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课北洋政府的黑暗统治-(3).doc

北洋军阀的统治
兴衰角度
历史渊源：组织上孕育于李鸿章的淮军。
·形成阶段：1895年袁世凯天津小站练兵到1912年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
·发展阶段：1912年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起到1916年逝世。
·衰落阶段：1916年袁世凯病逝到1926年7月北伐开始前。
·覆灭阶段：1926年7月开始北伐到1928年东北易帜。
从政权看
·袁世凯统治时期：1912年4月至1916年6月。内容包括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政府建立，袁世凯复辟帝制及其失败。
·皖系军阀统治时期：1916年6月至1920年7月。内容包括北洋军阀的分裂，段祺瑞把持北京中央政权，直皖战争皖系战败。
·直系军阀统治时期：1920年7月至1924年10月。内容包括第一、二次直奉战争和冯玉祥北京政变等。
·奉系军阀统治时期：1924年10月至1928年12月。内容包括张、段、冯的短暂联合，直奉联合反对国民军，北伐成功，奉系军阀张作霖退回东北。
冠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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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袁世凯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下令裁撤各省都督，在京师特设“将军府”，遣派将军督理各省军务，并于是年7月18日公布《将军府编制令》，建立各种将军名号。1927年张作霖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明令裁撤将军府。在将军府13年的历史上，共任命将军衔560余人，冠以将军名号300余种。
将军名号是由“大总统”决定的，都有“武”或“威”字，根据该将军的任职岗位来确定。一般说来，在1917年以前，派往各省的将军冠“武”字，如安徽的倪嗣冲是安武将军，江苏的冯国璋是宣武上将军，浙江的朱瑞是兴武将军等。留在京师将军府内的则冠“威”字，如蔡锷是昭威将军，段祺瑞是建威上将军，孙武是义威将军，张凤翙是扬威将军等。但东三省较特殊，奉天的张锡銮是镇安上将军，吉林的孟恩远是镇安左将军，黑龙江的朱庆澜是镇安右将军。
袁世凯与北洋军将领合影
但在1917年之后，军阀们为炫耀自己的身份，都希望冠“威”字，因此从1917年至1927年，冠“武”字将军名号者仅为11人，绝大多数均冠“威”字，即使是派往各省的将军也是如此，如江西的李烈钧是植威将军，广西的陆荣廷是宁威将军，四川的刘存厚是崇威将军等等。
将军名号中的另一个“字”，一般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但其中一些字的选用却有一定的规律。譬如有的采用地名中的某个字，像福建省的李厚基，是“建武将军”；江西的李纯，取南昌中的“昌”，为“昌武将军”；四川的胡景伊，取成都的“成”，为“成武将军”等等。有的从该将军的姓名中任选一个字，如洪兆麟是洪威将军，张学良是良威将军，潘矩楹是矩威将军，吴佩孚是孚威上将军，王栋是栋威将军，徐鸿宾是鸿威将军，樊德光是德威将军等等。有的则由姓名中的最后一个字生发出来，如石绍明称显威将军，“明显”成词；张永成称绩威将军，“成绩”成词；常德盛称典威将军，“盛典”成词等等。
北洋时期的人物，赫赫有名者便不下二三十位。时人吴虬曾在《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一书中称，清廷在鸦片战争后与洋人约定五口通商，直隶总督兼为北洋通商大臣，两江总督兼为南洋通商大臣，“北洋、南洋”最初的来源由此而起并衍生出北洋水师、南洋水师、北洋医院之类的名目，当时有滑稽家戏称，“东洋、西洋”，“南洋、北洋”，中国之“两洋”与外国之“两洋”遥遥相对，正好囊括了整个世界。
但这里说的“北洋”，与民国史上所称的“北洋系”却是有区别的。但凡说到“北洋系”，必然要从袁世凯在清末时的“小站练兵”说起。小站原名新农镇，距天津约六十余里，原本是荒凉之地，最初由淮军周盛传所部“盛字营”屯垦于此，其间凿川引水，经营了近二十年。甲午战争爆发后，“盛字营”北上作战溃败，营制不再，此地便成了废垒。后来，这里又有一支新部队开拔进来，这便是长芦盐运使胡燏棻编练的“定武军”。“定武军”成立不久，胡燏棻改调卢汉铁路督办，袁世凯由此接手并将“定武军”改名为新建陆军，这即是历史上著名的“小站练兵”，也是北洋系之滥觞。
北洋军阀头目
说起“小站”，原本不是地名，只因大沽至天津的铁路修通后，新农镇成为其中的一个小站，而新军队伍拉入驻开始，通过铁路来往的军事及其商贸活动与日俱增，小镇也日渐繁华，以至于后来人们忘记了“新农镇”的名字，而习惯性的称之为“小站”。时至今日，当地人对当年袁世凯“小站练兵”的壮观场面仍能耳熟能详：茫茫旷野，炮声隆隆，手持新式枪械的大兵们在阵地上一字排开，年青的军官们纵马驰骋……
在这个原本毫不起眼的地方，走出了清末民初诸多重要的军政人物，史家也习惯性的冠之以“北洋系”之名。除首领袁世凯外，当年的小站旧人几乎囊括了后来北洋军阀中的所有重要人物，如“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后来担任各省督军或巡阅使的“李纯、曹锟、吴佩孚、王占元、陈光远、段芝贵、倪嗣冲、陆建章、张怀芝、张敬尧、田中玉、卢永祥、齐燮元、孙传芳”等等。就连闹复辟的张勋，也曾一度投身小站，而小兵出身的冯玉祥、还有孙岳等革命党，当年也都是袁世凯部队的出身。除了一干武人之外，袁世凯还在日后的升迁中笼络了一批文臣，如徐世昌、朱家宝、周自齐、梁士诒、曹汝霖、陆宗舆、王揖唐等，这些人也随着北洋系的势力消长而浮沉，并在清末民初的政治舞台上显赫一时（选自《北洋野史》序言）。
形成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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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阀是中国近代一支特殊的军事政治力量，其深刻的社会根源是由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的。
从国内看
（1）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为建设一支新式军队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2）清廷在连年“内忧外患”的交迫下，把“筹饷练兵”作为救命符，袁世凯及时抓住晚清政府编练新军的时机，发展了北洋军阀的势力。
从形势看
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强侵华政策发生了改变：由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给袁以有力支持。于是袁世凯依靠外国势力的支持，并运用封建权术，由军而成阀，由军阀而成集团，稳操20世纪初期中国的政局。 [3] 
集团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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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基础
但某些部分在一定时期带有不同程度的资产阶级性质。
过去有一种意见认为北洋军阀的阶级基础是大地主大买办阶级（注：荣孟源：《要重视西南军阀史的研究》，见《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二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关于大地主阶级方面有具体史料可证，但所谓“买办”似指北洋军阀集团代表了帝国主义的权益，我认为这是强调了它的政治内涵，而作为社会的阶级基础应该根据经济地位来判断。因此，可以认为北洋军阀集团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是政治买办；而买办阶级似乎不能作为北洋军阀集团的社会基础。
张謇
另一种意见是以地主资产阶级为基础。北洋军阀含有资产阶级性质这一点是可以被接受的，但却应注意时期与阶段问题。它之带有资产阶级性质大体说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开始，所以不能把二者并列。北洋军阀集团的专制统治和连年混战，对于资产阶级的利益是有所伤害和触动的。商人在混战中由于运输物资被扣，厘捐关卡勒索，市面不稳，币制混乱等等而感到不便，甚至蒙受损失。即使如既是实业资本家，又是政府官员和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张謇也都怨叹其处境是“若乘漏舟在大风浪中，心胆悸栗。”（注：1914年12月家书，见《张季子九录·专录》卷9。）所以北洋军阀集团代表资产阶级的比重是值得研究的。
思想指导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晚清时希望用以挽救其政权濒临灭亡的“救世良方”。小站练兵就是“中体西用”指导思想在军事方面的应用和体现。袁世凯提出“训以固其心，练以精其技”作为其建军的基本方针，即以封建伦常关系来团结军心，以西方军械操典来娴熟军事技能。他更明确提出“兵不训不知忠义”，“兵不练不知战阵”等主张，把训与练作为两大建军思想和练兵内容，实质上体现了“中体西用”的思想，而为当时朝野上下所重视与接受，从而使他的练兵得到较充裕的供应和装备，使北洋军阀集团在创建阶段能够顺利地发展和壮大。
割据称雄
北洋军阀不仅那些镇守使、督军、巡阅使、联帅割据一地、一省，甚至数省，就是已经掌握北洋政府权力的派系也都有一定的直辖范围，如皖系在直皖战争前，分踞河南、察哈尔、直隶、外蒙古，而以北京为中心，它还与奉系联结组编一个第二十四混成旅，把势力扩展到福建。直系在直皖战后，势力勃兴，据有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地盘，其后又陆续扩展到湖北、陕西、江西、热河、察哈尔、绥远和福建等省。
奉系创始人张作霖
奉系除以东三省为主要基地外，还深入到蒙疆、京津、热察等地。北洋军阀集团内部互相倾轧、争夺，甚至混战，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争夺地盘。他们深深懂得：要有立足之地，如果没有地盘，那就无法存在下去。因为割据一方就可以解决兵源、财源两大问题。他们可以在辖区征募士兵，强派夫役为他们的争权夺利去卖命和服役，还可以在辖区勒索财物以供混战粮糈和私欲挥霍，如直系军阀张英华，1926年在河南一省所勒缴的捐税就有：正杂税经常收入1100万元（其中包括田赋丁漕、契税、百货厘金、牙税、屠宰税等）；非法税收，如对日用必需品之盐即由引岸管理局新设盐务督销处每年增收约600万元；纸烟特税300万元；1927～1929年田税丁漕预征约1400万元。四项合计共达3400万元，再加上滥发纸币，驻地征派等，总计达一亿元以上（注：守愚：《直系军阀余孽对河南民众之剥削》，《向导周报》第186期，1927年1月31日。）。其它军阀割据地区也莫不如此。
各树派系
北洋军阀内部为了权力分配而各树派系。他们利用幕僚、门客、同乡、同学、师生、姻亲和结义拜盟等封建关系，结合在一起，相互依附，进行种种争权夺势的活动，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宗派的特点都是彼此依附和进行阴谋活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4，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6页。）北洋军阀集团在创建时期就有北洋武备学堂学生的纠集，显示其举足轻重的作用，
军阀摇篮-北洋武备学堂
至民国以后，除车庆云一人外，这一伙人都得到了省长的位子（注：陈志让：《中国军阀派系诠释》，见《中国现代史论集》五，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20页。），这是同学关系的结合，但是，这种关系并非绝对牢不可破，往往随着权力的不断再分配而使原有的关系发生变化，并形成派系间的倾轧，如段祺瑞与曹锟是保定军官学校同学，但分别是直皖两系的首脑，在矛盾趋于尖锐时，甚至可以兵戎相见，直皖与两次直奉战争都是明显的例证。直皖战争中，曲同丰以老师之尊被他的学生吴佩孚所俘而成为阶下囚。不过，当损及整个集团的根本利益时，又可重修旧好，如奉直的“反赤”联合。北洋军阀集团内部各派系都奉行“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信条。一人得道，鸡犬飞升；一朝失势，树倒猢狲散。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正是北洋军阀集团派系势力消长的真实写照。如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集团内部派系明显分立。段祺瑞以资深继起，权倾中外，门生故吏、亲信爪牙无不飞黄腾达，窃居要津，平步青云，不可一世，而被目为皖系军阀。但当直皖战争后皖系失败，直系登上北洋政府舞台，于是直系人物沐猴而冠，弹冠相庆；而皖系要员如徐树铮、吴光新、曲同丰、曾毓隽、段芝贵、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鸿志、姚震、李思浩、姚国桢等则被明令通缉，身等罪犯，狼奔豕突，声名狼藉，几无立足之地。
纵横捭阖
北洋军阀集团为巩固和加强本集团、本派系和个人的权力与利益，不仅凭借军事实力，而且还耍弄政治手腕。辛亥革命以后，由于西方式的资产阶级民主观念普及全国，得到广泛传播，即使是北洋军阀集团的匹夫悍将也不得不以虚伪的姿态，盗用资产阶级民主的旗号，利用国会、议员、宪法、选举等等作为牟取集团和个人私利的工具，纵横捭阖地进行各种活动。他们把政局搞乱以从中巩固和加强自己的权力。
国民党宋教仁
袁世凯当政时，亲手导演了八次阁潮，无不为其走向帝制扫清道路。袁世凯始而以“政党内阁”之名，行“内阁政党”之实（注：黄远庸：《远生遗著》卷2，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153页。），对盲目相信其虚伪而欲真诚贯彻“政党内阁”之实的宋教仁则视为政敌，不惜出之以卑鄙的暗杀手段；继而以“府院一体”之名，行“屈天下奉一人”（注：马震东：《大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1932年版，第367页。）之实，对欲执行“责任内阁”的唐绍仪，虽属旧僚故吏也不惜罢黜；终而收买政党盗用名义，组织团体，请愿威胁，包围国会，强迫投票以实现洪宪帝制。及至帝制破灭，他又要段祺瑞“树责任内阁之先声，为改良政府之初步”（注：《政府公报》1916年4月22日。），以应付危局，保全颜面。可是， 这个一生玩弄权术，左右逢源的北洋军阀集团首脑终于心劳力拙，在自己视若股肱的亲信部属段祺瑞面前碰壁，被全国的反袁政治浪潮所吞没。玩火者必自焚，史有明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