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情感的抵达：论批评家介入创作的叙事创新——以梁鸿“梁庄三部曲”为中心.pdf

作者简介高悦（），女，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理性与情感的抵达：论批评家介入创作的叙事创新 以梁鸿“梁庄三部曲”为中心高 悦（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甘肃兰州 ）摘要“梁庄三部曲”是梁鸿作为批评家的转型之作，也可以看作其学术道路的延伸和拓展。无论是对现代中国的多维思考、人物的创新写作，还是叙述语言的准确把握，都是对当下创作领域的一种新的突破，同时也暗合了梁鸿一以贯之的批评路径和学术理念，以及她对文学肌理的深刻理解。关键词梁鸿；“梁庄三部曲”；批评；文学创作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志码 文章编号 （）收稿日期 新世纪以来，批评家们从评论的幕后惊艳亮相，以高涨的热情、强烈的理性精神从事文学创作。仅近几年，就有张柠、房伟、李敬泽、梁鸿、李陀等批评家自觉投身写作场域，给当代文学带来了新的面貌。普遍认为，批评是一种臧否有度、褒贬合衷的理性评说，而文学创作是情感鸣发的产物，二者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审美活动形态。所以当批评家们进入创作领域之后，如何沟通理智和情感、如何链接理论视野和文学就成了每一位批评家亟需解决的问题。大众从“非虚构”文学开始了解梁鸿，实际上，在此之前，她就以批评家的身份活跃于文坛。张清华评价说：“她的综合与大气、宏观把握与微观阐释相结合的能力，开阔的文化视野与深及文学思想与肌理的批评素质，她的充满理性思索、文化探求的学院品格与感受体悟文本的 灵光，还有她的勤奋与丰沛的产量，都使人无法忽视。”然而辗转于批判和思辨之间，梁鸿开始对自己的工作充满怀疑，她深刻感受到自己的灵魂和广阔的现实大地之间的隔阂，高屋建瓴的学术研究已经不能让她的生命变得丰沛且充满意义。于是从 年起她写下了关于家乡梁庄的一系列故事，中国在梁庄 出梁庄记 以及 梁庄十年，十年间的持续关注和记录，不仅造就了“非虚构”文学的典型样本，也让她的精神生活变得丰富而多义。而梁鸿以批评家的理论视野切入文学创作，让理性的学术精神和感性的生命体验在文学文本中合理融合，这一过程是对批评家批评理念的重新检验，也必然贡献出文学创作新的因子和形态。一、“灵光”和“乡愁”：现代乡村的多维思考作家笔下的乡土承担着诸如母亲、政治、温馨、苦难、爱与梦、出走与回归等深远的象征，是作家持之以恒寻找的情感圣地。梁鸿在“灵光”消逝后的乡村叙事 从 石榴树上结樱桃 看乡土文学的美学裂变一文中，引用了一个非常感性的术语“灵光”，用本雅明的这一术语来指称赋予乡土充满灵光的、充满寓意的、包含作者无限情绪的乡村，而“灵光”的消逝，意味着还原乡村的本来面目，不仅是剥离附着于它的隐喻和象征，还要主动撤去有关乡土的文化心理和情感，乡土只是以“原型”的方式存在。只有去除了对“乡村”的遮蔽，才能回到现实之中。面对“现代性”对社会生活全方位的包围，梁鸿在“梁庄三部曲”中展现了一个“灵光”消逝后的乡土空间。在 中国在梁庄 中，“河流”曾作为携带情感的乡土风景，却在工业经济的浪潮中不断撤退，留给梁庄人民满面疮痍的生态环境。“变质的 梁庄，不仅是体现于对有形的自然地理空间的污染，而且更隐蔽地表现为对乡土文化内核和生命肌理，乃至是对文化魂魄的致命伤害。”梁庄小学曾是振兴农村教育的希望，却逐渐被放逐，直至最后沦为“养猪场”，预示着文化作为一种积极力量难以在如今的乡村施展，“读书无用论”越来越被认同，甚至放任；新老支书对于乡村基层政治的看法，牵扯出现代理念在乡村互动的艰难，干部和群众之间缺乏基本的信任，各种宗族血缘关系的交互使得国家政策的实施难以真正有效地开展。在 出梁庄记 中，梁鸿更是拓宽了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另一面，关注了大量进城务工人员生存的尴尬处境，在城乡文明的交互中，乡村以惨烈的姿态“退场”并接受城市的“招安”，潜移默化中资本主义市场运行规律迅速席卷乡村，并构建出新的乡村伦理关系。面对这些问题，梁鸿的选择与众不同。“不是希望建构某种新型的文学范式，也不是探求文学内在的自足性空间，而是试图让文学承载更广阔、更复杂、更第 卷第 期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年 月 真实的社会历史现象，传达创作主体对于各种社会历史的内在认知。”她一度追问相关部门对于环境的治理，发现梁庄人对于攫取自然资源换取经济利益如此理所当然，背后浮现的是生态意识的匮乏和短视。惰性思维的惯性让梁鸿心神疲惫，而对于“王家少年一案”，梁鸿解读到的是留守儿童关爱的匮乏和性意识的欠缺。这种深度的思索能力，关联到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等多重维度的思考，更深刻地指向了对“现代性”本身的思考和意义怀疑。梁鸿在 重回语文学：文学批评的人文主义态度 一文中，用“乡愁”作为重新思考乡村意义的方法。如果说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以明确的理性认识和启蒙的目光投向乡村时，乡村也适时地以愚昧和落后的面目站在现代性的背面，满足了启蒙者对于乡村的想象，从而可以居高临下地进行革命和批判，那么与此同时，“乡愁”也包含着知识分子对“故乡”惆怅又伤感的情愫，并在回望的姿态中不断地给它增添想象的情感。乡土成为自我情感的宣泄口，还带有与现代性指向相反的保守主义的倾向。梁鸿不愿意与故乡隔着仅仅是美学的想象。而是“把乡愁作为方法，意味着从此出发，把自己置身于民族生活之流中，去感受民族生活的种种”。由此发现，乡村不是民族的负累，更不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反面素材，它不应承受不断的指责。梁鸿把“乡愁”作为方法，不把故乡作为普遍意义上的情感寄托，而是当作非常具体的“乡村”，正视乡村中的实际面目，远离不切实际的情感投射和文化渗透，还原“灵光”消逝后的真实梁庄。以“乡愁”去除“灵光”，这并不只是作家文学叙事的选择，在这背后，隐藏的是梁鸿作为批评家身份的理性观念，以及对现代主义的怀疑和批判。那么反过来，她对现代乡土的思考也不仅仅是文学批评中的概念和术语，还为文学的叙事拓展了一条通往乡土中国的真实有效的路径。二、“外省意识”：人物书写新路径梁鸿的博士论文 外省笔记 世纪河南文学 用“外省”理论来分析河南这个特殊的地域文化空间中的作家和作品。“外省”意味着边缘与落后、差别与少数，而“中心”意味着地理和空间的优越。河南作为与“中心”相对的边缘，不仅在地理位置上与一线城市具有相当大的差距，同时也隐喻着一种文化上的不利地位。这种不利地位让作为边缘的“外省”不断妥协和修正，逐渐丧失自身的独特性得以进入“中心”的话语范围。在这一过程中，“外省”徘徊在失落的边缘，变成面目模糊、复杂难辨的存在。而当代知识分子的外省意识是一种自觉的抵抗和疏离。梁鸿认为：“对 外省文化身份 的自觉确认，在某种意义上是 外省 对 中心 的离弃和平视，也是外省知识分子对自身边缘性和外省自觉意识的萌芽，它意味着对差异的肯定，意味着对自身位置的肯定。”以外省意识来考察梁庄系列的人物谱系，意味着确定“外省”所形成的文化性格并且考察形成这种文化性格的原因、背景以及深层的文化危机。出梁庄记 真实地记录了背井离乡的“农民工”这一群体，是梁鸿对“外省文化身份”的一次自觉实践，也是对“河南人”在当前文化环境中的负面形象的一次客观探索。万国、万立两兄弟初到西安拉三轮车，为一块钱就能和人打得头破血流；面对城里人的排挤和歧视，梁庄人不得不紧紧抱团，却被当地人称为“土匪”；无数次地被欺负、被抢劫、被看不起，而在城市新闻中，“三轮车夫”变成了一种偷奸耍滑的形象，是城市的“顽疾”。他们努力进入城市的生存体系之中渴望得到承认，却一再被当作他者得不到基本的尊重。故乡已经在身后成为回不去的梦，而城市却始终高高在上，不肯向他们的辛苦和努力承诺什么。梁鸿一方面写出了河南人的勤劳忠厚，另一方面也写出了他们卑微的生存状态，以及这一群体走向现代社会过程中的巨大历史冲突。当梁庄人放弃对土地世代相传的爱，转而对城市文化无条件地认同和服从时，传统的道德体系开始逐渐崩塌。原本朴实厚道的梁庄人自从窥见了金字塔里的财富，便无法回到以前那种简单的生活。给猪肉注水、用柠檬酸泡藕更是轻车熟路。当传销打着“发财”的名号恰如其分地送上关于成功的想象，欺骗变得理所应当，可最终受害的，还是和梁庄人一样穷苦的底层人。“纯朴与狡诈，善良与冷酷，有时候极其忠诚于诚信，但是，一旦遇到伤害或有利可图，则马上背信弃义。”河南人在“外省”对照下巨大的文化失落感、文化性格也在菊与刀、正与反的两面相互拉扯。农民形象作为乡土文学的重要方面，一直以来被困囿于既定的社会认知，包括道德水平的低下、心灵的麻木与顺从，阻碍了我们进一步理解其背后的生命结构和情感特征。孟德拉斯所言的“农民的终结”，在今天的中国不再只是一个话题，而是一种正在进行中的历史现实，而农民的文化人格抑或精神结构在终结过程中的裂变与新生，则是这个时代最为重要的“精神事件”。梁鸿笔下的农民，不论是在梁庄孤独守候的留守儿童和老人、外出打工的农民工，还是那些特殊的异类人群，他们的悲欢离合、希望和痛苦都饱含辛酸和无奈。五奶奶、芝婶、昆生、栓子、明老太爷等等，梁庄的每一个人都是独立言说的主体，蕴含着丰富的情感经验，足以显示中原大地独特的文化性格。尽管这种性格并非全部积极，带有古老传统势力的承袭，在“中心”的对比中每一步都显得举步维艰，但是这种兰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第 卷以外省意识建构的人物谱系，代表着一种人物写作的积极开拓，一种不认同主流文化圈的规定形态，一种抵抗中心的话语并以更加独立的姿态寻找新的创作起点的精神，她的作品在这种对抗中才能显示作为“外省”的自觉追求和主体意识。三、语言的辩证：一种写作精神每一个创作者都孜孜不倦地寻求语言和精神之间的秘密联系。一直以来，梁鸿在批评文章中多次表达对作家写作精神的不满，当中国广大的底层世界还处于无声的状态中时，作家们无视真实的生命经验，转而投入语言的丰美和技巧的营构之中。梁鸿在 妥协的方言与沉默的世界 论阎连科小说语言兼谈一种写作精神 中，批评阎连科的三部长篇小说中对方言的强化使用实际上并没有形成特殊的情感结构，方言只是作为点缀而存在。单纯地将方言作为民间的一种资源，只能让真实世界和经验支离破碎，陷入生硬和故弄玄虚的怪圈。同时这一叙事姿态呈现出创作者立场的高高在上，他们并非真正与底层世界共情。怀揣着对当代文学写作精神的不满，梁鸿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她选择把语言作为激活情感的工具，并将叙述的权利移交给群体，让每一个人都成为独立言说的主体。“梁庄系列”中，梁鸿实地走访、考证、亲历式取材，记录真实的故事，并直接引用了大篇幅的口述材料。梁庄十年 中燕子亲口讲述男人们的疯狂追求给她留下的心理阴影，春静讲她慌不择路地进入婚姻后被家暴的悲剧，菊秀将她自己一路的成长经历和盘托出。梁鸿让这些压抑已久的农村女性通过个体言说的方式浮出地表，用她们的语言标记独属于她们的生命痕迹和情感印记。燕子回溯往事的时候说：“可以说，这些追我的男人把我的一生都给毁了。到现在为止，我都没谈过恋爱这也不是说追我的人有多坏，也都不是坏人，可是，对我来说，就是把我毁了，这样说，一点也不为过。”像这种未经雕琢的甚至有些逻辑重复的语言，恰好符合一个农村教育程度低的女性在叙述时自说自话的状态，而这种自然真实的状态才能最大程度揭示现实世界。邀请被写作的对象进入写作过程之中并参与和作者的讨论，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讲述自己的故事，这种叙述权利的移交不仅让每一个人物和故事呈现出恣意盎然的生命活力，而且方言俗语的自由表达也更能呈现民间情感的意义和趣味。更重要的是，在这种群体言说的氛围中，深刻显示了梁庄人真实的生存处境，感受到的是语言背后的情感结构和思维方式。但是梁鸿同时警惕这种个体的语言会导致事实的“迷失”，甚至堕入民间的“狂欢”之中，过度沉迷民间的语言，可能会让价值立场变得暧昧不清。所以在个体语言充分言说之后，梁鸿也对这种语言及所涉及的社会语境和历史生成进行批判和质疑，以批评家的自我身份重新出发，从而产生新的思想维度。梁庄系列贯穿了梁鸿的评论和批评意识。梁鸿和乡党委书记交流的时候发现，梁庄人面对中央对地方的资助和管理政策，甚至涉及到关乎乡村发展的重要问题时，显得非常淡漠。梁鸿评论道：“政府村干部农民三者之间始终是三张皮，没有形成有机的统一体。当代的农村政策不停地改变，时好时坏，身在其中的农民不知道哪一种东西还真正属于自己，包括土地。因为没有拥有过权利，农民也不认为有哪些自己应该关心的事情。”这是对中国乡村转型的深刻洞视，也是对农民公共利益淡漠的有力批判。除此之外，梁鸿更是从历史惯性和政策实施的角度揭示了问题的根源，在批判之外更加敞开了一个开放的空间，让梁鸿自己，连同读者一起重新思考广大的古老乡村应该如何面对这些问题，有效弥补了因个人言说而造成的公共立场的缺失，呈现出作为批评家的充满激情的理性批判意识。个体语言的充分言说和评论语言的有效介入使梁鸿重新赋予写作一种精神，即从语言中探索个体的情感经验，并在探索的过程中寻找历史。这是对梁庄情感的确认，也是对批评家自我身份的再度认同。四、结语梁庄系列的出现意味着理性意识和批判思维在文学场域的成功实践，并由此召唤出批评家的现实行动，所以梁鸿把“出走梁庄”看作一次学术理念的延伸。但是很显然，批评进入创作并不是毫无瑕疵，至少在“梁庄系列”中能明显感觉到批评话语的强势地位使得个体叙事匆匆忙忙，有的甚至还未来得及展开就已经臣服于写作者的评论之下，造成文本阅读过程中的一种撕裂。“这就意味着，作者是试图通过梁庄去考察或者说去建构一个现代乡土中国的历史场景，并因这种过度的自信造成了文本作者 侵入 叙述者的立场甚至挤压文本其他人物的情况。”读者很难去分辨到底哪些是人物的思想，哪些是被作者引导的思想。梁鸿的创作可以说是一次批评家以人文主义立场介入现实的冲动，只是当这种冲动过于肆意的时候，也会再一次掉入她曾经深恶痛绝的“既定的美学范式”。这也许是批评家跨界写作的永恒难题。但是总体而言，“梁庄系列”还是难能可贵地保持了梁鸿一脉相承的批评路径 热忱地肯定以及毫不讳言地批评，看见阳光背后的灰尘、温暖背后的隐痛、发展背后的迷思、废墟背后的彷徨，而这应该（下转第 页）第 期高悦：理性与情感的抵达：论批评家介入创作的叙事创新（）建设多元主体参与的乡村振兴产业学院产业学院是建在校内的集人才培养、服务社会、创新创业于一体的实体型机构，保留了原汁原味的产业元素，同时由于是学校自主建立，能够始终以人才培养和服务社会为宗旨，不以营利为目的 。在推进乡村振兴产业学院建设过程中，建设产业学院的进度比较缓慢，主要是因为具有一定实力且愿意参与共同建设产业学院的企业比较少。因此，高职院校要改变现有合作模式，探索建立由地方政府、行业企业、高职院校联合参与，集人才培养、科技创新与推广、服务乡村产业等功能于一体的乡村振兴产业学院。在建设过程中要进一步明确各个主体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充分发挥地方政府、行业企业和高职院校在乡村振兴产业学院建设过程中的优势，进一步整合资源、统筹实施，实现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振兴产业学院的建设模式，促进乡村产业发展。（）完善乡村振兴产业学院的治理体系建设乡村振兴产业学院是由地方政府、行业企业、高职院校联合参与筹建的，不等同于普通的二级学院，应该是多元主体共同投资和管理、具有法人资格且独立办学的机构。由于各主体在资金、设备、场所、人力等方面投入情况不一样，所以筹建产业学院必须要考虑各方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形成理事会、管委会等共建共管的模式，赋予相应的“人、事、财”三权，不断完善制度体系建设，确保产业学院高质量发展。综上所述，在乡村振兴背景之下，高职院校产教融合人才培养路径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因此，高职院校要紧跟国家政策导向，紧盯农业产业结构变化和发展动态，积极寻求关系更加紧密的合作伙伴，推动校企深度融合，多措并举完善人才培养机制，优化继续教育培训的形式和内容，畅通校企供需对接渠道，不断提升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能力和水平。参考文献 季海祺 乡村振兴视域下高职设计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职业教育，（）：朱忠义，郭广军，周凌博 高职教育产教融合赋能乡村振兴战略的问题与推进策略 教育与职业，（）：劳赐铭 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产业人才培养的需求、困境与策略 农村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 人民日报，（）梁妍，葛雷 民办高校基于产业学院的县域电商信息化人才校企协同培养研究：以黑龙江财经学院商务信息化人才培养为例 黄河科技学院学报，（）：责任校对：李瑞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上接第 页）是一个批评家，亦或是一个创作者，永恒不熄的精神之火。参考文献 张清华 理性与“灵光”：简谈梁鸿的文学批评 南方文坛，（）：张丽军 新世纪乡土中国现代性蜕变的痛苦灵魂：论梁鸿的 中国在梁庄 和 出梁庄记 文学评论，（）：洪治纲 论非虚构写作的跨界特性及其意义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梁鸿 回到语文学：文学批评的人文主义态度 南方文坛，（）：梁鸿“”后批评家文丛：梁鸿卷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李兴阳 终结过程中的裂变与新生：新世纪乡土小说中的农民形象综论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梁鸿 梁庄十年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梁鸿 中国在梁庄 北京：台海出版社，：杜若松 学者与作家“非虚构”写作的“异质同构”：从梁鸿、孙惠芬的两部新作的历史叙事说起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责任校对：白彩霞第 期王焱林等：乡村振兴视域下高职院校产教融合人才培养路径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