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张之洞督粤时期的广东财政问题.pdf

001试论张之洞督粤时期的广东财政问题1884年5月，张之洞在中法战争的战火中抵达广州，出任两广总督，正式开启督粤生涯。这一时期正值中法战争，广东的财政问题呈现出中法战争前，财政略有盈余，战争之后，严重亏空的状态。对于清朝广东地区的财政问题研究，前人已有不少，但仍有不足，表现有二：其一，对特定地区的研究较少；其二，以往对清代的广东财政研究时间较早，对1884到1889年之间的情况并不明确。基于此，本文通过讨论张之洞督粤时期的财政背景，问题以及敛财措施，归纳总结这一时期广东财政发展。前期广东财政背景清张之洞督粤前的广东财政状况，呈现出复杂的演进趋势，可以分时段进行考量。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之前，广东财政呈现大量盈余状态。一省税收包括地丁正耗、盐课、杂税、太平关税等，广东作为东南出海口，相较于外省财政，更多粤海关收入。鸦片战争以前，除应支出本省官兵、薪俸、粮草等，各库充盈，正常情况下，每年有100余万两报部侯拨，1819年，额征地丁银105万余两，米34.8万石，盐课银61万余两，太平关税银12.8万余两，其它杂税4万余两，粤海关实收税银138万余两。1849年，广州地丁关税收入共3252515两，支出方面官员薪俸，养廉，军费等共1942021两1，仍有大量盈余。其次，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之后，财政状况急转直下。广东虽非太平天国运动直接影响地区，但境内农民起义始终不断，以三合会和拜上帝会为代表的民间会党组织在英德，两广地区起义，1854年攻占府州县城40多个，波及人数达到百万。严重影响广东财政税收。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内忧外患接踵而至，财政承受很大压力。1863年，粤海关以通商口岸增多，收入下降为由，拒绝向中央解款50余万两；1864年底，广东欠饷已经达到了300万2石奇伟（宁夏大学宁夏银川750021）摘要：张之洞督粤时期，广东财政变化较大，其中主要原因为，中法战争后，军费开支及善后费用增加；广东调拨中央协饷数目上升；传统收入包括海关税，地丁收入减少。为解决财政问题，张之洞从举借外债、开放“闱姓”赌博两方面入手，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财政窘迫的状况。关键词：督粤；收支；中法战争(20)。这一时期财政状况恶劣程度初具规模。最后，左宗棠收复新疆后，国内外经历长期的和平环境，清廷财政窘境有所缓解。据统计，1881年国家财政收入达到了82349198两，支出78171481两3(3704-3705)，略有结余。张之洞上任之前，广东收支状况良好。中法战争前，广东的财政一直处于盈余状态。1882年薪俸结余27万余两，存米约88万石，到1884年5月张之洞上任时薪俸结余非但没有减少，存米还增加了约1万石4。这一时期，是清廷近代以来少有的财政宽裕的时期，各省财政状况明显好转。时任两广总督刘坤一奏稿中称“军需局之库款尚属充裕5(65)”。1884-1889广东财政情况张之洞上任之初，广东财政状况延续了长久以来的盈余状态。但随着战争深入，持续不断的扩军备战和善后花费成为天文数字。中央持续不断的协饷摊牌也严重影响了广东财政。第一，略有盈余状况持续。据刘岳云光绪会计表6统计，光绪十一年（1885），广东财政收入3584774两，光绪十三年（1887），对粤海关进口鸦片征收厘金，收入激增到六百余万两，相较于其他省份，广东财政收入不可谓不多。但就收支来看，仍然处于赤字状态。广东省毗邻边境，因战争渐起，防务费用激增。支款表中，耗费最多的项目为防务费用，达到一百四十五万两，其次为支付各营饷俸，范围在一百万两上下，其余项目花费不大。光绪十三年全年支出最多不过二百五十万两。可以说，广东财政状况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平衡状态。第二，大量协饷拖累财政。广东向来有协拨各地军饷的传统，太平天国之前，国内环境相对平和，广东协饷不多，金田起义之后，为应对层出不穷的农民起义，清政府002 大量用兵，广东成为清廷战争经费的主要来源地，往往是战争开到哪里，即要求广东调拨饷银到哪里。太平天国起义后到1853年，广东从粤海关及其余库中共拨饷银423万多两7(93)，光绪十三年的协饷中，包括京饷、广西、云南、贵州三省协饷，东北边防经费等一系列费用，其中以京饷为最多，常常达到六十万两，广东支付的协饷数目达一百五十多万两。总的来说，就广东一省，因地理位置特殊，财政收入较其他省份富足，支出本省花费后仍有大量盈余。完成政府要求协饷后，财政收入剩余不多。中法战争之后，广东财政状况急转直下。这一期间广东财政问题战争问题，军费增加。中法战争一开，财政呈现出捉襟见肘的状态。战争所需经费颇多，除小部分由中央筹集，大部分由广东等省摊派。据当时云贵总督岑毓英讲：“以三百七十五人为一营所支口粮减成开支每名每月连米合银二两数钱，今以一万人照旧编成小营将合二十七营，其口粮照旧张撙节支放，连锅帐器械每月不过需银五万余千两。”此外，还有购买枪械的费用。冯子材上任之初，张之洞许诺拨付给“抬枪五百杆，士乃打枪一千杆，大吉枪两千杆，劈山炮及后膛洋炮数尊连响洋枪约有百件，子弹配足”，随后张又许诺赠与“毛瑟枪一千杆，新式火炮三尊”给冯军。随后又在光绪十一年（1885年）7月初1上奏，在威远、沙角铸造炮台，并联合出使大臣李凤苞购置德国克虏伯大炮21和生特后膛大炮16台8(331)。据张之洞奏折称，战争之后，财政收入四百五十六万两，支出达到了七百六十一万两，赤字的三百余万两中，仅战争善后开支就占到了四分之三。中法战争军费总额学界说法不一，有学者称“靡款至三千余万”，还有称“耗帑金二千余万”，张之洞也称战时修建炮台和战后两三年花费达到了两千五百万两。综合来说，中法战争军费应在两千万到三千万两之间。传统收入锐减。战争军费由中央政府统一调拨，一般来自两湖，两江，广东，四川等富足省份，随着镇压农民起义等军事行动增多，地方财政受到冲击，随之而来导致了各项收入减少。第一，海关税。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由广州一口通商变为五口通商，粤海关的优势地位不再，其货物交易量和关税额波动幅度较大，收入增长状况不稳定。光绪十年，浙海关和闽海关税收分别是657136两、2506655两。到了光绪十四年，这两省海关税数额暴增到了1145320两、和3380988两9(75)，这两省皆为沿海关口，粤省受到的冲击不可谓不大。光绪十一年（1885），清政府同英国首相沙里斯伯利签订了 烟台条约增补专条，规定每担鸦片除收正税30两外，增加厘金80两，中途不再缴纳任何费用。鸦片进口在1888年间达到了顶峰，到了26845担。各个海关的收入遂有一定增加。粤海关受到战争余波未过，因此收入不可能有大的增长。不稳定的社会和国际环境，对国内贸易的影响巨大，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广东开始对外通商，客商数目和税收额难以达到战前的水平。1864年到1865年，广州汕头的税收总额不到80万两，仅达到1849年的50%。第二，地丁。地丁收入是清政府收入的大宗，每年约占全部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二，“摊丁入亩”的政策实行后，地丁的数额被固定，不会有大的增加，也出现了不稳定因素。光绪年间，天平天国起义席卷两广地区，1859年，太平天国石达开转战粤东，1850年，三合会在两广边境起义，1854年，三合会攻陷广东县城40多个，包围广州长达半年之久，卷入的人数也达到了百万之上，直到1863年，太平天国起义军才被政府镇压。农民失去了稳定的收入来源，纳税自然成为空谈，生产遭到破坏，往年能征收足额的地丁税一去不返，现如今只能征收七成到八成。财政体制先天不足。清朝的财政收入规模有一个大的现象，即弱于同时期的外国，究其原因，清朝的税收规模相较于整体的经济总量而言，小的异乎寻常。学界普遍认为清朝对县以下的机构缺乏控制力，当行政命令只能传达到县一级的时候，所收的赋税很难不被克扣或截留。另一方面，清朝财政状况受限于特殊的税收政策。清朝对农业税的税率很低，对于非农行业却收取很高的税10，太平天国时期，清政府军费开支剧烈增加，非农业税上涨到平时的三倍。特殊的税收政策导致清朝的财政收入出现先天不足的特点。广东虽然作为全国富庶地区，但其省内的财政收入先天不足的状况仍然不能幸免。其次，整个封建时期，中国的支柱产业就是农业，封建政府的收入也是农业收入占比重较大，清朝之前自然不会有异议，但清朝处于变革的十字路口，情况不能和前代同日而语。重农抑商的原则依旧被强调，农业仍然也是中国经济唯一可行的基础。19世纪80年代，中国的农业收入已经到达了顶峰，想要增加收入规模就要投入更多的农业人口，或者开发更多未耕耘的土地。但这两种方法对农业收入增加的影响已经不明显。最后，清政府特殊的财政原则限制了灵活性。清朝奉行“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即“财政岁有常经”，国家财政应该取用有度，一般情况下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忽视了战时的军费开支和灾荒社会救济支出这样的应急款项。所以每遇到战争等情况，日常用度显得捉襟见肘。003张之洞敛财方法广东窘迫的财政状况和愈演愈烈的战争局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张之洞任上后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手段解决财政问题，主要采取了举借外债，开放“闱姓”，加征厘金的方法聚敛财富。有些办法虽非他首创，但成效显著。举借外债。政府为了保证公共产品支出，弥补亏空已久的财政，缓解无钱可用的窘境，清朝地方政府进行了持续性、大规模的借款。借债也是地方政府重要的融资方式。从1883年开始到1886年，贯穿中法战争。张之洞前任总督张树声举借外债200万两用于购买炮舰，有人上奏称张树声任内“百务废弛，军用不给，则借洋款以应，多费重利”又“借洋款两百余万两7(241)”往外国购买铁甲船，但不知夷情，付钱却没收到货。张之洞给予辩解，称借钱确有其事，但并未购买铁甲船，而是一百万两用于办防务，一百万两用于军饷。实际这两百万两全部用于防务开支。光绪十年九月，张之洞在奏折中以前次借款用尽，大战开始恐无钱可用的借口上奏再次向汇丰，宝源洋行借款一百万两，并称“倘防务渐松，此项自不敢轻动，若战事已开，庶免临时无措7(254)”；第三次借款是于光绪十一年一月，张之洞以“广东海防借款”的名义向汇丰银行借款2012500两，年付利率9%7(2)；第四次借款于同年二月以“援台规越借款”的名义再次向汇丰银行借款2998861两，年利率8.9%7(4)。三次借款将近600万两，用于军费开支和边防支出。不计算前任张树声的借款，仅张之洞任上就向外国借款将近600万两，借款用在战争方面的仅一小部分。中法战争时期，购买枪炮的费用大部分是由外债筹集，其中汇丰银行的借款库平银达1000余万两，占到了总借款的半数以上。这些借款一部分被用于越南作战的军饷，另一部分购买的军舰在中法战争结束后两年才到货。开放“闱姓”。“闱”，在科举时代指考场，引申为科举考试的意思，如“春闱”“秋闱”等。“闱姓”则指参加科举考试士子的姓。利用“闱姓”来赌博的现象起源于山紫村机房，人们在闲暇时进行的“斗彩”。规则是在北京会试时，将参加者的名字写在纸上，定价出售，由购买者填选名字，最后按猜中的数量兑奖。清朝赌博处罚甚严，闱姓在广东大行其道，原因还要归于太平天国起义。咸丰十年，时因黄毛之疫，贡院被毁，有绅士请求，开闱姓两年，以之收入修复贡院，期满禁绝11(590)。历代广东督抚对待闱姓的态度不同，纵观整个晚清，“闱姓”都是处于“严禁暂时消失或转人地下弛禁公开严禁”这样一个怪圈中。张之洞上任之初，广东严禁闱姓赌博。每当科举考试之前，票号转移至澳门，投注者涌向澳门，清政府无法过问。因此，部分官员上奏称，开禁闱姓赌博，如翰林院代递检讨潘仕钊上变通挽回巨款折，称“澳门开设闱姓公司，利归他族。现在海防需晌，请伤体察情形，能否将澳门闱姓严禁，抑或暂将省城闱姓弛禁8(296)。张之洞主张驰禁，在“筹议闱姓利害暂请驰禁折”中陈明禁止闱姓五害，请求开禁。之后，“诚信堂商人张荣贵等合办六年为限，共捐洋银四百四十万元”7(296)，其中，5个月内，先缴纳150万元，其余290万分年缴纳。闱姓对缓解广东财政窘境起到巨大作用。商人承办闱姓的百万两对当时广东“京晌已留，借款已罄，厘税不足，劝捐不应8(299)”的境况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此后，又在闱姓内提取20万元，交付水师，最终建成四艘轮船用于近河防务。光绪十五年，张之洞在广东兴建织布局，利用闱姓所捐一百余万两购买设备，用作常年经费7(758)；同年八月，兴办炼铁厂，在闱姓预付款一百四十万元中提取费用7(5416)。随着影响力的逐渐增加，闱姓金额水涨船高，“从前闱姓每场不过收数万，今则每场皆收百余万矣12”。闱姓赌博为广东规模最大的赌博，商人承办后，每年缴纳饷银百万两。张之洞督粤期间的财政困境受到中法战争的影响，战争之前，广东财政状况良好，虽有大量协饷摊派，仍保持盈余状态。战争之后，为应付庞大的军费开支和善后费用，张之洞采用多种方式增加财源，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广东的财政窘境。参考文献1王庆云.石渠余纪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02.2毛鸿宾.毛尚书奏稿M.清宣统三年（1910）刻本.3赵尔巽.清史稿M.第125卷,北京:中华书局,1998.4中华书局编.清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8.5刘坤一.刘坤一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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