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议“党史研究编辑学”的学理建构——强化学术期刊及其编辑“回应时代”的工作伦理.pdf

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 2023年第3期100三议“党史研究编辑学”的学理建构强化学术期刊及其编辑“回应时代”的工作伦理吴志军【摘 要】无论从“学术”的本质还是从党史研究的基本发展特征来看，“回应时代”都应成为党史研究学术期刊及其编辑秉承的一大核心价值理念。精准把握党史研究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以及“回到政治（学）”的组稿原则，既是党史研究学术期刊感知时代精神和时代议题的重要途径，也是学术编辑实现身份转换和价值提升的必由之路。“做期刊”的新型理念集中承载了学术期刊对于时代精神和时代议题的深切把握以及由此形塑的具有公共参与性质的学术生产与再生产，今后应当继续强化学术编辑“回应时代”的工作伦理。【关键词】党史研究；学术期刊及其编辑；“回应时代”；工作伦理【中图分类号】C3；K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3）03-0100-13“党史研究编辑学”为重视和概括中共党史研究领域的学术编辑活动提供了一种概念框架和理论平台，这固然主要基于充分观照和扬弃党史研究以及相关学术编辑活动之学理特殊性的考量，但从根本上旨在推动党史研究学术期刊将尊重“学术”的内在本质、遵循学术活动的发展规律和张扬现代学术精神作为核心价值理念与根本办刊方针，激发学术编辑在推动党史研究新型学术化进程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应当说，党史研究学术编辑工作本身的科学化和理论化，既是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在新的时代情势下面临转型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学术编辑工作适应和促进时代进步与学术进化的必由之路，极大地昭显了学术研究“回应时代”的本质维度和根本价值。从笔者之前所论党史研究学术期刊编辑的职责和使命、党史研究学术期刊及其编辑与学界的关系这两大核心议题以及关涉学术编辑工作的几乎所有程序和维度视之，实际上都在力图反映或推动解决党史研究学术化发展所面临的各种具有时代性的问题和不足，渗透着浓重的时代背景和时代考量，构成党史研究学术期刊及其编辑努力“回应时代”的载体和内容。易言之，“理想”与“现实”、“意义”与“时代”如此紧密地会通在党史研究学术编辑工作的所有层面，证明没有脱离时代的学术编辑工作，学术编辑工作必须面向自身所处的时代，进一步回归并强化“回应时代”的工作伦理。在这方面，编辑学界业已取得较高程度的共识，诸如文史哲 探索与争鸣 开放时代等很多学术期刊的长期组稿实践，就充分彰显了“努力做大时代的捕风者”“努力做大时代的同行者”的思想以及“不入主流，难成一流”的要求。但在党史研究领域，关于学术期刊及其编辑“回应时代”的理论依据和践行路径等一系列问题，相关的学理言说尚较鲜见，存在很大的理论建构和学理阐释空间。一从根本上说，中共党史研究以及相关的学术编辑工作对于现代学术精神和本质的追求，绝非一个群体、一个时代就可以完成并定型的事业，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变迁或进化，可谓“一个时代有一个 学科探讨三议“党史研究编辑学”的学理建构101时代的学术”。这也正是党史研究之所以具有显著历史学特性和属性的缘由之一，其优势和魅力就在于历史科学所具备的包容性与灵活性，每个时代的研究者都可以在当时最为突出的史料、视角、理念、方法、思想和理论等资源的支持下，重新梳整、认识和理解党史，从而为党史书写带来既有延承性又有时代感的鲜活气息。党史研究者可能以毕生之力所关注的研究对象，都是在与充分的“他者”因素特别是与整个“时代”“社会”氛围的互动过程中形成自身的个体性和独特性的，真正脱离“时代”“社会”的事件或人物无法进入历史脉络并成为后世研究者的历史叙事对象，而后世研究者之所以选择特定历史事件或人物作为研究对象并取得一定的学术成就，也恰恰与研究者本身所处“时代”“社会”的情势、条件、感觉和价值等一系列因素密切相关。这种“双重时代性”“双重社会性”既构成党史研究对象本身的学术合法性，也构成党史研究者在学术活动中的主体性特征，必然产生“创新求变”和“回应时代”的强烈要求。很多优秀学者往往敏感于与历史结构有着内在密切联系的现实议题，并力图透过党史研究来探讨这些现实议题由以生成的脉路和原因，甚至为解决这些问题提出具有可行性的方法或方案（常常体现为历史的哲学思考或历史的经验教训总结）。当这种努力逐步聚集并形成具有一定能量的学术气势，也就构成了党史研究发展的特定学术结构和时代气象，进而推动学术研究的不断更新和发展，这就是学界所主张的“活”的历史。同时，作为“学术”本质维度之一的“追求真理”之“真理”，绝非抽象之辞。“真理”具有超验性，承载着人类社会的普遍性价值和共通性议题，但也往往体现在具有强烈现实关怀和人文价值的时代议题以及相关的历史问题上，更体现在特定时代情势下历史研究者对于人类永恒价值的坚守与践行以及反思与重建。由此论之，中共党史活生生地镶嵌在研究者身处的现实生活及其架构之上，而不是脱离了现实世界的冷冰冰的“自在物”，党史研究者不仅要努力展现历史的复杂感和人文性，而且要坚决彰显历史的现实感和时代性，这就决定了包括学术编辑活动在内的整个党史研究的治学理念、史料来源、理论资源、问题意识以及书写规范等必须进行及时调适，绝不能耽于现状、不思进取。作为“学术”的三大本质维度，“创新求变”“追求真理”“回应时代”之间具有彼此支持的严密逻辑关系，“回应时代”正是沟通“创新求变”和“追求真理”的重要中介逻辑环节。更直接的原因还在于，作为政治性和现实性非常显著的一个研究领域，无论是党史研究的基本形态还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降启动的历史学化进程，本身就带有“与时代同行”的价值取向和鲜明特色，特别是整个80年代的党史研究对于时代精神和时代议题的回应，具有高度的历史和学术典型性，充分反映了学术与政治、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良性互动。40多年来，尽管“与时代同行”的内容、结构和情势不断更动，且对党史研究的不同形态施加着程度、意义和价值均有所不同的影响，但其作为具有根本规制性的研究语境和学术生态则始终没有发生变化。这就决定了党史研究学术期刊及其编辑理应或必须在编辑活动的全流程中持续开掘和深化党史研究“回应时代”的潜在能力，继续彰显党史研究“与时代同行”的特质与气象，并在此基础上积极助推党史研究的学术化取向更好地选择和重塑“回应时代”的内容、途径与结构。当然，受制于近十几年来国家和社会的急剧变动以及由此带来的学术研究环境的结构性变化，特别是学术评价体系的主导性增强、学术考核机制日趋固化、学科设置不断细分等情势，包括党史研究在内的很多学科的研究者埋首于学术论文的批量生产和快速写作，或者逐步削弱乃至丧失了对于现实和时代的及时感知能力，或者不再对真正的时代精神和时代议题产生足够兴趣，或者将时代精神和时代议题完全等同于纯粹的现实政策注解和释读，从而极大地减损了党史研究以及相关学术期刊在“回应时代”方面的感知与能力。应当说，这既是党史研究学术期刊及其编辑积极“回应时代”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也是对此作出重新检审和修正改善的时代机遇。总而言之，无论从“应然”层面还是从“实然”角度看，“回应时代”都是党史研究本身和学术期刊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 2023年第3期102所共同拥抱的一大核心价值理念。而从20世纪80年代以降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以及相关学术编辑工作的具体实践观之，“回应时代”绝非抽象的原则、价值和理念。作为党史研究成果的学术评论者之一，学术编辑只要努力践履自身的职责和使命，积极与学界展开互动与交流，总会强烈感受到党史研究的整体学术进步、很多学术论文存在的不足与整个时代的宏阔结构之间的紧密联系和因果逻辑，总是希望新一代的党史研究者能打造一种具有高度“时代性”“时代感”的学术形态。简单言之，就是学术化的党史研究及其发展和转型要“对得起这个时代”“配得上这个时代”“推得动这个时代”。近十几年来，整个世界形势的衍化和中国的快速发展尤其是信息社会的加速更迭远远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未来的党史研究新型学术化形态就理应充分匹配这种时代和社会的进步及其带来的学术研究条件的改善，在党史研究的选题抉择、研究理念和书写规范尤其是科际整合和学术融通等诸多方面，理应超越之前各个历史时期党史研究的学术水准，形成完全不同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甚至21世纪初期党史研究学术结构的新气象。譬如，在史料的搜集与利用方面，研究者是否应该摆脱过于依赖党史基础文献（含领导人著述）的研究取向和写作形态？如果在研究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某个问题的思想演变或理论分析之际，研究者仍然仅仅局限在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基础文献系统并主要据此展开论述，那么这就是缺乏“时代性”“时代感”的一种研究思路，就没有充分反映时代的进步，从而也就无法更好地助推党史研究的创新发展。a在选题性质方面，是否可以超越简单的局部和个案研究，将相关历史知识和思想资源整合到更多具有统贯性的历史“问题”“主题”或“议题”上来？是否应该更多地沉潜至历史的中层和底层，挖掘更多历史层次和面相，打通上中下、左中右的历史结构？比如，在中共革命根据地史研究中，研究者若能彻底打破单个根据地研究的传统治史思路，尝试在“地理大区”的范畴下探索各个根据地之间的内在历史联系，或在特定“问题”“主题”或“议题”的统摄下凸显各个根据地之间的“共通”“共有”的历史，那么“新革命史”的研究理念无疑将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扬弃。从理论上讲，宏观历史问题因具有综合、整合的性质而最能反映时代与学术的进步，能在一定程度上观照甚至解决时代的幽暗面在我们所处的这样一个由基础设施更新换代所带来的急剧变化的世界和社会里，时代进步会带来诸多历史和现实问题（包括工作和人生）的高度不确定性。而宏观层级的历史建构与哲学思考有益于增强历史和人生的确定性，增强人们对于未来的信心与理想，故而“以正确方式进行的历史研究能使我们在现在的重压下得到喘息之机”b。质言之，具有学术新意的宏观史议题的确定与论证，往往体现了一种人生、现实与历史的沉重交织，而缺乏人生感悟和精神动力以及由现代信息社会所带来的人性迷失等症结，正是目前宏 a需要注意的是，笔者并非贬低党史基础文献本身的学术生产与再生产能力，此处只是重点就开掘更多类型和层级的史料这一要求而言的。事实上，党史基础文献仍然具有非常发达的学术生产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是否具有因应时代发展和学术语境更动的史料解读与组接能力。这从近年来笔者参与编辑的不少高质量党史研究论文以及其他学术期刊发表的类似论文中即可见一斑，限于篇幅，此处不再举例。b美阿兰梅吉尔著，黄红霞、赵晗译：历史知识与历史谬误：当代史学实践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20页。三议“党史研究编辑学”的学理建构103观史议题趋弱、新型“宏观叙事”缺位的根本原因。a与此相关，从写作结构和叙述气象上来看，党史研究是否有必要从“叙事导向”更多地转向“问题导向”或至少实现二者并举、同等重要？尽管叙事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和前提，但身为象牙塔中人，受惠于人民艰苦创造的福利以及国家体制提供的优越条件，党史研究者就绝不能仅仅通过历史叙事来回应或回馈时代进步，理应不断关注攸关整个国家、民族和社会长远发展的“真议题”及其与历史脉络之间的深度关联，以此作为审视、理解和重构历史的依据与动力。这既是党史研究者的学术职责所在，也是党史研究者作为现代公民的义务所在。二由上可见，映照时代精神、承载时代议题的仍然是各种类型的“问题”“主题”或“议题”以及各个层级的研究领域或论域，毕竟“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b。对于党史研究学术期刊来说，偏好选择发表何种研究选题和领域，当然是一个典型的开放式议题，需要党史学界投入更多精力加以探讨。但无论如何，学界素常所称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一般均与时代精神和时代议题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党史研究学术期刊及其编辑不妨可从此入手，积极定位“重点”“难点”“热点”问题并据此不断落实和调适相关的组稿工作。只要把握好党史研究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学术期刊一般就能获得较好的时代感知度，从而在坚守和强化“回应时代”的工作伦理之际保持和提升组稿水准。至于何谓“重点”“难点”“热点”问题，同样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必然言人人殊，不同期刊乃至同一期刊的不同编辑会作出不同判断，这就既需要不同期刊、不同编辑之间加强定期的学术探讨，也需要党史研究学术期刊及其编辑与学界及时交流彼此的心得和认知，从而更为准确把握和科学调适“重点”“难点”“热点”问题的选择与决断。笔者拟以十余年来跟踪党史研究进展以及具体编辑工作的经验和感受为据，尝试举例说明。就“重点”问题而言，“五四”史研究可谓学术生产与再生产的当之无愧的“常青树”，有效的历史研究长时期内未尝中断，特别是在逢五逢十的纪念时节，研究数量和质量都会再上台阶。最近20多年来的相关历史研究深度阐释和充分彰显了关于“五四”之“本事”与“言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再次呈现了五四时期社会文化生活高度的灵动性、变易性和进步性，有益于在更为丰富的历史脉络中理解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缘起和发展。最重要的是，“五四”不仅与中共建党初期这段划时代历史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历史与逻辑联系，而且作为现代中国历史及其叙事的起点，它几乎构塑了后续百年历史的内在“母题 a当然，笔者并不认为微观研究甚至个案研究不具备观照宏观议题的学术可能和内在潜力，在学术史上长期发挥重大影响的微观史著作，业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目前的问题是，至少在党史研究领域，很多个案研究作品因史料搜集的不充分，必然带来史事建构的不完整，进而无力观照更为宏大的新型历史议题，即使有所涉猎，也因知识前提的欠缺而缺乏足够效力。另外，笔者认为还应当在“理想类型”的认识层级上谨慎区划“通史（研究）”和“宏观史（研究）”，二者有关联但也存在差异。“通史（研究）”因需要“求全面”“求系统”“求镜鉴”，难免涉猎更多已被学界研究较多的问题甚至一般性历史知识，即使专题型通史书写在“创新求变”方面也存在一些天然困难。“宏观史（研究）”主要是就历史“问题”“主题”或“议题”的层次而言的，只要特定“问题”“主题”或“议题”的性质不是局部而是宏观的，所仰赖的史料基础不是局部而是全局的，所叙述的历史层次不是孤立而是整体的，那么专题研究甚至个案研究也可以形成“宏观史（研究）”的气象。可见，“宏观史（研究）”的本质与核心是“问题导向”类型的，“通史（研究）”只是“宏观史（研究）”的一种体裁或形式，“宏观史（研究）”的理论外延要大于“通史（研究）”。b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3页。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 2023年第3期104结构”，提供了何谓“现代”、何谓“中国”、“谁的现代中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历史、思想与理论资源，强烈联结着现当代中国的现实结构和未来走向。任何一篇具有较高水准和学术影响的“五四”史研究论文，背后都潜蕴着浓厚深切的现实关怀和未来冀望，“五四”史研究的强大生命力其来有自。a正因如此，党史研究学术期刊理应不断推动“五四”史研究的持续组稿和学术创新，借助这一研究领域，学术编辑不仅可以全方位地深入理解现代中国是如何开端的、传统中国是如何走向“现代”的、什么样的历史内容和元素才是“现代”的以及值得未来中国继续承接和扬弃的等一系列长远的历史议题，而且可以促使学术编辑真正体认一代代知识分子为国家、民族和世界付出的学术努力和思想贡献，不断领悟和接受“五四传统”“五四精神”的熏陶与策励。总之，无论是“五四”史研究队伍本身的学术素养还是这一研究领域的学术潜力，均有助于显著提升党史研究学术期刊的组稿水准和学术影响。持续关注“五四”史研究、广聚“五四”史论文，在这方面依然大有可为。极而言之，“非五四，无党史”“缺五四，不学术”“无五四，不期刊”之论，在一定意义上是可以成立的。就“难点”问题而言，如何解决和突破包括地域史、单一报刊史等党史研究形态在内的个案研究的弊端，可谓具有非常急切的学术优先性。如果放宽视野，可以发现个案研究思潮既与世界范围内信息社会的加速形成、资料搜集与检索的极大便利以及由此形成的新型学术思潮有关，也与国家高等教育的扩招和研究队伍的猛增以及由此带来的选题范畴调适有关；其所取得的学术进步和同时潜具的研究偏误以及未来的改进理路，既反映了长期以来党史研究存在的结构性问题特别是“核心史料”匮乏和宏观史研究停滞等现状，也与整个历史学界的学术结构、内在调整和发展方向等因素之间形成了同频共振。个案研究思潮具有非常明显的时代特性，是特定时代议题和时代结构的学术反映，能否解决好与个案研究相关的一系列历史、理论和实践问题，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b更重要的是，对于个案史研究存在问题与不足的审查，有助于理解普遍性和一般性之关系这一历史研究的元问题，进而从整体上更好地感知人类知识和智性长期面临的困惑。正因如此，如果党史研究学术期刊解决不好或无意推动解决个案研究所面临的困局，那么就无法从根本上正确定位党史研究的历史学化方向这一核心问题，党史研究就无法成长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再如，笔者多次强调的学术写作及其困境，也是一个具有鲜明时代背景的非常典型的学术难点，显然是特定时代结构和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的征候性表现，对待学术写作的态度、理念和方法，同样承载着对于时代的不同认识和理解。客观而言，学术写作本身的“难点”又在于道理和理论的易懂性与不同研究者的理解、接受和践行程度之间的强烈冲突，亟待引起学术期刊及其编辑的重视。a比如，中共党史研究于2019年集中组织刊发了一大批“五四”史研究的历史学论文。其中，以李里峰“运动时代”的来临：“五四”与中国政治现代性的生成、吴起民作为方法的五四运动：集体行动的逻辑与现代中国的内生路径、王续添从“国家”到“地方”：中国现代国家改造中的“战略退却”对五四运动和联省自治运动关系的一种考察等为代表的一批学术论文就具有选题和精神等向度的内在统一性。它们集中探讨五四运动（包括广义“五四”）所提供的政治、思想、文化和社会的精神资源到底怎样促进了现代中国的形成和嬗变，体现了关于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国的现代”以及中国思想的现代意义等问题的聚焦和理解，构成2019年“五四”百年研究中的一个基本思潮，典型地凸显了一种时代性的变化。也许，再过若干年，这一学术思潮的脉路和意涵将显得更加清晰，意义和价值也将显得更加重要。b比如，党史研究与教学2016年第4期开设“当代中国史研究与地方史料”专栏，以五篇典型的地域史论文展现了这一研究形态对于推动中共党史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历史研究的贡献；中共党史研究则于2017年5月组织召开“地域史研究的回顾、反思与展望”学术座谈会，着重从史学理论层级集中探讨中共地域史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在之后相继组织两次学术笔谈进行专题探讨。这种党史研究学术期刊之间的学术呼应现象，恰好说明对于中共地域史研究形态的反思与重建，构成当时党史学界的一种时代性议题。三议“党史研究编辑学”的学理建构105因此，哪本党史研究学术期刊若能在学术写作的理论建构和具体实践方面作出实质性贡献，并借此有效提升期刊的发文水准，切实提高作者的写作水平，恐怕会在学术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又如，主要承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历史研究进展的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在经过十几年的飞速发展后，也面临着如何开掘多元性的史料来源、如何在国际关系史背景下凸显“中国中心”和“中共主体”等非常关键的难点问题，迫切需要包括党史研究学术期刊在内的整个历史学界给予更多切实讨论和推进。就“热点”问题而言，之所以可被称为“热点”，正因其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切合时代的脉搏和主流。比如，加快推动20世纪80年代历史研究乃至整个改革开放史研究，目前已成为党史学界的主流呼声，背后承载着多种时代背景的综合促动：既有中央层面关于包括改革开放史在内的“五史”研究的大力倡导，也有中国面临史上最严峻的逆全球化思潮与全球政治、经济和贸易格局重组的巨大变动；既有全国从上到下对于继续坚持和扩大改革开放的关注，也有近些年来由各种严峻形势所引致的结构性问题以及人们对于部分领域改革开放进程阻滞的忧虑；等等。因此，透过改革开放历史的深入研究，坚定改革开放的信心和决心，将有效地因应中国面临的一些严峻现实问题，这些现实问题及其解决或推进显然决定着国家的未来发展路径和全体人民的切身福祉。再如，中国抗战史研究近些年来已逐步成长为历史学界的一个不折不扣的学术热点 a，其中既有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对于抗战历史的高度重视和持续宣传，也有各种新型史料的持续整理和刊布、各种历史资料电子数据库特别是具有学术聚合性质的“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的大力推促。更重要的是，在抗日战争研究及其青年会的带动下，抗日战争史研究业已初步形成较为有机的学术共同体，基本建成了具有相对互补性的学术期刊群，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非常密切，学术规范和写作规范开始得到重视和讨论。上述诸要素显示抗战史研究业已成为观照时代精神和时代议题的重要学术载体，党史研究学术期刊应将组织和发表抗战史研究论文作为一个基本方向，借此可有效提升期刊本身的学术影响力，但其间也需注意发挥严肃的历史研究在张扬健康的爱国主义情怀之际遏抑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积极作用，真正使抗战史研究成为批判侵略、反思战争、重建健康的国际关系乃至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人文载体。又如，作为一级学科的“中共党史党建学”的最终落地，事实上或显或隐关联着很多重要的现实议题，但无论如何，这对于整个党史研究而言无疑是一件具有标志性的大事，将给原本陷入“学科碎片化”困境的党史研究带来新的希冀和挑战，当然也有利于提升党史研究学术期刊的学科归属感和学术地位。可以预计，学科建设问题将再次得到党史学界的集中关注和密集讨论，并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的一大显要议题。党史研究学术期刊只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积极介入和组织与一级学科建设相关的全流程讨论，切实关注复杂情势下学科建设的科学性和学术性，就必然会扩大社会影响力。从理论上讲，党史研究学术期刊只有深度介入学科建设以及相关的教学活动，积极培育科学的党史研究人才，致力于重塑新型的党史研究学术共同体，才能赢获源源不断的思想和学术资源，从长远意义上助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和创新。如果党史研究学术期刊重蹈之前长期不重视学科建设的覆辙，将很快丧失由新一轮学科建设带来的战略发展窗口期以及由此生成的“学术红利”，甚至面临被党史学界逐步边缘化的风险。需要注意的是，上述“重点”“难点”“热点”问题只是就“理想类型”层级而言的，三者在实际情况中往往存在很多交叉点，比如改革开放史研究虽然是研究热点，但在选题的科学性、“核心史料”的匮 a抗日战争研究杂志的微信公众号的关注度和阅读量在历史学期刊里近年来一直处于前列，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一发展趋向。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 2023年第3期106乏、易见史料的解读、写作风范的选择等很多方面所面临的困难也不少。但无论如何，它们都在一定程度或维度上联结着时代性的精神和主题，本身就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和反映，是任何一本具有时代意识和责任意识的党史研究学术期刊都不能不予以高度重视的。文史哲主编王学典近年来经常强调一个观点：“一个期刊能否进入所谓的一流，和这份期刊对学术大势的敏感与把握有关。”a而“期刊对学术大势的敏感与把握”，就从根本上仰赖学术编辑对于既能突出世代变迁和时代议题又能彰显学术进化和学术本质的特定“问题”“主题”或“议题”的择定与组稿。揆诸中国现当代出版史，很多著名编辑、知名学术期刊和学术出版社的贡献，大多与特定“问题”“主题”或“议题”紧随时代、合为时事、尊重学术等因素之间存在密切关系。正因如此，青年学报主编刘宏森就认为：“学术期刊的编辑部不仅仅是一个按部就班组稿、编稿的地方，更应该是一个紧密关注社会、学界动向，时时开展广泛深入研讨，准确把握好选题、组织优秀作者撰文深入研讨的公共学术空间。好编辑应该是这个公共学术空间的优秀服务员、组织者和管理者应该善于按照新闻眼光、问题意识、学科尺度，敏锐准确地把握住问题。”b三由上观之，努力形成并保持对于时代的高度敏感性，不断厘清和分析党史研究在取得学术进步之际所形成的问题和不足，便成为党史研究学术期刊及其编辑获致时代精神和时代议题的必由之路，毕竟真正的时代精神和时代议题在根本上是由尚未解决的问题和存在的不足亦即主要矛盾或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所决定的。沉浸、自满于特定时代业已取得的学术成就，便无法准确研判真正的时代精神和时代议题。对于以发现和解决问题以及推动学术进步为根本职责和使命的学术期刊及其编辑而言，这种学术批判精神尤为重要。只有意识到对于学术发展具有阻滞作用的问题和不足，才能真正明确学术期刊的时代站位和发展路向。就党史研究领域而言，学术期刊及其编辑需要考虑的“时代”至少包括三个层面或维度：一是身处生活和社会世界的整体“时代”，二是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的学术实践活动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时代”，三是党史研究直至整个历史研究领域的“时代”。这三个层面的“时代”之间具有异常紧密的逻辑关联，是典型的“互为共同体”，可谓“我之所是即时代之所是”c，深入探察和理解某个层面的时代问题，都有益于形成整体性的时代认知。若欲从“时代之惑”“时代之问”进一步深化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学术期刊及其编辑所仰赖的“问题意识”以及作为其载体的特定“问题”“主题”或“议题”，就至少需要具备以下几个特点：其一，必须充分反映一段时期以来党史研究乃至整个历史研究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尤其在时代进步及其提供的改善性条件的促动下，可以解决阻滞党史研究深度学术化发展的关键瓶颈；其二，任何具有“真议题”性质的党史研究问题，都从根本上源自人类精神生活和物质生产的全部实践过程，是现实社会生活本身积极意义和幽暗面相的学术反映，因此党史研究必须密切关注、及时回应现实社会生活，进而通过高度严谨而有针对性的党史研究，促进国家和社会的良性进步；其三，基于前两点的党史研究问题以及相应的学术编辑工作，都必然闪耀着人类追求理想生活的智慧之光，必然符合普遍性的学术观、道德观和价值观，从而也就必然能与具有普遍性的学术和理论传统实现接榫，a王学典：不入“主流”，难成“一流”论期刊人的作用和当下使命，中华读书报2019年10月9日。b刘宏森：远离大而无当、泛泛而谈写在“纪念建团一百周年”专题发表之后，微信公众号“子行空间”（2022年2月18日）。c德卡尔雅斯贝斯著，王德峰译：时代的精神状况，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29页。三议“党史研究编辑学”的学理建构107并有可能为这种学术和理论传统的持续增长作出实质性贡献。兹据此意，党史研究学术期刊及其编辑“回应时代”的工作伦理，核心和本质就是明晰党史研究中的哪些因素具有时代的双重性（积极性、消极性），分析背后更广泛的多重社会动因，并透过科学的党史研究和学术组稿，努力发扬时代的积极性，尽量消弭时代的消极面，“活出时代的矛盾”，“将所有的毒药转化成养分”。a也许做到这一步，学术编辑就可以真正融汇目前学界诸多貌似无可调和的复杂要素，助推党史学界创生出新的学术样态。粗略而论，任何具有时代性的党史问题最终都不可避免地指向现实，包括党史研究在内的学术活动在根本上都是“实践”的。但党史研究者精神世界中的这种时代感知和现实关怀，绝非简单地将当下时势视为核心甚至唯一考量，而是透过艰苦的史料搜集和研读以及史实的关联和组合，竭力开掘与特定党史问题相关的各种资源（包括同质性和异质性的），开放历史、现实和未来以及三者关系的各种可能性。换言之，学术化的党史研究对于“时代”尤其是身处当下“时代”的理解、呼应与倡扬，固然与“现实意义”“现实研究”“政策阐释”等研究形态之间存在一定关联，但其区别和差异也是判然可见的，此乃正确理解时代精神和时代议题的一大要津，“入主流就是要关注时代问题，但这绝不是套用、注解某些宣传口号，而是要把时代课题转化为具体的学术问题，使读者从中感受到时代的脉动”b。党史研究学术期刊及其编辑选择何种“问题”“主题”或“议题”，如何更好地处理“历史问题”“时代议题”“现实论题”之间的张力性关系，非常值得编辑投入更多精力进行科学探讨。但无论如何，党史研究学术期刊及其编辑理应努力把持自身提问方式和组稿理念的科学性，注重厘定学术价值和政治价值、社会价值乃至时政价值之间的关联与差异，更应培养一种反思性的功能和取向，对“现实”本身以及相关研究形态的不稳定性有所预见和准备，探求和鼓励在复合性的历史与现实结构中对各种重大党史问题展开得失分析和深远警示的研究理路。应当说，只有这种姿态，才能使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获得不断进步的意义与动力，并将决定新型学术化形态的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特别是通向“实践”的科学路径。这显然深度考验着党史研究学术期刊及其编辑“回应时代”的职责、使命和能力。说到底，“回应时代”绝非无原则、无条件、无思考地“迎合时代”，而是有尊严、有理性、有意义地“拥抱时代”。从党史研究学术期刊引领学术发展的基本功能来看，“回应时代”“拥抱时代”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回到政治（学）”。作为一门研究执政党及其历史的专门学问，党史研究的最大本质仍然是“政党史”“政治史”，天然与政治学理论具有极度密切的学科亲缘关系，真正的时代精神和时代议题以及具有“时代感”的党史“问题”“主题”或“议题”，一定是和诸如民主、自由、公正、正义、责任、权利、宽容、信仰、安全、财富等核心政治价值观念联系在一起的，是与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内的具有普遍意义和长远视域的世界观联结在一起的。比如上文提及的中共党史研究在2019年刊发的一批历史学论文，正是透过“五四”史的再梳理、再论析和再解理，努力对中国现代政治转型的重要内容和特征作出学理分析，历史学探询的背后蕴含的正是一种“政治（学）”关怀。在当下的政治和社会语境下重审百年前由“五四”所开启的“现代政治”“政治现代性”进程，对于有心人而言，依然是心有所系、梦牵魂绕的一个知识与人文关怀，不能不予以瞩目。极而论之，这种学术论文正是目前党史研究最需要的一种学术形态，亦即通过具体党史问题研究来透视“（现代）政治”的本质。但由于各种缘由，党史研究与政治学理论长期没有形成有效的学科互哺，党史研究者普遍缺乏较为深厚的政治学理论素养，多少阻 a转引自唐小兵：书架上的近代中国：一个人的阅读史，东方出版社2020年版，第298页。b邹晓东：我在文史哲干编辑，广西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序二”第9页。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 2023年第3期108滞了诸如历史的体制机制运作、长时段的制度变迁与意识形态流变、现当代国家和社会的复杂关系样貌、历史背后的政治现代性以及政党的历史功能和角色等宏观层级的学术研究，而这些具有大历史气象和宏观史特质的党史问题仍然深刻地关联着当下和未来，仍然在不同程度和向度上影响着国家的发展路径、社会的演化方向和国人的生活福祉。当然，此类党史问题的研究难度大、产出时间长，常常需要具备长时段的历史知识和思想视野以及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但也正因如此，此类论文在公开发表后的关注度、阅读量和引用率都非常可观，在落实党史研究的现实功能之际又可以大幅度提升学术期刊的影响力。无论从哪个角度考量，这些重大党史问题的长期缺位或研究质量不高，对于党史研究和学术期刊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巨大损失。a进而言之，这种“政治（学）意识”正是党史研究学术期刊及其编辑“回应时代”本身的“问题意识”所在，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回应时代”的本质就是呼唤和推促一种更高程度和更高水准的政治史研究。最近这些年来，很多学术期刊编辑部高度强调并希望研究者及其论文要具有“问题意识”，那么学术期刊及其编辑本身就需要首先养成强烈而清晰的“问题意识”。其中，“问题意识”的一个根本维度正是现实关怀其本质就是对于“何谓（好的）政治”的感受、理解与冀望，这一点对于将政党政治及其历史作为研究对象的党史研究而言，显然格外重要。无论是学术期刊所秉持的编辑和组稿理念，还是学术编辑所致力的团结和重组学术共同体的意愿，都从根本上取决于对于“何谓（好的）政治”的信念和信仰。从理论上讲，这种基于“何谓（好的）政治”的“问题意识”越强烈，学术编辑的责任意识就越强烈，其通过编辑工作表达政治使命的主动性就会增强，实实在在地决定着学术编辑工作所有层面的效度。如果学术编辑能努力坚守并践行这一组稿原则，那么党史研究学术期刊所刊发的每一篇论文、所组织的每一个专栏，就不仅能较好地映照一个时代的地位和价值，而且这些论文本身将为构建和打造一个新的时代文化作出不可或缺的贡献。这一点，如果放在一个长时段的视域里观之，无疑将更为清晰。由此缘故，学术编辑理应从内心热爱编辑工作，真诚认同学术编辑在创造知识、激动思想和流传作品等方面所潜具的重大作用，深信自身所从事的工作可能在短时期内产生不了多大影响，但也许在未来的某个时段会重新得到更多关注和积极评价，甚至在未来某个时期产生重大影响也未可知。换言之，学术编辑工作“回应时代”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当下，更在于未来、在于长远。四循上所论，“回应时代”的工作伦理和“与时代同行”的自觉意识，理应成为党史研究学术期刊据以安身立命进而谋求更高发展水准的一大核心理念，也是相关学术编辑在全部工作流程中必须遵奉的根本原则之一。如同所有“媒介”“媒体”一样，党史研究学术期刊同样具有天然的“外向性”特质，学术编 a最近几年来，以“历史政治学”“历史社会学”“革命地理学”等为代表的新型研究形态，业已在不少关涉中共党史重大问题的重新梳理和深入解读等方面取得了一些研究进展，特别是提供了将党史研究与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地理学等学科相结合的一些途径和方法。虽然其间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但党史研究者仍然可以从中获得很多启发。因此，党史研究学术期刊理应重视和积极介入“历史政治学”（也有学者直接称为“党史政治学”）、“历史社会学”和“革命地理学”的讨论与建构，积极推进中共党史的跨学科、多学科研究进程以及党史研究新型学术化形态的塑造。如果党史研究学术期刊对此类新型研究形态又采取无感、无视甚至抵触的态度，则将失去一种有效提升期刊影响力的时代路径。三议“党史研究编辑学”的学理建构109辑无法脱离甚至拒绝自身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能够选择的只是以何种方式、何种精神去“拥抱时代”以及如何通过党史研究学术成果的生产与再生产推动时代进步，否则就会沦为这个时代里轻若鸿毛甚至毫无重量的存在。直言之，党史研究学术期刊的知识与思想生产不仅仅具有悠长的历史文化意蕴，更应表现在它所承载的知识与思想生产的公共性和参与感。作为“时代中人”，党史研究学术编辑能否真正感知并把握时代脉动和时代精神以及与此相关的真正学术议题，并将此作为一段时间内学术编辑工作的核心旨趣，不仅决定着学术期刊的组稿方向和学术水准以及党史学科的现实地位和长远发展，而且同样构成“编辑主体意识”的理论内涵以及党史研究学术期刊编辑的重要职责和使命。这种主体意识最为强调的就是对于时代境况的敏锐感知和独特反思以及由此生发的“问题意识”，最为重视的就是从时代意识和时代精神出发深入“历史”和拷问“意义”的能力，“暗示了一条使现实关怀保障学术自主，从而将知识积累指向自我认识的路径。这就是：史家应该基于对时代的切身感受而建立对历史的理性反思”a。可想而知，这才是“党史研究编辑学”乃至新一轮党史学科建设背后最为深刻的发展动力。更重要的是，“回应时代”的工作伦理和“与时代同行”的自觉意识，还是学术编辑由“文字匠”“编辑人”向“知识分子”转化进而实现自我认同和价值提升的必由之路。毕竟，任何学术研究者、文化生产者正是在与时代和社会的紧密关联中，正是在浓厚的现实关怀以及对重大社会问题、公共议题和公众生活的“历史（学）”“政治（学）”关切中而成为知识分子的。现代知识分子具有很多特性，但最基本的就是“他们比较具有全面的眼光，因此能够敏锐地察觉到整个社会在一定历史阶段中的动向和需要”b，“成为知识分子意味着社会参与。很难既为思想而活，又不试图去影响社会。这意味着不仅参与到创造性的思想活动中，而且也担负社会责任”c。的确如此，不同于一般的研究者，知识分子的一种关键特质就是他们不仅仅自在于书山学海，也不仅仅拘囿于书房教室，而是对其身处的时代和社会变迁特别是其间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等更为敏感，并努力将这种现实关怀注入自身所从事的研究领域或问题语境中，寻求反思与解决之道。在很多情况下，当时代之变以及与此相关的特定“问题”“主题”或“议题”已关涉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长远利益之际，这种关切本身便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