文学作为艺术形式的独立性,而沦为“道”的附庸。“道”的内涵也与韩愈提倡的道统大相径庭,已不再是落实在具体的人伦日用之中的先王之道,而是理学家提倡的精神境界,是心性修养层面的追求,是先王之道的

13、形上保障。之所以出现上述这种变化,一方面是周敦颐反对宋初浮华文风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也与他的形上学建构有关。周敦颐从周易中庸中汲取灵感,在汉代元气论之外另辟蹊径,开展出一套以“诚”为本体的心性修养学问,从而使得“道”成为人进行修养的最终目标,反映到文学创作上,“文”便成为了“道”的载体,即“文所以载道也”A。周敦颐所追求的“道”是一种儒家的人生境界和理想人格,即“孔颜乐处”。论语中记载,“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颜回生活困苦,但仍不改内心的和乐,这与孔子“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的精神是一致的。在周敦颐看来,这种精神境界和人生理

14、想的具体内涵就是“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B,即努力成为像孔子、颜回那样的圣人。在实际行动上,要“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C,“颜子之所学”也就是一种高妙的精神境界,是儒家的内圣之学。周敦颐强调,人应该有超乎富贵的追求,要“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D,A周敦颐:周敦颐集,梁绍辉、徐荪铭等点校,长沙:岳麓书社,2007 年,第 78 页。B周敦颐:周敦颐集,梁绍辉、徐荪铭等点校,第 70 页。C周敦颐:周敦颐集,梁绍辉、徐荪铭等点校,第 70 页。D周敦颐:周敦颐集,梁绍辉、徐荪铭等点校,第 77 页。E周敦颐:周敦颐集,梁绍辉、徐荪铭等点校,第 78-79 页。F契嵩撰:镡津文集,钟东、江辉点

15、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第 299 页。“大”就是“道”,“小”就是世俗的富贵,这种精神上的满足比物质更加持久。由此,周敦颐给世人指出了一个求圣人之道的方向,这个方向不同于以往的辞章训诂与佛老之学,而是儒家的内圣之学。在文与道的关系问题上,周敦颐倾向于强调“道”的优先性,“文”服务于“道”,要坚持“道”的第一性。他提出:“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美则爱,爱则传焉。贤者得以学而至之,是为教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噫!弊也久矣!”E可以看出,他并不是一味贬低“文”的地位,而是在崇“道”的同时强调“文”的审美作用,但“文”的重要性远低于“道”。总的来

16、说,在周敦颐这里,“道”的地位被极大提高,这与他作为理学开山之祖的身份密不可分。相较于韩愈,周敦颐在实质上可以算作原创性思想家,而非文学家。“韩氏其说数端,大率推乎人伦天常与儒治世之法,而欲必破佛乘远教”F,正如契嵩的批评一般,韩愈面对佛道的挑战,主要是从人伦日用的现实之法入手化解,于价值和心性领域并无创见,根本无法与佛道抗衡。因此,以周敦颐为肇始的宋代新儒家不得不努力建立属于自己的形上世界,为儒家的人伦天常与治世之法提供一个形上依据。形上本体的建构反映到文道关系上,便是重“道”轻“文”,重“质”轻“形”。文化传承37三、儒学形上本体建构对文道关系的影响儒学形上本体的建构避免了一个彼岸世界的出

17、现,儒者在现实生活中就能找到人生价值的寄托。不管是韩愈的“仁义”还是周敦颐的“太极”和“诚”,都为现实人生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作出儒家的说明,而这不仅是哲学上对“道”的玄思,也同样影响着“文”。儒学形上本体的建构与文道关系之间关联变动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文人群体和文学创作:价值追求的强化在周敦颐构建了“太极诚”这一宇宙本体论之后,二程进一步构建了更为精致的“天理”本体。在理本体影响之下,最高价值本体受到推崇。在现实人性的差别上,二程认为是气禀的差异,气禀有善有恶,而“理”则是至善的本体,人们需要努力修养才能到达至善。在修养的方法上,二程虽都主张“敬”,但程颢的方法是“识仁”“定性”,

18、强调在用“敬”的时候不要过分着意;程颐的方法是“持敬”,强调“敬”的修养时时刻刻都不能懈怠,还要格物穷理,从知识上充实自己,从而掌握天下万物之理。二程在文道论上的重“道”轻“文”倾向,虽然重视了对于最高价值本体天理的追求,用理性主义的视角去对待现实人生,但也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两重性。过分强调“理”导致理学家的创作天性内敛,尤其是程颐本人,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载,二程文集中程颐创作的诗歌仅有三首,分别为游嵩山 谢王佺期寄药和闻侯舅,可见程颐对于“理”的向往远甚于文学!理学家们通过对理的高扬,构建了一个形上的、超然的理世界,指引着人们去追求最高的道A程颢、程颐:二程集,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

19、981 年,第 239 页。B吴曾撰:能改斋漫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第 234 页。C朱熹:朱子语类,黎靖德编,武汉:崇文书局,2018 年,第 2521 页。德理想,这确实对中国人人格的建构以及道德精神的发扬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同样,过分强调价值追求毕竟磨灭了文学家创作的才情,把个人的文思扼杀在了义理之中,浪漫主义的精神也走向了道德理性。儒学形上本体建构的影响,体现在宋代理学家对文学的态度上,就是重道轻文,反映到文人群体和文学创作上,就是强调价值追求和忽视个人才情,二者是一体两面的。(二)“文以载道”思潮的嬗变宋代理学家和韩愈的“文以载道”思想内涵是不尽相同的。二程认为“

20、文以载道”的“道”更为重要,“文”可以不学自成,甚至极端地认为“作文害道”A,南宋吴曾认为韩愈“古人好道而及文,韩退之学文而及道”B,他们把关注的重心移至“道”上,专注儒家道德理想而排斥文艺形式,表现出他们对于韩愈文道并重的鄙视。朱熹把“道”视为“文”之根本,把“文”看作“道”的枝叶,他虽把文道关系总结为“文道合一”,但他仍是从理学家的视角去观照文,认为文的根本是道,突出的是对于“理”的价值追求。在“周敦颐二程朱熹”这一变迁过程中,“文”始终都是“道”的附属品,是表现“道”的形式或工具。不同的是,周敦颐提出“文以载道”,认为“文”为表现“道”的形式,开始把“文”“道”二者割裂开来;二程走向了轻

21、视文的极端,“文”“道”更是水火不容;在朱熹这里,“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C,“道本文末”正是对朱熹文道关系的极好总结。不过,“文”虽是表现“道”的工具,但他强调“文”与“道”382023 年 4 月刊总第 210 期不可分割,就像“理”与“气”须臾不能离一样,这诚然是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也与朱熹自己的理气观密不可分。这就在程颐极端割裂“文”“道”关系之后,重新回归到一种比较调和的状态,但这仍是理学家视角下的文道观,与周敦颐、二程是一脉相承的。结语经过韩愈的新解,“仁”“义”被赋予了形上本体的意义,“道”“德”也具有了确定的伦理内容,但

22、显然其本体的构建并不彻底,而是仅仅具有雏形,体现了宇宙论向本体论过渡,宗教信仰向道德理性过渡。表现在文道关系中,韩愈将儒家仁义之道作为古文重点表现的对象,将古文作为贯彻儒家之道的重要方式,文道二者并重,不可偏废。在周敦颐那里,“太极诚”的宇宙本体论成功构建出一套儒家形上学,万物的生成根源于本然世界的最高本体“太极”,道德的价值根源于由“太极”开出的“诚”。理学家们用道德理性驱散了宗教的迷雾,以道德修养代替宗教修持,使人不必向往彼岸世界就能在现实中寄托终极关怀。表现在文道关系中,周敦颐明确提出“文以载道”,文是儒家道德的载体,是弘扬道德义理的工具,相比之下重要性更低,儒家之道才是文章的实质。责任编辑:张 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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