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全球化重振——国际分工中的资源依赖视角.pdf

研究和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全球化重振 国际分工中的资源依赖视角 乔 治 曲维玺 杜国臣内容摘要: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和社会福利增长的加速器。然而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等不确定因素增加,加速抑制全球化进程,也给中国在全球化中的表现带来巨大挑战。针对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中国于 2020 年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战略部署能否助推全球化重振,受到世界瞩目。文章结合国际分工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分析资源话语权对全球化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阐释我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在此过程中的作用。结论认为,全球不确定性因素急剧增加导致全球化收缩,资源话语权再平衡有利于缓解全球不确定性因素对全球化的冲击,而中国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仅有助于中国促进自身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资源话语权再平衡,也能够助力更多欠发达国家提升资源话语权再平衡能力。因此,要进一步激发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在维护全球化中的关键力量,就应当向实现资源话语权再平衡的两大路径不断精进。关 键 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全球化重振 资源话语权再平衡一、引 言第三次科技革命开启了新的全球化时代,即以全球价值链分工为特征的全球化时代,与以往的“产业间分工”不同,新全球化时代下的国际分工突破了产业和产品的国家边界,为世界各国带来了更高水平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新的全球化时代到来之前,全球化扩张速度从未如此迅猛,世界各国间从未如此相互依赖。新的全球化时代到来之后,一方面,欠发达国家的产业升级依赖于发达国家的高科技产品供给;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国际竞争力提升也依赖于欠发达国家物美价廉的中间品供给,越来越多的欠发达国家进入全球出口大国前列,传统的国际分工中心外围结构(Prebisch,1959)得以发生改变。然而,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等外部不确定性因素急剧增加,全球化趋势从扩张转向收缩,全球化时代甚至被质疑是否正走向终结。更值得注意的是,全球资源话语权失衡的扩大进一步加剧了全球不确定性因素对全球化的冲击。国际分工是全球化扩张的主要表现形式,随着国际分工演进动力机制的天平由“成本驱动”向“创新驱动”倾斜(杨丹辉等,2021),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资源话语权失衡程度开3国际贸易2023 年第 7 期作者信息乔治,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曲维玺,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杜国臣,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通讯作者:乔治,电子邮箱:359451504 。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专家们的宝贵意见和建议,当然文责自负。资源话语权取自于资源依赖理论,即基于关键资源的权力(power based on critical resources)。资源依赖理论的核心命题是组织生存取决于它从外部环境中获取关键资源的能力,当某一组织的资源成为其他组织生存的约束,那么该组织就对其他组织具有资源话语权。在国际分工情境中,资源话语权的实质是基于比较优势的话语权,本文中资源话语权系指一国市场主体通过其比较优势获取的对他国市场主体的生存约束能力。研究和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始呈现出新的扩大趋势,一方面,发达国家不断加强再工业化计划,欠发达国家在制造、加工等环节上的订单加速流失;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不断加码的“战略规锁”严重抑制欠发达国家获取高科技产品的能力(宏结等,2020),全球市场违约和供应中断事件频发,欠发达国家可能会再次被推向国际分工外围(黄群慧等,2021)。在全球不确定性因素急剧增加和新的资源话语权失衡继续扩大的背景下,欠发达国家因过度依赖发达国家资源而面临越来越高的市场违约和供应中断风险。面对日益脆弱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许多欠发达国家开始着力撤回对国际分工的依赖,产业链供应链的区域化、本土化成为大势所趋,全球化的发展方向因此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中国作为全球化发展的关键变量,也做出了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部署,即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新发展格局能否助推全球化重振,以及推动路径是什么,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助于推动构建富有韧性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本文尝试从国际分工中的资源依赖视角回答以上问题。二、资源话语权再平衡与全球化重振纵观全球历史,曾发生过五次大规模的产业国际转移,前四次产业转移均引爆了更大范围的全球化浪潮,当时的产业输出国(地区)都掌握着极大的资源话语权。特别地,一部分产业输入国(地区)在成为世界工厂后,又在接下来的产业转移中转而演变为输出国(地区),这使得产业转移更像是资源话语权的接力赛。中国是第四次产业转移的接棒者之一,也是第五次产业转移的输出国之一。但是此次产业输出并没有带来全球化的进一步扩张,这是因为全球产业输出增速大幅下跌,作为全球价值链“链主”的发达国家开始有计划地推动本国的再工业化,并激励制造业回流,而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还未能同步承接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其产业输出模式主要表现为边际产业转移,即将部分成本高企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成本更低的新兴发展中国家。(一)资源话语权失衡加剧全球不确定性因素对全球化的冲击资源话语权源于他国对本国的资源依赖,该资源在国际分工情境中的本质是比较优势,发达国家依靠技术优势获取国际分工中的资源话语权,欠发达国家则依靠成本优势获取国际分工中的资源话语权。在国际分工演进动力机制主要为“成本驱动”的时期,具有成本优势的欠发达国家不仅能够获取较大的资源话语权,还能以较小的成本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资源话语权失衡程度;而当国际分工演进动力机制的天平向“创新驱动”倾斜,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扩张动力不足,欠发达国家的资源话语权增速就会趋于下降,发达国家的资源话语权则仍然居高不下,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 的 资 源 话 语 权 失 衡 便 呈 现 出 新 的 扩 大趋势。全球不确定性因素急剧增加导致全球化收缩加速,扩大的资源话语权失衡则进一步加剧这些不确定性因素对全球化的冲击。当全球政治、经济、公共卫生等不确定性因素急剧增加,高度依赖外部资源且资源话语权较小的国家通常会面临较大的市场违约和供应中断风险(陈立敏等,2021),世界各国之间的资源话语权失衡程度越大,全球市场违约和供应中断风险就越突出,继而引发更多国家退出全球化,从而产生新一轮恶性循环。根据资源依赖理论,在资源话语权失衡的两国国际分工中,资源话语权较大的国家中的企业会因不确定性冲击而倾向于撤出交易,或以撤出交易为威胁占据更大的分工收益,资源话语权较小的国家中的企业则因已投入大量专用性资产而难以应对这一威胁,并付出较大的经济代价。也就是说,在全球不确定性因素集聚的情境下,各国之间的资源话语权失衡越大,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就会变得愈发脆弱,全球不确定性冲击对全球化的消极影响就愈发难以扼制。(二)资源话语权再平衡有助于缓解全球不确定性因素对全球化的冲击全球化持续扩大的基础条件,是国际分工参与国均能稳定地获取来自世界各国的关键资源。应对4国际贸易2023 年第 7 期研究和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越来越脆弱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资源话语权再平衡能够帮助世界各国在不确定的环境中提升资源流动的确定性。资源依赖理论认为,由于组织生存取决于它从外部环境中获取关键资源的能力,外部关键资源流动的不确定性会成为组织生存的约束,因此,组织会采取各种行动来吸收约束,以减少外部关键资源流动的不确定性。基于这一理论逻辑,Casciaro 和 Piskorski(2005)证实了以下两个假设:两个组织共同依赖程度越高,对减少不确定性的动机越强,因而越能共同促成它们之间的约束吸收;而当两个组织间的依赖越不对称,权力优势组织的约束吸收动机就会越小,进而阻碍它们之间的约束吸收。由此可知,高度相互依赖的两个组织,只有在它们之间的依赖趋于对称,即资源话语权趋于平衡时,它们才更有可能达成约束吸收,从而提升资源流动的确定性。依据以上结论,虽然全球不确定性因素的急剧增加会给高度依赖国外资源的各国带来市场违约和供应中断风险,但当一国在高度依赖国外资源的同时也被他国高度依赖,即具有与对外依赖程度等量的资源话语权时,两国就会因具有同样强烈的减少不确定性的动机而选择增进合作,如互相投入大量专用性资产。由此可知,即使国际分工环境复杂多变,只要高度相互依赖的国家之间的资源话语权失衡程度趋于缩小,国际分工合作就会越发紧密,全球化将得以重振;反之,则国际分工合作越容易破裂,逆全球化将进一步加速。(三)中国的资源话语权再平衡战略是全球化重振的关键变量第五次产业转移是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历史节点,也将中国推向了备受世界瞩目的位置。虽然从全球价值链的功能架构来看,发达国家占据附加值较大的研发设计和营销服务环节,中国位于附加值较小的制造生产环节,但从全球价值链的产品架构来看,中国在制造环节上仍然具有较大的资源话语权再平衡能力。中国拥有技艺精湛的人才队伍、完整的配套设施、密集的工业集群、成熟的物流和智能化生产体系,不仅能够保证中间品生产质量和效率,还能降低中间品的交易成本,使其中间品供给稳据价格竞争优势,复杂工业品制造若要绕过中国,就会面临中间品供给效率降低和交易成本上升的风险。图 1 和图 2 显示,从总体上来看,20042018 年,世界各国出口对国外中间品供给的依赖波动较大,但对中国中间品供给的依赖却保持稳定增长,仅在外部不确定性冲击力最大的时期出现小幅下跌,足见中国国内资源在维护全球经济循环畅通运转中已然具有突出的作用。由此可见,如若中国没有足够的资源话语权再平衡能力,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逆全球化进程会更快。中国作为资源话语权增长相对较快的新兴市场国家,拥有较强的资源话语权再平衡能力,其战略性举措不仅对广大欠发达国家具有借鉴性,也将帮助资源话语权较小的国家提升资源话语权再平衡能力。三、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中国的资源话语权再平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仅有助于中国对两类资源话语权再平衡操作的灵活运用,还能以较低的风险和成本促进资源话语权再平衡的实现;不仅有助于中国实现自身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资源话语权再平衡,还能助力更多欠发达国家提升资源话语权再平衡能力。因此,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有利于实现资源话语权再平衡,进而缓解全球不确定性因素对全球化的冲击。(一)实现资源话语权再平衡的两条路径:缓解资源依赖和增加资源话语权要实现资源话语权再平衡,在理论上存在两条路径(Emerson,1962;Pfeffer et al.,1978):路径之一是缓解自身对外部的资源依赖,路径之二是增加自身对外部的资源话语权。约束吸收是指签订长期合作协议乃至合资并购等吸收外部约束的策略。2004 年是全球贸易进入迅猛增长的年份,2018 年则是 OECD 发布的 2021 版增加值贸易(TiVA)数据库可检索到的最新年份。5国际贸易2023 年第 7 期研究和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 图 1 20042018 年世界各国出口对国外中间品 图 2 20042018 年世界各国出口对中国中间品 供给的平均依赖程度变化趋势 供给的平均依赖程度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OECD 发布的 TiVA 数据库。资料来源:OECD 发布的 TiVA 数据库。缓解资源依赖是指缓解自身对资源话语权优势方的资源依赖,增加资源话语权是指增加资源话语权优势方对自身的资源依赖。在两类资源话语权再平衡操作中,缓解资源依赖干预的是自身对外部的资源依赖,却不能全然掌控资源话语权优势方的依赖变化;增加资源话语权干预的是资源话语权优势方的资源依赖,但不涉及自身对外部资源的依赖变化。如果仅采取缓解资源依赖的策略,一旦先前的资源话语权优势方也撤回对劣势方的依赖,助力资源依赖缓解的平衡化路径就无法通向再平衡,也就无法起到在不确定性环境中构建关系的确定性作用,反而导致关系的脱钩;同样地,如果增加资源话语权的策略伴随着更大幅度的资源依赖增长,那么资源话语权再平衡仍然无法得以实现。因此,资源依赖缓解应建立在资源话语权不同步下降的基础之上,资源话语权增加也要建立在资源依赖不过度增长的基础上。1.路径一:缓解资源依赖根据 Emerson(1962)对依赖的定义,衡量依赖度,通常衡量的是其所需资源的至关重要程度和提供这种资源的替代者的存在量。因此,缓解资源依赖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降低对方资源的重要性,二是降低对方资源的不可替代性。其一,采取动机撤回策略,降低对方资源的重要性。在特定行业的国际分工中,当资源话语权优势方提出不公平的利益分配要求时,减少资源话语权失衡冲突的一个途径是资源话语权劣势方撤回分工合作动机,平衡操作中的拒绝依赖通常能够使资源话语权劣势方摆脱其在不平衡关系中的劣势地位(Witt et al.,2007)。“另起炉灶”“另辟赛道”是最常见的动机撤回,以汽车行业为例,中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另辟电动汽车赛道,可视作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史上一次具有转折性意义的动机撤回。作为汽车生产强国,日本在汽车制造行业拥有众多具有垄断地位的核心技术,并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引领氢能汽车研发,中国在汽车制造业的国际分工中高度依赖日本技术。然而,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中国绕开了日本在氢能技术上的垄断,将更多力量投入到电动汽车相关技术的研发当中,使得中国新能源汽车品牌成为汽车行业的后起之秀。需要注意的是,过度的动机撤回可能会导向封闭式内循环,因此,在选择动机撤回策略时,应同时防止外部组织对自身的依赖程度趋于减少这一现象的发生。其二,采取关系网络扩展策略,降低对方资源的不可替代性。现实中,关系网络扩展是最为常见的资源话语权平衡操作,它可以缓解自身对资源话语权优势方的过度依赖,如通过培养替代资源引进6国际贸易2023 年第 7 期研究和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新的伙伴,或者牵制资源话语权优势方对话语权的使用,如与对其合作伙伴具有资源话语权的第三方组织建立合作关系(Zhu et al.,2021)。外资企业通常因外来者劣势而依赖东道国企业的资源,东道国企业则会将进入本土的外资企业作为其关系网络扩展的对象,与外资企业建立紧密联系往往能够帮助致力于国际化的东道国企业进入更大的国际市场,或增强东道国企业在国际分工中的交易谈判能力。然而,关系网络扩展并不能帮助增加直接资源话语权,也就是说,它不是组织获取内部能力的途径,只有在组织本身能力较强时,关系网络扩展才能帮助其提升绩效(Lee et al.,2001;吕越等,2018)。2.路径二:增加资源话语权同理,增加资源话语权亦可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提升自身资源的不可替代性,二是提升自身资源的重要性。其一,借助组群的形式,提升自身资源的不可替代性。与关系网络扩展类似,组群的形式也是建立更多的战略合作关系,但与关系网络扩展不同的是,组群的重点在于增加资源话语权优势方对自身的依赖,即增加自身的资源话语权,而非减少自身对资源话语权优势方的依赖。不同于单纯的动机撤回,组群具有资源共享和风险共担的特征。因此,与动机撤回相比,组群能以更高的效率和更低的成本促进资源话语权再平衡。但跨国组群往往并不容易实现或长久存续,一方面,同环节内的组织因具有竞争关系而对组群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另一方面,跨环节的组织虽然更容易合作,但当上下游环节间资源话语权失衡程度过大,资源话语权较大的环节中的组织往往缺乏合作意愿,导致资源话语权较小的组织无法与之形成群组,如阿斯麦的投资商飞利浦早期就因不具备成熟的光刻机技术而在寻求跨国组群的过程中频频碰壁。其二,赋予动机,提升自身资源的重要性。与组群的逻辑相同,赋予动机的重点也在于增加资源话语权优势方对自身的依赖,但其路径有所不同,它不会阻断资源话语权优势方寻找替代资源,而是通过增加资源话语权优势方在双边关系中的动机性投资增加自身的资源话语权,从而控制先前话语权更多的一方。有两种情况会带来资源话语权优势方对劣势方的动机性投资的变化,一种是资源话语权劣势方在双边关系中的能力提升,这种能力又恰巧符合资源话语权优势方的需求;另一种是资源话语权劣势方向优势方赋予地位,这种地位如声望等使得资源话语权优势方可以从中得到回报。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如对外援助计划,就是一种资源话语权较大的国家对话语权较小的国家的动机性投资,资源话语权较大的国家通常能够从中获取在全球范围内的更大影响力(金玲,2015)。在操作效率上,向资源话语权优势方赋予地位显然要优于资源话语权劣势方的能力成长,但赋予地位这一平衡化操作的持久性也常常受到挑战。一方面,资源话语权优势方基于获取地位的动机不一定持久,例如,2008年,美国为推动其重返亚太战略,加入了最初由 4个亚太国家发起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前身),并联合其他发达国家一道助力推动亚太地区一体化,然而,不到 10年,美国便因没有达到其投资预期而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另一方面,一旦资源话语权优势方的投资目的是为了实现经济霸权而非平等互惠,向资源话语权优势方赋予地位就会加强这一优势地位,资源话语权劣势方虽然获取了较稳定的关键资源,但也因过度增加了对资源话语权优势方的依赖而需做出较多的妥协,由此带来马太效应,使得这一平衡化操作难以持续。(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有助于综合运用资源话语权再平衡的两条路径从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发展模式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表面上看是从依赖外部资源转向依赖自身资源,属于资源依赖缓解这一类平衡化操作,实质则不然。结合上文的理论分析,在新发展格局中,不管是国内大循环还是国际大循环的构建,都遵循了对资源话语权再平衡的两条路径的综合运用。首先,以国内大循环促进而非替代国际大循环代表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仅仅是对国际需求7国际贸易2023 年第 7 期研究和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量下跌和国际供给量短缺的应急响应,它还更多响应了世界各国与中国之间相互依赖的中长期倾向(赵春明等,2022)。具体来讲,现阶段中国在维护和促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畅通运转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有责任也有能力聚焦于自身的国内大循环,降低发达国家资源对中国的至关重要程度,以缓解自身对发达国家资源的过度依赖。不仅如此,中国还会通过国内各地区、各产业、各企业纵横交错的深度联动,推动形成超大规模市场,进一步虹吸国际优质资源,进而与世界各国以联合研发等多种形式建立组群,提升自身资源的不可替代性,增加自身对发达国家的资源话语权。其次,以国际大循环促进而非替代国内大循环代表着,国际大循环不再是追求大进大出的“两头在外”模式,而是在追求高水平开放的同时向高附加值环节攀升。具体来讲,中国不仅可以通过与更多国家建立广泛的连接来扩展关系网络,降低发达国家资源的不可替代性,缓解自身对发达国家资源的过度依赖,还可以通过融入高附加值环节的国际竞争来优化国内产品生产质量,提升自身资源的重要性,增加自身对发达国家的资源话语权。综上,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能够保障中国在缓解资源依赖的同时资源话语权不同步下降,以及资源话语权增加建立在资源依赖不过度上升的基础之上。(三)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有助于降低国际分工关系重构的风险和成本资源话语权再平衡的本质是在不确定的环境中重新构建确定性的关系,资源话语权劣势方能够通过关系的重构增强自身获取外部资源的能力。不确定的环境会给资源话语权劣势方带来利益损失,虽然构建确定性的关系能够减少这类损失,但关系重构本身也存在潜在的风险,并需要消耗一定的成本。例如,资源话语权劣势方可能因动机撤回而面临下降的市场需求,组群通常需要其让渡部分收益,权力网络扩展需要其维系与第三方组织的关系,赋予动机可能需要其让渡标准制定的权力。显然,资源话语权劣势方的内部能力越小,就越难以在国际分工中重构确定性的关系,其关系重构的风险和成本就会越高。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有利于充分激发我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能够助力资源话语权劣势方降低关系重构的风险和成本。市场寻求是大型跨国企业在他国布局高端生产要素的主要动因,超大规模市场不仅能够吸引全球高端生产要素,还能增强外资进入的粘性,进而帮助国内各市场主体获取自身内部能力之外的本土优势,包括本土市场主体的流通网络、符合东道国文化的管理模式、制度优势等。即使国内一些行业的市场主体自身内部能力较小,本土优势仍然能够助力它们在更多关系中建立资源话语权优势,从而以较低的风险和成本获取更多关系重构的可能。(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有利于助力更多欠发达国家提升资源话语权再平衡能力在赋予动机中,向资源话语权优势方赋予地位这一关系重构方法由于能够取得显著的成效且受益面广,因而被广泛应用于欠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资源话语权再平衡操作中。在赋予地位这一平衡操作中,欠发达国家能够较稳定地获取发达国家关键资源供给,但也因此增加了对发达国家的资源依赖,一旦其依赖增加幅度超过了资源话语权增加幅度,欠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就会呈现新的资源话语权失衡。此外,由于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经济能级相差巨大,在贸易协定谈判中,发达国家通常会凭借资源话语权优势要求欠发达国家做出更多贸易利益上的妥协,导致欠发达国家的资源话语权再平衡成本大幅攀升。中国是全球第一贸易大国和第二大消费市场,虽然在与发达国家的国际分工中资源话语权相对较小,但在与欠发达国家的国际分工中却是资源话语权优势方。作为新兴市场国家,中国不仅通过积极参与发达国家所搭建的国际合作平台促进其与发达国家间的资源话语权再平衡,同时还协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一道,基于“平等参与、共同发展”的原则,增加对欠发达国家的投资,更持久地助力欠发达国家提升资源话语权再平衡能力。同竞争激烈的国际分工市场一样,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市场也存在8国际贸易2023 年第 7 期研究和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较大的竞争,公共产品的核心竞争力通常就在于它所构建的多边制度体制,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将促进中国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发挥出巨大的制度优势。不同于发达国家,中国与众多欠发达国家具有相似的历史处境,加之中国地广人众且国内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有利于中国加快探索出更加成熟的促进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共同富裕的区域一体化制度,进而提高中国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在全球的普惠性和认同度,并为制定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相关制度规则提供极具参考价值的实践经验。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助力全球化重振的现实举措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助力全球化重振的关键机制在于资源话语权再平衡。在全球不确定性因素急剧增加和新的资源话语权失衡继续扩大的背景下,中国要激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在重振全球化中发挥更大作用,就应当向实现资源话语权再平衡的两大路径不断精进。(一)加快培育创新驱动型国内大循环缓解资源依赖,首先要缓解中国对发达国家高新技术的过度依赖,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从而降低发达国家资源供给对中国的至关重要程度。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呈现出新的资源话语权失衡,成本驱动型的国内大循环已难以应对,因此,充分激发国内大循环中的创新驱动活力正成为紧迫要求。培育创新驱动型国内大循环,其关键就在于扩大需求,借助需求的大规模增长引致创新,现阶段可以通过释放需求和创造需求来激发需求的增长潜力。释放需求的突破点在于放开制度安排对产业发展的限制,充分释放因供给受限而难以开发的潜在市场需求。为此,要深度调研高新技术产业扩张堵点、技术创新难点,设计和完善相应的制度安排,尽可能减少不必要和一刀切的产业限制,鼓励各地方竞相打造知识产权引领型城市,为新领域新赛道的开辟以及新动能新优势的培育保驾护航。创造需求的突破点在于促进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以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带动新的需求。为此,不仅要在把握当前新一轮技术和产业革命基础上,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还要促进服务业与制造业间的信息互通,特别是打通跨地区的数据通道,一方面支持更多服务业和制造业携手入驻产业园区,通过“产业大脑”、数字化应用场景等数字经济系统建设,为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另一方面通过牵头举办和组团参与境内外大型跨产业商业会展等形式,鼓励服务业和制造业厂商寻求跨产业跨地区合作。(二)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国际大循环缓解资源依赖的另一策略是,通过与世界其他国家建立广泛的贸易连接,提升发达国家资源供给的可替代性,因此,我国在培育创新驱动型国内大循环之外,还应当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国际大循环。高水平的国际大循环体现为贸易自由化的推动和贯彻程度,越是在全球不确定性因素增加的时候,越能坚持扩大对外开放,不断扩展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关系网络。构建更高水平国际大循环的关键在于打造公平便利的国际投资环境,以更低的关税壁垒、制度壁垒和更高水平的市场准入将大量优质外资引进来,以牵头和加入更多的多双边贸易关系帮助大量本土企业走出去。构建更高水平国际大循环的下一个突破点在服务业,我国服务业开放程度较低,我国制造业先于服务业达到较高水平的国际大循环,这不仅仅是因为服务业发展滞后于制造业,还因为服务业具有难以分割的特征(曹建海等,2021;戴翔,2016)。因此,要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国际大循环,不仅要建立更多的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还要推动服务业通过生产性服务业和服务型制造业等产业形态加入国际分工,以服务业与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融合互促进一步扩展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关系网络。(三)加快形成开放型国内大循环如果仅采取“由外部开放降低自身对外部依赖”的缓解资源依赖策略,一旦发达国家也降低对中国的依赖,资源话语权再平衡就无法真正实现。因此,9国际贸易2023 年第 7 期研究和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要全方位促进资源话语权再平衡,还要采取“由内部开放增加外部对自身依赖”的增加资源话语权策略,即通过构建开放型国内大循环提升我国资源的不可替代性。开放型国内大循环体现为以联合研发、联合投资及跨国并购等国际层面的组群形式,在国内生产网络中广泛吸纳全球高端生产要素,通过国内外之间的资源优势互补提升我国产品的难以替代性。然而,在寻求与资源话语权优势方组群的过程中,资源话语权劣势方通常面临高昂的合作谈判成本,要降低这一成本,资源话语权劣势方就必须获取自身内部能力之外的其他谈判能力。虽然当前国际贸易正处于寒冬时期,制造业回流势头强劲,但我国各市场主体仍然可以借助我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获取自身内部能力之外的本土优势,进而提升对优质外资企业的合作谈判能力。超大规模市场既包含超大规模最终品市场,也包含超大规模中间品市场,最终品市场对全球高端生产要素的虹吸力主要取决于国内最终需求的体量,中间品市场的虹吸力则主要取决于国内乃至其面向的全球最终需求的体量。要使最终品市场和中间品市场更好地转换为各市场主体的本土优势,不仅要在区域一体化上着重发力,加快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增强区域经济中心城市的经济辐射效应,进一步提升国内购买力并释放巨大需求,也要发挥国内产业集聚优势,确保我国的全产业链优势不被削弱,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枢纽地位。(四)推动建设更高质量的国际大循环增加资源话语权的另一策略是,通过增加资源话语权优势方的动机性投资,提升自身资源的重要性。因此,我国在构建开放型国内大循环之外,还应当推动建设更高质量的国际大循环。高质量的国际大循环主要体现为国际分工地位的攀升,这就要求我们改变过去以较低利润参与国际分工的模式,通过推动所在国际分工环节的技术、人力、资本、数字等要素优势的升级,逐步向价值链高端布局,在更多细分领域获取全球价值链链主地位。从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趋势来看,中国不仅可以通过高质量嵌入全球价值链促进自身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资源话语权再平衡,也可以通过高质量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助力欠发达国家提升资源话语权再平衡能力。中国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已得到全球广泛的认可,但仍然面临发达国家的多重制衡。为进一步提升我国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普惠性和不可替代性,我们应基于与许多欠发达国家相同的历史处境和发展阶段,充分发挥我国区别于发达国家的独有的制度优势。目前,我国正通过聚焦国内大循环,从多个方位深入探索如何推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实现共同富裕,如乡村振兴、以县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区域一体化、数字化改革等。在促进我国共同富裕的制度优化探索中,我们不仅要积极改善当下国内大循环中存在的问题,还应提高站位,着眼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区域多边合作机制及“一带一路”建设为切入点,将更多有益且成熟的制度经验运用到我国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多边制度体制的优化当中。参考文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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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increas-ing,which accelerates the anti-globalization,and bringing huge challenge for China performing in globalization.In response to the new changes i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China proposed in 2020 to accelerate the build-ing of a new dual circulation development pattern,in whic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iculations rein-force each other,with the domestic circulation as the mainstay.Whether this new dual circulation development pat-tern will be more likely to promote globalization revitalizing,has got the worlds attention.Combining internation-al specialization theory and 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this paper analyses the influence of resource discourse power on globalization,and introduces the role of new dual circulation development pattern in this process.The conclusion is that,the sharp increase of global uncertainties leads to the contraction of globalization,the rebalancing of resource discourse power is conducive to easing the impact of global uncertainties on globalization,and new dual circulation development pattern will not only help China promote resource discourse power rebalancing between it and developed countries,but also help more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improve their ability to rebalance resource discourse power.Therefore,to f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