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安居何以可能——基于中国香港青年粤港澳大湾区购房实证研究.pdf

102青年探索/2023年第4期YOUTH EXPLORATION摘要围绕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一系列跨境惠民政策措施，支持港澳青年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研究以香港青年跨境购房为切入点，分析影响香港青年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安居的因素。研究发现，经济和福利措施提高了香港青年进入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意愿，但由于行政管理系统在基层缺乏衔接机制和配套公共服务，香港青年难以融入内地生活；亲朋、同乡、校友等社会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正式制度的缺失，为香港青年在大湾区的跨境生活提供支持与援助；拥有良好经济条件和内地社会关系的香港青年更容易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安居。研究认为目前跨境惠民政策主要在“进入”环节着力，而对“适应”环节关注不足，形成了“经济机会驱动、社会网络支援”的迁移模式，对社会阶层较低的香港青年群体产生“挤出”效应。为了吸纳更广泛的香港青年，研究建议，应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方面完善政策支持系统，弥补政策短板。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香港青年；住房；安居；跨境迁移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23）04-0102-11DOI：10.13583/ki.issn1004-3780.2023.04.009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共同富裕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与社会政策创新研究”（项目批准号：22JJD63002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老龄社会治理下的积极家庭政策研究”（项目批准号：20BRK034）。作者简介：郭小敏，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2020 级博士研究生；钟晓慧，博士，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教授。郭小敏 钟晓慧 一、问题提出香港青年跨境迁移和安居广东是一个长期持续的现象。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深入推进，香港与内地的交流交往愈发紧密，跨境迁移至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生活的香港青年规模整体呈上升趋势。根据香港统计处数据显示，2013 年至 2021 年期间，逗留在广东省的 15 岁至 44 岁香港青年数量从 91500 人上升至 128100 人，增幅达到 40%。支持和推动港澳青年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一直跨境安居何以可能 基于香港青年粤港澳大湾区购房实证研究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自 2016 年起，根据相关边境管制站的出入境记录编制并发表了一个数据集（数据最早可追溯至 2013 年年中），概述了通常逗留（即在 1 年内有 6 个月及以上的时间）在广东省的香港永久性居民的情况。台港澳青年研究103是中央政府促进“人心回归”的重点工作，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的重要内容。自 2019 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颁布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相继出台一系列便利港澳青年到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学习生活的多项政策，涉及教育、医疗、就业、创业、社保、住房等多个方面，为推动港澳青年融入大湾区提供政策保障。评估这些政策的效果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议题。既有研究聚焦香港青年的跨境迁移动机（migration/mobility motivation），分析促进或者抑制香港青年跨境迁移的因素，从而评估政策对香港青年的激励效应。但是，很少研究关注香港青年在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安居经历（residential/stay experience），即香港青年进入大湾区内地城市后融入、定居或者退出的经历和选择。本文认为，相较于迁移动机，安居经历同样值得关注，它们共同构成完整的迁移过程，能够更全面反映政策效果。因此，本文聚焦香港青年在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安居机制，关注哪些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帮助或阻碍他们留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生活？基于福利理论和政策实践，本文选取香港青年在大湾区内地城市的购房实践为切入点。有关迁移研究表明，住房是迁移过程中首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降低购房门槛、便利港澳居民在内地城市购房是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工作重点。例如，2019 年，中央公布豁免购房部分资质证明、简化购房手续，推动内地个人银行账户开立；2020 年 10 月，广东省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联合发布实施粤港合作框架协议2020 年重点工作，提出“优化落实便利香港居民在粤购房政策措施。进一步简化香港居民购房流程，完善香港居民购房贷款政策，推动落实与广东本地居民享有同等待遇”；2021 年，中山市率先试点跨境购房流程优化服务，广州市向港澳青年开放申购共有产权住房。这些与购房相关的配套措施，已经成为吸引和推动香港青年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安居的关键举措。因此，本文以香港青年在大湾区内地城市的购房实践为切入口，考察香港青年的跨境安居机制。二、文献回顾迁移是一个动态过程，目前关于香港青年跨境迁移的研究主要从社会文化、政治认同、经济机会等角度考察香港青年跨境迁移的动机和意愿。首先，从社会文化视角出发，学者们发现粤港两地的文化交流有助于推动香港青年向大湾区内地城市迁移。他们认为，粤港两地地域相近、民俗相亲、文化同源，因此，增强双方文化交流和文化纽带的政策能够吸引香港青年到大湾区内地城市发展。其次，从政治认同角度出发，学者们发现对中国人身份和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度较高的香港青年，更愿意参与两地交流活动，对内地经济发展潜力更有信心1-2。因此，应该从教育文化政策着手，增强香港青年的国民意识和国家认同。第三，从经济机会视角出发，学者们认为香港青年到大湾区内地城市就业、创业和置业是看重政策红利释放出的经济机会以及市场前景3-4。因此，制定税费优惠政策，可以更好地激励香港青年向内地流动。上述研究表明社会文化、政治认同、经济机会等因素影响着香港青年迁移到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意愿、动机和模式。相应地，政策效果分析也集中在文化交流、公民教育、经济机会等政策领域。但是，目前还比较少研究关注香港青年流入大湾区内地城市后的迁移经历，我们尚不清楚“人来了，104青年探索/2023年第4期YOUTH EXPLORATION留不留得住，如何留住”。尽管不少研究提示香港青年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实际生活工作中可能会遇到诸多障碍5，但是对于能否安居、如何安居仍然缺乏深入系统的分析。对香港青年跨境安居经历的分析涉及该群体社会福利需求的满足，有助于评估大湾区内地城市社会福利领域的政策效果。尽管关于香港青年在大湾区内地城市跨境安居经历的研究较少，但是学术界对其他国家、其他迁移群体的安居经历积累了丰富的文献。这些研究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揭示影响迁移群体安居经历的因素。具体而言，宏观因素指的是某个国家或地区与迁移相关的制度和政策；中观层面是指迁移群体所处的社会网络、群体内部成员之间的社会互动，社会网络与社会关系调节政策制度对个体施加的影响6；迁移的个体或家庭特征，如性别、年龄、教育水平、社会地位等，则属于微观层面因素，同样影响个体在迁移过程的抉择和资源获得7。与迁移相关的政策是触发迁移和影响定居的重要因素。正如金斯利戴维斯（Kingsley Davis）所言“移民是政策的产物”8。制度政策因素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出台的与选择、接纳、融合、定居以及正式成员资格相关的法律政策和制度措施。研究表明，即使在控制了几个国家级指标（包括迁出地和迁入地的收入水平）之后，制度因素仍然可以解释人们的迁移行动，友好的移民政策和制度有助于帮助人们留在迁入地9。有学者进一步指出，人们迁移后对于目的地福利制度的满意度会增加居留的意愿10。因此，宽松的永久居留政策、入籍政策对移民在迁入地定居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11。此外，区别于以往经济利益驱动，迁移模式转向获取更好的医疗、教育等福利资源。发达的医疗保健系统可以吸引不同形式的移民，比如发达国家的退休移民12。中国城乡迁移研究也支持相关解释。我国居民福利资源的获取以户口为基础，户籍制度成为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城乡之间人口流动的重要原因13。城市户籍的可及性越强，人们越容易获得留在城市居住和生活所需要的社会福利，反之，迁移群体将选择返回原籍地14。住房问题是迁移群体在迁入地留居后的首要考虑。研究表明，在内地购置房产的机会越大，对跨境香港青年吸引力越高4。这意味着住房政策对香港青年能否留在大湾区内地城市有重要影响。迁移研究表明相较于其他因素，社会网络为迁移提供了更强的解释力15。社会网络因素在迁移或流动研究中通常指通过亲属关系、共同利益和共同生活的社区，将（新）移民和本地人联系起来的关系网络。社会网络对迁移的影响机制表现为：一方面，社会网络通过提供信息和实际支持，帮助迁移者在迁入地找到住所和工作，并为其迁移提供必要的资源，从而降低流动的风险和成本；另一方面，随着来自特定国家或地区移民数量增加，该群体所处的社会网络形成“移民文化”，可以为潜在的迁移者提供更好的迁移认知和经验借鉴16。成熟的移民网络和“移民文化”的存在能够使迁移持续化和永久化17。部分研究还发现，社会网络能够为迁移者提供社会组织、宗教服务或婚姻市场18，帮助迁移者解决在迁入地中遇到的问题、降低疏离感，以及处理各种法律问题，争取教育、福利、娱乐等各种生活机会19。此外，学者们进一步指出，同族群网络为迁移者提供某些优先待遇，如提供经济资源的特权、减少经济交易的程序等20。对中国的研究强调，迁移者的信息来源主要是通过家庭成员和亲戚等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21。族人和同辈等构成的社会网络在迁移中起着主导作用，并为迁移者的流动、就业和情感沟通等提供支持，使其摆脱原有的经济、社会、文化结构等限制22。此外，以同乡为纽带所形成的关系网络，是迁移者在迁入地生活发展台港澳青年研究105的重要社会支持系统23。微观层面与个体直接相关的属性特征，如年龄、受教育程度、经济状况和生活经历等因素，会以特定方式影响个体迁移决策和安居行为。研究发现，青年群体的迁移率最高，主要来自学生就学的跨地区迁移，以及年轻人的就业迁移24。受过大学教育的个人更倾向于迁移，因为他们拥有更好的机会和能力实现移民25，并且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们往往在技能回报较高的国家或地区定居26。经济能力被认为是迁移行为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比如北美的老年人选择在墨西哥定居的原因在于生活成本较低27。此外，旅居经历是人们定居地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有学者认为，退休迁移的定居地选择并非取决于个人直觉或媒体宣传，而是他们曾经多次旅游或度假的地方28。根据上述对已有文献的回顾，本文将从社会福利政策视角出发，以香港青年在大湾区内地城市购房行为为切入点，从制度政策、社会网络和个人特征三个层面考察香港青年在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安居机制。三、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为考察香港青年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安居的现实情况，本文采用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为辅的混合研究方法，首先通过对香港居民跨境购房及迁移的相关调查数据进行分析，了解香港青年在大湾区内地城市购房的经历。数据来源于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于 2019 年 4 月开展的“市民对港人到大湾区置业议题的看法”调查。调查采取随机电话的方式，访问了 1069 位 18 岁及以上的香港居民，内容涉及香港居民在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房产状况、在大湾区内地城市购房的需求和动机、购房过程中遇到的难题等，在调查分析中提炼并总结出香港青年在大湾区内地城市购房过程中遇到的共性和个性问题。其次，通过深度访谈的方式，深入分析香港青年在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安居机制。为获知香港青年的跨境购房决策和行为，本研究于 2019 年 45 月，通过滚雪球的抽样方法获得 25位 1845 岁香港青年进行访谈。其中，有 10 位香港青年已经在大湾区内地城市购房，另外有 15 位则表示有意愿或无意愿在大湾区内地城市购房，详细情况见表 1。表1 受访者基本信息案例编号性别年龄（岁）收入（港币/月）在大湾区内地城市是否有物业在香港是否有物业是否有在大湾区内地城市购房意愿1女28约1.5万是是是2女263万是否否3男296万是否是4男342-3万是否否5女40+2万是否是6男43约10万是（曾经）是否7男417-10万是是是8女362.5-3万是否否106青年探索/2023年第4期YOUTH EXPLORATION9男约40未透露是是是10男374-6万是否是11男31约2万否否是12女281.2万否否是13男24未透露否否是14女251.5万否否是15女282.5万否否否16男242-3万否否是17男313万以上否否否18男334-4.5万否否是19男30+未透露否未透露是20女251.5-2万否否否21女354-6万否是是22男444-5万否是否23男362.7万否否否24男40+未透露否是否25女40+6万否是是四、香港青年在大湾区内地城市购房的整体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一）香港青年在大湾区内地城市购房的整体状况推动香港居民跨境购房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一项重要议题。根据问卷调查结果分析发现：第一，大湾区购房政策对香港青年在内地居留意愿和行为具有正向推动作用。伴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进程的推进，大湾区内地城市房地产市场逐渐松绑以往严苛的购房贷款、居住证明等限制条件，并且开放准入资格，为香港居民进入大湾区内地城市房地产市场以及改善自身居住条件提供了良好的契机。电话访问的 1069 名受访者中，113 人表示曾在大湾区内地城市购置过房产，其中，1834 岁6 人、3549 岁 10 人。由此可见，宽松的购房政策和良好的置业机会对香港青年具有较高的吸引力，在大湾区内地城市购买住宅物业已逐渐被香港青年群体所接受；第二，社会网络有助于香港青年在内地定居。调查结果表明，“有亲友在内地”和“有很多香港人在内地买房”是香港居民在大湾区内地城市购房的决定性因素，这表明基于亲属和朋友的社会网络是置业的重要影响因素。第三，香港青年的个体微观特性如经济状况和在内地的游历经验对其在大湾区内地城市购房决策和行动产生了影响。截至 2019 年 4 月，113 位曾经在大湾区内地城市购房的受访者中，53 人（46.9%）在大湾区内地城市所购买的第一套房产仍未转售；60 人（53.1%）则表示已经出售。可见，香港青年在大湾区（续上表）台港澳青年研究107内地城市安居是一个动态过程。在特定条件下，可能会迁出回流，也可能会持续定居。下面从制度政策、社会网络和个人特征三个层面，进一步分析香港青年在大湾区内地城市的跨境安居机制。（二）香港青年在大湾区内地城市跨境安居的影响因素分析1.制度政策因素跨境政策的实施助推了港人的迁移决策和行为。随着大湾区建设的逐步深入，多项面向港澳居民在大湾区内地城市购房的政策措施在打破现有制度壁垒、体制束缚上作出了积极尝试，推出了多项港澳居民在大湾区享有与内地居民同等待遇的政策措施。在住房领域，2019 年以来中央、广东省及地方政府实施的优惠措施包括豁免港澳居民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居住、学习或工作的年限证明、免除缴纳个人所得税及购买社保的条件限制、在内地就业的港澳同胞享有住房公积金缴存提取、对特定人才实行住房补贴等。这些措施既是解绑也是支持，为推动港澳青年在内地购房提供了便利条件。其中一位受访者提到，身边的香港青年朋友有意愿在大湾区内地城市购房，并且表示“珠海、深圳的公寓直接买，不限购的直接买”（案例 3）。可见，大湾区内地城市的购房政策对香港青年跨境居留的意愿和行为具有重要推动作用。跨境购房是经济利益驱动下的选择。首先是从投资角度理解大湾区的开放购房政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作为重大国家战略，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大举措。对此，不少受访者认为粤港澳大湾区未来房地产发展前景和升值潜力明朗。“打算在大湾区内地城市买房的原因是湾区有政策优势，国家大力推进大湾区（建设），相信未来会有大量人流，如果在大湾区内地城市购房，相信会是很好的投资”（案例 1），“考虑到大湾区的经济发展前景，感觉国家的支持力度和重视程度大”（案例 7）。与之相对，香港青年在香港本地购房面临着较大的困难。因此，在大湾区内地城市购房是香港青年应对香港高房价和看好内地发展潜力的住房策略，涉及经济投资的政策有助于强化这个群体迁移和安居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动机和行为。其次，围绕着大湾区规划出台的一系列措施，也为香港青年带来了更多工作和商务机会。对于香港青年而言，购房是出于跨境工作或商务往来所需。“很多香港人在大亚湾开公司，所以会在那边（惠州）购房”（案例 6），“较多朋友在中山珠海买房，一般是在珠海、中山做生意”（案例 4）。同时，工作机会对于跨境购房意愿和行为的促进作用也得到了证实。部分受访者认为，“年轻人要买房，主要考虑的是工作”（案例 24）。可见，包含经商、就业在内的经济机会在香港青年的购房决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推动这部分群体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安居的关键因素。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跨境购房政策的出台激发香港青年跨境迁移的动机和行动，但是真正达到让青年安居大湾区的政策效果还有一段距离。如前所述，逾五成受访对象出售了在大湾区内地城市所购置的房产，原因在于大湾区内地城市的购房政策尚未形成体系，并且缺乏协调性，同时基层缺乏支持性的政策服务系统。一方面，粤港两地的购房制度存在差异，内地购房政策复杂多变且政策信息公开不够充分，购房程序和手续不够明确，容易让香港青年觉得难以在内地长期生活。有一位已在大湾区内地城市购房的香港青年表示，“（内地）楼市政策经常变，而且每个城市不统一，每个层级之间政府的政策有时候还相互冲突，这很打击香港人的信心”（案例 22）。大湾区内地城市普遍遵循住房和城乡建108青年探索/2023年第4期YOUTH EXPLORATION设部的上位规定来制定购房政策，但在具体规定上存在差异，并且随着大湾区建设进程而松绑有关限制条件的情况不一。由此，尽管政策致力于创造有利的购房环境和条件，但香港青年普遍对内地购房政策变化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存在担忧，在内地城市安居的安全感和信心不足。另一方面，大湾区内地城市缺乏基层组织对接香港青年，为其提供政策咨询、信息反馈和解决困难的服务。有受访者表示，“其实香港人很难获取更多关于内地的信息，好像也不太知道大湾区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更别说跑去内地买房了”（案例 1），“始终不熟悉内地法律，涉及产权问题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听到很多在内地买楼被骗的案例，对在内地买楼缺乏信心，不会贸然在内地购房”（案例15）。可见，信息不对称导致香港青年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安居的需求难以激发。事实上，在香港，市民获取政策信息和反映民意的渠道主要包括政府部门、议会、各类咨询委员会和各种舆论宣传工具。在广东，街道办事处、村民委员会和社区居民委员会是直接服务辖区居民的基层组织，肩负教育宣传、有效组织和管理、办理相关事务、反映要求及提出建议的工作任务29。居民可以通过基层组织了解国家及地方法律、法规和政策，获得一定的生活服务保障，以及反映个人意见和要求。在以户籍为管理依据的模式下，社区并没有把流动人口正式纳入到社区管理和服务中30。由此，香港青年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居留时缺乏制度性支持，导致香港青年在内地的购房交易和居住过程中在遇到涉及法律、银行贷款、房屋后续管理等问题时，出现“不知道找谁”的困境。在访谈中，香港青年表示在购房过程中遇到不少问题，与政府基层部门的沟通需求和服务需求未能得到及时、充分的满足。比如，香港青年希望从内地城市政府部门了解政策信息、表达自身诉求，以及解决相应问题，但是内地缺乏清晰的政府官方渠道指引。有受访者表示，“希望能够在内地官网提供针对香港人了解买楼政策和房产成交价的专门信息通道，目前个人只能从中原和贝壳等APP 查阅个别中介的成交记录，感到不足希望内地政府在香港设点，协助香港居民办理房产事宜”（案例 19）。基层服务的缺位一定程度上抵消了顶层政策的激励作用，香港青年难以切实地享受政策优惠及便利，并且出现“人来了服务跟不上”的情况。2.社会网络因素社会网络在迁移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迁移者在流入地的社会资本越大、所获得社会支持越多，就越容易在迁入地定居31。访谈中发现，香港青年的跨境社会网络主要分为两种：一是基于血缘的亲属网络，二是基于业缘和乡缘的社会组织网络。目前，香港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口祖籍在内地，大多数港人在内地拥有包括家庭、兄弟姐妹、朋友或同乡、同事在内的社会网络。这些在内地的社会网络能够为其在内地生活提供必要的资源与支持。访谈表明，家人、亲戚和朋友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居住，能够有效满足香港青年的交流和情感需要。有受访者表示“大概一个月会去大湾区（内地城市）一两次，主要是见见父母、亲戚和朋友”（案例1）。有一位在接受访谈时表示已经决定要购房的香港青年提及，“在内地有很多亲戚，经常要回来探亲，一家人回来借住亲戚家可能不够地方，打算买来度假、探亲时住”（案例 18），也有受访者的父母长期居住在内地，提出“在大湾区（内地城市）买房方便与亲戚去玩”，并且，她也表示“自身是上海人，有内地背景不会不习惯内地的生活”（案例 25）。亲属网络通过情感连接，不仅激发香港青年在大湾区内地城市购房的动机，还有助于消减香港青年在迁入地生活的孤独感和适应困难。台港澳青年研究109除此之外，亲属或朋友的居住地直接影响迁移者的购房决策和对目的地的选择。有亲友在内地工作或置业的香港青年，跨境购房的意愿和行动更强烈，并且更倾向于选择在港人聚居区购房，或与亲戚朋友居住在同一个小区。这一特点表现为香港居民在广东省几个大城市购房，逐渐形成了香港居民相对集中的居住区32。有受访者提出，在大湾区内地城市购房时主要“通过亲戚朋友了解行情”（案例 2）。也有受访者提及，主要通过亲戚介绍来了解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房地产信息，并且“亲戚也买了同一栋楼”。他还表示，“如果不是自己亲属或者很多朋友去买，一般不会买通常有亲戚是大湾区（内地城市）原居民，才会购买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房子”（案例 4）。还有受访者提出，“有亲戚朋友在内地的话，比较方便管理，也比较放心买房。如果没有认识的朋友在附近，就不那么放心买房”（案例23）。亲属网络能够为香港青年在大湾区内地城市生活提供信息，增强其对内地的认同感和社区联系，并更便利于其解决在异地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同乡会、工友群、商会等组织也满足了迁移者在流入迁入地后群体内部的信息传递、资源共享及社交需求33。此外，工会也具有维护合法权益、表达合理诉求、丰富业余生活，建立对当地基层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功能34。有受访者表示，“尽管不经常去内地，但曾经通过香港工会组织的活动到大湾区内地城市进行参观拜访，自此提升了对大湾区内地城市的了解度和好感度”（案例 23）。可见，社会组织网络通过推动香港青年与大湾区内地城市的交流交往，引导其更好地认识和适应内地城市的生活。然而，社会网络的支持是有限的，难以完全有效满足香港青年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安居的需求，也很难解决其所有的服务性困难。一位曾经在内地购房的受访者在谈及购房经历时描述道，“住卧长期漏水，但交易前中介没有告知；中介收的佣金差异很大，有些收得非常贵”（案例 8）。还有一位多次在大湾区内地城市购房的受访者表示，“在购房过程中存在办证慢、办证难的问题”（案例 5）。此外，还有受访者提及部分朋友不想在大湾区内地城市购房的原因在于，认为内地“市场不够规范，信息也不透明”（案例 1）。因此，尽管社会网络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正式制度上的服务缺失，但并不能完全替代正式制度在政策宣传、信息传递和服务供给等方面的作用。3.个体特征因素香港青年对于大湾区内地城市的生活适应表现出明显的个体差异性。首先，良好的经济状况有助于提高其在内地购房的能动性。有研究表明，香港居民在利用内地优惠利好政策和比较成本优势的同时，也不会放弃在香港所拥有的社会福利，始终在香港保留自己的第一房产，中高等收入群体对在内地购置第二套房产表现出浓厚的兴趣35。本研究中受访者的房产情况证实了这一论点。一位已经在香港购置了房产的受访者提出，他在大湾区内地城市购置第二套房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自己也积累了些钱，房价也不算高，可以负担”（案例 9）。也有受访者提到身边已经在大湾区内地城市购房的朋友时表示，“有一些在珠海、中山买了房，用作周末度假，他们都已经在香港有物业”（案例 17）。部分受访者也表达了个人经济能力对在大湾区内地城市购房的影响，“如果有能力出来（大湾区）买房的人，都是有一点经济实力的”（案例 21），“身边的人基本没有想去大湾区（内地城市）买房的，主要（原因）是没钱”（案例 10）。尽管粤港两地房价存在差异，但随着大湾区内地城市经济发展和物价水平的提升，香港青年需要拥有良好的经济能力来支持其在大湾区内地城市购房和110青年探索/2023年第4期YOUTH EXPLORATION生活。因此，经济条件较好的香港青年跨境购房，继而在大湾区内地城市生活的可能性更高。值得注意的是，曾经在内地有过学习、生活、文化交流等经历的香港青年，表现出对融入当地生活更强的个人能力和意愿。一位受访青年（案例 4）本科就读于暨南大学珠海校区，他在大湾区内地城市所购房产的地理位置就选择在靠近珠海的城市。也有受访者（案例 8）表示自身拥有在内地学习交流的经历，从而对大湾区有更深入的了解，这对其在大湾区内地城市购房以及未来在内地城市生活的计划起到了间接的促进作用。此外，工作和学习经历相结合也有助于提高香港青年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安居的意愿。有受访者表示，“小时候在珠海长大，初三以后才在香港上学.每星期都会回内地，从事代购，因此需要回内地寄货.在内地长大，想在内地生根”（案例 14）。还有受访者提出，“如果他们能够通过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学习，熟悉了那边的环境，然后也给他们提供就业的机会，他们能找到工作，自然而然他们就留下来了”（案例 10）。可见，在内地学习生活交流等经历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香港青年对内地的亲近感，并且建立起直接的、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形成更强的社会互动，从而提高了其在内地城市安居乐业的意愿。五、结论与讨论新时代推动香港青年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安居乐业，是国家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举措。区别于已有研究关注跨境群体的迁移动机和意愿，本研究关注香港青年迁入大湾区内地城市后的安居机制。本文以跨境购房为切入点，从制度政策、社会网络和个人特征三个层面，分析跨境安居何以可能。下面将从政策效果评估的角度归纳主要结论。第一，跨境迁移是一个包含进入、适应和退出的动态过程，目前，围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一系列政策着力点主要集中在进入环节，而对适应环节则关注不足。2019 年开始，国家全面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从中央到省市级层面逐渐松绑和完善香港居民在内地购房、就业创业等政策，包括放宽购房资质、简化购房手续、优化购房流程、支持移动电子支付、允许开立内地个人银行结算账户，鼓励港澳青年到大湾区内地城市创新创业等。这些为香港青年提供了工作以及经商投资的经济机会，提升了香港青年跨境迁移和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居住的意愿，对香港青年的吸纳效应明显。但是，香港青年在流入内地城市后容易出现适应困难。由于政策支持体系在基层缺乏对“香港人”这个类别的专门对接机制和行政管理部门，香港青年难以从正式制度中获得安居所需的公共服务。第二，社会网络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迁移过程中正式制度的服务缺位，为香港青年适应和融入内地生活提供了帮助和支持。香港青年在内地的社会网络包括基于血缘的亲属网络，以及基于业缘和乡缘的社会团体和组织网络。一方面，社会网络为香港青年提供身份认同和情感支撑，增强香港青年对大湾区的整体认知和居留信心；另一方面，社会网络为香港青年的跨境生活工作提供信息，通过与亲属朋友及社会团体成员的互动，解决其在内地安居中遇到的问题。尽管非正式制度缓解了青年在内地工作生活的困难，但是在表达需求、获取信息和法律援助服务等方面的稳定性、权威性不足，难以替代正式制度的作用。第三，“经济机会驱动进入、社会网络支持安居”的迁移模式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削弱了政策台港澳青年研究111的激励效果。本文发现，最终能够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安居的香港青年往往具备良好的经济状况以支撑其在内地置业投资和经商工作，或者因学习交流、走访亲友等经历而在内地拥有较好的社会关系，并通过社会网络消减他们在内地生活的困难。相反，那些经济条件较差，以及在内地社会关系根基较浅的香港青年则可能不会选择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安居，或者即便作出跨境安居决策，但可能会出现再迁移（退出）内地城市的情况。换句话，大湾区政策激励效果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难以惠及经济条件较差、在内地社会关系较弱的香港青年。本研究通过分析香港青年的跨境安居机制，揭示了目前大湾区发展的政策困境。跨境惠民政策的本意是希望“吸纳”更广泛的香港青年，在实践中也确实起到了激励香港青年流入的作用。但是由于行政管理体系在基层缺乏衔接机制，难以为香港青年提供及时、充分的公共服务，更多依靠非正式制度作补充，由此对非精英阶层的香港青年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总体而言，为了更好地发挥政策措施的激励效果，实现香港青年在大湾区的跨境安居和融入，本研究建议面向香港青年的跨境惠民措施的重心应从迁移的进入环节转向安居环节，从而吸纳更广泛的香港青年群体。具体可以从两个方面完善政策支持系统，弥补政策短板。一是在正式制度内部，健全促进香港青年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安居的机制和基层公共服务。建立与发展面向香港人的基层服务站，尤其在港人聚居的城市和社区，提供信息咨询、政策反馈、转介等公共服务，及时有效地解决香港青年在大湾区内地城市生活遇到的问题，切实消除其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生活的担忧和疑虑。二是在非正式制度方面，积极发挥社会团体的服务供给和需求识别的功能。增强港人同乡会、行业协会、校友会等社会团体与政府基层部门之间的横向联系，围绕香港青年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安居的工作生活所需开展对接和服务工作。同时，发挥社会团体“爱国爱港、知粤识港”的作用，通过相关渠道和机制将香港青年需求纳入政策措施，充分发挥社会网络帮助香港青年融入内地生活的积极作用。此外，坚持以接触促融入的方式，广泛吸引和鼓励不同阶层的香港青年参与粤港两地跨境交流项目，通过加强与内地的文化交流，增强香港青年与内地经济、社会、文化等不同维度的深度连接，帮助香港青年建立内地的社会网络，强化其跨境生活的意愿和能力。参考文献1傅承哲，张吉星，霍伟东.香港青年内地发展政策与大湾区“融合发展”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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