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山东传——辽宋与高丽在佛教律学上的交流.pdf

南山东传辽宋与高丽在佛教律学上的交流 201 南山东传 辽宋与高丽在佛教律学上的交流 国 威（四川大学 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四川 成都，610065）摘 要：南山律学自创立之初，便已流入新罗。至高丽时期，义天凭借海东沟通辽宋的地缘条件及自己的特殊地位，倾力搜罗诸宗章疏，使高丽一跃成为当时南山文献的重镇和枢纽，为长期断绝的辽宋律学界重新搭建了互通的桥梁。但海东地区一直没有培育出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的律学僧团，这一不足使南山律学后继乏人，不仅导致南山宗未能在此扎根发展，此前积聚的文献亦很快散佚。不过，海东地区仍然保留了部分珍贵的资料，考察南山宗乃至东亚的佛教律学，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关键词：南山律学；辽宋；高丽；义天；文献 在历代佛教史的宏大叙事中，佛教入华往往被描绘成一个如风偃草、莫之能御的过程。事实上，如果从微观的角度出发，我们就会发现，这一进程不仅绵亘岁月，而且内部亦不均衡。就典籍传译来说，早期的翻译以经部为主，律藏则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规模上都远远滞后。汉、魏、西晋时期，与戒律有关的文献主要有两种形式：一为“随经之律”，即佛经中涉及戒律的部分；二为僧祇戒心 比丘尼戒等零星戒本。这些律部文献不仅数量有限、内容零散，而且缺乏理论探索，故此时中国佛教仅有戒律活动而尚无律学。直到 5 世纪上半叶，十诵律 四分律 摩诃僧祇律 五分律四部广律渐次译出，中国的佛教律学研究才真正开展起来。这一阶段所面临的困难主要有两个：一是戒律名相的意义不明确；二是诸部纷杂，互有歧异，故疏解文句、调和诸律便成为 本文为 2018 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日韩所藏南山律宗文献及文物搜集、整理与研究”（18CZJ011）阶段性研究成果。宋史研究论丛第 31 辑 202 当时学者的主要任务。经过二百余年的积累和沉淀，中国僧人已经有能力从整体上把握庞大的律藏，并且从中抽绎出独特的理论框架，系统的律学便在隋唐之际建立起来。彼时有相部、南山、东塔三家鼎立，中唐以后，由道宣（596667 年）所开创的南山宗一枝独秀，成为中国佛教律学的主流。中国律学肇兴未久，便开启了对外传播的进程，最早受到影响的则为海东三国。东晋孝武帝太元（376396 年）末年，关中僧人昙始挈三藏数十部至高句丽弘化。a但考虑到当时律部的传译情况，他所携带的很可能只是一些零散的戒本。后又有新罗的明观、智明、圆光等入陈求法，一般认为他们的活动也涉及戒律。b至于百济，李能和（18691943 年）朝鲜佛教通史援引弥勒佛光寺事迹，谓有沙门谦益曾至中印度常伽那大律寺学习梵文和戒律，并于圣王四年（526 年）赍梵本律藏归国。c不过，已有学者考证，弥勒佛光寺事迹是晚出的文献，并不可靠，甚至有可能是李能和所伪造。d但无论如何，佛教戒律于唐代之前已经传入海东是不争的事实。只不过当时传入的，应该是零星戒本、寺院轨范及政府对于佛教的管理制度，而不是完整的广律，更谈不上律学。及至唐初，中国佛教律学的规模和水平都步入了鼎盛时期，而海东尤其是新罗与唐朝的联系也更加紧密，律学东传的条件已然成熟。而承担这一历史使命的，则是慈藏、圆胜及智仁。在他们的努力下，新罗的律学体系基本建立起来。尤需一提的是，智仁是有明确记载的最早传承南山律学的海东僧人，他不仅曾于道宣门下受戒，还为行事钞撰写过注释，成为后世数十家“钞记”之嚆矢。此后，双方的律学交流虽时断时续，但迤逦不绝。迨至高丽时期，在义天（10551101 年）的努力下，海东与辽宋律学互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先前及新撰的戒律章疏源源不断地汇集于此，其中大部分都是南山律宗的文献。不过，由于海东一直未能建立起稳定且具有一定规模的律宗僧团，故这一阶段的交流中双方律僧很少直接接触，而是以官方或半官方的文献互通为主要形式。而这一进程也造就了东亚佛教史上的一个奇特景象，即律学并不发达的高丽却一度成为当时南山文献的重镇与枢纽。这批文献虽然大部分未能保存下来，但还是留下了很多蛛丝马迹。因此，研究南山律学乃至东亚的佛教律学，必须重视海东史料的重要价值。一、唐五代与海东半岛的南山律学交流 与唐代在律学交流上最紧密的海东国家为新罗，而在新罗律学的建立过程中贡献最 a（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 年，第 385 页。虽然在此之前高句丽与前秦和东晋已有佛教方面的往来，但记载中未提到与戒律有关，故不论，参见韩金煐泰：韩国佛教史概说，柳雪峰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 年，第 78 页。b 陈景富：中韩佛教关系一千年，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 年，第 133140 页。c 朝鲜李能和：朝鲜佛教通史上编，大藏经补编第 31 册，台北：华宇出版社，1986 年，第 293 页上栏。d Jonathan W.Best.Tales of three Paekche monks who traveled afar in search of the Law，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51，No.1，1991，pp.152-178.南山东传辽宋与高丽在佛教律学上的交流 203 大者当推慈藏与圆胜。至于二人的具体事迹，已有诸多探讨和研究，故本文不必赘述，但有两点前人未及之处需做进一步的说明：第一，慈藏、圆胜与道宣及南山律学有无联系？可以肯定的是，现存史料皆未提及二人与道宣曾有直接往来。另外，据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卷二，慈藏的作品有四分律羯磨私记一卷、十诵律木叉纪一卷，圆胜则有梵网经记一卷、四分律羯磨记二卷和四分律木叉记一卷a，从书名来看似乎也与南山律学无关。双方确有接触的条件与可能：圆胜于贞观初年来到长安，慈藏则于贞观十二年（638 年）入唐（三国遗事作仁平三年，即 636 年），其后亦抵达长安，并于终南山驻锡三年，直至贞观十七年（643 年），二人方一同归国。而道宣于贞观初年遍游长安及附近的讲肆b，贞观四年（630 年）开始游方，大约于贞观十三年（639 年）返回长安c，贞观十六年（642 年）左右曾短暂入居终南山d。可见，二人与道宣至少有四五年的时间同在长安，且慈藏甚至可能与道宣在终南山亦有交集。不过，道宣在为他们所作的传记中，却丝毫没有提到与之有来往，且传记详细记载了二人归国之后的情形，故应是从其他新罗僧人那里获取的资料，而非自己的目见耳闻。因此，在没有新的证据之前，笔者倾向于认为慈藏、圆胜与道宣之间没有律学上的授受关系。第二，慈藏与圆胜在律学东传的过程中分别扮演了什么角色？在续高僧传及三国遗事中，二人共列于一传，但以慈藏为主，圆胜附于其后，故一然谓圆胜的贡献为“助弘律部”e。不过，较之一然寥寥数语的记载，道宣虽然也将圆胜的传记附于慈藏之后，但内容更丰富，评价也更高，续高僧传卷二十五唐新罗国大僧统释慈藏传附圆胜传载：有沙门圆胜者，本族辰韩，清慎僧也。以贞观初年来仪京辇，遍陶法肆，闻持镜晓，志存定摄，护法为心。与藏齐襟，秉维城堑。及同返国，大敞行途，讲开律部，惟其光肇。自昔东蕃有来西学，经术虽闻，无行戒检，缘构既重，今则三学备焉。f 认为圆胜无论是在宗教热忱上还是在佛学水平上皆不逊于慈藏，而在新罗系统传授律学的功劳，甚至更应归之于圆胜。但即便如此，道宣还是将其列入慈藏的附传，这种处理方式可能源于二人不同的出身和地位。据续高僧传，慈藏出身于贵族，成年后“位当宰相”却避而入道，且返国后不久即被任命为大国统，负责管理全国的佛教事务。g相较于对慈藏身份的大肆渲染，道宣和一然对圆胜却不置一词，很可能是因其出身寒微，归 a 高丽义天：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卷 2，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55 册，第 1173 页 b 栏第 1174 页 b 栏。b 日藤善真澄：道宣传研究，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2 年，第 105 页。c 刘林魁：广弘明集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年，第 16 页。池丽梅认为道宣游方的时间为贞观元年至十一年，参见池丽梅：道宣的前半生与续高僧传初稿本的成立，日本古写经研究所研究纪要2016 年第 1 期，第 69 页。但她将道宣在长安附近的访学也视为游方，似有不妥，故本文不取。d 弘一：南山道宣律祖年谱，弘一大师全集第 7 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403 页。e 高丽一然：三国遗事卷 4，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49 册，第 1006 页 a 栏。f（唐）道宣撰，郭绍林点校：续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2014 年，第 967 页。g（唐）道宣撰，郭绍林点校：续高僧传，第 965966 页。宋史研究论丛第 31 辑 204 国后地位亦远逊于慈藏。另外，二人的分工也不相同，慈藏主要致力于政府佛教政策和制度的完善及开坛授戒，而圆胜则以宣讲律学为己任，学术性强而实践性弱。因此，即便圆胜为海东律学的建立和传播做出了很大贡献，却一直被视为慈藏的助手。无论如何，在二人的通力合作下，唐朝所盛行的四分律 十诵律等声闻律及梵网经一系的菩萨戒皆传入新罗，奠定了海东律学的基本格局。有明确记载的最早接触南山律学的海东僧人为智仁。a智仁是新罗求法僧的代表之一，在唐朝也有一定声誉，他不仅曾加入玄奘的译场，还撰写过多种章疏作品。b其与道宣是否在译场共事，不得而知，但后者于乾封二年（667 年）在长安南郊的清官乡立坛授戒，并记录了参与其事者，其中即有“京师光明寺新罗国智仁律师”c。可知智仁曾追随于道宣，且在戒律方面有一定造诣。不仅如此，他还为行事钞作注，日本僧人凝然（12401321 年）所撰律宗琼鉴章载：“释行事钞，唐朝已六十一家。传于日域，现行世者：大钞记十卷，新罗智仁述。仁公往唐，亲承钞主，出四十余卷记。于后觉先律师要略抄出，共成十卷。”d可见其与道宣及南山律学的渊源颇深。这条材料虽为晚出，但凝然既将其归为“现行世者”，很可能他曾亲见此书。另外，早期日本求法僧一些著作的目录中也提到了这部作品，如撰于延喜十四年（914 年）的律宗章疏载：“六卷钞记十卷新罗智仁述。”e成于宽治八年（1094 年）的东域传灯目录记载更加详细：“同抄记十卷新罗智仁，亦智忍。同律抄记十卷学诠师依智仁记，学诠抄出云云。”f因此，智仁撰记应确有其事。根据上述三条资料，可以勾勒出这部作品的大体面貌：其书名作大钞记（“大钞”为当时南山僧人对行事钞的别称），与早期钞记径称为“行事钞记”的习惯相符；成书时多达四十卷，后经学诠（一作“觉先”，可能因形近致误。其人不详，或为智仁法裔）抄录，最终厘为十卷。此书在中国及海东皆未见流传，却一度通行于日本，日僧照远（13021361 年）在其资行钞中便征引了数十条，并记载其成书过程：此记新罗释智仁到于宣律师，一一诘问，出记三十余卷。学诠依之钞出，小小释文之处，或作注文，助显其宗，或弹其短点，恐不当正理。愿也后人更其注，兼不改其本，亲承律师云云。g 与凝然的记载稍有出入，且更详细，故应非沿袭其说，很可能直接来自此书的序跋。根据这条材料，大钞记中的内容观点为智仁亲承于道宣，故对于行事钞的研究具有 a 义湘（625702 年）亦与道宣有过接触，但语涉神异，且与戒律无关，故不论，参见三国遗事卷 3“前后所将舍利”条。b 郭磊：78 世纪唐代的佛经翻译和新罗学僧，韩国研究第 10 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0 年，第 173174 页。c（唐）道宣：关中创立戒坛图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45 册，第 816 页 c 栏。d 日凝然：律宗琼鉴章卷 6，大日本佛教全书第 105 册，第 28 页上栏。e 日荣稳：律宗章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55 册，第 1145 页 b 栏。f 日永超：东域传灯目录，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55 册，第 1155 页 b 栏。g 日照远：资行钞，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62 册，第 283 页 c 栏。南山东传辽宋与高丽在佛教律学上的交流 205 极高价值，惜迄今未为学界所注意。另外，智仁不仅是有史可查的第一位传承南山律学的海东僧人，后世蔚为大观的注释行事钞的传统亦是由其所开创，凝然律宗琼鉴章谓：南山律宗后代久传，南山是九祖中第九祖师，今立为第一高祖。师门人甚多，俱提一字。新罗智仁初作钞记，大慈律师亦作钞记。a 则智仁是为行事钞撰记的第一人，早于大慈、灵等本土僧人。行事钞诸家记标目亦持此说：“行事钞记十卷未详记名，右一部唐京兆光明寺智仁律师著。事钞一出，诸家著记，以师为始，系所谓六十家之外矣。”b因此，行事钞能在后世产生“流传四百载，释义六十家”的巨大影响c，应推海东僧人发其端绪。智仁的大钞记虽然是一部开创性的作品，但其人其书后来是否返回新罗，于史无证，故目前可考的最早传入海东的南山文献，应为道宣所撰四分律拾毗尼义钞。宋代律僧元照（10481116 年）在南山律师撰集录中谓此书一名拾毗尼要，成于贞观元年（627 年），但“后流新罗，此方绝本”d。关于这一事件，今本四分律拾毗尼义钞卷中保留的两则附记叙述较详，一为新罗国寄还书载：寄南山律祖义钞三轴于唐国左神策军李侍御。伏侍御状，切析义钞。侍御识能通古，存心利物，寓二乘之奥典，达万品之未谕。遗训先被于东国，圣教却流于西秦，广布中华，宣扬胜业，轨范阙而复全，学功寡而易晓。诚心至重，愿普传之，幸甚。谨状。大中三年五月三日，新罗国王城慧明寺沙门自相状 专检校写东泉寺沙门玄灵e 据此，可知新罗僧人自相和玄灵曾于唐宣宗大中三年（849 年）将此书寄送唐朝的李侍御，但关于事件的前因后果却语焉不详，言辞间似有回避。相较之下，另一段称为唐法宝律师批的文字记载得更加清楚：此之三轴，名拾毗尼，即集义钞也。国初南山祖师述，助释行事钞矣。于时草稿才成，新罗僧之所窃，历今二百余载，不睹其文。去会昌五年春，幸因大檀越李侍御字元佐，附海东金舍人，于本国求之，蒙彼国王城慧明寺。f 可惜文末有脱佚，未能完整呈现始末缘由。幸而宋代允堪律师（10051061 年）所撰四分律拾毗尼义钞辅要记的序言即基于此条记载，可做补充：a 日凝然：律宗琼鉴章卷 6，大日本佛教全书第 105 册，第 34 页上栏。“俱提一字”一作“俱提一宗”。b（宋）慧显集，日戒月改录：行事钞诸家记标目，卍新纂大日本续藏经第 62 册，第 303 页 b 栏。c（宋）志磐：佛祖统纪卷 46，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49 册，第 420 页 b 栏。d（宋）元照：芝苑遗编卷下，卍新纂大日本续藏经第 59 册，第 648 页 c 栏。e（唐）道宣：四分律拾毗尼义钞卷中，卍新纂大日本续藏经第 44 册，第 796 页 c 栏。f（唐）道宣：四分律拾毗尼义钞卷中，卍新纂大日本续藏经第 44 册，第 797 页 a 栏。宋史研究论丛第 31 辑 206 兹钞者，吾祖于大毗尼藏，撮其机要，以成文也。怀铅始毕，新罗学者潜窃归国，历二百载，此方绝本。会昌五年，因侍御李元佐附海东金舍人，于本国求之，彼国王城慧明寺释自相、东泉寺释玄灵校写附至，当大中四年二月八日也。a 综合两条材料，可将这一事件梳理如下：贞观元年（627 年），道宣撰成四分律拾毗尼义钞，但方告杀青，草稿即流入新罗，故中国长期未见流传。会昌五年（845 年）春，侍御史李元佐请新罗金舍人相助搜求此书，后由自相、玄灵两位僧人抄写一本，于大中四年（850 年）二月寄达唐朝。此事的真实性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不同时代的资料皆可佐证，如唐代志鸿四分律搜玄录卷二载：“义抄者，济云：钞主集义钞，亦三卷，海东有师将去，此无本也。”b“济”指的是融济律师，乃道宣的亲传弟子，亦撰有钞记，他的记录应该比较可靠。后唐景霄四分律行事钞简正记卷四亦谓：“一如义钞者，指略也，即集义钞，亦是钞主制，三卷成轴。未容传写，被海东僧擅将去，后重造羯磨疏赞处，具如彼述云云。”c可见，此事在中国律学界已成为人所共知的铁案。另外，材料中提到的李元佐实有其人，日僧圆仁（794864 年）在唐朝期间曾与之往还，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载：“（会昌三年）八月十三日。为求归国，投左神策军押衙李元佐是左军中尉亲事押衙也。信敬佛法，极有道心。本是新罗人。”d则李元佐亦为新罗人，但已在唐朝为官，且敬信佛法，故能够较为便利地沟通两国佛教。而“法宝律师”则指法宝玄畅（797875 年），乃著名的南山宗僧人，撰有显正记十卷注释行事钞。除了前引唐法宝律师批，玄畅在其他著作中亦曾提及四分律拾毗尼义钞，元照校勘义钞序载：初辨诸本者，天台律师允堪科释之本，则为三卷，世中见行。后得古本，止有上中两卷，比三卷者，始末皆同。固常持疑，无处求决。近于永嘉得故常宁律师文漙一本四卷，即以上中各分为二。彼自批云：据法宝目录云：有三卷，今止获二卷。细寻此说，复按后批，始知东夷寄还，元有三卷，下卷独亡，不传江左，非本无矣。e 则北宋时期的常宁律师曾于法宝目录中见到关于此书的记载。而据宋高僧传卷十七，玄畅的著作有显正记一十卷、科六帖、名义图三卷及三宝五运三卷。f其中，三宝五运可能就是常宁律师所见之法宝目录。大宋僧史略中的记载可以佐证我们的推测：a（宋）允堪：四分律拾毗尼义钞辅要记，卍新纂大日本续藏经第 44 册，第 798 页 a 栏。b（唐）志鸿：四分律搜玄录卷 2，卍新纂大日本续藏经第 41 册，第 865 页 b 栏。c（后唐）景霄：四分律行事钞简正记卷 4，卍新纂大日本续藏经第 43 册，第 71 页 b 栏。d 日释圆仁原著，白化文、李鼎霞、许德楠校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7 年，第 429 页。e（唐）道宣：四分律拾毗尼义钞，卍新纂大日本续藏经第 44 册，第 753 页 c 栏。f（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第 430 页。标点略有调整。南山东传辽宋与高丽在佛教律学上的交流 207 端公奉敕旨，欲芟夷释氏，先下诏曰：有佛教来，自古迄今，兴废有何征应？仰两街僧录与诸三学僧录其事目进上。咸推法宝大师玄畅序述编次，畅遂撰三宝五运图，明佛法传行年代，若费长房开皇三宝录同也。a 所谓开皇三宝录，即历代三宝记，是一部佛教目录著作。此录分四部分，即帝年、代录、入藏录和序目。三宝五运图的内容和目的既为“明佛法传行年代”，则应与“帝年”较为相近。这一部分以帝王世系为纲，罗列与佛教有关的事件，同时记载重要佛典的经名、卷数、译者、时间及地点，故亦可视之为目录。由此可见，以上材料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说明海东僧人将四分律拾毗尼义钞潜带归国确有其事，但具体为谁则已不可考。此事至少可以证明两点：其一，海东与唐朝在南山律学建立之初就开始了文献交流；其二，双方的交流虽以唐朝向新罗传播为主，但亦有重要文献从海东回归中土，形成了双向环流，这种模式一直延续到后世。四分律拾毗尼义钞流入新罗的途径较为隐秘，故海东僧人对此多三缄其口，自相和玄灵在寄返此书时也仅用“遗训先被于东国”一带而过，不愿多谈。到了高丽时期，义天否认四分律拾毗尼义钞为道宣所撰，径将其视为海东僧人的作品。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卷二载：“拾毗尼要三卷。资持记主以为南山所撰，近勘此方古本，云憬兴述。兴是唐初海东之人，广有著述。”b如此不仅从根本上化解了“窃书”的指控，而且证明了本国的南山律学曾经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不过，义天此说恐怕难以成立，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他忽视了行事钞与四分律拾毗尼义钞的密切关系，“资持记主”元照在校勘义钞序中对此有精辟的见解：夫毗尼为教，厥号行诠，行之所依，存乎事相。往古诸德，未穷斯旨，竞述义疏，广引繁词。唯我祖师，拔乎众见，刊削搜补，显行世事，森列二持，统归三行，故事钞之作，最居其首。且事则在乎简要，行必凭乎楷模，故不广义章，但直舒正范。然则圣教宏远，至理渊微，或隐伏之深文，或废兴之来致，无非正说，岂患多途？学必优柔，义须精练，是以揽诸要义，别录成章，斯文之兴，抑其次矣。是知事 义两钞，表里相资，非事钞则行无所凭，失乎教本，非义钞则解无以发，昧于来诠。详其题号两分，实乃行解兼举。二部之作，旨在 于此。c 意为行事钞重在行事仪轨，四分律拾毗尼义钞则阐述教理，二者互为表里。而这两部作品的内容也印证了元照的观点，行事钞中经常出现“一如义钞”“具如集义钞所显”“必欲通明，须看义钞”等指示性的语句d，而四分律拾毗尼义钞虽 a（宋）赞宁撰，富世平校注：大宋僧史略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 年，第 103 页。b 高丽义天：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卷 2，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55 册，第 1173 页 c 栏。c（唐）道宣：四分律拾毗尼义钞，卍新纂大日本续藏经第 44 册，第 753 页 a 栏。d（唐）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上，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40 册，第 3 页 c 栏、第 12 页 a 栏。宋史研究论丛第 31 辑 208 然篇幅较小，但亦有“广如大钞”的说明a。可见，这两部作品是相互联系、相互指称的，实则为道宣律学理念的一体两面，不可分割。因此，四分律拾毗尼义钞应为道宣所撰。不过，对于此事的态度，并非所有中国僧人都表示愤慨和责难，仅有玄畅的“窃”字较为激烈，景霄的“擅将”已经缓和了许多，而融济的“将”、元照的“后流新罗”实际上近乎开脱。其中，允堪四分律拾毗尼义钞辅要记虽然也提到“怀铅始毕，新罗学者潜窃归国”，但其实是在引述玄畅的观点，他在后文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人或咎其窃者，予谓不然，何哉？盖大师之道，将施及天下，故神假其手，以滋法利。繇是，此土文之将行，不远而复。”b将此事作为祖师学说必将风靡天下的生动注脚，既化解了海东僧人的道德压力，又提高了本宗的地位，可谓一举两得。二、辽宋与高丽的南山律学交流 新罗与唐朝虽然保持了长期的密切关系，但毕竟远隔山水，求法之路还是相当艰辛的，这就决定了海东僧人入华，势必会根据中国佛教的新形势不断调整求法重心。因此，在其他宗派尤其是禅宗兴起之后，双方在律学上的交流渐趋消歇。c虽然求法活动中不可能完全摒弃戒律，但相关的记载却很少见诸史籍。直到高丽时期，义天以一己之力于宋、辽、日本等地广泛搜求章疏典籍，不仅恢复了几近断绝的律学互通，而且将其拓展到了空前的规模。义天入宋是海东佛教史上的重大事件，对于中、日佛教亦有一定影响，故相关研究不胜枚举d，本文仅就涉及律学的史迹做一补充。义天在宋期间，接触到的南山律师有元照、择其和冲羽，其中关系最密切者为元照。元丰八年（1085 年）十二月，义天在杨杰的馆伴下问学于元照。关于二人会面的地点，论者皆以为在西湖灵芝寺。e但实际上，此时元照尚未入主灵芝寺，而是驻锡于法慧宝阁。其在赠义天的诗中自称“大宋法慧宝阁沙门元照”，而义天则称他为“宝阁照律师”f，是为证。至于二人交流的内容，据为义天僧统开讲要义，可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开讲律宗纲要。按照日常讲律的计划，元照本应为僧众讲解四分律删补羯磨疏中关于无作戒体的内容，但因为这是一部规模庞大的作品，而无作戒理论也较为抽象，故面对义天的临时到访不太适合继续推进，于是改为讲述概论性质的律宗纲要。二是介绍自己修学净土的经历，并推赏杨杰的净土思想及护教、弘教之功。三是赞叹义天为法忘躯的精 a（唐）道宣：四分律拾毗尼义钞卷中，卍新纂大日本续藏经第 44 册，第 779 页 b 栏。b（宋）允堪：四分律拾毗尼义钞辅要记，卍新纂大日本续藏经第 44 册，第 798 页 a 栏。c 陈景富：中韩佛教关系一千年，第 2224 页。d 相关研究可参见韩朴贤镇：义天入宋求法及其与宋僧的交往，全北史学2019 年第 55 卷，第 6188 页。e 姜南锡：高丽天台思想史研究，圆光大学校大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1 年，第 76 页；崔凤春：海东高僧义天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95 页；王霞：宋朝与高丽往来人员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 年，第 153 页；郑墡谟：高丽义天的北宋之行与诗文集刊行以李颋乐道集刊行经纬为中心，古典文献研究2017 年第 2 期，第 61 页。f 高丽义天撰，黄纯艳校点：高丽大觉国师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150、69 页。南山东传辽宋与高丽在佛教律学上的交流 209 神，并希望他归国后大力弘扬戒律。a据元照的弟子记载，义天闻讲后“矍然避席作礼，请所著书，归辽东摹板流通”b。二人的往来并不仅限于此次会面，义天临回国前，元照赠其钵盂，并有诗篇唱和。而义天返回高丽后，他们仍保持着书信往来及佛典互寄c，而当时频繁的宋丽贸易则为二人的通信提供了便利渠道。d其中需要注意的是义天的一封复信：承示及慈愍三藏净土集一册，并新删定尼戒本等，已令印经所重雕流布也。其净土集自来未行，而近有海客将到禅宗解谤书一卷，始知慧日有净土集。方欲求本，忽见流通。诚所谓法王大宝，自然而至也。但恨才辉半珠，未窥全宝耳。盛制大部律乘、净土文字，切望寄示为幸。资持记已令开板也。此闻（间）亦有新行随愿往生集一部二十卷，又有大无量寿 下（小）弥陀十六观 称赞净土等经，新旧章疏一十余家，续当附上。e 可知义天确实兑现了承诺，不仅在高丽开雕了元照的资持记和尼戒本，还敦请其继续寄送“大部律乘、净土文字”。作为元照最重要的作品，资持记现存最早的版本为南宋绍兴刻本，北宋时期是否曾付之剞劂，目前尚无明确的记载。因此，义天在高丽主持雕造的资持记应是已知最早的刻本。这一版本虽未能流传下来，但在南山律宗的文献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义天归国后致力于弘讲南山律，其高丽大觉国师文集卷一八讲南山律钞次偶成一绝载：“识非明敏学非研，予是何人辄讲宣？只为圣言无振发，且图先唱作良缘。”f“南山律钞”指的就是行事钞，而资持记则是其注释。考虑到其与元照的良好关系与密切往还，义天讲行事钞时用资持记作为讲义或参考，还是很有可能的。另外，义天的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共著录了元照的作品九种二十四卷，与律学有关者除了资持记及配套的科文，还有佛制比丘六物图一卷。g 金富轼（10751151 年）在高丽国五冠山大华严灵通寺赠谥大觉国师碑铭并序一文中，记载了义天在宋时所请益的诸宗大德，其中“戒律则择其、元照”h。有的学者虽未找到关于择其的信息，但根据其排名在元照之前，推断二人在地位上至少不分伯仲。i实际上，择其应比元照年长，辈分也更高，他是允堪律师的亲传弟子，据宋人李光的律师通公塔铭载：其后闻钱塘择其律师，即会正记主之门人，深得南山四出求异之意，因杖锡从 a（宋）元照：芝苑遗编卷下，卍新纂大日本续藏经第 59 册，第 643 页 c 栏第 645 页 b 栏。b（宋）元照：芝苑遗编卷下，卍新纂大日本续藏经第 59 册，第 643 页 c 栏。c 高丽义天撰，黄纯艳校点：高丽大觉国师文集，第 43、69、118、150 页。d 韩李镇汉：高丽时代宋商往来研究，李廷青、戴琳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 年，第 199201 页。e 高丽义天撰，黄纯艳校点：高丽大觉国师文集，第 43 页。笔者对原文标点做了若干修改。f 高丽义天撰，黄纯艳校点：高丽大觉国师文集，第 77 页。g 高丽义天：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卷 2，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55 册，第 1174 页 c 栏。h 朝鲜李能和：朝鲜佛教通史下编，大藏经补编第 31 册，第 629 页下栏。i 崔凤春：海东高僧义天研究，第 96 页。宋史研究论丛第 31 辑 210 之，服膺累载，卒究其业。一时学者皆敬畏之，有“虎子”之称。其公谢讲，乃以所援铁手炉并会正记以付之。a“会正记主”即为允堪，可见择其的律学传承有自。日本僧人甚至将其列为南山宗第十四祖，元照为第十五祖。b不过，择其属于会正派，而元照则是资持派的开创者，在律学理念上与允堪龃龉不合，他们之间可能有交流，但并无师生关系。义天与择其在宋时的交往已不可考，但大觉国师外集卷四保留了择其致义天的四篇书信，第一篇首尾完整，第二篇首存尾缺，第三、第四篇则全部亡佚。其第二篇谓：择其再启：一自国中拜别，而常想道风。近以远承教旨，跪受尊听，蒙索律乘诸部口义。今且谩写律钞私节口义一部，上、中、下三册，已具封再拜呈，伏乞僧统改证为望，择其国中c 据此可知择其在义天归国后还向其寄赠律钞私节口义。此书已佚，但从书名来看，应是行事钞的节选注释。但不知为何，义天在新编诸宗教藏总录中并没有收录这部作品，而是著录了择其另外一部律学著作：“律宗行事仪二卷，择其述。”d另外，此书还收集了允堪的著作二十一种六十三卷，很可能是在择其的协助下达成的。义天在宋期间，还结识了一位叫冲羽的律师。大觉国师外集保留了冲羽的三首诗，其中两首的署名分别为“大宋西湖讲律临坛僧冲羽”和“湖居沙门冲羽”。e从这些材料中，仅可考知择其居于西湖附近，与华严宗僧人晋水净源（10111088 年）过从甚密。金富轼在碑铭中并未提到义天问律于冲羽，故二人的往来，很可能是以净源为中介的。冲羽生平不详，但允堪在四分律拾毗尼义钞辅要记的序文中曾有提及：“予景佑（10341038 年）中尝于佛陇撰戒本疏记，有浙河冲羽律师躬持斯本，扣关为惠。”f“浙河”即钱塘江，“佛陇”在天台山，故其主要活动于两浙地区。而从允堪提及冲羽的语气来看，二人似乎为平辈。冲羽的律学建树也无从可考，但因曾将四分律拾毗尼义钞送与允堪，间接促成了四分律拾毗尼义钞辅要记的面世，故对南山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是有一定贡献的。不过，因为高丽大觉国师文集中没有义天与冲羽之间的书信，且新编诸宗教藏总录亦未著录其作品，故二人的交往似乎仅停留于诗歌唱和方面，于律学则未有涉及。高丽与辽接壤，故双方的联系非常密切。在此背景下，佛教文化与典籍在两国之间的流通也十分频繁。辽曾数次向高丽颁赐大藏经，说明两国在佛教文献上的交流已经形成了很大规模。g不过，在义天的推动下，辽与高丽之间的佛典互通又有了新的发展。a（宋）李光：庄简集卷 18，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28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 632 页上栏。b 日凝然：律宗琼鉴章卷 6，大日本佛教全书第 105 册，第 35 页下栏。c 高丽义天撰，黄纯艳校点：高丽大觉国师文集，第 122 页。d 高丽义天：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卷 2，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55 册，第 1174 页 c 栏。e 高丽义天撰，黄纯艳校点：高丽大觉国师文集大觉国师外集，第 154、162 页。f（宋）允堪：四分律拾毗尼义钞辅要记，卍新纂大日本续藏经第 44 册，第 798 页 a 栏。g 李富华、何梅：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 年，第 131132 页。南山东传辽宋与高丽在佛教律学上的交流 211 身兼王族与僧统的双重身份，义天能够密切接触辽朝的政治高层与佛教高僧，这给他搜求典籍章疏带来了极大便利。例如，义天曾向辽道宗（10321101 年）上表，进献海东僧人元晓（617686 年）的著作，而辽道宗则馈以辽僧鲜演的华严经谈玄决择。另外，义天与入高丽使者耶律思齐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请其代为搜集、购买佛教章疏。而其与“传戒比丘智佶”的通信，表明他和辽朝律宗亦有直接接触。a在这些政教高层的帮助下，辽朝佛书大量流入高丽，据学者统计，仅新编诸宗教藏总录著录的，就有 16 位作者的著作共 71 种 255 卷。b其中与戒律有关者，有辽道宗发菩提心戒本二卷，思孝的发菩提心戒本三卷，大乘忏悔仪四卷，近住五戒仪 近住八戒仪自恣缘 自誓受戒仪各一卷，澄渊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评（当作“详”）集记十四卷、科三卷，志实梵网经科三卷、梵网经会违通理钞四卷，志延四分律尼戒略释科一卷。义天并没有满足于单纯的著录，而是全部加以刊刻流通，高丽史卷九十大觉国师煦载：“煦献释典及经书一千卷，又于兴王寺奏置教藏都监，购书于辽、宋，多至四千卷，悉皆刊行。”c例如，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卷二著录了唐僧行满所撰开宗记义镜钞二十卷d，这应是一部与东塔宗关系密切的律学作品。此书近代被发现于韩国松广寺，仅余第四卷和第五卷。e虽然没有其他信息的佐证，但很可能是义天于宋地所得，其中一部分保存至今。又如，辽朝最重要的南山律学文献澄渊的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详集记（简称详集记）就是通过在海东的历代刊印而得以保存至今，图 1 为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馆藏本详集记书影。图 1 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馆藏本详集记书影 a 崔凤春：海东高僧义天研究，第 199201 页。b 朱子方：辽朝与高丽的佛学交流，陈述主编：辽金史论集第 5 辑，北京：文津出版社，1991 年，第 122 页。c 朝鲜郑麟趾等：高丽史，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2827 页。d 高丽义天：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卷 2，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55 册，第 1173 页 c 栏。e 日德田明本：律宗文献目录，京都：百华苑，1974 年，第 16 页。宋史研究论丛第 31 辑 212 历代注释行事钞的作品虽然不下七十余种，但现存完整者仅有四部，详集记便是其中之一。另外，此书还是现存唯一一部成书于北方的钞记作品，向我们展示了辽代南山律学的水平和特征。这样一部重要的撰述，在中国却早已亡佚，且文献中完全未见征引乃至提及，所幸传入高丽后被完整保存下来，为考察南山律学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为了全面搜集章疏文献，义天还向日本佛教界寻求帮助。高丽大觉国师文集中收录了一则寄日本国诸法师求集教藏疏，虽然正文已经残缺，但从题目中仍能感受到义天搜求教藏的拳拳之心。a据学者的研究，日本僧人很快给予了回应和支持，寄来了高丽所阙的佛教典籍。b而义天所搜集的章疏及其新编诸宗教藏总录 圆宗文类等日后也陆续传入日本，为彼国佛教的发展做出了贡献。c 除了宋、辽僧人新撰的作品，义天还搜集了很多唐五代时期的律学撰述，主要体现在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卷二中。此卷大体分为四部分：一是梵网经 璎珞经 遗教经等大乘经戒的章疏；二是四分律的疏记；三是与十诵律有关的注释作品；四是律宗仪轨。其中，第二部分和第四部分基本都是南山宗文献。尤需注意的是，义天著录了十余种钞记作品，基本反映了当时行事钞及其注释在宋、辽、高丽三国的流传情况，如表 1 所示：表 1 新编诸宗教藏总录所载行事钞的注释 序号 作者 书名 卷数 备注 1 义威 钞记 六卷 律宗新学名句卷下作“杭州义威律师（灵山记）”，行事钞诸家记标目作“行事钞灵山记（未考卷数），右一部唐西京禅定寺义威律师述”2 灵 删补钞决 四卷（或二卷）律宗新学名句卷下作“湖州灵律师（未详记号）”，行事钞诸家记标目作“行事钞记（未详记名及卷数），右一部唐崇圣寺灵律师述”3 玄本 行事钞记 五卷（或三卷）4 崇福 律钞科约 四卷 律钞义记 五卷 律宗新学名句卷下作“湖州崇福律师（酉河记）”，行事钞诸家记标目作“行事钞西河记（未考卷数），右一部唐湖州崇福律师述”5 玄俨 辅篇记 六卷 律宗新学名句卷下作“越州玄俨律师（辅篇记一十卷）”，行事钞诸家记标目作“行事钞辅篇记十卷，右一部唐越州法华寺玄俨律师述”6 慧则 行事钞集要录 十二卷 律宗新学名句卷下作“京兆慧则律师（集要记十二卷）”，行事钞诸家记标目作“行事钞集要记十二卷，右一部后梁西明寺慧则律师述”a 高丽义天撰，黄纯艳校点：高丽大觉国师文集，第 55 页。b 崔凤春：海东高僧义天研究，第 203 页。c 韩玗锡（申回贞）：日本中世对高丽义天版教蔵的接受与利用：以华严学文献为中心的思考，世界佛教文化研究2020 年第 3 号，第 33 页；韩朴镕辰：从高丽时代的交流史看义天所撰圆宗文类在日本的传播及其意义，印度学佛教学研究2014 年第 63 卷第 1 号，第 514 页。南山东传辽宋与高丽在佛教律学上的交流 213 续表 序号 作者 书名 卷数 备注 7 希觉 行事钞增晖纪 二十卷 律宗新学名句卷下作“温州希觉律师（增辉录二十卷）”，行事钞诸家记标目作“行事钞增晖记二十卷，右一部汉钱塘千佛寺文光大师希觉述”8 择悟 律钞义苑记 七卷 律宗新学名句卷下作“杭州择梧律师（义苑记七卷）”，行事钞诸家记标目作“行事钞义苑记七卷，右一部宋杭州择悟律师述”9 允堪 律钞会正说 十二卷 律宗新学名句卷下作“台州允堪律师（会正记十二卷）”，行事钞诸家记标目作“行事钞会正记十三（一作二）卷，右一部宋钱塘菩提寺允堪律师述”科 六卷 10 澄渊 律钞评集记 十四卷“评”为“详”之字误 科 三卷 11 元照 律钞资持记 十四卷 律宗新学名句卷下作“杭州元照律师（资持记十二卷）”，行事钞诸家记标目作“行事钞资持记十六（一作二）卷，右一部宋灵芝崇福寺大智律师元照述”科 三卷 其中，玄本和澄渊的作品仅见于此，而灵、崇福的作品则增加了书名或卷数等信息。义天所著录的这些钞记和科文都是其亲自搜集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