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合二卷》与《翻译名义大集》之名.pdf

传统藏学研究论语合二卷与翻译名义大集之名李晓楠南卢素文X摘要：语合二卷与翻译名义大集是吐蕃翻译史上的重要成果，对吐蕃之后的藏文、蒙文等语言的佛典翻译影响巨大，同时两书也是现代佛教研究的必备工具书。关于两书的成书时间与立名的过程一直十分模糊，因此梳理早中晚三个时期藏文经录中的相关记载，可在一定程度上系统展示两书的成立、分流与立名。回溯这整个过程，不仅能够看到文本传播过程中的沿袭和流变,还展现了经录编纂对文本形成的重要影响。关键词：语合二卷；翻译名义大集；丹珠尔；经录语合二卷（，Madhyayutpatti）（以下统称语合）和翻译名义大集（，M a h a u y u t p a t t i）（以下统称大集）的编纂肇始于8 世纪吐蕃赞普赤松德赞在位（7 557 9 7）时期，其中部分内容可追溯至松赞干布时期（6 17 6 50）。至清朝，各地大德又陆续翻译出大集的蒙满汉三语译本，使之成为一座跨越千年，贯通五门语言、五种文化的丰碑和桥梁，是研究佛教传播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对于当代研究者而言，这两部著作都是案头必备的工具书，可以帮助我们追溯词汇源头，判断文献年代，研究译语变化。如果深究两部作品的名称，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在语合前言中，完全没有提及后记中的梵语名“vyutpatti或藏语名“”。同时，对比语合的前言与跋文还会发现其他相互矛盾之处。各种经录中两书的名称颇为杂乱，现存的写本中两书的名称也并不一致，可见两部典籍成书与立名过程中的曲折婉转。因此,本文将系统梳理两书的立名过程，希望能够为两书的成书史以及藏文丹珠尔的成书研究提供一定的思路。语合可利用的版本主要有丹珠尔版、塔波版、西藏博物馆版、敦煌写本以及新发现的两*本文系2 0 2 0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吐蕃时期敦煌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之子课题“吐蕃时期敦煌梵文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 0&ZD210）阶段性成果。此处列出的汉藏梵文名称均为两书常用名，并不互相对应。写本1封题页有两个名称正法所出语解词中集（）和语合二卷；写本2 封题页名称为语合新规（1）。Jampa L.Panglung,New Fragments of the sGra-sbyor bam-po gnis-pa,East and west,Vol.44,No.1,1994,pp.161-172.西藏博物馆编：旁塘目录：声明要领二卷（藏文），北京：民族出版社，2 0 0 3年，第6 9 一2 0 5页。?Or.8212/187,P.T.843,P.T.845，其中只有P.T.845中含有一小段前言的内容。60西藏研究部写本。大集现存的较为重要的版本有丹珠尔四个版本、圣彼得堡大学图书馆2.5147 号写本（四语本）及故宫博物院藏五语缩减本（汉藏蒙梵满）五译合璧辑要。丹珠尔版语合跋文中提到大集的梵文名称“解词大集”（Mahauyutpatti，），并称语合为“词语解释中集”（Vacamadhyawyutpatti），是结合语法典籍对大集中的难点而说的“难语释解词中集”（Panjikamadhyauyutpatti）。这并非两个文本最初的关系，但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语合和大集的密切联系。要谈论两书的成立，就无法绕开对语合前言的分析，可以说直接的历史信息都来源于语合。语合中含有历史信息的材料可分为三个部分：塔波版前言、丹珠尔版前言和丹珠尔版跋文。（一）塔波版前言A：猪年居于雄卡尔宫（）。赞普御前大德云丹（）、大德定内增2023年第4期一、语合中的解词集写本1,参见Rgan shes rab kyis tshol bsdu byas pai dpe rnying phyogs bsdebs,vol.12,library.bdrc.io,no.W3CN54,pp.12-99;写本2,参见 Rgan shes rab kyis tshol bsdu byas pai dpe rnying phyogs bsdebs,pp.138237.Lo k e s h Ch a n d r a,Q u a d r i l i n g u a l M a h a v y u t p a t t i:Sa n s k r i t -T i b e t a n -Ch i n e s e -M o n g o l i a n l e x i c o n o f Bu d d h i s tterms.NewDelhi:InternationalAcademyof IndianCulture,1981,ff.1-320；神亮三郎：名義大集：梵藏汉和四译對校，京都：真言宗京都大学,19 16 年，第1一6 13真。19 8 1年,LokeshChandra在德里（Delhi）出版了一个四语对照的写本，其封面左上角清晰写着2.5147，参见Lokesh Chandra，Q u a d r i l i n g u a l M a h a u y u t p a t t i:Sa n s k r i t-T i b e t a n Ch i n e s e-Mongolian lexicon of Buddhist terms,f.1.这一写本与神亮三郎书末给出的图版完全一致，参见神亮三郎：翻译名義大集：梵藏漢和四译對校，封底页。由此可知，神亮三郎使用的即圣彼得堡图书馆所藏写本无疑。对比神亮三郎拍摄时的写本状况，待Lokesh Chandra出版时，写本已出现了一定程度破损。v y u t p a t i 在传统梵语语法的语境中，指“从词源上解释词语的方法，是吠陀六支之一”，从这个层面上说，语合更加符合vyutpatti本意，而大集被称为vyutpatti则并不贴切。大集收录了vyutpatti一词，对应藏语或 1，参见种亮三郎：译名羲大集：梵藏漢和四译對校，第48 1夏。语合正文中虽然没有出现utpatti,但对vi的解释则前后出现了两次(No.169,No.357），分别解释为“ara5rgi即visesana，意思是“极其、殊胜”（No.169）”“v i 即visista，意思是“极其”、殊胜”和善好（No.357)”。其他含有前缓vi的词中，虽然并未对vi详加解释，但基本都沿用了“矿”的译法。参见 Mie Ishikawa,A Critical Edition of the Sgra sbyor bam po gnyis pa:An Old and Basic Commentary on theMahavyutpatti,Tokyo:The Toyo Bunko,1990,p.63,112.语合精校版可参考 Mie Ishikawa,A Critical Edition of the Sgra sbyor bam po gnyis pa:An Old andBasic Commentary ontheMahauyutpatti,pp.1-127.Ishikawa利用丹珠尔版本及敦煌残片中的相关段落，对文本进行了精校。笔者在硕士论文中添加了西藏博物馆版的异读，本文引文多采用这一版本，参见李晓楠：语合二卷）研究与译注，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2 0 19 年，第2 1一17 4页。相关汉译如无特殊标注，均为笔者翻译。另，语合日译本可参见石川美惠记注：二卷本识语积和记七注解，東京：東洋文库，19 9 3年，第3144真。德语节译可参见 N.Simonsson,Indo-tibetische Studien:Die Methoden der tibetischen Ubersetzer untersucht im Hinblick aufdie Bedeutung ihrer Ubersetzungen fur die Sanskriphilologie,Uppsala:Almqvist&Wiksells Boktryckeri AB,1957,pp.238-280.丹珠尔本的汉译序跋可参见罗秉芬、周季文：藏文翻译史上的重要文献语合）附语合序与的汉译，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 8 7 年第5期，第50 53页。英译序跋可参见C.A.Scherrer-Schaub，“En a c t i n g W o r d s：A Diplomatic Analysis of the Imperial Decrees(bkas bcad)and their Application in the Sgra sbyor bam po gnispa Tradition,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Vol.25,No.1-2,2002,pp.263-340.61论语合二卷与翻译名义大集之名（）、大论葛思（尚野息）以及大论达（悉诺罗，马重英）集合起来,在君臣会议上讨论后，将印度语词汇（译为）藏语确定后（）规定如下(m22)。B：（对新词进行）汇报审定后，加入到目录的序列（5）。C:对译名,之前确定和命名的，结合大小乘典籍（551)和语法典籍（）来阐释之第一卷。从塔波版前言三段相关叙述的字里行间，可以发现三个不同层次的文本：规定、目录和解释。此次君臣会议形成了一组“规定”，同时提到了一份“目录的序列”，根据上下文,这一目录是梵藏翻译词汇的目录一“词汇目录”。第三段话句义略微有些模糊，与丹珠尔版词义差距较大。按照此处理解，,是将之前确定且命名的词汇,结合大小乘典籍以及“音”（到）来阐释，“”一般对应梵语“sabda”,指“一切有意义的语素单位”。“”为“应用、结合”之意，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按照丹珠尔版，将“”解释为“”，即“音之典籍”“”等同于“语法”（vyakarana，），“则为动词，即“运用”“就是“语法运用”；第二种则是将“看作一个词，即“音的运用”，等同于“语法”（）。另外，C部分在西藏博物馆版和敦煌版（P.T.845）中是缺失的，塔波版的末尾则没有终结词，因此可以与后文衔接，作为正文的开头，正文即“结合了大小乘典籍以及语法来解释的第一卷”。塔波版虽然没有跋文，但可通过这里的信息进行合理推测，如果语合的第一卷并非前言而是之后的正文,那么有两种可能,要么“解释”的正文被分成了两卷，要么第二卷就是前言中提到的“目录”。（二）丹珠尔版前言在丹珠尔版的语合前言中，有三段话比较重要。D部分开头与F部分结尾都可与塔波版语合对应,E部分开头应该是赤德松赞时期二次编纂时（8 14年)加入的，结尾部分与塔波版对应。与塔波版进行对比,F部分虽然只加入了几个小词，但含义却大为不同。D：马年，居赞普赤德松赞的宫殿温江朵宫（5）等从大小乘中出现的印度的语言，翻译为藏语，确定了名称的写入“目录”（)有关这两位大臣的汉译名，参见李方桂：马重英考，龙达瑞译，西藏研究19 8 7 年第3期，第12 9 一131页。(C.A.SchererSchaub“Enacting Words:A Diplomatic Analysis of the Imperial Decrees(bkas bcad)and their Application in the sGrasbyor bam po gnis pa Tradition,p.319).u(C.A.Sc h e r r e r-Sc h a u b,“En a c tin g W o r d s:A D ip lo m a ticAnalysis of the Imperial Decrees(bkas bcad)and their Application in the sGra sbyor bam po gnis pa Tradition,p.323)55(C.A.Scheer Schaub,“Enacting Words:A Diplomatic Analysis of the Imperial Decrees(bkas bcad)and their Application in the sGrasbyor bam po gnis pa Tradition,p.323)此处的 a也有可能指之前确定的规定（51);Panglung 译为“这确定编纂翻译大小乘典籍词汇的语合(哥I)之第一卷,参见Jampa L.Panglung,“New Fragments of the sGra-sbyor bam-po gnis-pa,pp.161-172.笔者对翻下5 5-9 5 一词的理解与 Panglung不同。5.(Mie Ishikawa,A Critial Edition of the Sgra sbyor bam po gnyis pa:An Old andBasic Commentary on the Mahauyutpatti,p.1)62西藏研究E：之前天子父时期确定了藏语中没有的法语之（译）名，其中，有一些与法本和语法（v y a k a r a n a,a）不符，修改了不得不修改的一部分，也加上了重要且合适的（法）语之名，依从大小乘典籍的出处、古代上师龙树（Nagarjuna）和世亲（Vasubandhu）等的说法以及语法的依据。遇到难词，拆分词语，以定语论证，写入正文定名后，赞普御前大德贝云丹（）、大德定内增（）等开会后，上呈君臣会议，确定了（5）佛典翻译法及翻译印度语的藏语（译）名。规定(5).（翻译）语言的方法如此规定（对新词进行）汇报审定后，之后加入（译）语目录序列()。F：对一些之前没有确定的译名以及没涉及到的名称，结合从大小乘典籍以及语法典籍中而来的内容,加以解释()之第一卷结。与塔波版的内容相比,丹珠尔版的成书时间推后了至少2 0 年，标定了赤松德赞时期和赤德松赞时期对翻译词汇的两次厘定活动。这一版的序言除了时代背景不同，还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首先，丹珠尔版也如塔波版一样，存在三个层次的文献，出现了所谓的词汇“目录”（5），且与塔波版一样是“目录序列”（）。笔者认为,这种序列“”标志着这里的目录指的不是语合，而是区别于语合的另外一个比较简洁、能够形成条状排布序列的词汇集。其次，塔波版C部分中的“在丹珠尔版中变为“”（E部分）及“（F部分），“”文中明确说明对应梵语vyakarana,即“语法”，而对于“”,笔者认为可理解为“5”（语法的典籍）。其中“典籍”（51）一词是为了与大小乘典籍中的“典籍”对应。塔波版中字符“/5”（规则）的缺失,ScherrerSc h a u b（2 0 0 2）认为是在传抄的过程中丢失了字符，但笔者认为也有可能是之后的人们担心产生歧义，予以进一步阐释,加上了“5”。再次，F结尾部分并非是对之前确定和起名的译名进行解释，而是对之前未确定和未起名的译名进行了阐释。最后，西藏博物馆版、那塘版、敦煌本P.T.845均无F部分，而塔波版中则有，合理推测是后期编纂过程中丢失，这一缺失或许也直接引发了“大中小解词集”说法的产生（详见古那塘丹珠尔部分）。丹珠尔版的结尾处出现了终结词“”，这与塔波版不同,丹珠尔版语合的第一卷即前言部分。2023年第4期Mie Ishikawa,A Crical Edion of theSgra sbyor bam po gnyis pa:An Old and Basic Commentary on the Mahavyutpatti,pp.1-4)ikawa,A Critical Edition of the Sgra sbyor bam po gnyis pa:An Old and Basic Commentary on the Mahauyutpatti,p.6)v y a k a r a n a 除了指“语法”外，还指“授记”，在大集中“vyakarana”为“q5sia”，或许正是为了与这一含义进行区分，对“语法”这一含义先后运用“蜀”、“”来翻译。大集（No.4705）有一类词被称为“（语法的语名），这里对“语法”（vyakarana)一词，直接采用了梵语，可见在编纂大集这一部分之时，或许还未形成vyakarana作“语法”含义的藏译。63论语合二卷与翻译名义大集之名丹珠尔版的前言虽然在塔波版前言的基础上拓展了许多，但仔细分辨可以看出其文本构成情况与塔波版相同，都有“规定”、“目录序列”（新确定的译语在经过确定后可以加人“目录”），还有添加了大小乘典籍以及语法内容的解释（主要用来解释之前没有确定和起名的译语）。（三）丹珠尔版跋文G:mahavyutpata,即解词大集，madhyavyutpata，即解词中集，svalpavyutpata,即解词小集，vacavyutpata，专门阐释（译）语的这本书，是中集。是结合了大集中的难点以及语法典籍（5I）而说的panjikamadhyavyutpata（难语释解词中集)。H:西藏与印度的堪布一起，于温江朵宫，确定法语（）。君臣商议后，完成稿件。对之前没有创制的以及没有确定的译语，堪布们聚集在一起创制并确定了下来。天子赞普赤德松赞推动了此次活动并发布了规定，确定不再修改,到此终。I:以规定为底本书写,其他人也应如此,不得修改。语合二卷终!丹珠尔版跋文G部分如前所述，阐述了大中小三集的关系，以及解词中集的另外两个名字一一语言解和难语释。H部分开头即写明这是诸翻译家在“温江朵宫”确定的法语，与塔波版开头所论述的地点“雄卡尔宫”（A部分）无法对应，且跋文中也明确说是赤德松赞发布的，故H部分应是第二次编纂时才添加的。H结尾的“”（完成），似乎也暗示I部分是后期添加的。语合的另外两个名字语言解和难语释都是“解释”，这一文献性质显然来源于前言末尾处的“解释”。但前言中明确说了是对“之前没有确定和定名的部分的解释”,这种内容上的分歧,直接表明了前言与跋文成书时间上的时间差。a(Mie Ishikawa,Critical Edition of theSgra sbyor bam po gnyis pa:An Old and Basic Commentary on the Mahavyutpatti,p.127)(Mie Ishikawa,Critical Edition of theSgra sbyor bam po gnyis pa:An Old and Basic Commentary on the Mahavyutpatti,p.127)丹珠尔各个版本的跋文到此结束，以下为西藏博物馆版语合的独有内容。参见西藏博物馆编：旁塘目录：声明要领二卷（藏文），第2 0 5页）。印度的堪布有胜友（Jinamitra）、天王觉（Surendrabodhi）、施戒（Danasila）等。藏族翻译师有宝护（Ratnaraksi）、法性戒（Dharmmatasila）、胜护（Jayaraksita）。由他们作为宣读者，从头到尾宣说此规定。先前一古本落在了上师智者江若瓦降曲普（）手上，以此版本为底本，由尊巴南加（）抄写（参见李晓楠：语合二卷）研究与译注，第16 9 页）。64西藏研究二、经录中的大集通过回顾现存不同版本语合原文中留存的历史信息发现，不同版本之间以及同一版本的序言和跋文之间存在差异。这些相异之处进一步体现在不同时段的经录中，同时这些经录还进一步反映出文本定名的不确定性及其发展脉络。(一)早期经录这里所说的早期经录主要指吐蕃时期开始编纂的经录，当时应该形成了三个经录，即丹噶目录旁塘目录和青浦目录，现存前两部。1.丹噶目录()根据丹噶目录前言,参与丹噶目录编纂的成员有大德贝泽（）以及大德鲁易旺波（)等，这两位著名的翻译家都未出现在语合中，在丹噶目录中也未出现（语合）或（大集）相关名称。但笔者发现，在“赞普赤松德赞作品”（这一组中，最后一条经目为（Dk.729）：2023年第4期大乘禅修要诀八歧路寻踪，赞普规定。其中所谓的大乘禅修要诀或八歧路寻踪均未见于现代的经录中，因此我们只能通过目录中留存下来的蛛丝马迹来推测此书的情况。对Dk.729可以有两种理解，第一种即按照原文所录,认为这一条目中只有一本书,是由赞普规定的、为了寻找八歧路的、大乘禅修的“要诀”，但笔者认为这种解释有点牵强。那么,Dk.729有没有可能并不是一部作品，而是由于后期编纂故将多个条目混为一条，笔者认为完全有这种可能性。首先在旁塘目录中，大乘禅修要诀是单独列出的，搭配要诀的还有一个备忘（）,并未出现八歧路寻踪或“赞普规定”等字眼，八歧路寻踪或许是描述要诀的具体内容，也或许是要诀之备忘的名称，也有可能是另外一部作品，“赞普规定”却没有合理的解释。但如果我们将目光重新放回语合，就会发现Dk.729中“赞普规定”（有关两部经目的成书时间众说纷绘，一致认可的是两部经目均成书于吐蕃时期，且非一次成型，而是经历了多次编纂。结合丹噶目录中有关法成的记载及其前言中的信息，Herrmann一Pfant认为，此目录的开展时间为8 12年，后期经历了一系列修改,8 38 年最终成书，前言的内容则保留了8 12 年成书时的原貌，并基于密宗相关文献的情况以及语言风格，确定了旁塘目录最初版本成书在丹噶目录之前，为8 0 6 年（马年）。按照布顿的记载，成书顺序则是丹噶目录青浦目录旁塘目录。参见A.Herrmann-Pfant,Die Lhankarma:Einfruher Katalog der ins Ti-betische ubersetzten buddhistischen Texte,Wien:Osterreich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2008,p.xxi.笔者认为,由于两部书的经目都已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发生了巨大变化，从经目去推断会有诸多矛盾之处，但从前言部分来看，由于旁塘目录前言已明确提出在之前已形成的目录基础上修改，那么旁塘目录显然不会是吐蕃时期最早的经录，而丹噶目录的前言部分非常简洁，有可能是吐蕃初次尝试编辑经目。另外，从语合以及大集两部目录中的记载情况来看，也是丹噶目录成书在旁塘目录之前。Dk=Ldan kar ma,编号参照 A.Herrmann-Pfant,Die Lhan kar ma:Ein fruher Katalog der ins Tibetischeubersetzten buddhistischen Texte,p.404.首先，题目中已经写明这一部分都是“赤松德赞”的作品，此处没有必要再次强调是“赞普规定”；第二，这一条明显和目录中其他作品的格式不匹配，本组其他条目未有这样的强调。大乘禅修要诀、神圣赞普所造及其备忘。参见西藏博物馆编：旁塘目录：声明要领二卷（藏文）第58 页。65论语合二卷与翻译名义大集之名)中的“（规定）一词，曾出现在塔波版赤松德赞时期的语合前言（A、E部分）及跋文（H部分）。按照我们之前的分析，“规定”是语合所包含的三类文献之一，另外根据Scherrer-Schaub（2 0 0 2）的分析，语合最基础的性质就是“规定”。在丹噶目录初版成书之时，对译语的厘定已经轰轰烈烈展开，塔波版语合已经成书，而8 14年对语合的二次厘定还未开始，“语合”这一名称很有可能还未形成。故丹噶目录中所说的“赞普规定”，很有可能指的就是语合，至于“规定”中是否涵盖大集的内容，笔者认为按照塔波版语合前言分析，当时的大集并未单独成书，仅作为词汇“目录序列”出现，完全可以被包含在“规定”的范畴中作为“规定”的一个附录出现。2.旁塘目录(Q55)据旁塘目录前言记载，马年（8 18/8 30）赞普赤热巴坚（8 158 38）在亚隆东边的旁塘嘎麦宫（51)中颁布了这一目录。另外前言中还说：论的注释等，虽然前后翻译且校对确定，但名称、卷、偶颂数，仅在翻译时添加了标签，还未确定。从这一点来看，虽然很多经典的翻译和译语的厘定早在赤德松赞与赤松德赞时就已经开始，但很多经目直到赤热巴坚时期修撰旁塘目录的过程中才确定了经文译名及卷数等信息。那么语合和大集的名称是不是也有可能是这一次修订的成果呢？在旁塘目录“经论注疏，赞普赤松德赞作品”（)中笔者找到了两条相连的条目。语合二卷法语决定集根据旁塘目录前言可知，参加此次目录编纂的人员有大德贝则（）、大德法要（）大译师大德天王（Devendra）以及大德伦布（），这四个人并未出现在语合前言中，另外只有贝则参加了丹噶目录的编纂。这样的话，两大目录的编纂及语合大集的编纂之间就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几个团队间并不一定充分沟通，或许也为后期语合和大集的定名造成了一定障碍。这两条经目中,第一条“”即现在通用的语合的藏文题目，它的所指没有什么疑问,这一题目明确出现在赤德松赞时期形成的语合跋文（H部分)末尾处。值得注意的是，第二个条目法语决定集这一名称在丹珠尔中的大集并未出现，但在语合中则多次出现对“语”（I)进行“确定”（1）的相关内容，如前言（E部分）中说“确定”（）了“藏语翻译印度语的定名”（）。跋文中(H部分)更是明确出现了“确定了法语”（)的说法。另外,H部分整段并未提到语合最重要的性质一一“解释”，看起来这一段与语合的关系并不大，出现在语合的末尾似乎有些突元。但如果将其看作是法语决定集的开头，则很合理。那么这法语决定集很可能就对应语合前言中所提到的经过堪布确定的“（译）语目录”（羽），最初与语合一起作为吐蕃政令的一部分发出，旁塘目录的编纂者为其单独取名法（参见西藏博物馆编：旁塘目录：声明要领二卷（藏文），第3页）。西藏博物馆编：旁塘目录：声明要领二卷（藏文），第6 0 页。66西藏研究语决定集并添加前言，但之后这一前言则混人了语合，成为语合的跋文。法语决定集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大集，或为其早期形态。(二)中期经录13世纪下半叶，在元朝皇室的资助下，西藏诸大德开始对丹珠尔进行收集、整理，其中噶当派上师均单日白热赤（12 2 7 130 5）、萨迦派弟子卫巴洛塞多巴僧格（12 7 0 1355）以及夏鲁寺堪布布顿仁钦珠（12 9 0 136 4）先后开展工作，形成了几部丹珠尔经录。1.早期那塘经录均单日白热赤的作品经典广传庄严日光（），是以译者为中心排布的经录，在“第三十章赤热巴坚之前”（中有两条内容。语合二卷法语决定集这一论述与旁塘目录中的记载一致，但均单日白热赤并非照抄旁塘目录，而是确实看到了这两本书。因为均单日白热赤在经典广传庄严日光中有一段关于翻译方法的记载，与赤德松赞时期编纂的丹珠尔版语合相关段落吻合，塔波版语合中则无相关论述。另外均单日白热赤并未明确阐述这些规定形成的时间，但根据上下文可知是赤德松赞到赤热巴坚时期。由此可以确定均单日白热赤当时看到的应该是赤德松赞版本的语合。2.古那塘丹珠尔（日）卫巴洛塞多巴僧格与江若瓦降曲普和大译师索囊沃色四处搜寻论著，之后完成了一部论著目录（），这是西藏第一部丹珠尔目录，主要反映当时那塘寺所藏经书的情况，可看作“那塘丹珠尔”的目录。书中第二十章有如下记载：2023年第4期9 世纪末到13世纪初，未有相关丹珠尔经录存世，但在各种史书中对译语厘定还有部分零星记载。韦协（9 世纪)将厘定语言的工程全部归于赤祖德赞（赤热巴坚）一人，参见巴桑旺堆：韦协译注（一），中国藏学2 0 11年第1期，第7 1一9 3页。娘氏宗教源流（12 世纪）则记载说“在赞普赤松德赞时期，下令让噶哇贝则、鲁易坚赞和智军三人修改所有翻译错误，并邀请胜友、天王觉、授力光、施戒确定。为使之前翻译了的不衰退，也为了之后学习译本的人的利益，完成了大小正字滴”、“规定”和目录”的三个文本。”参见（娘尼玛韦色：娘氏宗教源流（藏文），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 8 8 年，第42 1页）。这段话中，“大小正字滴”并不知其具体所指，但“规定”和“目录”应该指的是语合和大集。显然，这时两个文本的名称尚未确定。K u r t i s R.Sc h a e f f e r a n d Le o n a r d W.J.v a n d e r K u i j p,A n e a r l y T i b e t a n s u r v e y o f Bu d d h i s t l i t e r a t u r e:t h eBstan pa rgyas pa rgyan gyi nyi od of Beom Idan ral gri,Cambridge:Department of Sanskrit and Ind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2009,p.267.I(Kurtis R.Schaffer and Leonard W.J.van der Kujp,An early Tibetan survey of Bud-dhist literature:the Bstan pa rgyas pa rgyan gyi nyi od of Beom Idan ral gri,p.13)规定了翻译方法,对于“gau和“kausila等多义词，当无特指时，则用多个词翻译；只有一个意思时，怎么合适怎么译；一个偶颂中可调换顺序，意思合适即可；若不知道东西的名字，则添加“花”、“人”等词（这些规定分别与丹珠尔版语合中第二条、第一条、第三条规定一致）。67论语合二卷与翻译名义大集之名1507第二十章，成就世间眼诸西藏译师所作珍本诸大译师共同创作的规定语合第二卷这一目录中仅出现了语合二卷，并未出现大集，而语合也由赤松德赞的作品变为诸大译师共同创作的。根据西藏博物馆版语合的跋文可知，这版的语合是以江若瓦降曲普找到的写本为底本抄写的,因此卫巴洛塞多巴僧格当时看到的语合应该与我们现在看到的西藏博物馆版语合基本一致。此处编辑者将“规定”与“语合”并列，且在“”后添加了“”，使得文献名从“两卷”变为了“第二卷”。西藏博物馆版中又遗失了F部分，那么对于当时的读者来说何为语合的第一卷就成了问题。由此笔者推论,或许“大中小三集”（)的说法就形成于此时。法语决定集由于篇幅巨大被冠以“大集”之称，大集之前的语合则被看作“中集”。由于语合整体被看作第二卷，编纂时自然而然想到应该有第一卷，而第一卷只能是“小集”，可事实上“小集”其实并不存在。3.布顿目录布顿仁钦珠有两部重要经录，第一部是布顿佛教史第四卷中所记载的经录（132 2 年），在参考古代经录的基础之上增补而成；另外一部是布顿为夏鲁寺论著抄本所集目录（1335年），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当时夏鲁寺的藏书情况，或可称为“夏鲁丹珠尔”目录。（1）布顿佛教史目录布顿佛教史其中一条经目为“诸大译师班智达所作，规定大中小三集”（另外在“未言作者”（)下有一条经目为法语决定集，布顿也给出了自己的文献来源一“大多为旁塘目录”。第一条经录应该是布顿结合卫巴洛塞多巴僧格的记录及当时抄本而写，布顿认为末尾的“两卷（)仅为记数而并非名称，故将其重新定名为“规定大中小”,后将其与法门根本领（）及法门备忘录（）合起来算作四卷。(2）夏鲁寺丹珠尔目录布顿为夏鲁寺丹珠尔所编写的丹珠尔目录如意宝珠自在王串（）第四章“记录西藏诸堪布所作论著中部分珍本”（),有如下记载：Dpus pa blo gsal Rtsod pai seng ge,Dstan bcos kyi dkar chag,Dharamshala:Library of Tibetan Works&Archives,2015,p.114.?5f.240.这些大多依据旁塘目录而说。参见 Bu s t o n r i n c h e n g r u b.“Bs t a n g y u r g y i d k a r c h a g y i d b z h i n n o r b u d b a n g g i r g y a l p o i p h r e n g b a,L.Chandra ed.,The Collected Works of Bu-ston,Vol.26,pp.413-656,New Delhi: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Indian Cul-ture,1971,p.633.68西藏研究众大译师班智达所作，解词大集、解词中集、语合二卷、这里解词小集找到的话再写。这是我们在诸多经录中第一次看到“解词大集”、“解词中集”的称呼。同时，布顿也在经录中清楚写明小集已经遗失，等以后找到的话再（抄)写，但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样，“解词小集”（习1)再也没有出现,或许从来也不存在所谓“小集”。（三)晚期丹珠尔版清代以后形成的丹珠尔诸多版本中，语合和大集的名称已经非常稳定。语合的开头均为“此为语合二卷。礼敬佛陀，第一卷”（n a mo b u d d h a y a .），结尾处再次明确“语合第二卷终”（），并确定了此书名称为语合()。那塘版、北京版大集开篇均为“vyutpatti samatisthati mamgalal”，下方为藏语“（此为解词集，吉祥）。德格版和卓尼版开头未明确书名，但几个版本结尾处，均明确写到“解词终”（vyutpattisamapteti,），并确定了此书名称为解词集（）,但“”（maha,)均未出现。在归类中，德格版、卓尼版大集后紧跟着的就是语合，两者都归属“诸早期论典”（)。北京版大集位于第三章“因乘”（）的最后一部分“共通论典”（。语合则位于第四章“译注疏目录”（azia）。那塘版紧随其后的并非语合而是水银成就释（Rasasiddhasastra，5a），分章情况与北京版相同。大集位于第三章“因乘”，语合位于第四章。在这一轮的目录编纂中，语合和大集间已不存在密切联系，大集在经录中已被排列在语合之前，分类也不尽相同。总的来说，根据经录记载及各个版本的分析，可以确定不论是语合还是大集，最开始都没有确定的书名，之后由于文本流通和经录编纂的需要，两书的名称才被逐步确立。根据塔波版语合前言，赤松德赞时期第一次进行译语厘定时形成了三个层次的文本：规定、目录和结合了大小乘典籍和语法典籍的解释。“规定”指对（译)语的方法（）的“规定”，狭义上仅包含语合前言部分的几条规则，广义上则包含大集与语合正文在内，“目录”即大集，“解释”即语合。在这一阶段，三个文本应该是一起流通的，并未加以区分。此时，语合或许为第一卷，而大集则为第二卷。到了赤德松赞时期，随着经目编纂的需要，编辑者为语合添加了跋文，并为两书添加了梵语名称，“目录”部分取名为“解词集”，并根据前言对语合的定义，将语合定名为对大集的“解释”，两部书也正式分开传播。编纂丹噶目录时应该还未对语合进行第二次修订，语合和大集亦未分流。丹噶目录中的“赞普规定”极有可能指的是“规定”、“目录”、“解释”这一组文献。旁塘目录已经出现了语2023年第4期三、小结北京版：“三 快，f.1b1-38a3；那塘版：“三 快，f.1r-37r；德格版：“”快，f.131v-160r；卓尼版：“快，f131v-160r.北京版：“”快“”f.204b-310a;那塘版：“”快“，ff.223a-377a;德格版：“快“,f.1b-131a;卓尼版：“快“”,ff.1b-131a.69论语合二卷与翻译名义大集之名合，但未有大集，根据语合前言推断，旁塘目录中的法语决定集很有可能指的是大集，语合跋文的部分内容则有可能是法语决定集之开篇。到了13世纪，随着对佛教文献重新展开的新一轮整理工作，均单日白热赤延用了旁塘目录对两书的称呼，而卫巴洛塞多巴僧格则将“规定”和语合二卷”并列，为这一文献重新确定了性质，称为“规定语合第二卷（）”。或许由于是前言中重要段落的遗漏，编纂者为了给“第二卷”一个合理的解释,而添加了“小集”和“大集”的说法。布顿在布顿佛教史目录中首先提出“大中小三集”的说法，虽然观察到旁塘目录中的法语决定集，但已无法将其与大集对应。之后在编辑夏鲁寺丹珠尔写本目录时，布顿则进一步明确了“解词大集”“解词中集语合第二卷”（1)的称呼,并提出“解词小集”已经遗失。清代以来的经录中，语合和大集的名称已经非常稳定，语合第一卷为“规定”部分，第二卷为“解释”部分。大集的名称中没有“大”而仅称为解词集。两书之间原本密不可分的联系已经模糊。大集被排在语合之前，北京版和那塘版甚至将两书分在了不同的部类下。再之后，大集被陆续添加了蒙文部分和汉文部分，而其汉语名称最初并非翻译名义大集，而是“译出诸佛演说真正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