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正统视域下的诸葛亮七擒孟获.pdf

522023 年第 5 期史坛纵论一、南中之战与蜀汉王朝的正统性危机在三国志中，直截了当地说明了南中之战的原因，那就是因为孟获不尊王化，在南中掀起了叛乱。诸葛亮从北伐曹魏的大局着想，为了维护大后方的稳定，便亲自领兵前往平乱。可以看出，南中平乱是北伐曹魏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服务于北伐的战略目的，意在对天下宣示蜀汉政权的政治正确即正统性。在传统中国的思想世界中，正统性问题是每个王朝都要面临的挑战。而被一般民众所普遍认可的就是“中原正统论”，所谓“王者必居天下之中”1，谁占据了中原，谁就是正统所在。早期中国的神话和历史，建构了以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代表的五帝系统和以夏商周为代表的三王系统。这两个一脉相承的系统都是在中原地区建立的，尤其是自周王朝建构起完整的礼乐文化后，中原地区就成为地理和文化的中心，何尊铭文即曰：“宅兹中国，自兹乂民”2。承接了地理和文化双中心的中原地区，成了中国正统的根基所在。三国时期的曹魏占据了中原大地，在正统之争上拥有了先天的优势，他们也不断地宣称和强化其正统地位。如侍中刘晔多次将曹魏自比于中国，说吴国称藩的原因是“恐中国承其衅而伐之”，指出其称臣的目的是“一以却中国之兵，二则假中国之援”3，刘晔所说的中国便是曹魏。此外，华歆谏伐蜀时说道：“为国者以民为基，民以衣食为本，使中国无饥寒之患”4；孙资谏伐蜀时亦说：“中国日盛，吴、蜀二虏必自罢弊”5。在曹魏士人的口中，明白地宣示了曹魏政权是天下正朔的正统观念这其实也是当时人们心中的政治正确。吴蜀两国的士人也多认可中国指的是占据了中原地区的曹魏，如诸葛亮劝说孙权抗曹时道：“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6在诸葛亮的认知中，曹魏即是中国。周瑜分析荆州局势时，也是用中国来代表曹魏：“且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长”7。可以说，在三国时期，中原正统的观念深入人心。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曹操在总结自己的一生中说道：“遂荡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谓天助汉室，非人力也。”8此时的曹操并未兼并吴蜀，但他却自称荡平了天下，就是因为在时人看来，平定了中原，即是占据了天下。故在魏文帝黄初四年（公元223年），曹魏群臣给诸葛亮写信说：“陈天命人事，欲使举国称藩”。曹魏群臣之所以能够堂而皇之地要求诸葛亮臣服，根源就在于他们认为自己占据了天命，是正统所在。邓艾平蜀后，在给朝廷的文书中亦称：“自古圣帝，爰逮汉、魏，受命而王者，莫不在乎中土。”9邓艾指出占据了中土，才可以说得上是承接了天命。这种观念非常有市场，如孙权称帝后，拒绝群臣举行郊祀的理由是：“郊祀当于中土，今非其所。”10这江西.王志强蜀汉正统视域下的诸葛亮七擒孟获摘 要：三国历史上的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深切地展示了诸葛亮建构华夏正统在仁德而不在地理的努力。在对待以孟获为代表的南中民族问题上，诸葛亮审慎地反思汉代的德柔和威服民族政策，有意识地区别于曹魏政权的武力震慑民族政策，改而采用攻心的以德怀远民族政策，树立起“恢复汉室”和“蜀汉正统”的旗帜。关键词：蜀汉正统；七擒孟获；民族政策532023 年第 5 期史坛纵论些材料都非常形象地说明了在当时人的思想观念中，中原地区就是国脉正统所在，王朝的嗣承于此具有天然的合法性。面对正统危机的挑战，蜀汉不得不做出相对的回应。而他们的回应也非常明确，那就是用“仁德”的旗号来昭示其政权的合理性、正确性。诸葛亮在给曹魏群臣的回信中说：“夫据道讨淫，不在众寡。”他指出天命在德不在力，在仁不在地。夏商周秦汉之所以有天命，不是因为他们占据了中原，而是因为他们拥有仁德之心。诸葛亮以史为鉴，指出占据了中原的项羽最后却败给了偏安一隅的刘邦，就是因为项羽没有仁德之心，“昔在项羽，起不由德，虽处华夏，秉帝者之势，卒就汤镬，为后永戒”11。曹操虽然兵强士勇，但他“以其谲胜之力，举数十万之师”发动的汉中之战，最后的结果是“仅能自脱”，根源也是在于“神器不可妄获”，在于曹魏没有仁慈之心。事实上，以仁德作为自我的表征，在烈祖刘备身上就有所展现。刘备在荆州之战时，面对曹操大军的追击，他坚持不抛弃百姓独自逃离，并说：“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12仁德作为传统儒家的核心观念，在以儒治国的汉代具有非常高的政治地位。诸葛亮以仁德建构的蜀汉正统观，亦是有着非常深厚的理论支撑和群众基础。为了高扬蜀汉的正统地位，诸葛亮制定了北伐曹魏的基本国策。诸葛亮在出师表中道：“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在对抗曹魏的中原正统观中，“汉贼不两立”是诸葛亮提出的口号，也是蜀汉政权存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所在。践行“汉贼不两立”观念的行动便是北伐曹魏。只有坚持以仁德伐不仁的北伐，才能够实现“兴复汉室”和“还于旧都”的目标。在这一层意义上，蜀汉政权的北伐蕴含了“对蜀汉正统的维护意义和长远战略意义”13。作为北伐战略组成部分的南中之战，则是诸葛亮宣称蜀汉正统的牛刀初试。在这次战争中，诸葛亮先是询问了身边幕僚对于南中之战的谋划，在采用了马谡的“攻心”策略后，面对着营中众将的不解，诸葛亮又耐心地向他们作解释。这些步骤都潜在地暗示了诸葛亮想要通过南中之战向全天下宣示蜀汉政权的政治正确，表明其方是国脉正统。二、德柔与威服：汉代的两种民族政策诸葛亮在讨伐南蛮之前，曾向马谡问计，马谡道：“南中恃其险远，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反耳。若殄尽遗类以除后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仓卒也。”14依马谡所言，可知当时蜀汉在对待南中少数民族时存在两种意见，一是“殄尽遗类以除后患”的武力威服政策，另外一种则是马谡提出的“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的德柔政策。在综合比较后，诸葛亮最后选择了德柔政策，这才有了七擒七纵孟获，令其心服口服，终其一世不再反叛的历史故事。事实上，当时幕僚们的主要观点还是武力威服政策，据载在诸葛亮选择班兵回朝时，营中众人疑惑不已，“或以谏亮”。这其中的谏诤，就是劝谏诸葛亮对于南蛮不能过于信任，也就是说诸葛亮的德柔政策与大部分人的认知是相反的。其实，诸葛亮之所以违背众意，就是为了用德柔来宣告蜀汉政权的正统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幕僚们和马谡的建议分别代表了汉代对待周边民族的两种政策。有汉一代，汉廷始终面对着匈奴、西羌、鲜卑等少数民族的威胁，在群争群议中，逐渐形成了两种民族政策，一种是以德怀远的羁縻政策，一种是武力镇压的征服政诸葛亮南征路线图（选自冷研作者团队-黑曼巴2021-07-23）542023 年第 5 期史坛纵论策。这两种政策共同构建了汉王朝的民族政策，也是其基本国策。以德怀远政策讲究以德服人，主张利用仁德来实现臣服远方的目的。孔子在论语季氏曾说：“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15在孔子看来，仁德是所有有生之物共同孺慕的品德，故当执政者以仁德抚民，则天下百姓襁褓负子而至。左传僖公七年也说：“招携以礼，怀远以德。”16中庸曰：“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17在早期中国的儒家学者看来，以德治国，则天下可不治而平；柔远怀民，则百姓欣欣向荣。汉王朝的德柔派学者继承了早期儒家的观念，也认为道德仁义是周边民族主动归顺于华夏的关键所在。尚敏在陈兴广学校疏即言：“所以制御四夷者，以有道德仁义也。”18满昌劾奏昆弥使者亦曰：“夷狄以中国有礼谊，故诎而服从。”有礼义有道德的中国，可以令周边民族心生向往之心，自然而然地归化于中国。名臣萧望之也认为匈奴之所以对汉王朝俯首称臣，就是因为汉宣帝圣德巍巍，让呼韩邪单于慕义归化，“前单于慕化乡善称弟，遣使请求和亲，海内欣然，夷狄莫不闻。辅其微弱，救其灾患，四夷闻之，咸贵中国之仁义。”19黄霸也是持这个解释：“陛下圣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匈奴单于乡风慕化，举国同心，奉珍朝贺，自古未之有也。”20可以看出，德柔派学者认为大汉之德可以吸引周边民族主动臣服归顺，大汉的仁义可以光被四表，让天下自然而然地臣服于其下。汉廷内部与此相反的武力征服政策，就是用武力震慑来实现周边民族的臣服。其武力威服观念认为周边民族畏威而不怀德，以道德来感化周边民族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唯有武力震慑，才能扫平周边民族的悖逆之心，打消他们的侵略之念，如东汉傅毅的西征颂曰：“愠昆夷之匪协，咸矫口于戎事。干戈动而复戢，天将祚而隆化。”21傅毅认为只有动了干戈，昆夷之属才会安宁下来；只有对其保持强大武力威慑，周边民族才会服从。崔骃北征颂曰：“卒厘王庭，夷部落，刈尸逐，顿禺犊，刊句林，劋瘱鹿。殄无遗育，歼类减族。裘毳之伦，肉噍之党，莫不沮胆，交臂虏属。”22崔骃详细地指出只有经过了“殄无遗育，歼类减族”的武力战争，“裘毳之伦，肉噍之党”的周边民族才会俯首称臣，“莫不沮胆，交臂虏属”。武力征服派常以汉武帝开边的举措来证明武力威慑的必要性。汉宣帝议武帝庙乐诏曰：“孝武皇帝躬履仁义，选明将，讨不服，匈奴远遁，平氐、羌、昆明、南越，百蛮乡风，款塞来享。”23汉宣帝认为汉武帝时期周边民族“款塞来享”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武帝积极不懈地征讨。在宣帝看来，要想让边境安宁，就得保持武力威慑。杜笃在论都赋中则以铺叙的笔法指出汉武帝武力征讨与周边民族臣服之间的联系，他认为如果没有武帝“东攠乌桓，蹂辚貊。南羁钩町，水剑强越”的武力征伐，周边民族是不会“袒跣稽颡，失气虏伏”24的。概言之，汉廷对待周边民族一直存在着两种烧藤甲七擒孟获（选自清光绪增像全图三国演义，上海点石斋石印本）552023 年第 5 期史坛纵论政策，一种是以德怀远政策，一种是武力震慑政策。两种政策都有着强有力的理论依据，也都有着大批的支持者。诸葛亮采用马谡的攻心之计，明显地表示诸葛亮选择的是德柔政策。而诸葛亮之所以有这种选择，和蜀汉的立国依据有着密切的关系。三、对汉廷政治遗产的继承与发扬蜀汉政权普遍对东汉中晚期的政治感到失望，认为曾盛极一时的大汉王朝之所以衰弱，就是因为当权者昏庸愚昧，采用了错误的施政方针。如诸葛亮在其出师表中便说道：“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25刘备与诸葛亮认为因为桓、灵时期“亲小人、远贤臣”，昏招迭出，才致使大汉王朝倾颓。而在东汉中晚期，汉廷对待周边民族的方针便是武力征伐。如陈忠议救西域疏在总结德柔与威服的利弊时就说：“由此察之，戎狄可以威服，难以化狎。”26陈忠认为仁德对周边民族难以产生实际作用，只有武力，才可以让他们臣服。和熹邓后谥议亦曰：“永元之世，以为遗诛，今畏服威灵，稽颡即毙。徼外绝国，慕义重译，求献其琛。”27该奏疏指出东汉永元年间桀骜不驯的周边民族之所以“慕义重译”，缘由是他们“畏服威灵”。东汉晚期的名将段颎一生都在讨伐西羌，他认为只有将西羌打怕了，才能获得他们真正的臣服，“臣以为狼子野心，难以恩纳，势穷虽服，兵去复动。唯当长矛挟胁，白刃加颈耳。如此，则可令群羌破尽，匈奴长服，内徙郡县，得反本土”28。在段颎看来，西羌狼子野心，稍不注意，便有侵凌华夏的念头，他们只有在“长矛挟胁，白刃加颈”的威胁时，才会放下侵略的念头，“群羌破尽，匈奴长服”。可以说，以武力震慑周边民族成为了东汉中晚期朝野的共识。作为知识阶层代表的王符也为武力征伐摇旗呐喊：“易制御寇，诗美薄伐，自古有战，非乃今也。”29士人出身的夏育也上言道：“鲜卑寇边，自春以来，三十余发，请征幽州诸郡兵出塞击之，一冬二春，必能禽灭。”30对桓灵之政失望的蜀汉政权，对于其民族政策亦是批判不已。诸葛亮和刘备推崇的是汉前期的以德怀远民族政策，如汉文帝时期，贾谊用“以德怀远”来设计汉王朝的民族政策：“今汉帝中国也，宜以厚德怀服四夷，举明义，博示远方，则舟车之所至，人迹之所及，莫不为畜，又且孰敢分然不承帝意？”31贾谊认为德义拥有令所有人都希冀靠近、孺慕不已的品性；只要汉王朝施行仁义，则周边民族自然而然地心向汉廷。汉文帝和汉景帝将贾谊的规划当成了国家的施政方针，也就有了后世闻名的文景之治。蜀汉政权欣慕于西汉王朝的强大昌盛，认同于其以德怀远的民族政策。不仅如此，蜀汉执政者对于东汉光武帝亦是崇拜不已，而光武帝在历史上推行的也是“以德怀远”政策。光武帝在报臧宫马武请来匈奴诏曰：“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归也。”32光武帝认为“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以武力征服周边民族不但什么也得不到，而且还会破坏国内百姓的生活。他指出君王只要勤修德行，就可以发展好既有的九州，“有其有者安”，也就能怀柔周边的民族，“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值得注意的是，蜀汉王朝不仅在历史中选择了三国形势图（选自张传玺等编 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地图集）562023 年第 5 期史坛纵论大汉盛世时的“以德怀远”民族政策，同时也在空间中区别于曹魏、孙吴的民族政策。曹魏的民族政策以武力镇压为主，并不在乎周边民族是否心服口服。如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亲率大军讨伐乌桓，阵斩蹋顿单于，逼降乌桓，然后拆散其部落，将他们迁徙到边境。对于强大的鲜卑，曹魏则坚持以“戎狄为一，非中国之利”的原则，对鲜卑各部施展离间计，令其不能统一。在鲜卑有强盛苗头的时候，曹魏则派人刺杀其首领柯比能，最终令鲜卑“种落离散，互相侵伐，强者远遁，弱者请服”33。孙吴的民族政策亦是如此。孙吴政权视山越为大敌，一直坚守着“镇抚山越，讨不从命”的国策，集中力量对山越进行武力征服。陆逊、全琮、诸葛恪等大将，时常派兵前往山越劫掠人口，并将其中强健者编为士兵，羸弱者分配给众将作部曲。总体而言，曹魏和孙吴的民族政策以武力征服为主，他们并不在乎周边民族是否认可其政策。他们只相信手中的刀和剑，相信只有武力威慑，周边民族才会安分守己。可以说，诸葛亮选择攻心之计，既是出于对历史反思后的认知，也是在现实条件下的决定。蜀汉王朝有意识地区别于昏庸混乱的桓灵之政，对其武力征伐作出强烈的批判；同时他们效仿文景之治和光武之政，再现汉王朝昌盛时期施行的以德怀远政策。与此同时，蜀汉政权还有意识地将自己和曹魏、孙吴区别开来。刘备曾明言道：“今指与吾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34在刘备看来，自己要想获得成功，获得天下人的支持，就必须走跟曹操不同的路子。曹操选择以武力镇压周边民族，那么蜀汉就要选择以仁德柔远四方。只有把自己打造成与曹魏完全相反的形象，才能争取到人心青睐，在天下人心目中树立起“汉贼不两立”的形象。只有德柔的政策，才能够让蜀汉王朝获得“兴复汉室”的可能，并宣示蜀汉政权的正统性，进而以此凝聚和团结治下士民共同为振兴大汉王朝而奋斗。注释：1（清）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470页。2马承源：何尊铭文初释，文物1976年第1期。3456789111214253334（晋）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47页，第405页，第457页，第915页，第1261页，第34页，第901页，第918页，第877页，第983页，第920页，第831页，第955页。10（南朝梁）沈约：宋书卷十六礼志三，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21页。13王瑰：“中原正统”与“刘氏正统”蜀汉为正统进行的北伐和北伐对正统观的影响，史学月刊2013年第10期。1517（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0页，第30页。16春秋左传正义卷十三僖公七年，清嘉庆本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904页。18（晋）袁宏撰，张烈点校后汉纪卷十五孝殇皇帝纪，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98页。192023（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2793280页，第3282页，第243页。2127（清）严可均辑全后汉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414页，第1733页。22马积高主编历代词赋总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卷），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263页。2426283032（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600页，第2912页，第2148页，第2990页，第695696页。29（汉）王符撰，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卷五边议，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72页。31（汉）贾谊撰，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卷四匈奴，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35页。基金项目：2022年成都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成都历史与成都文献研究中心一般课题“历代蒲江县志整理与研究”（CLWX22004）作者：文学博士，南昌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