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目的论视角下《喜福会》中译本文化负载词翻译策略对比研究.pdf

语言与文化研究翻译研究122翻译目的论视角下喜福会中译本翻译目的论视角下喜福会中译本文化负载词翻译文化负载词翻译策略策略对比研究对比研究郭巍（武警特种警察学院，北京，102211）【摘要】喜福会中译本现有研究鲜少涉及文化负载词的翻译问题。为此，借鉴汉斯威密尔（HansVermeer）的翻译目的论（skopos theory），以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第一章田青 1992 年译本和程乃珊、严映薇 1992 年译本对六类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对比的研究方法，解析几位译者针对文化负载词所采取的翻译策略。研究认为，几位译者灵活采取了归化、异化、音译、直译、意译甚至省译等翻译策略；几位译者译本中的不足，如结合其翻译目的审视，亦可得到解释。试图填补喜福会文化负载词翻译这一研究空白，并为美籍华裔文学翻译实践提供一定的方法借鉴。【关键词】翻译目的论；谭恩美；喜福会；文化负载词一、一、引言引言喜福会是美籍华裔女作家谭恩美（Amy Tan）于 1989 年推出的成名作。截至 2023 年 3 月18 日，在中国知网检索篇名关键词“喜福会”，可以查询到文献 1073 篇。现有文献主要聚焦作者本人（132 篇）、母女关系（96 篇）、文化冲突（71 篇）、东方主义（51 篇）、文化融合（44 篇）、文化身份（37 篇）、跨文化交际（29 篇）、华裔女性（26 篇）等。其中，盛周丽（2017）认为，谭恩美笔下的中国揭示了美籍华人对中华文化的复杂感情与深刻反省；汪凤等（2015）提出，喜福会刻画的四对华裔母女之间的疏离与冲突反映了文化认同的单一化与平面化；余纯洁（2014）表示，喜福会描绘了美国华裔女性在性别和种族双重歧视下的身份困惑与身份重建；王芳（2014）认为，喜福会中四对母女间的矛盾冲突有着深刻的文化差异背景；黄洁（2012）表示，“美国梦”是美籍华裔女作家的重要主题；张军（2018）提出，喜福会从多种路径对东方主义作了解构，背后蕴含着多重符码，反映了美籍华裔作家乐观积极的创作理念；宋秀华（2015）表示，喜福会对母女关系的刻画体现了美国社会发展进程中中美文化元素的共生；张素菊（2012）认为，由于缺乏沟通和理解，喜福会中四对母女存在忽视彼此文化身份的问题，而“喜福会”搭建了母女之间沟通和理解的平台，使女儿们最终完成了中美双重文化身份的融合；吴雷达（2013）也提出，喜福会刻画的华裔女性，即使受到美国强势文化的歧视与排斥，也勇敢接受了自己的中国文化身份，最终重塑了完整自我。现有文献中，研究喜福会中译本文化负载词翻译的论文只检索到 1 篇，作者陈晨（2011）选取了中国饮食类文化负载词两例、中国服饰类文化负载词一例和中国文化名词类文化负载词一例，对比了于人瑞与程乃珊、严映薇两个译本，认为成长背景和主体意识会影响译者对原著的理解与翻译，并未触及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问题。华裔美国文学涉及众多中国文化相关词汇（王晨爽，2015）。其实，不只中国特色词语，喜福会因其主题设定，还包含大量美国特色词语，均可归入文化负载词范畴。本文借鉴汉斯威密尔的翻译目的论，关注喜福会第一章田青 1992 年译本和程乃珊、严映薇 1992 年译本对六类文化负载词的翻译，运用对比的研究方法，分析几位译者所采取的翻译策略。二、谭恩美的喜福会与田青译本和程乃珊二、谭恩美的喜福会与田青译本和程乃珊、严映薇译本严映薇译本谭恩美所著喜福会的主人公是四对美籍华人母女，母亲们从战时的中国移民美国，女儿语言与文化研究翻译研究123们是在美国社会成长的第二代移民，四对母女的冲突与融合是这部小说的主线。喜福会出版后不仅成为畅销书（冯亦代，1993），更获得多项大奖（张瑞华，2001）。据不完全统计，喜福会现有七个中译本。田青是中国大陆较早翻译喜福会的译者，对于译介初衷，她在“译后记”中写道，除了非凡的艺术魅力，这部小说更像一条纽带，可以沟通中美两国人民的情感，希望为中美文化交流做出贡献（田青，1992）。可见，田青的翻译目的是向中国读者展现这部小说的风貌。上海女作家程乃珊曾于 1992 年和 2006 年两度推出该书中译本，分别名为福乐会和喜福会。为了与田青译本进行共时比较，本文选取程乃珊、严映薇 1992 年译本福乐会作为研究对象。1992 年译本中有一篇题为母女情深的译后感。她写道，为了照顾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译文采取了直译与编译相结合的译法，特别指出各个标题均为额外译配（程乃珊、严映薇，1992）。显然，程乃珊、严映薇的翻译目的是使这部小说更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口味。三、翻译目的论与文化负载词翻译策略三、翻译目的论与文化负载词翻译策略汉斯威密尔以行为理论（action theory）为基础提出了翻译目的论，认为翻译是一种基于源语文本的转换行为，任何翻译行为都有特定的目的。根据翻译目的论，翻译意味着出于特定目的为目标受众制作一种文本。相对来说，源语文本处于次要地位（范祥涛、刘全福，2002）。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会按照客户或委托人的要求，综合考虑翻译目的和目标受众的情况，对源语文本中的信息加以选择、翻译（张锦兰，2004）。翻译目的论视角下的翻译策略主要有两种：一是尽可能地引导读者接近作者；另一种是尽可能 地 引 导 作 者 接 近 读 者（张 锦 兰，2004）。也 即“异 化”（alienation）和“归 化”（domestication）。但对于翻译文化负载词来说，这种提法稍显绝对。徐珺（2001）认为，文化负载词的主要翻译策略包括音译、直译、意译、直译+注。郑德虎（2016）进一步归纳出音译、音译+注释、直译、直译+注释、音译+直译、意译共计六种翻译策略。四、喜福会第一章田青译本和程乃珊四、喜福会第一章田青译本和程乃珊、严映薇译本对六类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严映薇译本对六类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一）文化负载词（一）文化负载词文化负载词（culture-loaded terms）是指涉及某种文化中特有事物的词、词组和习语（郑德虎，2016）。喜福会原著第一章出现了丰富的文化负载词，大致可细分为六类。中国饮食，如red beansoup,black sesame-seed soup,dumplings shaped like silver money ingots,long rice noodles for long life,boiled peanuts for conceiving sons,wonton,chow mein,chaswei,finger goodies；麻将，如mah jong pai,Pung,Chr,wash tiles,stack the tiles,make four walls,the East wind,the North wind,the South,the West,bamboo,balls,doubles of colored number tiles,odd tiles that do not fit anywhere,Mah jong,spreads hertiles out；中国文化名词，如bankers,barbers,rickshaw pullers,five elements,fire,wood,water；中国服饰，如silk dresses,cotton shirts,wool pants,brown-checked Chinese dress,Chinese dresses with stiffstand-up collars and blooming branches of embroidered silk sewn over their breasts；中外家具，如Formica table,red wood,rosewood,hong mu,turquoise couch shaped in a semicircle of nubby tweed,endtables,dining room table,bunk beds；美国文化名词，如American missionary ladies,the First ChineseBaptist Church,Pall Mall cigarette,FBI,Sees Nuts&Chews,M&Ms,candy-coated Cashews,instanthot chocolate with miniature marshmallows,bright California-style beachwear,baseball caps,bomberjackets,Stanford sweatshirts,Christmastime service。对于上述大部分文化负载词，田青译本和程乃珊、严映薇译本的译法大同小异，但部分文化负载词存在较大差异。限于篇幅，本文采取上述文化负载词的六种分类，针对存在争议的词语，语言与文化研究翻译研究124每一类选取一例典型，对比、分析几位译者的译文和翻译策略，并试图在前人基础上提出更合宜的译法。（二）中国饮食的翻译（二）中国饮食的翻译原著：“Im drawn first to a large platter of chaswei,sweet barbecued pork cut into coin-sized slices,and then to a whole assortment of what Ive always called finger goodiesthin-skinned pastries filled withchopped pork,beef,shrimp,and unknown stuffings that my mother used to describe as“nutritious things.”（Tan，2006：3132）田青译本：“我先是被一大盘杂碎吸引了，杂碎是熏猪肉切成硬币大小的薄片。继而又被颜色各异的小吃所吸引，其中一种我总是称之为动手吃的美味薄皮馅饼，里面有猪肉、牛肉、大虾。还有一些东西，里面也有馅，我叫不上来名字。我妈妈说这是营养食品”（田青，1992：19）。程乃珊、严映薇译本：“还有一大碟炒杂烩，带甜味的烤猪被切成硬币般大小，还有那种被我称为手指的好东西，一卷一卷的，面粉制的皮子很薄，里面的馅子是各不相同：有猪肉糜、牛肉糜、虾仁，还有些我叫不出名字，那是我妈常常加工的营养品”（程乃珊、严映薇，1992：19）。谭恩美是美籍华裔作家，原著的目标读者是西方人士，因此不论作者还是读者群体对中国饮食都不够熟悉。对于本句中的两处文化负载词（以下划线标注，下同），谭恩美以威妥玛拼音（如“chaswei”）或自造词（如“finger goodies”）的方式编码，并用英文加以描述。中国译者在翻译时，需要在记忆系统中搜寻对应的中文词语。田青将“chaswei”译为“杂碎”，显然依据的是威妥玛拼音的读音，并且国内也的确有“杂碎”这类食品，故采取了归化策略。根据现代汉语大词典的释义，杂碎指煮熟并切碎的牛羊或家畜内脏等（阮智富、郭忠新，2007）。但考虑到谭恩美对“chaswei”的解释“sweet barbecuedpork cut into coin-sized slices”，“杂碎”并不合适。程乃珊、严映薇则译为“炒杂烩”。其实，“炒杂烩”在国内餐馆并不常见，“炒杂烩”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菜品呢？以“炒杂烩 美国”作为关键词，在百度上可以检索到不少信息：凤凰网转载自新快报的一篇文章提到，炒杂烩菜（Chop Suey）是 20 世纪最受美国人欢迎的一道中国菜；中国日报中文网上一篇译自大西洋月刊的文章提到，在 20 世纪初，炒杂烩菜曾在美国风行一时;中国网一篇转载自参考消息的文章写道，19 世纪 60 年代，一批中国人移民美国修建铁路，在缺少食材的艰苦条件下，自创了炒面、炒杂烩等美式中国菜，这些菜式是中国所没有的，为了迎合当时美国人的饮食偏好，菜品会浇上甜腻浓重的调味汁，严重偏离了中餐以香、辣为基调的烹饪方法；中国新闻网转载自信息时报的一篇文章提到，炒杂烩以酸甜味著称，烹制时将绿豆芽和洋葱用番茄酱拌在一起，再加入鸡肉或蘑菇，很多中餐厅因此被称为炒杂烩餐厅。由此可见，虽然谭恩美笔下的“chaswei”与美语中常用的“Chop Suey”拼写不同，但程乃珊、严映薇译为“炒杂烩”还是有一定历史根据的，故程乃珊、严映薇采取了异化的翻译策略。但也有学者认为，根据谭恩美对“chaswei”的英文描述，“叉烧”也许才是正解。笔者也比较赞同“叉烧”这一译法。而对于“finger goodies”，田青直译为“动手吃的美味”，程乃珊、严映薇也直译为“被我称为手指的好东西”。根据谭恩美对“finger goodies”外观、馅料的英文描述，在广东生活过的人，应该会联想到“肠粉”这种街边小吃。但几位译者都没有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相对于“chaswei”，谭恩美并没有提供“finger goodies”的威妥玛拼音，而仅仅进行了外观和馅料的描述，译者缺少在记忆系统中搜索语言单位的语音线索，不容易将“肠粉”调取出来；另一方面，谭恩美对“finger goodies”的描述着墨较多，如果直接采取归化策略，原著对外观和馅语言与文化研究翻译研究125料的解释就变得多余，译还是不译就成了新的问题。值得一提的是，“肠粉”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与之同属粤菜的“叉烧”在译法上的合理性。所以，就田青的“杂碎”和“动手吃的美味”来看，“杂碎”在读音上向原著中的“chaswei”靠拢，“动手吃的美味”在字义和形式上向原著中的“finger goodies”靠拢，体现了她向中国读者推介这部小说的翻译目的，极尽可能地呈现了原文的风貌。而程乃珊、严映薇的“炒杂烩”和“被我称为手指的好东西”，则分别试图从“chaswei”的做法、原料和“finger goodies”的外观、味道上为中国读者挖掘、传递这两个文化负载词的内涵，同样体现了她帮助中国读者理解这部小说的翻译目的。（三）麻将的翻译（三）麻将的翻译原著：“Auntie Ying pats my hand.“You a smart girl.You watch us,do the same.Help us stack thetiles and make four walls”（TanA.，2006：34）.田青译本：“映阿姨拍拍我的手。你是聪明的孩子啊。看我们怎么做，你就学着做呗。来帮我们码牌吧，摆成四排”（田青，1992：22）。程乃珊、严映薇译本：“映姨拍拍我的手：来，好姑娘，学着我们，喏，把牌堆成四块墙”（程乃珊、严映薇，1992：21）。田青对“stack the tiles”采取了归化策略，直接与汉语中的麻将用语“码牌”对应起来；“make four walls”则直译为“摆成四排”。程乃珊、严映薇将“stack the tiles”和“make fourwalls”直译为一个汉语小句“把牌堆成四块墙”。两个译文均未能充分调用地道的麻将用语。对此，笔者认为比较地道的归化译法应为“来帮我们码牌呗，码成四道牌墙”。究其原因，几位译者可能都不熟悉麻将术语，无法与汉语中固有的编码方式匹配，不能很好地归化，只能采取直译的策略。田青在处理两处文化负载词时，采取了与原著中两个英文分句相同的形式，处理为两个汉语小句，有意在形式上与原著贴合，反映了向中国读者展现原著面貌的翻译目的。而程乃珊、严映薇的译法则突破了原著形式上的限制，译为一个小句读起来更为流畅，实现了改善译文阅读体验的翻译目的。（四）中国文化名词的翻译（四）中国文化名词的翻译原著：“Can you see it?Shanghai people with north-water peasants,bankers with barbers,rickshawpullers with Burma refugees.Everybody looked down on someone else.”（Tan A.，2006：22）田青译本：“你懂吗？上海人跟北方的乡下人，银号掌柜的跟剃头的，黄包车夫跟缅甸来的难民，谁也瞧不起谁”（田青，1992：8）。程乃珊、严映薇译本：“你想想看：上海人和北方的乡巴佬，银行家和理发师，黄包车夫和缅甸难民大家互相不买账”（程乃珊、严映薇，1992：67）。此处出现了三个与中国文化相关的文化负载词，分别为“bankers”“barbers”“rickshawpullers”。对于“rickshaw pullers”，几位译者均采用归化策略，译为“黄包车夫”这一旧中国的特色行当，故不再讨论。这里重点对比田青的“银号掌柜的”跟“剃头的”，以及程乃珊、严映薇的“银行家”和“理发师”。显然，田青对“bankers”和“barbers”采取了归化策略，“银号掌柜的”和“剃头的”不仅体现了两种职业名称的时代性，也与混迹桂林街头躲避战乱的难民身份相符，非常到位。而程乃珊、严映薇的“银行家”和“理发师”采取了直译策略，显得没有特色、不够到位，未能将原著的词语内涵传递出来。田青对这两个文化负载词的处理妥帖、达意，有力地提升了原著在中国读者心中的共鸣感，实现了向中国读者译介这部小说的翻译目的。程乃珊、严映薇的处理虽然稍逊一筹，但用词平实，语言与文化研究翻译研究126“银行家”和“理发师”对于任何教育背景的中国读者来说，都可以轻松理解，可以说实现了照顾中国读者阅读的翻译目的。（五）中国服饰的翻译（五）中国服饰的翻译原著：“She and Auntie An-mei were dressed up in funny Chinese dresses with stiff stand-up collarsand blooming branches of embroidered silk sewn over their breasts.These clothes were too fancy for realChinese people,I thought,and too strange forAmerican parties”（TanA.，2006：28）.田青译本：“妈妈和安梅阿姨都是盛装打扮，穿着漂亮的中国式立领上衣，衣服胸前绣着盛开的花朵和枝叶。我想，即使对真正的中国人来说，这衣服也跟唱戏穿的差不多，而对美国式的晚会来说，又有点不伦不类”（田青，1992：15）。程乃珊、严映薇译本：“那时，她和安梅阿姨都穿着有趣的硬壳壳的立领中国式衣衫，前胸绣着花卉，这样的衣服对真正的中国人来说，是太时髦了，而在美国的聚会上穿，又显得太古怪”（程乃珊、严映薇，1992：1415）。在原著中，“stiff stand-up collars”和“blooming branches of embroidered silk sewn over theirbreasts”其实是并列成分，但考虑到后者比较长，几位译者均将后者单独译为一个汉语小句，所以，姑且照此划分为两个文化负载词。田青在处理第一个文化负载词时采取直译策略，但相比原著，漏译了“stiff”，而程乃珊、严映薇就在译文中用“硬壳壳的”予以体现。将“stiff”翻译出来是非常必要的，这句话是吴晶妹对儿时随父母去苏家出席喜福会的记忆。“stiff”体现了代表美国文化的女儿对长辈所代表的中国文化的不解与抵触，所以不应该漏译。由于采取直译策略，田青将“dresses”译为“上衣”，而程乃珊、严映薇则采取归化策略，译为“衣衫”，更加贴切。对于第二个文化负载词，田青同样采取直译策略，“blooming branches”被译为“盛开的花朵和枝叶”；程乃珊、严映薇则采取意译策略，处理为“花卉”，但“花卉”的意象不够具体，不如田青的译法更易于中国读者理解女儿眼中中国服饰的夸张之处。对于这两个文化负载词，笔者认为可以综合几位译者的优点处理为“硬邦邦的立领中式衣衫，胸前绣着盛开的花朵和枝叶”。从翻译目的论角度审视，田青译本采取直译策略，除“stiff”漏译外，做到了与原著字义与形式的对应，近乎无损地向中国读者呈现了原著的风貌。程乃珊、严映薇译本处理第一个文化负载词时融合了直译和归化策略，处理第二个文化负载词时采取了意译策略。特别是对于第二个文化负载词，相比用词、形式紧贴原著的田青译本，省略了“衣服”“盛开的”“枝叶”等中国读者熟悉的、可以意会的细节，避免冗余，达成了合乎中国读者阅读习惯的翻译目的。（六）中外家具的翻译（六）中外家具的翻译原著：“It was the story she would always tell me when she was bored,when there was nothing todo,when every bowl had been washed and the Formica table had been wiped down twice,when my fathersat reading the newspaper and smoking one Pall Mall cigarette after another,a warning not to disturb him”（TanA.，2006：20）.田青译本：“母亲有时候烦闷，有时候没事做，洗完碗，再把弗米卡式桌子擦两遍；父亲一边坐着看报纸一边一支接一支地抽佩尔魔牌香烟，表示不许打扰。于是母亲便给我讲她的故事”（田青，1992：7）。程乃珊、严映薇译本：“每当她把碗碟擦干净，塑料台面也已擦拭了两个来回，而父亲已开始将脸躲在报纸后面，一支接一支地抽他的黑猫牌香烟这往往是一种不要打搅的警告，这便是她觉得无所事事之时，于是，她便会对我讲起她的往事。”（程乃珊、严映薇，1992：5）对于“Formica”，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 9 版）、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英汉双语言与文化研究翻译研究127解）（第 5 版）、牛津英美文化辞典（英汉双解）分别音译为福米加（李旭影等，2019）、富美家（英国培生教育出版集团，2014）、福米卡（黄梅、陆建德等，2007），且均提到“Formica”属于塑料材质。在互联网上可以搜索到“Formica”的官方网站，该网站下设面向 30 个国家和地区的子网站。进入“China”子网站，可以查询到“Formica”品牌官方中文简介：富美家是一家生产美耐板的国际公司，早期产品因耐火、防潮、耐高温，被用作云母片（For-Mica）的替代品，所以公司以Formica富美家命名。对此，田青采取异化策略，音译为“弗米卡式桌子”；程乃珊、严映薇采取意译策略，译为“塑料台面”。但两个译法都不完美，田青的“弗米卡式桌子”异域特色过浓，且没有注释，中国读者看了只知道是种美国桌子，但到底何为“弗米卡式”，不得而知。程乃珊、严映薇的“塑料台面”，给出了“Formica”的上义词，让中国读者了解到这种桌子的大致材质，但“Formicatable”的美国文化特色荡然无存。根据上述辞典释义和富美家品牌官方简介，综合考虑田青和程乃珊、严映薇两种译法的优劣，“Formica table”不妨译为“富美家牌塑料贴面桌子”。当然，田青译作“弗米卡式桌子”，是为了向中国读者介绍美国文化，使他们感受异域特色；程乃珊、严映薇的“塑料台面”注重的是译文的流畅性，顾及了中国读者所处的文化语境，减少了阅读和理解障碍。（七）美国文化名词的翻译（七）美国文化名词的翻译原著：“She had shown my mother the insides of her heavy suitcases.One was crammed with SeesNuts&Chews,M&Ms,candy-coated cashews,instant hot chocolate with miniature marshmallows”（TanA.，2006：35）.田青译本：“她让我妈妈看了装在大皮箱里的东西，一只皮箱里塞满了西伊果仁口香糖、摩摩糖蜜饯、速溶巧克力软糖”（田青，1992：24）。程乃珊、严映薇译本：“我妈见识过她那沉甸甸的行李：一只箱子里塞满了各种干果和口香糖，糖衣腰果，速溶咖啡和果汁软糖”（程乃珊、严映薇，1992：23）。通过搜索引擎，可以查询到“Sees Candies”的官方网站，公司简介（About Us）中也使用“Sees”指代公司名“Sees Candies”，而“Nuts&Chews”则被归入“Chocolate”的产品线中。“Sees Candies”官网并无中文版，在搜索引擎中也检索不到中文译法。对于“Sees Nuts&Chews”，田青采取音译+直译的策略，译为“西伊果仁口香糖”；程乃珊、严映薇省略品牌名“Sees”，直译为“各种干果和口香糖”。两种译法均与该文化负载词实际所指的美国品牌巧克力发生背离。建议译为“美国Sees品牌巧克力”，既点明“Sees”为美国品牌名，又明确原著中的“Nuts&Chews”属于巧克力。查询玛氏食品（中国）有限公司官网的公司介绍可知，“M&Ms巧克力”是该公司在中国经营的主要品牌之一，但与同公司的其他品牌如“德芙”“士力架”“脆香米”不同，“M&Ms”并无官方中译名。田青在翻译时，将原著中相邻的两个文化负载词“M&Ms”和“candy-coatedcashews”合二为一，采取音译+意译的策略，译为“摩摩糖蜜饯”。这一译法其实不妥，毕竟“M&Ms”属于玛氏公司的品牌产品，而“candy-coated cashews”只是一种坚果类零食。在程乃珊、严映薇译本中，“M&Ms”被故意省去，只留下了“糖衣腰果”对应原著中的“candy-coated cashews”“糖衣腰果”的直译译法还是非常贴切的。笔者认为，对于“M&Ms”，不妨译为“美国M&Ms牌巧克力”，既明确“M&Ms”为美国品牌，又点明“M&Ms”品牌的产品是巧克力。此处最后一个文化负载词“instant hot chocolate with miniature marshmallows”，田青译为“速溶巧克力软糖”，程乃珊、严映薇则译为“速溶咖啡和果汁软糖”。对于“marshmallows”，英语言与文化研究翻译研究128汉大词典（第 2 版）的释义为（外包糖粉的）果浆软糖（陆谷孙，2007）；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 9 版）的释义为棉花软糖（李旭影等，2019）。田青的“速溶巧克力软糖”读起来给人感觉核心词是“软糖”，这种“软糖”含有“巧克力”成分，而且这种“软糖”是“速溶”的。程乃珊、严映薇的“速溶咖啡和果汁软糖”，将“chocolate”译为“咖啡”，属于误译，或许是受到“instant”的影响。毕竟在中国，速溶咖啡在超市里非常常见。但“chocolate”与“咖啡”的制作原料完全不同：“chocolate”是可可豆制成的；“咖啡”是咖啡豆制作的。将“marshmallows”译为“果汁软糖”，也偷换了概念，同样属于误译。另外，“速溶咖啡和果汁软糖”会让读者觉得“速溶咖啡”与“果汁软糖”是并置的两种食品，而原著中“instant hotchocolate”与“miniature marshmallows”是用“with”连接，并非“and”。“with”其实体现了“miniature marshmallows”从属于“instant hot chocolate”的逻辑关系。对于“instant hot chocolatewith miniature marshmallows”，笔者认为译为“棉花糖速溶巧克力”更为贴切，互联网上也确实可以查询到类似名称的甜品。田青和程乃珊、严映薇在翻译这组美国文化负载词时，表现得差强人意。但整体来看，田青采取了异化、音译和直译策略，力图向中国读者呈现异域风貌；程乃珊、严映薇故意省略了中国读者比较陌生的两个美国品牌“Sees”“M&Ms”，其他部分采取直译策略，努力贴近读者。四、结语四、结语在翻译喜福会第一章文化负载词时，田青和程乃珊、严映薇灵活采取了包括归化、异化、音译、直译、意译甚至省译在内的翻译策略。尽管几位译者对某些文化负载词的处理欠妥，但结合她们各自阐述的翻译目的，也能得到解释，印证了“翻译目的论为一些违反现有翻译标准但经实践检验十分成功的翻译方法提供了理论依据”（张锦兰，2004：13）。希望本文分析、总结的文化负载词翻译策略，可以对研究喜福会文化负载词翻译问题，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并能够为美籍华裔文学翻译实践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注释注释网址为：http:/ Joy Luck ClubM.London:Penguin Books Ltd，2006.21阮智富，郭忠新.现代汉语大词典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22Hornby.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 9版Z.李旭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23英国培生教育出版集团.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英汉双解）：第 5 版Z.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24克劳瑟.牛津英美文化词典（英汉双解）Z.黄梅，陆建德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25陆谷孙.英汉大词典：第 2 版Z.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作者简介作者简介郭巍（1982），男，硕士，武警特种警察学院基础部教员。研究方向：翻译学、认知语言学。E-mail：。AComparative Study of Culture-loaded Word Translation Strategiesin Two Chinese Versions of The Joy Luck Club from the Perspective ofSkopos TheoryGuo Wei(PAP Special Police College,Beijing,102211)Abstract Current studies on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The Joy Luck Club seldom focus on thetranslation of culture-loaded words.Therefore,culture-loaded word translations in both Tian Qings andCheng Naishan and Yan Yingweis Chinese versions of the novel are tak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contras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ans Vermeers skopos theory,with the aim to analyze the translationstrategies adopted by the translators when dealing with such words.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translatorsmake use of translation strategies such as domestication,alienation,transliteration,literal translation,freetranslation and even omission.The shortcomings in both versions could make sense when their translationpurposes ar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This study tries to fill in gaps in previous studies and supply relatedtranslation strategies for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Key words Skopos theory;Amy Tan;The Joy Luck Club;Culture-loaded wo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