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具有“本义”——驳西方后现代主义历史诠释学.pdf

年 月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卷 第 期 （）历史学研究编者按：本文系我国已故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家何顺果先生的遗作，与本刊 年第 期刊发的 后现代主义史学：并非本来意义上的历史学 一文并称姊妹篇。他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以新的视角，通过驳斥西方后现代主义历史诠释学关于“历史的意义完全靠史家所 赋予”的论断，证明了历史是由历史的缔造者赋予的即历史具有“本义”，不仅维护了唯物史观的科学地位，还起到了正本清源、守正创新的作用。历史具有“本义”驳西方后现代主义历史诠释学何 顺 果（北京大学 历史学系，北京 ）摘要：后现代主义历史诠释学认为，历史的意义完全靠史家“赋予”。此论之所以站不住脚，是因为历史具有“本义”，它由历史的缔造者赋予，而与史家无关。后现代主义历史诠释学的真正和典型的代表是海登怀特的 元史学，该书不仅把有关历史意义的“生成系统”即史家赋予历史以“意义”的论述，完全置于“与解释问题有关的历史书写”框架中展开，还提出了一种专门的“历史诗学”作为其理论支撑。“历史诗学”的核心虽然叫“转义理论”，但“转义行为”最终是通过“隐喻”来实现的，这就暴露了其历史诠释学乃至整个“历史诗学”的先验唯心论倾向。因为根据 安克施密特的专门研究，“先验论哲学内在地是隐喻的，而隐喻内在地是先验的”，二者在性质上原本是相通的。关键词：后现代主义史学；历史诠释学；海登怀特；元史学；“历史诗学”；先验论；隐喻；安克施密特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收稿日期：作者简介：何顺果，男，重庆（原四川）忠县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从表面上看，海登怀特从来没有否认过历史事实的客观实在性。他在 答亚瑟马维克 一文中，曾明确表示“事件”（）是“给定的”并且是“历史研究的对象”，而“事实”（）则既包含着“事件”也包含着“对事件的陈述”这样的双重意义（）。不过，笔者在 后现代主义第 卷何顺果：历史具有“本义”史学：并非本来意义上的历史学 一文中已经指出，怀特在对“事实”做了上述“双重含义”的设定之后，却作了“只有事实作为不定之物才是修正和进一步解释的对象”的论断，已然否定了他本人此前关于“事实”所具有的事件的给定性和设定。然而，事情并未到此止步。需要指出的是，此事涉及海登怀特的整个历史编撰理论或整个“历史诗学”的体系和性质，只要他本人没有否认和改变其理论的体系和性质，在个别问题上的改变或表态是无济于事的，因为他整个理论体系是外在于史实和事实的。正因为如此，笔者不得不将主要关注点转向海登怀特的整个历史编撰理论或整体“历史诗学”问题，从而被迫卷入自己乃至我国学界很少认真涉入的一个深层领域。一、西方历史诠释学产生的背景诠释学也称解释学，“理解”和“解释”是其不可分离的两个阶段和层面。其名称来自希腊语“”，它的词根“”是古希腊神话中众神之一的信使 赫尔墨斯的名字，意在表示说诠释学的基本任务即把一种意义关系从另一世界译解到自己的世界。如果不算亚里士多德的 论解释，而把发生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和发生于德国的宗教改革视作由中世纪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整个复兴运动的紧密联系的两个不同阶段，那么文艺复兴时期翻译希伯来语和古希腊语著作和为宗教改革而将希伯来文或拉丁文 圣经 译成德文，就可以视作诠释学的史前史，因为两者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实质上都包含着必不可少的对原文本的理解和解释过程。圣经 诠释学里所运用的语文学技巧在诠释学历史上即著名的“自解原则”（），用马丁路德的话来说便是：“圣经 就是它自己的注释者”（），这是因为在马丁路德看来，圣经 文本本身是有“本义”的。不过，最终把“诠释学”推上台面的，是施莱尔马赫和威廉狄尔泰两人：前者提出解释学的任务是向“有意义的对话”（）的扩展，后者则指出首先出现在理解过程之中的“意义”这个概念“是生命本身所内在固有的东西”，他们分别为一种“普遍诠释学”（）设想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此处，需提请读者注意的是，狄尔泰在将诠释学引入历史学的过程中，在强调“历史就是在时间之中进行的生命过程本身”并“依赖于生命”的同时，还在 年出版的 精神科学引论 中把历史学归入“精神科学”之列。只不过，除了他提出的“体验”（）概念值得好好玩味外，当时的狄尔泰并不把“精神”或“思维”看成康德和当时大多数研究认识论的哲学家所说的“纯粹意识”（即经过理智抽象的和没有生命的观察者和思想者），而是并不脱离或独立于经验过程的即处于现实中的活生生的人的东西。然而，此后学术的发展及其状况，便随着西方哲学的“语言和语言学转向”而变得越来越复杂。首先，在哲学方面，随着西方哲学的语言和语言学转向，传统哲学的一些基本范畴，诸如思维与存在、主观和客观、物质与精神、基础与上层，都被颠倒甚至抛弃了，以致产生了埃德蒙德胡塞尔的所谓“现象学”。什么是现象学？我们也可以用胡塞尔使用过的一个说法，把它称之为“本质还原”论，但他不是把“理念”还原成“物质”，而是把物质世界还原成人类意识中的、为了意识的表达方式，以便实现一种纯粹“科学的”或者“无任何预先设定的”哲学。因为胡塞尔根本质疑把物质世界作为“判断即从上下文关系去理解的技巧的当然性。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真正的最终之基础”的有效性，转而提出世界的存在可能预设了“存在的先验基础”，而这个“存在的先验基础”只能被理解为一种对前意识的“支配”或决定，也许甚至是一种“根源”。那么，人们要进一步追问：这种前意识之源又是什么呢？萨特曾对此作解答说：“只有意识才能成为意识之源”，而胡塞尔则把它归之于前认知的“理解力”。此理解力据说是“先验的大写的我们”所固有的，且正是这个“先验的大写的我们把客体世界还原成一种共用主体性的统一源泉”。胡塞尔的现象学对此后许多的哲学家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此后西方哲学以 年沃尔什 历史哲学导论 的出版为标志，绝然地由“思辨的哲学”转变为“分析的哲学”，由解释历史事实的性质转变为解释历史知识的性质，其实质是把研究的重点由“客位”转到“主位”。其次，在史学方面，则日益明显地被“精神科学”所主导，在唯心主义道路上产生了从未有过的系统化、经典化的趋势，即“克罗齐柯林伍德波普尔”阶梯的形成。克罗齐提出“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其中有两个要点：一是“真历史”，编年史是死文字的堆砌，而历史本身因其固有的内在联系而是“真历史”；二是历史的“当代性”，只有活在当代的历史才是“真历史”，而能活在当代的历史只是现实中的“精神生活”，因为只有“精神”才能体现历史的本质，只有“精神”才是唯一的存在。柯林伍德的史学理论充满了矛盾：一方面认为“一切科学都基于事实”，另一方面又区分了两种不同的事实：一是自然科学中用于“观察和实验”的所谓“自然事实”，二是可供“反思”的“心灵事实”。因此，史学研究的真正对象，与其说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不如说是历史事件背后的思想活动，进而得出了“史学的确切对象乃是思想”的结论，并喊出了“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口号。请注意，他强调的不是被思想的事物，而是思想本身的行为，从而强化了克罗齐的唯心史观倾向。波普尔的代表作是 历史主义贫困论，我们之所以把它视作 世纪系统和经典唯心史观发展进程中的第三个阶梯，是因为他把他要批判的对象“历史主义”（包括历史唯物主义）预设为历史“决定论”或“总体论”，从而通过否定“决定论”或“总体论”达到从根本上否定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主义的目的。他的理论推理和逻辑是：人类历史的进程是受人类知识进步的强烈影响，但我们无法以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预言科学知识的增长，因此我们便无法预言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历史主义也因此不能成立。在他看来，人类的思想和想象力本来是无限的，但历史主义者只能以一种唯一的或僵化的方式即“总体论”的方式去想象历史的变化，而无法想象变化条件下的变化。他的结论是，历史主义的贫困乃是思想和想象力的贫困。换言之，由于他从总体上或根本上否定了历史唯物主义，从而发展并超越了克罗齐和柯林伍德。“诠释学”，既被称为“历史诠释学”，也被称为“哲学诠释学”，这两方面的发展集中影响诠释学对史学“独特性”的认识问题，不仅涉及诠释是“理解”还是“说明”的讨论，还涉及诠释之前提即主客体之关系的讨论。年洪堡在 论历史编纂者的任务 中提出，“世界史中创造力量研究”以突出“观念”为刻印在不同“个性”中人类自由之表现，同时也认定认识这种“观念”的前提是“主客观之间一种事先存在的原初的一致性”，由是，为理解起见，人类必须在另一种意义中进行理解。年，德罗伊森在 历史知识理论 一书中把洪堡的上述主张纳入普遍历史诠释学，提出“解释”是从其实用性条件的诠释出发，经过相关条件与历史主角的动机的确认，直到探究其“观念”的目标，从而把“解释”和“说明”区别开来，并把自洪堡提出“创造力量研究”以来的二分法发展到极致，以便一方面坚决阻挡来自西欧的传统的实证主义，另一方面又可明确突出历史学的特殊性。关于这种主观和客观对立的话题，到狄尔泰时挑得更明：“我们说明自然，我们理解精神”。年马克斯韦伯在 关于理解社会学的一些范畴 中提出了一种“理解性说明”的方案，年梅克尼则在 历史中的因果性与价值第 卷何顺果：历史具有“本义”中把“观念”的“历史价值”视为“历史学家独特的兴趣范畴”，年伽达默尔的 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 更是把诠释学的讨论推到一个从未有过的高度。尽管这些讨论存在着不同侧重点，但正如乌尔里希穆拉克所指出的，“他们都把 理解獉獉转移到核心地位獉獉獉獉”，即把“理解”（）视为历史诠释学的核心任务。二、海登怀特与 元史学：当代西方历史诠释学的真正代表上文谈到，随着西方哲学的发展，特别是哲学向“语言和语言学的转向”，历史哲学也发生了由“思辨哲学”向“分析哲学”、史学研究的重点也由“客位”转到“主位”的过程，这时的“理解”俨然已处于历史学的“核心地位”。然而，“主位”不等于“全位”，“核心”不等于“整体”。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在当代西方的历史诠释学中，究竟有没有把历史的意义完全归功于历史家的“赋予”呢？我的答案是肯定的，这就是海登怀特（）的 元史学（：）。但怀特是大家，我们不能妄加评论，只试做如下讨论和推理，请读者评断。不过，在正式进入对怀特 元史学 讨论之前，笔者发现在上文提到的西方哲学和史学发展和当代西方历史诠释学之间在理论上还有一个过渡问题，因为比起前者的宏观后者更专业、更微观一些。笔者以为，这个“过渡”具体就体现在对“理解”的理解上，包括由此引出的“主体间性”（）问题的讨论，因为“理解”的主体是史家。在如何做好“翻译”这个问题讨论的基础上，人们再进一步讨论“理解”“了解”和“同意”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时，不仅已提出并强调了“主体间性”问题，同时也把诠释学讨论的重点由主体和客体、史家与史事的关系切换到“主体间性”即史家与作者、史家与史家甚至史家与读者的关系，按照逻辑也会随之将判断真理的标准由客观转为主观，这是不言而喻的。在这以后，走向以 元史学 为代表的历史诠释学的路径和线索，就越来越清晰了。其实，好多年前，施莱尔马赫的名言 “（史家）对作者的理解比作者自己的理解更好”，已隐含了在诠释学领域史家的地位和作用高于作者和原著的内容，被伽达默尔称为“任意解释的特许证”。首先，我们注意到，西方后现代主义史学是严格区分“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的，认为前者“与事实问题有关”（），而后者“与解释问题有关”（）。我们还注意到，著名后现代主义史家 安克施密特在做出上述二者的严格区分后有一个重要的表态或论断：“”，意即“历史学家的任务根本上是解释性的”。笔者认为，此表态或论断，不仅可以视作对上述把“理解”转到更为“核心地位”所作的呼应，简直可以看成是对当代西方历史诠释学所作的思想准备和批准证书，“”一词意义非凡，颇有“一锤定音”之慨。自然，我们也不会忽视这样一个事实：海登怀特在 元史学“中译本前言”中曾明确告诉我们的读者：“本书对于更具综合性的历史著述理论有所贡献，因为它认认真真地考虑了历史编纂作为一种书面话语的地位”。该书原文，在其序言中一开始就曾声明：“，”。与“历史书写”有关的“历史想象”“深层结构”和“解释原则”均赫然在目。海登怀特本人就把此书的主题、内容和性质直引文中的着重点为笔者所加，下同，不再另行出注。这句话的英文原文是：，参见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接归入了与“解释问题”有关的“历史书写”即“历史编纂”范畴或领域。然而，把历史学的对象和重点，由与“事实问题”有关的“历史研究”转到与“解释问题”有关的“历史书写”，并不仅仅是为了把研究的重点由“客位”转到“主位”，也不仅仅是为了抬高史家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包括宣布历史学家在人文世界中的“立法者”这样的高位，笔者以为这其中还存在着更深刻更重要的理由，因为包括海登怀特在内的后现代主义史家一般都认为，历史书写、历史编纂乃是一种“构造知识”（）的活动和工作。笔者以为，这一概念的提出，就不仅仅是改变历史书写、历史编纂活动和工作的性质，也赋予历史书写乃至整个历史诠释学以新的内涵，值得关注。历史书写既然是一种“构造知识”的活动和工作，怀特就进而提出历史书写的“非修辞化”“非政治化”并不可靠，而只能采取“叙述主义”（）的书写手段来完成，并依赖历史家的“想象力”和“想象”。“历史想象”（）之于历史书写的重要性是那样大，以致他将此概念写入了 元史学 的副标题，这是因为“想象力可通过采纳特殊的风格得到叙述化”。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叙述主义”乃是一种“把历史文本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的语言哲学术语”，它毕竟还只是历史编纂或历史解释的一种工具，作为怀特历史书写理论核心概念的“深层结构”（），究竟是什么东西？我们发现，怀特并没有在什么地方做过明确的定义，是史家为历史书写所作的“历史构图”还是历史作品的“言辞结构”？似乎都不是，因为它们都不够“深层”，而且既是“深层结构”，就会因史家的学识、想象力乃至立场、态度和爱好的不同而有所选择。正因为如此，怀特聪明地把它同“历史想象”相提并论，并且为他的史学理论取了一个颇具诗意的名字 “历史诗学”（），我猜这个“深层结构”或许就是西方学者所说的“前意识”之类，因为“想象”本来既可天马行空，也可曲径通幽，还可因人而异。但“想象”越是深不可测、难以琢磨，历史故事的书写者、编纂者和叙述者就越有责任针对其在历史编纂之前以“历史想象”而“预设”（）的“深层结构”，对读者作出“解释”或“诠释”并阐明其意义。由此，怀特特意在其史学理论和“历史诗学”中，找出或设计了“情节化模式”“论证模式”和“意识形态蕴涵模式”这样 种历史解释模式，同时又为每一种“解释模式”找到并认定了 种解释策略（见表 ）。但人们不要误以为可供史家选择的“解释策略”就是“”，即 种，因为这些模式中各种因素之间有些是相互矛盾或相互排斥的，史家需要在各个矛盾或排斥的因素之间寻找审美的平衡，小心地进行选择和组合，给“事件”以诗意的解释和再现。表 解释模式的四种解释策略解释模式情节化模式论证模式意识形态蕴涵模式解释策略浪漫的形式论的无政府主义的悲剧的机械论的激进派的喜剧的有机论的保守派的讽刺的语境论的自由派的资料来源：，：，这句话的英文原文是：，参见 ，：，。这句话的英文原文是：，参见 ，：，。第 卷何顺果：历史具有“本义”不过，此处我最感兴趣的也最想弄清的还是海登怀特如何让史家“赋予”历史以“意义”，并在理论上提供“支撑”问题的。因为仔细推敲起来，意识形态几乎是任何一个史家本来就具有的立场和态度，因而无所谓选择问题，而“情节”安排和编织在文学上则属于“历史表达”或“历史表现”即比较浅层的东西，这样一来在怀特所设定和提供的历史解释和意义阐述的“三大模式”（）中，真正可供史家选择的就只剩下“论证模式”（）了，因而窃以为此模式才是“历史诗学”的核心即“意义生成系统”之所在。然而以愚见，在整个“历史诗学”中，怀特并没有为“论证模式”乃至其他解释模式本身的运作和逻辑提供明白和有效的论证和说明。不过，他独出心裁设计的“转义理论”（）以及与此有关的“比喻理论”（），已出色地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更深一步说，之所以要提出甚至说必须建立“转义理论”，是因为海登怀特认为历史意义的“生成过程”或“产生过程”在文学史或修辞学上是历史叙述中的一个“转义行为”（），因为史家在历史书写或历史编纂中采用的“意义结构”或“知识结构”是为构造“历史故事”进行历史想象中的“深层结构”，它是隐藏于史家心灵深处的“历史诗心”，只有通过复杂的“转义行为”才能显露出来，而为这种“转义行为”服务的修辞手段具体来说就是“比喻”。“比喻”在文学创作中实际采用的手法很多，怀特为自己认定了种：“隐喻”（）、“换喻”（）、“提喻”（）和“反讽”（）。值得注意的是，在一般文学书和修辞学中它们原是比喻的 种不同类型，而怀特却把它们看成了环环相扣的 个阶梯，从而为其“意义生成过程”即史家“赋予”历史以“意义”的活动乃至整个“历史诠释学”，提供相当不错或者说有力的理论支撑，同时又自然而然地引入了一个与叙述学特别是“转义理论”有关的新概念 “话语”（）。怀特做过考证，从词源上说，“话语”派生于拉丁语 ，意思是“前后运动”或“往反运动”。所以，在以后的历史叙述中，“话语”就成了叙述这种“转义行为”的一个常用语，得以在西方乃至整个学术界广为流传。以上考察表明，史家的整个历史想象、深层结构的预设、历史编撰和叙述，包括历史意义“生成系统”的建构，乃至为这些活动提供理论支撑的全部“历史诗学”，都没有越出与“解释问题”有关的“历史书写”范畴或框架，而绝不涉及他们严格区分的与“事实问题”有关的“历史研究”领域和框架，更不涉及已成为过去的客观历史过程。换言之，怀特的“历史诗学”包含了一个主要或重要的观点，即历史的意义完全是由史家所“赋予”的。三、历史诠释学不能成立之原因：历史是有“本义”的首先，必须指出“本义”与“本意”是有区别的：前者指客观的意义，而后者是主观的意思。“本义”一词，在英文中写作“”，但查古汉语字典，“本”字的含义有种：（）草本的根或主干；（）事物的根本、基础；（）起始、布景；（）依据；（）自己一边的；（）本钱；（）版本；（）量词（用于草木）。笔者认为，怀特的 元史学 特别是他的“历史诗学”存在着很大的漏洞，故不能完全成立，因为它认为历史的“意义”完全凭借史家“赋予”，而问题恰恰就在于任何一个历史事件乃至整个历史都是有“本义”的，不可能全由史家所“赋予”。不过，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又必须回答以下 个问题：第一，究竟什么是历史的“本义”？第二，历史的“本义”如果不由史家所“赋予”，又由谁来“赋予”？第三，历史“本义”这一概念的“义域”在哪里？而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从唯物史观出发，我们还必须区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分“历史”和“历史学”这样两个概念。简单地说，按照唯物史观，“历史”是“以往确实发生过的事件”，而“历史学”则是“研究以往确实发生过的事件的学术”。这种区分很重要，因为其活动、过程和经验的主体完全不同，因而与此有关的思想、意识和观念的来源也完全不同。这本来已是几乎各派史家的共识或常识，因为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在比较“历史”与“史诗”时就说过：前者“记述已经发生的事”，而后者“描述可能发生的事”，但在国际学术界二者的界限常常被有意无意地混淆了。上文提到的克罗齐认为，历史虽然是过去发生的事情，但历史会因对当代的影响而活着，进而得出结论：我们对当前生活的关注也就是对历史本身的关注，就是一例。然而，正如安克施密特所指出的：“在历史学家的看法和历史当事人的看法之间原本是有差异的”，“有必要区分历史研究（与事实问题有关）和历史编纂（与解释问题有关）”这两个概念和层次。不过，这种区分要求并不彻底，还应加一个层次即“历史事件”，并把它作为整个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或第一层次，而把“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改为第二和第三层次，因为任何一个独立学科都应包括自己的研究对象。非如此，便不能为我们关于“历史本义”的概念和探讨提供坚实的理论和客观基础。什么是历史的“本义”？这种“本义”究竟是谁“赋予”的？简单地说，“本义”就是该历史“事件”的发动者和参与者的原初动机和目的以及由它们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和价值。这一说法虽然简单，却包含了两个无可怀疑的真理：一是历史的“本义”隐藏在该历史“事件”的发动者和参与者原初的动机、目的以及由它们所体现的价值观和价值中；二是历史的“本义”只能由已经发生了的历史“事件”发动者和参与者来赋予并已经赋予，此事在根本上与历史事件发生后的任何人包括聪明的历史家无关。这是因为，正如我们在上文讨论并证明了的，历史学的主体与历史事件的主体处于不同的时代，且“在历史学家的看法和历史当事人的看法之间是有差异的”，再聪明的历史学家也不能包揽一切、越俎代庖。不过，笔者想指出的是，以往的研究者，在谈及这种“价值观”和“价值”时，往往只注意其主观方面而忽视其客观效果，这将有意无意地缩小“历史意义”的内涵，而妨碍对“历史意义”进行深入地考察、探讨、挖掘和阐释。我国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在谈及关于古汉语字典的编写原则时说：“就一般情况说，一个词只有一个基本意义，其余都是派生意义。派生意义，古人叫作引申。基本意义，大致相当于古人所谓本义，但不完全相同。有时候，基本意义消失了，派生意义也可变成基本意义，轮着它又产生一些引申意义。掌握字的本义很重要，因为由此可以推知引申意义。有近引申，有远引申”。同理，我们之所以强调深入地考察、探讨、挖掘和阐释“历史本义”的重要性，就是因为王力所强调的历史的本义“很重要”，由此可以推知其引申意义以及其他任何意义，包括衍生意义、附加意义、发展意义、比较意义。在此，我还想指出的是，就大多数而言，对历史意义的探讨是就某人、某事、某族、某国以个案的形式进行的，但即使是有关个案发生的动机、目的及其价值观问题，也常常会超出个别的人、事乃至族、国的范围，而离不开对宏观世界和整个人类历史的未来命运的认识。其实，有关历史的意义以及人怎样赋予其内容的问题的探讨，不仅源远流长而且丰富多彩。苏格拉底的主要贡献虽然是归纳和定义，但他所关心的不是自然而是“人事”。他的学生柏拉图认为，“事物的原因是理念”且“最普遍的理念是相通的”，他还探讨了“人是怎样认识理念的问题”。柏拉这句话的英文原文为：，参见 ，：，。第 卷何顺果：历史具有“本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的任务在于研究原因”，而“自然是运动和变化的本原”（即原因的原因），并认为不仅人类社会而且“自然的活动也是有目的”，他还批评了他的老师柏拉图将“理念”与“事物”分离的不妥。古希腊罗马哲学家，甚至还在多个地方论及有没有“永恒幸福”，以及怎样才能得到真正“幸福”的问题，托马斯阿奎那认定“人的幸福绝不在于肉体快乐”。在这之后，由于基督教神学的长期统治，哲学的地位低于神学以致成了“神学的奴仆”，这类讨论不再那么活跃。然而，自文艺复兴以来一系列革命性的发展，对本文讨论的主题 历史具有“本义”包括历史意义形成的前提、标志、高度和性质以及这种意义怎样被赋予的途径，都有莫大的意义：首先，达尔文的 物种起源论（）、泰勒的 原始文化（）和摩尔根的 古代社会（）所构成的进化论系列，从根本上打破了“上帝造人”的神话，证明了人类乃是生物进化的产物，极大地促进了人类对自己自然本性和社会本性的认识；其次，人类拥有“理性”是人与动物唯一和根本的区别，已成为哲学界的共识，并同时认识到“感觉经验是知识的唯一来源”，“感觉虽有用，但不能认识真理”，然而“人凭着理智是可以认识确定原理”的，这就在很大程度上确立了人类历史和文明的水准和程度；最后，关于科学在生产中的运用，在人类历史和文明中的影响即理性如何赋予历史以意义问题获得非同一般的重视，为此而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以及“科学是经验与理性的结合”、“科学是实验与理性的结合”等相关论述，不胫而走，广泛传播。所有这些进展，都为本文主题即历史最初怎样被赋予意义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坚实力量和实践基础。因为“自然理性”作为人所独具的思维、认知、体验能力，如果说它是人类成长、演化的结晶的话，那么“理性”和“经验”“实验”结合的过程，就可以视作观念和思想，反过来影响历史，即赋予历史以意义的过程。此时，人们只要想一想工业革命如何发生，又怎样影响整个人类历史进程，就会明白。不过，笔者以为，从历史诠释学角度看，最贴近本文主题即历史“本义”最初怎样被赋予的系统性证论应始于威廉狄尔泰。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 历史中的意义，书名挑明其主题研究的对象就是隐藏和包含于历史过程中的“意义”，即“历史的本义”。为此，他提出了一种“生命哲学”，认为历史在本质上“就是在时间之中进行的生命过程本身”并依赖于生命，其活动和意义乃是“生命力”的体现，必须通过某种历史形式才能被人们看到。他同时又指出，这样一来“意义就会与各种主观感受发生关系”，因为在生命之中存在和具有“各种确定无疑的价值观念”。不仅如此，他还指出，“各种个体的生命，通过他们与他们的环境，与其他人与各种事物的关系，而得到无限的丰富和充实”，“由于这些个体而得到实现的内容、价值观念和意图”，“又超越了他们的生命”。他的结论是：“从对生命的解释出发走向这个世界和生命的唯一一条道路，仅仅存在于经验、理解和历史性的领悟之中，我们（指历史研究者 引者注）并没有把这个世界所具有的意义带到生命之中去”，“意义和意味都是完全从人及其历史那里产生出来的”。他不仅仅有力地证明了本文关于“历史具有 本义”的论点，也有力地驳斥了历史的意义“全恃”史家所赋予的观点，因为他强调和突出的是人类而不是史家作为历史缔造者的原始地位和作用。美国著名学者理查德 帕尔默认为，作为“当代诠释学问题之父”，狄尔泰丰富而深入的诠释学研究，“不仅更新了普遍诠释学而且大大地推进了它，而将诠释学置于历史性（）范畴之中”。不过，此处我更关注的是有关本文主题的论述，其余不再赘述。最后，我想引证一段何兆武有关文明史与自然史之区别的文字，来结束此部分的讨论：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正如一切物种都有它们的自然史一样，人类也有其自身的自然史。但是人类的自然史只是人类的史前史。我们通常所谓的人类历史，并不是指人类这个物种的自然史，而是指人类的文明史文明史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人的创造。也可以说，文明史是自然史的一种外化或异化。一旦人类的历史由自然史外化为文明史，它就在如下的意义上对自然史宣告了独立：那就是，它不再仅仅表现为是受自然律所支配的历史，同时它还是彻头彻尾贯穿着人文动机的历史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人文动机一词是指人类的理想、愿望、热情、思辨、计较、考虑、推理、猜测、创造乃至野心、贪婪、阴谋诡计，等等。总之，是人类的思想，是为人类独有獉獉獉獉獉而为其他物种所没有的思想。思想獉獉一旦出现在人类历史舞台之上，它就赋予獉獉历史以生命獉獉和生机獉獉，于是就有了文明史。思想史的研究不仅考虑观念本身的价值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而且要考虑各种观念具体的内涵和意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这段文字包含了 层涵义：（）历史本身就具有意义；（）历史意识在性质上可以用“文明”二字来概括；（）历史本身的意义来自人在从事历史活动时的“人文动机”；（）这种“动机”和“意义”的“赋予”者不是后来的史家而是“历史事件”当时的发动者、参与者。这里，我想说的是，这明明就是对什么是历史的“本义”以及它是由谁赋予问题的很好的回答。四、对“史料”的考证和解读：发现历史“本义”的必由之路西方的“诠释学”，尤其是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存在着巨大的内在矛盾，它宣称所诠释的内容在同等程度上既是被“发现”的也是被“发明”的，其危害性比具体的错误不知要大多少倍，因为越是理论的越具有普遍性。但既然历史具有“本义”，历史的意义也就无需史家代劳，更谈不上“全恃”史家所赐，只需史家细心而努力地探讨、挖掘、发现、解读即可。不过，诸君不要以为这种探讨、挖掘、发现、解读的工作事小，它乃是历史学和历史家的头等大事和主要任务，因为任何引申、衍生、发展、比较之类的意义，都是由“本义”派生出来的，不可“本末倒置”。可为什么说对“史料”的考证和解读，是发现历史“本义”的必由之路呢？首先，正如笔者在 后现代主义史学：并非本来意义上的历史学 一文中讨论过的，历史学源于一个几乎是各派史家都承认的“定义”或“共识”：“历史是以往确实发生过的事件”。由此可以引申出两点：第一，既然是已经发生的，就是史家不曾接触和经历过的，因而是独立存在于史实之外的；第二，既然是确实发生过的，就是存在于史家之外的客观实在，因为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由“五个”作为基本要素构成。史家一旦决定把某个“历史事件”作为研究对象，他就必须首先要认识这个历史事件，这时“史料”就成了史家与史事之间的“中介”，这就意味着史家虽然不可能直接与研究对象发生联系，但可以通过“史料”而与之发生间接关系。这是因为“史料”不是一般的文本，“史料”特别是第一手的资料即原始资料，不是历史事件的发动者、参与者就是旁观者留下的记忆，其中“历史档案”原本就是历史事件本身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均包含着大量“史实”及相关信息而成为历史的载体，即 文心雕龙史传 中所说的“载籍”。对此，梁任公在 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有一个解读：史料乃是“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者也”。一个“痕迹”，一个“证据”，不仅说明了“史料”的“中介”作用，也说明了“史料”考证和解读之于挖掘历史意义的必要性。然而，从历史诠释学的角度看，对“史料”作为“中介”的认识已不够了，因为无论从史料考证的目的来看还是从历史“解释”的前提来看，都有许多问题值得好好琢磨。其一，有关诠释学本身，历史上第 卷何顺果：历史具有“本义”就存在着数不清的争议，马丁路德提出过“自解原则”，施莱尔马赫曾认为“诠释学为避免误解的技艺”，威廉狄尔泰则主张“从生命的实在出发”，“理解生命的实在”，与此同时，对诠释学的两个核心概念“理解”（）和“解释”（）也争论不休。我根本不同意那种视二者为一回事的观点，因为“解释”的对象是读者而“理解”的对象才是“史事”，没有对“史事”本身的理解就不可能做出任何解释且前者属心理过程而后者属实践过程。正如某位著名哲学家所说：理解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某个创造的“重构”（），而解释的唯一标准是其作品的“意蕴”（）即“意指”。其二，本文研究的主题和要求，与一般意义上历史学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史学所研究的主题和要求有很大的不同：首先，二者研究的对象和重点不同，后者研究的对象和重点是“文本”（），前者研究的对象和重点是“史事”；其次，后者由于共识语言学的影响只研究文本的语言结构，而前者按历时语言学的要求更重视词语在古今的“细微差别”；最后，后现代主义史学把史学等同于文学，历史的“深层结构”是通过“历史想象”构建起来的，而我们所说的历史的“本义”则出自历史的客观实在，不仅要探究其“原因”还要追寻其“原因的原因”，在古希腊哲学中称之为“本原”（），而对“本原”的探讨颇有些深不可测。不过，话又说回来，对史料的考证和解读，之所以是探讨历史“本义”的必由之路，仍有现代诠释学方面的理论根据，因为“普遍诠释学”概念的提出者施莱尔马赫说过：“诠释学的一切前提不过只是语言”，因为“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而人类实在本身就充满了“语言性”。不仅如此，对史料的考证和解读，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即“文本学”的角度得到证明，因为“史料”本是一种因包含大量“历史痕迹”而不同于一般“史著”的特殊文本。但不仅“文本必须可读”，即它是以语言表达的形式出现的，还因为“文本”的概念的特点便是它只与解释有关，并且从解释的角度它是将要理解的真正给定之物，且“只有在解释概念的基础之上，文本的概念在语言性结构中才成为一个中心概念”。这里发生一个问题：在当今诠释学高度发达的情况下，我们究竟应当如何对待传统的历史学特别是其中的一些重要理念及其考据学？应当承认，传统史学的一些重要理念及其考据学，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达到过很高的水准，并留下了丰富的经验和宝贵的遗产。在西方，由于受“哲学是求 真的学问”这一定义的影响，史学从一开始就把“事实”和“真相”放在了中心的位置，在 世纪中后期便产生了以系统考证方法为特征的德罗伊森的经典 历史知识理论大纲（），随之便有了以宣示“如实直书”为标榜的兰克和兰克学派的横空出世。在中国，由于受“天命”观念的影响，史学产生之初对“记事”的重视甚于求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为史学乃至整个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但到唐代也产生了刘知几以崇尚“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并以研究“直书”和“曲笔”关系为重要内容的史学名著 史通，至于清朝前期和后期诞生的“乾嘉学派”和“古史辨派”的影响之大，已不亚于西方任何考据学派了。不过，笔者还是觉得，有学者把史学分为“史学 ”和“史学 ”时，把“史学”的任务和目标定位为“史实认定”，多少既显示了传统考据方法的重要也显示了传统考据方法的不这句话的英文原文是 ，参见 ，。这两句话的英文原文分别为 ，参见 ，。此句话的英文为 ，转引自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足。因为，正如本文在上面已经证明了的，对历史“本义”的探究、挖掘及相关史料的考证和解读，不仅涉及史实的认定、原因和结果、动机和目标之类的问题，还涉及原因和本原、历史过程和生命过程、思想意识和人类活动甚至有意识和无意识即“潜意识”的关系问题，显然已大大超越了“史实认定”的范围。正因为如此，我们的任务决定了，我们在继承和发扬史学特别是考据学的优良传统的同时，还应对高度发达的诠释学持开放的态度，尽量吸收其有用的东西，以利史学的发展。正因为对史料的考证与解读，是探究和挖掘历史意义的必由之路，本文对于“史料”本身有关的一些重要问题就特别关注，例如，除了不能把“历史 ”即本文所说的“历史学 ”只局限于“史实论定”而外，与“史料”本身有关的重要问题之一，是除了以“文本”形式出现而外就没有别的形式的史料了吗？答案是否定的，譬如文物。文物分地上的和地下的，地上的文物如房屋、建筑等，地下的文物如城市、宫殿、墓葬遗址等，并非所有文物都无文字，大量竹简的出土曾丰富并改写了我国传统的经学研究，没有文字的文物以它们在质料、造型、风格上的不同，可以读出不同民族和文明的许多内涵。以“文本”形式出现的史料，除了历史档案和留有大量“历史痕迹”的历史事件的发动者、参与者和旁观者留下的记忆之外，可不可以把诗歌、小说、戏剧等当作“史料”使用？亚里士多德认为诗歌所描述的事“未必已是现实中的存在，但又是相当现实、相当逼真的”，安克施密特说过：“希腊最早的历史编纂是史诗”，施莱尔马赫在“艺术性的思想”里“看到极妙的生命要素”，恩格斯赞誉巴尔扎克的 人间喜剧“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 社会，特别是巴黎 上流社会 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答案已一目了然。最后，请务必记住伽达默尔如下的告诫：“各种形式的解释学真正共同的东西，即所要理解的意义獉獉獉獉獉獉獉只有在解释过程中才能具体化和臻于完善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但这种诠释工作完全受文本的意义所制约”。五、西方历史诠释学的先验唯心论倾向前面，我们以历史具有“本义”这一事实，有力地证明了完全凭借史家所“赋予”之论断的站不住脚，但其真正代表就是提出“历史诗学”的海登怀特。此处，笔者想把我们的讨论再深入一步，讨论一下后现代主义历史诠释学的先验唯心论的倾向问题。如果不跨出这一步，我们的讨论将不会彻底，本文的任务就不算完成。但在进一步论证后现代主义历史诠释学的性质之前，有必要先弄清什么是“先验唯心论”，它与一般的“唯心论”有什么不同和特点。人们常常把“先验唯心论”等同于一般“唯心论”，弄不清二者的重大或主要的区别和特点，更不愿下力气去追寻先验唯心论的性质和深层含意。其实，先验唯心论和一般唯心论有很大的不同，其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根本不和“客观实在”即“物质世界”打交道，而一般唯心论和唯物论一样都离不开“意识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凡承认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进而承认“存在决定意识”的便是唯物论，凡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精神的进而认为是“意识决定存在”的就是唯心论，二者的共同点是都涉及“存在和意识”或“物质和精神”的关系，但在哪一个是“本原”哪一个是“派生”、哪一个是“第一性”的哪一个是“第二性”的看法上，它们的看法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