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中有分：1924年孙中山北上期间国共两党对国民会议的认知.pdf

合中有分：1924 年孙中山北上期间国共两党对国民会议的认知马建华内容提要 1924 年孙中山北上期间，国共两党均以国民会议为旗帜进行政治活动。然而，两党进行合作的同时，在国民会议的产生脉络、目标定位、实现方式以及对其对手方善后会议等诸多问题的认知上却存在不少分歧。两党关于国民会议的认知存在分歧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与两党对中国革命的步骤、方法的认知有关；与两党对革命主义与方法（政策、策略）二者关系的认知有关；与两党的历史观有关。关键词 孙中山 国民党 中国共产党 国民会议20 世纪 20 年代的国民会议在近代中国政制史上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此时，随着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的成立及国民党的改组，中国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政治运作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时人对国民会议的看法。尤其是 1924 年孙中山北上期间，国共两党关于国民会议的认知对后来中国的政制发展方向影响颇大。目前涉及 1924 年孙中山北上期间国共两党关于国民会议认知的研究一般是对两党各自考察，而把两党关于国民会议的主张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的成果主要可分为两大类：大部分研究将国共两党对国民会议的认知置于国共合作的框架下进行考察，主要强调两党之合，然而那时的国共虽已合作，双方对国民会议的认知实存在不小的分歧，且很多时候还是分歧大16参见 韩 柳镛泰 国民党一大前后孙中山构想中的两种民意机关 当代中国“两会”的起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5 年第 3 期。于共识；若干注意到两党对国民会议看法分歧的研究，要么聚焦于大革命时期的 19261927 年，要么属于脉络性的概述，而对于 1924 年孙中山北上期间两党关于国民会议的认知，尚需更为细致、深入地加以研究。本文以孙中山北上期间国共两党关于国民会议的认知为中心，采取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的原则，希望通过梳理和分析两党在此问题上的政见分合，检讨两党政治主张的异同及关系之究竟，进而丰富对 20 世纪 20 年代国、共党史及民国史若干面相的认识。一 国共两党关于国民会议主张的提出近代中国国民会议的主张，最晚在辛亥年就有人提出。1911 年辛亥革命期间，革命党人汪精卫与立宪派的杨度等人组织的国事共济会曾提出用国民会议来公决国体政体的设想。入民国后，当时局出现一个较大的转折时，朝野上下时常会出现各种用国民会议来解决时局的呼声。这是在国家分裂时，希望以此来解决时局的一种临时性举措。另一方面，民初以来时人关于国民会议的各种言说，是在对当时国会普遍失望之际，把国民会议看作替代国会的一种政治组织。然既为取代国会的组织，实蕴含着发展为国家常设机关的可能。由于国民会议的主张在时间上产生于民初国会成立之前，故上述两种关于国民会议的言说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历史上并无必然联系，尽管后来二者往往合一，但其实是各有渊源。26近代史学刊（第 28 辑）参见王双梅 关于国民会议运动的几个问题，中共党史研究 1995 年第 1 期；马飞：孙中山的最后奋斗：1920 年代中叶的国民会议运动再研究，广东社会科学 2018 年第3 期。参见吕刚 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国民会议”主张之比较，中共党史研究 1992 年第 6期；王奇生：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19241927），张海鹏主编 中国近代通史 第 7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第 102123、144147 页。关于民初国民会议到底是时人解决国是的临时性举措还是国家的一种常设机关这一问题，一方面当就具体历史语境进行分析，另一方面视野应适当放宽，不妨将两者合而观之，方能得到妥善的结论。如1924 年孙中山在 北上宣言 中提出国民会议，毛泽东在当时就认为孙中山是要用国民会议取代地域代表制的国民大会，而桑兵、孙宏云等人认为这是孙中山应对时势的临时性举措（参见孙宏云 孙中山的民权思想与职业代表制，广东社会科学 2007 年第 1 期）。笔者同意王汎森先生的说法，假若我们把以上两种说法视为两座不同的山峰，看起来不同，但它们的底座是连在一起的，即山谷是连在一起的，故笔者认为以上两种说法看似相对其实相关（参见王汎森 思想史研究方法经验谈，知识分子论丛 2014 年第 1 期）。除国民会议之外，民初以来的时论中还常有国民大会之说，而时人往往将其混用，两者有时近似有时又实不同。如 1916 年袁世凯亡后，孙中山受美国地方自治及瑞士直接民权思想的启发，在上海的一次茶话会上提出国民大会之说，其实是将其视为取代国会的常设机关，与前述第二种国民会议的思路一致。而直皖战争后，吴佩孚提出用国民大会来解决国是的主张，从内容来看，是将国民大会作为非常时期解决时局的一种临时性举措，与前述第一种国民会议的思路相似。单纯从内容上看，因排除了军政势力的参与，吴版国民大会要比后来各党派提出的国民会议还显得更“国民”些。由于当时苏俄有联络吴佩孚之意，李大钊、张国焘等中共党人曾公开表示对吴版国民大会方案予以支持。具体到国共两党关于国民会议主张提出的渊源，两党主张都多少受到辛亥以来时论中在职业代表制原则基础上成立的非常民意机关 国民会议（或国民大会）等言说的影响。只是中共关于国民会议的主张更大程度上与当时中共提出的民主主义联合战线主张相关。1922 年 6 月，中共在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中提出：邀请国民党等民主派及社会主义各团体召开一个联席会议，建立一个民主主义联合战线组织。不久召开的中共二大进一步指出，先行邀请国民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适宜地点开一代表会议，然后运动倾向共产主义的议员在国会联络真正民主派的议员结合民主主义左派联盟，最后在全国各城市建立一个由工会、农民、商人、职教员联合会、学生会、妇女、律师公会、新闻记者等各团体等组成的“民主主义大同盟”。1923 年二七惨案后，陈独秀指出，要打倒军阀，必须进行统一的国民运动，具体办法是各省各团36合中有分：1924 年孙中山北上期间国共两党对国民会议的认知孙中山：在沪举办茶话会上的演说（1916 年 7 月 17 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合编 孙中山全集 第 3 卷，中华书局，1985，第 329 页。吴佩孚关于国民大会主张的内容为：“（二）性质，由国民自行召集，官署不得参与或监督，以免官僚或政客操纵把持。（三）宗旨，取国民自决主义，凡统一善后及制定宪法，与修正选举方法及一切重大问题均由国民公决，地方不得借口破坏。（四）会员，由全国各县农、工、商、学各会，各举一人为初选，如无工、商会时，宁缺毋滥，再由各省复选五分之一，齐集天津或上海成立开会。（五）监督，由各省县农、工、商、学总会长，互相监督，官府不得干涉。（六）事务所，先由各省农、工、商、学总会，共同组织为各该省总事务所，由该所电知各县农、工、商、学各会克日成立各县事务所。（七）经费，由各省县自治经费项下开支等等。”参见 吴佩孚先生集，沈云龙主编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第 68 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 253 页。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中央档案馆编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 1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第 66 页。体集合在国民革命军的中心地方，开一国民代表大会，以议定解决政治统一的战略。这是中共首次明确提出国民会议这一主张。几个月后，在曹锟驱逐黎元洪事件（时人又称为“第一次北京政变”）发生后，上海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于 6 月中旬发表宣言，其中就有召集国民会议以解决国是的主张。这一主张立即得到中共的积极响应，陈独秀、毛泽东、刘仁静、张国焘等中共党人纷纷在 向导 周报上发文，号召商人、农民、学生、工人等各社会团体起来，召集一个由全国各界人士联合组成的国民会议来解决时局。6 月下旬，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共同提议，中共中央应响应上海商界关于国民会议的主张，其办法是请求国民党发一宣言。由于不用共产党名义，此议遭到蔡和森等人的抗议和反对，中共中央因此取消了这一动议。不久，中共三大正式决定与国民党合作，同时在发表的第二次对时局之主张中，正式提出由国民党出面，号召全国各界人士召开国民会议以解决时局，并函请孙中山莅临上海召集国民会议。然中共的提议并未得到孙中山及国民党的回应，社会反响也寥寥无几。孙中山之所以未回应中共的提议，很可能是认为时机尚不成熟。有学者已指出，孙中山其实早在 1921 年就明确提出通过国民会议来解决外交问题，嗣后又将其逐渐扩大到作为解决中国内政外交问题的一种非常民意机关的设想。在 1924 年 1 月国民党一大宣言中，孙中山在“国民党之政纲”的对外政策中又提出召开“职业团体与社会团体”代表会议。1924 年 10 月 23 日冯玉祥政变（时人又称为“第二次北京政变”）后，在冯氏力邀下，孙中山决定北上。为消除党内外一部分人对其北上的质疑，11 月 10 日，孙中山发表了原本打算在北上后才公布的国民党关于时局之主张，此即 北上宣言（以下简称 宣言）。在 宣言 中，孙中山除重复是年 9 月发表的 北伐宣言 中提出的反帝主张外，还宣布了一项新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预备会议，预备会议的主要代表来自现代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各省学生联合会、工会、农会、共同反对曹吴各军、政党等九方面人士。46近代史学刊（第 28 辑）独秀：怎么打倒军阀，向导 第 21 期，1923 年 4 月 18 日。参见唐宝林、林茂生编 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第 192193 页。韩 柳镛泰：国民党一大前后孙中山构想中的两种民意机关 当代中国“两会”的起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5 年第 3 期。孙中山对于时局之宣言，申报 1924 年 11 月 18 日。从以上国共两党关于国民会议主张的提出过程来看，两党的主张都受时论中国民会议（国民大会）等主张的影响，但中共的主张主要与那时倡导的民主主义联合战线相关，其思想脉络有来自苏俄政治影响的一面。而孙中山在 宣言 中提出的国民会议主张很大程度上是其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并非受苏俄政治影响所致。二 孙中山北上期间国共两党对国民会议的认知国共合作后，中共并未因双方合作而放弃自己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独立性，可以说，对国民党联合军阀、“西南团结”、军事行动（北伐）、建立政府等几乎所有的政策，中共都进行了相当严厉的批评，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 向导 周报几乎每期都有近 1/3 的篇幅是批评国民党的。冯玉祥政变前，陈独秀曾两次致函维经斯基，要求中共党员退出国民党。而国民党内也有一部分人自始就反对与中共合作，致使两党龃龉不断。孙中山决定北上时，中共中央起初坚决反对北上，认为北上是与军阀妥协，后在维经斯基和鲍罗廷的说服下才同意北上。孙中山发表 宣言 时，上海的中共中央尚不知情，蔡和森当时代表中共中央，提出国民党应组织召集国民大会以解决国是的建议。1924 年 11 月 17 日，孙中山一行到达上海，随着 宣言 内容在各大报纸的发表，中共中央在了解到国民党主张的详情后，起初支持国民会议，但不赞成召开预备会议，后经鲍罗廷的说服，中共方表示同意。但中共对宣言 的不满是明显的。在给各地党组织的通告中，中共中央批评 宣言“纯粹代表国民党中派的观念，措辞含浑，大有与各军阀妥协之余地，且语多抽象，并无代表人民利益的具体要求”，还表示中央准备发一宣言，要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具体的政治主张，并指示各地党团尽快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在报纸上、在城乡向民众游行演讲，宣传党的主张，以促成国民会议的实现。同日，中共中央在第四次对时局之主张中，再次强调解决目前危机的方法只有国民会议，并提出了目前最低限度的十三项要求，这些要求既规定了反帝反封建的具体措施，又提出了一系列保障广大工农商学56合中有分：1924 年孙中山北上期间国共两党对国民会议的认知中央通告第 号 孙中山北上，各地应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展开活动（1924 年11 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 1 册，第 301 页。兵等民众利益的基本要求。在中共看来，民众所需要的绝不是国民会议这一空洞名号，而是解除日常生活上各种经济和政治等方面压迫的实际需要，这是孙中山的 宣言 中不曾有的内容。在国民会议的主要目的与前景上，两党的设想与期待有所不同。在宣言 中，孙中山宣称，国民会议的目的是“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起初主要指向国内问题，并不涵盖反帝，反帝与国民会议是分开表述的。到上海后，因 字林西报 有拒绝孙中山进入租界之说，他很为愤怒，反帝决心益彰，始将反帝纳入国民会议的框架内，且所占分量愈来愈重。孙中山指出，中国现在祸乱的根源在于军阀和帝国主义列强，北京政变使军阀被打倒，只有帝国主义尚在，“要打破的 帝 国主义，便要全国一致，在国民会议中去解决”。之后，在对外的历次演讲中他反复申述，国民会议的主要目的一是解决国内的民生问题，二是打破列强的侵略以收回国家主权，二者相辅相成。在国民会议的前景方面，孙中山对此较为乐观，无论从临终前与汪精卫等国民党要人的谈话，还是在国事遗嘱中对国民党人66近代史学刊（第 28 辑）十三项要求内容为：“（一）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第一重要是收回海关，改协定关税制为国定关税制；因为这是全民族对外的经济解放之唯一关键。（二）废止治安警察条例及罢工刑律，保障人民集会结社出版言论罢工之无限制的自由权；因为这是人民对内的政治解放之唯一关键。（三）全国非战时的常备军，均以旅长为最高级军职，废除巡阅使督军督理督办总司令检阅使护军使镇守使军长师长等军职；因为这是杜绝军阀势力集中盗国乱政之重要关键。（四）军阀之祸，罪在最少数高级军官，失业入伍的兵士们所受压迫与困苦，与其他一切平民等；今后旅团司令部，应采用委员制，军饷公开；应改良现役兵士之生活及教育；兵士退伍，须给以土地及农具或他种确实可靠的生活。（五）规定最高限度的租额，取消田赋正额以外的附加捐及陋规，谋农产品和他种生活必需的工业品价格之均衡，促成职业的组织（农民协会）及武装自卫的组织，这都是农民目前急迫的要求。（六）八小时工作制，年节星期日及各纪念日之休假，最低限度的工资之规定，废除包工制，工厂卫生改良，工人补习教育之设施，工人死伤保险法之规定，限制童工之年龄及工作时间，女工妊孕前后之优待，这都是工人目前最低限度的要求。（七）限制都市房租加租及建设劳动平民之住屋。（八）没收此次战争祸首的财产，赔偿东北东南战地人民之损失及救济北方水灾。（九）各城市乡镇之厘金牙税及其他正杂捐税，在国库收入无多，而小本营商者则因之重感困苦，宜一切废止。（十）废止盐税米税以裕平民生计。（十一）增加海关进口税，整理国有企业之收入，征收遗产税，征收城市土地税（十二）为保障知识阶级之失业及青年失学计，国家预算中，不得将教育经费移作别用，并应指定特种收入如收回庚子赔款等，为实行中小学免费优待小学教员及推广平民教育之用。（十三）妇女在政治上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地位上，均应与男子享平等权利。”参见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之主张，向导 第 92 期，1924 年 11 月 19 日。北上宣言（1924 年 11 月 10 日），原载 申报 1924 年 11 月 18 日 孙中山对于时局之宣言，孙中山全集 第 11 卷，第 297 页。在上海招待新闻记者的演说（1924 年11 月19 日），孙中山全集 第 11 卷，第341 页。的嘱托，无不表露出其对国民会议的期待之情，而期待往往来自希望，可见他对国民会议的召开持有一定的信心。中共自二大确立了反帝反军阀的民主革命纲领之后，从根本上主张以革命手段改变中国。惟鉴于革命的客观条件尚不充分，复因冯玉祥政变后时局的演变使和平解决时局多少有一定的可能性，故而赞成国民党所号召的国民会议。然中共对国民会议的前景比较悲观，很大程度上只是出于一种“试验”态度。彭述之提醒中山：“对于此时之国民会议，国民会议预备会，固然我们应尽人为所能尽之力量去促成他们去参加他们，可是能否得到最后胜利，这完全是疑问，所以我们对于此次的国民会议应采一种革命的试验态度，不应有过分之希求，我们应时刻准备我们国民革命者之最后的行动，那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与 1923 年陈独秀首次提出国民会议的思路一致，中共赞成的国民会议其实是国民运动的一种形式，即以此为号召，加强民众的政治活动，进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及政治影响，从而将国民会议发展为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陈独秀明确指出，“我们为什么赞成国民会议？第一，因为这个会议无论将来成功或失败，眼前便给我们以民众的政治活动之机会；第二，将来成功固佳，即失败也能够给一部分人以革命需要的教训”。基于北京政变后北方政局的剧变，12月 7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成立了由张国焘、李大钊等七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北方局，以领导党在北方的工作。大约一周后，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向各地党团组织发出一个关于开展促成国民会议运动的方针的通告，宣称：“此次国民会议及其促成会这个运动，不但是国民运动一大时机，并且是我们的党建筑社会的基础之一大时机。”为推动国民会议运动，中共提出各地应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各级党团要加强对促成会的统一领导、充实与中共有关的各社会团体（工会、农会、学生会、妇女团体）等措施。在实现国民会议的方式上，国共两党有同有异。受苏俄影响，两党都重视宣传的作用，但在宣传的内容、方式上有别。孙中山为使国民会议成功召开，在北上途中一再呼吁各界民众出来“打电报，一致去争”。在他看来，报纸和电报的影响更甚于军队。他说：“假若我得到了国民的一万张电76合中有分：1924 年孙中山北上期间国共两党对国民会议的认知述之：中国共产党对时局主张的解释，向导 第 93 期，1924 年 12 月 3 日。独秀：国民会议及其预备会议，向导 第 93 期，1924 年 12 月 3 日。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通告 开展促成国民会议运动的方针（1924 年 12 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 1 册，第 309 页。报都是要开国民会议，我在北京便可以拿那一万张电报向军阀去力争；用一万张电报去争，这种和平的争法，胜过十万兵。”同时，又派专职宣传员“分赴各地宣传，俾民众均得了解国民会议之真意”。但国民党的宣传主要立足于国民会议本身，在致直隶等省区军民长官电中，孙中山特意强调“兹特选派同志分赴各省、区，向民众宣传务使国民咸了然于会议之性质及关系，其宣传范围以此为限，不涉及地方政事、军事”。中共在宣传国民会议时，时时强调自身在话语方面的主导权和独立性。中共中央在第四次对时局之主张中宣称，挽救目前时局的方法“乃是本党去年北京政变时所主张的及中国国民党现在所号召的国民会议”，希望国民党“努力使他们所主张的国民会议预备会急速在北京召集”，这种对两党的有意识区分显然是要与国民党争夺国民会议的话语权。中共还要求各地党团认识到“根本应该说人民自身要有一个真正人民的国民会议及其预备会议，不可在任何地方，任何时机都宣传国民会议是孙中山所主张的，使民众过于倚赖中山而轻视了自己”。对于国民党将派宣传员分赴各省之举措，中共提醒各地党员“彼等到时，倘是我们的同志，自无问题，即不是同志，亦须与之合作，惟不可为他们所支配”。至少在中共看来，两党的关系是既合作又竞争。由于中共的目的旨在“运动”，其宣传自然不限于国民会议本身，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党团注意地方争斗 鼓吹省长及县长民选等，这已涉及地方政治，与国民党对国民会议的宣传明显不同。在预备会议代表问题上，两党的看法有相近的一面也有分别。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党组织在宣传预备会议代表问题上，不以 宣言 提出的九种为限。孙中山虽在 宣言 中提出了预备会议代表九团体说，但从北上途中的几次对外演讲看，在这个问题上实持开放态度，其一再向外界解释当下以九团体说为主，主要由于这些团体的组织化较高，他表示像报界、华86近代史学刊（第 28 辑）在神户欢迎会的演说（1924 年 11 月 25 日），孙中山全集 第 11 卷，第 388389 页。孙中山：致各省各公署等组织通电（1924 年 11 月20 日），原载 民国日报 1924 年12月 3 日 中山先生之通电，孙中山全集 第 11 卷，第 349 页。孙中山：致直隶等省区军民长官电（1924 年 12 月 21 日），孙文热衷于国民会议，顺天时报 1924 年 12 月 24 日。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之主张，向导 第 92 期，1924 年 11 月 19 日。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通告 开展促成国民会议运动的方针（1924 年 12 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 1 册，第 310 页。中央通告第 号 孙中山北上，各地应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展开活动（1924 年11 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 1 册，第 302 页。侨等团体以后可以相机参与。值得注意的是，到天津之后，孙中山关于预备会议代表的看法一度发生了变化。12 月 8 日，他突然在 关于国民党最小纲领之宣言 中宣布：“我等提议之预备会议，应由下列之团体代表组织之：各省实业、商业、教育机关、大学校及学生联合会之预备会议之代表。”这意味着此时孙中山从 宣言 时的九团体说退为五团体说。孙氏做出这样的调整，似为缓和国内外各方势力对国民党“赤化”的疑惧。国共合作后，国民党一直面临国内外各种势力攻击其“赤化”“共产”的压力。孙中山到达天津当日，在曹家花园访张作霖时，张氏就当场表示坚决反对共产，扬言“如共产实行，我不辞流血”。以至于次日出席黎元洪的招待宴会时，孙不得不对张解释：“予非赞成共产主义，予乃社会政策正所以引共产主义者入于正轨。”随后，李烈钧、汪精卫、邵元冲、孙科等国民党要人频繁召开记者招待会，反复向外界声明国民党联俄但绝不主张共产。在预备会议职能方面，孙中山主要将其视为筹设国民会议的准备组织，而中共在国民党主张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预备会议的权力在正式政府成立前不单是议政机构，还应为执政机构即临时国民政府，以取代毫无法律依据的段祺瑞执政府。需要指出的是，国共两党对国民会议的态度也存在一个随着外在形势的变化而相应进行调整的波折，这主要与国民会议的对手方善后会议有关。三 国共两党对善后会议的认知在冯玉祥政变前，段祺瑞曾派许世英在韶关与孙中山讨论善后会议，但在此后国民党的历史叙述中，这次会谈只有国民会议而无善后会议。或可以说，从一开始，尽管双方都同意用会议的方式实现和平统一，实际上却是“一会双表”，双方所说的会议不是一回事，只是当时尚未挑明罢了。96合中有分：1924 年孙中山北上期间国共两党对国民会议的认知孙中山在津之宣言，大公报（长沙）1924 年 12 月 22 日；关于国民党最小纲领之宣言，孙中山全集 第 11 卷，第 516 页。申报 1924 年12 月7 日、8 日，“国内专电”，转引自桑兵主编 孙中山史事编年 第11卷，中华书局，2017，第 6025 页。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之主张，向导 第 92 期，1924 年 11 月 19 日。杨天宏认为国民党对善后会议存在一个“其初为允，而后为争，最后为拒”的复杂而多变的过程，然具体细节仍存在待发之覆之处，如关于国民会议预备会议代表问题，孙中山一度从九团体说退到五团体说，这一细节学界就无人注意。参见杨天宏 国民党与善后会议关系考析，近代史研究 2000 年第 3 期。在孙中山发表 宣言 十天后，段祺瑞通电全国，宣布一个月内召集善后会议，再由善后会议产生国民会议，进而解决一切根本问题。12 月初，孙中山从日本抵达天津后，国民党在津要员在张园开会商讨时局，会议根据孙中山的立场决议：统一问题及善后问题应付之国民会议，无另行召集善后会议之必要。只是该决议是在党内做出的，国民党此时并未对外界公开就善后会议表态。12 月 10 日，段祺瑞派人将 善后会议组织大纲 送孙中山审阅，孙氏不置可否。据当日北京电讯称：“孙先生近日语人，此行专促进国民会议，求以真正民意图中国之解放独立，决不图握政权。”言外之意，在孙中山看来，善后会议非真正代表民意的会议。到 12 月中旬左右，在国共两党的号召下，上海、广东、湖南、浙江等各地国民会议促成会纷纷成立，国民会议逐渐从原来的政治口号发展为实际的政治运动，国内外各界民众团体如潮般地致电国民党，表示拥护和支持国民党 宣言。这样的情势无疑使孙中山大受鼓舞。12 月 17 日，当李烈钧从北京带回段政府草拟的 善后会议条例 后，由于该条例拟定的参会代表不是军阀就是官僚，完全排斥民众团体，加之江西问题未定，一方面孙中山决定暂缓入京，另一方面国民党发表 警告国民书，声称：国民党所主张之国民会议，乃以九团体代表组织之预备会议为前提，此为国民会议之基础条件；若国民会议之基础不由人民决定，则与前之督军团会议无异。也就是说，直到 12 月中旬左右，国民党对善后会议态度是既不同意也不拒绝，而这样的暧昧态度实则纵容了段政府。12 月 24 日，段政府不顾孙中山和国民党人的感受，公布了 善后会议条例。两天后，国民党通电反对段祺瑞在京召集善后会议，这大概是国民党第一次对善后会议公开表态，不过属于孤证。且孙中山并未断绝与段政府的联系，仍从天津赶到北京，以示继续合作的诚意。随着 12 月底江西前线形势的变化，孙中山对善后会议的态度再次发生改变。12 月 25 日，段授意的江西方本仁部向北伐军实施总反攻，方部很快攻占赣州，北伐军各部开始向湘粤边境撤退。几天后，陈炯明会同林虎部，07近代史学刊（第 28 辑）孙中山先生专促进国民会议，民国日报 1924 年 12 月 11 日，转引自桑兵主编 孙中山史事编年 第 11 卷，第 60606061 页。毛思诚编撰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 第 8 册，1937，第 73、2101 页；孙先生对善后会议之主张，民国日报 1925 年 1 月 28 日。分兵三路进犯广州，局势相当危险。在制造军事压力的同时，段政府又迭次电邀孙中山出席善后会议。而国民党内部对是否参加善后会议意见不一，有反对参加者，有主张参加者，也有主张既不拒绝也不参加者，“总是主张加入的多”。综合内外情势，孙中山决定妥协。次年 1 月 17 日，他致电段祺瑞，称：“善后会议所列构成分子，则似偏于实力一方面，而于民意方面未免忽略，恐不能矫往辙、成新治文不必坚持预备会议名义，但求善后会议能兼纳人民团体代表，如所云现代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各省学生联合会、工、商、农会等，其代表由各团体之机关派出，人数宜少，以期得迅速召集。如是则文对于善后会议及 善后会议条例，当表赞同。至于会议事项，虽可涉及军制、财政，而最后决定之权，不能不让之于国民会议。”从电文看，孙氏是以放弃国民会议的名号为让步，要求善后会议“兼纳”人民团体的代表，且未要求代表人数的比例。换句话说，即使段政府采纳孙中山的主张，也很难改变会议的性质和走向，故孙电基本上可视为国民党维持颜面的姿态性之举。这样的让步实质上已相当大。据稍后鲍罗廷说，那时孙中山和不少国民党中央委员对善后会议从根本上就存抵制之意，只是认为直接拒绝会在政治上对国民党不利，故而提出有条件参加之说。按鲍氏的说法，孙的复电只不过是国民党欲拒还迎的一种策略。然从情理上说，国民党若存心抵制的话，似应提出一个较为对等的解决方案，不宜做出这样大的让步，故孙电的心态实为妥协。出乎国民党人的意料之外，对于国民党的要求，段仅答允省议会、教育、商、农四会及京、津、沪、汉总商会代表加入善后会议，并下令 2 月 1 日召集善后会议。至此，在思想主张对立，实际利益难以协调，加上反对善后会议的人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国民党退无可退。2 月 10 日，国民党宣布反对善后会议制定国民会议组织法，号召各人民团体自行组织起来制定国民会议组织17合中有分：1924 年孙中山北上期间国共两党对国民会议的认知黄昌谷先生之演说 大元帅北上患病逝世以来之详情四，广州民国日报 1925 年 5 月14 日。孙中山：复段祺瑞电（1925 年 1 月 17 日），原载 民国日报 1925 年 1 月 28 日 孙先生对善后会议之主张，孙中山全集 第 11 卷，第 562 页。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第 572 页。法，以产生真正的国民会议。至此，国民党与段政府彻底决裂。与国民党对善后会议暧昧、多变的态度不同，中共对善后会议的态度经历了有微调但总体一致的过程。中共从一开始就认为，段祺瑞是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的一个光棍军阀，是国民革命的对象，否认临时执政府的合法性，并批评善后会议是第二个筹安会。彭述之认为，段氏所召开的善后会议是军阀会议，而国共两党所要求的是人民的国民会议，这两种倾向“是不能两立的，如果第一种倾向成功，第二种倾向必至于消灭，反之亦然”。基于起初国民党对段政府绝对不妥协又不决裂的矛盾态度，中共北方区委主任赵世炎不满道：“照我们的解释，不妥协就要决裂，不决裂就是妥协，二者间不容发！”1925 年 1 月 10 日，中共中央发布通告，明确反对善后会议有议决国家根本大法、国民会议组织法及外交军事财政问题的权力，要求另行召开人民预备会议，如段政府拒绝即准备以罢市、罢工、罢课及罢税等示威运动进行有力抗议。大致在 1 月中旬前，中共的态度一直是坚决反对善后会议，要求召开国民会议及预备会议，并批评国民党对善后会议态度暧昧。不过，在孙中山致电段祺瑞前后，中共中央对善后会议的态度发生了转变：由原先的坚决反对转变为“有条件地参加”。1 月 18 日，孙中山致电段氏次日，刘仁静在给 向导 周报的通信中，针对国民党内拒绝参加善后会议的观点批评道：“他们不懂怎样利用机会做宣传，更不知利用此机会与军阀决裂。”其时，中共正在召开四大，在大会闭会前夕，中共中央局通过了一个关于“善后会议”的议决案，其中指出，“中国社会团体大抵尚弱，劳动群众之组织尤甚，决无在现时即自行召集人民的会议以与段之善后会议对抗之可能”，要求各地党团组织“当使民众向段政府要求，国民会议促成会得派代表参加善后会议，此等代表的人数当占善后会议人数三分之二。此种参加即以阻止段氏计划为目的，并使段氏立即召集国民会议”。27近代史学刊（第 28 辑）据鲍罗廷所说，2 月初，他和加拉罕准备建议国民党参加善后会议，因为只有参加才“可以把参加善后会议变成宣传国民党行动纲领的最好方式”。只是由于孙中山病情严重，加之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大多数人反对，因此才不再坚持。参见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 572 页。述之：勖国民会议促成会，向导 第 95 期，1924 年 12 月 17 日。中央政治局对于段祺瑞“善后会议”之议决案（1925 年 1 月 19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 1 册，第 317318 页。仁静：最近北方政象及民众势力之勃兴（北京通信，1 月 18 日），向导 第 100 期，1925 年 1 月 28 日。但与孙中山致段电不同的是，中共在参会代表方面明确了比例，目的是确保国民会议成为真正的人民会议，这比国民党那种姿态性的主张激进不少。中共中央还批评国民党领袖对善后会议“消极抵抗政策 既不公开反对善后会议，亦不参加 实为国民党改组前之旧病之遗毒”，同时要求国民党赞成各地国民会议促成会的要求即主张参加，批评善后会议，催开国民会议。当时陈独秀指出，国民党不能只是站在善后会议之外进行消极的反对，还应该在会内进行积极的反对，他提醒道：“一个革命党总应该积极的奋斗，不应该消极的洁身自爱，洁身自爱之里面包含着避免和军阀派争斗的懦弱心理呵！”2 月 6 日，中共主导的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处通电全国，力争善后会议加入各种人民团体代表。只是到 2 月中旬左右，随着善后会议国民会议条例草案的公布，陈独秀、蔡和森等人承认善后会议完全破产。四 结语：两党关于国民会议认知分歧的原因如前所述，国共两党对国民会议及其对手方善后会议的认知存在不少分歧，造成分歧的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与两党对中国革命方略的认识有关。中共建党之初，受苏俄十月革命模式的影响，党内形成一个共识：革命的首要任务是宣传和组织民众，其次才是武装暴动。彭述之在冯玉祥政变前曾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步骤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宣传；二是组织与训练；三是武装暴动。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中共几乎以每一个事件为契机，将其发展为宣传动员民众的政治运动。要使宣传有效，贵在立场鲜明、态度坚定、姿态激进，这对新文化运动中深谙宣传之道的陈独秀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中共对国民会议及善后会议的认知正是以此为基础的。若无鲍罗廷和维经斯基的干预，中共中央大概不会中途调整对善后会议的态度。孙中山此时对时局采取的是北伐与和平统一、中央革命与地方革命相结合的文武并进、南北相向而行的两手政策，对国民党来说，在不放弃北伐的前提下，北上和谈进则谋37合中有分：1924 年孙中山北上期间国共两党对国民会议的认知中央政治局对于段祺瑞“善后会议”之议决案（1925 年 1 月 19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 1 册，第 317318 页。独秀：我们应如何对付善后会议，向导 第 100 期，1925 年 1 月 28 日。述之：我们为什么反对国民党之军事行动，向导 第 85 期，1924 年 10 月 1 日。求统一，退则“宣传主义，组织团体，扩充党务”，从而为未来的中央革命打基础，既然和谈就不能不对地方实力派有所顾忌，国民党对国民会议的认知也就可想而知。其次，同两党对主义与方法（政策、策略）二者关系的认知有关。囿于实力，孙中山在革命中非常注重策略的灵活性，经常采取利用一派军阀来打倒另一派军阀的方法。在孙中山看来，“革命主义为一事，革命进行方法又为一事。革命主义，革命政府始终尽力以求贯彻；革命进行方法，则革命政府不惮因应环境以求适宜”。国民党报人陈孚木在为孙中山北上辩护时也说，国民党对国事一贯的原则是“凡表同情于国民党的无论是仇是友，都马上可以合作，反之随时可以分离”；“只要他（孙中山）不在主义上退让和苟且”。然中共对革命主义与方法二者关系的看法有所不同。蔡和森认为，在革命势力单薄时，革命战略的实际政策可以有伸缩，但前提是不能损害主义。他明确反对援引军阀，因那样会使“革命的精神日形缩减，革命的地位日形动摇，不但不能使民治成功，而且要使民主革命运动本身受严重的影响”，退一步说，即便联合军阀的政策可用，“至少也应同时在民众中扩张并巩固其势力（最重要的方法在标明怎样为群众利益而革命及怎样达到民族独立的具体政纲，努力向民众宣传），然后才能免除此项政策之可能的危险而收其利”。从表面上看，两党似乎都以主义为依归，但实际上，中共更在意的是主义的严正性，而国民党强调的则是方法的灵活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两党对国民会议及善后会议的认知。最后，与两党的历史观有关。中共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以阶级斗争为理据，主张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又以无产阶级先锋军为己任，且继承了新文化运动中新旧不两立的思路，强调政治上没有两种利害相反的势力可以并存，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与军阀，在处理革命问题上存在典型的二元对立思路。以斗争为主，这就决定了中共的政治活47近代史学刊（第 28 辑）在广州各界欢送会的演说（1924 年 11 月 12 日），孙中山全集 第 11 卷，第 308 页。需要指出的是，孙中山此时采取的军事北伐与和平统一并进的策略，其实是有主次之分的，以其一生屡仆屡起的革命历程及晚清以来同各军阀打交道的教训看，他大概不会相信善后会议会有所结果，其北上的目的更大程度上是宣传以扩大国民党的影响。告广东民众书（1924 年 9 月 10 日），孙中山全集 第 11 卷，第 31 页。孚木：为革命北伐及大元帅北上告向导周报，广州民国日报 1924 年 11 月 10 日，“社论”。和森：批评汪精卫君赴奉返沪后之谈话，向导 第 6 期，1922 年 10 月 18 日。动的基调和特点。孙中山在国共合作后，虽接受了苏俄与中共的反帝反军阀主张，但并不认可阶级斗争学说。他指出，“人类求生存，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是社会当进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基于这样的认知，又考虑到国民党的实力，孙中山在政治运用上更强调各政治势力之间的合作，对军阀的攻击也只限于曹锟、吴佩孚，这是影响两党对国民会议认知分歧的思想基础。尽管两党关于国民会议的看法存在诸多分歧，但在反帝反军阀这一共同的目标下，两党在国民会议活动中仍保持了一定的合作。1925 年 3 月 1日，国共两党联合发起的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