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罗淑乡土文学作品中的女性书写.pdf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23卷4期2023年7月Vol.23 No.4Jul.2023摘要：四川现代女作家罗淑在书写家乡简阳农村地区的女性生活时，从自身性别体验出发，融入自己对女性生存的理解，饱含对女性生命状态的关注。运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文本细读、对比分析的方法，研究罗淑的乡土文学作品，可以发现，罗淑突破了中国现代男性乡土文学作家创作的局限，弥补了中国现代女作家创作的不足，在表现当时乡村女性受父权制社会与男性中心文化压迫的同时，展现了乡村女性在边缘处境中的抗争精神，刻画出她们澄明而美好的心灵。其作品中的女性书写使得中国现代乡土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更加多维、立体。关键词：罗淑；乡土文学；乡村；女性中图分类号：I207.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3699（2023）04-0061-07DOI：10.3969/j.issn.1671-3699.2023.04.011现代女作家罗淑，原名罗世弥，其作品大多为乡土小说，如 生人妻 橘子 等。她在作品中曾描绘家乡四川简阳农村地区的井盐生产情况、经济破产惨状，并成功塑造了众多底层民众形象，特别是塑造了一系列处于边缘地位的女性形象。罗淑在作品中批判了民族资本主义对盐工的经济剥削，揭示了当时四川简阳农村地区“丰收成灾”的成因，展现了乡间的残酷与真情。通过对比分析罗淑乡土文学作品，可以发现，罗淑作为一名致力于创作乡土文学的作家，通过展现当时四川农村的凋敝与人民生活的惨状，延续了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对封建社会的批判之思，传承了鲁迅的文学精神，表现出受压迫的劳动人民的勇敢反抗。同时，罗淑作为一名女作家，从自身性别经验出发，以一双观察细致又深刻的女性慧眼，观照当时蜀地女性的生存状况，书写了当时四川简阳农村地区的女性生活图景。一、书写男权压迫下的女性生存“旧社会的中国农村妇女除了要受到与男子一样的苦难以外，封建礼教还在妇女身上又多套上了一道枷锁。受到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女性自古以来就是不被重视的，甚至于说她们只是男性的一个附属品，只是一个 物 而不具有人的权利。”1在小说 生人妻 中，罗淑通过书写“卖妻”陋俗以揭示当时农村女性的商品化命运。丈夫因破产，在变卖土地和房屋之后，只得以卖草为生，又因收购草的人越来越少，他便作出了卖妻的决定。学者贾剑秋指出：“卖妻的陋习在当时的蜀地比较普遍，是不足为奇的现象。尤其典型的是罗淑以卖妻的习俗为题材写成的 生人妻，将这种陋习的实施过程和产生的原因展露无遗。”2卖妻的行为暴露出当时社会丈夫将妻子当作一件可以随意出售用以换钱的商品的畸形男权意识。小说中的丈夫在作出卖妻决定的过程中，受到九叔公的怂恿：“依我说，放她一条生路去，你那个媳妇儿！”3从表面上看，九叔公好像是在关心“妻子”及“丈夫”，但事实上并没有考虑过“妻子”被卖掉后的生活是否会更加悲惨。在九叔公看来，穷苦人家的妻子被卖给新夫家便是“一条生路”。事实上，小说中的妻子被卖到新丈夫家之后，只因不小心用衣袖扫落了杯碟和蜡烛，便遭到新丈夫大胡的凶狠对待。可见，嫁到新丈夫家的“生人妻”仍处在男权压迫之下，她身边的男性只将收稿日期：2022-06-27基金项目：2021年度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创新项目“罗淑乡土文学作品中的女性书写研究”（HSDSSCX2021-124）作者简介：陈鸣镝（1998-），男，浙江温州人，哈尔滨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性别与文学。论罗淑乡土文学作品中的女性书写陈鸣镝（哈尔滨师范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61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3年她当作附属品而已。罗淑的 生人妻 和柔石的 为奴隶的母亲 在一定程度上有着相似之处，两者都揭示了当时农村女性的商品化命运，但所揭示的农村陋习还是有所不同的，为奴隶的母亲 是反映“典妻”制，而生人妻 是反映“卖妻”4。生人妻 中，妻子在被卖掉之后便完全属于新丈夫，与前丈夫的夫妻关系彻底断绝，正常情况下无法再回到原来的家庭。为奴隶的母亲 中，妻子在给新丈夫生完孩子之后可以回到原来的家庭，其与原来丈夫的夫妻关系并没有解除。杨义曾在 中国现代小说史 中提及，柔石的 为奴隶的母亲“描写的是沿海书香人家在礼仪文化的纱幕下对人性的摧残。罗淑所描写的则是沱江上游山坳里赤裸裸的带初民文化色彩的野蛮风习”5。正如杨义所言，生人妻 中的“卖妻”陋习更显野蛮，对妻子来说也更加痛苦。即便妻子在原来的家庭中已经活得足够不幸，但起码熟知自己的不幸，适应了这种环境，甚至有可能在适应的过程中摸索出逃离的方法。然而，卖到新夫家后，被卖的妻子必须被迫接受新环境，面对各种不确定性，如新丈夫是好是坏、自己在新家要做多少活、自己要给新丈夫生多少个孩子，等等。这种精神上的折磨必然会使妻子对未来感到迷茫，使其经受更为痛苦的适应过程。一旦新丈夫也把她卖掉，她又得经历一次痛苦“轮回”。“典妻”陋习虽反映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商品化命运，但被典卖的妻子在完成“任务”后尚能回到原来的家，看到亲生孩子，或许能减轻一丝痛苦。罗淑之所以着力描写更为残酷的“卖妻”陋俗，一是受地域文化的影响，二是想用残酷陋俗来烘托出女性所受压迫之深重。王春荣在 女性生存与女性文化诗学 一书中写道：“在 男性中心 社会，男性在家庭中也具有绝对的权威性。男人当家理财，女人只是家务的操持者，甚至是供男人驱使的活工具。”6罗淑的小说 橘子 和 地上的一角 便揭示了当时农村中的妻子在家中并无当家权利的状况，当家的权利只能掌握在丈夫手里。在 橘子 中，当阿全叔决定要把品质上乘的橘子低价卖给果贩子时，秋姑儿赶紧向自己的丈夫庚贵汇报：“你赶快进去挡住爷爷，多放几天又不会生蛆虫！”729秋姑儿自己不去阻拦公公，而是让自己的丈夫去阻拦，从中可以窥见在当时四川简阳农村中妻子虽也能在家庭中“发言”，但无法起主导作用。当张贩子刚来到秋姑儿家时，秋姑儿“一声不响的低了头，转起她的纺车来。不留心别人的话，也不管她的纺车的响声会打搅着别人”725-26。她之所以有这些行为，一是因为她对果贩子的嫌恶，二是因为她根本无法对关系到家庭命运走向的各种事件起多大作用，只能做一个旁观者。在 地上的一角 中，当家中遇到经济困难时，二姐靠纺纱帮家庭分担经济压力，但这只是一种家庭副业，主业仍掌握在公公二爷和丈夫长发手里。当二爷因受剥削而无法继续靠卖盐获利后，长发冒险去“偷关”运盐，而“偷关”运盐是长发自作主张，并不需要获得妻子二姐的同意。由此可以看出，妻子对家中事务不享有决定权。生人妻 中的“生人妻”在跑回原来丈夫家时所喊的那几声“当家的”同样可见一斑，正是这个“当家的”擅自卖掉妻子，让妻子变作“生人妻”，可在“生人妻”那儿，“当家的”还是“当家的”。只要父权制社会这个大环境没有改变，从旧的家庭到新的家庭，男性都是家庭中的“第一性”，而女性只能作为男性的附属。巴金的 家 和鲁迅的 伤逝 虽书写了男性与传统家庭的决裂和建立新家庭的可能，但其中的女性都是父权制社会的牺牲品。由于中国乡村的男性中心主义症候更为突出，乡村家庭中的妻子更处于悲惨境地。在书写乡村妻子在家庭中的无权境遇时，罗淑实际也在指认现代文明中作为“他者”的乡村以及乡村中作为“他者”的女性。双重“他者”正是当时乡村妻子不可摆脱的身份。在男权社会中，女性易受男性的侵犯。罗淑的小说 刘嫂 反映的就是这一现象。刘嫂曾饱受苦难，十五岁时被卖到一个大户人家做使女，被主人奸污致孕后又被赶出，在临街的茅厕里生下孩子，可怜这孩子出世仅三天就夭折了。后来，刘嫂当过补衣妇，也曾在街上乞讨，还在小巷子里卖过稀饭，最后来到“我”家当佣人。刘嫂为人实心实意，但有贪酒的毛病。其实刘嫂的贪酒也是可以被谅解的，她生活在男权社会，被男性当作泄欲的工具，身心受到双重伤害却无处诉苦。然而，刘嫂还是因贪酒被“我”的母亲辞退。多年后，刘嫂重回“我”家来看望“我们”。从“我”与刘嫂的对话中，可以发现刘嫂62第4期在离开“我”家后过得并不容易：吃不饱，还得做苦力；换了几任丈夫，每个都打她。小说中就有这样一段描述843：“怎么不打？没有男人不打女人的！”她望着我笑了笑，那意思大约是：“你爸不也打你娘么？”她又说：“受不住，或者打不过，我晓得逃开！”这些话是刘嫂与“我”的谈话内容，可见在农村丈夫打妻子的现象十分普遍。小说中的“我”第二年回家后听说刘嫂又和丈夫分开，虽不知她流落何处，但可以想见刘嫂是又“逃开”了。刘嫂的多次“逃开”正印证了当时社会男权对女性的暴力压迫。鲁迅在 阿Q正传 中曾提及女性遭受男性侵犯的现象。在 阿Q正传 中，即便是出家的小尼姑也惨遭阿Q调戏。虽然鲁迅借由这一片段揭示了女性所受的男权压迫，但他作为一名男性作家并没有过多描述小尼姑在男权社会中的生存状态。阿Q正传 呈现出明显的男性视点，即便阿Q成为被批判的对象，但他的生存状态得到了很好的呈现。阿Q对女性是充满幻想的，阿Q正传 的第四章鲜明地表现出阿Q对女性的男性中心主义想象：在调戏完小尼姑后，阿Q想和吴妈“困觉”。吴妈知道后惊慌地跑开，然而，吴妈跑开后想了什么、做了什么，读者都无法知晓，这同样体现出 阿Q正传 的男性视点与女性生存状态的缺失。罗淑作为一名女作家，在作品中较多地以女性视角透视男权社会中的性别政治，展现女性于男权社会中的生存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鲁迅女性书写的不足。罗淑在呈现乡村女性于男权压迫下的生存状态时，为还原中国现代乡土女性的真实生存状态提供了一种可能。二、书写边缘处境中的女性抗争作为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开创者，鲁迅在其乡土文学作品中塑造了众多乡村女性形象，如 祝福 中的祥林嫂、明天 中的单四嫂子等，试图探索乡村妇女的命运。但鲁迅作为一位男作家，在塑造女性形象时，更多的是表现这些女性于父权制社会中所受到的压迫，虽表现出同情她们所遭受的不幸，却较少描写她们面对不幸命运的反抗。罗淑在其乡土文学作品中同样塑造了众多乡村女性形象，思索女性在乡土社会中的生存状态，揭示女性所受的男权压迫。与鲁迅不同的是，罗淑作为一位女作家，在塑造乡村女性形象时，受革命思潮的影响，并基于自己的性别经验，从自己对女性生存的认识出发，展现了女性对于男权压迫的艰难抗争。在 刘嫂 中，尽管刘嫂经历了被拐卖、被强奸致怀孕、孩子出生三天就夭折、被丈夫打等不幸，但她仍坚强求生存。生活给刘嫂带来了巨大创伤，可她仍认为“好日子坏日子全是一样过。过不得也要过下去”842。刘嫂在边缘处境中的挣扎与抗争令人肃然起敬。生人妻 中的妻子被丈夫卖到胡家后，因无法忍受新丈夫的残暴和小叔子的淫乱，不顾一切地逃离胡家，在逃跑过程中，她因总被乱石绊倒而受伤流血，即便血流不止，“生人妻”仍忍痛走回曾经的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被卖的妻子不被允许再回原来丈夫的家，但这位“生人妻”在绝境中已无人可依靠，而曾经的丈夫又多少对她有些真情，她只能在万般无奈中选择重回原来丈夫的家。“生人妻”无奈的抗争恰恰反映出一位身处边缘处境的女性的生存状态。尽管她的抗争让她局限在男权社会之中，她偷跑回来的行为更被误解为撞骗，但她多少为自己的生存作出了努力，她的逃离行为体现出其强烈的反抗意识。鲁迅的 祝福 虽也对男权社会中女性的边缘处境进行描写，却丝毫未见女性的反抗行为。在男作家鲁迅的笔下，祥林嫂必须是麻木的，这样才能保证其批判封建主义的有效性。而祥林嫂一旦开始思考，产生疑问，必须向“我”请教，因为“我”是鲁镇中的异质性存在，祥林嫂同样是鲁镇中的一个异数。祥林嫂是“我”叙事所需要的对象，又和我具有相似性。由于“我”只是鲁镇中的一个暂居者，和鲁镇脱节已久，且祥林嫂所问都超出“我”的认知范围，故每当祥林嫂向“我”请教时，“我”只能支支吾吾。“我”在回答祥林嫂问题时所表现出的尴尬实际上也反映出鲁迅面对封建主义的尴尬。在鲁迅那里，他只能做到犀利地批判封建主义，至于如何将反抗封建主义落实到日常生活中陈鸣镝：论罗淑乡土文学作品中的女性书写63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3年去仍是个难题。因此，祝福 中的“我”在面对祥林嫂所提出的问题时便显得那么不知所措。既然连“我”都不知所措，何谈祥林嫂能有什么高见或向封建主义发起反抗呢？由此可见，鲁迅在批判封建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对女性的压迫时，只能将女性当作为其叙事的完满而服务的工具。封建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下的女性问题在鲁迅那儿还是悬而未决。与鲁迅不同，罗淑在 刘嫂 中以刘嫂于边缘处境中的抗争显现出女性的自主性，反映出女性反抗封建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的可能性。罗淑的 刘嫂 在批判封建男权对女性所造成的伤害时，并没有将女性塑造为被封建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所规训的对象。刘嫂自主地去做各种工作和她被丈夫打时的“逃开”，实际上正显现出女性在封建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压迫下所产生的主体意识。刘嫂不需要借助一个“我”来帮助她解决问题，因为她有足够的主体意识，而这种主体意识也支撑着她不断反抗各种压迫，使她能够在男权社会中生存下去。虽然，刘嫂最后不知流落何处，但由于她身上存在坚韧的反抗精神和鲜明的主体意识，我们对她的生存是可以充满信心的。相比之下，没有反抗精神和主体意识的祥林嫂成为乞丐的结局便显得可悲。在 为奴隶的母亲 中，表现出母性光辉的春宝娘在被典后尽管十分想念春宝，却始终没有逃回家去看一眼春宝。可见春宝娘默认了自己的客体化命运，而她对自己客体化命运的接受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男作家对乡村女性的想象。乔以钢和宋声泉曾在 为奴隶的母亲 小说叙事的性别分析兼及与 生人妻 的比较 中指出，在 为奴隶的母亲 的男性叙事中，“春宝娘已完全被客体化了，几乎再不可能具有 人 的生命意识，而是沦为奄奄一息的 他者”9。既然春宝娘是作为“他者”而存在，自然不可能有主体意识，更遑论出现反抗行为。而在罗淑的 生人妻 中，“生人妻”却通过反抗行为表明自己的主体意识，反映出女性对压迫的勇敢反抗。罗淑的小说将视野拓展到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层面，为底层人民争取利益，突显出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意识，具有明显的革命性倾向10。罗淑在小说 阿牛 中对冷漠的男权社会进行了批判，为阿牛娘这一处于男权社会底层的母亲争取利益。阿牛 中的阿牛娘因丈夫早逝而独自承担抚养阿牛的重担。她开烟馆卖烟，将阿牛养大，在无奈之中与管事何先生有了暧昧，阿牛因这件事责怪母亲，阿牛娘也因此感到心寒。当知晓阿牛因被何先生挟嫌陷害而示众后，阿牛娘赶到现场去救儿子。在苦求管事放了阿牛而不得后，她泼辣起来，对着一群人理直气壮地说道11：“请你们说句把公道看看，我自己亲生的儿子，我倒管不着，倒要别人来管闲事，挨打是我，痛也是我，我是他的娘，他是我生的蛋，我甘愿给他打，你们又怎么样？清官不理家务事，我偏不叫你来管，开口厂规，闭口厂规，我管不着你们这些混账事，除非我牛牛犯了偷，犯了盗不放他，我同你拼老命！来，来，”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阿牛娘仍十分牵挂儿子，她为了保护孩子，勇敢地挑战权威。然而，她个人的力量是薄弱的，她的言语对权威不构成任何影响，阿牛还是被带走打了五十鞭。可见，处于男权社会中，女性的话语始终是无效力的。在男性权威话语的阐释下，“母亲”只是一个空洞指向，罗淑却在努力赋予阿牛娘这位母亲以母爱的意义，以此反抗当时男权社会的麻木和冷漠。轿夫 中，女轿夫们“不愿意输气”的生活态度也体现了女性于边缘处境中的抗争。女轿夫们乔装打扮，在抬轿子时就算落后于男轿夫，也不要男轿夫等她们。因大部分女性在体力方面弱于男性，女轿夫们终究还是无法赶上男轿夫。当女轿夫们赶不上男轿夫时，她们终于向一直蒙在鼓里的“我”道明她们是女性的真相。“我”问女轿夫们为何身为女人还要来抬轿，其中一位女轿夫直言只为果腹。从中可看出女轿夫们生活的艰难，她们走出家庭，想在男权社会中生存，除了要乔装成男性之外，还要做男性更占优势的工作。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女轿夫”的形象实属罕见。即使在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作品中，女性也大都是知识分子形象，如庐隐 或人的悲哀 中的亚侠、丁玲 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张爱玲 色戒 中的王佳芝等，较少有女64第4期作家对劳动妇女形象的塑造。新中国成立后，从事体力劳动的女性才比较多地出现于中国作家的笔下，如赵树理 “锻炼锻炼”中的“吃不饱”和“小腿疼”、黄宗英 小丫扛大旗 中小于庄的“铁姑娘”们、张炜 古船 中洼狸镇的粉丝厂女工们等。罗淑在表现女轿夫们辛苦劳动的同时，表现出这些女轿夫们对男性中心文化传统的一种反叛。如果说黄宗英的 小丫扛大旗 所表现的是“妇女能顶半边天”，罗淑的 轿夫 所表现的则是“妇女能抬一顶轿”。罗淑在刻画女轿夫形象时实际上已经将女性劳动者纳入文学创作的视域，为中国文学作品中劳动妇女的书写打下基础。三、书写澄明而美好的女性心灵作为一名女作家，罗淑善于从女性的切身情感体验出发，在其乡土文学作品中刻画女性美好的心灵。孟悦和戴锦华曾在 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 一书中对罗淑的创作作出评价，她们认为：“罗淑在性别概念几乎被泯灭的时代能够以一种弱化的姿态表现女性对社会的体认，并恢复了那种为表现大众苦难，揭露社会黑暗的愿望所忽略的，更丰富复杂的东西，诸如人、情感、心理。”12在罗淑的笔下，女性澄明而美好的心灵成为调和各种人际冲突的一件“法宝”。在 生人妻 中，妻子在知晓自己要被丈夫卖后，先是斥责丈夫，可当她看到丈夫拿出特意为她赎回的银发簪时，她因大受感动而落泪。她让丈夫留着簪子，毅然说出：“我走！”没走多远，她还回头高声提醒丈夫不要忘记收回他那件还在晾晒的汗衣。从这里可以看到，小说中的妻子虽经历着被卖的不幸命运，但她对丈夫仍有真情。在丈夫拿出银发簪，对自己无可奈何的卖妻行为进行赔罪时，妻子并没有对丈夫不依不饶，而是凭借她那颗美好的心灵谅解了丈夫。她认为丈夫是实在走投无路才出此下策，且情况也已没有转圜的余地。妻子除了接受，别无选择，只能尽量用自己被丈夫所感动的心包容那些已经和将要遇到的不幸。柔石在 为奴隶的母亲 中同样写了妻子在知晓自己被丈夫“出售”后与丈夫发生的矛盾。然而，在 为奴隶的母亲 中，春宝娘除了哭别无他法。由于春宝娘的丈夫性情残暴，春宝娘不敢反抗丈夫，只得在恐惧中接受被典的命运。在夫妻二人间，春宝娘的地位无疑是卑下的，而卑下的妻子只能服从丈夫所作出的决定。在夫权阴影之下，妻子只能唯夫是从，遑论展现女性美好的心灵。在男性书写之下，女性终究成为男作家想象的产物，沦为客体般的存在。然而，在罗淑的 生人妻 中，妻子的主体性被很好地表现出来。妻子在知晓自己被卖后对丈夫的指责和在看到丈夫做出赔罪行为时的种种表现都显现出女性的主体意识。在罗淑的女性书写中，女性显得更为真实，罗淑笔下女性的所作所为都成为还原女性本真的表征。只有当女性具有主体性时，我们才有谈论女性心灵之美好的可能性。若女性只是作为“他者”而存在，女性即便有再美好的内心，却也只是男性想象的结果，女性的真实性和男性想象的目的都值得怀疑。在农村，妻子不仅要从事体力劳动，而且要担负起生育和照料家庭的责任，她们往往成为工具化的存在。工具总是冰冷的，当女性被视为一件工具时，其火热的内心自然也被遮蔽。罗淑在其乡土文学作品中对乡村妻子美好的心灵进行描写实际上为反乡村女性工具化提供了一种可能。刘嫂 中展现出“我”的母亲和刘嫂两人的美好心灵。佣人刘嫂曾因贪酒被“我”母亲辞退，但当时“我”母亲因为同情刘嫂，还多给她一个月工钱和一套棉布衣服。多年过去，刘嫂在打探到“我们”一家搬了新住处后，来看望“我们”。“我”母亲对刘嫂十分热情。由于“我”母亲还记得刘嫂爱喝酒，她便拿出好酒招待刘嫂。当刘嫂要走时，“我”母亲还送她白米。从这些细节中可以看出，“我”母亲对刘嫂有强烈的关怀意识。同处在男权社会中，“我”母亲能够明白同为女人的刘嫂生活得有多么不幸。因此，她才会如此怜悯刘嫂。除“我”母亲外，刘嫂也是一位拥有美好心灵的女人。刘嫂在被辞退的那天给“我”买了菱角和藕。当知道自己被辞退时，她听着别人的恶言恶语，什么也不说，只顾催“我”吃藕，可见刘嫂对“我”的关爱。此外，刘嫂对“我们”一家是心怀感恩的，因而才有多年后探访“我们”一家的举动。当她与“我”母亲再次相遇时，她们相处的气氛是和谐美好的。宋晓萍在 女性书写和欲望的场域 中写道：陈鸣镝：论罗淑乡土文学作品中的女性书写65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3年“女性情谊长期被省略、忽视、压抑和深埋，而这一事实本身亦不为人知（孟悦认为是 二度抹杀）；以至女性被认为是天性凉薄，自私小气，不可能建立起稳定深厚的情谊。”13鲁迅的 祝福 所突出的是祥林嫂这一女性个体，在祥林嫂遭遇各种不幸时，我们无法看到她身边的女性出面帮助她，她周围的女性无疑也是冷漠的看客。沈从文的 边城 所突出的是天保傩送两兄弟间的情义，而翠翠与其他女性间的情谊显然被遮蔽。老舍的 骆驼祥子 在将虎妞丑化和男性化时，也“成功”地让虎妞脱离女性群体。虎妞没有姐妹，只有祥子。一些中国现代女作家虽书写了女性情谊，但她们笔下的女性之间的情谊似乎无法持久。冰心 秋风秋雨愁煞人 中曾相互关心的女伴们终究天各一方；庐隐 海滨故人 中关系亲密的五位女青年最终都风流云散，成为故人；丁玲 暑假中 中由互诉衷肠的好姐妹们组成的“闺蜜团”最后也已不完整。然而，罗淑却是中国现代作家中的一个特例。罗淑的 刘嫂 无疑展现出女性之间美好而温暖的情谊和女性情谊持久稳定的可能性。“我”母亲关心刘嫂，刘嫂记挂着“我”母亲，两人即便数年未见，情谊仍旧未断。她们之间的互相关心增进了彼此于男权社会中生活的信心，表现出乡间女性之间的真情。罗淑以自己的“声音”彰显出乡村女性的存在，不仅创作出现代女作家较少涉猎的乡村题材作品，而且书写了城市知识女性较少能接触到的乡村女性间的真心与真情，为那些不被熟知的乡村女性“发声”。此外，罗淑在 刘嫂 中对“我”母亲和刘嫂间阶级关系的书写也是值得一提的。“我”母亲和刘嫂本是主仆关系，但两人重见时，主仆关系已被打破。然而，无论两人间是否存在阶级关系，女性情谊都不受影响，这也反映出罗淑对女性超越阶级建立友谊的一种期待。罗淑在书写乡间女性情谊的同时，展现出自己那澄明而美好的心灵。在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上，女作家对母爱的书写非常普遍。王玉春在概括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女性文学中的母爱主题时写道：“到了三、四十年代，女作家们开始以平视的角度书写母爱主题，母亲从圣洁、无私、伟大的神坛上走下来，作母亲，也要作女人 成为贯穿始终的一个主题。母亲形象较之以往有很大改变，母爱所承载的信息量也更加广泛。”14正如王玉春所言，罗淑作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女作家在书写母爱时更注重母亲形象的真实性。相较于冰心笔下母亲的圣洁与崇高和张爱玲笔下母亲的扭曲与变形，罗淑笔下的母亲形象则更“接地气”。罗淑小说 阿牛 中的阿牛娘虽然也疼爱和关心自己的儿子，但当被儿子顶撞时，她自然也会生气。除使母亲形象趋于真实外，罗淑还在 阿牛 中让母爱承载了社会意义。“母爱是伟大的 自然 的爱，象征着一种和谐的社会关系，与中国传统社会人为的、虚假的人伦关系相比，无疑成为 现代 社会基础的象征。”15男权社会以男性为本位，充斥着差序和斗争，母爱所蕴含的温暖与和谐无疑不符合男权社会的价值观。罗淑的 阿牛 虽建构了典型的男权社会环境，却着重表现阿牛娘的母爱。在小说中，罗淑并没有直接描写阿牛娘多么爱自己的儿子，而是通过细节描写展现出阿牛娘的母爱。当阿牛娘反抗权威无效，在无法让儿子摆脱受五十鞭的酷刑后哭着说出的那一句“我害了他”，包含的是一位母亲深深的愧疚和自责，她因自己无力保护儿子而感到绝望。听着阿牛受刑的呼号，她心如刀割，最终支撑不住自己，软瘫在地上。罗淑之所以在 阿牛 中着重书写母爱，大抵是想用女性美好的母爱来照亮当时社会中的阴暗面，企望颠覆男权社会价值观，但可悲的是，母爱在男性权威的无视下终究无法完满。综上可以发现，罗淑在进行乡土文学创作时，以独特的女性视角观照四川简阳农村地区当时的女性生活。她在书写乡村女性生活时，从自身性别体验出发，融入自己对女性生存的理解，饱含对女性生命状态的关注。罗淑乡土文学作品中的女性书写对中国现代文学中始终由男作家主导的乡土文学创作来说，是一种异质性的存在。罗淑作为一名女性乡土文学作家，突破了男性乡土文学作家创作的局限，在表现当时乡村女性受父权制社会与男权文化压迫的同时，还展现乡村女性在边缘处境中的抗争，刻画她们澄明而美好的心灵。罗淑以其乡土文学作品中的女性书写颠覆了中国现代男作家对乡村女性的想象，弥补了中国现代女作家较少书写且很难还原乡村女性的缺陷，使中国现代乡土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更加多维、立体。66第4期参考文献：1 王晓恒.五四乡土小说与八十年代寻根文学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123.2 贾剑秋.论罗淑小说的文化意蕴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7）：118-122.3 罗淑.生人妻M/罗淑.罗淑选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6.4 李仲琨.关于底层社会的人：二、三十年代几个短篇小说的比较J.汉中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2）：74-79.5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420.6 王春荣.女性生存与女性文化诗学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2：262.7 罗淑.橘子M/罗淑.生人妻.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29.8 罗淑.刘嫂M/罗淑.罗淑选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43.9 乔以钢，宋声泉.为奴隶的母亲 小说叙事的性别分析：兼及与 生人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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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pression faced by rural women inpatriarchal society and male-centered culture,she also showcases their spirit of resistance in themarginal situation and portrays their clear and beautiful souls.The female writing in her works adds moredimensions and depth to the female characters in modern Chinese local literature.Key words：LUO Shu,rural literature,countryside,female责任编辑：卢斐斐陈鸣镝：论罗淑乡土文学作品中的女性书写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