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佞佛與威遠：元順帝統治前期奇皇后在高麗修繕佛寺史事鈎沉金世光烏雲高娃元朝與高麗，文化交流淵源頗深，佛教方面尤甚。有元一代，雙方不論是僧人往來、“經書外交”抑或是寺僧管理，與前代相比都呈現出高度繁榮的狀態，關於這一點，前賢時彦亦多有精到論述，在此不贅言。但需要引起注意的是，雖則元麗佛教交往頻繁，甚至達到了一定意義上的“歷史之最”，但却是以高麗僧人來華爲主要交流途徑，尤其在元世祖忽必烈時期，以高麗忠烈王派抄經僧入元活動爲主。雖然高麗種種僧人群體的來華目的不盡相同，但這種情況一直持續，終元一代也未曾改變，却是不可否認的。然而，元順帝時期，這種情形出現了一定程度上的“反向”，即通過奇皇后及其勢力集團等多方面影響，元廷出資爲高麗修繕佛寺的行爲大大增多，成爲了需引起注意的特殊現象。這一特殊現象的出現，與在元的高麗宦官集團、在高麗的奇氏一黨在政治、經濟、文化層面的對順帝與奇皇后的支持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尤其是元順帝統治前期派使臣到高麗金剛山修繕佛寺、奇皇后出資修繕金剛山長安寺等問題值得深入研究。本文擬針對如何將修繕佛寺這一行爲置於順帝統治前期元麗關係的發展脉絡中進行探討。關於元順帝朝與高麗的政治關係，國内外學者如李嶺、魯大維等已有論述，但對奇皇后的相關研究，則所見不多。在國内尚未出現研究奇皇后的學術專著，不過前輩學者的相關研究，爲本問題的探討提供了有益的借鑒。喜蕾 元代張言夢 元代來華高麗僧人考述，内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年第期。陳高華、張帆、劉曉 元代文化史，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年，頁。隋唐遼宋金元史論叢第十二輯佞佛與威遠:元順帝統治前期奇皇后在高麗修繕佛寺史事鈎沉隋唐遼宋金元史論叢第十二輯聖天子龍飛之七年，皇后奇氏以元妃生皇子。既而備壸儀，居於興聖之宫。顧謂内侍曰：“予以宿因，蒙恩至此，今欲爲皇帝太子，祈天永命，非托佛乘，其何以哉？”凡其所謂福利者，靡所不舉，及聞金剛山長安寺最爲殊勝，祝厘報上，莫茲地若也。越至正三年，出内帑楮幣一千錠，俾資重興，永爲常住用，明年又如之，又明年如之。集其徒五百，施衣缽作法會，以落其成。乃命宫官資政院使臣龍鳳，載本末於石，以詔方來，遂命臣榖爲之文。謹按金剛山，在高麗東，距王京五百里。茲山之勝，非獨名天下，實載之佛書，其華嚴所説東北海中，有金剛山，曇無竭菩薩與一萬二千菩薩常説般若者是已。昔東方人未之始知，而指爲仙山。爰自新羅，增飾塔廟，於是禪龕逼於崖谷，而長安寺居其麓，爲一山之都會也。蓋創於新羅法興王，而重興於高麗之成王。噫！後法興四百餘年，而成王能新之，自成王至今，亦將四百年矣，而未有能興復者。比丘宏辨，見其頹廢，與其同志誓於所謂曇無竭曰：“所不新茲寺者，有如此山。”即分幹其事，廣集衆緣，取林於山，鳩食於人，僦面雇夫，礲石陶瓦，先新佛宇，賓館僧房，以次粗完，而費猶不給。則又嘆曰：“世尊作祗園，孤獨側金，念豈無人？顧不遇耳。遂西游京師，事聞中宫，而高資政主之又力，故其成就如是。竊惟幹竺之教，與時興替，昔我世祖皇帝，是崇是信，列聖相承而光大之。今上皇帝繼志述事，尤致意焉。蓋聖人好生之德，佛者不殺之戒，同一仁愛，同一慈悲也。中宫之觀感，有所自矣。且古之施德於天下者，莫如五帝三王，垂教於後世者，莫如孔子。以今觀之。帝王之廟食者幾希，孔子雖有廟而限於禮制，籩豆薦奠，皆有常數，其徒之食，僅取足焉，惟浮屠氏其宫在夷夏者，碁布星列。殿陛之嚴，金碧之飾，視王者之居；香火服食之奉，視封邑之入。是其感動於人者，實深以廣。茲寺之興宜也，凡爲屋以間計之，一百二十有奇。佛殿、經藏、鐘樓三門，僧寮、客位，至於庖、湢之微，皆極其輪奂。像設則有毗盧遮那，左右盧舍那，釋迦文巍然當中。萬五千佛，五十三佛，周匝圍繞，居正殿焉。觀音大士千手千眼，與文殊、普賢、彌勒、地藏居禪室焉。阿彌陁五十三佛，法起菩薩，翊盧舍那，居海藏之宫，皆極其莊嚴。藏經凡四部，其一銀書者，即皇后所賜也。華嚴三本，法華八卷，皆金書，亦極其賁飾。至若舊有之田，依國法以結計之，千有五十。其在成悦、仁義縣者，各二百。扶寧、幸州、白州各百五十。平州、安山各一百，即成王所舍也。塩盆在通州林道縣者一所，京邸在開城府者一區，其在市廛爲肆僦人者三十門。凡其錢、穀、什器之數，有司之者不載。自泰定間重興檀越，如中政使李忽篤帖木兒諸家，列其名氏於碑陰。銘曰：有山露骨，嶄岩突兀。名金剛兮，貝書所著。菩薩住處，亞清凉兮。吹嘘煙雲，輪囷絪緼。發神光兮，鳥獸其馴。蟲蛇其仁，草木香兮。釋子卓庵，梯空架岩。遥相望兮，長安精舍。居山之下，大道場兮。肇基羅代，屢其成壞。時不常兮，天啓聖佞佛與威遠:元順帝統治前期奇皇后在高麗修繕佛寺史事鈎沉神。世祖之孫，君萬方兮。德洽好生，煦濡含靈。慕空王兮，於惟睿后。體坤之厚，承幹剛兮。歸心身毒，取彼妙福。奉我皇兮，惟此福地。仙佛奥秘，紛産祥兮。一人有慶，天其申命。壽無疆兮，明兩作離。永固鴻基，與天長兮。后謂内臣，惟彼法身。其化彰兮，既新其宫。宜紀其庸，俾無忘兮。有石峩峩，於山之阿，勒銘章兮。案碑文中所言，奇后於聖天子龍飛七年，也即後至元五年（）誕下皇子愛猷識理答臘，由是得寵，而奇后亦頗有佞佛色彩，則其發願爲皇帝、太子祈福修寺則事出常理，然而奇后出身高麗，自身又於佛理有所瞭解，金剛山既爲海東殊勝之地，距其發願至動工竟逾四年之久，這一點是不得不引起關注的。在修寺之時，奇后出内帑一千錠以資助，所謂楮幣者，案元代鈔法，此時至正新幣未行，所施者蓋以至元交鈔爲准，而一千錠至元鈔，數目未可小覷，索元末資料可見，至正十三年（），濟寧路重修文廟時“用至正新幣二百錠，准錢繩千”，至正新幣二百錠准錢千貫，也即錢鈔比爲:，而在此之前的至元交鈔，考 元史 可知，與至正新幣比爲:。簡言之，順帝間所修繕廟觀的正常費用應在鈔四百錠上下，又 朴通事諺解：“共有二百兩銀子，典一個大宅子”，下注：“今觀所典之物只得七十兩，而云二百兩銀者，蓋舊本云有二百錠鈔，今本改鈔爲銀，仍存鈔之舊數而不改也”，亦可見此道理。由是觀之，奇后動輒出資千錠，且連續三年“如之”，則雖不可知所出具體幾何，但用作一間廟宇的修繕可謂不吝其資，在此不僅可以得知奇皇后對於祈禳佛教的熱忱，或許也可以作爲後至元六年爲之所設資政院爲其提供龐大財力支撑的旁證。金剛山諸寺屢遭火焚，所謂“金剛諸刹，火災偏激”是也，長安寺亦不例外，今日所能見者，係在朝鮮仁宗元年（）重修的基礎上不斷擴建而來，而奇皇后所出資修繕之長安寺，在朝鮮成宗八年（）被毁，由此則欲觀其形制，可參之材料甚少。除上引李榖文外，筆者所見僅有朝鮮王朝文人南孝温所作 游金剛山記 可供參考：“寺乃新羅法興王所創，元朝順帝與奇皇后重創。門外有天王二軀，法堂有大佛三軀，中佛二軀，佛前有金額曰：皇帝萬萬世。堂之四面，有小佛一萬五千軀，皆元帝所作。其東側有無盡燈，燈内四面皆銅鏡，中置一燭，傍立衆僧形，及燃燭則衆僧皆如執燭然，亦元帝所作。五王佛之上，又有李榖 稼亭集，韓國文集叢刊（三），頁。孔克堅 濟寧路重修文廟碑，遼金元石刻文獻全編（二），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年，頁。元史 卷九七 食貨志五，頁。朴通事諺解，汪維輝編 朝鮮時代漢語教科叢刊，北京：中華書局，年，頁。蔡之洪 鳳巖集，韓國文集叢刊（二五），頁。隋唐遼宋金元史論叢第十二輯五中佛，福城正所作也。堂之西堂，有達摩真。東北隅，有羅漢殿。堂坐，有金佛五軀，左右，有土羅漢十六軀。羅漢之傍，各有侍奉僧二軀，技極精巧。羅漢殿之南，有一室，室内有大藏經函，刻木成三層，屋中有鐵臼，置鐵柱其上，上屬屋樑，置函其中，執屋一隅而摇之，則三層自回可玩，亦元帝所作。”結合觀之，可以看出長安寺規模較大，内部設有佛殿、經藏、鐘樓、三門、天王殿、僧寮等，雖然所謂宋元以降佛寺佈局的“伽藍七堂”制度在近年學者的研究中産生了質疑傾向，但至少可以確定的是，這種中軸綫的建築模式與藏傳佛教寺院迥異，且據李榖文，監修者應爲高龍普等，高龍普的華嚴信仰明於後文，金剛山又係 華嚴經 所志聖山，因此筆者認爲，長安寺縱有元廷藏傳佛教的影響，但其主流風格應該保留了元及高麗其時的漢傳（海東）佛教風貌。在寺内佛教造像上，也同樣可見這一特點。長安寺内部法堂供有三尊主佛：毗盧遮那、盧舍那以及釋迦文（釋迦牟尼），也即三身佛説中的法、報、化三身，但由於華嚴宗所認爲的“盧舍那者，古來譯或云三業滿、或云浄滿、或云廣博嚴浄，今更勘梵本，具言毗盧遮那”，也即毗盧遮那與盧舍那爲一佛，因此並不能直接説明這一三身佛塑像顯示著華嚴宗特徵。但寺内金書所藏經卷除華嚴外尚有法華八卷，法華經 言：“法身如來名毗盧遮那，此翻遍一切處；報身如來名盧舍那，此翻浄滿；應身如來名釋迦文，此翻度沃焦。是三如來若單取者則不可也”，由此或可説明三身佛造像出現在長安寺的緣由。但同時，華嚴宗也並非完全否定以毗盧遮那、盧舍那及釋迦文分别代表的三身佛説，諸多華嚴寺廟内同樣存在著三身佛的畫像或法身造像，另如賴鵬舉在其文章中所引用的，被其論證爲華嚴宗咒法的敦煌經卷便明確提及了三身佛名。此外，在海東佛教中，三身佛造像雖然爲天台宗首創，但似乎並不被華嚴宗所排斥，且存在逐漸接納的趨勢。因此筆者認爲，長安寺造像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海東華嚴宗的風貌。需要注意的一個問題是，在李榖碑記中，僅僅提到了三身佛的造像，而南孝温游記中却提及了除此大佛三軀外，尚有中佛二軀，若筆者上述南孝温 秋江集，韓國文集叢刊（十六），頁。如袁牧 中國當代漢地佛教建築研究，清華大學博士學位論文，年；戴俭 禪与禪宗寺院建築佈局研究，中國宗教建築 年 期。案法堂應作講法用，而此處似代替寺廟中應有的“大殿”功能。華嚴經探 玄 記，年 月 日，頁，：，年月日。妙法蓮華經文句，年月 日，頁，：，年月日。賴鵬舉：中唐榆林 窟密法“毗盧遮那”與佛頂尊勝系統造像的形成，中國藏學 年第期，頁。黄圭性：朝鮮時代三身佛會圖研究，東國大學校碩士學位論文，年。佞佛與威遠:元順帝統治前期奇皇后在高麗修繕佛寺史事鈎沉論證成立，則據華嚴宗説法中“佛表果法，舉果爲因，大悲行成根本智，果體自成，故無言不説也。以大悲行從無作根本智起故，文殊普賢表因位可説，説佛果法示悟衆生”，又“此之三人始終不相離故，以明如來是文殊普賢二人之果”等可推斷，中佛乃係伴毗盧遮那佛左右的文殊與普賢二菩薩，也即“華嚴三聖”。據南孝温的記述，長安寺大殿内有“五王佛”及“五中佛”，后者可作“五座中等形制佛像”解，但“五王佛”説法較爲罕見，並非佛教通用法名。印順法師考證：“金剛化的普賢，代表當時的佛陀觀 大日如來。而帝釋在中心，四大天王四方坐的集會形式，也演化爲五方五佛。”可知密宗及藏傳佛教中以毗盧遮那爲首的五方佛起源自帝釋天居中的五方明王，由此若推測南孝温游記中“五王佛”實爲“五方佛”也不爲武斷。而華嚴宗中也不乏相關記載：“且如總持教中，亦説三十七尊，皆是遮那一佛所現。謂毗盧遮那如來，内心證自受用，成於五智，從四智流四方如來，謂大圓鏡智流出東方阿閦如來、平等性智流出南方寶生如來、妙觀察智流出西方無量壽如來、成所作智流出北方不空成就如來，法界清浄智即自當毗盧遮那如來。”這可視爲與五方佛種子曼陀羅相聯繫的華嚴理論，而五方佛造像之上，又有五座中佛，也恰可與華嚴宗發展出的十方住地，多佛並存理論相印證。因此，筆者認爲，麗末鮮初的長安寺内造像形制今日已不可見，其或許摻雜了蒙古宫廷所推崇的藏傳佛教要素，但總體而言，應定性爲海東華嚴宗寺廟。此外，南孝温游記中所謂“元帝所作”藏經之物，似與轉輪藏相類。僧祐有載：“自尊經神運，秀出俗典，由漢届梁，世歷明哲。雖複緇服素飾，並異迹同歸。至於講議贊析，代代彌精，注述陶練，人人兢密。所以記論之富，盈閣以牣房；書序之繁，充車而被軫矣。”大量佛經翻譯、撰述，在南朝梁武帝時達到了鼎盛，其時諸多佛教寺院的藏書達到了一個可觀的數目，遂出現專門存放佛經的場所與書櫥。經書存放的基本形式是沿壁立櫃藏經，稱爲“壁藏”，但是由於經書數 新華嚴經論，年月 日，頁，：，年月 日。新華嚴經論，年月 日，頁，：，年月 日。佛教 史 地 考 論，年 月 日，頁，：，年月 日。大方廣佛華嚴經，年月 日，頁，：，年月 日。魏道儒：中國華嚴宗通史，南京：鳳凰出版社，年，頁。出三藏記集，年月 日，頁，：，年月 日。隋唐遼宋金元史論叢第十二輯目衆多，一般人不可以遍讀，於是傅翕在雙林寺經樓中建立了一種大型旋轉書架，内置經書，旋轉即可檢出所需之書，也即“初梁朝善慧大士，愍諸世人雖於此道頗知信向，然於贖命法寶，或有男女，生來不識字者，或識字而爲他緣逼迫不暇披閲者。大士爲是之故，特設便方，創成轉輪之藏”。這種藏書方式也成爲了后世經藏的一種形式。而傅大士同時也對其形制進行了簡單描述：“（傅大士）乃就山中建大層龕一柱八面。實以諸經。運行不礙。謂之輪藏。”這樣一種經藏形制越唐逾宋，更爲普遍，營造法式 中更有對此的專門規定：“轉輪經藏，一坐，八瓣平坐上施天宫樓閣。”又“轉輪，高八尺，徑九尺；用立軸長一丈八尺；徑一尺五寸”。雖然南孝温所記較爲簡略，但從“刻木三層”“置鐵柱其上，上屬屋樑”“執屋一隅而摇之，則三層自回可玩”以及爲藏經所用等語句中仍不難窺探出其大體形制，這與保存至今日之河北正定隆興寺轉輪藏或可作一比對，該轉輪藏徑約米，下簷爲八角形，上簷爲一圓形亭子，外觀看似一重簷八角形亭子。中設一立軸，轉輪藏之整體繞中軸回轉，屬整體轉動式。整體可分藏座、藏身、藏頂三部分，整座輪藏的重量由軸下部的藏針承載。則所謂三層刻木，或也即藏座、藏身、藏頂三部分的功用。但其時高麗佛教當已接觸轉輪藏之制，有宋一代，與高麗佛教交往頻繁，最負盛名者即元豐間高麗王子義天入宋與杭州慧因寺故事，今日慧因寺輪藏殿仍存，故而南孝温未提及轉輪之名而只言“元帝所作”，恐緣其個人對于藏經規制不甚熟悉，幾乎與其同時代的朝鮮文人成俔便以長安寺爲題著詩云：“轉輪藏動開深殿，無盡燈明照大千。”也恰可印證筆者上述觀點。但也由此恰可見高麗在此時轉輪 藏 實物應不多見，若此輪藏得以保存，當可作爲元、麗間佛教交流的重要成果。二、奇皇后所主修寺活動的力量支撑奇皇后出“内帑”派使臣在金剛山修繕佛寺，一方面與其在元朝的專寵有 釋門正統，年月 日，頁，：，年月 日。善慧 大 士 語 録，年月 日，頁，：，年月 日。李誡撰，梁思成注釋 營造法式 注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年，頁。營造法式 注釋，頁。黄美燕 經藏與轉輪藏的創始及其發展源流辨析，東方博物 年第期，頁。成俔 虚白堂集，韓國文集叢刊（十四），頁。佞佛與威遠:元順帝統治前期奇皇后在高麗修繕佛寺史事鈎沉關，另一方面與奇氏一黨在高麗斂財，以進貢的方式爲奇皇后提供政治、經濟方面的支持不無聯系。奇皇后在高麗修寺活動的力量支撑來自奇氏家族、以高龍普爲首的在元高麗宦官。奇皇后出“内帑”派使臣在金剛山修繕佛寺的經濟來源有可能與高麗爲皇后誕日進獻賀禮、高龍普在資政院爲其斂財等有一定的關聯性。（一）奇氏家族關於奇氏家族，高麗史 言：“高祖允肅，性侈靡，事豪俠，附崔忠獻。驟拜上將軍，歷踐兩省，嘗以黄衣喝道，往來倡家，行路指笑，官至門下侍郎平章事，謚康靖。父子敖，蔭補散員，累遷總部散郎，出守宣州，年六十三卒。娶典書李行儉女，生軾、轍、轅、輈，輪，軾早死，季女選入元順帝後宫，封二皇后，生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這段記載首先表明，奇皇后高祖奇允肅曾附高麗明宗至高宗時期的權臣崔忠獻，且歷任上將軍、門下侍郎平章事等要職，可見當爲蒙麗交涉初期高麗武人幹政的參與者之一。但奇允肅於高麗高宗四十四年（）去世，很快，三别抄發動兵變，“丙子大司成柳澉，别將金仁俊等誅崔殖，復政於王”。這場政變之後，高麗是否真正實現了復政於王有待他考，但崔氏政權的倒塌則是無争的事實，或許也因此，奇氏家族隨之一蹶不振，甚至奇皇后寵渥優隆，家族受封之際也難以找出曾祖與祖父名姓。至於奇子敖時，只得蔭補爲散員，外放宣州，做從九品之微末官員。雖則迎娶了典書李行儉的女兒，但似乎對奇氏家族補益不多，否則 元史 不會載奇皇后“家微，用后貴”。總之，奇氏家族身上究竟存留著多大程度的武人色彩難以詳考，但言其家族本係寒門是毋庸置疑的。當然，這兩種身份並不矛盾，雖然高麗太祖在建國之初就著力打破以血統分貴賤的新羅“骨品制”，但文臣與武臣間的政治不對等却也逐漸加劇，换言之，其並未解決政治意義上的世家專政問題，只不過由“聖骨”與“奴隸”變成了“豪族”與“寒門”，這無疑會使得“武人”與“寒人”這兩個概念産生貼合趨勢，而終王氏高麗一朝，似乎都未能解決這一問題。如爲對抗紅巾軍，恭愍 高麗史 卷一一三 奇轍傳，頁。高麗史 卷二四 高宗世家三，頁。元史 卷一一四 完者忽都傳，頁。王東成 論武臣統治時期的麗蒙關係，延邊大學碩士學位論文，年，頁。隋唐遼宋金元史論叢第十二輯王拜鄭世雲爲將時，鄭氏推辭理由仍是“吾甚寒微，如吾爲相，國家宜亂”。也即至於恭愍王時期，寒人依然不可掌機要。因此可以説，奇氏家族的崛起，是高麗史上的一次“逆潮”。奇氏家族的真正煊赫，應自奇氏産皇子後始。而且，奇氏産皇子正是奇皇后出“内帑”，派使臣在金剛山修繕佛寺的最大動機。爲皇子祈禱，奇氏很有可能從這一時刻想著日後其所生皇子能即元朝之大統。其政治野心從其後來在順帝在位時，密謀讓其禪位可見一斑。忠惠王後三年“己未，元遣高龍普、帖木兒不花等來迎奇皇后母李氏，王迎龍普等於郊”。明年又“遣資政院使高龍普，太監朴帖木兒不花賜王衣酒，又贈皇后父子敖爲榮安莊獻王，母李氏，爲榮安王大夫人”。而奇氏幾位兄長亦“倚后勢縱恣，其親黨亦緣驕横。轅嘗會宗族，宴其母器皿珍羞，窮極侈，麗見者以爲東韓以來罕有也”。甚至忠惠王後五年（），奇轍如元賀正時，王“踐於迎賓館”，而迎賓館在此之前僅用於接待元廷使節，這不得不説是此時的忠惠王已然敬奇轍如上國使臣。當然，將與奇皇后所涉在高麗之政治集團概稱爲“奇氏家族”並不允當。凡與奇氏家族因種種原因相聚攏的人群，因奇氏家族在這一時段的特殊性，均不可避免地與元麗政治相牽連。但同時考察高麗史册，其中可確鑿定爲奇氏一黨者，實應分爲兩類。一類以左政承盧頙、判三司事權謙爲代表，他們的出身未必高貴，但皆與元廷聯姻，也因此得到了在高麗的平穩仕途，取得顯要官職，正是奇轍謀逆過程中“以親戚腹心布列權要，陰樹黨援”的部分。如盧頙早年寒微，但“娶平陽公昡女慶寧翁主，以故驟貴”，而後“以女納於元帝，拜集賢殿學士”。换言之，盧氏、權氏抑或奇氏，其最終的政治靠山都是元廷，而紐帶具爲聯姻，從這種情況衍生出來的“親元”傾向，正是將他們聚合在一起的首要推動力。第二類人則應以洪彬、曹益清、李芸、廉敦紹等爲代表，他們在這一時期並不佔據政治高位，有些人與奇氏家族間也並無明確的共同利益需求，甚至並非所謂奸臣，但在順帝統治前期，也即恭愍王執政前的時間段裏，因不同目的而與奇氏站在同一立場之上。如曹益清，在辛禑二年甚至配享恭愍王廟，但因 高麗史 卷一一三 鄭世雲傳，頁。高麗史 卷三六 忠惠王世家，頁。高麗史節要 卷二五 忠惠王世家，首爾：東國文化社，年，頁上。高麗史 卷一三一 奇轍傳，頁。高麗史 卷三七 忠穆王世家，頁。高麗史 卷一三一 奇轍傳，頁。高麗史 卷一三一 盧頙傳，頁。高麗史 卷一三一 盧頙傳，頁。佞佛與威遠:元順帝統治前期奇皇后在高麗修繕佛寺史事鈎沉其憎惡“惡少習氣”，在奇轍入元言忠惠王無道時也與之觀點持同。又如李芸，在其與奇轍等人在元言建省事條下，便有其兄與忠惠王有隙之載：“初芸兄儼與僧波哥景有隙，波哥景譖王曰：儼常叱臣以爲汝王何等人，吾不畏也。王怒，命囚儼奴，儼見於王，欲自明，王毆之，儼厲聲曰：王何辱我？王之初立，伊誰之功？王雖激怒於波哥景，實惡芸也。”則由此很難認爲李芸與奇轍此時的同一立場與此事無關。然而無論如何，可以説在奇氏得寵於順帝之後，奇氏家族及其黨羽在高麗政治力量的培養是較爲成功的。除政治因素外，奇氏集團或也對在元之奇皇后有經濟方面的支持作用。奇氏集團在高麗横徵暴斂，翻檢史籍則不難發現，爲整治都監所斬之奇三萬罪名便係奪人田土，這一點從上引宴奇氏母之材料中也可見之，以至於奇氏一黨伏誅後，“后問兄轍禍敗所由，公遂曰：貪財聚怨鮮有免者，勢激而然，非王之心也。宦官朴不花密告后曰：公遂但爲其主，豈念其親。”朴不花所説也可佐證公遂乃直言，而盧頙作爲奇氏黨人，亦“性貪，好奪人臧獲”，由此可見無論奇氏抑或其黨人，皆聚財成風，而在高麗所横徵暴斂之財富，也經由貢賜部分流向了奇皇后。恭愍王時，曾“遣密直使李也先帖木兒、鷹揚軍上護軍安祐如元貢方物。仍獻皇后誕日禮物，皇后誕日之賀始此”。這條材料雖提到皇后誕日獻禮始於此時，但從“仍獻”則可知，此時的“皇后誕日之賀”乃成爲定制之始，而非獻禮之始。因此，雖不可確知屬國在皇后誕日獻方物之俗始於何時，但此前應已有多次，同時，若考李也先帖木兒，則 奇轍傳 言奇氏伏誅後：“流其黨金寧君、金普、密直副使李也先帖木兒”則可證李也先帖木兒恰係奇氏黨人，由此命其爲使，賀皇后誕日之時，其所貢方物，則很大程度上可能包含了奇氏在高麗所聚斂財物，以此方式輸送至奇皇后“内帑”。（二）高龍普高龍普是奇皇后出“内帑”派使臣在金剛山修繕佛寺活動的重要參與者和支持集團之一。關於高龍普，史料記載中較爲散亂，加之其名姓有高龍普、高龍 高麗史 卷三六 忠惠王世家，頁。高麗史 卷一一二 李公遂傳，頁頁。高麗史 卷一三一 盧頙傳，頁。高麗史 卷三八 恭愍王世家一，頁。高麗史 一三一 奇轍傳，頁。隋唐遼宋金元史論叢第十二輯佞佛與威遠:元順帝統治前期奇皇后在高麗修繕佛寺史事鈎沉但更爲重要的是，全州自後三國時代以來，即爲海東華嚴宗興盛之地，乃後百濟時華嚴宗宗師惠觀曾爲甄萱立福田於此，此地也由是衍生出了華嚴宗南嶽派。但無論北嶽南嶽，其同奉 華嚴經 爲圭臬當無疑義，續高僧傳 載：“太和初年，代京閹官自慨刑餘，不逮人族，奏乞入山修道，有敕許之。乃齎一部 華嚴，晝夜讀誦，禮悔不息，夏首歸山，至六月末，髭鬢盡生，復丈夫相。”又有：“所將内侍劉謙之，於此寺中七日行道，祈請文殊，既遇聖者，奄復丈夫，曉悟 花嚴經 義，乃造 花言論 六百卷。”對此故事 古清涼傳 華嚴經傳記 大方廣佛華嚴經感應記 中亦有繁簡程度不同的記載，此處不再論述。大藏經 在高麗的刊刻與流傳研究，可參者甚多，是故其中靈驗故事至少在如全州之地廣爲人知，這種情況應該可以説促進了宦者群體對佛教的精神歸附，而普光寺碑記中也提到，此寺亦“演華嚴法”，由此，若言高龍普本人由華嚴法而生出對佛教的熱忱，許無差池。高龍普的佛教色彩究竟如何作用於奇皇后現已不可確考，但以理度之，高龍普無論在財政抑或信仰方面都應對奇皇后出資修繕高麗佛寺這一事件産生了不小影響。除高龍普外，考諸史書不難發現，圍繞在奇皇后周邊的高麗籍宦官，尚有朴不花、姜金剛等諸人，他們有無清晰的佛教傾向已然不可考，但奇皇后一黨在高麗的活動多由他們經辦却是無可置疑的。朴不花助奇皇后在元行水陸法會等事一如前述，同時作爲與奇皇后頗具曖昧關係的同鄉以及高龍普的繼任者，在此時期元廷派往高麗的使節中，他常與高龍普一併出現。關於姜金剛，則 高麗史 載：“忠惠王以宦者姜金剛入元，有負絏之勞，陞其鄉”可見其亦爲入元之高麗宦官，演福寺所鑄鐘，便係姜金剛監造，此外，即使奇氏已然敗亡，姜金剛仍“奉養李氏”，可見姜氏與奇皇后一黨關係之緊密。誠然奇皇后所憑之在元高麗宦官勢力中並不僅僅包含此二人，如李家奴帖木兒、安伯顔不花類，雖從名姓觀之絶類高麗，也確與皇后有涉，但無確鑿文獻足徵，故此筆者不贅言。但綜上仍可看出，如高龍普、朴不花等出身高麗的宦官群體，由於其熟悉高麗情況，則無論奇皇后抑或元順帝，在加强對高麗影響的過程中，此群體都應何勁松 韓國佛教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年，頁。道宣 魏泰嶽人頭山銜草寺釋志湛傳，續高僧傳 卷二九，北京：中華書局，年，頁。道宣 唐代州五臺山釋明隱傳，續高僧傳 卷二五，頁。崔光弼、李春 高麗大藏經 與東亞地區文化交流，圖書館理論與實踐 年第期。劉淑芬 中古的佛教與社會，上海古籍出版社，年，頁。高麗史 卷五七 地理志二，頁。李榖 稼亭集，韓國文集叢刊（三），頁上。高麗史 卷一三一 奇轍傳，頁。隋唐遼宋金元史論叢第十二輯是絶佳任用人選，也正是這些人的在元，爲順帝、后在高麗的一系列活動起到了情報與人望的前提作用。三、順帝前期元麗政局掇瑣及其與修寺史勾連如所周知，順帝一朝，權臣、黨争不絶於史籍，成爲這一時期政治特點之一。順帝即位之前，便受燕鐵木兒之禍，先放高麗，復徙廣西，燕鐵木兒去世後方得即位。此後唐其勢、伯顔、脱脱、哈麻等繼爲權臣，爲順帝的統治增添了極大的不穩定因素。但時常被人所忽略的是，在紛繁複雜的黨争之外，順帝也未嘗不用心於與高麗的外交，而在這其中佔據重要地位的，則是在雙方均布列勢力的奇皇后一黨。雖然奇皇后與後期的太子黨勢力所涉頗深，甚至有學者認爲奇皇后與元順帝關係的破裂更在此之前，這一觀點尚有商榷的餘地，但在順帝統治前期，也即高麗忠肅王末至忠惠王被廢期間，種種迹象均可表明順帝意圖加强對高麗的控制，廢黜忠惠王則是這一意圖最爲顯著的結果，而觀照此時期以帝、后名義在高麗所修繕之佛寺這一事件，則可更好地證實這一觀點。順帝朝首次以帝、后名義爲高麗修築佛寺發生在後至元三年。事見危素所撰 敕賜神光寺碑：“至元三年，上出令内帑遣寺臣金帖木兒建僧房廊廡各若干楹。”彼時太子未降，奇氏受寵並不甚深，爲高麗神光寺修築僧房或與順帝對奇氏寵愛不無關係，但不可否認的是元順帝本身的佛教信仰在此時應占主流。順帝早年曾流放於高麗之大青島，但根據權五重氏研究，元朝流配至大青島的宫廷人員，可以因爲應邀參加宴會而自由離開流配的地點，這一點在 高麗史 中不爲鮮見。且順帝在高麗時，有人曾諫言：“遼陽與高麗謀欲奉妥歡太子叛”，由此可見，則所謂“不與人接”恐怕也不過是場面言語。在高麗雖只一歲的時間，但爲順帝提供接觸高麗佛教的機會應已足够，且考諸史籍，有元一代似有將罪囚放至佛教興盛之地的流俗，如高麗王璋，“（忠肅王七年）十二月戊申，帝（元英宗）以學佛經爲名，流上王於吐蕃撒思結之地”。“撒思結”爲“薩韓儒林 元朝史，北京：人民出版社，年，頁。朴延華 高麗忠穆王代整治都監改革與元廷關係，朝鮮韓國歷史研究 年第期。危素 危學士全集 卷一一，明别集叢刊（第一輯）（三），頁。元史 卷三八 順帝纪一，北京：中華書局，年，頁。權五重 大青島與元朝之流配人，歷史研究 年第期，頁。鄭麟趾 高麗史 卷三六 忠惠王世家，太白山史庫本，頁。高麗史 卷三五 忠肅王世家二，頁。佞佛與威遠:元順帝統治前期奇皇后在高麗修繕佛寺史事鈎沉迦”異譯，正是帝師八思巴所主薩迦派源出之地。又順帝時“放院使高龍普於金剛山”。案金剛山，李榖記曰：“其華嚴所説東北海中，有金剛山。曇無竭菩薩與一萬二千菩薩常説般若者是已。昔東方人未之始知，而指爲仙山。”這一説法或典出 華嚴經：“海中有處，名：金剛山，從昔已來，諸菩薩衆於中止住；現有菩薩，名 曰：法 起，與 其 眷 屬、諸 菩 薩 衆 千 二 百 人 俱，常 在 其 中 而 演 説法。”佛經與高麗文獻中的金剛山是否爲一，尚有探討的空間，但高麗時人將金剛山認作佛教聖地當無疑義。由是可知危素爲神光寺所撰碑記中所提及之順帝與神光寺結緣事理非空穴來風。而如果我們將神光寺在内的多所寺廟的修繕，置於此時期的元麗關係中，則或有發現。後至元三年夏四月癸酉，順帝敕曰：“禁漢人、南人、高麗人不得執持軍器，凡有馬者拘入官。”這條敕文同樣録於 高麗史，只後加曰：“於是百官皆不視事”，且數日後“征東省據世祖皇帝不改土風之詔奏聞於帝，請令百官騎馬”。也即高麗以世祖詔對順帝所敕提出異議，需要指出的是，這一時期順帝本人對於行政權力的掌控似乎不足，伯顔擅權是不争的事實。邱樹森在其專著中提到，伯顔有著明顯的不喜“漢人”“南人”的傾向，因此這條命令很有可能出自伯顔之手。但這種行政上的高壓管理，在之前的元麗交往中多有，如至元三年（），中書省移文：“禁（高麗）國人貿易上國兵器及馬。”又元副達魯花赤焦天翼曾下令：“兵器不可蓄於私家，收國人攻珍島兵仗，悉輸於鹽州屯所。”然而高麗如此鮮明地提出反對，尚屬首次。且值得一提的是，騎馬或並非高麗“土風”，雖則有元一代，濟州島經常成爲重要的馬匹供應地，但高麗作爲經濟較爲發達的農業國，射獵並不是其傳統的娱樂項目，只有與蒙元關係較爲密切的如忠烈王、忠惠王等積極接受蒙古文化，而如恭愍王便曾兩次“微行習馳馬”。且自忠烈王以降，忠宣王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基于不同目的存在著反 高麗史 卷三七 忠穆王世家，頁。李榖 稼亭集，韓國文集叢刊（三），頁上。大方廣佛華嚴經，年 月 日，頁，：，年月 日。元史 卷三九 順帝纪二，頁。高麗史 卷三五 忠肅王世家二，頁。高麗史 卷三五 忠肅王世家二，頁。邱樹森：妥懽帖木兒傳，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年，頁。高麗史 卷二七 元宗世家三，頁。高麗史 卷二七 元宗世家三，頁。孫紅梅 元朝與高麗“甥舅之好”關係下的文化交流，渤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年第期，頁。高麗史 卷四 恭愍王世家三，頁。隋唐遼宋金元史論叢第十二輯元傾向，因此，雖然不可否認此時期騎馬、射獵應在高麗較爲流行，但恐怕也只局限於個人好惡的範疇，不足以稱爲“土風”。是故，此時高麗以並不十分成立的理由對元廷管制提出抗議，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高麗或係忠肅王本人與元的疏離態度。但也須承認，此次“禁馬之争”雖然開啓了元、麗間關係的裂隙，但可能與順帝本人並無牽涉，因此順帝對神光寺的增修更多應出于佞佛傾向，换言之，順帝與奇皇后借助佛教增强在高麗影響之行爲當始自忠惠王復位。忠惠王本人雖“父母皆高麗”，却表現出了較强的親元因素。除上引胡服謁忠肅王事外，甚喜游獵，如後二年（）獵於東郊，“王日以游獵爲事，從者苦之”。又後三年（）出畋，己亥亦如之，自是日以游獵爲事，出入無度”。可見忠惠王在自身習氣上頗類蒙古，而在對待元使上也未有如忠肅王般怠慢者。但誠然如此，他的驕奢淫逸也達到了元廷難以忍受的程度。忠惠王本人“性游俠，好酒色，耽於游畋，荒淫無度。聞人妻妾之美，無親疏貴賤，皆納之後宫幾百餘”。忠肅王去世後，厭惡王禎的伯顔業已失勢，但其仍不能順利即位，也正有此原因。不論忠惠王身上的蒙古色彩有多麽濃厚，其暴虐行徑却著實觸了順帝眉頭，給順帝以廢王口實的同時，也强化了其對麗加强控制的念頭。在出資二次增修神光寺的前一年，奇皇后爲順帝誕下皇子愛猷識理達臘，反對奇氏立后的代表伯顔罷相，奇氏也由此顯貴。越明年，高麗又“以宦者高龍普爲三重大匡完山君”，與奇皇后關係密切的高麗宦者高龍普的晉封，作爲奇氏在元得寵的旁證，也喻示著奇皇后集團在高麗影響的擴大。至少可以説明的一點是，對佛教的熱忱、對高麗國王的不滿以及對奇氏的寵倖等因素，共同使得高麗在順帝眼中的地位變得愈加重要。奇皇后姓名史無詳載，關於其出身及入元經過，前賢研究頗豐，雖有贅餘之言，但仍置諸後文，在此節，需要探討的是奇皇后作爲高麗女及元皇后的兩面性，也即奇皇后入元之後受到順帝佛教信仰影響，其在高麗所處環境及其家庭，更應是她的佞佛傾向的重要來源。鄭錫元 高麗對蒙古文化的“受容”與排斥，貴州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年第期，頁。關於忠肅王待元，可見 高麗史：“上王（忠肅王）將如元，至黄州，（忠惠）王道上胡跪迎謁。上王曰：汝之父母皆高麗也，何見我行胡禮？且衣冠太侈何以示人，可速更衣。訓戒嚴厲，王涕泣而出。”高麗史 卷三六 忠惠王世家，頁。高麗史 卷三六 忠惠王世家，頁。烏雲高娃 元朝與高麗關係研究，蘭州大學出版社，年，頁。高麗史 卷三六 忠惠王世家，頁。佞佛與威遠:元順帝統治前期奇皇后在高麗修繕佛寺史事鈎沉奇皇后自身的佛教信仰，已不需筆者過多論述，唯徵引前人所未發之史料加以旁證。高麗文人李穡在 西天提納薄陁尊者浮屠銘并序中提到天竺高僧指空在元時“至正皇后、皇太子迎入延華閣問法”一事，其中至正皇后即指奇皇后，皇太子即奇皇后所出之愛猷識理達臘，可見除元順帝及太子頗崇佛教外，奇皇后也不可謂無佛教傾向。如果觀照奇皇后的周圍，則亦可見佛教氛圍。元順帝及太子的佛教信仰不必贅言；半島的佛教在進入高麗時期後則邁入了祈禳佛教的階段，雖然這種“祈禳”對於高麗佛教本身發展的效果尚有待商榷，但高麗一朝所作佛事之多應稱世所罕有，而奇皇后在京師大饑之後出資命朴不花作水陸大會，恐怕也藴含著一定程度上的高麗祈禳佛教影響；又觀 金剛山普賢庵法會記可知，時任奎章閣大學士沙剌班，與奇氏聯姻，素善佛教；又奇皇后族子有名“三寶奴”者，足證奇氏族中有信仰佛教的支脉。綜上所述，皇后奇氏生活在佛教信仰濃厚的環境中，又與僧人及佛事關係較深，若言其有一定程度的佛教信仰，當無疑義。由上考可知，高麗諸寺的修建在宗教信仰方面有其所自，而財政支持也有其所源，但不可忽視的是，其中亦不缺乏政治動因。關於這一點，朝鮮文人申景浚論道：“或曰：定方雖崇佛，欲置願刹，而何必於海外異國乎？曰元順帝嘗謫居於長淵之大青島，建神光寺於海州，奇皇后建長安寺於淮陽，若此類蓋托緣名山，以誇耀遠人者也。”將順帝、后在高麗修繕寺廟的舉動與唐征高麗時蘇定方置願刹於百濟等而視之，稱其目的均爲“誇耀遠人”，這其中當然有朝鮮王朝文人自别中國的成見所在，但也未必可否認順帝時此舉與其政治目的的關聯性。同時，反觀李榖碑文，不難發現此爲“受命之文”，而“傳命”者，應正爲高龍普。换言之，當我們重新審視這篇碑文時，不應只將其作爲某寺重修碑記看待，此中也同樣藴含著爲奇皇后乃至元順帝歌功頌德的目的。文中記載，長安寺爲李穡 牧隱稿，韓國文集叢刊（五），頁。延華閣，元史 卷二九 泰定帝纪一：“己亥，命西僧作燒壇佛事於延華閣。”頁。可知應爲元廷内開展佛教活動之所。金煐泰撰，柳雪峰譯 韓國佛教史概説，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年，頁。元史 卷一一四 完者忽都傳，頁。元史 卷二四 宦者 中“朴不花”條也有提及，但言作水陸大會乃朴不花主張，然而朴不花高麗人也，與奇皇后關係又可謂千絲萬縷，且出資者爲奇皇后，因此不論主張者爲誰，並不影響事件性質。關於此，可以參見張冰冰 元代宫廷崇佛史事考，中央民族大學碩士學位論文，年。文中借元代宫廷所作法會推定對於元皇室産生最大影響的主要是藏傳佛教薩迦派，而至於元廷主動開展“水陸大會”“無遮法會”等漢傳法會，在奇氏之前尚屬稀見。李榖 稼亭集，韓國文集叢刊（三），頁。元史 卷一一四 完者忽都傳，頁。申景浚 旅庵遺稿，韓國文集叢刊（二三一），頁上。隋唐遼宋金元史論叢第十二輯新羅法興王首創，而高麗成王復興之，其間歷約四百年，自成王至當時，又已經四百載，而寺廟殘破，特待聖人興之，這種“歷數年而有聖人”的語句，無論在讖緯或佛典中屢見不鮮，不勝枚舉，此文言下之意，正是將大元帝、后作爲聖人視之，其修寺之舉亦爲聖舉，又加世祖皇帝崇佛非淺，則當今天子更是“繼志述事”的明君，奇皇后與高龍普一幹人等，自然是明主之亮輔良弼。如果我們將鑄演福寺鐘時的記述結合而看，鑄鐘時“旁山諸郡饑。其民争趨工。得食以活”，當這些文章傳諸高麗時，其地臣民對元廷態度的好轉是可想而知的。另外，在南孝温的記述中，也可見佛頂所刻“皇帝萬萬世”之記載。在這種邏輯下，我們也便很難將元廷爲高麗修繕諸寺這一事件簡單視作佞佛舉動了。與修繕長安寺時間基本相吻合，在高麗發生了元廷主導下的忠惠王被廢事。見 高麗史 忠惠王後四年（）十一月：“甲申，托以告郊頒赦，遣大卿朶赤、郎中别失哥等六人來，王欲托疾不迎，龍普曰：帝常謂王不敬，若不出迎帝疑滋甚。王率百官朝服郊迎，聽詔於征東省，朶赤、乃住等蹴王縛之，王急呼高院使，龍普叱之，使者皆拔刃執侍從群小，百官皆走匿。左右司郎中金永煦、萬户姜好禮、密直副使崔安祐、鷹揚軍金善莊等中槊持平，盧俊卿及勇士二人被殺，中刀槊者甚多。辛裔伏兵禦外以助之，朶赤等即掖王載一馬馳去，王請小留，朶赤等拔刃脅之。”在此廢王事中，可以清晰看到高龍普等一衆奇氏黨人所居主導地位，而敢謀借傳詔縛王者，除元順帝、后外，也無他人。由是，結合前文所述，不難想見的是，自忠肅以至忠惠二王復位後，在順帝統治前期，皆以亂行種種與元交惡，加以奇氏家族在元及高麗的“建省”鼓動，共同促使順帝思借廢王以加强對高麗的控制，當然，從廢王之後的奇氏家族走向也可看出，順帝在接下來一段時期内所欲借助的，正是奇皇后一黨在高麗的政治力量，此力量的暗中培植，或許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順帝的廢王。而自海光寺始至長安寺、演福寺等的修繕，將其放諸順帝統治前期的元麗關係整個時間綫内，恰是作爲順帝廢王，爲帝、后在高麗積攢人望的重要環節，則復觀申氏“誇耀遠人”之論，豈爲空穴來風？四、餘論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