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最后的“辉煌”：清末科举改章与校士馆的考课.pdf

Educational History Studies2023年第2期/总第18期Vol.5，No.2，2023科举制度最后的“辉煌”：清末科举改章与校士馆的考课陈 浩摘要：对于依赖科举晋身的清末士子而言，1901年启动的科举改章无疑是一次重大的挑战。作为应对之策，此时兴起的校士馆招收未入学堂的旧学士子入馆肄业，专门对标科举新规展开考课。科举废除之前，校士馆一度盛行全国。清末校士馆考课形式的守旧与考课内容的趋新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矛盾，对于落实科举改章要求的新学，收效不大，但在科举考试难度增大以及科举制度可能随时废止之时，契合了应试士子的现实需求。科举时代的各种教育机构，虽行服务科举之实，却未如清末校士馆一般直接借用科举考场之名，明确标榜“校士”属性，强调专为科举而设。按照传统正名理路，清末校士馆对于科举制度有着特殊的文化象征意义，意味着科举制度行将废止之际最后的辉煌时刻。关键词：科举改章；书院改制；清末校士馆；考课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60（2023）02-0038-09清末科举制度的废除可谓是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用严复的话来讲，“此事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a对于依赖科举晋身的清末士子而言，废除科举直接关乎他们的出路问题。况且这一群体规模甚大，据政务处估计：“各省举、贡人数合计不下数万人，生员不下数十万人。”b曾有学者指出，1905年清廷宣布立停科举考试之后，社会并未出现过激反应，这与清廷推出的善后考试及学堂奖励出身措施存在非常密切的关系。c只是，清廷宣布科举废除与出台善后措施尚有一段间距，此前伴随“科举改章”兴起的校士馆，是不容忽视的一种善后之策。1901年（辛丑年），清廷为求人才速兴，相继推出“科举改章”与“书院改制”两项新政措施。全国各地实施书院改设学堂的同时，相当数量d的书院改成了校士馆，作为未入学堂的旧学士子应对科举改章的专门机构。这种校士馆与清代地方所设考场性质的校士馆截然不同，已是与学堂并行的一种特殊的教育机构。现行作者简介：陈浩，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中国书院史研究。a 严复：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东方杂志 1906年第2期。b 政务处奏酌拟举贡生员出路章程折，东方杂志 1906年第3期。c 参见李世愉、胡平著：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清代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750页。d 关于书院改设校士馆的数量目前尚无具体的统计。邓洪波教授统计的湖南书院所改学堂类别一览显示，湖南一省共有15所书院改作校士馆。参见邓洪波著：湖南书院史稿，湖南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419页。据此可以推测，全国范围之内的校士馆已成规模。38教育史论著中几乎不提清末校士馆，个别学者关于书院改制的研究对其有所提及，不过也以新式教育的立场将其判作“以追逐科举功名为目的，抵制近代教育制度改革”a。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回归清末科举改革的时代，讨论清末校士馆如何兴起，如何围绕科举改章展开考课活动，以及对于科举制度有何意义，以期深入对清末文教变革的认识。一、应对科举改章：清末校士馆的兴起晚清以来，在接连战败的刺激之下，朝野上下纷纷将落后于西方的病因归咎于人才不兴，进而转向对“国家抡才大典”科举制度的深刻批判，要求改革科举的呼声日益高涨，最终影响到朝廷中枢。1900年（庚子年）年末，清廷发布的“变法上谕”对既往学习西方的方式作出反思，“晚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学之本源也”，要求朝廷大员和封疆大吏围绕“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几大主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改革建议。b随着张之洞、刘坤一议陈新政的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得到认可，清廷于1901年8月29日发布上谕：“著自明年为始，嗣后乡、会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凡四书五经义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策论均应切实敷陈，不得仍前空衍剽窃。”c由于晚清士人已经形成八股取士等同于科举制度的刻板印象d，因此当时国人基本上将此次科举改革理解为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其实，八股与策论均指考试文体，此次改革更为关键之处还在考试内容的更新，即增试以“各国政治、艺学”为核心的所谓“新学”。变法上谕将“学校”“科举”相提并论，已然表明清廷贯彻人才培养制度与人才选拔制度并重改革的用意。时任左都御史的张百熙就讲：“科举与学堂相表里，科举能求才，学堂能育才。”e推出科举改章半个月后，清廷继续发布上谕，要求书院改制，“著将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同时要求学堂“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f不难看出，改设之后的学堂教学内容与科举改章要求考察的内容几乎一致，均将“中体西用”的方针贯彻其中。科举改章正式实施是在1902年以后，书院改制却是当务之急。出于各种因素的考量，各地督抚对书院改制的响应并不积极，甚至河南巡抚锡良以“省中旧有书院数处，皆地基狭隘，难于改设”g为由拒绝改制。清廷不得已将时任山东巡抚袁世凯最早奏报的改设学堂酌拟试办章程通行各省，要求“立即仿照举办”h。需要注意的是，书院改制上谕本身十分粗糙，又无具体的实施细则与之配套。清廷欲以学堂替代书院，引导士人趋新向学，至于如何解决其出路问题，除了尚未实施的科举改章外，暂无明确的应对措施，仅仅限于要求地方讨论“学生卒业应如何选举鼓励”，而具体执行政令的地方督抚不仅需要谋划学堂学生的出路，同时需要顾及不a 刘少雪著：书院改制与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5页。b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上谕档第二十六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61页。cfh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上谕档第二十七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2、176、213页。d 参见杨念群：痛打“时文鬼”科举废止百年后的省思，清史研究 2017年第1期。e 张百熙：敬陈大计疏，张百熙著，谭承耕、李龙如校点：张百熙集，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16页。g 锡良：设立大学堂折，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锡良遗稿第一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77页。科举制度最后的“辉煌”：清末科举改章与校士馆的考课 39能进入学堂的情况。袁世凯在其提交的改设学堂方案之后，另附拟设校士馆片提出：“现拟于学堂外另设校士馆，举、贡、生、监均准应课，按科场定制，月课三次。首课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二课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三课试四书、五经义。”a这一变通方案表明，校士馆与学堂并行，面向来年需要参加乡、会试的士子，完全按照科举新规展开相应的应试教育。显然，另设校士馆成为面对科举改章的一种应对之策。书院改设学堂之后，学堂考选学生存在年龄限制，山东大学堂最初开办的备斋招生“以年在十五岁以上、二十三岁以下”b。针对年龄超限的士子，袁世凯认为：“中学颇具根底，而年齿已长，未能选入学堂，弃之亦良可惜。”旧学出身、年齿已长大概是清代士子的绝大多数，长期以来这一群体又以书院为生存空间。书院改设学堂的同时，学堂之外另设校士馆，显然可以避免大量士子陷入失学的风险，同时缓解骤然推行的科举改章为其带来的诸多不适。对此，袁世凯有言：“自明年科场改制，兼试中外各学，而东省囿于风气，虽不乏朴学之士，究于各国政治、艺学素鲜讲求。其专习八股者，甚至并中国之政治、史学，亦多不能通贯。转瞬应试，未免束手。”c这种顾虑源自清代教育的实际状态。清代教育系统之中，地方官学仅为士子提供参加科举的资格，实际知识教学工作则由书院承担。清代书院普遍以八股时文为考课内容，即使晚清以来一度兴起的“不课八股”的书院，考课内容也是“旧学”范畴之内的经史文辞，这与科举改章考察的新学存在较大差异。长期接受八股或古学训练的清末士子，无论是思维方式还是知识结构，都很难适应科举改试策论、增试新学的要求。若以1902年科举改章正式实施以后来看，各地士子的应试情况确实不容乐观。陈垣早年苦练八股，自言“庚子、辛丑科岁两考皆冠其曹，即其效也”，而至1902年参加河南乡试却未能中举，在他看来，“改试策论，前功遂废”d。这种情况绝非个例，同年参加江南乡试的黄炎培看到，应试士子大多无法应对策论，其称：“过去考试都叫人做八股文，这年开始改八股为策论。许多人做惯八股，不会做散文。”e由于考试难度的增加，不少士子只能知难而退，当年申报已有评论：“本届江南文闱，应试人数极少。”f相较于从八股到策论的文体变更，科举改章要求考察的新学知识，更令广大士子束手无策。即使张之洞长期主政之下“开科学风气之先”的湖北，当年乡试所考题目“除住两湖、经心两书院者略知外，其余恐百分之九十九不懂矣”g。这种困境同样反映在各地童试层面。比如，1903年，山西当地乡绅刘大鹏看到，其乡太原县“开棚考试童生，应童生试者才二十三人，较前锐减太甚”h。另据报道，当年山西除平定州之外，其他州县“皆应试人不满额”，其中“省城阳曲县月课生卷只三四十本，童卷只十余ac 袁世凯：拟设校士馆片，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九卷，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40、639页。b 袁世凯：改设学堂酌拟试办章程，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九卷，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28页。d 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130页。e 黄炎培著：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40页。f 南闱琐事，申报 1902年10月1日。g 朱峙三著，胡香生辑录：朱峙三日记（18931919），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2页。h 刘大鹏著，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8页。教育史研究 2023 2 40本，尚复文不对题。离省八十里之徐沟县，今年县试只有九人”a。整体而言，各地士子的应试情况确如袁世凯所说“转瞬应试，未免束手”，这也为校士馆能在全国得到推广提供了客观的现实环境。袁世凯在拟设校士馆片中通篇不提书院，只说学堂之外“另设”，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书院改设。1902年年初，湖南官报报道了山东校士馆的情形：“于省城设立总校士馆一所，应将泺源书院、景贤书院、尚志堂三处经费一并拨归总校士馆备用。惟济南书院向归济南府经理，应饬由该府改设中学堂，并附设济南府属校士馆分馆，以示区别。省城大学堂暂就泺源书院开办，只是一时权宜，现已派员另行估工承修，一俟工竣，即可移置。总校士馆应就泺源书院改设，其未移置以前，暂就尚志堂改设总校士馆，以便二十八年二月开课。”b山东省会书院的经费与院舍划归“总校士馆”，府级书院改设中学堂的同时附设“校士馆分馆”，表明山东意在学堂系统之外另建一套校士馆体系。另外，山东设立校士馆并不限于省会济南，截至1904年，已经形成“省治、府治、县治”c的全省分布格局。1901年年底，袁世凯移治直隶之后，校士馆在直隶地区得到较大推广。目前所知，顺天的金台书院、保定的莲池书院、天津的辅仁书院、永平的敬胜书院等均改为校士馆。政务处将袁世凯的改设学堂方案通行各省，附于其后的拟设校士馆片一并下达，事实上已经得到清廷的默许。各地在仿照山东办法建设学堂的同时，也将校士馆纳入建设范围，作为本地士子应对科举改章的专门备考机构。江苏南京的尊经、凤池两所书院改为校士馆，规定“凡举、贡、生、童，年齿已逾定章，未能选入学堂者，按月课试策论、经义”d。江苏苏州极负盛名的紫阳书院“改课经典策论”，针对“贫苦诸生及质地不能选入学堂肄业者”改为“紫阳校士馆”。e江苏其他地区多在苏州的带动之下改书院为校士馆，比如，镇江的宝晋书院“仿照苏州新改紫阳校士馆课试经算策论章程，名曰宝晋校士馆，仍照旧章按月由道府县轮课”f；松江的求忠书院“照苏垣紫阳书院例，留作校士馆”g；扬州的安定、梅花两所书院改设校士馆，“按两书院向章，每月两试，一为馆课，一为小课”h。不惟江苏一省，山西、河南、湖南、湖北、浙江、江西、安徽、云南、广西、广东、福建等省均有设立校士馆的情形。江西各地学堂均未开设之时，“惟将经训书院改为校士馆”i。山西令德、晋阳两所书院合并改设的山西大学堂暂借省城贡院开办，“另有校士馆，借晋阳书院开办”j。湖南长沙校经书院、孝廉书院“并改为校士馆，一名成德，一a 百无一是，选报 1903年第47册。b 山东书院改为校士馆、学堂，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下册，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513页。c 山东抚帅饬学务处通饬全省校士馆改建师范传习所札，南洋官报 1904年第70册。d 刘坤一：筹办江南省学堂大略情形折，陈代湘等校点：刘坤一奏疏第二册，岳麓书社2013年版，第1466页。e 江苏巡抚聂大中丞奏改书院为学堂折，申报 1902年1月24日。f 示期甄别，申报 1902年4月7日。g 五茸兴学，申报 1902年3月24日。h 书院改章，申报 1902年3月13日。i 章门纪要，申报 1902年4月26日。j 太原书院改办学堂，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下册，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514页。科举制度最后的“辉煌”：清末科举改章与校士馆的考课 41名达材”a。广西所设“育才馆”与校士馆名异实同，所谓“从前应课举贡生监，其中有寒畯无力，亦有因质地年齿不能选入学堂肄业者，一律弃置，未免向隅。现拟仿山东校士馆章程，就书院旧地另立育才馆一所”。b此类史实甚多，不再一一赘述。整体而言，科举改章实施期间，校士馆已经风行全国。二、服务科举改章：清末校士馆的考课清末校士馆以未入学堂的旧学士子为教育对象，以科举改章要求考察的策论写法和中外知识为教育内容。这一服务科举改章的特殊机构与书院存在天然的血缘关系，基本上沿用此前书院教育的考课模式。书院考课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宋代。南宋时期，延平书院“每月三课，上旬本经，中旬论，下旬策，课册得索上看，佳者供赏”c。宋明时期的书院多有考课，不过考课仅是讲学之余的一种配合形式。及至清代，由于清廷禁绝讲学活动，考课逐渐成为书院教育的主流模式，甚至是唯一模式。清人有言：“至于书院可谓盛矣。夫其所以培育人材者，曰官师督课以教之，月给膏火以养之（明季）其时亦并不设考课之法与优奖之章程。故书院虽为古制，而延掌教以课诸生，分等第以给奖励，实自本朝始也。”d1745年（乾隆十年），礼部要求各地书院“每月课试，仍以八股文为主，或论或策，或表或判，听酌量兼试”e以后，八股成为清代书院考课的主要文体，其他文体逐渐被边缘化。清代书院的考课办法因时因地略有差异，就其整体运作流程而言，末代探花商衍鎏曾有概括：“书院以考课为最重要，分官课、师课，师课由院长主之；官课省城由督抚司道、省外由府州厅县官主之。日期每月逢二、三，或逢五、八，或逢六、九，大约月三课，官课一，师课二。有在院内试者，有可携归试者，均即日缴卷。课卷由官师评定，生卷分为超等、特等、一等；童卷分为上取、或正取、次取，又次取，亦有分为上、中、次取者，其列超等上取者给以奖金。”f袁世凯规划的校士馆“按科场定制，月课三次”，其实已将校士馆定性为延用书院考课模式服务改章之后的科举。袁世凯治下的天津在1902年将辅文书院改为“北洋校士馆”。北洋校士馆章程对该馆考课办法作了细致规定：每年直隶总督主持甄别考试，录取120名举贡生员入馆肄业，前40名为正课，后80名为附课，附课诸生连续三次月课成绩均为超等可以升至正课，反之亦然；每月官课“由各宪轮流督课”，斋课“由教习督课”，两课均由教习“按三场轮次出题”g。这种考课形式与书院考课并无二致。北洋校士馆标榜“专习经史、天文、地舆、兵农、法律、图算、格致各种专门实学，以育真才”h，但是该馆仅设一名教习负责考课，具体教学还是沿用书院时期的诸生读书自学加教习批阅日课笔记的形式。对此，章程规定：a 湖南巡抚赵奏整顿书院分别改为学堂、校士馆折，申报 1904年1月4日。b 广西巡抚丁奏为筹款设立育才馆造就人材片，申报 1902年6月1日。c 徐元杰：延平郡学及书院诸学榜，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三三六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2页。d 论书院立法，申报 1881年4月21日。e 素尔讷纂修，霍有明、郭海文校注：钦定学政全书校注，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6页。f 商衍鎏著：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224页。g 北洋校士馆章程，大公报 1902年12月19日。h 护督告示，大公报 1902年11月13日。教育史研究 2023 2 42“每人发给日记簿三册，凡每日所看何书，有所心得，及有疑义待证明者，均记于册，每月一缴。”a福建全闽校士馆的考课形式与北洋校士馆如出一辙。1904年，署理闽浙总督李兴锐改福建省会鳌峰书院为“全闽校士馆”，甄别录取1000名举、贡、生、童入馆肄业，每月官课、师课各一次，“考列超等者，给膏火奖赏；列特等者，仅给膏火；列一等者，膏火奖赏概不发给”b。该馆虽设若干管理人员，然而仅有“总校”一人“专司考校全省举贡生童文艺学术，及随时指授讲解”，其余人等均不参与考课，更不参与教学。清末校士馆的考课形式相较于书院并未得到任何更张，考课内容却在科举改章的引导之下，表现出明显的趋新倾向。1903年6月，北洋校士馆的斋课考察“专门之学”，试题包括“英日政策能结民心而绵国祚论”；鉴原所载六十四质“气质几种？流质几种？定质几种？”，“若干金类之中，鹻金、土金之中，何种最为有用？贵金、贱金，有何分别？”c此次斋课考察外国政治与化学元素，显然针对科举改章“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命题。化学试题出自傅兰雅口译、徐寿笔译的最早系统介绍西方化学知识的著作化学鉴原。这种重视时务与西学的倾向，可以反映科举改章在校士馆的落实情况。全闽校士馆考课命题分作经学、史学、舆地、政治、兵学、数学六门，考课内容的趋新程度在1904年4月该馆首次甄别考试试题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此次考试题目较多，六门科目各择一题来看：经学题有“群吏撰车徒，读书契释义”，史学题有“元太祖、俄彼得合论”，政治题有“闽省茶木之利甲于东南，近年寖减，试陈补救之策”，地理题有“闽省布设铁路以与何省交通为便利议”，兵学题有“日本军制仿西法而变通之，试言其得力所在”，算学题有“小数方根必大于方积论”d。通过这份试题可以看出，全闽校士馆的考课完全对标科举改章的三场命题方向，而且尤为注重改革问题，不仅考察俄国改革、日本变法等外国改革措施，同时关注本省茶业发展、铁路建设等实际改革问题。此外，史学题中考察中国历史的“朱子学校举贡私议书后”一题明显折射正在进行的科举改革。清末校士馆考课形式的守旧与考课内容的驱新存在不可避免的矛盾，很难有效落实新学教育。对于诸生本就陌生的化学、算学等专门之学，校士馆并未安排专业教习进行系统指导，单凭诸生自学很难见效，而以“策论”的论述形式考察西方科学知识，极大可能使其沦为“记诵之学”。即便仅是命题阅卷的考课形式，仅靠一名教习也很难操作。由于招生人数过多，全闽校士馆仅有的一名总校难以完成阅卷工作，便从应课士子中选拔六名学长辅助阅卷，但是福建士子对此多不满意。他们认为：“该馆虽有郑友其山长考课，而阅卷实由学长，弊实业生。”e显然，仅有的考课已经流于形式。1906年，时任署理闽浙总督崇善言及全闽校士馆的考课时多有批判：“该馆原定功课虽分经、史、政治、地理、兵、算六门，而教授既无，专师考校，仅凭文字，与从前书院规模无甚区别，诸生习非所用，坐耗光阴，尤为可惜。”f几乎完全否定了校士馆考课的价值。这种“专师考校”的校士馆，张之洞治下的湖北没有完全采用。湖北方a 北洋校士馆章程，大公报（天津版）1902年12月19日。b 全闽校士馆章程，鹭江报 1904年第64册。c 校士出题牌谕照录，大公报（天津版）1903年6月3日。d 校士馆甄别志略，鹭江报 1904年第65册。e 校士馆之变更，鹭江报 1904年第84册。f 兼署闽督崇奏筹办法政学堂及裁并校士课吏等馆片，南洋官报 1906年第62册。科举制度最后的“辉煌”：清末科举改章与校士馆的考课 43面认为：“按前东巡袁奏陈校士馆之制，专主应课，按科场定制，月课三次，此不过存旧时书院之遗规，练习试场之文艺，用意良嘉，立法稍略。”a“立法稍略”指明校士馆延用书院考课模式的不足，极易重蹈书院时期应课士子“借院斋作旅馆，图膏奖为旅费，拘恋旧习，冒名顶课”的覆辙。湖北曾将经心书院改为校士馆，但是张之洞很快将其更张为以“讲习讨论”为主的勤成学堂，“以教年长向学而不能收入学堂之生员”b。若从清末校士馆的兴起缘由来看，“专主应课”更多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清末国人对于学堂与书院关系的理解，已经脱离了以往“名异实同”的认知，其中教育模式的不同是国人突出强调的方面。福建学务处启动全闽校士馆建设时已经表明：“学堂重在讲习，书院则专恃考课，名实既殊，收效亦异。”c既然否定书院考课，却又在校士馆中大行其道，这种言行不一的态度来自科举改章带来的压力。全国范围内改书院为校士馆以1902年为最盛，福建则在1904年初清廷发布自1906年（丙午）科开始递减科举中额上谕之后。此时福建才将书院改为校士馆，显然出于科举随时可能停止的危机意识，闽浙总督李兴锐就讲：“如将来科举一停，士子别无进身之阶，不特上无以副朝廷兴学求才之意，即下亦何以对士民。”d其中的忧患意识溢于言表，即使明知校士馆专主考课的教育模式收效不大，对于广大士子而言，却是把握科举取士最后时机的“救命稻草”。福建全省只设全闽校士馆一所，福建学务处采取“广其名额”的办法，不仅招生人数众多，还将童生纳入招生范围。为了配合考课进行，该馆动用省会鳌峰、正谊、致用、凤池四所书院经费发放考课奖赏。该馆初次甄别考试，到场应试人数竟达一万两千余人之多。e这种对校士馆“趋之若鹜”的盛况，深刻反映科举改革期间清末士子普遍存在的焦虑心理，特别是对个人前途命运的深切忧虑。清末校士馆本为不能进入学堂的旧学士子而设，但是符合条件已被学堂录取的学生，同样乐此不疲地前往校士馆参加考课。位于京城的金台书院于1902年仿照“直隶、山东校士馆章程”改为校士馆f。京城各类学堂放假期间，学生往往来此应课，校士馆月课人数明显增多。g更有甚者，京师大学堂学生上学期间频繁请假，参加金台校士馆的考课。大学堂专门发布牌示明令禁止：“本学堂章程日有饮馔膏火，月考皆有优奖，所以体恤寒畯者，亦无微不至矣。乃近闻诸君于金台校士馆考课日期辄纷纷托辞请假，潜往考试，逐微利而荒实业，揆诸千里来学之本意不其爽欤。损学堂之声名，贻外人以口实，犹言末也。”h其实，当时学堂亦有膏火、优奖，学生参加校士馆的考课并不完全追逐微利，更在为参加科举进行反复演练，获得更多的模拟应试机会和心理保障。科举虽已改章，难度明显加大，但对广大士子而言，依旧是其谋求出路的首选正途。两广总督陶模、广东巡抚德寿奏陈广东大学堂开办情况之时，早已言明这种情a 湖北学议，湖北学报 1903年第18册。b 张之洞：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二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94页。c 闽省设立校士馆详文，申报 1904年5月21日。d 闽省设立学务处札文，申报 1904年5月17日。e 校士馆甄别志略，鹭江报 1904年第65册。f 推广造士，申报 1902年12月8日。g 金台考试，大公报（天津）1903年7月13日。h 大学牌示，北洋官报 1903年第166册。教育史研究 2023 2 44形，即便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士子依旧倾心于数日之间可获出路的科举，不愿选择年耗长久、功课繁重的学堂。a事实证明，学堂学生中举之后大多不再继续求学。比如，1902年开办的山西大学堂中学专斋初招学生200人，壬寅、癸卯两次乡试，70多名学生中举之后退学，不到两年“中斋学生空额过巨，不得不另行招生补足空额”。b总体而言，清末士子对于科举的热情依旧不减，甚至出于科举改章带来的压力以及科举随时可能废止的忧患，更胜于前。此时服务科举改章的校士馆的考课，无疑契合了他们的现实需求。三、科举最后的“辉煌”：校士馆之名的历史审思清末校士馆作为伴随科举改章兴起的特殊产物，对于缓解那个激变时代普通士子的压力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校士馆脱胎于书院，几乎完全延续书院的制度模式，这对曾经依赖书院读书治学、准备科举、维系生计的士子来说，无疑是一种意义重大的缓冲。校士馆提供的针对科举改章的应试教育，即使教育效果不佳，却也足够缓解普通士子骤然应试的不适，并对旧学出身的士子转向学习新知具有积极的引导作用。但是，清末校士馆的设立大多动用书院物质资源，不仅占据书院原有基建设施，而且动辄保留数所书院经费用以发给士子考课奖赏。当时各地设立学堂普遍遭遇经费困境之时，校士馆的存在制约着学堂的发展，社会舆论对此提出了批判：“既诏改书院为学堂，则凡有书院经费自当悉充学堂之用。乃阅报章所纪一处有数书院者，改者虽改，留者仍留，不顾学堂经费之不足，又安能鼓舞人才耶？”c校士馆的设立无疑加剧了科举阻碍学堂的舆论发酵。北洋校士馆设立之初，明确表示：“校士馆为科举不废而设。”这一特殊机构也因科举废除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1905年，清廷宣布次年开始停止科举。失去赖以为生的制度环境之后，各地校士馆或是停办，或是改建成为各种类型的学堂。解决举贡生监的善后问题，则由地方探索转移至朝廷中枢。值得注意的是，清末校士馆之名对于科举制度而言有着非凡的意义。国人信奉“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的儒家正名思想，因此，给予新生事物合适之名，使其具有相对稳定的指称关系，也就成为推进新生事物发展的必要前提。袁世凯将这种专门服务科举改章的教育机构称作“校士馆”，但是此名并非袁氏的创造。校士馆本是科举时代地方举行童试及生员岁科两试的考场的一种称谓，与省城举行乡试的“贡院”相衔接，不同地方亦有“考棚”“考院”“试棚”“试院”等不同叫法。明人王叔杲的校士馆记记载了温州府校士馆的创建情形，其称：“校士馆者，督学使者所驻以校六庠山者也。今制，畿省三岁大比士，上其隽于春官，擢之对于大廷。而学使岁一比所部，盖兴贤育材，同文教于海宇，系至钜且要矣。”d表明校士馆是为执掌校士之责的提学官员巡回所属地域举行考试提供的专门场所。清代以后，州县一级建设校士馆逐渐盛行。道光年间，湖北房县知县王锡畴表示，“考棚之设，高垣棘闱，编号扃门，原以便坐位，以杜传递，各郡旧有建a 杜宏春编著：陶模行述长编下册，黄山书社2019年版，第1350页。b 王家驹：山西大学堂初创十年间，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编：建国前的山西教育，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c 论变法宜求其实，申报 1902年2月5日。d 王叔杲：校士馆记，王叔杲著，张宪文校注：王叔杲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237页。科举制度最后的“辉煌”：清末科举改章与校士馆的考课 45立，惟州县缺而无备”，有鉴于此，该县官绅共建考棚，“顾名思义，因名之曰校士馆”。a就其功用与性质而言，以往校士馆是为便于考试操作、严密考试纪律而建的考场，并不具备教育机构的属性。袁世凯借用本为科举考场的校士馆之名，延续书院考课之实，本质上是“旧瓶装新酒”的一种做法。目前来看，对于这一称谓，当时国人似乎并无异议，除了广西改称“育才馆”、湖北更名“勤成学堂”，其余各地均未更张。自科举制度成为中国古代人才选拔的基本方式以来，无论官方的各级官学，还是民间的各种私学，以及介乎官学与私学之间的书院，多以科举为目标开展教育活动。在儒家“义利之辨”思想的影响之下，科举之学多被视作利诱俗学，各种教育机构开展的科举应试教育招致的批判始终不断，一直延续到科举废除的时候。晚清时期科举制度遭到前所未有的诟病，书院深受科举影响实行的八股考课也成众矢之的。书院改制出台的重要推手张之洞曾讲，“今日书院积习过深，假借姓名希图膏奖，不守规矩，动滋事端，必须正其名曰学”b，以书院非“学”的正名理路否定了书院的教育功能，以此作为书院改设学堂的依据。在此情形之下，针对科举改章提供相应考课服务的教育机构，不得再以书院的名义继续存续，而是改为同样非“学”的“校士馆”。同样从正名理路来看，科举时代的各种教育机构，虽行服务科举之实，却未如清末校士馆一般借用科举考场之名，直接标榜其衡文校士的属性，强调专为科举而设。如此看来，清末校士馆对于科举制度而言有着格外特殊的文化象征意义，风靡一时、昙花一现的清末校士馆意味着科举制度行将废止之际最后的辉煌时刻，甚至是科举制度发展进程中最为特别的一刻。（责任编辑：刘启迪）Final Glory of Imperial Examination:Reform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xamination of Jiaoshi-GuanChen HaoAbstract:In 1901,the Qing Government started imperial examination reform,which was a major challenge for scholars back then.As a response,Jiaoshi-Guan,which rose at that time,recruited scholars who were not enrolled in school and carried out examination targeting the reform.Before the abolition of imperial examination,it was popular all over the country.The conservative examination of Jiaoshi-Guan was contradicted to the innovation of imperial examination,having little effect on the reform.However,it met the needs of scholars facing more difficult examinations and possible abolition of it.Many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back then served imperial examination,but only Jiaoshi-Guan played exclusive function.It had special cultural meaning and marked the final glory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Key words:imperial examination reform;academy reform;Jiaoshi-Gua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examination classAbout the author:Chen Hao is a doctoral candidate from Faculty of Education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a 王锡畴：校士馆记，陈程主编：文赋房陵，珠海出版社2011年版，第204页。b 张之洞：筹议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二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94页。教育史研究 2023 2 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