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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圣叹与“四大奇书”经典构建的另一种选择.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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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2023 年第 4 期(Social Sciences Edition)(总第 273 期)再解读金圣叹与“四大奇书”经典构建的另一种选择 温庆新摘 要:在“四大奇书”经典构建过程中,金圣叹创造性地提出“才子书”的批评思路,认为以水浒传为代表的通俗章回小说寄寓着“才子”写作者个体化的人生经历与独有的“意思”,以至于应在知晓写作者“心闲”的情况下,基于“妙文”的角度分析相关小说的文采与才情。以“才子书”进行通俗文艺“雅”意探寻的“雅俗共赏”行为逐渐获得世人的认同,有助于打破通俗章回小说固有的文体

2、界限及其文化层级,转而注重“才子”写作主体介入小说文本所带来创作趣味的文人化、高雅化及知识化倾向。这种新的审美策略,促使以“奇书体”为代表的通俗章回小说被进行知识特征与存在意义的多维建构,形成了“四大奇书”等通俗文艺流布的一道独特风景线。关键词:“四大奇书”;金圣叹;“才子书”;经典构建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23)04-0096-09作者简介:温庆新,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术语考释与谱系建构”(19ZDA24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一般项目“知识学视阈下明代书目小说著录

3、研究”(22FZWB038)的阶段性成果。在“四大奇书”的流布过程中,时常因某一“名人”的揄扬而助推了相关小说被世人充分认识、批评及构建的独特接受现象。此类“名人”有着自身的文化习性与知识趣味,往往把自身的审美诉求当作一种文化领域的构建缘起与知识意义,从而为“四大奇书”被不同群体的个性接受及隐含其间的经典建构导向,提供了可资实践、模仿及自由发挥的操作方式。其中,明末清初苏州吴县人士金圣叹(16081661)提出的“才子书”品评理念与批评方式,成为“四大奇书”在清代被进行经典构建的一种特殊方式。清代部分知识群体在肯定与否定金圣叹的两种接受倾向中,皆会针对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通俗章回小说而频频提

4、及“第才子书”等相关术语,有效扩大了“四大奇书”的知名度,进而对相关小说完成由“四大奇书”到“才子书”的观念勾连。凡此种种,不仅进一步扩大“四大奇书”被清代部分知识群体关注的概率,而且让清代读者看到如何品评“四大奇书”的另一种操作手段,有效推动了“四大奇书”的经典构建。69一、清人对金圣叹的舆论设定与“四大奇书”的曝光度谈论金圣叹对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通俗章回小说流布的影响,就不能不提清人对金圣叹的各种“污名化”评价。此处所言“污名化”,主要是指对某一特定群体进行鄙薄、侮辱以及最终产生一定社会负面影响的动态过程,进而导致某个时期的社会对该群体形成某些具有否定性导向的特殊舆论,影响该特殊群体的

5、社会价值与历史地位。当清人基于各式各样的理由来批判金圣叹其人其著时,有关金圣叹所提出的“才子书”观点及其对水浒传等通俗文学的批评思路,则随世人舆论的推动而获得关注,甚至形成了“诲淫诲盗”之类的不良社会评价。在这样一种或肯定或否定的社会舆论中,仍能有效扩大“四大奇书”的知名度,越发引发世人对“四大奇书”的批评兴趣,甚至形成某种社会热度,从而催生“四大奇书”批评的多维视角。自明末以降,金圣叹因为“扶乩降灵”等事而被彼时知识群体视为“异端”人物,历来对其褒贬不一,乃至形成多数人仍持否定的社会舆论。清初人周思仁欲海回狂集卷一“法戒录总劝金圣叹”条曾说:“江南金圣叹者,名喟,博学好奇,才思颖敏,自谓世人

6、无出其右。多著淫书,以发其英华。所评西厢、水浒等,极秽亵处,往往摭拾佛经。人服其才,遍传天下。顺治辛丑,忽因他事系狱,竟论弃市。”“自谓世人无出其右”云云,即否定了金圣叹张扬的自大性格;而“多著淫书,以发其英华”,对金圣叹的评点著述连带进行一种人伦道德方面的价值否定。虽然周思仁看到“人服其才,遍传天下”的社会传播面,却依旧发出抨击的强烈呼吁。尤其是“忽因他事系狱,竟论弃市”的客观陈述背后,显然隐含着金圣叹罪有应得的批判导向。毛庆臻一亭杂记“金圣叹获阴谴”条,甚至不惜以传说来“污名化”金圣叹的种种写作行为,认为这是因果报应的必然,言:“国初诸生金圣叹,才隽不羁,好评奇书小说,透发心花,穷搜诡谲,

7、阅者为之大快,以有司不公,哭文庙旋为访拏抵案,陷辟,正落百日之厄。其评书猥佻刻薄,导淫诲盗,足资笑谑,而阴谴之重,尚不止此。才子自贻伊戚,岂特狂不顾忌,将为何等人耶?读其文者惜之。”较之于周思仁,毛庆臻所言“评书猥佻刻薄,导淫诲盗,足资笑谑,而阴谴之重,尚不止此”,不但对金圣叹进行了猛烈的人身攻击,而且对金圣叹评点书籍展开了“导淫诲盗”的价值污化。“尚不止此”的言外之意,更是隐含罄竹难书的不屑举证心态。从“诲淫诲盗”的社会舆论出发,诸如水浒传金瓶梅等小说被归为“淫词小说”,此类小说“流布坊间”的结果被认为会导致“愚夫鲜识者,妄拟实有其徒,未免情流荡佚”等不良接受效应,故应该加以查禁。在这种情况

8、下,金圣叹对水浒传等通俗文艺的品评,因“遍传天下”而难免成为有清一代部分知识群体在舆论、思想等方面予以重点打击的典型。王应奎(16831759?)柳南随笔卷三就说:“金人瑞字若采,圣叹其法号也。少年以诸生为游戏具,补而旋弃,弃而旋补,以故为郡县生不常。性故颖敏绝世,而用心虚明,魔来附之,某宗伯天台泐法师灵异记所谓慈月宫陈夫人,以天启丁卯五月降于金氏之卟者,即指圣叹也。圣叹自为卟所凭,下笔益机辨澜翻,常有神助。然多不轨于正,好评解稗官词曲,手眼独出。初批水浒传行世,昆山归元恭庄见之曰:此倡乱之书也。继又批西厢记行世,元恭见之又曰:此诲淫之书也。顾一时学者爱读圣叹书,几于家置一编。而圣叹亦自负其才

9、,益肆言无忌,遂陷于难,时顺治十八年也。”这条文献大致反映出以下特殊的接受细节:因金圣叹的“异端”存在,导致其所著被定为“诲淫之书”;虽然清代部分知识群体不遗余力地加以否定,仍不能改变彼时社会79温庆新 金圣叹与“四大奇书”经典构建的另一种选择顾宇、温庆新:“污名化”与红楼梦社会身份的变动及传播趋向,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6 期。朱一玄、刘毓忱编:水浒传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11 页。毛庆臻:一亭杂记,光绪十七年(1891)石印本。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4 页。王应奎撰,以柔校点

10、:柳南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2 页。“几于家置一编”的接受盛况;越是未能有效降低金圣叹其人其著的社会影响力,越会引起彼时知识群体的批评举动,由此促使对“托名”金圣叹的各类品评著述的猛烈抨击,统统将其归入金圣叹的造孽余绪中。例如,佚名跋金瓶梅后言:“金瓶梅一书,脍炙人口,金圣叹评之详矣。世传凤洲撰文,荆川中毒,分宜清明上河图公案,久入覆盆,不得已假荒唐之词,作复仇之计,此殆仁人孝子之用心,有固然,无足怪者。至如西门大官人,特不过子虚、乌有、亡是公之类耳!乃阅者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如司马之于蔺,长孙之于魏,仰慕无穷,求以身肖,抑又何也?胸中无五千卷书,断不可读稗官小说,虽贯华

11、才子诸书,徒坏人心术耳,何暇论其行文之妙、发始之端哉!市井细人,往往以假托之词,据为典故,其不令人喷饭者鲜矣,是又出不识一丁下也。”此处将“托名”金圣叹的金瓶梅评点本归为“贯华才子诸书”之一种,最终做出“徒坏人心术”的价值否定。可见,以政教意义与道德教化为中心,金圣叹被清代部分知识群体加以否定的接受情况,连带扩大了金圣叹评点通俗文艺等著述被提及的频率,有效扩大了水浒传等通俗章回小说在清代的曝光度。道忞和尚曾记载清初顺治帝与其关于金圣叹的对话足以说明这一点,言:“上曰:苏州有个金若采,老和尚可知其人么?师曰:闻有个金圣叹,未知是否。上曰:正是其人。他曾批评得有西厢、水浒,议论尽有遐思,未免太生穿

12、凿,想是才高而见僻者。师曰:与明朝李贽所谓卓吾子者同一派头耳。”尽管此处以否定批判的意见为主,但“才高而见僻”的评判行为及其见解颇能引发其他人对此的关注。所谓“与明朝李贽所谓卓吾子者同一派头”,变相肯定了金圣叹小说批评的巨大影响,令当时的知识群体不得不予以高强度关注,终究还是存在不少的跟风批评。虽说清代知识群体对金圣叹其人其著秉持完全否定者的数量颇多,但仍有不少人颇为推崇。如谢良琦(16241671)才子必读书序言:“生平不识金圣叹。戊戌冬,从阳羡徐二玉所读五才子书,方慨然想慕其人。圣叹于书率称才子,五才子书者,其所评阅水浒传也。今年秋,过吴门书肆,见圣叹所选古人之文,又曰才子必读书。余谓古之

13、人之有志于道者,皆谓之学,其曰:才者,材也,谓材具之美也。凡古之著书立言,传天下垂后世者,必其才美,又加学焉,故得至此,似不宜仅以才子名。然圣叹谓之必读书,则其意犹将以教天下之为才子者,其取类固不谬也。”谢良琦基于自身对金圣叹的“慨然想慕”,干脆认为金圣叹的著述具有一种“传天下垂后世”“以教天下之为才子”的积极社会意义。此处从金圣叹“著书立言”的角度加以分析,多了一种深入金圣叹的理解之心,少了无端的肆意“污名”之风。谢良琦肯定金圣叹的重要启示在于,他不是完全惯性地依附前人和当时的社会舆论对于金圣叹的身份设定及其作品价值定性,意在突破彼时否定的思维定势,而从“才子书”的角度创造出深度了解金圣叹的

14、独特方式。相关做法另有黄叔瑛第一才子书三国志序一文,亦颇典型,言:“院本之有西厢,稗官之有水浒,其来旧矣。一经圣叹点定,推为第五才子第六才子,遂成锦心绣口,绝世妙文;学士家无不交口称奇,较之从前俗刻,奚翅什伯过之。信乎,笔削之能,功倍作者,经传为然;一切著述,何独不然。此书所自有之奇,与前此所未剖之秘,一旦披剥尽致,轩豁呈露,不惟作者功臣,以之追配圣叹外书,居然鼎足,不相上下。况西厢诲淫,水浒导乱,且属子虚乌有,何如演义一书,其人其事,章章史传,经文纬武,竟幅锦机,熟其掌故,则益智之粽也;寻其组织,亦指南之车也。”此处看到金圣叹的“锦心绣口”批评才成就水浒传等通俗文艺的“绝世妙文”特征被不断挖

15、掘。在黄叔瑛看来,若是能够有效消弭“西厢诲淫,水浒导乱”等子虚乌有的舆论设定,显然更有助于扩大相关小说“指南之车”的积极意义。可以说,推崇者相当程度上是着眼于“金人瑞批水浒西厢,灵心妙舌,开后人无限眼界,无限文心。故虽小说、院本,至今不废”之类的文本审美价值。甚至,现代之人从89温庆新 金圣叹与“四大奇书”经典构建的另一种选择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108-1109 页。金圣叹撰,陆林辑校整理:金圣叹全集附录(第 6 册),凤凰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71 页。谢良琦撰,熊柱等点校:醉白堂诗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2 页。丁锡根

16、: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905-906 页。冯镇峦:读聊斋杂说,盛伟编:蒲松龄全集第 1 册,学林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957 页。现代学术体系出发,认为“金圣叹是一位有眼光的人;一位有文学革命思想的文学批评家。他就能指出水浒传是一部足与最上品古典文学,平起平坐的杰作;在文学上足与两大史学名著左传和史记媲美。这部七十一回本 通称贯华堂本,便是他校评付刻的。这部七十一回本后来甚为流行。在这部书里,每一回都有金圣叹的评语。他对一些精彩的字句,也分别有其批语;这些批语都十分精彩。这部金圣叹批的水浒传一直被重刻了三百年。这个本子风行之后,其他较早的本子就逐渐被湮

17、没了。”以之为“有文学革命思想的文学批评家”,是一种现代学术视阈下的价值重新评判,故顺带对水浒传等小说以新的学术史的重定。要之,清代部分知识群体对金圣叹的不良舆论设定,促使基于政教意义与道德启迪的角度去看待金圣叹其人其著的批评常态:一方面否定了金圣叹对水浒传等小说的积极开创,形成了“诲淫诲盗”的社会“热点”舆论;另一方面,不论是对金圣叹的肯定还是否定,由金圣叹自然联想到“第才子书”的惯性知识,使得金圣叹的相关话题不断被清代部分知识群体提及,增加了水浒传及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其他关联小说的曝光度 “贯华堂本亦既盛行于世,天下皆知圣叹评才子书之意矣”。凡此种种,导致金圣叹采用“才子书”展开通俗文艺评点

18、的方式与意见,不断获得世人的关注、认可及持续推进,促成了“四大奇书”等通俗文艺流布的另一道独特风景线。二、作为一种批评思路的“才子书”与金圣叹对水浒传的批评何谓“才子”,金圣叹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之天下才子必读书指出:“盖致望读之者之必为才子也。”有学者认为这是“金圣叹意欲通过分析、总结经典的才子文章培养造就新一代才子的构想,此处才子仍是对富有文才之士的泛称”。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序又说:“依古人之所谓才,则必文成于难者,才子也。依文成于难之说,则必心绝气尽,面犹死人者,才子也。而后其才前后缭绕,得成一书也。”可见,“才子书”是写作者呕心沥血且灌注于文本的体现,不仅寄寓着写作者的才情,

19、亦饱含着情感。从这个角度讲,将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传、西厢记合称为“六才子书”,金圣叹的首要意图是认为相关作品系文人“才子”之才情与文采寄寓的体现;进而从书籍文章的角度,对相关作品的内在品质及其在历代文化衍变史上的独创性,提出新的建构导向。此举不仅能够有效拔高相关作品的文体学价值,而且提供了全新的认识视角。甚至,以“才子书”作为文人“才子”的独创作品,寄寓着“才子”写作者诸多个体化的人生经历与精神诉求,故具有一种将相关作品予以经典批评的考虑。现仅就金圣叹基于“才子书”展开通俗文艺批评的创造性思路及其主要关节点,申说如下。在“贯华堂六才子书”的批评过程中,金圣叹将作为通俗文艺的水浒传西厢

20、记与史书典范之作的史记,以及对世人精神思想具有高度影响的庄子离骚、诗歌中现实主义高峰之作“杜诗”等各类典籍相联系,以为“才子”之“书”的若干典型代表。此举显然是从文化意义与文章价值两方面,对通俗文艺这一类文艺作品的有意揄扬。在“六才子书”的拔高逻辑中,金圣叹是将批评对象当做文章之一种,尤其是以“妙文”来反驳世人对相关书籍的“淫书”舆论限制。如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言:“西厢记断断不是淫书,断断是妙文。今后若有人说是妙文,有人说是淫书,圣叹都不与做理会。文者见之谓之文,淫者见之谓之淫耳。”当然,以“才子书”来定位西厢记的同时,其实与对西厢记之“奇书”99温庆新 金圣叹与“四大奇书”经典构建的另一种

21、选择胡适:胡适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07-308 页。金圣叹撰,陆林辑校整理:金圣叹全集附录第 6 册,凤凰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43-144 页。王实甫撰,金圣叹批评,陆林校点:金圣叹批评本西厢记,凤凰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8 页。白岚玲:才子文心 金圣叹小说理论探源,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0 页。金圣叹撰,陆林辑校整理:金圣叹全集第 3 册,凤凰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6-17 页。王实甫撰,金圣叹批评,陆林校点:金圣叹批评本西厢记,凤凰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6 页。定位是相一致的。故而,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又说:“子弟读

22、得此本西厢记后,必能自放异样手眼,另去读出别部奇书。遥计一二百年之后,天地间书无有一本不似十日并出,此时则彼一切不必读、不足读、不耐读等书,亦既废尽矣,真一大快事也!然实是此本西厢记为始。”金圣叹希冀读者能够“自放异样手眼”去品读西厢记,以便能够形成“读出别部奇书”的阅读体验,甚至获得“一大快事”的消遣意味。可见,金圣叹的“妙文”构建,是其将西厢记定位为“才子书”的重要原因。而相关定位最终仍旧希望读者能够获得“奇书”的精神体验。正如西厢记卷五论及“你休问小僧敢去也那不敢,我要问大师真个用咱也不用咱”时,金圣叹批曰:“如此跳脱之笔,使人失惊。记圣叹最幼时,读论语至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见下

23、文忽接云: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不觉失惊吐舌,蒙师怪之,至与之夏楚。今日又见此文,便与大圣人一样笔势跳脱,西厢记真奇书也。”所言“真奇书”,不仅肯定西厢记语言使用的高明,而且肯定西厢记布局的经典性,故具有合拍于论语等儒家经典作品的优秀品格,以至于能带给读者一种奇特的阅读感受。从某种程度上讲,“奇书”是对金圣叹意图将西厢记归为“才子书”的最佳文本注解或意义诠释。对此,清人邓汝宁增补笺注绘像第六才子书西厢记例言认为“圣叹先生批评西厢记文法,多有补前贤所未发者”之后,曾有较为深入的剖析:“鄙见以读书用功宜活,穷通顺逆,遭境不一,愤郁忧愁,诸情易扰,安可不善自排解,寻一出路?予生艰苦备尝,病难毕阅,

24、幸得偷生至今者,以胸中时挟一编无字书,自咀自咏,不复计有人世险阻故耳。此一编之助我救我,功良多矣。辛丑岁,周游江左诸郡,通都大邑,得广接夫贤人君子,亲其绪论;复好买未见新书,恣所览择,遂汇成是编。夫吾辈搦三寸管,宜舒千古眼,不有奇书一卷,何由扫尽十丈红尘,跻身霄外?况鹿有苹,呼群而共食,予又曷敢自私乎哉。”此处不仅指出金圣叹评点西厢记的做法带有“善自排解”诸多“愤郁忧愁”之意,亦是邓汝宁对自身“穷通顺逆,遭境不一”而于西厢记中“寻一出路”的心境描摹,带有邓汝宁“助我救我,功良多矣”等强烈的主观感受。故而,所谓“不有奇书一卷”,不仅推崇金圣叹评点的高明,更是邓汝宁在金圣叹评点本阅读之后意图向世人

25、推广,希冀形成“呼群而共食”的群体效应。西厢记的“奇书”定位,正是邓汝宁从自身遭遇出发对金圣叹基于内心共鸣而努力介入西厢记等品评行为及其意见表达的最恰当说明。“奇书”的定位是金圣叹力图评点“第六才子书西厢记”的重要环节。据此反观金圣叹对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四大奇书”的评价,亦可见及相关思想的延续性。在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中,金圣叹就多次以“奇书”来指代水浒传,认为水浒传除含有写作者的自娱自乐,更有一种“奇书”的“绝技”。如第十四回论及“他虽是个不通文墨的人”时,批曰:“非骂文人也,正自表此书,在无文墨处结撰停当,然后发而为文墨,读者定不当以文墨求之也。应知世间盖天盖地奇书,皆从不通文墨处

26、来。”此处认为水浒传是一部“盖天盖地奇书”,所“奇”之处正是施耐庵施展“才子”才华的重要体现之一。又,第五十一回论及“朱仝对众人说道:若要我上山时,你只杀了黑旋风,与我出了这口气,我便罢”时,批曰:“奇谈骇事。文章妙处,全在脱卸。脱卸之法,千变万化,而总以使人读之,如神鬼搬运,全无踪迹,为绝技也。只如上回已赚得朱仝,则其文已毕,入此回,正是失陷柴进之正传。今看他不更别起事端,而便留李逵做一关捩,却又更借朱仝怨气顺手带下,遂令读者深叹美髯之忠,而竟不知耐庵之巧。真乃文坛中拔赵帜、立赤帜之材也。每见读此文者,误认尚是前回余文。小说之不能读,而欲读天下奇书,其谁欺?”所言“天下奇书”,则是将水浒传当

27、作此中的典型。这种典型不仅体现在“脱卸”之类的“绝技”,更在于读者“竟不知耐庵之巧”,故而需要一一加以勾勒或指明,才能有效引领读者的“能读”。001温庆新 金圣叹与“四大奇书”经典构建的另一种选择王实甫撰,金圣叹批评,陆林校点:金圣叹批评本西厢记,凤凰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7 页。王实甫撰,金圣叹批评,陆林校点:金圣叹批评本西厢记,凤凰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79 页。金圣叹撰,陆林辑校整理:金圣叹全集附录第 6 册,凤凰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01-102 页。金圣叹撰,陆林辑校整理:金圣叹全集第 3 册,凤凰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75-276 页。金圣叹撰,陆林辑校

28、整理:金圣叹全集第 4 册,凤凰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931-932 页。那么,如何对水浒传“奇书”的种种表象展开深入阅读?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金圣叹首先指明“大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并认为施耐庵“本无一肚皮宿怨要发挥出来,只是饱暖无事,又值心闲,不免伸纸弄笔,寻个题目,写出自家许多锦心绣口,故其是非皆不谬于圣人。后来人不知,却于水浒上加忠义字”。在金圣叹看来,应从“心闲”的角度来重新定位水浒传如何展现施耐庵的才情,而此处的重新定位正如金圣叹所言的“题目是作书第一件事。只要题目好,便书也作得好”,主要是对水浒传做出“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的题目变更及诠释重心的相应转移。他

29、意图从“才子书”的角度重新对待已被世人普遍接受的忠义水浒传及“四大奇书”之类的惯用连称批评思路。对此,金圣叹自我剖析道:“或问:题目如西游三国,如何?答曰:这个都不好。三国人物事体说话太多了,笔下拖不动,踅不转,分明如官府传话奴才,只是把小人声口替得这句出来,其实何曾自敢添减一字。西游又太无脚地了,只是逐段捏捏撮摄,譬如大年夜放烟火,一阵一阵过,中间全没贯串,便使人读之,处处可住。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若史记妙处,水浒已是件件有。”又说:“水浒传不说鬼神怪异之事,是他气力过人处。西游记每到弄不来时,便是南海观音救了。”金圣叹意图拔高水浒传的策略有二:一是对同为“四大奇书

30、”的三国演义西游记进行贬低,二是将水浒传比附于史记等经典之作。不论是贬低同类小说还是靠向经典以便重构新的通俗类经典作品,皆是从“才子”的高妙艺术手段着眼,从而在文章之“妙”的思路中重构水浒传的文化价值与审美意义。故而,读第五才子书法进一步指出:“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即不然,只事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从“因文生事”来重构水浒传在历代“才子书”中的地位,以文章的角度寻求水浒传的经典之处。这就使得金圣叹对水浒传如何展开“奇文”描写,进行了诸多深度感受后的思路指明与意义设定,乃至明确提出“支

31、公畜马,爱其神骏。其言似谓自马以外,都更无有神骏也者;今吾亦虽谓自水浒以外,都更无有文章”之类独尊水浒传的见解。比如,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第二十八回回前总评言:“稗官之家,无事可纪,不过欲成绝世奇文以自娱乐。”此处认为撰写“奇文”的高妙境界应该是“文传而事传”,才能发现作者“纵横曲直、经营惨淡之志”。在金圣叹看来,水浒传的“奇文”往往是“多用奇态笔法”而致,以至于能够步史记之路而胜于蓝。如其在水浒传第六回回前总评言:“此回多用奇态笔法。如林冲娘子受辱,本应林冲气忿,他人劝回,今偏倒将鲁达写得声势,反用林冲来劝,一也。如此奇文,吾谓虽起史迁示之,亦复安能出手哉!”又如,第五十二回回前总评言:“

32、此篇纯以科诨成文,是传中另又一样笔墨。然在读者,则必须略其科诨,而观其意思。何则?盖科诨,文章之恶道也。此传之间一为之者,非其未能免俗而聊复尔尔,亦其意思真有甚异于人者也。何也?盖传中既有公孙,自不得不又有高廉。夫特生高廉以衬出公孙也,乃今不向此时盛显其法术,不且虚此一番周折乎哉!然而盛显法术,固甚难矣。不张皇高廉,斯无以张皇公孙也;顾张皇高廉以张皇公孙,而斯两人者争奇斗异,至于牛蛇神鬼,且将无所不有,斯则与彼西游诸书又何以异?此耐庵先生所义不为也。吾闻文章之家,因有所谓避实取虚之法矣。今兹略于破高廉,而详于取公孙,意者其用此法与?”所言“文章之恶道”,主要用于对水浒传“以科诨成文”的衬托,意

33、图有效区分水浒传与西游记等彼时诸多同类小说的为文有别。而此类区别对待主要是施耐庵能够别出心裁,灌注着其独有的“意思”。虽然此处所言“意思”没有明确的说明,却大体指向施101温庆新 金圣叹与“四大奇书”经典构建的另一种选择金圣叹撰,陆林辑校整理:金圣叹全集第 3 册,凤凰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8-30 页。金圣叹撰,陆林辑校整理:金圣叹全集第 3 册,凤凰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9-30 页。金圣叹撰,陆林辑校整理:金圣叹全集第 4 册,凤凰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752 页。金圣叹撰,陆林辑校整理:金圣叹全集第 3 册,凤凰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530 页。金圣叹撰,陆

34、林辑校整理:金圣叹全集第 3 册,凤凰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63-164 页。金圣叹撰,陆林辑校整理:金圣叹全集第 4 册,凤凰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947 页。耐庵心思的独特性(所谓“耐庵先生所义不为”),从而造就了水浒传多样的文章之道。据此可知,“奇文”可谓是金圣叹对水浒传“才子书”的最主要解说。而“奇文”的文本意义或价值构建思路,仍旧脱离不了水浒传的“奇书”身份。只是金圣叹进一步强化“奇书”的独特性(即“才子书”的品格),有意将水浒传从“四大奇书”之中独立出来,认为水浒传具有优于三国演义西游记的奇特之处。而此类奇特之处,并非全是施耐庵“发愤著书”的有意为之,而是一种“心闲”

35、的言“情”之举。“心闲”是作家文化素质养成与才华横溢自由展现的必要条件,只有在闲情适意的精神状态中才能将哪怕是处于人生逆境而“发愤著书”的所有情感,予以有深度的摹写。在金圣叹批评的潜在逻辑中,这样一种“心闲”之举就已成就水浒传的“才子书”地位;若是施耐庵更加有意为之的话,水浒传或更具独特价值。因此,金圣叹认为能够与水浒传并列合称的是庄子、离骚、史记、杜诗、西厢记,而非三国演义西游记等作品。此举就将水浒传从通俗章回小说等“俗文学”中剥离出来,意图将其塑造为符合儒家经典文化传统的“雅文学”作品。综述之,“才子书”的提出,使得金圣叹力图以“心闲”平和对待水浒传“妙文”的独特之处及其审美体验,具有加以

36、实践的适当形式。他努力尝试将世人过于关注“奇书”的奇特感受转移到对小说文本的审美体验中,探寻写作者文采与才情的独特接受价值。此举是基于彼时社会流行的文学批评思路且意图打破各种文体的界限,进而在“第才子书”的思想中形成新的阅读期待与审美范式。由此促使在“第才子书”的批评形式中,重新界定批评对象的文类归属及其意义体系,进而构建新的诠释的有效性,最终对水浒传等作品的整体意义设定新的理解渠道与意见表达。当金圣叹从施耐庵的才子身份出发,意图从文章批评的角度诠释“才子”创作所形成特殊的文本时,其对水浒传的文本批评就重新建构起一种富有启迪性的操作模型,预设了水浒传文本在写人、叙事及事件安排上具有强烈文人化与

37、高超艺术化的实体存在,一一进行揭示,甚至进行意义的拔高阐发。三、“才子书”与“四大奇书”经典化的另一路径当金圣叹创造性地提出“才子书”并尝试将其与“奇书”进行勾连,以便形成全新的评价通俗文艺作品的若干独特思路。“才子应须才子知”,以批评者的视角申说作者的言外之意,由此重点关注批评文本艺术与作者才情的接受价值。后世小说批评者多有承继者,“才子书”逐渐被运用到批评以“四大奇书”为首的各类通俗章回文艺中。如毛纶绘风亭评第七才子书琵琶记自序言:“西厢有第六才子之名,今以琵琶为之继,其即名之以第七才子也可。”此举首先为琵琶记的评点寻求一种契合当时关注通俗文艺的批评之风,同时以“第七才子”作为一种宣传词,

38、以形成批评的空间与流通的便利。又,清初天花藏主人将“第三才子书”玉娇梨与“第四才子书”平山冷燕合并刊刻,题为天花藏合刻七才子书。天花藏主人在天花藏合刻七才子书序中认为“才情则有得有不得”,若“人而无才”,容易“不幸憔悴以死”,故需通过“著书”来展现“天地生才之意与古今爱才之心”与人之“性情”。这种批评思路更看重写作者的文采与才情在小说文本中的展现,出现了以“才子书”来评价小说的典型批评套路。可以说,“才子书”的提出逐渐成为清中叶以降小说批评的“热点”话题,不断刺激品评者在相关小说文本中寻求“才子”作者的才情寄寓及其间特有的精神文化,探寻相关小说文本如何触及对人之精神与思想诉求的描摹,从而进入彼

39、时知识阶层的日常生活及其精神消遣的主要调节机制中。昭梿啸亭续录卷二所言“自金圣叹好批小说,以为其文法毕具,逼肖龙门,故世之续编者汗牛充栋,牛鬼蛇神,至士大夫家几上,无不陈水浒传、金瓶梅以为把玩”,即证。201温庆新 金圣叹与“四大奇书”经典构建的另一种选择徐增:读第六才子书诗,九诰堂全集卷十,清钞本。毛纶:绘风亭评第七才子书琵琶记,清雍正元年(1723)映秀堂刊本。黄霖编:中国历代小说批评史料汇编校释,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61-362 页。昭梿:啸亭续录,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03 页。由于金圣叹重点关注水浒传的“才子书”特征及价值,使得他对三国演义西游记等

40、其他小说的评价,往往是作为水浒传批评陪衬而存在的,存在厚此薄彼的批评导向。此类厚此薄彼的批评思路,对后来的小说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毛纶、毛宗岗(16321709)父子批评的三国演义,不仅含“四大奇书”亦有“才子书”之称名。在康熙十八年(1679)醉耕堂刊刻的三国演义毛评本中,其封面含有“四大奇书第一种”、总目端题“四大奇书第一种总目”、各卷端亦题有“四大奇书第一种卷之”等字样。毛宗岗甚至在读三国志法中明确强调:“吾谓才子书之目,宜以三国演义为第一。”当然,毛宗岗不遗余力推崇的重要原因,仍在于“三国一书,乃文章之最妙者”。毛宗岗特别指出“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而其叙事之难,则有倍难

41、于史记者”,以至于其认为“读三国一书,诚胜读稗官万万耳”。在此基础上,毛宗岗认为“读三国胜读西游记”“读三国胜读水浒传”,带有比较式的厚此薄彼批评倾向,以便在其他作品的衬托下寻求三国演义各种文章之妙与独特审美体验的接受价值。可见,毛宗岗推崇三国演义的策略及其品评过程,与金圣叹推崇水浒传如出一辙。此类批评在符合“文以载道”的传统思路后,更强调读者或批评者应当直面“才子”作者在小说文本中的“性情”书写,亦应关注“才子”作者对小说文本之艺术性、审美性的创造性写作。它通过变更批评的操作手段来形成文本解剖的又一范式,以便在品评小说文本艺术特征的基础上,重审、体验及总结“才子”作者所欲构建的独特的文本世界

42、,多角度探寻小说文本的多维意义面向。需要指出的是,从文章的角度淡化三国演义水浒传等通俗章回小说的文体特性,藉此强调相关小说的文章学价值,尤其是强化通俗文艺对传统文章学的技艺、审美及意义之承继,相关做法是明中叶以降的知识群体有意区别对待通俗章回小说的常见做法。据明周晖(15461627?)金陵琐事卷一“五大部文章”条所言:“太守李贽,字宏甫,号卓吾,闽人。在刑部时,已好为奇论,尚未甚怪僻。常云:宇宙内有五大部文章,汉有司马子长史记,唐有杜子美集,宋有苏子瞻集,元有施耐庵水浒传,明有李献吉集。余谓弇州山人四部稿更较弘博。卓吾曰:不如献吉之古。”可见,李贽(15271602)采用的文章批评视角突破了

43、原有文体限制的固化视角,可谓是对通俗文艺经典特质的多样探索。尤其是,李贽将刊刻并广泛传播于明中叶的水浒传与李梦阳(14731530)李献吉集等同时期的流行著述相提并论,此举多少会导致对水浒传等通俗章回小说的经典比较,不仅具有较之于历史或传统的思路,亦可与当时影响深远的典范(或流行)作品进行勾连,带来了通俗章回小说多种批评方式的建构可能性。而周晖与李贽关于是将王世贞(15261590)抑或是李梦阳归入讨论的争议,折射出彼时的知识群体对于何谓典范作品,仍处于一种动态变化的思索之中。这表明明中叶以降的知识群体在连称批评的视角下对批评对象的特征与价值探索,仍存在见仁见智,乃至互为商榷的情况。彼时的知识

44、群体甚至围绕作为共同兴趣的关于文章的各类话题,展开具有社交意味的日常精神活动,从而在交流中寻找共同话题的讨论方式与结果争鸣。这就为后世的通俗章回小说批评进行多样化探索,提供了开放式的思路与意见的自由表达。可以说,金圣叹基于文章批评的视角,在明人的“奇书”批评理念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影响深远的“才子书”,进而在相当程度上带动清中叶以降基于“才子书”进行通俗章回小说批评的操作方式。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以奇书、才子书来评判通俗小说,实则透现了一种独特的文化信息,体现了文人对通俗小说这一文体的关注和评价,这是文人士大夫在整体上试图改造通俗小说的文体特征301温庆新 金圣叹与“四大奇书”经典构建的另一种选

45、择罗贯中原著,毛宗岗评订,齐烟校点:三国演义读三国志法,齐鲁书社 2014 年版,第 16 页。罗贯中原著,毛宗岗评订,齐烟校点:三国演义读三国志法,齐鲁书社 2014 年版,第 4 页。罗贯中原著,毛宗岗评订,齐烟校点:三国演义读三国志法,齐鲁书社 2014 年版,第 15 页。罗贯中原著,毛宗岗评订,齐烟校点:三国演义读三国志法,齐鲁书社 2014 年版,第 5 页。罗贯中原著,毛宗岗评订,齐烟校点:三国演义读三国志法,齐鲁书社 2014 年版,第 16 页。周晖:金陵琐事,南京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52 页。温庆新:物我会通:“四大奇书”作为现代报刊广告词的生产性批评,中国文学研究

46、2023 年第 2 期。和提升通俗小说文化品位的一个重要举措。”“才子书”的提出拓展了清代小说批评的实践方式,使得明清时期采用连称思路进行通俗章回小说批评的常态,具有表达功能扩大与批评旨趣转移的新导向。在金圣叹个人声誉日隆的历史轨迹中,不论是肯定金圣叹的小说批评抑或是予以否定者,都能够有效促使世人对金圣叹“才子书”批评的关注乃至批判性吸收,以至于推动此类新的批评倾向逐渐获得后世小说批评者的采纳。尤其是,“才子书”视角下的批评更注重“才子”作者主体介入小说文本所带来创作趣味的文人化、高雅化及知识化倾向。它可以看作是彼时的知识群体尝试以“才子书”进行通俗文艺“雅”意探寻的“雅俗共赏”行为。这使得以

47、“奇书体”为代表的通俗章回小说的审美趣味,将不断被迫接受清代部分知识群体由“俗”向“雅”的改造,从而逐渐被纳入彼时的主流文化中进行知识特征与存在意义的多维建构。“才子书”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知识趣味,在某些关联舆论的催化下,逐渐打破了彼时社会接受的文化层级限制而呈现出时人蔚为大观的批评热情。可以说,金圣叹“才子书”的批评方式获得了一定指导力,持续被其他知识群体发挥开来。它激活了通俗章回小说被肯定的认识渠道,使得后世小说批评在打破文体界限及其固有文化层级的情况下,能够自由地对相关小说进行文学性、审美性乃至文化性、思想性的品评;也使得既是批评者又是阅读者的评点主体在“才子书”的小说批评过程中,形成

48、了一种新的审美策略。它改变了“奇书”等其他视角对于小说批评的单一逻辑,使得后世小说批评在语言形式与内容分析中,越来越关注小说写作者的个体独创意义。更进一步讲,“才子书”的定位及其种种批评实践,提高了通俗章回小说的文类地位,有效形成关注通俗章回小说的良性社会舆论。这是因为打破了通俗章回小说的文类壁垒之后,通俗章回小说的创作动机及存在意义被品评者进行了诸多超出原有文类层级与文本实际所有的意义构建,乃至为适应特定的意义导向而有意对小说文本进行若干突出特征的构建,从而在各类批评意见推动下,不断更新通俗章回小说的知识价值,形成了社会层面上对通俗章回小说身份认同的群体性态势。不过,“才子书”的思路对于“四

49、大奇书”的批评影响,仍受到世人的批判。不同批评者差异化的文化诉求及其技术路线的不同实施,会对批评对象的评价结论产生诸多异趣结论。张之洞(18371909)书目答问就指出:“凡为(金)圣叹一派习气,皆小说批评语一派气习也。小说批评语,不可以为考据,不可以为词章,不可以为义理。君子出辞,须远鄙倍,甚至不可以为立谈,凡恶之避之是也。”此处站在考据学的立场否定金圣叹拔高小说的批评手段不合主流知识体系的做法。它表面上看属于一种批评方式之争,其背后则是对通俗章回小说文化合法性的质疑。甚至,在不同品评者的眼中,“四大奇书”四部小说之间的经典品质具有高低优劣之分,其经典化历程亦存在不相同步之态。这就是金圣叹、

50、毛宗岗为何会拔高各自的讨论对象,以“首推水浒传”或“宜以三国演义为第一”之类的句式进行区别对待的本质原因。这种做法并非尊重同类小说的固有缺陷性,而是在否定其他小说艺术性与审美价值的过程中,有意拔高自身批评对象的结果。每位品评者对“才子书”的关注重点及方式都是面向批评者自身的当下思绪、未来诉求及其特殊的说教对象,因此他们对“才子书”批评对象的选择、批评重点的选材与叙述并不一定相同。因此,即如“才子书”的提出带来了关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小说的另一种批评选择,但“四大奇书”作为世人熟知的一类作品,乃至惯用的一种名称指代,即便是同一品评者对这四部小说的品评策略及意见表述亦存在不一致性。这种不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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