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江海博物馆馆藏石刻的文化意蕴与表现特征.pdf

【文物赏鉴】Appreciation of Cultural Relics从物态层面来看，石刻可以将哲理、思想、观念等无形的东西具体化、物态化，将某种文化凝定下来，形成一方方真实可见的石刻，并借助于石刻书艺的超妙及石刻坚固持久的特性，与当时社会各要素融通、互动，从而产生新的文化内容。江苏省江海博物馆馆藏的这两件石刻（图1），是一种正面的文化凝定，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当时社会中工程管理法制体系的冰山一角，感受当时社会共同价值观念宣传以及官吏的政治措施的推行、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公众道德框架的约定俗成。1石刻的文化渊源吕氏春秋孟冬记记载：“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究其情。”春秋时期，印章主要钤盖于器物上，一些陶豆、陶缸、陶缶上会有钤印的文字，主要功能就是凭信，证明器物的出处作者和作坊，这就是“物勒工名”。简单而言，“物勒工名”就是将自己生产创作或者监督制作的物质产品刻上自己的名字，便于后续流通者快速找到器物的出处，也方便管理者检验所对应生产物品的质量与数量。该制度率先在秦国实行，起源于国家对手工业的管理，是大秦帝国的崛起印记，蕴含着责任意识、工匠精神、诚信意识、质量生产管理意识等，是我国历史上的制度遗产。“物勒工名”造就了一大批高质量工程，如明长城、赵州桥、翠微宫、玉华宫等。尤其是在筑城工程领域，对这种责任到个人、勒名体系严密的管理制度进行了充分的运用和发展。比如，长沙天心阁的古城墙也发现了一块勒刻着铭文的明代洪武年间窑砖，上面记载着“长沙府礼陵县提调官典史陈福司吏冷荣/作匠王人户刘高叔/洪武七年八月造”。2江苏省江海博物馆馆藏石刻的文化意蕴与表现特征江苏省江海博物馆馆藏的这件石刻上（图1右侧【作者简介】施金燚，女，汉族，本科，馆员，研究方向：文物鉴赏与修复。江苏省江海博物馆馆藏石刻的文化意蕴与表现特征摘要：每一块石刻都隐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它们是研究历史、艺术、经济、绘画等多重领域历史发展与未来走向的宝贵资源。文章以江苏省江海博物馆馆藏的两件石刻为研究对象，从文化建构、凝定与衍生的视角，分析石刻外在表现特征，进一步探索隐藏于石刻背后的多元文化因子。关键词：石刻；文化意蕴；表现特征DOI：10.20005/ki.issn.1674-8697.2023.13.002施金燚（江苏省江海博物馆，江苏南通226100）图1石刻0052023.7（上）IDENTIFICATION AND APPRECIATIONTO CULTURAL RELICS文物鉴定与鉴赏石刻），鲜明雕刻着“督造官江南苏州知府魁元”几个大字，从文化建构、凝定与衍生的视角分析，“督造官江南苏州知府魁元”除了表示该石刻督造者身份和地位之外，还有着深层次的社会文化属性。2.1中国古代法制文明将参与主体、生产日期、生产时间、督造主体等参与社会工程或重大产品建设的各个要求铭刻于产品之上，公布彰显，以备查考，以垂久远，这是古代法治思想与体制在社会层面的生动实践，主要由铭金和刻石组成。其中的刻石正与江苏省江海博物馆馆藏的两件石刻相对应。长期以来，研究我国古代法治思想、制度、运转体系的学者，过于重视国家层面的典章制度、法律政策，倾向于宏大叙事和众声喧哗的法制史探索，而对古代法律如何执行与落实相对轻视。这两件石刻用坚实恒久的石材材料作为工程质量管理体制的重要载体，以督造者个人姓名、职位为追溯文字，在文本之外与当时社会工程管理法律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有庄严、永恒、公开、权威、警示等作用，还有文献、文物、制度三个特征，蕴含着独特的法律智慧。从文献属性看，馆藏石刻上刻的“督造官江南苏州知府魁元”是典章制度运行范例，具有客观性、真实性，具有文献史料价值，表明该工程为江南苏州知府魁元所督造，以后出现任何问题，都能够及时准确地找到工程负责人。从文物属性看，这两件馆藏石刻是我国古代工程质量管理理念的物质呈现，体现出公开性、社会性。从制度属性看，这两件馆藏石刻体现了石刻艺术与我国古代工程质量管理法律规范的有效结合，“督造官江南苏州知府魁元”多属行政规范，是当时社会工程质量管理法律落实的最终环节，说明督造官江南苏州知府魁元为上级部门所任免，且相关工程已被江南苏州知府魁元所验收，体现了当时社会工程质量管理法律具体的实施执行情况，具有明显的法律效力。显然，将石刻艺术与我国古代工程产品质量管理理念、法律结合到一起，是我国古代法制文明的原生史料群，其历来已久，且被历代继承和改造。2.2廉洁奉公的官场文化廉者，政之本也。廉洁奉公，为前人所追崇，也为后人所践行。为官者，应把人民利益、社会利益放在前面，把个人利益放在后面，在执政过程中追求以俭修身、以俭兴业，勇于担当、积极作为，做好一方的父母官。“督造官江南苏州知府魁元”几个大字贯穿着责任和廉政，表现出明晰、严厉的问责理念，便于以后追究处罚相关责任人，对未真正履行监造职责者进行处分，对不合格产品按名索骥，防止以次充好和仿冒行为。这种精确到人的管理制度等于现在的质保保证，构造了较为完善的质量追溯体系，起到监督产品及工程质量的作用，同时也是一种责任担当，让留下姓名者自己承担褒贬。因此，出于诚信或自保的动机，最高负责者即监造者就会通过制定好的“法式”，借助法律严格审核程式，要求督造工程或作品的制作应做工考究、工艺精湛，考查各个工匠的手艺，有效加强督造作品或工程监督过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净化了官场氛围，防止官员从中谋取利益。如果以后督造工程或作品出了问题，那么上级官员就能够根据石刻上所刻的监造员姓名直接落实到个人。该石刻艺术作品虽年代久远，历经几个世纪的风雨，表面也有几处磕碰，但整体上仍旧是一流的石刻作品。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当年的勒名制在确保与提升督造作品或工程上确实起到了作用。2.3社会诚信文化的强化与表达我国信史开端始于商周时期，诚信文化甚至成为当时治国理政的重要标准。社会各领域各行业的有效运行，离不开高效、科学、公平的质量管理体制。在为政过程中，诚信是指对管辖的事务积极负责，是对自己的承诺积极践行，带头诚信并取信为民。督造官，是政府的权威。“督造官江南苏州知府魁元”几个大字，彰显出当时执政者对诚信文化的重视，是督造者对工程建设的庄严承诺。刻有“督造官江南苏州知府魁元”的石刻，等同于督造工程质量检验合格的物质体现。“物勒工名，以考其诚”。非匠心无以成经典。“物勒工名”制度有两种形式：一是“官勒”；二是“私勒”。显而易见，该石刻为前一种，实行的也是官府的统一格式，在实质工作职能上更像是今天政府单位下的工程质量管理部门，所对应的制度实行领域是官营机构，确立的是产品质量责任关系。国家强制要求将督造官名字刻在石刻艺术作品上面，就意味着石刻的生产与流通势必会有官府现场看验，督造工程或作品也会被官府所记录。“功有不当，必行其罪”。石刻艺术上的名字意味着督造者终要面对质量的叩问，敢于在上面留下姓名，体现了督006Vol.256【文物赏鉴】Appreciation of Cultural Relics造官对督造作品或工程质量的敬畏与信心，表示对产品的质量负责。在严厉的惩罚机制以及完善的追责体制下，此种行为方便考查督造者是否忠诚，督促督造者公正用权、廉洁自律，在督造过程中突出实事求是，敢于较真，敢抓敢管，坚决抵制对上级官员欺瞒糊弄、对督导工作敷衍了事、对督造工程以及使用者逢场作戏，这有利于树立官员为政标准，大力推进政务诚信，树立讲诚信的责任和担当，并以此强调以诚为本、以信为先在工程生产与质量管理中的重要性。因为上一级部门可能会在某一个时期对产品或工程进行检验和抽查，不符合相对应质量标准时，整个工程监督与生产体系都会被问责，而这个时期可以是工程竣工之时，可以是工程发生重大问题之时，也可以是工程正常使用之时。为了维持自身生命安全与信誉，督造者必须严于律己，摒弃把督导工作当作敛财工具的私利想法，践行公正、自律、创新。同时，第三方政府部门的加入，在保障督造作品或工程质量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能够促使督造作品或工程相关主体在品质和工艺上要求更为精细，以政策法令震慑工匠不敢偷奸耍滑，有效规避“豆腐渣工程”的出现。这说明了当时统治者对诚信文化、工匠精神的高度重视。2.4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工匠精神不是舶来品，如何铸就工匠精神，是每个时代的社会之问。一个朝代，一个国家，离不开工匠精神，离不开追求精益品质、勇于探索新工艺的伟大工匠。从工匠精神铸就与传承的角度而言，“督造官江南苏州知府魁元”几个大字，不仅仅是廉洁文化、诚信文化、质量文化、管理文化等文化的集合，也在悄然生息地滋润着工匠精神的生成。一方面，石刻作品上的姓名，意味着一种责任，一种对石刻艺术作品负责的责任，一种对石刻艺术参与者交代的职责。这是因为石刻作品上的名字，必然存在被上级抽查的概率，在那个将工程质量写入法律的历史时期，假如查出石刻作品在某些方面出现问题，就会连累整个监督与生产过程涉及的人员，他们会受到严厉的追责和惩罚。由此，在督造工程的全生命周期，督造官都会以高标准、高要求督导产品或工程，对产品或工程在材料选择、施工技艺、施工质量等方面精益求精，能够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并根据督造工程或产品生产特征进行细致分工，借助分工的细化和专业化，以确保工匠专业技术与工程、产品生产目标相一致，充分发挥工匠专业技术，打造有质量有口碑的产品或工程，这种现象尤其在社会重大工程项目建设更是如此。另一方面，石刻作品上的姓名是对督造工程或作品质量与数量的肯定，能够形成一定的口碑，也就是今天的品牌效应。为了个人名声和集体命运，督造产品或工程参与主体会自觉保证并不断提高产品及工程质量。也正因为如此，我国历代才会诞生大量做工精致、质量优良的产品和工程，也正是以明其责的“物勒工名”管理体制，才会让产品或工程的生产者、督造者树立精益求精、精雕细琢的精品意识，激发创造优质产品、开发新工艺的创新热情，在全社会形成追求品质、勇于攀登的共同价值，传承与发展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2.5社会秩序规范有序的直接体现在历史时期的中国，石刻艺术在全国流行，官府建造的石刻也数不胜数。值得注意的是，“物勒工名”制度并不只是一种单纯的工匠钤记，还是一种强制性的、必须性的、政治性的工程管理文化，是一种匠役管理制度。石刻艺术上所注释的名字“江南苏州知府”，江南苏州知府不是工匠，且在当时社会执政体系中并不是一个小吏，这相当于现在的市长，其自身没有将名字刻于石刻之上的主观动机。由此可以推论，是当时执政者自上而下要求督造者主动面向自己所管辖、监制的督造作品或工程，留下姓名标志。一座小小的石碑，就能够严格施行“物勒工名”制度，直接落实到所处历史时期所处地区知府，这无疑是社会清明的证明，突出了当时工程管理制度的严格和全面，这对有力保障社会重大工程的质量、提高工程设计标准、推动重大工程朝着规范化方向迈进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这几乎适用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如筑城、铁器、陶器等。也正因为“物勒工名”制度的建设与发展，所以后续才会涌现出一大批技艺精湛的艺术家，推动工程技术多次革新。久而久之，这种外在的约束和压力，就会促使社会政府人员、民间工艺者形成一种自觉追求精益求精的意识和行为。2.6璀璨的书法文化自石刻艺术诞生而来，与书法艺术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先秦时期，因为石刻艺术载体的体积与面0072023.7（上）IDENTIFICATION AND APPRECIATIONTO CULTURAL RELICS文物鉴定与鉴赏积相对较小，再加上石刻工艺的滞后，因此当时石刻文字往往以寥寥数字出现，且石刻文字形式较为随意，注重文字的内容而非视觉美观。到了秦汉时期，石刻艺术历经时间的沉淀与发展，在载体面积与工艺水平上有了明显的提升。这个时期的石刻文字不再像过去那样毫无章法，只有内容而无形式，人们对石刻艺术有了更高的要求，涌现出大量具有书法艺术气息的石刻文字作品，甚至还出现了依崖而刻的摩崖书法。不同学派、不同风格的书法文字成为点缀石刻艺术不可或缺的法宝。东汉年间，盛行立碑之风尚，石刻书法达到了石刻书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这两件馆藏石刻根据石刻文字内容以及石刻外观，推测为清代石刻作品。这个时期各个地区的石刻艺术无论是在材料还是装饰技术上，都较以往有了明显的质的提升。书法艺术为历代文字所向往，被视为读书人为官的首要条件。作为与书法艺术相辅相成的石刻艺术，自然离不开传统艺术的书法点缀。江苏省江海博物馆馆藏的这两件石刻，其文字位于石刻作品相对比较平整的中心石面区域，生动地再现书写的痕迹，不失笔画的局部精细。从整体上而言，全篇布局疏朗又紧密，用笔方圆兼备，线条粗细均匀，字体倾斜角度略有变化，字形为宽阔取势、大小均一，点不挑起、撇开为点，字里行间韵味十足，气势庄严雄浑，结体呈竖向长方形，给人以气象万千之感，为不可多得的书法精品。仔细观察，该石刻艺术上部分笔画比较挺拔有力，粗壮而不臃肿，而下部分字迹则比较生动自然，显得更为舒展扩张、平实温润，对于这种情况，个人推测是石质上下密度不太一样，存在大小差异。江苏省江海博物馆馆藏石刻上的书法艺术，当然有不如墨迹的地方，但是其字形大小相间，舒朗开放，方正平稳，略显刚劲，字与字独立而不牵连，构成了方整厚重的效果，即使经过多年风雨侵蚀，也每笔起伏俱在，形体并不因石刻而有所损伤，从中可窥见我国繁荣灿烂的书法艺术局面，也充分展示出高超的刻石工艺。由于是经过刀凿的刻石文字，并不如在纸上书写那般，在坚硬的石材上刻字，很有可能会因为刻石力度大小、石质密度或者刻石工具锋利程度而走样。仔细看这两件馆藏石刻的文字，似乎与原来手写的字样并无差别，但也蕴藏着纸字缺乏的意趣和韵味，如多长横长竖、大撇大捺，经刻与拓之后每个字使人倍觉意境鲜明，于不和谐中求和谐。虽字不多但足见造诣，让人顿感书法之美，并且精神流于笔端，气势凌厉，不得不让人钦佩刻者手法之精妙。3结语我国自古就有崇尚金石的文化心理，如西周“器以藏礼”、春秋“器以布法”、战国“物勒工名”，江苏省江海博物馆馆藏两件石刻与战国“物勒工名”颇为相似，除了凝定中国古代法制文明的文化精神以外，还将石刻艺术与我国古代工程产品质量管理理念、法律结合到一起，体现当时社会工程质量管理法律具体实施执行情况。在参与了其时代的书法文化、官场文化、诚信等文化建构之外，还突出了璀璨的书法文化、廉洁奉公的官场文化，摒弃把督导工作当作敛财工具的私利想法，践行公正、自律、创新的为政文化。此外，还以当时社会工程管理法制以及社会前进法制为联系，发生了工匠精神的文化衍生现象，引导产品和工程生产者、督造者树立精益求精、精雕细琢的精品意识，激发创造优质产品、开发新工艺的创新热情，在全社会形成追求品质、勇于攀登的共同价值观。注释王星.论宋代石刻的文化建构、凝定与衍生功能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3（3）：106-111.彭建兵，李君怡.石上风景：黔桂界邻民族地区摩崖石刻所见生态文化之历史叙述J.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22（5）：1-6.陆艳清，苏洪强.龙道古村石刻楹联的文化意义及当代美育价值J.美与时代（下），2022（9）：50-53.王建波，刘益德.论榆林红石峡石窟石刻的文化价值J.西部学刊，2020（18）：63-66.彭国华，刘凯雄.关中唐陵石刻纹样的再设计与应用研究J.包装工程，2020，41（16）：285-293，297.尚荣.南京孝陵石刻艺术与明代政治文化研究J.艺术工作，2022（6）：19-22.杨娟，张小虎.大足石刻中的孝道文化源流及价值建设启示J.大足学刊，2022（00）：233-244.008Vol.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