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意识形态价值.pdf

第 24 卷第 4 期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Vol.24 No.42023 年 7 月Journal of Yanshan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Jul.2023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意识形态价值陈步伟,王露露,张 严(燕山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 秦皇岛 066004)收稿日期 2023-06-06 基金项目2022 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习近平关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论述研究”(20220303200)作者简介 陈步伟(1984),男,河北秦皇岛人,燕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王露露(1999),女,山西长治人,燕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张 严(1999),女,河北沧州人,燕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摘 要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作为一个新的话语范式,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及其成就的理论凝结。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初步构建,具有重要的意识形态价值: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意识形态迷思,抵御了丑化、抹黑党和国家形象的意识形态攻击,跨越了设置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意识形态陷阱,增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防御力和吸引力。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体系,有力地驳斥和摒弃了西方关于现代化的狭隘观念和不实论调,对于增强意识形态话语领导权和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具有重要作用。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意识形态;价值;人类现代化进程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 DOI 10.15883/j.13-1277/c.20230402010引用格式:陈步伟,王露露,张 严.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意识形态价值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20-29.现代化,从本质上看,是人类逐渐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封闭走向开放、从愚昧走向文明的持续进步的过程。如何实现现代化,不仅是西方自 16 世纪以来便开始探讨的重要话题,也是中国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为救亡图存而苦苦思索的重要问题,更是中国共产党人一百多年来在理论和实践方面不断作出科学回应的时代课题。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虽然我们党带领人民不断开创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我们一直没有形成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理论和话语体系,难以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系统言说和阐发,不仅为西方敌对势力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攻击提供可乘之机,而且也一定程度上遮蔽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光彩。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深邃思考和深入实践,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初步构建起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不仅表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初步“系统化”地呈现在人民眼前并将不断发展,而且也昭示着其作为原创性话语体系将发挥重要的意识形态价值。一、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意识形态迷思,增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 现代化起源于西方,并在资本野蛮扩张的推动下将西方发展模式向全球扩散。这个历史事实使西方衍生出先天的“心理优越感”并长期垄断现代化的话语体系,独断性地认为西方现代化道路是现代化的唯一图景,与之不同的就是野蛮、蒙昧与落后。“西方中心论”“资本至上论”“普世价值第 4 期陈步伟 等 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意识形态价值21 论”等一系列意识形态话语就是在此基础上生成的。这些观点一方面赋予西方现代化模式以无限的合理性乃至“永恒性”,另一方面向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向中国进行疯狂输出,以便实现一些西方国家称霸世界的政治幻想。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勾画出的理论图景有针对性地回应了西方现代化话语,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意识形态迷思,改变了西方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垄断局面,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力极大增强。(一)打破了“西方中心论”的偏狭以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原创性、包容性与世界性“西方中心论”的前身是诞生于 18 世纪中后期的“欧洲中心论”,其认为世界历史的发展只不过是欧洲发展模式在世界上的扩展,其他国家的发展模式只能以欧洲标准来衡量。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黑格尔。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明确指出,欧洲地区和欧洲民族是世界历史的焦点,希腊、意大利是“世界精神的故乡”,其他非欧洲地区和民族则是静止的,并未处于世界历史进程之中。随着二战结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向其他国家持续性输出意识形态话语妄图实现其称霸的世界野心。在此背景下,“欧洲中心论”逐渐被阐释为“资本主义制度优越观”等多种理论形式。概括起来,“西方中心论”主要强调西方发展模式的“唯一性”和“至上性”,拒斥非西方国家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体现了某些国家妄图以西方模式为标准“框架”其他国家发展道路的霸权主义倾向。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以其建构的理论图景,打破了“西方中心论”的偏狭,充分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原创性、包容性与世界性。其一,从理论基因和历史基础两个方面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生成的原创性,表明其不是任何西方模式的再版或翻版。在理论基因方面,它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1。这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是依据历史文化传统、秉承科学理论指导以及借鉴吸收人类文明精华的基础上生成的,不是对某一西方模式的复制。在历史基础方面,它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在革命、建设、改革等实践基础上逐渐生成的。这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是在实践基础上独立自主摸索出来的,而不是简单套用西方发展路径的结果。其二,从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的视角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和鲜明特色,既表达了对现代化共同特征如工业化、城镇化等方面的认同,又强调了中国式现代化呈现的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特有图景,不仅表达了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的决心与信心,而且也蕴含着对世界各国探索现代化不同发展模式的尊重与包容,与主张现代化只能是西方模式的观点迥然不同。其三,从本质要求的高度明确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充分表达了在平等基础上与各国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应对世界性难题、建设人类美好家园的愿景,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作贡献的世界情怀,绝非蕴含称霸世界野心的主张所能比拟。(二)揭露了“资本中心论”的谬误以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进性、人民性与协调性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逻辑是资本逻辑。资本不断增殖的特性不仅主导着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外交等各种政策的制定,而且也主导着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被资本掌控。“资本中心论”是资本主导逻辑在理论方面的映射,其倡导资本无限逐利的合理性并强调一切为资本增殖服务,其目的是美化资本逻辑和资本主义制度。无论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过分强调市场作为“看不见的手”的至上性,还是新自由主义者强调放松政府管制的重要性,都有着明显“资本中心论”的倾向。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逻辑进行过深入分析,一方面承认资本逻辑对社会生产力的促进作用,认为其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另一方面也对资本逻辑进行彻底批判。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人与劳动产品、生命活动、类本质以及他人将会出现异化状态,其具体表现为工人生产的越多则得到的越少,工人的身体与精神处于被动和削弱状态,劳动只是人谋生的手段而不是确证人本质的活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纯粹的金钱关系。进言之,资本与劳动处于两级对立之中,由此产生的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将不可调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遵循马克思主义对资本逻22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辑的分析理路并结合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出了独特的理论主张,揭露了“资本中心论”的谬误,呈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进性、人民性与协调性。其一,明确了现代化的最终目标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指出了资本逻辑主导现代化的核心问题,突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进性。它强调,“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并非是资本增殖以及对人的剥削和压榨。同时,它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这表明,其不仅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而且是最终实现人类解放的康庄大道。其二,明确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强调要“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3,不仅表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性,而且也表达了决不能让资本逻辑主导现代化所导致的正义缺失、贫富分化等社会问题在中国发展进程中上演的决心与信心。其三,明确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色,强调了在不断厚植现代化物质基础的同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传承中华文明”;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甚至破坏自然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要“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319。这些论断不仅突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协调性,也昭示着决不让资本逻辑主导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在中国上演的庄严承诺。(三)驳斥了“普世价值论”的虚妄以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性、示范性与普惠性所谓“普世价值论”,是指主张西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念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理论思潮。西方“普世价值论”源于 20 世纪 90 年代西方基督教发起的“普世伦理”运动,其目的在于通过建构普遍认同的“全球伦理”以化解世界范围内的多元冲突。以此为契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包装为“全球伦理”,提出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并认为它是解决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诸多问题的“灵丹妙药”,进而将之向全球扩散,成为带有明显意识形态渗透和攻击色彩的政治工具。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从理论基础和理论倾向、理论主张以及理论本性对其展开揭露和批判,呈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性、示范性和普惠性。其一,明确了现代化一般价值生成的实践依据及其对现代化价值多样化理解的尊重,拒斥了“普世价值论”的理论基础和理论倾向,呈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性。从理论基础看,“普世价值论”是以抽象道德论为基础的,即认为存在一种永恒不变的道德观念,具有形而上学色彩。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4123,并强调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为各国现代化积蓄了厚重底蕴、赋予了鲜明特质”5,“为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5。这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承认现代化具有的一般规律及其蕴含的一般价值理念,但明确指出一般价值理念的得出并不是依据某种先天的道德观,而是从各国现代化文明根基和实践历程中寻找到的价值共识,体现了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的原理。从理论倾向看,“普世价值论”不仅将西方价值的特殊性包装成普遍性,而且认为其是所有国家探寻现代化过程中唯一应当选择的价值理念,具有明显独断论倾向。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强调,“现代化道路并没有固定模式,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不能削足适履”,“每个国家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努力都应该受到尊重”4427。这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是充分尊重对现代化价值的多样性理解及其基础上的自主实践探索,为世界文明百花园贡献力量。其二,澄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主张,驳斥了“普世价值论”的理论意图,突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示范性。近年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高喊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口号,以“教师爷”的姿态对发展中国家指手画脚甚至粗暴干预,充分表露了“普世价值论”作为西方妄图称霸世界之理论工具的本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不仅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不会输出自己的模式,而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69,而且对干预他国发展模式的行径进行斥责,明确提出“世界不需要新冷战”5,实现了对“普世价值论”理论意图的驳斥。其三,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建共享共赢特性,驳斥了“普世价值论”的理论本性,突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普惠性。“普世价值论”是霸权主义第 4 期陈步伟 等 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意识形态价值23 和强权政治的理论表达,强调的是西方利益的至上性,其内在的排他性和独占性极为明显。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不仅强调追求现代化应该走共建共享共赢之路,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努力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4124,突显了其具有的普惠性,而且鲜明指出先发现代化国家应当帮助其他国家发展,而不是“吹灭别人的灯”“阻挡别人的路”,实现了对“普世价值论”理论本性的驳斥。二、抵御了丑化、抹黑党和国家形象的意识形态攻击,增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防御力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西方通过抢占媒体平台、垄断话语权、进行文化输出以及培植代理人等方式恶意丑化、抹黑党和国家形象的意识形态渗透和攻击行为从未停止。随着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的不断发展,西方开始针对中国展开系统的网络意识形态渗透与攻击,连续设置“新疆话题”“台湾话题”“人权话题”等议题并炮制“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话语,妄图挑拨党和人民关系、中国和世界关系以及丑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象,企图阻挡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构建的话语体系可以有效地抵制相关攻击,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一)对西方抹黑党的形象、妄图挑拨党与人民关系的言论与行径予以理论批判近年来,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国际社会影响力的不断提升,西方国家开始污蔑其行为、丑化其形象,妄图削弱中国共产党在国际社会上的威望以及挑拨党与人民关系。2020 年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谬论就是此种行为的典型代表。一方面,蓬佩奥谎称中国共产党并没有为 14 亿中国人代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诚实意见的恐惧甚于任何敌人”7,妄图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成就、曲解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另一方面,蓬佩奥污蔑“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是自由世界最大的挑战”7,妄图结成所谓“自由国家联盟”共同抵制中国共产党的合理行动和科学主张。荒谬言论背后隐藏的是西方对中国共产党影响力逐渐增大的恐惧和称霸世界的野心。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系统地对其展开批判。其一,通过阐发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在不同时期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明确了党的领导之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性作用,驳斥了曲解党的历史的错误言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无数仁人志士探索民族复兴道路均遭失败背景下,承担起了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重任并将之不断推进与拓展。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浴血奋斗、百折不挠的革命实践及其历史成就“为实现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1;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在社会主义制度、工业体系等方面所进行的建设及取得的巨大成就,“为现代化建设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1;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我们党作出了诸多历史性决策、推动多方面创新实践并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1;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作出了系统的战略部署,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推进了历史性变革,“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1。这就从历史主线角度阐发了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脉络,充分证明了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奋斗史。同时,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明确指出,“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1,并从决定根本性质、锚定奋斗目标、激发强劲动力、凝聚磅礴力量等方面系统分析党的领导作用的具体表现。这就从领导主体角度阐发了中国式现代化历史生成的核心要素,充分证明了我们党的历史就是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开拓史。进言之,“奋斗史”和“开拓史”的宏大叙事有力驳斥了“不为人民代言”的荒谬言论。其二,通过阐发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作用,驳斥了曲解中国共产党性质和宗旨的荒谬主张。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明确指出,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要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5,“让现代化更好回应人民各方面诉求和多层次需要”5。它还指出,中国共产党推进现代化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5。这24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始终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要求和原则贯彻到实践全过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党与人民的血肉联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有力驳斥了企图分裂党与人民联系的荒谬主张。其三,通过明确中国共产党推动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庄严承诺,驳斥了党成为自由世界敌人的荒谬言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不仅强调,中国共产党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方面持续发力,为推进全球经济繁荣、世界和平稳定以及促进人类进步作出重大贡献,而且明确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为人类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提供新助力,为人类社会现代化理论和实践创新作出新贡献。”5这些论断的提出,有力击溃了“自由国家敌人”的荒谬言论,使中国共产党形象逐渐澄明起来。(二)对西方丑化中国形象、妄图挑拨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言论与行径予以理论批驳近年来,随着中华民族复兴步伐的不断加快,一些西方国家不仅在对外贸易方面以及高新技术领域对中国进行封锁、抵制,而且还在意识形态领域不惜编造谎言、恶意丑化中国国家形象。“中国威胁论”“专制国家论”“中国责任论”等极度荒谬刺耳言论的疯狂肆虐,不仅严重扭曲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挑拨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而且也对国内一些不明就里的民众产生负面影响。构建一种系统理论清晰言说“中国事实”,已经成为扭转“挨骂”局面的必然举措。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以其构建的话语体系有效地批驳了相关荒谬主张,为澄明中国形象作出重要贡献。其一,明确了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色,揭穿了“中国威胁论”的谎言,树立了和平发展的国家形象。在西方一些国家主导之下,缘起于一百多年前“黄祸论”的“中国威胁论”近些年在国际社会中再次甚嚣尘上。相较于以前,新一轮的“中国威胁论”不仅强调在经济、政治、军事等传统领域的“中国挑战”,而且还突出了环境、网络、“一带一路”等多方面的新威胁,使其呈现出比以往更加强烈的敌意和对抗色彩。“中国威胁论”不仅映射出一些西方国家所固有的“国强必霸”的思维模式以及“零和博弈”的传统观点,而且也映射出转移国内矛盾、修补西方世界内部裂痕进而维持既得利益的图谋。基于此,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强调,“和平发展、公平正义、合作共赢才是人间正道”4450,中国“将走出一条睦邻友好、合作共赢的光明大道”4439。这充分表明,中国式现代化绝不会走称霸扩张、血腥罪恶的现代化老路,而是要走出一条推进人类现代化进程的新道路,使中国和平发展的形象愈发明晰。其二,明确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揭穿了“专制国家论”的谎言,树立了民主自由的国家形象。为了丑化中国形象,一些西方国家总是编造中国缺失民主、自由、人权的谎言,妄图构建所谓“全球民主联盟”共同阻挡中华民族复兴的步伐。对此,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一方面承认中国对民主、自由等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追求与弘扬,另一方面更加强调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之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充分表明了中国式现代化对人民当家作主理念与实践的充分肯定,也表明其切实保障人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的决心和信心,使中国民主自由形象愈发清晰。其三,明确了全球文明倡议对推进人类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意义,揭穿了“中国责任论”的谎言,树立了携手作贡献的形象。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一些西方国家不仅强调中国应当在节约能源、生态文明、国际贸易等方面要承担更多责任,而且还无端揣测甚至编造谎言“强迫”中国为一些问题负责。例如,2017 年约瑟夫奈运用“金德尔伯格陷阱”的理论框架指出,当前在美国实力衰落以及中国逐渐崛起的时刻,美国不愿意再承担提供维护世界稳定的公共产品的责任,中国很可能会“示弱”即也不愿意承担相关责任,这就会造成世界经济灾难。言外之意,这是要强迫中国必须代替美国承担世界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又如,2020 年以来一些西方国家无端指责席卷全球的新冠病毒源于中国并强调中国必须为此负责。在此情境下,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将全球文明倡议纳入理论建构之中,明确了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等理念在各国共同推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并强调中国愿同世界各国“共同丰富走现代化的途径,更好为本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谋幸福”4427。这说明,中国愿意承担推进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应有责任,而绝不会承担“莫第 4 期陈步伟 等 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意识形态价值25 须有”的指控或是只由中国一国承担世界责任。换言之,中国会与各国共同承担推进人类现代化进程的任务和使命,使愿携手作贡献的形象澄明起来。(三)对西方扭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象、妄图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攻击予以理论驳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并绽放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一些西方国家丑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象的行径也愈演愈烈。一方面,他们炒作“新自由主义再版论”“实用主义论”等错误言论,妄图进行意识形态渗透,进行新一轮“和平演变”等政治图谋;另一方面,他们炒作“锐实力”等荒谬主张,妄图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释为称霸世界的实践模式,妄图挑起意识形态对抗,进行“新冷战”等政治图谋。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当代出场,有力驳斥了这些错误言论。其一,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原则,驳斥了“新自由主义再版论”的荒谬观点,澄明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诸多误读,清晰展现了对道路方向的坚定。近年来,一些西方国家学者总是带着有色眼镜审视中国,用西方的话语框架分析中国情境,进而得出带有明显偏见甚至是荒谬的主张,并妄图“指导”中国发展。“新自由主义再版论”就是其典型代表。大卫哈维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中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道路转型及其取得的成就,“部分而言是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新自由主义转向所带来的意外结果”8。换言之,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取得诸多成就,关键在于转向了新自由主义道路,是新自由主义的再版。他进一步指出,中国在市场经济体制、国有企业产权、对外贸易等方面改革都是遵循了新自由主义倡导的“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等原则的结果,是对“资产阶级力量的重建”。这种观点的实质是想将新自由主义“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中,具有意识形态输出色彩。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明确指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并强调将“坚定不移沿着这条光明大道走下去,既发展自身又造福世界”4427,充分表达了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定力。其二,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遵循,驳斥了“实用主义论”的荒谬言论,澄清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诸多曲解,清晰呈现了对科学理念的遵循。实用主义是美国 20 世纪的主流社会思潮之一,其基本主张为“真理就是有用、有用就是真理”,即将功用性作为评判理论是否为真理的标准,而不考虑真理的客观性以及实践的社会性等问题。所谓“实用主义论”,是指误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础是实用主义的理论思潮。例如,德国学者托马斯海贝勒用“政治实用主义”来表达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解;美国波士顿大学傅士卓认为科学发展观在民生方面有明确的实用主义倾向;韩国学者赵永南在分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外交方面的主张时认为其具有实用主义意味等。9这些观点的实质是要从理论根基上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消解民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并趁机宣传实用主义价值观,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渗透意味。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明确指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1。这个论断不仅明确了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源头,而且强调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意义,充分表达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决心和信心。其三,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驳斥了“锐实力”的荒谬主张,澄清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误解,清晰呈现了对制度保障与精神力量的坚守。所谓“锐实力”是西方扭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象的新范式,其强调,作为威权国家的中国正在通过操纵和干扰等形式对外进行塑造价值观和制度认同,就像“楔子一样渗透进西方的价值观”。这种观点不仅意在构筑新型的社会主义威胁论,而且蕴含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严重曲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要实现的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并不是西方所认定的不顾人民权利和自由的“威权主义”制度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及其传播,一方面是为了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力量,另一方面是为了向世界展现良好的中国形象以提升文化软实力,而不是为了强行输出意识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强调,改革开放以来尤其26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制度保障。同时,它强调,中国式现代化将坚守全球文明倡议,尊重各国文明的多样性,“不以意识形态划界,不搞零和游戏”6487。这些论断充分彰显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坚定信念。三、跨越了设置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意识形态陷阱,增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 人类现代化进程注定是一条充满荆棘与坎坷的道路,存在着各种已知和未知的风险与挑战。面对现代化的诸多问题与困境,一些西方国家总是盲目自信地构建理论模型,妄图提供所有答案。这些理论主张(“现代化悖论”“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等)已经成为设置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意识形态陷阱和囚笼,严重干扰甚至禁锢着人类对现代化道路探寻的认知维度和思维模式。基于此,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对其进行了理论驳斥,增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一)跨越了“现代化悖论”的话语陷阱以提供全新思路 虽然现代化过程绝不像一些西方乐观主义理论家所宣称的,是一种诸多现代化目标简单、顺畅的聚合过程,但也绝不像另一些西方理论家所主张的,是一种充满诸多“悖论”且必须承受某方面“衰败”的悲惨之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鲜明回应了“现代化悖论”的理论主张,以充足的理论依据及实践成效跨越了其设置的意识形态陷阱,为发展中国家探索现代化提供全新思路。其一,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明确提出要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活力和秩序、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为跨越“经济快速增长与政治稳定悖论”的意识形态陷阱提供理论路径。美国学者亨廷顿认为,现代化过程必然会滋生着动乱,并强调政治动乱之所以在亚洲、非洲等地蔓延,“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那里的现代化进程过快”10。亨廷顿看到了经济增长过快可能导致的利益、观念、期许等方面的剧烈变动超过了政治秩序承受能力进而导致的政治衰败现象,但是他却错误地认为这些现象是现代化过程的必然规律。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明确指出,要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活力和秩序、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充分表明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根本原则、遵循群众路线的实践方法、遵照循序渐进的实践步骤以及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实践要求等重要因素对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重要意义,有力驳斥了经济快速增长必然导致政治衰败的理论观点。其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明确提出要处理好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之间的关系,为跨越“经济快速增长与独立自主悖论”的意识形态陷阱提供理论基石。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拉丁美洲、非洲等学者悲观地认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处于现代化进程的边缘与外围,需要依附发达国家才能获得快速发展,即强调经济快速增长与独立自主之间存在矛盾。“依附理论”一般被认为只适用于拉丁美洲或是非洲,对亚洲并没有适用性。但一些西方学者却认为此理论具有普适性。亨廷顿提出,经济增长与独立自主之间的矛盾是“速率/水平”悖论现象的有力证明,即“变量 A 的高增长率是与变量 B 的不增长或负增长率相联系的”11。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明确提出,要处理好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之间的关系,强调要“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坚持把我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1,“要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1。这充分说明,独立自主与经济快速增长并不矛盾,关键在于要立足本国实际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逐步扩展发展空间,僵化封闭或照搬模式是行不通的。处理好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之间的关系,既是对中国以往经验的期许,也是对未来实践的嘱托,有力驳斥了相关理论观点。其三,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明确指出,要处理好战略与策略、守正与创新之间的关系,为跨越“继承传统与接受现代悖论”提供理论桥梁。“传统与现代是现代化理论的核心概念”12。西方现代化理论对于现代和传统之间的关系大体上持简单的二元对立态度,认为“凡现代的就是与传统的决裂,凡传统的便是对现代的的拒斥”13。有些学者甚至认为,传统只是现代的“赘生物”,是野蛮、落后的代名词,并以此为东方国家贴上野蛮落后的标签。中国式现代化强调,要处理好战略和策略、守正与创新之间的关系,内含着第 4 期陈步伟 等 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意识形态价值27 对传统与现代关系的科学态度。它强调,要“守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和源、根和魂”1,“大力推进改革创新,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1,突显了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充分肯定,体现了对优秀传统资源“奠基”现代之功能的认同;它强调,“要把战略的坚定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在因地制宜、因势而动、顺势而为中把握战略主动”431,突显了对不同时空维度下探索多样性实践策略的充分肯定,体现了对传统因素“塑造”现代之能力的认同。概言之,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秉承传统与现代相统一的基本立场,驳斥了现代与传统相对立的理论倾向,跨越了意识形态陷阱。(二)跨越了“文明冲突论”的话语囚笼以提供全新视野“文明冲突论”是苏联解体之后西方设置的典型话语陷阱,其谋划的世界文明图景充满着不可协调的冲突与矛盾,似乎只有明确文明间的界限才能维持世界和平。中国式现代化以“新文明观”超越“文明冲突论”的意识形态陷阱,勾画出人类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的恢弘图景,为人类现代化追寻提供全新视野。其一,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明确指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以“文明互鉴论”驳斥“文明冲突论”的理论主张。亨廷顿认为,在冷战结束后,国际间政治冲突的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或是经济实力,而是文明的异质性。包括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以及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之间的冲突甚至是战争将会决定全球政治走向且难以调和。这种观点过分强调了不同文明的差异性与隔阂性,忽视了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以及社会信息化背景下不同文明间交流互鉴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尤其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逐渐生成的情境下,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化交流更成为推进人类现代化进程共同抵御风险挑战的必然选择。换言之,未来国际政治不会以极端冲突为底色,反而会呈现多彩和谐的总基调。基于此,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指出,“我国现代化强调同世界各国互利共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努力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4124。这不仅充分表明了中国式现代化超越“文明冲突论”的话语陷阱,而且也表明了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和平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的夙愿。其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明确指出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包容的前景与倾向,以“文明交流论”驳斥了“文明隔阂论”。亨廷顿强调,一般而言,具有不同文化的国家间的关系是疏远、冷淡甚至是高度敌对的关系,而异质性文明之间的关系极大可能是冷战或“冷和平”。因此,以不同文明为基础建构世界秩序是维持世界和平的关键。这种妄图将异质文明隔离开来的理论预设与世界联系愈加紧密的全球化进程是格格不入的,透射的依然是西方传统“零和博弈”的价值趋向。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倡导世界文明多样性,“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6468,“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6469。这些观点对“文明隔阂论”的话语陷阱进行驳斥。其三,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明确指出不同文明携手推进人类现代化进程的未来图景,以“文明共存论”驳斥了“文明优越论”的理论倾向。虽然亨廷顿认为,冷战结束之后意识形态差异不是世界冲突的根源,但他依然强调“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的西方文化普世信念形成了挑战”14。并且他认为,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崛起可能将成为世界和平的重要挑战。种种观点表明,亨廷顿依然以西方文明优越论的基本立场审视人类文明进程,对世界文明发展多样性以及携手推进人类现代化进程采取拒斥态度,其目的是为维护美国称霸世界的现有秩序和政治野心作注脚。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明确提出,当今世界,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风险挑战交织叠加,“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又一次来到历史的十字路口”5,“中国共产党将致力于加强政党交流合作,携手共行天下大道”5。进言之,中国式现代化将与不同文明携手勾画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宏观图景。(三)跨越“历史终结论”的话语窠臼以提供全新选择1989 年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了“历史终结论”,认为人类历史将终结于西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政治体制和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只不过是单纯的幻想。此观点一经发表便引起世界范围内广泛关注,西方借此机会将其加以包装并向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予以兜售,成为美国称霸世界的意识形态工具,严重干扰28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和阻碍非西方国家独立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的认知和实践。随着 2008 年金融危机及其政治乱象的发生,福山开始对资本主义发展前景感到担忧,认为西方民主体制走向僵化。但值得注意的是,福山并没有放弃“历史终结论”。直至今日,“历史终结论”依然妄图构建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完美”图景,如阴霾般笼罩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之上。基于此,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构建了自己的理论大厦,跨越了“历史终结论”的意识形态陷阱。其一,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明确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贡献,驳斥了“历史终结论”抹杀社会主义对人类历史贡献的理论主张。“历史终结论”强调,人类对西方自由民主模式的追寻是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世界经济发展的成就主要由资本主义提供,等等。这些观点,一方面极力夸大了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对世界的贡献,并有意掩盖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奴隶贸易、殖民掠夺等罪恶行径;另一方面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探索对人类发展的贡献一笔抹杀,呈现出明确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明确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410。这表明,正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探索过程中,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意味着 14 亿人全面进入现代化的前景正在成为现实,其本身就是对人类发展的巨大贡献。同时,它具体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诸如“一带一路”等公共产品,在促进全球经济繁荣、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以及人类文明进步方面持续贡献力量,明确驳斥了错误言论。其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明确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意义,驳斥了“历史终结论”无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治理效能的理论倾向。“历史终结论”不仅在20 世纪80、90 年代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悲观性预言与解说,而且在进入 21 世纪以后依然对社会主义制度存有认知偏狭。在全球疫情肆虐期间,法国记者曾向福山提问,“如何看待西方国家抗疫失利、表现较好的中国是自由民主制的替代方案”。福山回答,“一些国家在应对危机时比别的国家做得好,并不是政体类型的问题”15。这种观点刻意忽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抗疫过程中所展现的优势,其目的是为了遮掩美国自由民主体制所暴露的诸多弊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4124。这些观点充分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所取得的成就与社会主义属性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治理效能是分不开的。任何忽视社会主义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