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与意识形态.pdf

试论 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 与意识形态南京大学沈好摘要：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 是中根千枝剖析日本社会的著作。本文以战后日本人论的变迁，尤其是 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 一书的背景为参照，首先从日本 世纪 年代的劳资关系和教育改革中揭示当时意识形态的要求，并以此为基础，对 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 进行症候阅读的尝试，阐明其与意识形态的密切关联。关键词：中根千枝纵向社会日本社会意识形态中根千枝（年）是日本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她的代表作 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 作为一部分析日本社会关系结构的经典作品，闻名于学界。同时，我们也时有见到对于 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 及其所代表的“日本人论”的批评。例如，爱尔兰历史学家乔恩哈利戴（）在 日本资本主义政治史 中，就以阶级的观点对中根千枝进行了批判。他认为日本的统治者成功塑造了日本是“无阶级”的社会这一意识形态，而中根千枝关于日本文化的论述则是这一意识形态的一种精炼的表现1。此外，杉本良夫和罗斯摩尔在他们合著的 日本人论之方程式 中，将中根的著作归入“同质同调论”，并借用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的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的观点，认为这种“同质同调论”“是以维持现行社会秩 1 ，转引自築島謙三 日本人論 中日本人、講談社、年。试论 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 与意识形态序或复兴旧制为目标的、扭曲的主流意识形态”1。本文希望通过对 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 文本的阅读，参考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更加深入地分析这部作品与意识形态的关联。一、战后日本人论变迁中的 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中根千枝关于日本人、日本社会的讨论，并不是“平地起惊雷”式的新主题，而是和同时代的其他日本人论分享着类似的观点或方法。因此，只有将其置于战后日本人论的变迁过程中，才能更加全面、准确地把握 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 与时代的关系。日本学者青木保将战后的日本人论划分为四个阶段：（）对特殊性的否定性认识（）；（）对相对性的历史性认识（）；（）对特殊性的肯定性认识：前期（），后期（）；（）从特殊到普遍（）。根据青木保的划分，在二战之后，天皇发布“人间宣言”，失去了被日本人长期顶礼膜拜的神性，加上日本历史上首次出现被外国军队全面占领的状况，日本人在精神和物质上都遭到了重大的打击。在“一亿总忏悔”的口号下，战后第一阶段的日本人论出现了否定日本文化特性的特点，对天皇制的批判和对日本文化的全面反思是这一阶段日本人论的主要内容之一。进入 年代之后，日本经济趋于繁荣，这时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此前对日本文化的“否定性”认识，取而代之的是“相对性”的认识，它主要表现为在比较文化的领域中对日本文化和社会进行定位。而到了 年代之后，一方面，日本经济高度增长，完全摆脱了战败国的阴影；另一 1杉本良夫、罗斯摩尔：日本人论之方程式，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年，第 页。南大日本学研究：日本文学中的城市书写方面，日本的政权沿着稳定的保守路线前进，言论界也迅速走向保守化。这一时期，“经济上实现增长的 富足社会 的到来与政治方面的稳定，在日本人中间重新催生了对于 文化与身份 的强烈诉求”，日本人论则如实地反映了这种倾向。后者在这一时期迎来了黄金时代，并引发了人们对日本文化“特殊性”的肯定性评价和高声讴歌。年以来，随着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的进一步确立和政治大国意识的膨胀，“国际化”成为一项基本国策，日本人论也随之从强调日本社会、日本文化的特殊性走向普遍性1。在这种变迁中，出版于 年的 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 自然就被定位在了第三个阶段，成为迎合了民众肯定日本“特殊性”需要的产物。关于这一点，青木保在后文中提道：中根的“纵向社会”论作为揭示了日本社会特质的论文而受到日本普通民众的广泛欢迎。普遍认为，这篇论文提出了一种逻辑 将日本现代化的“成功”，特别是企业的“集团主义”作为一种肯定性的东西，即由“日本人的血脉”所决定的本质性东西，进行积极评价的“逻辑”。后来这一点作为备受宣传的“日本式经营”的基础理论而得到了实际的应用。2杉本良夫和罗斯摩尔在 日本人论之方程式 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两位作者将以往的“日本社会独特说”，即强调日本社会独特性的日本人论分为四个流派：（）国体文化理论（）；（）民主化理论（）；（）近代化理论（）；12青木保：日本文化论的变迁，杨伟、蒋薇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年。同上，第 页。试论 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 与意识形态（）新国民性论（）。1在这里，中根被两位作者称为“新国民性论”的“中流砥柱”。这种流派诞生于 世纪 年代后期至 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日本的精英分子们找回了自信与乐观”，因此，对于这种发展的现状“作出理论解释就成了当务之急”2。由于日本人论诞生自这种特定时代的需求，杉本和摩尔两位作者也就站在这一事实的基础上，将以往的日本人论统称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认为它对外可以将经济问题偷换为文化问题，对内可以降低资本与劳动对立的概率，或被用作逃避责任的工具等3。虽然两位作者在对日本人论的意识形态功能的批判中没有明确提到某一部作品，不过不难想象被他们视作“中流砥柱”的中根千枝在其中的作用。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日本人论自其诞生起就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中根的 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 当然也不例外。并且，日本人论之为意识形态的表现，也通过它们发挥的功能和作用被把握到了。但是，我们仍然需要追问的是，对于 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 这本书来说，它的特定的背景是什么？是否可以从文本中 而非它起到的作用方面 找到它回应这种背景的方式，使得我们可以在另一个意义上发现它与意识形态的关联？二、世纪 年代日本的劳资关系与教育改革如果要对 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 所论述的对象提出问题，那么很容易找到中根本人在前言和序论的多个地方做过的解释：“本书是分析现代日本社会的著作”“本论文的目的在于提出一种最适合衡量日本社会结构的理论尺子”“根据一 123杉本良夫、罗斯摩尔：日本人论之方程式，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年，第 页。同上，第 页。同上，第 页。南大日本学研究：日本文学中的城市书写定的方法论对一定的社会进行实际调查，通过对调查取得的材料进行解释和概括，抽出被认为是该社会的基本的原则，并加以理论化 把这样把握的论点，用 社会结构（）这一标准术语（）来表示 在 社会结构的水平上同其他社会进行比较”1。在这里，中根多次提到“社会”“社会结构”，但它们具体指什么？她关注的是社会全体，还是某一特定的部分？对此，中根并没有明确说明，仅仅提到“社会结构”不同于某一社会的制度化的机制，它是“远为抽象化的概念，可说是一定社会里内部的基本原则”，并且是“构成社会（或文化）的诸因素中最难于发生变化的部分”2。至于为什么它最难变化，中根只用“是由经验证实了的”一笔带过。由于序论部分并没有给出我们想要的答案，因此我们需要通过正文来寻找中根实际上的着眼之处。在此，我们可以发现，在序言中被高度抽象的“社会”和“社会结构”，实际上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企业与大学。仅从词汇出现的次数来看，“企业（企業）”为 次，“公司（会社）”为 次，“大学（大学）”为 次，相比仅出现次的“家庭（家庭）”、次的“高中（高校）”、次的“学校（学校）”、次的“村落（村落）”、次的“农村（農村）”，我们可以看到数量上的显著差距。关于这一点，日本学者米山俊直在 日本人的同伴意识 里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纵向社会式的集团组成，并不是庶民的东西，而是在像大企业、中央官厅，以及明显残留着讲座制的大学这种所谓的精英那里取得更多的认同。”3因此，我们对当时意识形态的要求的考察也相应地集中在这两个领域。首先，关于 世纪 年代日本的“企业”和“公司”的状况，我们将从“劳资关系”的角度来说明。根据国内学者的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社会的劳资关系发生过多次转变。战后初期，美国在日本主导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劳动运 123中根千枝：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陈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年，第页。同上，第页。米山俊直 日本人仲間意識、講談社、年。试论 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 与意识形态动迅猛发展；年代末起，日本政府和经营者重新占据了劳资关系的主导权，推行了以企业经营和企业竞争力优先的劳动政策，在就业和工资等问题上与工会和工人发生了激烈冲突；年代之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政府、经营者和工会各方对劳资冲突的反思促进了劳资关系由冲突型向协调型的转型1。这种“协调性”劳资关系，其特征包括以“年功工资、终身雇用、企业工会”为代表的“温情的家庭主义”式的“日本式经营”。具体来说，“年功工资”，是指“随着员工工龄增加，其接触的岗位增多，掌握的工作技能增多，拥有丰富的经验，能够在很多方面工作得得心应手，促进企业效率提高，工资得到提升”；“终身雇用”，是指“一旦职工成为某个企业的员工，只要没有做违背法律道德的事情，即使在经济低迷时期，企业也不得解雇员工”；“企业工会”，即日本工会组织的主要类型，以“在企业内组建工会组织为主”2。这三种制度都有利于在劳资之间形成深厚的感情，从而帮助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激发劳动者的工作热情。其次，关于日本的教育，直到 年代为止，其大致的变迁过程如下：从二战结束之后到 年美国占领军向日本政府移交政权期间，民主化与地方分权成为教育改革的中心。年之后，到 年代为止，作为对美国占领时代的反作用，“新日本人形象”开始被教授。它代表着过有规律的日常生活、遵守日本的传统、具有作为社会一分子的自觉。年代与 年代，伴随着经济的高度成长，培养勤勉的劳动者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目的3。123程多闻、唐亮：“从冲突走向协调 战后日本劳资关系转型研究”，载 中国社会公共安全研究报告 年第期。张嘉昕、马晓丽：“二战日本劳动关系协调模式演变发展研究”，载 经济视角 年第期，第页。戚傑 教育改革関言説的検討：個性化国際化中心、日本教育社会学会大会発表要旨集録 年、第 頁。南大日本学研究：日本文学中的城市书写这一“勤勉的劳动者”，具体来说包含两个方向。其一是要提高劳动者自身的技术水平。年池田勇人内阁规划并实施的 国民所得倍增计划（国民所得倍増計画）指出，为了实现在 年后经济规模倍增的计划，“必须大力谋求科技水平的飞速提高”，为此所采取的具体措施为：“增设工科大学；增设高中，特别是以 增设工业高中为中心”；“期待着理工科教育与技术革新的进展相适应，所占比重将更加提高”1。其二是对劳动者思想观念的教育。时任文部大臣的荒木万寿夫为了答复 年中央教育审议会提出的关于“期待的人的形象（期待人間像）”的咨询，于 年作了名为 关于后期中等教育的扩充整备（後期中等教育拡充整備，以下简称 整备）的报告，从“个人”“家庭人”“社会人”和“国民”四个角度详细地描述了当时的教育体系的目标形象。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社会人”所被期待的特质中，第一条就是“全神贯注地工作（仕事打込）”。整备 明确地提出，“我们必须要成为爱自己的工作的人，忠实于工作的人，全神贯注地工作的人”。在第四条“重视社会规范（社会規範重）”里，整备 指出，“日本社会的重大的缺陷，在于社会规范力较弱，以及社会秩序被无视”，因此，它提出要“重视社会规范、遵守社会秩序”2。那么，这两个方面，在 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 中是如何体现的呢？我们可以看到，“年功工资、终身雇用、企业工会”这三个特点，在中根的书中是说明“纵向社会”的重要手段 但不一定是决定性的手段，因为中根说，即使没有形成类似于“年功序列”的制度，“在日本的任何领域的社会集团里，加入后的年数经常对一个人在该集团内的个人位置、发言权和行使权力都有很大影响”3。尽管如此，对于中根来说，仍然具有着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即“纵向”的社会结构。在后文中，中根 123 国民所得倍增计划 第二篇第三章，转引自孙执中：荣衰论 战后日本经济史，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後期中等教育拡充整備（第 回答申）（昭和 年 月 日）：（年月日時点）中根千枝：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陈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年，第 页。试论 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 与意识形态正是根据这一点，说明了日本的“企业工会”性质：由于在日本，社会是按“场所”区分的纵断的层次，所以“把不同企业的同一工种组成职业工会性质的按工种的工会在日本是很难建立的”，“相反地以企业为单位的工会，则是有日本特色的工会结构”1。日本 世纪 年代的教育改革中对“勤勉”的强调，在这里也得到了说明：在日本社会中，“纵向”的链条为不断努力的个人提供了独一无二的上升阶梯，因此，只要刻苦勤勉，就能消除或缩小社会阶层的差别2。上述有助于“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的社会特点，以及劳动者被期待的个人品质，都能够在“纵向社会”中得到合理的解释。因此，仅仅从结论来看，不能否认“纵向社会”这一结构可以推导出有利于当时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命题，也就是在劳资关系和教育改革的变迁中成为现实的那些命题。一些学者由此展开了对中根的批判，例如，将 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 一书的成功归因于它“赞美日本社会并通过 客观 实例正面评价日本社会，投合了一些陶醉于经济奇迹的日本人的所好”3。这当然有其合理之处，但未免稍有些武断。仅仅根据书中的内容与当时统治集团的要求之间的相似性，并不能直接将其作为批判中根的材料，也无法清楚地看出它如何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来发挥作用。相反，这有可能正好证明了中根的客观和冷静。因为中根本人在前言里说，“本书不研究应如何理解日本的近代化，也不研究日本社会应处于什么样的状况、应该如何发展等问题”4。因此，仅仅考虑论述的内容是不充分的，必须思考这些内容是以什么方式被论述的。1234中根千枝：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陈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年，第 页。同上，第 页。黄大慧：“战后 日本文化论 的轨迹”，载 外国问题研究 年第期，第 页。中根千枝：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陈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年，第页。南大日本学研究：日本文学中的城市书写三、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 如何表现了意识形态根据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的观点，在阶级社会中，“一切意识形态概念的特点就是被外在于唯一的认识必然性的 利益 所驾驭”1。为了维护这种利益，它就必须“凸显一些东西，以掩盖另一些东西，特别是激烈冲突的真实的社会矛盾”2。为了“看见”这些被刻意掩盖的东西，阿尔都塞提出了“症候阅读”。我国学者汪正龙认为，阿尔都塞所说的“症候阅读的关键在于找出在一部著作中起决定作用的问题式即理论结构，因为新的对象和问题在特定症候条件下可以以空白、空缺、沉默、不出场的形式出现，症候阅读法就是要把这些概念空缺所包含和规定的问题揭示出来”。3因此可以说，“症候阅读”意味着从看似明确、连贯的论述中读出它的空白和沉默之处，发现在作者的问题式中没有充分提出的问题或根本没有提出的问题；进一步说，也就能够发现这种特殊的问题式与某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我们之前已经看到，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 所突出的正是 世纪 年代日本经济和教育界的状况，从而一定意义上将维护当时统治者利益的命题作为自己的结论；那么，另一方面，它是否也掩盖了什么呢？如果我们能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就离说明它与意识形态的关联更近了一步。我们在 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 的前言里，可以读出一种对“历史”的悬搁的态度。首先，中根将分析的对象局限于现代，例如，她提到，“本书是分析现代?日本社会的著作”，“作者的目的在于：尝试通过社会人类学的观点来分析现代?日本社会”；其次，中根将自己的著作与“一般研究日本的近代化过程”的论文区别开，明 123 法 路易阿尔都塞：读 资本论 ，李其庆、冯文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年，第 页。张一兵：问题式、症候阅读与意识形态，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年，第 页。汪正龙：“症候阅读：从哲学研究到文学批评”，载 天津社会科学 年第期，第 页。试论 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 与意识形态确表示“本书不研究应如何理解日本的近代化”1。然而，到了正文部分，之前在“日本社会”前的“现代”一词，就几乎没有再出现过，而是被不带有限定的“日本社会”所取代。而当中根谈论“日本社会”时，历史反而以一种消极的方式进入了她的视野。例如，我们在前文中已经提到，构成“社会结构”的基础的“关系”，在中根的笔下是“最难于发生变化的部分”；此外，中根也提到，自明治以来，特别是二战后，日本人的生活方式虽然发生了飞跃的变化，但“人们的日常交往，人际的应酬方式，在基本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变化”2。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中根理论内部的一种矛盾：一方面，她将自己考察的对象局限在现代日本社会，因此，历史，或者说历时性的考察，从一开始就被她拒绝了；另一方面，她希望从日本社会中，寻找出一个一以贯之的“基本方面”，因此她又不得不借助历史，来说明这个“基本方面”是如何在历史中恒常地被继承下来的。因此，我们可以发现，中根除了隐匿了“日本社会”前的“现代”一词，还通过偶尔提及现代之前的日本社会，以证明“基本方面”的连续性。例如，中根在第四章里说明日本存在着极其彻底的行政网时，就以江户时代“幕府的政策和各藩的政策能毫无遗漏地达到深山僻地的各村人家”为例，暗示了这一特征的传统3。在结束语的部分，中根则明确地说：“日本列岛上的这一基本文化的共通性，特别是由于江户时代以后由中央集权政权建立的发达的行政网，更加助长和形成了强烈的社会单一性。”4不过，我们仍需看到，“江户时代”在 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 全书中仅仅出现了次，它大多是对当时的事例的介绍，缺乏对连续性的详细的论证；并且，中根对历史的关心仅仅到江户时代为止，再往前的战国时代、幕府时代或奈良时代，则可以说完全没有出现过。因此，相较于对“现代”这一限定词的几 1234中根千枝：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陈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年，第页，强调为引用者所加。同上，第页，强调为原作者所加。同上，第 页。同上，第 页。南大日本学研究：日本文学中的城市书写乎完全的隐匿，中根对于历史的态度，则毋宁说是部分的隐匿。通过这两种不同的方式，中根从日本社会中抽出了最稳固的“社会结构”，相应的社会、文化的特征也就成了经久不变的东西。在前文中，我们已经看到，“年功工资、终身雇用、企业工会”并非自古以来就有的，而是战后多年激烈抗争和暴力镇压之后妥协的结果；而勤勉、守序等特质，对日本人来说并不是自古以来就具备的，即便是日本政府，也对当时人们“无视社会秩序”有所批评。如果不是在 世纪 年代的日本，很难想象它们会成为一种普遍的要求，也就更难想象它们在大学和企业里会成为一种普遍的现实，即中根在书中描述的那种现实。然而，对于中根来说，情况就不至于那么复杂：例如，她只需要诉诸社会一直以来的“纵向”结构，以及随之而来的“上下的变动更为明显和频繁”，就可以说明人们“刻苦勤勉”的特质。由此，我们可以说 不管中根本人愿意与否 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 通过寻找一种稳固的“社会结构”，并通过完全的和不完全的隐匿，把它描绘成为“自古以来”的东西，从而为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贡献了一份力量。四、结语在前文中已经提到，意识形态为了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就必须“凸显一些东西，以掩盖另一些东西”，以将自身的权利说成是所有人的权利要求。而这正是 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 所做的。通过对日本 世纪 年代的劳资关系和教育改革的考察便可看出，对勤勉、忠诚、守序的强调，是当时生产关系再生产的要求，而非日本社会自古以来就具备的特质。但这一点在 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 中在双重的意义上被掩盖了，它不仅用适用于精英的社会结构掩盖了庶民，而且用适用于现代某一特定时期的社会结构掩盖了历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 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 是意识形态的产物。在最后，还有两点说明需要补充。试论 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 与意识形态首先，本文选择“劳资关系”和“教育改革”作为切入口，一方面是因为企业和大学在 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 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仅就大学而言，也是因为阿尔都塞曾指出“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成熟期，把教育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放到了支配地位”1。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揭示这本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的唯一路径。同时，这也不意味着我们将这本书的问题完全还原到了经济问题或教育问题上。这两个方面仅仅为我们指出了中根所描述的画面是一定历史下的产物。我们最终所关注的仍然是论述的对象以何种方式掩盖和被掩盖的问题。其次，本文的目的并非要对中根千枝本人加以责难。虽然我们将 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 与意识形态联系在了一起，但中根本人并非意识形态的始作俑者，她甚至可能对此毫不知情，因为“意识形态虽然属于意识的范围，可是，它的存在却往往是无意识的”，是“作为结构强加于人”的2。对于我们来说，相比指责某位作者或某部作品，更重要的是揭示它之为意识形态的表现。本文仅仅是一种尝试。作者简介：沈好，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 级本科生。12 法 路易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李迅译，载 当代电影 年第期，第 页。张一兵：问题式、症候阅读与意识形态，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年，第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