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与模式：晚清民初山西商人贩运湖北土布研究——以布商文书为中心.pdf

245流程与模式：晚清民初山西商人贩运湖北土布研究流程与模式：晚清民初山西商人贩运湖北土布研究一以布商文书为中心口晏雪莲周超宇【摘要】旺晚清民初，在洋纱洋布倾销之下，湖北土布业仍属繁盛，保有较大市场份额；山西布商借助现有产业分工体系，深度参与了对湖北土布的采购、加工及运销过程，形成了具备规范化、标准化、严格成本核算、精准把控市场需求等特征的商业运营模式。山西布商购布主要在由汉水等水系相勾连的市镇带完成，其中旧口、汉口二镇具有突出地位。其收购网络的构建依托于长庄与行店，长庄与短庄相对，多设于重要市镇；行店则以提供中介服务为经营特色，遍布于各产布区，是购布的主要模式。土布运输有着丰富实态，山西布商循着多条交通线路，将湖北土布大量运往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等地，并主要通过设立分号的形式构建土布销售网络。湖北土布业和市镇经济也在山西布商大规模、长期性贩运经营过程中得到发展。【关键词】晚清民初；山西布商；商业文书；流程与模式问题与资料明清以来，山西布商开始兴起并发展，行商范围几遍全国，在全国棉布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山西布商的商业运营流程主要涉及商品流通、信息传递、资金调拨及融通等方面，且以商品流通为核心环节，其经营模式和特点也在此过程中得以体现。从商业运营流程和经营模式角度对山西布商进行研究是一项十分必要的基础性工作，关于山西商人综合性研究中的部分章节和数篇专论山西布商的论文对此有一定探讨。如黄鉴晖简要分析了明*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明清以来我国传统工商业账簿史料整理与研究（1 5 0 0一1949）”（2 1&Z D 0 7 8）；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7 2 批面上资助项目“晚清山西布商商业运营中的金融问题研究-以商业文书为中心”（2 0 2 2 M722010）阶段性成果。246经济社会与文化清时期山西布商在松江、湖北、直隶、三原等地的经营活动和棉布购销方式；刘建生、燕红忠等对比了明清晋商和徽商棉布经营方式的异同，认为二者都有行商坐贾，但晋商并未兼营染坊；孟伟、杨波以对明清北京通州晋翼会馆的考察为切入点，认为翼城布商依托会馆，建立了集购买、加工、销售为一体的一条龙运营模式；成雁鸿简单论述了山西布商由行商到江坐贾及从依靠牙行经营到开设布行、布庄自主经营的贸易活动和经营方式的转变过程；魏晓错、冀苗以办布规程为依据，从对棉布的采购、加工、营销等方面探讨了清代民国山西商人的布业贸易。上述成果在为相关研究提供诸多启发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如对原始资料运用不够或认识不深，多泛泛而谈而未能进行聚焦和深化性研究等。这导致了关于山西布商商业运营各个流程和模式的分析，尤其是对以行店为主的购布模式和对棉布运输实态的探讨还有待进一步全面和深人。清代以降，湖北植棉业和纺织业发展迅速，成为全国棉纺织中心之一，且湖北地处全国腹心，水陆交通便利，故其所产棉布得以运销全国，衣被天下。作为湖北土布贸易的重要参与者，山西布商每年都将湖北土布大量外运他境，促进了湖北土布产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加强了其与各土布转运和消费市场的联系。近年来，随着古玩市场的活跃和国家对民间文书搜集与整理工作的日益重视，数量庞大的山西布商原始文书大量涌现并被集中出版。这些文书对山西布商在湖北这一主要商品来源地的经营贸易活动、运销湖北土布细节的记录和反映相对系统详实，具有极高史料价值。在前辈时贤的研究基础上，本文以山西布商规程、信稿等原始文书为主体资料，并辅以地方志、地方文史资料及商业调查报告等，聚焦于晚清民初山西布商收购、包装、加工、运输、销售湖北土布的具体环节，以探究这一时期山西布商的商业流程实态、模式及特点；并为证明在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倾销黄鉴晖：明清山西商人研究，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 0 0 2 年，第2 4 3 2 5 4 页。刘建生、燕红忠等：明清晋商与徽商之比较研究，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 0 1 2 年，第222225页。孟伟、杨波：明清时期北京通州晋翼会馆研究一一以明清时期的翼城商人和山西布商为重点，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 0 1 7 年第3 期。成雁鸿：清代山西布商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 0 2 0 年，第3 0 4 1 页。4魏晓错、冀苗：从办布规程看清代民国山西商人布业贸易，近代中国2 0 2 1 年第2 期。关于湖北棉布的市场腹地，可参见严鹏：地区产业竞争力之演化：湖北纺织工业的发展（1 8 0 0 2 0 1 2），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 0 1 6 年，第2 4 3 1 页。在现代纺织工业大规模普及应用前，晚清民国时期的湖北棉布生产主要依赖传统纺织技术，所得产品可称为“土布”，以与“洋布”相区别。本文专论山西布商对湖北土布的购销，若文中出现“棉布”，则表示布业贸易的整体情况。关于晚清民初湖北棉纺织业与棉布贸易的研究对土布购销细节和贸易模式有一定探析。相关著作主要有：张建民：湖北通史明清卷，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 9 9 9 年；任放：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 0 0 3 年；等等。相关论文主要有：王永年：明清湖北的植棉业与棉纺织业，中南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 9 8 7 年第3 期；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 9 8 9 年第1 期；张家炎：明清江汉平原的农业开发对商人活动和市镇发展的影响，中国农史1 9 9 5 年第4 期；段超：明清时期湖北地区商业发展初探，荆州师范学院学报2 0 0 0 年第6 期；宋伦、李刚：明清山陕商人在湖北的活动及其会馆建设，江汉论坛2 0 0 4 年第1 0 期；彭南生、严鹏：清末民初湖北乡村棉纺织业发展缓慢的因素一一兼与华北、江南地区比较，江汉论坛2 0 0 8 年第8 期；等等。247流程与模式：晚清民初山西商人贩运湖北土布研究下，湖北土布业虽受到一定影响，但仍拥有广阔的市场腹地这一观点进一步增添数据支撑。本文所使用的山西布商原始文书来自刘建民主编的晋商史料集成（简称集成），主要包括办布规程三本：咸丰年间湖北各处办布规程同治十年余庆堂各处办布底稿民国年间全国各地办布规程；布商信稿一本：咸丰某年平遥某布花店各处收信稿。据笔者考证，以上文书编撰者均与平遥布商相关；民国年间规程可进一步明确为民国八年全国各地办布规程，信稿则命名有误，应为同治三年平遥某布花店各处收信稿（简称同治三年信稿）。四份文书均为线装手抄本，竖体毛笔书写。咸丰年间湖北各处办布规程正文部分共5 5 页，9 0 0 0 余字，蓝色封面封底，无字；该规程内容丰富，包括平遥某家族或商号在湖北办布的地点，办布方式，布匹质量、规格、种类、价格，包装方式及费用，土布印染，运输路线及费用，重要交通枢纽，资金调拨，银两色平兑，山西花布杂货行新正行规，当日牙行行规等。同治十年余庆堂各处办布底稿正文共8 3 页，1 8 0 0 0余字；黄色封面封底（封面封底原本包有蓝色麻稠，绝大部分破损，仅残存四个角），封面有字：“辛未年，余庆堂，各处办布底高【稿”；主要介绍余庆堂在湖北、河南、河北、山东等地收购土布及如何成卷、浆染、包装、运输的过程。民国八年全国各地办布规程有文字部分1 5 9 页，2 3 0 0 0 余字，黄色封面封底，无字；该规程除介绍以安陆府为中心的土布采购和以天津为中心的洋布、纱线、杂货采购的各种规式外，还对运输路线、费用及在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地的卖布规则有重点说明。同治三年信稿正文今存1 1 1 页，3 0 0 0 0 余字；蓝色封面封底，无字；记录了湖北岳口、襄樊及河南、河北、山西、甘肃等地分号、派出机构及其他商号与平遥总号之间的商情互通与业务往来。上述文书时间跨度为咸丰年间到民国初年，其中大量篇幅与山西布商贩运湖北土布的流程相关，为本研究展开提供了基础条件。另外值得申明的是，山西商人规程多为“手抄本”，除常规性商业信息外，也记载货物成本等“商业机密”，属于更为专业的商业指南，多在家族或商号内部代际流传。但由同一行业不同年代的规程之间多有内容相似之处1现有研究多认同晚清以降，在洋布洋纱冲击下，湖北土布业所受影响不大，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如陈钧分析了汉口开埠后湖北土布仍然畅销的情形，并认为“时至2 0 世纪3 0 年代，湖北产棉县的农村家庭手工棉纺织业仍普遍存在”。见陈钧：论近代湖北自然经济的解体，江汉论坛1 9 8 7 年第1 2 期。规程中两次提到民国八年（1 9 1 9）：“天津海关估百货价格表，自民国八年七月初一日起”“计2抄会兴镇厘金底，自民国八年冬月初二抄”，由此可知“会兴镇厘金底”抄录于民国八年冬月，且根据笔迹和纸质可判断后面的内容当撰写、抄录于同一时间，故作此命名。民国年间全国各地办布规程，刘建民主编：晋商史料集成第6 8 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 0 1 8 年，第4 2 5 4 2 6 页。可参阅晏雪莲、周超宇：晚清山西商人与河北棉花贸易研究一一以商业文书为中心，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 0 2 2 年第1 期。同治十年余庆堂各处办布底稿，刘建民主编：晋商史料集成第6 8 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 0 1 8 年，第1 1 2 页。“辛未年”与“各处办布底高【稿”中间有“肥皂一半”四字，墨迹、笔迹与其他字不同，应为后来添写。248经济社会与文化可知，规程也存在行业内部互相传抄的情况。故布商规程不仅仅是某一家族或商号经商经验的总结，也是晋中一带布商中经营长途贩运业务者整体经商经验的反映。二、土布的收购(一)贸易规模与办布地点清代以来，湖北土布因质优及区位和交通之便而流通于全国各地棉布市场：“其名有扣布、线布、椿布、边布、大布、小布、梭布、条布诸种。其售货有山庄、水庄、京庄、门庄之异。其精者皆远行滇、黔、秦、蜀、晋、豫诸省。府布佳者东南吴皖之民亦珍焉。盖全省利源之所在，此为最巨。”晚清民初，随着西方势力侵入程度的加深及近代民族棉纺工业的兴起，洋纱洋布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湖北土布业的生存空间。一方面，来自天津等口岸的洋布经山西布商等商人之手运销西北各地，湖北土布市场腹地缩小，如府布曾畅销兰州、河州、西宁、碾伯、平?、泰安六处，“今只有兰州畅销”，“府庄销路宽，今只有平?、河州是正销”；另一方面，洋纱以其价格低廉之优势逐渐成为与土纱并重的织造原料，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纺织分离的现象。但总体而言，受益于国人消费习惯、传统交通条件和经济体系的保护，坚实耐用的湖北土布仍拥有较大市场，尤其受到乡村及山区居民欢迎。光绪末年，湖北“汉黄德及安陆到处机声，大约妇孺人人能织”，土布生产仍保持着繁荣景象，甚至到了新中国成立前后，“价值较低，且极耐用”的湖北土布虽“省外销量皆被机器纺织品代替”，但本省“自销量仍未减少”。湖北土布外销整体规模和市场占有率已难精准量化，但可从相关统计中感知一二。1888年至1 8 9 9 年（不含1 8 9 2 一1 8 9 4），集散湖北中部及东部土布的汉口通过海关输出土布1 0.2 万担，约合4 0 0 万匹。2 0 世纪初，湖北“长江上流地方所织制荆州布，每年自沙市及江口地方输向各地，其额不下十四五万担。其汉口地方内部一带织制品，应附近地方需要之外，通过厘金局输向其他地方者，概不少也”。据陕境汉江流域贸易表所载数据计算，光绪二十九年（1 9 0 3）十月至三十二年（1 9 0 6）八月，经汉江水运运往汉中地区的湖北土布多达2 3 7 2 6 1 卷，值银3 5 0 6 9 4 2.8 5 两。同期运往汉中地区的洋布为60265板，值银2 6 8 4 8 0.5 8 两；竹布为4 3 3 0 4 匹，值银2 5 0 0 8 0.6 两。三者共计银此处得益于孟伟、廖声丰清代山西茶商的茶规及其学术价值浅论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 0 2 2 年第1 期一文观点启发，特此说明。2（民国）湖北通志卷2 4 舆地志物产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 9 9 0 年，第8 1 0 页。3民国年间全国各地办布规程旧口镇办袍料布规则，刘建民主编：晋商史料集成第6 8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 0 1 8 年，第4 3 7 页。4（清）仇继恒：陕境汉江流域贸易表上，宋联奎等编：关中丛书第4 集，陕西通志馆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第1 页a。5中国土产公司编印：中国土产综览（初稿）下册，1 9 5 1 年，第1 3 5 页。湖北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北省志贸易，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 9 9 2 年，第1 6 6 页。汉口织布（1 9 0 1 年1 月），郑成林、刘望云主编：汉口商会史料汇编第一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 0 2 0 年，第9 8 页。249流程与模式：晚清民初山西商人贩运湖北土布研究4025504.03两，土布占到贸易总额的8 7%以上，此处数据虽难反映清末内陆地区土布洋布之争的全貌，但可作为其时土布仍保有广大市场的证明。下引数据则利于反映山西布商在湖北土布外销中的重要作用。德安府以盛产府布（亦称大布）闻名，宣统二年（1 9 1 0）至民国二十六年（1 9 3 7）间，每年行销山西、陕西等地多达1 6 9 万2 1 0 万匹；德安府治安陆在府布鼎盛时期，每年常驻有山陕布商达二十余家，每年出口府布六七万，值银一二百万两。随州厉山镇襄汉之咽喉，通南北之要冲，是山西商人办布的重镇，乾隆年间已建有山陕会馆，占地3 2 亩，房屋近8 0 间，会馆中立有公义布帮条规，山陕布商在厉山的实力可见一斑。汉阳府汉川县“有大布，有小布”，全国各地布商，“近而襄樊楚南，远而秦晋滇黔，咸来争市焉”；汉阳县“扣布”广受追捧，被大量运至汉口加以染造外销，山陕等地商人争相来此贸易。襄阳府的枣阳布畅销于西北，“陕甘居民多以枣阳布为必需品；三原、太谷经营布店与当铺之巨商，往枣者达数十家，骤马贩运，于途不绝”。荆门州以生产荆庄大布（亦称荆沙布）闻名，沙市、沙洋和后港为荆庄大布的大宗集散地，能容纳千人居住的沙洋山陕会馆的筹建资金来自每匹大布二文的“厘头钱”，山陕商人布匹贸易之繁盛由此可见湖北几无不产土布之县，德安府、安陆府、汉阳府、荆门州、襄阳府等府州土布生产较为集中。山西布商在湖北的重要活动地点在上文中已有大体呈现，规程则将购布地点详细到具体市镇（包括部分府州县治所，下同）。其中咸丰年间与同治年间规程所载办布市镇为：汉口镇、旧口镇、石牌镇、多宝湾镇、永隆河、泗港镇、蚌湖镇、唐县镇、长江埠、新洲镇、沙市镇、沙洋镇、后港镇等；民国八年规程所载办布市镇为：德安府、胡金（清）仇继恒：陕境汉江流域贸易表上，宋联奎等编：关中丛书第4 集，陕西通志馆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第1 页a10页b。土布包括大布和中布，表中称“大布，中国本机布也”“中布，亦中国本机布，有景庄、马口、汉川三种”；大布共8 4 6 5 4 卷，汉中卖价每卷1 7 两，共计1 4 3 9 1 1 8 两；中布共1 5 2 6 0 7 卷，河口卖价每卷十三两五六钱（取值1 3.5 5 两，下同），共值银2 0 6 7 8 2 4.8 5 两。洋布包括东洋布、印花布及湖北制造局所出之布；汉口买价十斤者每板约银5 两，八斤者约银4 两，七斤者约银3.1 5 两，三者平均买价为4.0 5 两，卖价照成本约加利一分（加利1 0%），为4.4 5 5 两，6 0 2 6 5 板共值银2 6 8 4 8 0.5 8 两。竹布“西洋花旗为最，外洋漂中国染者次之，汉口漂汉口染者为下”；汉口买价上等者每大匹6.3 5 两，次等5.7 5 两，再次4.8 5 两，卖价汉中每两加利0.1 2 5 两，为5.7 7 5 两，4 3 3 0 4 匹共值银2 5 0 0 8 0.6 两。且此处仅为土布“汉江一路之销数也，龙驹寨、潼关两路极少须加两倍”，（清）仇继恒：陕境汉江流域贸易表上，宋联奎等编：关中丛书第4 集，陕西通志馆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第4 页b。云梦县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 9 9 4 年，第2 8 4 页。李肇填：德安府布，金维汉主编：安陆近现代工商经济，1 9 9 2 年，第1 1 4 1 1 5 页。（同治）汉川县志卷6 物产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府县志辑9，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 0 0 1 年，第1 7 6 页。6（光绪）汉阳县志卷1 地理略，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湖北省汉阳县志（全），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 9 7 5 年，第4 5 页。杜超：建国前我市工商业概况，枣阳文史资料第1 辑，1 9 8 8 年，第1 2 7 页。千年风雨话沙洋，沙洋文史资料第1 辑，1 9 9 1 年，第1 4 页。赵振业：荆庄大布，荆门文史资料第6 辑工商经济专辑，1 9 9 0 年，第1 9 7 页。250经济社会与文化店、云梦县、长江埠、孝感县、应山县、枣阳县、厉山镇、涂家河、随州、浙河镇、晏家河、王家店、旧口镇、唐县镇、双河镇等；再结合同治三年信稿中所提及的岳口镇、老河口及上文所述之汉川县，可将办布地点绘制成图1。由图1 可直观感知，晚清民初，山西布商在湖北办布的地点主要集中于安陆、德安二府，且多沿汉水及其支流分布，形成了由汉水水系相勾连的办布市镇带，山西布商得以借水运之便收购湖北土布。老河口镇二滚河枣阳县(010水襄阳府唐得镇德安府苏山镇随州浙河镇应山县景家河王家店德安府河镇涂家河黄州府安陆府服金店右牌锁云梦寒荆门州孝感县拍口镇长江埠新洲镇沙洋镇永隆河镇多宝湾锅叉河汉川县辰港镇风锁酒港囍岳口镇蚌湖镇沙市镇汉阳府太白湖荆州府图1 资料所见晚清民初山西布商在湖北办布市镇资料来源：图1 应用QGIS软件制作，地图数据来源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1 8 2 0 河流、1 8 2 0湖泊河流、1 9 1 1 省级界线、1 9 1 1 府级界线；市镇坐标来源于CHGIS系统。注：（0 1 0 1）水为溉水；大江即长江。在各市镇中，旧口与汉口二镇的地位尤为突出。“湖北出布之处实属不少，若赴各路办买总有【由旧之马【码头提调”，作为产棉重地江汉平原的政治中心及水陆交通要地，旧口是山西布商在湖北办布的重要据点以及赴其他地区办买土布的总码头之一。在规程中，关于旧口办布的内容尤费笔墨，其他市镇的方位坐标、办布规格、白银使用规式等多以旧口为参照；部分市镇之布运销时，亦多先发旧口，再行转运。如石牌镇属钟祥县见咸丰年间湖北各处办布规程同治十年余庆堂各处办布底稿，刘建民主编：晋商史料集成第6 8 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 0 1 8 年，第5 5 1 5 3 页。2见咸丰某年平遥某布花店各处收信稿，刘建民主编：晋商史料集成第7 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 0 1 8 年，第5 7 1 6 9 页。咸丰年间湖北各处办布规程旧口镇，刘建民主编：晋商史料集成第6 8 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 0 1 8 年，第5 6 页。251流程与模式：晚清民初山西商人贩运湖北土布研究所管，在旧口西北一百六十里处，沙洋镇属荆门州所管，在旧口南四十里处，樊城镇系“襄阳府所在之地，在旧口西北”。多宝湾镇所出之布比旧口宽一寸，短一尺，所使银两样式与旧口同；由多宝湾发旧口，每卷下河脚力钱四十文，从河起船一应发脚则与旧口布相似。永隆河所出之布与旧口同，“惟是面窄三几分，稍短五几寸，身分轻些”，在此办买“平码银色皆从白【旧规”，发脚一应等亦与旧同。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汉口为三江交汇、九省通衢之地，“各省赴彼之物、由其地开办之货，势难以记算，银号票行周行交易，四路通达”，不仅是湖北最大的商埠，也是长江中游地区最大的商业城市。在汉口商品市场中，棉布业颇为繁盛，不仅贸易规模大，且行业专业划分最为详细，有白土布行、大布店业、印染花布业、色土布业等分。嘉庆年间，汉口形成了布业公所，用以规范管理棉布贸易，此外，汉口还有专营棉布贸易的商业街一花布街。除布业发达、商贸繁盛、交通便利外，汉口对于布商的重要意义更在于其作为湖北金融中心的地位。以钱业和票号业为例，据统计，宣统三年（1 9 1 1），汉口仅汉正街就有大小钱庄100余家；光绪七年（1 8 8 1），汉口设有票号3 3 家，数量居于全国各大市镇之首，是长江中上游及西南地区票号业的中心。钱庄、票号等金融机构不仅为汉口商业发展提供了银钱兑换、存钱取款、发行庄票、信用借贷、资金汇兑等金融服务，也辐射整个长江中上游地区。山西布商来湖北购布所需资金多经由汉口汇兑，如在旧口镇办布“用银昔年多由汉会兑甚便”，只因咸丰三年（1 8 5 3）遭兵灾（指太平天国运动）后，“又从沙市镇收会”。同治三年信稿也提及同治二年（1 8 6 3）冬月某日，该布商伙友于汉口收汇过聚兴成、会成玉两家商号宝银共7 0 0 0 两，并于十七日将这笔资金由汉口带往岳口镇用以咸丰年间湖北各处办布规程石牌镇，刘建民主编：晋商史料集成第6 8 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 0 1 8 年，第7 2 页。咸丰年间湖北各处办布规程沙洋镇，刘建民主编：晋商史料集成第6 8 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 0 1 8 年，第7 7 页。3咸丰年间湖北各处办布规程樊城镇，刘建民主编：晋商史料集成第6 8 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 0 1 8 年，第1 0 2 页。4咸丰年间湖北各处办布规程多宝湾镇，刘建民主编：晋商史料集成第6 8 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 0 1 8 年，第6 4 6 5 页。咸丰年间湖北各处办布规程永隆河，刘建民主编：晋商史料集成第6 8 册，北京：商务5印书馆，2 0 1 8 年，第8 2 页。咸丰年间湖北各处办布规程汉口镇，刘建民主编：晋商史料集成第6 8 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 0 1 8 年，第9 0 页。湖北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北省志贸易，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 9 9 2 年，第1 6 7 页。8李德复、陈金安主编：湖北民俗志，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 0 0 2 年，第1 4 0 页。参见杨国安：钱庄、票号与银行：清代以来汉口金融业的发展与变迁，中国经济与社会史评论2 0 1 8 年卷。关于清代汉口金融业的概况，还可参见石莹：清代前期汉口金融业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2 0 1 0 年第4 期。咸丰年间湖北各处办布规程旧口镇，刘建民主编：晋商史料集成第6 8 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 0 1 8 年，第5 6 页。252经济社会与文化办布，汉口在布商资金调拨中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见(二)采购模式湖北的土布生产单位以散落在广大乡村的个体农户为主，且出现了专业的机匠和机坊。农户和机户在土布织成后，或等待布贩、客商下乡收购，或亲往附近市镇的集市上售卖。山西布商字号中资力较强者为延展其在棉布购销流程中的参与度，以获取更多利润，往往委派专职人员在外负责棉布采购、运输及加工事宜。由同治三年信稿可见，该平遥总号有数位伙友常年奔波于外，将湖北、河南等处所产之布运往山西、陕西、甘肃等地，并在总号的遥控指挥下把控货物运销的具体流程。就山西布商在湖北收购土布的模式而言，虽有直接下乡向农户收购的情况发生，但绝大数情况下是在市镇中，以设立长庄自行采办或依托行店代办的形式完成的长庄与短庄相对，由山西布商购置或租赁房屋，长期设立于湖北土布产区的重要市镇之上，可视作布商在外的派出机构，或可称分号、分庄。长庄的维护和管理由布商自行负责，为异地购买土布提供了食宿，货物收购、存储、包装的场所，成为山西布商在外经营的重要据点。设立长庄后，布商或坐庄向布贩、机户、农户收购，或主动到集市和乡1咸丰某年平遥某布花店各处收信稿，刘建民主编：晋商史料集成第7 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 0 1 8 年，第6 0 6 1 页。2任放：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 0 0 3 年，第1 9 2 页。3试举两例：同治二年腊月，该布庄某伙友“带货一路平顺抵樊”，并在信中向总号报告“樊至赊路途平妥无碍，是以咱之梭布于月之初五日如数觅船运赊待到赊速为飞发”，至于“咱岳、白【旧发平之布，前日由樊如数发起晚在赊、樊两处照拂，咱岳、白【旧、汉之梭布，后首如有收到之布，看事速发樊城宝银数一千二（百）三四”（咸丰某年平遥某布花店各处收信稿，刘建民主编：晋商史料集成第7 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 0 1 8 年，第5 9 6 0 页）。下乡收布往往较别种方式花费要少，但一切流程均需客商自己办理，也面临货物种类不全的问题。如在汉口附近办买乡布，定价、看庄、作染、换银买钱等均“系客自为办理”，且通过行店“所开之货均属一体”，乡办之梭“虽价便宜，货势不能齐楚”，在平遥出售时，货缺之时尚可，若是货涌，则售价总得“较店之货少卖半分三厘”，故办乡布“较比行店之费省银一分之谱尚可”，价格相似之时则不合算。咸丰年间湖北各处办布规程汉口镇，刘建民主编：晋商史料集成第6 8 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 0 1 8 年，第9 3 页。魏晓错、冀苗认为山西商人在外采办棉布，通常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在办布地点设置布庄、布铺等长庄来直接采办，二是委托行店代办。详参魏晓错、冀苗：从办布规程看清代民国山西商人布业贸易，近代中国2 0 2 1 年第2 期。）“庄”既可指商号，也可指货物收购的交易场所，“号”为字号，有品牌、信誉、实力的意味在其中，更多的与棉布销售业务相关。位于产地的长庄主要负责棉布的采购、加工、运输等，多不涉及棉布销售业务，无须通过字号来彰显品牌，故此处不应将其看作完全意义上的分号。清代前中期势力颇盛的山西翼城布商在苏州设有分号以收购棉布，并建有会馆，此处之“分号”或许即为长庄。关于翼城布商及其在苏州的经营活动，可参见黄鉴晖：明清山西商人研究，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 0 0 2 年，第247249页；孟伟、杨波：明清时期北京通州晋翼会馆研究一以明清时期的翼城商人和山西布商为重点，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 0 1 7 年第3 期。这其中自然离不开经纪人、验布人等中介势力的参与。253流程与模式：晚清民初山西商人贩运湖北土布研究下采买。作为产棉重地江汉平原的水陆交通要地，旧口镇久为山西布商在湖北购布之长庄；云梦县为“西客来楚贩布”的必经之地之一，故西商多于此地租赁房屋，“立店号十数处，本地贸易市店亦籍以有无相通”。同治三年信稿中多处提及“旧号”“埠号”“汉号”等，可见除旧口外，该布商也于长江埠、汉口等处设有长庄，负责土布收购、加工、转运业务。以往研究中，对于清代山西布商的经营活动，多强调其采用总分号制的形式构建棉布购销网络，对于行店，少有提及。而在规程中，相较于“长庄”，对通过“行店”购布规式的说明更为详尽，在办布重要市镇汉口，则直接言明“在彼办布，如有长庄另占栈房一切应等化【花费务必重耳，若无长庄即住行店办买”，在明确表明长庄与行店是两种不同的办布模式的同时，也凸显了行店的重要性明末清初，在湖北土布产区尚未兴起之前，山西布商于松江地区购布便主要依赖于行店，这与清朝关于客商收买或售卖货物必须通过牙行，不许与各地无贴商贩和生产者私相买卖的规定密切相关。褚华之六世祖精于“陶猗之术，秦晋布商皆主于家门下，客常数十人，为之设肆收买”，为获取更多利润，该行店利用垄断地位，直至客商临行之际，才将所收棉布高价卖出，以至“富甲一邑，至国初（指清初）犹然”。为减少行店影响，乾嘉年间，来松江购布的客商“乃自募会计之徒出银采择”，行店的利润“惟房屋租息而已”。不难想见，设立长庄虽有利于降低本地势力在棉布采购中的影响力，但在大多数重要市镇都设立长庄既不现实，也无必要，且并非所有布商都有足够实力在异地购置或长期租赁房屋。再加之湖北土布产区的行店素有服务周全，价格合算的优势，故行店在晚清民初仍为山西布商在异地办布的重要依仗。同治三年信稿提及同治二年末，“咱邑公益盛在熊益泰行定过布三百卷，布价三钱七分五厘。至于日兴盛买过布六百卷，至今俱1咸丰年间湖北各处办布规程旧口镇，刘建民主编：晋商史料集成第6 8 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 0 1 8 年，第5 6 页。（道光）云梦县志略卷1 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府县志辑3，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 0 0 1 年，第3 6 2 页。3如黄鉴晖认为“设在陕西三原县的山西布商字号，在湖北公安等县，河南禹州等州县，宁夏、兰州等地都有它们的分号”。黄鉴晖：晋商经营之道，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 0 0 1 年，第1 2 9 页。咸丰年间湖北各处办布规程汉口镇，刘建民主编：晋商史料集成第6 8 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 0 1 8 年，第9 1 页。5彭南生、严鹏认为近代以来，在湖北织布业较为兴盛的地区，布商对于土布生产的介人是被动消极的。由于机户织布与卖布的季节性，客商对行情和市场需求不熟悉，必须借助于当地盛行的行户（行店）居中联系，土布生产者与购买者是相对独立的主体。彭氏在作出行户并未对当地乡村棉纺织业向半工业化推进起到积极作用的判断的同时，也从侧面印证了行户这一模式在湖北土布贸易中的普遍性。详参彭南生、严鹏：清末民初湖北乡村棉纺织业发展缓慢的因素一一兼与华北、江南地区的比较，江汉论坛2 0 0 8 年第8 期。见谢秀丽、韩瑞军：清代前期民间商业信用问题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 0 1 2 年，第1 0 5页。褚华：木棉谱一卷，吴省兰：艺海珠尘：集第4 0 册，清乾隆刻本，第1 4 页ab。8熊即熊街，形成于明代，为旧口有街之始，亦为旧口之代称。参见余国海：旧口古镇建国前大事记，荆门：钟祥市作家协会郢南分会，2 0 0 4 年，第1 3 页254经济社会与文化已发起，至后亦未付银定布。其余诸号之布，尚未运发，所有咱号之布赶廿二、三日可以发起”，此处之“益泰行”即为旧口镇之行店。另，由同治三年信稿关于“短庄”的记叙，如“刻下云梦、岳口等出布之处，钱数屡吊【掉，布价屡涨，皆因沙市、老河口短庄客抢办之故耳”“彼时银两未曾收足，不料咱抵孟地屡有短庄抢办，是以钱价陡小”，可见短庄为布商暂时设立的收购点，其经营形式更为灵活，对市场价格的影响也更加明显，大多数情况下短庄当为依托行店而设，体现了山西布商利用行店的主要方式。表1 统计了规程所见部分市镇行店的土布经营种类与字号名称。表1规程所见部分办布市镇行店名称表办布市镇土布经营种类行店宏大布店、泰来布店、旭高布店、怡布店、松大布店、昌大布店、久汉口镇青布大布店、朱立大布店、永昌布店德安府仁寿长、大房和、长裕祥、合盛文、恒泰元、永盛顺、永盛元义泰恒、亿成训、义和成、洪茂长、裕生暑、树董德、永昌和、恒顺府庄布胡金店泰、复兴顺、恒兴春苏庄布与府庄相同永盛、永昌、源顺、福昌、元丰复、益昌仁、正昌恒、福兴成、厚生云梦县苏庄布和、震昌恒王家店京庄布永兴得、永泰和、合盛源、裕盛和枣阳县永兴、复兴、德兴、通顺、桐顺、永盛、同升、同盛、公茂、新兴、福生应山县黄泰和、曹协泰、孙元顺、韩恒、谌茂泰、韩福、郑泰昌、郑开泰随州厉山布义森、源盛、泰丰、隆盛浙河县邹震昌、黄德成、龚全盛、方恒义、万顺、泰兴晏家河阔布复盛宏旧口镇袍料布刘永盛（大房）、罗保合（二房）、罗协和（三房）、刘新泰（四房）资料来源：汉口镇数据来自咸丰年间湖北各处办布规程汉口镇，刘建民主编：晋商史料集成第6 8 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 0 1 8 年，第9 3 9 7 页；其余市镇数据来自民国年间全国各地办布规程，刘建民主编：晋商史料集成第6 8 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 0 1 8 年，第4 3 4 4 3 5 页。湖北土布产区中的行店多由本地实力雄厚商人领取政府相关证明后开设，并不直接咸丰某年平遥某布花店各处收信稿，刘建民主编：晋商史料集成第7 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 0 1 8 年，第6 8 页。2咸丰某年平遥某布花店各处收信稿，刘建民主编：晋商史料集成第7 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 0 1 8 年，第6 9 页。咸丰某年平遥某布花店各处收信稿，刘建民主编：晋商史料集成第7 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 0 1 8 年，第1 4 5 页。255流程与模式：晚清民初山西商人贩运湖北土布研究经营土布贸易，而是以为客商提供交易场所、食宿、换银买钱、土布质检、包装与存储、维持交易秩序等服务为经营特色，并在土布购买、加工、运输等环节中居中联系。由表1 可见，各市镇上的行店不止一家，且各有其主要经营的土布品种，之间形成了有效竞争关系，旧口镇办袍料布四家行店则为联号关系。民国八年规程中对各个集镇的办布行店记载更为详细，证明行店因其优势，在民初仍为最主要的办布模式。经纪客则类似于行店的门客，在机户、布贩与布商之间起撮合买卖的作用，并赚取佣金。行店提供的服务类型多样，涉及土布贸易的方方面面，且因时因地因店而有所不同。咸同年间，在多宝湾办布先住行店，换银买布之事“由店主招拂，看庄（负责检验土布质量的技术人员）经手”，布商不过在土布成卷时略视一二，伙食则不在行店服务之内。在旧口办布若住行店，“每一家店主不果【过与客一间房屋，紧要家锯具店主按【安置”，并负责提供伙食和为成卷后之布匹上水印事宜，换银买钱则由布商亲自栋择钱铺办理；经纪客负责将机户之布集中至行店，自看庄提调后，供布商挑选，成卷事宜亦由经纪客负责。在后港镇办布，行店负责联系染色事宜，欲“装染何色”，与店主一并言妥即可。?民初，部分行店提供的服务更为周全，部分市镇从土布的收购、包装到部分路程的运输及各项具体成本的支付均由行店负责，客商只需与行店结算即可；且为了提升交易效率，各项费用虽多以铜钱结算，但客商不必再将所带银两兑换成铜钱，而是按照钱价折算后直接付与行店银两。行店收益主要来自佣金，与土布交易量直接挂钩，故在通过提如咸同年间，在旧口通过行店办布，每花费一千文，布商需出用钱二十文，其中行店店主得十文，经纪分用钱十文。咸丰年间湖北各处办布规程旧口镇，刘建民主编：晋商史料集成第6 8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 0 1 8 年，第5 9 页。咸丰年间湖北各处办布规程多宝湾镇，刘建民主编：晋商史料集成第6 8 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 0 1 8 年，第6 4 页。此处之“水印”或为行店字号名，是其信誉、货物质量的象征与保证。咸丰年间湖北各处办布规程旧口镇，刘建民主编：晋商史料集成第6 8 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 0 1 8 年，第5 7 5 9 页。同治年规程记载，在旧口办布，某行店店主“仅与客房屋一间，家具以及调货高低，随客自便”。同治十年余庆堂各处办布底稿旧口镇，刘建民主编：晋商史料集成第6 8 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 0 1 8 年，第1 2 2 页。咸丰年间湖北各处办布规程后港镇，刘建民主编：晋商史料集成第6 8 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 0 1 8 年，第7 9 页。如在德安府治办布，买布钱、折工钱（十五文五四）、绳子钱（卅文）、皮布钱（廿文）6外缴银（二分）、下力钱（十二文）等十项成本均按照一两白银等于两千文铜钱的价格折算为白银支付。民国年间全国各地办布规程德安府发布外缴式，刘建民主编：晋商史料集成第6 8 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 0 1 8 年，第4 3 9 4 4 0 页。就民国八年规程而言，机户与客商均需支付佣金，如在胡金店办布，“每匹扣机户用钱廿文，客与行出用钱廿文”；在云梦县办布，“每匹扣机户钱十文，客与行出用钱廿文”。在佣金以外，客商还需每卷另贴布一匹左右，作为支付给行店的土布打包费用。如德安府“每百卷贴皮乔布一百一十五匹”、胡金店“每卷净卅匹，客贴皮乔布一匹二”、浙河镇“每匹客与行出用钱八文，每卷又与行贴布一匹二”。为了吸引布商，有些行店会对其进行返利，如民初在枣阳县办布，“每百卷行与客回节布十八匹”，在唐县镇“买布一匹，（行店）扣机户钱十四文，与客回钱十文”。民国年间全国各地办布规程，刘建民主编：晋商史料集成第6 8 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 0 1 8 年，第4 2 8 4 3 0 页。256经济社会与文化供优质服务的方式招徕更多客商人住的同时，行店也尽力吸引更多机户和布贩来本店售卖，甚至会在产布季节委派伙计到乡下与机户联系以抢占先机。晚清民初，安陆各家行店甚至联合建立了“布行公所”，布行商人经常在此集会，以商讨收取“行佣”金额，与布商商收购价格，而行业同会的设立，也再次印证了行店这一商业模式的普遍性。作为客商，山西商人于重要市镇设有会馆，除上文所述厉山镇与沙洋镇外，各办布和中转市镇也有山西商人会馆的身影。咸同年间，在旧口办布每一千文需出“山陕会馆厘头钱二十文”，民初在旧口办袍料布，每卷出“会馆担头钱六十文”；在王家店办京庄布，出“会馆担头五十文”。由荆紫关发布，每担出“会馆担头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