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一流--大学排名作为“治理术”的美国起源.pdf

612022年第4 期比较教育教育科学文摘谁是一流大学排名作为“治理术”的美国起源孙碧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广东广州5 1 0 6 3 1外国教育研究2 0 2 2 年第8 期，约1 2 0 0 0 字大学排名风靡世界，对大学治理、知识生产和招生就业产生深远影响；其背后牵扯的商业利益、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因素也被学界部析讨论；它导致大学痴狂于“数字游戏”，偏离本质使命的现象，也遭到诸多学者的抗拒与批判。大学排名作为符号资本生产机制的诞生，需满足四方面要素，即：（1）市场需要一一符号资本的产生对于其他资本（资源）分配确立至关重要，它成为高等教育场域中的支配性资本形式，因而必须有制造符号资本的社会实践；（2）社会空间政府给高等教育分层，即作为符号资本制造者的合法性缺失，为民间自发为高等教育分层（以排名方式）预留空间；（3）计量方法把大学作为可计算性”对象的现代性思维确立，分析其“外在表现”的计量技术产生并流行；（4）大众媒体一大众媒体有意愿成为高等教育各利益相关者的信息渠道，传播甚至制造大学排名的符号资本信息。1 9 世纪末2 0 世纪初美国高等教育场域发生剧变，以上四大要素齐聚，孕育出作为“治理术”的大学排名，延续至今。19世纪末2 0 世纪初，美国高等教育场域正经历从“封建割据”到“全国市场”的转变，作为符号资本的“一流大学”的效力日渐显著，在生源、师资和经费捐赠等多种资源的竞争中，发挥着支配作用。但在中心和分层并未确立的美国高等教育系统中，谁拥有权力，确认谁是“一流大学”呢？20世纪初美国高等教育场域呈现“等级无序”状态时，同期欧洲大学等级秩序已由国家政府或历史传统确定，有清晰的中心和分层。在欧洲，“一流大学”的符号资本效应远弱于美国，鲜见对“一流大学”的竞逐。主要原因是不同于美国的“买方市场”（资源少，机构多），欧洲是“卖方市场”（资源多，机构少）。1 9 1 0 年，美国联邦教育署的大学评级流产，证明在弱国家、强市场的高等教育系统生态中，政府缺乏为大学分层的合法性。“一流大学”的符号资本的生产和分配，需按照市场机制，由民间或学术界自发组织。如何排名：科学计量学与“大学科研力”韦伯认为，现代文化的技术基础独特性在于“结果的可计算性”。大学排名诞生的技术前提是，将大学作为“可计算性”对象的现代性思维方式确立，用统计测量大学的方法广为接受。例如，1 9 世纪德国大学中流行的新人文主义的教养观念，拒斥用统计方法进行学术评价。2 0 世纪的斯普朗格和雅斯贝尔斯等人仍坚持理智、创造力和天赋等不能测量，只能用“关键直觉”把握。因此，大学排名没有诞生于德国。受传统影响，至今德国学术界仍有浓厚的“反排名情结”。而在1 9 世纪的英美世界，统计文化已然流行。波特认为，在复杂工业化社会取代人人相熟的小型共同体的过程中，“相信数字”为公共生活提供客观性和公信力的思维方式形成，数据收集、分析和呈现的技术方法成熟。科学计量学作为统计学术事业的工具，也随之萌芽流行。科学计量学起源于英国，引人美国后，成为制造大学排名的关键技术，枢纽人物是詹姆斯卡特尔。卡特尔相信后天环境对科学家或其他优异人物的养成更为重要，因此，卡特尔更希望了解“一流大学”：“了解美国科学家，第一个问题是他们在不同机构和地区的分布，包括不同机构相比较于其他机构的排名，也就是各所大学的科研力。”卡特尔对他的大学排名可能引发的各种社会效应，似有预感。他直言，在是否向社会公布排名时“有些犹豫”，但希望人们“了解哪些大学拥有最优秀的科学家，最终促进科学发展”的情怀，使他下定决心。他建议学生依据排名择校：“学生们应尽一切努力，选择教师中一流科学家比例最高的大学。”他鼓励大学聘用顶尖学者，甚至明码标价：“大学应该用（年薪）5 0 0 0 美元至7 5 0 0 美元聘请一流学者，2 0 0 0至2 5 0 0 美元聘用名单中后百位的学者。”62教育科学文摘比较教育2022年第4 期“大学科研力”排名榜引发热议。纽约时报评论：“这是教育世界中最有趣的文件之一。”他采用的科学计量学，以及所开创“量化打分十同行评价”结合的方法，被此后大学排名沿袭，成为基本技术框架。尽管卡特尔试图为学生和学者择校提供建议，但他公布排名的平台是作为专业杂志的科学，其主要受众是学术界，而非普通公众。大学排名及其制造的符号资本，要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效力，则需借助大众媒体的传播渠道。斯劳特认为，在市场体系中媒体作为第三方机构承担“中介网络”功能，为其读者顾客提供大学“外在表现”信息，加剧大学竞争。斯塔克提出，大学排名产生于媒介化环境中，媒体是大学排名的重要制造者，大学必须按“媒体逻辑”包装以提升排名。20世纪初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开端、新中产阶级社会形成和“杂志革命”出现，三者合力为大学排名的诞生，提供了传媒平台。先知的批判：大学排名是“福音”还是“魔鬼”当代研究认为，作为“治理术”的大学排名，是规训学者的机制。然而百年前卡特尔发明大学排名的用意，却是为了“解放学者”。在发布各类排名榜单的同时，卡特尔也在撰写题为大学管理的系列文章。他推崇欧洲大学由学者自治的管理模式，批判美国大学模仿商业公司，作为经理的校长权力过大，而学者作为雇员则欠缺自由。卡特尔认为，科学进步的制度根基在于，大学必须保障学者享有自主和创造空间：“大学校长能决定哪位教授被解聘，哪位涨薪；哪个系科得到关照，哪个被废弃，这是大学管理制度中最凶恶的部分。”卡特尔选用“一流学者”的数量和排名作为大学排行的核心指标，直接目的在于提升学者地位。在发起同行评议以收集排名数据时，他也给各位“明星科学家”们附上一份调查表。结果显示，8 5%的学者赞成限制校长权力，增加“代议民主”。卡特尔用1906和1 9 1 0 年的排名升降，证明向教授赋权的重要性。只是，历史并未按照卡特尔的预想前进。斯洛森则希望通过述选“一流大学”，为学生择校和学者择业提供信息，促进大学间的竞争，“推动国家高等教育的整体崛起”。斯洛森对排名加剧竞争的预见，被历史证明为真。大学排名流行，促使美国大学将形象和品牌营销作为重中之重。年轻一代的大学校长，如哥伦比亚大学的巴特勒、芝加哥大学的哈珀和斯坦福大学的乔丹等，管理风格则更接近企业经理，精于形象宣传以提升学校排名。但排名导致的竞争是否如斯洛森所愿，促进了“高等教育的整体崛起”呢？维赛给出否定答案。他认为，排名促使大学要在竞争中胜出，必须遵循“已确定的模式”。1 8 9 0 年之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康奈尔大学、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各有特色，但它们很快意识到“对声望的追求，要求大学不能特立独行”。因此，它们逐渐向“标准结构”靠拢。固守特色的克拉克大学，则在各类排行中滑落或除名。维赛哀叹，盲目模仿导致机构多样性的丧失。杜威是批判排名的最早先知。杜威认为，大学的真正使命是发现真理，并把之应用于社会服务，其追求不应是把流行的公共印象永续化”，学术界不要混淆手段与目的。心理学家约瑟夫斯特罗也是当时批判排名的代表人物。他认为，排名流行导致“美国大学用外在、标准和有形的物质标准衡量自己的工作”，大学排名“污染了学术氛围”。凡勃伦批判，管理者对排名的关注，致使“大学的努力方向，从学术转移至统计和推销，出现只关注外表的政策”。资源多用于被营造富有魅力的外表，如兴建富丽堂皇的大楼和体育馆，具备引人关注的项目等，而不是真正用于“高深学问”。凡勃伦看来，真正的学术“是不可以被统计和广告所感知的”。当代大学排名的流行，本质是世界高等教育游戏规则的“美国化”。其背后的意识形态是，把大学视为可以用数据测量的对象，推崇高度市场化的高等教育体系。当代“世界一流大学”热，是2 0 世纪初美国“一流大学”竞争比赛的翻版；当代“世界一流大学”的模版，正是百年前“一流大学”竞争的胜出者。因此，剖析大学排名的起源史，更有助于中国的高等教育界反思“排名热”。第一，大学排名是美国特定时空背景中催生出的“治理术”，其背后带有鲜明的美国特色。第二，即使在美国排名诞生伊始其争议就已出现：大学排名究竞是学术界的“福音”还是“魔鬼”？大学排名加剧的竞争，真的能推动学术事业进步吗？至少，杜威、斯特罗和凡勃伦等最早批判大学排名的先知们，给出了否定答案。他们认为排名所塑造的“理性牢笼”，使大学把手段作为目的，只追逐“表面光鲜”的成功，而真正的学术进步，则被弃之脑后。先知的声音，百年后的今日仍具批判穿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