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瘟疫年纪事》中的群体道德迷失与重塑.pdf

第33卷第3期2023年9月信阳农林学院学报Journal of Xinyang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Vol.33 No.3Sep.2023文学艺术论瘟疫年纪事中的群体道德迷失与重塑徐佳禾，韦虹（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芜湖2 41 0 0 2）摘要：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的佳作瘟疫年纪事，着重描绘了灾疫情境下伦敦市民群体表现出的集体破坏、盲目从众和宗教迷信行为。笛福在虚构的叙事中投射历史真相，通过群体视角，批判了发展破坏欲、机械趋同和臣服权威这三种逃避自由机制，指出放弃自我独立、摒弃群体大爱会使人陷入道德迷失的困境，并借由群体道德重塑的愿景，表明要在确立道德共识、友爱互助的社会共同体中，实现个人的自由发展。小说倡导的以人为中心，以爱为出发点的人道主义道德价值观，可为后疫情时代的公民道德建设提供启示和借鉴。关键词：瘟疫年纪事；群体道德；人道主义中图分类号：1 1 0 6.4瘟疫年纪事以1 6 6 5年伦敦鼠疫为背景，真实再现了瘟疫肆虐下伦敦市民的悲惨生存境况，是1 8 世纪瘟疫叙事作品的典范之作。本文从小说人物所处的“群体”角度手，借助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中的群体心理理论，阐述瘟疫年纪事中伦敦市民群体道德迷失的表现，指出灾疫情境下，受到冲动、轻信和偏执等负面群体心理的影响，伦敦市民群体中出现了集体破坏、盲目从众和宗教迷信现象，并结合艾里希弗洛姆的逃避自由机制理论，围绕“发展破坏欲”“机械趋同”“臣服权威”三个方面，剖析伦敦市民群体道德迷失的原因。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笛福重塑伦敦市民群体道德的愿景，指出弗洛姆提出的以人为中心，以爱为出发点的人道主义道德价值观是群体道德重塑的唯一出路。1群体道德迷失的表现古斯塔夫勒庞是法国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也是群体心理理论的先驱，他在代表作乌合之众中提出了有关“群体 的独特见解。勒庞认为群体并非是一个“群众聚合体构造的总和”1，而是一个易冲动、易偏执和易受暗示的无意识集体。在瘟疫年纪事中，疫病因素的刺激引发了伦敦市民群体的负面情绪，形成了冲动、轻信和偏执等负面群体心理。受此影响，伦敦市民在群体中放低了对自我的道德约束和行为规范，继而造成了群体性道德迷失，具体表现为在灾疫情境下伦敦市民群体中出现的集体破坏、盲目从众和宗教迷信现象。1.1集体破坏：群体性暴力凸显瘟疫的暴发作为一种不寻常的持续趋势，扰乱了人类早已适应的日常生活秩序，由未知疾病造成的死亡刺激促使伦敦市民群体生出一种破坏性冲动。与此同时，群体的绝对数量优势会产生一种势不可挡、无所不能的气场，这使得形成群体的市民个人敢于发泄人性中潜伏的施虐欲望并展开激烈的暴力行为。大多数情况下，这种集体暴力是外显的、不加掩饰的，是对他人生命财产安全造成直接威胁的。根据笛福所述，“大量的人对他们遇到的一切东西都施以暴力，甚至就像一条四处乱跑的疯狗，遇到谁咬谁 2 1 8。伦敦大街上，随处可见一群以染病之身惊吓他人，甚至故意将疾病传染给别人的市民。除了给大众生命健康造成危害，鼠疫流行期间，伦敦城内还发生了大量偷窃、抢劫等侵犯他人财产的邪恶行径。但是，在某些时候，打着为“群体利益着想”旗号并对无辜生命进行攻击的行为也是集体暴力的一种表现形式。在瘟疫肆虐的伦敦城中，尽管当时尚未探明瘟疫传播的原因和感染链，伦敦市民还是把猫狗当作传播瘟疫的祸首，理由是“它们会在皮毛中携带臭气或者染病尸体上流下的传染性液体 2 1 6 0。因此，为避免市民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 0 95-8 97 8(2 0 2 3)0 3-0 0 6 0-0 4收稿日期：2 0 2 3一0 5一0 3基金项目：安徽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YJS20210167）。作者简介：徐佳禾（1 998 一），女，河南郑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60徐佳禾，等：论瘟疫年纪事中的群体道德迷失与重塑群体被可能形成传染源头的动物感染，在市政府的指导下，伦敦市区内的大量猫狗被扑杀。但实际上，这场瘟疫真正的传染源是老鼠，对猫狗的捕杀无疑是提高了鼠类的繁殖速度，扩大了疾病的传染区域。1.2盲目从众：群体性观念迷思按照笛福的描述，1 6 6 5年的伦敦大瘟疫横扫了伦敦所有街区，为了抗疫，市民群体内部的不同人群只能撤除屏障，加深融合。因此，为了减少冲突，让群体更加稳固，市民群体中的个人成员开始潜意识地排斥与群体不同的理念与声音，形成认知的“同温层”。这种由群体打造的思维茧房，磨去了个体的独特性，使个体自身的知觉、判断、认识符合公共舆论与多数人的行为方式，并使其逐步丧失推理和辨析能力。在瘟疫年纪事中，这种由盲目从众导致的群体性观念迷思，具体体现在伦敦市民对末日幻觉表现出的非理性狂热上。瘟疫流行初期，社会乱象丛生，某些陷入幻觉的伦敦市民构成了传染性暗示的起点。在联想和幻觉的主导下，这些人会信誓且旦地描述他们看到的幻象，其极富感染力的语言论述和肢体表现对其他市民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心理暗示和影响，由群体中个别成员引发的幻觉开始被集体肯定，越来越多的人声称他们看到了白云中持剑的天使和墓地小道上的鬼魂。1.3宗教迷信：群体性价值错位瘟疫暴发初期，市民群体的宗教热情空前高涨，人们大量聚集在教堂里忏悔祷告，就连标榜独立理性、重视自我感受的主人公H.F.也被与宗教信仰相关的群体偏执所左右。H.F.发现每当他准备动身离开伦敦疫区搬往乡下自救时，他的出行总会被一些意外情况所拖延。对于逃跑前发生的一切不寻常事件，H.F.将其视为上帝让他留在疫区的指示，并最终按照上帝的旨意留了下来。除宗教神学外，部分民众还开始推崇一些披着科学、道德外衣，组织迷信活动的江湖术士和巫医。在疫病传染的高发期，许多江湖术士打着“现代科学”的旗号，制作并贩卖所谓包治瘟疫的假药。此外，一些号称有神力的巫医，把“神爱世人”当幌子，借助免费为穷人提供帮助的道德口号，吸引穷人前来诊治，并通过强制兜售的高价药物敲诈勒索底层百姓。由此可见，在暴发瘟疫的伦敦城中，宗教和迷信占据了舆论高地，科学精神和理性价值备受打击。2群体道德迷失的原因虽然同属于笛福的灾难叙事小说，瘟疫年纪事却颠覆了经典荒岛求生作品鲁宾逊漂流记中所宣扬的个人英雄主义和人类文明进化论。在瘟疫年纪事中，笛福着重描绘了灾疫情境下伦敦市民群体所表现出的集体破坏、盲目从众和宗教迷信等道德迷失与文明退化行为。根据弗洛姆的逃避自由机制理论，可以从“发展破坏欲”“机械趋同”“臣服权威”三个方面解释这种群体道德迷失现象。2.1发展破坏欲：消灭外在威胁弗洛伊德在超越唯乐原则一文中提到，人有两种本能，分别是具有建设性的“生的本能”和具有破坏性的“死的本能 3。在此基础上，弗洛姆进一步提出：在社会群体中，由“死亡本能”引发的破坏欲强弱似乎与“个人生命的成长受阻程度的大小成正比 1 2 1。所以弗洛姆推测，破坏欲是个人生命发展受到压抑而产生的结果，它的本质是消灭所有的外在威胁，从而对抗人的孤独焦虑与无能为力。在瘟疫年纪事中，受到疫病因素刺激的市民群体像野蛮人一样冲动、多变。恐怖且强大的病毒威胁到了所有伦敦市民的生命安全，“死的本能”一度主导了群体意志。受此影响，一些群体中的个人开始产生破坏欲望，被陌生感染者强吻后就染病而死的孕妇和被熟人故意传染上疾病的一家人，都是生命受到压抑的个体在群体中施展破坏欲的表现。由“死的本能”主导的群体，会表现出一些直接的、外显的攻击行为。但某些时候，为了避免被视为无理由就发泄破坏情绪的非正常人，一个社会群体往往会用尽各种手段将非理性破坏欲合理化，并使其成员赞同。在鼠疫肆虐的伦敦城中，掩盖在公共卫生防疫政策下扑杀猫狗的行为，实则是市民群体为消灭外在的病毒威胁而做出的破坏与施虐行径。2.2机械趋同：形成虚伪自我与因为发展破坏欲继而消灭所有的外在威胁不同，“机械趋同”的逃避机制旨在让“孤立的个人变成机器人，失去自我的同时强迫性趋同，但又在主观意识上认为自己是自由的，只服从自我 41 6 1。可以说，与群体自动趋同的社会成员的原始自我完全被虚伪自我所取代了，这些拥有虚假人格的成员并不具有独立的自我:61:第33卷第3期意识，其社会行为也在从众心理的引导下变得机械、盲目。在瘟疫年纪事中，群体对末日幻觉表现出的非理性狂热是这种机械趋同逃避机制的重要体现。勒庞指出“群体惯于用歪曲性的想象力把这种由想象建立的幻觉与真实的事实混为一谈 51 2。处在强大数量暗示下的群体成员，极易被歪曲个人的真实感受，从而陷入集体幻觉和伪知觉中。对于这些从众的糊涂虫来讲，服从心理暗示，接受外部灌输的伪知觉是规律；而打破集体幻觉，遵从个体心理自发的真实感受反成了偶然例外。小说中清醒独立的主人公H.F.就曾当着众人的面毫不客气地指出，现形的神迹和鬼怪都是自我欺骗的假象。不出所料地是，H.F.此番不合群的言行举止遭到了众人的愤怒和厌恶。2.3臣服权威：除掉自由的负担20世纪法国哲学家让一保罗萨特曾在其著作存在与虚无中指出，人永远是自由的且这份自由是“完整和无条件的 6 。可是自由的存在不是轻松的，“自由承担了责任的绝对性质 7。虽然人的存在有着无限展开的可能性，但人必须要为自已选择的结果负责，这是一份无比沉重的负担。灾疫情境下，个体的无能为力感放大了自由的消极意义，孤独的个体很难一个人去面对充满威胁的外部世界，因此，个体只能牺牲一部分自由来换取权威对其基本生命权利的保障。出于对未知灾难的恐惧，伦敦市民的宗教热情高涨，以上帝为代表的外在权威得到无数拥。在服从上帝旨意、留守伦敦疫区这个过程中，H.F.成功避免了做出自我决定，他无需为自已的命运承担最终责任，更不用再为做任何决策而困惑。他的自我消失在了宗教群体中，和那些杆悔祷告的信徒一起，牺牲决定的自由，完全按照神意行事，以换取上帝对他们生命权利的保障。可事实上，很多信徒不仅在大瘟疫中丧命，反而因其聚众祈祷的行为加剧了伦敦城中瘟疫的传播。而比外在权威更受欢迎的是披着“科学和道德”外衣的“匿名”权威。因为在匿名权威中，命令和命令者毫无踪影，匿名权威营造出的气氛让人毫无还手之力，使人轻易地陷人到以“科学和道德”为名的陷阱中。但实际上，不管个人是选择依靠外在权威还是匿名权威，他都放弃了自我独立的倾向，在宗教和迷信中丧失了求生的能力。3群体道德重塑的方式在弗洛姆看来，发展破坏欲、机械趋同和臣服权威这三种逃避自由机制并不能真正根除人的恐惧与孤独心理，反而会使人陷人爱无能和自我缺失的困境中。为此，弗洛姆提出，“若想破除这种生存困境，只有通过爱和劳动，以完整独立的个体形式自由自觉地与外部世界以及他人建立联系 8。在瘟疫年纪事中，笛福对以市长为代表的群体领袖和以医生为代表的正面群体形象的刻画，暗含了其重塑伦敦市民群体道德的愿景，即在确立道德共识、友爱互助的社会共同体中，实现个人的自由发展。这与上述弗洛姆所倡导的以人为中心，以爱为出发点的人道主义道德价值观不谋而合。3.1爱的艺术：走上自由独立的人道主义道路面对西方社会的道德危机和价值崩溃，弗洛姆一生致力于倡导和建立一种人道主义伦理学，希望通过制定一套新的道德理论来矫治扭曲的人性和拯救异化的社会。一方面，弗洛姆以人为中心来思考道德；另一方面，弗洛姆将人性的道德寄托于爱的艺术，以爱为出发点来探寻健全社会的可能性。在为自已的人中，弗洛姆首次提出了“人道主义伦理学”的概念，他指出：“人道主义伦理学是以理论性的人的科学为基础的生活艺术的应用科学 92 4，它主张人性应向“善”,因为“善就是肯定生命，展现人的力量；美德就是人对自身的存在负责任 92 5。此外，人道主义伦理学的最高价值是自爱，是真正肯定人的自身。因此，弗洛姆认为人道主义伦理学要以人为中心来思考道德、以美德为规范来衡量道德。弗洛姆也在逃避自由中多次提到，逃避机制虽然暂时避免了恐惧、缓解了焦虑和不安全感，但它并未解决根本问题，相反，他认为人必须要沿着“积极自由”的道路前行，“自发地在爱与劳动中与世界相连，能够在真正表达自己的情感、感觉与思想中与世界相连 4392-93。在弗洛姆看来，爱是一门艺术，它要求人们不仅要学会爱，掌握爱的理论，更要体验爱，主动进行爱的实践。爱作为一种积极的表达方式，“冲破了人与人之间的高墙并使人与人结合 1 0 1，因此，弗洛姆关于爱的伦理实践“从本质上而言是将爱视为协调人与人之间、人与世界之间关系的道德准则 1 13.2道德愿景：实现个人自由发展的社会共同体62信阳农林学院学报2023年9 月(编辑：刘彩霞）(下转第7 6 页）徐佳禾，等：论瘟疫年纪事中的群体道德迷失与重塑17、1 8 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伦敦成了英国的商业中心。在这个充满机遇和冒险的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从小受到父亲詹姆斯福经商的影响，笛福对商人身份情有独钟，一生都没有放弃商业活动，其商海沉浮的亲身经历，也使得笛福格外关注中产阶级商人的处境和英国的商贸情况。因此，笛福在其作品中不同程度地表达了英国新兴资产阶级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在瘟疫年纪事中，笛福就借中产阶级鞍具商H.F.之口，倡导英国资产阶级应以个人生存发展、财富积累为中心，同时，也要重视整个社会伦理道德的建设，以免出现“由世俗生活导致或助长的道德虚无主义危机 1 2 1。作为伦敦市民的领袖，以市长劳伦斯爵士为代表的城市管理者们能做到遇事冷静，时刻保持理性。伦敦大瘟疫爆发后，市长等行政官员在不同岗位上各司其职，颁发了各项决定，其中既有封闭房屋、隔离病患、掩埋死者和清洁街道等防控措施，又有保障食物供应、提供医疗援助和分配慈善救济等社会发展政策。在这场浩劫中，作为市民领袖的官员群体尤其关注底层穷人的遭遇，他们不仅为穷人派发食物、给穷人提供低廉的医疗救治，还为穷人安排了看守房屋等工作，以缓解穷人的生存压力。此外，伦敦财政管理者也将城市的资金储备更多地投人到孤儿抚恤金上来。这种以民众的个人生存发展为中心、以城市的群体大爱为出发点的人道主义价值观，重塑了伦敦市民的群体道德，净化了群体成员的道德品质。瘟疫后期，随着各项政策的不断推进，伦敦城中因群体道德迷失而产生的集体破坏、盲目从众和宗教迷信现象有所改善，一些市民开始积极捐赠财产并募集大量资金以减轻穷人的苦难。作为防治灾难、抗击疫情的中坚力量，以医生为代表的正面群体在消灭鼠疫的行动中无私奉献，发扬人道主义精神，“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怀着爱心为人们服务”2 1 51，他们才是群体战胜灾难的关键。在抗击瘟疫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无数医护工作者义无反顾地站在最前线，他们救死扶伤，迎难而上，用自已的生命和实际行动展现出了舍已为人、自我牺牲、不计名利和勇于献身的道德品质，而这种高尚的道德境界也对群体中的其他成员构成了积极暗示，为伦敦市民树立起了崇高的道德典范，重塑了群体道德。4结语灾疫情境下，受到自由逃避机制和负面群体心理的双重影响，伦敦城出现了集体破坏、盲目从众和宗教迷信等群体性道德迷失现象。在瘟疫发展后期，对以市长为代表的群体领袖和以医生为代表的正面群体形象的刻画，则暗含了笛福重塑市民群体道德的愿景，即在保证个人完整性的前提下，每个人都各司其职，在社会团体中奉献自已的力量，共同抵抗瘟疫带来的社会危机，这与弗洛姆提出的以人为中心，以爱为出发点的人道主义道德价值观不谋而合。因此，人类应该意识到，面对强大的群体意识和群体情绪，个人应保持理智，坚持独立思考，时刻进行道德约束和自我反省，避免滋生负面群体心理，从而造成群体性道德迷失。此外，消灭自我、逃避自由的方式并不能解决生活的困难，克服无能为力和孤独感的唯一正确方式是沿着“积极自由”的道路前进，自发地在爱与劳动中和世界相连，共建符合群体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社会。参考文献：1 郭小安，李萌.重访群体心理研究的灰色地带：勒庞、塔尔德和弗洛伊德的群体思想比较及现实启示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2,51(1):131-141.2笛福.伦敦大瘟疫亲历记MI.谢萍，张量，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 0 0 3.3FREUD S.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M.Strachey J.(trans.).New York:Liveright Publishing Corporation,196l:47.4弗洛姆.逃避自由MI.刘林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 0 1 5.5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夏小正，译.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 0 2 0.6萨特.存在与虚无M.陈宜良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 0 0 7：57 1.7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MI.周煦良，汤永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 0 0 5：2 3.8罗松涛，陈科宇.从劳动异化到生存异化批判：基于弗洛姆对马克思人学思想的思考J.国外理论动态，2 0 2 1（3）：7 2 一7 9.9弗洛姆.为自已的人M.孙依依，译.北京：三联书店，1 9 8 8.10弗洛姆.爱的艺术M.李健鸣，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 0 0 8：1 9.11晏扩明.弗洛姆人道主义伦理学探究：人性、规范与社会主义J.齐鲁学刊，2 0 2 1（2）：7 3一8 1.12潘一坡.道德共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建构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 0 2 3，43（4）：1 1 一1 8.:63第33卷第3期23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 97 3.24司马光.资治通鉴MI.北京：中华书局，2 0 1 3.25二十五史补编C.上海：开明书店，1 937.26刘响.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 97 5.27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 97 5.28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 97 7.29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 990.30顾祖禹.读史方舆记要M.北京：中华书局，2 0 0 6.31史念海.论我国历史上东西对立的局面和南北对立的局面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 992（1）：1 0 2.Abstract:Yiyang Sanguan controls the north and south of the water,and has always been a thoroughfare from the south to thenorth.“Yiyang Sanguan was proposed by the people of Nanliang.The name of Sanguan appeared at the latest during theNorthern Qi Dynasty.Emperor Wen of the Wei Dynasty divided the Pingshi County into Yiyang County,which later becameYiyang County.During the Cao and Wei Dynasties,Yiyang County did not have any“three passes under its jurisdiction.At thebeginning of Taikang in the Western Jin Dynasty,Yiyang County began to have“three passes under its jurisdiction;During theLiu Song and Southern Qi dynasties,Yiyang County still ruled the“three passes until the beginning of the Southern Liang Dy-nasty;Later,due to the invasion from the north to the south,Yiyang County no longer had“three passes under its jurisdiction.Due to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three passes and the“Yiyang,although the regime changed and the administrativeregion changed,the“three passes also took this name and became a special name.Keywords:Three Passes;Yiyang;naming;administrative division信阳农林学院学报A Study on the Naming of Yiyang Three PassesLEI Shaotang(School of History,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 450001,China)2023年9 月(编辑：刘彩霞）(上接第6 3页）On the Loss and Reconstruction ofGroup Morality in 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XU Jiahe,WEI Hong(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Anhui Normal University,Wuhu 241002,China)Abstract: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 written by British author Daniel Defoe focuses on the collective destruction,blind con-formity,and religious superstition.Defoe in the fictional narrative projection historical truth,through the group perspective,criticized the development of destruction,mechanical convergence and surrender authority the three escape freedom mecha-nism.He points out that giving up self independence,abandoning the group love will make people fall into the dilemma of mor-al lost,and through the vision of reshaping group morality,it shows that the free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s should be a-chieved in a social community that establishes moral consensus,friendship and mutual assistance.The people-centered andlove-based humanitarian moral values advocated by the novel can provide inspiration and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ivicmorality in the post-epidemic era.Keywords: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group morality;humanitarian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