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齐心：新主流电影的群像塑造策略与共同体叙事.pdf

147影视美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创作的源头活水，只有扎根人民，创作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1“人民性”贯穿新中国电影发展的各个时期，电影对人民性的表现呈现出阶段性特征2。新主流电影对人民性的阐释是对这一脉络的延续，近年来在内容层面上集中表现出一种以群像塑造为标志性特征的叙事策略，既可视为中国电影在“共同体美学”下的“共同体叙事”层面的体现3，也应视为对“人民性”的影像表现与修辞方式的一种新近探索。那么，这种叙事策略的依据和规律何在，体现出怎样的一般性和特殊性？且在不同层级的共同体想象中，如何连接国家意志/国族话语和观众期待？从根本上讲，又如何体现出对“人民性”的关照呢？一、群像：新主流电影共同体叙事的一种策略群像塑造在文学创作，尤其长篇小说创作中本来就是一种常见的方式，其关键不仅仅在于人物角色数量上的“群”，重点是其背后的组织依据和内涵传达，可用以展现一个时代或集体的缩影。电影中的群像塑造同样能够承载这一诉求，同时又与具体的电影形态紧密结合在一起。“新主流电影”作为当前中国电影的新近发展形态，是对传统“主旋律电影”的发展和创新，作为“主流价值观与主流市场”相统一、“价值观与商业性”相融合的中国电影实践的产物，在“证据题材、精良制作、低起点人物、个体视角、国族情怀、认同想象”等方面融合了主旋律电影与商业电影的优势4。这一双重性使得新主流电影成为当前国内银幕上独具特色的样式，而在新近的发展中，又凸显出一种以群像塑造为核心的内容现象或模式。“共同体叙事”是我们分析该现象的思考进路之一。作为中国电影“共同体美学”诸范畴下的“共同体叙事”，其所关注的是影片的内容层面如何“与观众共情、共鸣和共振，达成最大公约数”5，具体来说，是电影文本对“共同体”的影像表现如何同文本外的共同体想象形成相互促进的积极作用。从这一观念出发，我们会发现，广泛出现于近年新主流电影中的群像塑造，正是以不同层级的“共同体”为依据的，而各级之间又呈现交叠甚至同构的关系。在叙事中往往以“家庭”的小共同体为同心圆向外扩展，既可以建构民族国家共同体（如烈火英雄）、跨国跨文化共同体（如万里归途），甚至更广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如流浪地球）。不同角色的群像正是被安置在这些共同体的层级当中（如一线人员、领导干部、人民群众等），从叙事学的角度看，诸角色既是作为行动主体（行动元）而在不同情节点上承担不同功能，推动给剧情发展；但群像模式的关键是多重行动主体的并置，一方面是新主流电影的商业性特质对戏剧性冲突的要求使然，其效果使得多线叙事、“最后一分钟营救”等一般性的戏剧性手法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也是共同体叙事中价值传达的有机部分，即从文本中的小共同体象征出发，与银幕外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想象相互指涉与确认。黄钟军认为新主流电影的“散点透视”是一种历史视野6，实际上即便是立足于当代的现实题材影片，亦通过“散点的”群像塑造打开一种史诗式的叙事格局。相较于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对宏大叙事的天然借重，类似于 中国医生这样的影片是在现实突发事件中描绘一幅日常的、新近发同时齐心：新主流电影的群像塑造策略与共同体叙事文/黄 懋摘 要：近年来新主流电影呈现出以群像塑造为标志性特征的共同体叙事，在主流价值与商业价值相融合的定位下，该策略既是对戏剧性的寻求，也是从文本内的小共同体想象向文本外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扩展。“同时性”是勾连影片内外共同体叙事的客观基础与关键范畴，在不同电影样式中皆有体现；而在主观维度，对个体的心理刻画最终凝聚与外化为集体性的精神力量，具体凸显为“小我大我”“上下齐心”和“家国同构”这三种维度。从根本上讲，该策略可视为对中国电影“人民性”的一种新近阐发。关键词：新主流电影；共同体叙事；人民性；同时性；精神力量148美学2023/07生的史诗图景；而当全国各地亲历或见证抗疫的观众进入电影院观看本片时，便形成了一种历史叙述的再确认，亦即将观众的个人记忆经过影片的仪式性观影加以整合与凝聚，转化为一种历史化的共同记忆。在这一意义上，这类影片集中体现了共同体叙事的要求，即把群像塑造安置在史诗性、历史化的叙述当中，进而达成与观众的历史观念相沟通的目的。那么，这种史诗性的叙述具体的实现基础何在？我们认为，从客观的角度看，它借助于“同时性”这一共同体想象的时间性基础，而从主观的角度看，则致力于将个体心理刻画与集体精神力量贯通，并外化为“上下齐心”的表述。二、同时性：共同体叙事的时间性基础及其现代性话语一般而言，“想象的共同体”是中外学界当前理解现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一种主流观点，它蕴含了建构主义的思想，并将“现代性”作为一个关键要素。以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和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为代表的、秉持“现代主义范式”的学者认为，民族主义于民族国家的形成是现代性与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充要条件7。而“同时性”（simultaneity）在安德森看来是人们想象这一国族共同体的重要基础和根本范畴，得益于传播媒介、科学技术的发展，分布于广大空间中的人群能够共享“此时”的主观感受，从而为民族认同提供了条件8。而在反思现代主义范式的基础上，安东尼D史密斯提出，即便是主观维度的元素也必须经过不同时代的重申与重塑。可以说，人们对“同时性”的主观感受也是动态的、不断再确认的9。在新主流电影中，我们同样能发现“同时性”既是串联文本内的“行动主体-小共同体-国族共同体”的核心，也是观众与文本的认知和互动的基础。要言之，“同时性”构成了共同体美学的具体手段与策略之底层逻辑与依据。在具体的新主流电影不同类型样式中，无论是立足于当代的灾难片，还是设想未来的科幻片，均传达出一种颇为相似的、建立在民族国家共同体中心上的“同时性”，例如 烈火英雄与峰爆中的“应急指挥系统”与各级部门所代表的国家机关组织，在影片中担当战略指挥与部署作用，而我和我的父辈中的科幻类型段落“少年行”的结尾亦是将时间旅行的技术突破置于国家工程背景下，是一个贯通“当下”与“未来”的现代化进程。影片万里归途亦是如此，当外交官与中国工人在异国荒野中艰难跋涉，国内的上级部门通过自主研发的全球卫星系统实现与身处一线的主角一行联系，从而达成行动的协调。在上述案例中，无论是现实题材还是科幻想象，均借助于国家层面整体的先进科学技术水平来达成“同时性”的表现，可视为新主流电影对于民族复兴与文化自信的表达。同时性不只体现在单一故事的文本中，在近年来集中出现的以“集锦电影”样式推出的新主流电影中，同时性依然是一个内在的、时间性的内容组织逻辑。尤为显著的是我和我的祖国 我和我的父辈这两部“我和我的”系列影片，尽管影片中的段落因由不同的主创团队拍摄，因而呈现多样化的类型特征与风格形式，但段落之间的关系多以历时性的顺次进行组织，从影片的整体来看则传达出一种“代际相继”的、线性发展的历史观。这一观念的出发点即是将“过去”与“未来”凝聚于观众观影之“当下”，由此展现出“同时性”的深层内涵。值得一提的是，如我和我的父辈中“少年行”单元中的未来时空，也是建立在这一话语之上，是对国家工程及其背后的民族国家现代化的未来想象。可以说，正是因为这种线性的现代性时间在新主流电影中被具体阐释为民族国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因而在“我和我的”系列影片之中，才显示出形散神不散的宏大叙事基底。应该留意的是，这种凝聚过去、当下与未来的“同时性”不仅限于故事/叙事的层面，近年来广泛出现在新主流电影片尾字幕花絮中的真实故事或人物原型的视觉呈现，同样构成其有机部分。如烈火英雄片尾字幕画面中对消防官兵火场救援的展现，峰爆对新中国铁道兵历史的展现，以及中国医生将新闻纪实画面作为贯穿全片的专场段落等，均试图跳出故事的虚构，而与观众的现实经验、民族国家现代化的历史叙述直接联结。这是新主流大片价值传达的集中体现，也是依据“同时性”在时间层面上重申与强化共同体想象的策略使然。三、齐心：个体心理刻画与集体精神力量的外化呈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10精神力量在此处被界定为一种“民族的”、集体的内在力量，它同外在的物质力量一并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果说，前述的“同时性”尚且是一个外在的、客观的条件，那么从主观的角度看，普遍民众的“主观世界”在建构民族国家共同体想象中的重要作用。具体到新主流电影的现象来看，通过人物群像从同时性中凸显与外化出的人的精神力量才是影片试图表达的深层内涵。新主流电影对精神力量的表现，即对集体的、内在力量的传达，首先是通过对人物个体的心理刻画来实现的，尤其在近年来以小人物为主角的影片中，对不同角色的性格弱点或创伤记忆的刻画并非是私人化的表达。首先它为149影视美学观众共情与代入提供基础，进而个体心理刻画往往是阶段性的，它使性格相异的人物产生戏剧冲突，但在影片整体的共同体叙事中往往归于对相同内在品质的寻求与发展。正是在这一求同存异的和解过程中，诸角色构成的人物群像最终凝聚为同一股集体性的精神力量。而这些精神力量的内容，可以归纳为突出的三种。首先，“小我大我”的辩证关系。影片叙事在经历了“从个体到集体”“从心理刻画到精神力量”的发展过程，从根本上讲，是将“我”的，即人的主体性进行了一次转化与升华。这种从“小我”到“大我”的转变与“十七年”电影中的仪式化叙事成规不无相似之处，但立足于当下的语境，二者并非接替性的关系，而是能够通过“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普适价值来实现协调与共融。在影片万里归途中，外交官宗大伟被塑造为一个有性格弱点的平凡英雄，却一次次将自己回国团聚的机会让予同胞，甘愿舍弃小我以换回友人的生命；另一方面，无论是影片中的归国之旅，还是中国外交官与外国边境官的和解长谈，最终都指向一个宁静祥和的美好生活，它既是个体的愿望，也是影片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的跨文化交流的价值落点。此外，在影片守岛人与十八洞村中，均从“小我”的刻画入手，在家庭或村落的小集体的互动过程中实现相互的和解与共识。其次，“上下齐心”的精神凝聚力。如果说不同层级的行动主体在人物心理刻画上往往采取一种话分两头的叙述方式，那么在剧情高潮处往往以一种“上下齐心”的表达来呈现人物之间精神力量的凝聚，从而解决此前建立的戏剧冲突矛盾，同时传达在集体之中“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主流价值观。在影片峰爆中，当不得不损毁隧道以挽救县城时，女指挥在暴雨中面对施工工人的一番讲话坚定了人们毁家纾难的决心。在流浪地球中，少女韩朵朵的全球广播也起到同样的“齐心”作用，而讲着不同语言的人们一同“推撞针”的段落则是将集体性的精神力量直接外化为动作性场景。在万里归途中，李雪健所饰演的大使角色尽管着墨不多，且他的演讲虽未发挥上述案例中的作用，但在细节与神态上无不体现出与受困人员的共情。这种情感流露而非具体行动反而能够更为直观地体现出“上下齐心”的丰富意味。再次，“家国同构”的文化内涵。当前学界较为公认的、作为新主流电影在叙事中所借助的核心观念之一是“家国同构”，简言之，是让血缘家庭与现代民族国家这两个层级的共同体在叙事中达成伦理价值上的贯通，而在具体的叙事中，“同构”的达成往往是建立在父子关系对位与文化意象基础上的。父子既作为具体的人物关系，亦作为意象化的代际更替，在影片中发挥主旨传达的作用。例如，影片 峰爆与流浪地球虽然分属现实题材与科幻想象下的灾难片，但均以“家庭”为核心建构了向外扩展的多级共同体。以“父子相继”的手法传达家国同构观念，最为典型的案例是我和我的父辈中的“乘风”单元，这一文本所表现的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遗憾和悲剧，但以血缘家庭的“小我”之牺牲换取家国情怀的“大我”的价值实现，而其展现的面向未来的希望，在其他三个单元中是贯穿始终的。四、结语探析新主流电影群像塑造策略的深层依据与逻辑，我们发现“同时性”与“精神力量”这两个重要方面。其中，“同时性”为新主流大片的共同体叙事提供了时间性基础，它是联结文本内不同空间中行动主题的枢纽，也是将观众引入影片叙事的连接。个体心理刻画是观众代入与认同角色的基础，而集体的精神力量则是主流价值传达的重要内容，是在影片内外凝聚民族国家的内在力量。在这一策略下的新主流电影，以“群”之多元行动主体勾勒出广大民众的象征性形象，而作为一种媒介与艺术形式又对具有普遍性的“同时性”和具有特定内涵的“精神力量”进行再确认，进而从多个角度同观众进行联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视为对中国电影“人民性”的一种新近阐发。参考文献：1 习近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 J.前线，2019（5）：4-7.2 何东煜.人民性贯穿中国电影发展进程 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09-22.3 饶曙光.实践探索、理论集成与传统承继：再谈共同体美学的三个维度 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20-28.4尹鸿，梁君健.新主流电影论：主流价值与主流市场的合流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8（7）：82-87.5 黄钟军.新主流电影“人民性”的表述延伸与审美更新 J.中国文艺评论，2022（7）：66-76.6 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 M.叶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49.7 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 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22-23.8 中共文化和旅游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N.人民日报，2021-11-03.作者简介：黄懋，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戏剧与影视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电影理论、外国电影史。编辑：姜闪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