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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资本主义与饭圈文化实践逻辑杜晓红 摘 要 平台资本主义以数据为核心的运营机制，通过技术与资本的合力将数据私有化、商业化来形成数据垄断，实现数据霸权，并将传统意义上的消费者形塑和异化为兼具生产与消费功能的产消者。主要依托于数字网络平台的饭圈文化，正是遵循这一实践逻辑，将粉丝的日常追星行为量化为可以变现的数据流量。为了表达对偶像的爱，粉丝不得不转变为“数字劳工”，粉丝社群也从早先的情感共同体异化为利益共同体。从这个意义上讲，饭圈乱象是平台技术操控和资本无限扩张的后果。因此，治理饭圈乱象，需要厘清平台所具备的双重属性和权力关系结构等关键问题，进一步强化平台的公共属性和社会责任，重建平台公共价值。关键词 平台资本主义 饭圈文化 数据 公共价值：，文化研究（第 辑）（年夏）基金项目：湖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影视文化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开放基金项目“自媒体时代影像民族志的主位表达与文化传播研究”（）。杜晓红，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讲师，文学博士，湖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影视文化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媒介文化与网络传播。，：；“饭圈”是近些年逐渐为大众所熟知的粉丝亚文化现象。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以往分散化的粉丝群体在互联网平台有效聚集并形成高度组织化、结构化的追星亚文化圈层。然而短短几年时间，饭圈文化从最初的“圈地自萌”到“文化出圈”再到当下引发巨大关注的“饭圈乱象”，学术界所期待的数字平权和多元文化共同体并没有到来，反而是触及价值底线甚至违反相关政策及法律的畸形饭圈文化愈演愈烈，大众不得不发出“苦饭圈乱象久矣”的呼喊，国家相关行政管理部门不得不重拳出击，治理饭圈文化生态乱象。以往对饭圈文化的研究大多集中在饭圈概念、组织形式、媒介及圈层文化传播特征方面，虽有少量研究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关注到饭圈背后的数据劳动、情感消费和新自由主义扩张的相关问题，但研究较多关注劳动问题，对平台的获利逻辑分析不足，尤其是对掩映在平台背后的商业逻辑，以及作为数据基础设施的平台公共属性的分析，尚且不足。具体到以平台为依托的饭圈文化领域，饭圈文化的实践逻辑是什么？平台为何以及如何对饭圈乱象负责？本文尝试从平台资本主义的理论视角上来回答上述问题。平台资本主义与饭圈文化实践逻辑童祁：饭圈女孩的流量战争：数据劳动、情感消费与新自由主义，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胡泳、刘纯懿：现实之镜：饭圈文化背后的社会症候，新闻大学 年第 期。一 平台资本运营的内在规则及其对消费者的形塑当下，“以平台化为特征的新的数字经济流通形式正在对全球政治经济文化进行重构”，诸如谷歌、脸书、亚马逊等以技术和资本为核心的互联网平台公司为资本主义带来新的趋势，即平台资本主义（）。在尼克斯尔尼塞克（）看来，所谓平台资本主义，就是以数字化的网络平台为中介，对作为生产资料的数据加以“提取和控制”，以实现资本增殖的新商业模式。斯尔尼塞克从资本主义经济历史的角度关注数字经济平台的商业模式和五种类型，以及这些平台如何为资本主义带来新的趋势。由此，平台资本主义正在受到越来越多元的学科领域的关注，很多学者注意到平台资本运营的内在规则给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和生产关系带来的改变。（一）以数据为核心：平台资本运营的内在规则“数据”是平台资本主义的价值核心与本质特征。平台公司通过独占、分析、提取和使用积累下来的海量用户数据，将商品、服务、个人和机构聚集在一起，促进不同群体之间产生互动，并将这些数据转化为资本。“平台被设计为提取和使用该数据的机制：通过为不同群体提供基础设施和中介化服务，平台将自己定位于可以监视和提取这些群体之间的所有交互性操作。这种定位是其经济和政治权力的来源。”平台资本主义之下，数据是最核心的生产资料，平台作为数字化的基础设施，通过收集和使用用户数据以积累生产资料，从而实现资本快速增殖，甚至形成数字垄断平台巨头。首先，通过对数据的私有化和商品化实现资本增殖。正如斯尔尼塞克所言：“我们应该把数据作为必须提取的原材料，用户的活动就是这些原材 文化研究（第 辑）（年夏）李彪：平台资本主义视域下的社交平台：价值本质、社会劳动和公共治理，社会科学 年第 期。加 尼克斯尔尼塞克：平台资本主义，程水英译，广东人民出版社，第 页。焦佩：论平台资本主义的变与不变 兼评左翼的解决策略，探索 年第 期。梁超译 平台资本主义的挑战：理解这种新商业模式的逻辑，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料的天然来源。就像石油一样，数据是一种被提取、被精炼并以各种方式被使用的物质。数据越多，用途越多。”今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离不开的各种中介性数字平台，诸如谷歌、脸书、苹果，抑或是百度、微信、微博、淘宝、大众点评、蚂蚁短租等等，无一不是通过搜集、占有平台用户的个人数据和使用轨迹来实现数据的私有化，“平台经济中所谓的免费服务，其实不存在，它只是平台企业获取用户数据的常规手段”。用户在使用平台的产品和服务时，首先必须注册个人信息并让渡部分隐私权限，用户的联系方式、移动轨迹、支付账号甚至身份信息和社交关系网络等个人数据会被平台悉数收集、占有。“平台资本主义的本质属性就是依赖网络效应控制足够多的用户”，当各大平台几乎以零成本攫取和占有各种渠道、各种用户数据的时候，平台也因此获得了巨大的权力和利润，早期没有数据处理能力的平台公司会将用户数据尤其是隐私信息打包出售以获取利润。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的发展，平台公司会拥有越来越强大的数据分析能力，实现对用户的使用偏好、行为意义乃至价值取向的解读，从而有针对性地向用户提供“个性化定制服务”，以获取广告费和佣金。收集和处理数据的能力越强，就越具有竞争优势。其次，通过数据垄断实现数据霸权和平台霸权。“平台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垄断资本主义，平台的嵌套平台层次结构优势深刻影响着信息社会的劳动结构与价值增值方式。”根据普华永道公司发布的数据，在 年全球公司市值排行榜中，排名前十的公司中有 家属于互联网垄断企业，分别是苹果、微软、谷歌母公司、亚马逊、脸书、阿里巴巴和腾讯。这些平台公司控制着电商、广告、文化、娱乐、物流、生活服务等多元市场，具有结构性的垄断地位。平台巨头“所聚集的已经不仅仅是财富和资源，而是将自己生成为一个巨大的母体，一个更为宏观的控制网络，原先星罗棋布的各种分散的用户和生产商、供应商、物流商、金融机构等都在这个平台上 平台资本主义与饭圈文化实践逻辑加 尼克斯尔尼塞克：平台资本主义，程水英译，广东人民出版社，第 页。周笑：从平台经济的视角解析数据霸权与平台霸权，全球传媒学刊 年第 期。李彪：平台资本主义视域下的社交平台：价值本质、社会劳动和公共治理，社会科学 年第 期。蔡润芳：平台资本主义的垄断与剥削逻辑 论游戏产业的“平台化”与玩工的“劳动化”，新闻界 年第 期。李彪：平台资本主义视域下的社交平台：价值本质、社会劳动和公共治理，社会科学 年第 期。被整合为一个利维坦式怪物”。网络效应与规模经济使得在平台网络聚合的人数越多，就越具有主导地位，通过可计算性和可编程性的平台算法逻辑实现数据霸权。“数据持有者凭借特定数据的高度集中和相应算法的持续集成，排他性地享有全球性个人数据和社会化数据的采集、存储、分析和发布等权限，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数据服务的垄断权益，并在客观上抑制和阻碍了对等行为主体参与正常的市场竞争。”依靠数字基础设施的绝对的领导权和排他性，平台巨头们在技术上反过来构建了其他平台，带来“信息”与“关系”资源在产业的供应端上的集中化趋势，形成新的权力结构，从而造成新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二）生产消费者（）及其异化：平台资本主义对消费者的形塑 年，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在著名的 第三次浪潮 一书中，首次将 （生产者）和 （消费者）合成一个词，提出“”一词，托夫勒预言未来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角色将变得模糊，两者将逐渐融合。今天，托夫勒的预言正在变成现实，以往泾渭分明的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在互联网平台上走向统一，出现了所谓“生产消费者”，也被译作“产消者”。“产消者 是一个新词，顾名思义是 生产者 和 消费者 的统一体。互联网作为一种传播手段和生产工具已经见证了产消合一者的成长过程。”在平台化市场环境下，一方面，平台通过云计算、人工智能技术对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进行量化分析，对消费者的个人需求、兴趣偏好、消费倾向和购买行为进行追踪测算，然后依据算法对大量相关产品信息进行“精准”或“专属”推荐，诱导用户消费。“当用户以消费者身份接入平台时，消费数据和社交数据结合在一起经过算法处理成为商品服务 文化研究（第 辑）（年夏）董金平：加速主义与数字平台 斯尔尼塞克的平台资本主义批判，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周笑：从平台经济的视角解析数据霸权与平台霸权，全球传媒学刊 年第 期。蔡润芳：平台资本主义的垄断与剥削逻辑 论游戏产业的“平台化”与玩工的“劳动化”，新闻界 年第 期。美 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黄明坚译，中信出版社，第 页。杨慧民、宋路飞：数字资本主义能否使资本主义摆脱危机的厄运 生产消费认知模式下的误区与批判，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年第 期。推广的利器。”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人们在网络平台上的任何行为，哪怕每一次的浏览、搜索、社交评论、消费点评等等所产生和分享的数据，都会成为具有数据掌控能力的平台企业所拥有的数据资本，而不再为普通用户所有。“庞大的人群通过网络提供了惊人的价值。但是财富的绝大部分流向了数据的集合者和分流者，而不是 原始数据 的提供者。”因此，尼古拉斯卡尔断言：“社交平台赋予大众生产工具，可大众却不拥有他们生产的东西的所有权，互联网提供了一个有效机制，它能从大量免费劳动力所创造的经济价值中获利。”就这样，在平台资本主义的运营规则之下，传统的商品消费者被形塑为生产消费者。“在 和 上，服务的消费过程意味着线上交流与使用时间，所有这些时间不仅是劳动力再生产时间，同时也是生产由 和 卖给广告商的数据商品的劳动时间。”在网络平台上消费商品、服务乃至利用闲暇娱乐的消费者，同时也是用户数据和内容的生产者。作为生产者式的消费者，网络用户在数字平台上同时转化为“数据劳工”，以自身的知识、信息、情感、经验、情绪和思想等为劳动对象，为平台资本积累贡献着毫无报酬的数字劳动。消费者在享受平台所提供的商品、服务、文化和娱乐等无处不在的便利的同时，其消费行为和消费喜好都被纳入平台大数据和算法系统之中，受到平台的监视甚至控制。这将改变“人类文化长期以来的实践、体验、感知及理解方式；软件可以去做选择和连接，形塑用户的日常文化经验；人本身作为文化生产者、消费者、仲裁者等的专有权被逐步剥夺”。被困在平台大数据算法中的生产者式消费者个体，看似每一个具有独特品味和偏好的愿望都得到了满足，实际却成为被平台资本主义的个性化算法逻辑所扭曲的对象。正如有学者所断言的那样，平台资本的内在运营规则“所 平台资本主义与饭圈文化实践逻辑杨慧民、宋路飞：数字资本主义能否使资本主义摆脱危机的厄运 “生产消费”认知模式下的误区与批判，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年第 期。焦佩：论平台资本主义的变与不变 兼评左翼的解决策略，探索 年第 期。美 杰伦拉尼尔：互联网冲击：互联网思维与我们的未来，李龙泉、祝朝伟译，中信出版社，第 页。，：，李婧、陈龙：算法传播中的文化区隔与分层，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版第 期。全燕：算法驱策下平台文化生产的资本逻辑与价值危机，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年第 期。勾勒的并不是个体能动性在超越文化结构之后进入完全自主性的乌托邦，而是个体因不断扬弃历史感和真实性的逻辑而最终被媒介技术宰制的晦暗未来”。正是在这样的平台资本形塑之下，借助社交平台而形成的“饭圈”与平台之间天然达成了某种文化默契。二 流量至上与数据劳工：饭圈与平台之间的文化默契在前互联网时代，也存在粉丝对明星的偶像崇拜和追星行为，但多为分散的、自发性的粉丝行为；而在数字传播的当下，通过社交网络平台的聚集和互动，以平台为中心，形成了粉丝广泛参与的有明确组织规则的多层次圈层结构，即“饭圈”。数字化互联网技术为粉丝的交流互动、知识共享、社群组织及粉丝行动提供了聚集的平台，流量资本则将饭圈粉丝的追星行为转化为日常化、机械化的数字劳动，从粉丝身上榨取剩余价值，实现资本增殖。饭圈与平台之间，就这样在一定程度上达成某种文化默契。（一）被量化的爱：平台与资本裹挟的粉丝情感与流量法则当前的互联网平台是连接明星和粉丝的中介。一方面，平台是明星的秀场，明星通过入驻平台发布个人动态及“展演”拉近和粉丝的距离，激发粉丝情感；另一方面，粉丝通过平台聚集，组织追星，形成饭圈。正如尼克斯尔尼塞克对平台的解释：“什么是平台？从最普遍的层面来说，平台是数字化的基础设施，使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群体能够进行互动。它们将自己定位为将不同用户聚集在一起的中介，这些用户包括客户、广告商、服务提供商、生产商、供应商，甚至实物。通常，这些平台还提供一系列工具，使用户能够构建自己的产品、服务和市场。”正是借助于脸书、微博等社交网络平台，以往个体的、分散的粉丝用户才被连接在一起，能够围绕偶像明星在网络社区进行多样化的互动追星和文化实践活动。粉丝们借助社交平台“找到粉同一爱豆，喜爱某一媒介产品而聚集、交流、互动的同好，她们在圈中传播和分享，由此形成共同爱好的饭圈，再将此圈子 文化研究（第 辑）（年夏）战迪：如何塑造我们的面孔 “脸性社会”的媒介文化批判，文艺研究 年第 期。加 尼克斯尔尼塞克：平台资本主义，程水英译，广东人民出版社，第 页。扩大，形成圈子传播”。不仅如此，社交平台还在大数据和算法技术的加持下，利用粉丝对偶像的喜爱和崇拜心理，为粉丝建构起专门的追星体系，粉丝通过在社交平台上浏览、发帖、点评、打榜、投票、消费、晒单、应援等行为，将对偶像的喜爱之情转化为“以打榜、控评、狂热消费等 做数据 方式追星的流量饭圈文化”。如前文所述，平台资本主义的运营规则表明数据化机制在用户社会关系的配置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在算法逻辑的驱动下，粉丝对明星的喜爱和情感投射被转化为可见的数据和流量，成为衡量偶像知名度和商业价值的指标。粉丝数量越多，阅读、评论和转发的数量越多，则表明该偶像的热度就越高。于是，饭圈组织会鼓动粉丝在社交平台上以长时间不断地发帖、评论、转发等方式表达对偶像的喜爱和支持，将情感转化为数据劳动，以汇集成可以计算、量化的明星流量热度。在数字传播时代，流量是“粉丝经济的催化剂和黏合力”，因为对偶像的共同喜爱，饭圈粉丝不但会给偶像免费做数据生成流量，还会拿出真金白银，花钱给偶像“打榜”“氪金”。“粉丝在流量的生成运转过程中虽然有集体的仪式感和愉悦感，也有协商和抵抗，但出于对偶像的感情，还是 自愿 成为 数据女工 和 韭菜，参与到资本游戏中，并且内化与合理化（）这一资本逻辑的正当性。在社交媒体上，情感成为可以 数据化（）的信息，并转化成为流量和资本的源泉。”（二）从“追星”到“打工”：饭圈数字劳动的日常化与机械化传统媒体时代，追星需要在特定时间（比如固定时间播放的电视娱乐节目或电台节目）、特定空间（比如电影院、演唱会场馆等等）内进行，也会因为媒介实践特定的时空性而具有某种意义上的仪式感。而在平台化社会，饭圈粉丝的追星可以借助移动社交媒体平台打破时空界限，追星嵌入 平台资本主义与饭圈文化实践逻辑肖春凤：饭圈 到 ：论媒介技术演进与粉丝文化的关系变迁，文化与传播 年第 期。童祁：饭圈女孩的流量战争：数据劳动、情感消费与新自由主义，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童祁：饭圈女孩的流量战争：数据劳动、情感消费与新自由主义，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童祁：饭圈女孩的流量战争：数据劳动、情感消费与新自由主义，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日常生活，可以随时随地进行。社交媒体为饭圈成员的信息交换、情感互动和意义生产提供了“拟社交化的”、小时在线的日常化交流平台。正是凭借持续在线的互联网社交平台，饭圈成员“在一起”（）的感受更加强烈，不但感觉自己和偶像无时无刻不“在一起”，粉丝之间的联系也更加紧密，数字时代以情感认同为基础的追星行为日益组织化、常态化、机械化。从表面看，以往分散的粉丝借助互联网平台连接聚集而成饭圈，似乎更加具有个体的自主性和群体的行动力，然而深入饭圈社群内部考察，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饭圈系统受到平台资本强大而隐秘的控制，是一个个层级鲜明、充斥着等级规则的社群组织。对于人数众多的普通粉丝而言，他们并不具有饭圈内部的决策权和话语权。只有那些处在饭圈组织顶层、掌握更多偶像相关信息的粉丝，才拥有更大的权力，比如和偶像近距离接触、组织活动等。当然，这些权力的获得需要粉丝投入更多的时间，通过在社交平台给明星偶像的相关动态“赞转评”才能提高等级值。等级越高，粉丝在饭圈组织内部的层级也就越高。“若想在饭圈中拥有较高地位，参与核心决策，粉丝就必须通过 花了多少时间 砸了多少钱 等量化指标来核算。粉籍 强制规定了粉丝的打榜、投票义务，喜欢偶像却不花钱的人处于饭圈鄙视链最底端。”一个账号还不够，“死忠粉”们会注册多个小号，每天来回切换不同的账号，除了吃饭、睡觉，他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完成给偶像点赞、浏览、评论、转发、签到的规定任务，以助力偶像冲上话题榜、势力榜等。以新浪微博为例，年，新浪微博推出“明星势力榜”，通过统计明星微博内容的阅读人数、用户与明星的互动数、明星被提及和搜索的数量、粉丝给明星赠送虚拟鲜花的数量，以及明星带动正能量传播的数值等复杂的计算规则，促成粉丝付出数字劳动。年，新浪微博又推出“超级话题”功能，首位“超话”阅读量突破 亿次，超话粉丝突破 万的明星是鹿晗，他也因此成为“顶级流量”。从此，争上“超话”明星榜成为饭圈粉丝的义务劳动。除此以外，新浪微博的搜索栏和词条广场也是粉丝付出数据劳动的“车间”，他们心甘情愿地将自己当成数据生产车间的“打工人”，文化研究（第 辑）（年夏）曾一果：从“圈地自萌”到“文化出圈”社交媒介环境下“饭圈”文化的自我突破，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年第 期。把对偶像的喜爱和忠诚劳动化，与做数据勾连起来。“只有精神上的喜欢，那不叫喜欢，喜欢就要实打实地支持，行动起来才是真爱粉。”这些日复一日简单机械的数据劳动在饭圈内部是粉丝情感付出的象征，粉丝付出的时间成本和数据劳动越多，超话等级越高，其级别也会越高。（三）从情感共同体到利益共同体：资本与平台控制下的关系共同体 在饭圈内部，粉丝基于对偶像的共同喜爱和情感投射，会经过由偶像认同到自我认同再到群体认同的过程。借由互联网平台这个中介，原本分散的个体的粉丝得以被连接起来，在网络社区围绕着共同的偶像明星进行网络互动和情感交流。这种“参与式”的文化实践以共同兴趣和集体情感为纽带结成情感共同体，以形成认同感和归属感。在柯林斯的互动仪式模型中，个体短暂的情绪刺激可以通过共有群体中相互关注的焦点以及共享的情感形成互动仪式，在“相互关注”和“情感连带”两个过程性要件的推动下，互动仪式得以运行，从而使个体获得拥有群体归属感的长期情感，即柯林斯所说的“情感能量”，从而加强群体团结。在互联网平台上，也许饭圈成员彼此素昧平生，但他们因为“粉”同一个偶像，追求大致相同的自我认同和情感投射而待在同一个圈层，实现了群体的聚集，并且以此区别于其他圈层，也因而拥有了共同的焦点，在为提升偶像的网络流量而心甘情愿付出情感劳动的过程中得以相互关注，分享共同的情感体验，从而强化粉丝社群的情感连接。但是在饭圈文化实践中，柯林斯所说的“情感能量”导向下的互动仪式并不总是释放正向情感，尤其是当资本深度介入其中时，饭圈会在资本的操控下与平台达成某种文化默契，转而形成利益共同体。数字时代的粉丝文化并不仅仅是情感崇拜，在平台资本主义的运营规则之下，情感依恋成为一种无上限的生产资源，甚至可以超越商品本身的价值，从而获取更多利润。一方面，以资本控制为始，饭圈借助社交网络平台形成了层级鲜明、运作有力的控制系统：明星公司受资本的控制，会关注明星商业价值，并且鼓动饭圈粉丝为明星打榜以提高明星流量和商业变现能力。“他什么也没有，只有我们的爱”，“你我本无缘，全靠我花钱”，平台资本主义与饭圈文化实践逻辑孙翼飞：流量时代下的饭圈，新金融观察报 年 月 日，第 版。美 兰德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林聚任、王鹏、宋丽君译，商务印书馆，第 页。就这样，饭圈成员对偶像的喜爱由“偶像能带给我们什么”转变为“我们能带给偶像什么”的资源兑换，即喜爱能否“变现”。在非理性消费和数据至上的追星价值观驱使下，饭圈成员甚至通过“集资”“氪金”等方式为偶像贡献力量，用金钱帮助偶像冲上数据榜单。粉丝对偶像的认同和喜爱在机械的数字劳动中被转换为“真金白银的爱”，花钱“氪金”为偶像买周边、冲销量，维持热度，甚至“倒奶”刷票送偶像出道。另一方面，社交平台在掌握着支持或关闭用户和渠道等隐蔽权力的同时，还通过对粉丝用户和数据的占有推出各种榜单、“超话”，并利用大数据和算法等技术手段来获取收益。根据新浪微博年度财务报告，年全年微博增值服务营收高达 亿美元，较 年增长。就这样，由于资本的深度介入，饭圈和平台之间达成了一系列的文化默契，文化利益和经济利益密切了交换关系，饭圈由单纯的情感共同体转变为复杂的利益共同体，明星收获了关注度和商业价值，资本实现了增殖，平台创造了营收，而粉丝用户则被异化为资本逐利的工具。三 饭圈乱象与平台公共价值的反思饭圈乱象的形成有其错综复杂的原因，从表面看，和粉丝的极端行为有关，往往被认为是饭圈成员尤其是青少年粉丝的不理智追星行为，粉丝为此承担了更多的责任，甚至被外界污名化对待。然而深入分析平台资本主义语境下饭圈文化的实践逻辑，从媒介条件和产业发展的背景来看，饭圈乱象是平台技术操控和资本无限扩张的后果。因此，治理饭圈乱象，需要在厘清媒介化社会中网络平台双重属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反思其媒体和文化行业的公共性特征，作为基础设施的互联网平台需要重建平台公共价值，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以化解平台功能的公共性与资本属性的私有化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一）饭圈乱象是平台技术操控和资本无限扩张的后果饭圈文化实践中的种种乱象，互撕谩骂、造谣攻击、侵犯隐私、干扰 文化研究（第 辑）（年夏）刘海明、冯梦玉：数据至上的“饭圈”乱象反思，青年记者 年第 期。微博发布 年第四季度及全年财报，百家号“新浪财经”，年 月 日，：？。舆论、危害社会公共道德等不良行为，究其根本，是平台资本主义技术操控与资本宰制的结果。饭圈成员看似“你情我愿”的追星行为实则受到平台规则与技术属性的影响。在网络社区，看似自愿自由追星的饭圈成员，其实并没有摆脱遭受平台技术与资本双重控制的境遇。首先，平台通过控制接口、交互界面、软件功能、流量规则、数据算法等技术功能，形成一只“看不见的手”，实现对粉丝的引导与操控。从技术上说，网络平台及其交互界面“不仅仅是访问不同系统的路径或者方法，更是在建构媒介技术使用、媒介技术情感依附中扮演积极的操纵角色”。一方面，粉丝只有同意平台软件的协议条款 游戏规则，通过平台方和饭圈组织的审核才可以“入圈”，否则就只能算作“散粉”或者“路人粉”；另一方面，粉丝也只能通过平台设定好的技术逻辑和交互界面（比如“话题”“超话”“明星势力榜”“热搜”等等）完成和饭圈的连接。更为重要的是，平台算法根据用户偏好和用户关联加以智能推荐，建立形塑粉丝行为的等级制度和权力结构。“平台因为拥有用户在线行为和个人信息数据，拥有算法等技术操控手段，也掌控着支持或关闭用户、渠道的隐蔽权力。”平台通过界面设置和深度集成的技术架构实现对粉丝用户数据的实时采集和分析，每个粉丝用户的每个活动都可以被平台加以捕获，经过算法处理添加到该粉丝用户的数据配置文件中，以更有效地实现更大范围的连接。其次，平台公司利用资源和资本优势，直接参与到明星产业链中，占据了饭圈经济的重要位置。资本自我增殖的本性在于对剩余价值无止境的追逐。在平台资本主义视角下，这都与资本“力图超越自己界限的一种无限制和无止尽的欲望”有关。资本化的娱乐产业所制造的偶像明星，和资本主义工厂生产的产品一样，都具有商品的价值属性，其目的都是获取商业利润。和普通商品略有不同的是，偶像明星粉丝的数量和质量是决定其商业价值和盈利能力的核心资源。据艾瑞咨询发布的 中国红人经济商业模式及趋势研究报告，年粉丝经济关联产业市场规模超过 万亿元。在这根“资本偶像粉丝平台娱乐经纪营销机构广告商 平台资本主义与饭圈文化实践逻辑马中红、胡良益：无限连接：网络平台技术逻辑下的亚文化“出圈”现象，新闻与写作 年第 期。孟威：“饭圈”文化的成长与省思，学术前沿 年第 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卷，人民出版社，第 页。王仲昀：粉丝们的钱都流向哪里？，新民周刊 年第 期。厂家”的产业链条上，各个利益集团盘根错节，流量明星被看成“头部资产”，粉丝行为的“情感化”“娱乐化”特征变为“功利化”“物质化”，资本逐利性使得“饭圈”偏离文化产业的初衷，没有把主要精力用在提升文艺作品的质量和品质上，反而利用粉丝应援来赚取高额利润。在网络平台的造星时代，各家明星偶像的资本公司为了追求尽可能多的粉丝数据资本，自然会利用一切手段吸引粉丝为他们花钱、打榜、反黑、控评等等 毕竟“只有消费能力够高、对偶像最忠诚的粉丝，才算得上是 高质量 粉丝”。因此，“看谁花钱多”“行动起来才是真爱粉”“爱他（她）就要不顾一切往前冲”等扭曲的价值观念在饭圈盛行起来。为了自家偶像的流量和利益，种种诱导粉丝消费及不同偶像的粉丝互撕谩骂、拉踩引战、造谣攻击等极端行为的背后，都难逃资本之手的推波助澜。纵观各种饭圈乱象，作为利益共同体的网络平台自然也难辞其咎。如果网络平台只是让粉丝在网络社区聚集，得以实现社区内部结构化、科层化的设置以及专业化的管理，那么就只是发挥了平台作为中介和渠道的作用。然而，作为技术行动者，平台虽然没有直接参与饭圈内部的情感互动，但为粉丝和明星的相遇提供了虚拟空间和相应的技术架构。平台拥有控制接口、界面、算法和数据流的能力，因而也就拥有了制定游戏规则的话语权。平台通过设置社群规则、算法和大数据等手段，以偶像明星为“诱饵”，吸引大量粉丝进行生产、消费行动，助推饭圈乱象愈演愈烈。比如利用“超话榜单”等规则，鼓励粉丝通过签到、发帖等方式换取积分，再将积分送给偶像来刷排名、打榜。粉丝数量越多，排名越高，偶像流量价值也就越大。一些营销机构通过数据造假、话题炒作、控评控场来制造“流量明星”，甚至利用粉丝之间的“口水仗”搞所谓的“黑红也是红”的无底线炒作。这些现象的背后都隐藏着平台对饭圈文化商品化的操控和怂恿。（二）平台公共属性与饭圈文化治理追溯互联网公司的成长历程和运营规则，不难看出商业属性是互联网平台发展的基本逻辑，凭借先天的网络拓扑结构技术溢出效应和资本逐利、强者愈强的马太效应，以互联网平台为基础的平台公司日益成为数字经济的核心产业主体，建构出新的经济权力和关系结构。但随着网络平台的不 文化研究（第 辑）（年夏）杨鑫宇：整治饭圈乱象 用户不是平台的筹码，中国青年报 年 月 日，第 版。断扩张，其作为一种数字基础设施，组织人们社会文化生活的重要基础性力量不断显现，仅仅从数据和关系垄断的角度来讨论平台资本主义技术天性和商业属性显然是不够的。尤其是在社会文化生活领域，平台本身及平台提供的产品都具有不可忽视的公共属性，关系到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水平、社会的价值风尚以及数据和意识形态安全等等。饭圈乱象正是平台放大其资本主义商业意识形态而遮蔽其媒体和文化行业公共属性的结果。因此，对待饭圈乱象既不能把其成因简单归咎于粉丝的无理性追星，也不能仅仅依靠外部行政力量的“专项行动”，更重要的是强化和落实平台公共属性，建立长效机制，营造健康清朗的饭圈环境。具体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强化平台公共属性，限制资本过度扩张。在饭圈治理中，必须强化平台的公共属性，警惕资本过度扩张带来的负面影响。在操作层面，政府应该更积极地参与到强化平台公共属性的任务中来，推动建构“多元主体广泛联系的数字基础设施平台”，以“平台公司、国家和公民社会为一体，建立一个以公共价值为核心，以多重利益关方进行协商为基础的健康的、平衡发展的平台生态系统”。在政策层面，国家酝酿和出台了 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平台经营者反垄断合规管理规则（征求意见稿）等一系列反对互联网平台垄断、限制资本在平台领域无限扩张的政策和法规，这些行政手段也是必不可少的。在经济层面，有必要用税收、金融等经济手段对平台通过资本进入明星娱乐产业上下游产业链的行为进行限制，增加资本扩张的成本和风险，防止平台和饭圈被资本绑架，过度参与“造星”运动。二是重新审视平台的权力、责任和义务，祛除饭圈“数据拜物教”。“平台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具有公共属性的数据资源被私有化和商业化”，平台凭借技术权力对有公共属性的原始数据资源的圈占与垄断，形成了偏离“公共空间”属性的数字围场，在市场主体、用户乃至国家权力方面，都对传统的经济政治权力形成了结构性的挑战。在饭圈领域，平台推崇“数据拜物教”，打榜、控评、反黑、“氪金”这些饭圈行为无一不是平台垄断数据和控制算法的结果。因此，作为饭圈经济的市场化中介，平台应当 平台资本主义与饭圈文化实践逻辑席志武、李辉：平台化社会重建公共价值的可能与可为 兼评 平台社会：连接世界中的公共价值，国际新闻界 年第 期。李彪、高琳轩：平台资本主义视域下互联网平台治理的理论依归与路径选择，新闻与写作 年第 期。履行市场管理责任，重视数字技术伦理，合法合规使用数据和算法，通过完善平台组织及其管理制度来规范明星产业的经营行为，合理设置榜单、热搜、排行规则，营造公平透明的市场竞争环境。同时，网络平台作为信息内容的提供者，理应当好“把关人”，承担起营造健康饭圈文化生态的责任和义务，引导明星和饭圈规范网络话语及行为，培育健康向上的饭圈文化，优化话题资源，将公众注意力从对明星八卦、隐私以及奢靡生活方式的关注转向对公共话题、主流价值观的重视以及良好社会风尚的营造上来。三是重建平台公共价值，营造健康清朗的饭圈生态。荷兰学者尤隋范戴克（）等人在 平台社会：连接世界中的公共价值一书中指出，社交媒体通过“数据化”、“商品化”和“选择性”三种平台运行机制，可以塑造跨经济部门和生活领域的社会活动。因而，社交媒体平台从来都不是中立的“工具”，它既可以颠覆既有的制度安排，有时也会使传统的公共价值受到压力。按照范戴克等人的说法，“公共价值”即是“一个组织贡献给社会并造福公共利益的价值”。尽管范戴克等人是以新闻、城市交通、卫生健康和教育等四种“行业平台”为例来探讨平台对“公共价值”形成的挑战，但循着范戴克等人的思路，不难分析出在娱乐文化行业，平台一样给文化公共价值和公共利益带来威胁。具体到饭圈文化领域，文化艺术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被彻底数据化，偶像的实力、作品的艺术质量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偶像拥有多少硬核粉丝，能完成多少数据资本的积累。粉丝不是崇拜并迷恋偶像的艺术“光晕”，而是忙于为偶像做数据 提升正面数据并压制负面数据，由此产生“控评”“反黑”等特定的饭圈行为，从而导致文艺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和审美性等公共价值转变成偏重粉丝数量和粉丝喜好的个人价值，甚至健康社会应有的公序良俗和文化价值观都遭到践踏和破坏。因此，范戴克等人基于“公共价值”话语框架对网络平台生态系统的讨论，以及重建平台公共价值的主张，对于我们讨论平台资本主义语境下的饭圈文化实践，以及在地化治理饭圈乱象，同样具有启发意义。未来饭圈文化的健康持续发展，也需要围绕如何重建平台公共价值做更多更细致的思考。文化研究（第 辑）（年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