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亲密度与大学生抑郁：社交焦虑和感恩的作用.pdf

家庭亲密度与大学生抑郁：社交焦虑和感恩的作用*刘海东1虞芷筠1叶宝娟1杨强2(1江西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南昌330022)(2江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南昌330022)摘要为探讨家庭亲密度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及社交焦虑和感恩在其中的作用，本研究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采用问卷法对 1027 名中国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发现：(1)社交焦虑在家庭亲密度与大学生抑郁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2)感恩调节了家庭亲密度对大学生抑郁的直接作用以及社交焦虑的中介作用。与感恩水平较低的大学生相比，家庭亲密度对抑郁和社交焦虑的负向预测作用在感恩水平较高的大学生中更强；同时，与感恩水平较低的大学生相比，社交焦虑对抑郁的正向预测作用在感恩水平较高的大学生中更弱。本研究揭示了家庭亲密度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对预防大学生抑郁具有启示意义。关键词家庭亲密度，抑郁，社交焦虑，感恩，大学生。分类号B8491前言抑郁作为衡量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指的是人们生活中持续出现的负面情绪体验(Paykeletal.,2005)，与成瘾、攻击等问题关系密切(侯娟等,2021;Xuetal.,2023)。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预测，到 2030 年，抑郁将成为全球最主要的负担性疾病(WorldHealthOrganization,2017)。大学生正处于从青少年走向社会的过渡阶段，情绪波动起伏较大，是抑郁的高发群体(朱黎君等,2022)。具有抑郁倾向的大学生可能会出现入睡困难、食欲不振和自伤等情况，严重的甚至会出现自杀行为(Baglionietal.,2011;Felgeretal.,2015;Lietal.,2023)。因此，探讨大学生抑郁的风险因素对于预防和干预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生态系统理论认为，家庭是对个体发展影响最大的微观系统之一。良好的家庭氛围对个体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Cox&Paley,1997)。家庭亲密度作为衡量家庭氛围的重要指标，指个体感受到的与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结程度(Olsonetal.,1983)。情绪安全性假说(theemotionalsecurityhypothesis)认为，成员疏离的家庭环境会降低个体的情绪安全感，增加抑郁等情绪(Davies&Cummings,1994)。实证研究也发现，家庭亲密度越低，个体的抑郁程度越高(Roleyetal.,2014)。尽管研究者已经开始关注家庭亲密度与抑郁之间的关系，但以往研究多数只考察了家庭亲密度对抑郁的直接影响，二者间的具体影响路径尚不明确。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家庭亲密度影响抑郁的具体路径，并分析社交焦虑和感恩在其中的作用，进一步明确家庭亲密度在“何种情况”下“怎样”影响大学生抑郁。社交焦虑是指在他人面前感到不自在，担心无法给他人留下良好印象而产生的焦虑(Mattick&Clarke,1998)。在低亲密度的家庭环境中，个体缺乏与父母的情感交流，容易感受到孤独和压抑，变得沉默寡言，从而产生焦虑；而在高亲密度的家庭中，个体能与父母顺利沟通，这种亲密交流可 以 为 个 体 社 会 交 往 活 动 提 供 示 范(周 亚 玲,2021)。同时，个体面临社交难题时，家庭成员可以提供具体建议及支持，降低他们产生社交焦虑的概率(曾楚辉,2016;周亚玲,2021)。实证研究也证实，个体所感受到的家庭亲密度越低，越容易出现社交问题(Johnsonetal.,2001)。因此，家庭亲密度可以负向预测大学生社交焦虑。此外，社交焦虑也是抑郁的重要预测因子之一。受社交焦虑影响，个体在日常社会交往中容易出现社交活动的失败或缺乏，对自身社交能力收稿日期：20221214*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216401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22YJA190012)；江西省社科规划课题(21JY13)。通讯作者：叶宝娟，E-mail：。心理与行为研究 2023，21(4)：556563Studies of Psychology and BehaviorDOI：10.12139/j.1672-0628.2023.04.017556产生负面评价，从而导致抑郁情绪产生(王璇,2008)。同时，社交焦虑水平较高的个体会特别关注环境中的负性信息，更容易产生抑郁(侯娟等,2021)。有研究表明，社交焦虑能显著预测个体的抑郁(Beesdoetal.,2007;Flynnetal.,2019;Zhangetal.,2023)。综上，本研究提出假设 H1：社交焦虑在家庭亲密度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家庭亲密度对抑郁的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可能会因个体间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作为近年来积极心理学探讨的热点之一，感恩是指个体用感激的情绪去回应他人的帮助，从而使自己获得积极经验或结果的一种人格特质，与心理健康密切相关(McCulloughetal.,2001;McCulloughetal.,2008)。个体的发展受家庭、同伴、学校等多维背景因素的共同影响(Huston&Bentley,2010)。个体环境交互作用模型认为，各个因素是相互依赖产生作用的(Cummingsetal.,2002)。因此，家庭环境因素(如家庭亲密度)的作用可能随个体因素的不同(如感恩)而产生变化。感恩的拓展建构理论指出，感恩可以帮助个体建立一些积极的心理模式，减少抑郁、焦虑等消极情绪的产生(Fredrickson,2001,2004;McCulloughetal.,2002)。实证研究发现感恩对社交焦虑、抑郁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惠秋平等,2018;朱黎君等,2022)。根据“保护因子保护因子模型”(protective-protectivemodel)，一种保护因素(感恩)存在时可能会加强另一种保护因素(家庭亲密度)的作用(Fergus&Zimmerman,2005)，即积极因素的保护作用能够进行“累积”。根据该模型，家庭亲密度对个体抑郁和社交焦虑的抑制作用可能在不同感恩水平的个体上有所不同。与低感恩相比，高感恩可能会增强家庭亲密度对抑郁和社交焦虑的抑制作用，因此家庭亲密度对抑郁和社交焦虑的负向预测作用在高感恩的个体中更显著。综上，本研究提出假设H2a：感恩可能在家庭亲密度与大学生抑郁、社交焦虑之间起调节作用。社交焦虑容易引起个体的负性信息注意偏向以及社会交往问题，导致大学生情绪适应不良而抑 郁。一 方 面，感 恩 的 拓 展 建 构 理 论 指 出(Fredrickson,2001,2004)，感恩能够增强个体的认知能力，扩大个体的注意范围，增强认知灵活性，从而提升个体的适应能力。这有利于减少负性信息注意偏向带来的负面情绪影响。应对理论也指出，在面对压力情境时(如社交焦虑)，高感恩水平的个体会采用更多的积极应对策略，更容易找到新的、积极的应对方式，拓展自身的应对资源(喻承甫等,2010)。高感恩水平的个体在面对社交压力时，能够利用这些资源解决人际交往问题，锻炼并加强社会交往能力，从而减轻内外化问题的影响(陈玉祥,2021)。另一方面，高感恩水平的个体倾向于帮助和支持他人。这种行为往往会受到他人的赞赏，即使他们存在社交焦虑或社交技能方面的不足，也能得到他人的肯定。这种积极的反馈可以抵消部分负面情绪的影响，从而降低抑郁的风险(Kashdanetal.,2006)。因此，相较于低感恩水平的大学生而言，社交焦虑带来的负面影响在高感恩水平的大学生中会被缓冲，使社交焦虑对抑郁的影响更弱。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2b：感恩可以调节社交焦虑与大学生抑郁之间的关系。综上所述，本研究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如图 1 所示)：(1)考察社交焦虑是否中介家庭亲密度与大学生抑郁之间的关系；(2)探讨感恩是否调节了家庭亲密度对大学生抑郁的直接作用以及社交焦虑的中介作用。抑郁家庭亲密度社交焦虑感恩图1假设模型2研究方法2.1被试采用方便抽样法对来自江西省的 1093 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剔除作答不完整及规律性作答等无效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 1027 份，有效率为94.0%，被试平均年龄为 20.841.54 岁。其中，男生 338 人(32.9%)，女生 689 人(67.1%)；大一152 人(14.8%)，大二 328 人(31.9%)，大三 342 人(33.3%)，大四 205 人(20%)。第4期刘海东等：家庭亲密度与大学生抑郁：社交焦虑和感恩的作用5572.2研究工具2.2.1家庭亲密度量表采用由费立鹏等(1991)修订的家庭亲密度量表。该量表共有 16 个项目(例如，“家庭成员可以分享彼此的兴趣和爱好”)，采用李克特 5 点评分法，1 表示“不是”，5 表示“总是”，总分越高表明个体感知到的家庭亲密度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系数为 0.88。2.2.2感恩量表采用 Li 等(2012)修订的感恩问卷。该量表共有 6 个项目(例如，“我对很多人都很感激”)，采用 7 点评分法，1 表示“完全不同意”，7 表示“完全同意”，总分越高表明个体的感恩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系数为 0.70。2.2.3社交焦虑量表采用由汪向东等(1999)修订的社交焦虑量表。该量表共有 6 个项目(例如，“有人看着我时我干活很吃力”)。采用李克特 4 点评分法，0 表示“一点儿也不像我”，3 表示“非常像我”，总分越高表明个体的社交焦虑程度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系数为 0.80。2.2.4流调中心抑郁量表采用 Radloff(1977)编制、汪向东等(1999)修订的中文版流调中心抑郁量表进行评估。该量表共有 20 个项目(例如，“我认为我的生活一无是处”)，采用 4 点评分法，0 表示“很少或没有”，3 表示“几乎每天”，总分越高表明个体的抑郁程度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系数为 0.93。2.3数据分析采用 SPSS26.0、Mplus8.0 进行数据的录入及初步分析，运用 SPSS 宏程序 PROCESS进行中介和调节检验(Hayes,2013)。3结果3.1共同方法偏差检验选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法对所有问卷项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共 7 个，且 第 一 个 因 子 解 释 的 方 差 变 异 为28.45%，低于 40%，说明本研究共同方法偏差不显著(周浩,龙立荣,2004)。3.2变量间的相关分析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矩阵见表 1。家庭亲密度与社交焦虑、抑郁呈显著负相关，家庭亲密度与感恩呈显著正相关；感恩与社交焦虑和抑郁呈显著负相关。表1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矩阵变量MSD1231.家庭亲密度4.150.682.感恩5.040.960.47*3.社交焦虑1.520.700.36*0.27*4.抑郁0.960.600.46*0.44*0.58*注：*p0.05，*p0.01，*p0.001，以下同。3.3中介效应检验运用 SPSS26.0 对家庭亲密度和抑郁的关系进行检验，结果如表 2 中的方程 1 所示。家庭亲密度可以显著负向预测大学生抑郁(=0.46,t=16.37,p0.001)。运用 SPSS 宏程序 PROCESS 的 Model4 对变量进行简单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 2 中的方程 2、方程 3 所示。家庭亲密度能够显著负向预测抑郁(=0.28,t=10.88,p0.001)，家庭亲密度能显著负向预测社交焦虑(=0.36,t=12.48,p0.001)；社交焦虑能显著正向预测抑郁(=0.48,t=18.51,p0.001)。偏差校正百分位 Bootstrap 方法检验表明，社交焦虑在家庭亲密度和大学生抑郁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ab=0.17,95%CI=0.21,0.13)。相对中介效应分析(见表 3)显示，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37.78%。因此，家庭亲密度不仅可以直接预测抑郁，还可以通过社交焦虑的中介作用预测抑郁，假设 H1 成立。表2简单中介模型检验变量方程1(抑郁)方程2(社交焦虑)方程3(抑郁)t95%CIt95%CIt95%CI家庭亲密度0.4616.37*0.51,0.400.3612.48*0.42,0.310.2810.88*0.33,0.23社交焦虑0.4818.51*0.43,0.53R20.210.130.41F267.81*155.86*349.87*558心理与行为研究第21卷表3相对中介效应分析效应值SE相对效应值(%)总效应0.450.03100直接效应0.280.0362.22间接效应0.170.0237.783.4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运用 SPSS 宏程序 PROCESS 的 Model59 对研究变量进行中介调节效应检验。在表 4 中，方程1 检验感恩在家庭亲密度与社交焦虑之间的调节作用，方程 2 检验感恩在家庭亲密度与抑郁之间、社交焦虑与抑郁之间的调节作用。表4感恩的调节作用检验变量方程1(社交焦虑)方程2(抑郁)t95%CIt95%CI家庭亲密度0.319.45*0.37,0.250.176.31*0.22,0.12感恩0.103.17*0.17,0.040.2419.21*0.30,0.19社交焦虑0.489.33*0.44,0.54家庭亲密度感恩0.052.12*0.10,0.010.042.06*0.09,0.01社交焦虑感恩0.125.16*0.17,0.08R20.140.47F56.97*178.45*在方程 1 中，感恩与家庭亲密度的交互项对社交焦虑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0.05,t=2.12,p0.05)，说明感恩对家庭亲密度与社交焦虑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方程 2 结果显示，感恩与家庭亲密度的交互项对抑郁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0.04,t=2.06,p0.05)，说明感恩对家庭亲密度与抑郁之间的关系也具有调节作用。综上，假设H2a 成立。感恩与社交焦虑的交互项对抑郁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0.12,t=5.16,p0.001)，说明感恩对社交焦虑与抑郁之间的关系也具有调节作用，假设 H2b 成立。综上，感恩调节了社交焦虑这一中介过程的中介路径和直接路径。为了更清楚地了解交互项的实质，研究按感恩的正负一个标准差分别绘制了简单斜率图(图 2、图 3 和图 4)。从图 2 中可以看出，家庭亲密度对社交焦虑的影响“怎样”受到感恩的调节。直线的斜率衡量了家庭亲密度对社交焦虑的影响程度。简单斜率检验表明，在较低感恩时，家庭亲密度对 社 交 焦 虑 的 效 应 显 著(=0.26,t=6.11,p0.001)；在较高感恩时，家庭亲密度对社交焦虑的效应也显著(=0.36,t=9.29,p0.001;由0.26 变为0.36)。虽然在不同水平的感恩情况下，家庭亲密度都可以有效预测大学生社交焦虑，但在感恩水平较高的大学生中，社交焦虑受家庭亲密度的影响更强，即家庭亲密度对社交焦虑的影响随着感恩水平的提高而增强。0.60.40.200.20.40.6低家庭亲密度高家庭亲密度社交焦虑低感恩高感恩图2感恩在家庭亲密度与社交焦虑之间的调节作用0.60.40.200.20.40.6低家庭亲密度高家庭亲密度抑郁低感恩高感恩图3感恩在家庭亲密度与抑郁之间的调节作用第4期刘海东等：家庭亲密度与大学生抑郁：社交焦虑和感恩的作用5590.80.60.40.200.20.40.60.81.0低社交焦虑高社交焦虑抑郁低感恩高感恩图4感恩在社交焦虑与抑郁之间的调节作用从图 3 中可以看出家庭亲密度对抑郁的影响“怎样”受到感恩的调节。简单斜率检验表明，在较低感恩时，家庭亲密度对抑郁的效应显著(=0.12,t=3.57,p0.001)；在较高感恩时，家庭亲密度对抑郁的效应也显著(=0.21,t=6.47,p0.001;由0.12 变为0.21)。虽然在不同水平的感恩情况下，家庭亲密度都可以有效预测大学生抑郁，但抑郁受家庭亲密度的影响在感恩水平较高的大学生中更强，即家庭亲密度对抑郁的影响随着感恩水平的提高而增强。从图 4 中可以看出感恩是如何调节社交焦虑对抑郁的影响的。简单斜率检验表明，在较低感恩时，社交焦虑对抑郁的效应显著(=0.61,t=15.88,p0.001)；在较高感恩时，家庭亲密度对抑郁的效应也显著(=0.37,t=11.98,p0.001；由 0.61 变为0.37)。虽然在不同水平的感恩下，社交焦虑都可以有效预测大学生抑郁，但高感恩水平大学生的抑郁受社交焦虑的影响更弱，即社交焦虑对抑郁的影响随着感恩水平的提高而减弱。4讨论研究对 1027 名大学生进行了调查，深入探讨了家庭亲密度与大学生抑郁的关系，着重考察了社交焦虑的中介作用和感恩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家庭亲密度能负向预测大学生抑郁。家庭亲密度越高，大学生抑郁程度越低，这与情绪安全性假说一致(Davies&Cummings,1994;Roleyetal.,2014)。外界刺激是导致个体抑郁的情境因素，而家庭则是影响个体发展最重要的环境因素。作为个体社会化的首要场所，家庭直接影响个体的认知、行为和身心健康。高亲密度的家庭有助于促进个体的心理发展，并降低个体产生内外化问题的风险。4.1社交焦虑的中介作用本研究的发现丰富了以往的理论，揭示了家庭亲密度是如何影响大学生抑郁的。研究结果显示，社交焦虑作为家庭亲密度和抑郁之间的桥梁，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具体而言，家庭亲密度不仅直接影响大学生抑郁，也会通过社交焦虑对抑郁产生影响。在中介的前半段，家庭亲密度能负向预测社交焦虑，这与以往的研究一致(周亚玲,2021)。家庭在生态系统中处于核心位置，对个体的社会交往活动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一方面，家庭亲密度可以影响个体的认知情绪调节，减少消极情绪的产生，降低个体社交焦虑的风险(胥兴春,2014)；另一方面，高亲密度的家庭中，个体与家庭成员良好的沟通有助于个体沟通技巧的培养，而低亲密度的家庭中，个体得不到充分有效的沟通，导致社交技巧相对缺乏，容易造成社交焦虑。在中介的后半段，社交焦虑正向预测个体的抑郁。这也支持了前人的研究结果(侯娟等,2021)。焦虑情绪常被认为是抑郁的预测因子(刘致宏,张珊珊,2022)，社交焦虑会影响个体的认知状态，增强个体对社交情境中负性信息的注意偏向，进而给个体带来更多的负性情绪，增加抑郁的风险。4.2感恩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了感恩在“家庭亲密度社交焦虑抑郁”这一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一方面，在家庭亲密度对抑郁和社交焦虑的作用中，相较于低感恩水平的个体，高感恩水平的个体其家庭亲密度对抑郁和社交焦虑的负向预测作用更为显著。这一结果支撑了喻承甫等(2010)提出的感恩调节作用模式，即感恩作为一种积极的人格特质，会增强积极环境(家庭亲密度)对个体的促进作用。感恩有助于个体建立一些积极的心理机制，通过建立这些心理机制，促进更多的积极情绪的产生，降低个体患抑郁的风险。根据感恩的拓展建构理论，高感恩水平的个体更加注重人际关系的建立，也更善于运用自身的人际资源来解决问题(Fredrickson,2001,2004)，从而减少内外化问题的影响。实证研究还发现，感恩特质能够负向预测个体的社交焦虑和抑郁水平(惠秋平等,2018;Kashdanetal.,2006;McCulloughetal.,2001)。因此，感恩不仅能够增强家庭亲密度对大学生抑郁的保护作用，同时也能够增强家庭亲密度对社交焦虑的保560心理与行为研究第21卷护作用，验证了“保护因子保护因子模型”的理论(Fergus&Zimmerman,2005)。另一方面，在社交焦虑对抑郁的作用中，相较于低感恩水平的个体，高感恩水平的个体的社交焦虑对抑郁的正向预测作用较弱。消极情绪往往会缩小个体的注意范围并引发负性注意偏向，对个体认知产生负面影响(侯娟等,2021)。感恩有助于拓宽个体的认知范围，使其不再“一叶障目”，而是增强建构积极稳定心理资源的能力，从而产生积极的结果(谢氏翠,2019)。对相同社交焦虑水平的个体而言，高感恩水平的个体在遇到社交问题时，往往能够减少自身的压力感知，并以更加积极的视角和应对方式解决问题。因此，高感恩个体相对不容易受到社交焦虑的影响产生抑郁。4.3研究启示与不足本研究考察了社交焦虑在家庭亲密度与抑郁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感恩的调节作用，其结果对于了解家庭亲密度对抑郁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并对预防大学生抑郁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首先，本研究在大学生群体中验证了家庭亲密度对抑郁的保护作用。家庭之间的情感联结与相互扶持能够让个体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支持，对个体心理的健康成长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其次，本研究在大学生群体中验证了社交焦虑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基于此，学校应采取合理措施(心理健康课程建设、朋辈咨询等)来应对大学生的社交焦虑问题，帮助有困难的个体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以降低抑郁的风险。此外，应重视培养大学生的感恩特质。感恩作为一种具有可塑性和发展性的人格特质(Emmons&Crumpler,2000)，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具有重要的保护作用，并且是影响个体幸福感的重要人格特质之一(喻承甫等,2010)。学校和家庭应从感恩干预的角度出发，培养学生的感恩特质，例如感恩记录、感恩沉思以及表达感恩行为。最后，对于抑郁的干预，不应只关注家庭亲密度、社交焦虑或感恩某一方面，应对上述因素综合考虑，采取系统的干预措施。同时，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本研究采用横断设计，无法从严格意义上推断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未来可以考虑采用纵向追踪实验设计。其次，自我报告式问卷调查可能会受到社会赞许性和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未来可以考虑采用社会赞许效应更小的测量方式。虽然本研究的共同方法偏差并不显著，但今后的研究应该尝试从多种渠道进行研究数据的收集。再次，研究的被试代表性有限，所选被试均为中国大学生，未来应该在更多群体中检验研究结果。最后，除了感恩，本研究可能还存在其它调节因素。未来的研究可以寻找其它重要的调节变量，从而更系统、更清晰地揭示家庭亲密度与大学生抑郁的内在作用关系。5结论(1)社交焦虑在家庭亲密度与大学生抑郁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家庭亲密度不仅直接影响大学生抑郁，还通过社交焦虑影响大学生抑郁。(2)感恩调节了家庭亲密度对大学生抑郁这一中介过程的前半路径、后半路径与直接路径。在高感恩水平的个体中，家庭亲密度对抑郁、社交焦虑的负向预测作用更强，而社交焦虑对抑郁的正向预测作用更弱。参考文献陈玉祥.(2021).儿童社交回避与情绪适应不良的关系:一个有调节的调节模型(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费立鹏,沈其杰,郑延平,赵靖平,蒋少艾,王立伟,汪向东.(1991).“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和“家庭环境量表”的初步评价正常家庭与精神分裂症家庭成员对照研究.中国心理卫生杂志,5(5),198202,238.侯娟,朱英格,方晓义.(2021).手机成瘾与抑郁:社交焦虑和负性情绪信息注意偏向的多重中介作用.心理学报,53(4),362373.惠秋平,何安明,李倩璞.(2018).感恩与交往焦虑的交叉滞后分析.教育研究与实验,(4),8487.刘致宏,张珊珊.(2022).中学生线上社交焦虑与抑郁症状和睡眠质量的关联.中国学校卫生,43(1),7781,86.汪向东,王希林,马弘.(1999).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北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王璇.(2008).大学生社会比较倾向、自我接纳和抑郁关系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师范大学,兰州.谢氏翠.(2019).感恩与抑郁的关系:应对方式的并行中介作用(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胥兴春.(2014).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研究述评及其展望.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0(1),148153.喻承甫,张卫,李董平,肖婕婷.(2010).感恩及其与幸福感的关系.心理科学进展,18(7),11101121.曾楚辉.(2016).中职学生人际适应的多因素影响模型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广州大学.第4期刘海东等：家庭亲密度与大学生抑郁：社交焦虑和感恩的作用561周浩,龙立荣.(2004).共同方法偏差的统计检验与控制方法.心理科学进展,12(6),942950.周亚玲.(2021).家庭亲密度和自我分化对中职生社交焦虑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硕士学位论文).广州大学.朱黎君,杨强,叶宝娟,陈智楠,张丽.(2022).自然联结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心理发展与教育,38(6),886893.Baglioni,C.,Battagliese,G.,Feige,B.,Spiegelhalder,K.,Nissen,C.,Voderholzer,U.,Riemann,D.(2011).Insomniaasapredictorofdepression:Ameta-analyticevaluationoflongitudinalepidemiologicalstudies.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135(13),1019.Beesdo,K.,Bittner,A.,Pine,D.S.,Stein,M.B.,Hfler,M.,Lieb,R.,&Wittchen,H.U.(2007).Incidenceofsocialanxietydisorderandtheconsistentriskforsecondarydepressioninthefirstthreedecadesoflife.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64(8),903912.Cox,M.J.,&Paley,B.(1997).Families as systems.Annual Review ofPsychology,48(1),243267.Cummings,E.M.,Davies,P.T.,&Campbell,S.B.(2002).Developmentalpsychopathology and family process:Theory,research,and clinicalimplications.NewYork:TheGuilfordPress.Davies,P.T.,&Cummings,E.M.(1994).Marital conflict and childadjustment:Anemotionalsecurityhypothesis.Psychological Bulletin,116(3),387411.Emmons,R.A.,&Crumpler,C.A.(2000).Gratitudeasahumanstrength:Appraisingtheevidence.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19(1),5669.Felger,J.C.,Haroon,E.,&Miller,A.H.(2015).Risk and resilience:Animal models shed light on the pivotal role of inflammation in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stress-induced depression.BiologicalPsychiatry,78(1),79.Fergus,S.,&Zimmerman,M.A.(2005).Adolescent resilience:Aframeworkforunderstandinghealthydevelopmentinthefaceofrisk.Annual Review of Public Health,26,399419.Flynn,M.K.,Bordieri,M.J.,&Berkout,O.V.(2019).Symptomsofsocialanxietyanddepression:Acceptanceofsociallyanxiousthoughtsandfeelingsasamoderator.Journal of Contextual Behavioral Science,11,4449.Fredrickson,B.L.(2001).The role of positive emotions in positivepsychology:The broaden-and-build theory of positive emotions.American Psychologist,56(3),218226.Fredrickson,B.L.(2004).Gratitude,likeotherpositiveemotions,broadensand builds.In R.A.Emmons&M.E.McCullough(Eds.),Thepsychology of gratitude(pp.145166).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Hayes,A.F.(2013).Introduction to mediation,moderation,and conditionalprocess analysis:A regression-based approach.New York:TheGuilfordPress.Huston,A.C.,&Bentley,A.C.(2010).Humandevelopmentinsocietalcontext.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61,411437.Johnson,H.D.,Lavoie,J.C.,&Mahoney,M.(2001).Interparentalconflictandfamilycohesion:Predictorsofloneliness,socialanxiety,andsocialavoidanceinlateadolescence.Journal of Adolescent Research,16(3),304318.Kashdan,T.B.,Uswatte,G.,&Julian,T.(2006).Gratitudeandhedonicandeudaimonicwell-beinginVietnamwarveterans.Behaviour Researchand Therapy,44(2),177199.Li,D.P.,Zhang,W.,Li,X.,Li,N.N.,&Ye,B.J.(2012).Gratitudeandsuicidal ideation and suicide attempts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Direct,mediated,and moderated effects.Journal of Adolescence,35(1),5566.Li,X.,Shao,H.,Lin,L.,&Yang,J.L.(2023).Genderdifferencesinthepredictiveeffectofdepressionandaggressiononsuicideriskamongfirst-yearcollegestudents.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327,16.Mattick,R.P.,&Clarke,J.C.(1998).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measuresofsocialphobiascrutinyfearandsocialinteractionanxiety.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36(4),455470.McCullough,M.E.,Emmons,R.A.,&Tsang,J.A.(2002).Thegratefuldisposition:A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topography.Journal of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82(1),112127.McCullough,M.E.,Kilpatrick,S.D.,Emmons,R.A.,&Larson,D.B.(2001).Is gratitude a moral affect?Psychological Bulletin,127(2),249266.McCullough,M.E.,Kimeldorf,M.B.,&Cohen,A.D.(2008).Anadaptationforaltruism?Thesocialcauses,socialeffects,andsocialevolution of gratitude.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17(4),281285.Olson,D.H.,Russell,C.S.,&Sprenkle,D.H.(1983).Circumplexmodelofmarital and family systems:Vl.theoretical update.Family Process,22(1),6983.Paykel,E.S.,Brugha,T.,&Fryers,T.(2005).Size and burden ofdepressivedisordersinEurope.European Neuropsychopharmacology,15(4),411423.Radloff,L.S.(1977).TheCES-DScale:Aself-reportdepressionscaleforresearchinthegeneralpopulation.Applied PsychologicalMeasurement,1(3),385401.Roley,M.E.,Kawakami,R.,Baker,J.,Hurtado,G.,Chin,A.,&Hovey,J.D.(2014).Family cohesion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acculturativestressanddepressioninJapaneseadolescenttemporaryresidents.Journal of Immigrant and Minority Health,16(6),562心理与行为研究第21卷12991302.WorldHealthOrganization.(2017).Depression and other common mentaldisorders:Global health estimates.Geneva,Switzerland:WHO.Xu,H.L.,Tao,J.,Yang,J.X.,Su,Y.P.,Xu,C.Z.,Hu,M.D.,Lu,L.(2023).Mobile phone use addiction,insomnia,and depressivesymptomsinadolescentsfromethnicminorityareasinChina:Alatentvariable mediation model.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320,381389.Zhang,C.Y.,Zhang,Q.,Zhuang,H.J.,&Xu,W.(2023).Thereciprocalrelationship between depression,social anxiety and aggression inChinese adolescents: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family functioning.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329,379384.FamilyCohesionandDepression:TheRoleofSocialAnxietyandGratitudeLIUHaidong1,YUZhijun1,YEBaojuan1,YANGQiang2(1 School of Psychology,Jiangxi Nor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