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标准农田建设、种植结构“趋粮化”与粮食安全.pdf

高标准农田建设、种植结构“趋粮化”与粮食安全钱 龙刘 聪钟 钰摘 要:高标准农田建设是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的有力举措。基于省级面板数据评估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对种植结构影响效应的结果显示,高标准农田建设有效提升了粮食种植比例,促进了种植结构“趋粮化”;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能够繁荣土地流转、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种粮比较收益,从而借助这三个路径来促进种植结构“趋粮化”;在地形起伏度较大区域、非粮食主产区和较发达的东部地区,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能更好促进种植结构“趋粮化”。因此,为更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应稳步推进新一轮高标准农田建设,并增强政策实施的精准性。关键词:粮食安全 高标准农田建设 种植结构引 言粮食安全是经济社会稳定的基石。中国作为有着 14 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保障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不能放松。“有土斯有粮”,耕地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所在。然而,近年来国内稳定粮食播种面积压力较大,“非粮化”现象有所抬头,对粮食安全构成了一定的冲击。20152020 年,我国粮食播种面积由 17.84 亿亩下降至 17.52 亿亩,粮食作物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例由71.31%缩减至 69.72%。因此,如何稳定粮食种植面积和防范“非粮化”是亟须研究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为“非粮化”的对立面,种植结构“趋粮化”是指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比稳步提升。已有文献探索了产权制度、补贴政策、土地流转、劳动力禀赋、农业机械化等诸多因素对种植结构的可能影响。然而,纵观已有文献,尚有一类重要的农业政策没有得到应有重视,即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是否以及如何影响种植结构“非粮化”或“趋粮化”。高标准农田建设是涉农领域规模最大的单体项目,即使在中央财政压力较大的 2021 年,依然安排建设资金 1007.82 亿元,较上年 增 长16.2%。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这是基于粮食战略价值作出的重大部署。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求,加快制定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实施方案。因此,对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的实施效301本文系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耕地技术政策融合视角下的两藏战略研究”(项目号:21ZDA05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农业社会化服务对化学农资减量施用的影响:理论机制、效应识别与政策优化”(项目号:72273061)、江苏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江苏农业转型发展中耕地非粮化治理研究”(项目号:22GLC015)的阶段性成果。刘泽莹、韩一军:种麦农户行为选择:来自价格、政策和非农就业的综合响应检验,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4期;张斌、孔欣悦、但雅:人力资本、种植结构与粮食安全 基于全国 31 个省(区、市)3073 个家庭农场的调查数据,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4 期。应和支出效率进行评估意义重大。作为土地密集型产品,粮食作物种植对耕地资源的丰裕度、集中度、土壤质量等有一定硬性要求。然而,受限于大国小农的国情,我国农地细碎化问题较为突出,且耕地质量问题颇为严峻,中低产田占比约为七成,严重制约了粮食产能。为此,早在 1998 年我国就开始探索中低田改造,并从2011 年开始正式实施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重点进行土地整治和相关设施配套建设,致力于建成连片经营、高产稳产、生态良好、抗灾能力强的基本农田,以增强粮食生产抵御自然风险的能力。虽然高标准农田建设能有效提升粮食单产已成为学界共识,但这一政策是否能够稳定和提高粮食种植比例,尚未可知。现有文献鲜有回应这一问题,更无法回应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影响种植结构的机制是什么、政策实施的影响在不同区域有无差异。为此,本文拟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利用连续型 DID 模型,回应上述三个核心问题。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政策背景与理论机理(一)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政策背景国内中低等级耕地占比过高,严重制约了粮食供给产能的提升。为此,早在 1998 年,国务院就设立了土地开发建设基金,探索中低产田改造和高标准农田建设。但高标准农田建设在全国进入规范实施阶段始于 2011 年,当年,国务院批准了全国土地整治规划(20112015 年),明确提出到 2015 年在全国新建 4 亿亩旱涝保收的高标准农田。2013 年,为规范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国务院批复通过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将高标准农田界定为“田地平整肥沃、水利设施配套、田间道路通畅、林网建设适宜、科技先进适用、优质高产高效”的农田。2016 年,中央一号文件将高标准农田划为永久基本农田进行特殊保护,将其建设情况纳入地方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随后连续多年,高标准农田建设一直都是中央一号文件的重点内容。2021 年,国务院 批 复 的 全 国 高 标 准 农 田 建 设 规 划(20212030 年)从田、土、水、路、林、电、技、管八个方面明确了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主要内容(图1),确立了到 2030 年建设完成 12 亿亩,稳定 1.2万亿斤以上粮食产能的目标。截至 2022 年底,全国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 10 亿亩。同年,党的二十大首创性地提出“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要求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这一战略安排在 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可以预见的是,加快推进新一轮高标准农田建设将是我国农业领域的重点任务之一。图 1 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主要内容(二)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影响种植结构的机理分析通过梳理既有文献和总结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的主要内容,笔者认为,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会通过繁荣土地流转、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和提高种粮比较收益三个路径来影响种植结构(图 2)。图 2 高标准农田建设影响种植结构“趋粮化”的机理4012023.4普蓂喆、钟钰:当前我国粮食支持政策改革研究,理论学刊2021 年第 6 期。胡新艳、戴明宏: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的粮食增产效应,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10 期。第一,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会通过促进土地流转来提高粮食种植比例。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措施主要包括地块平整与合并、土壤改良、完善配套设施等,这些措施能显著提升耕地流转价值。由于细碎化得到缓解、耕地质量得到提升、耕作条件得到改善,使种植收益得到一定提升,此时会有更多土地具备进入流转市场的价值,这对激活农地流转市场大有裨益。有研究证实,高标准农田建设确实促进了农地流转。关于土地流转影响种植结构的研究成果颇丰,一些学者认为农地流转会抬高租金,导致农户选择多种经济作物,但更多研究表明,农地流转市场繁荣和土地规模经营的实现有利于粮食种植。因为粮食是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经营规模的扩大更容易带来规模经济。而且相对于经济作物的高风险,粮食作物有政府托底收购,预期收益较为稳定。因此,预计高标准农田建设可以通过繁荣土地流转来推动种植结构“趋粮化”。第二,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会通过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来提高粮食种植比例。高标准农田建设统筹推进田、土、水、路、林、电、技、管综合治理,有助于完善农田基础设施和综合配套,便于农业机械化应用。有研究证实,高标准农田建设通过道路建设、“小田并大田”等优化了农机作业环境,显著提高了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而农业机械化水平提升被证实更有利于粮食种植,尤其是在农业劳动力短缺和老龄化的现实约束下,粮食作物相较于经济作物更容易应用农业机械来替代劳动力。因此,当经过建设和改造,使特定地块更适宜农业机械化耕作时,种植粮食的概率会更高。因此,预计高标准农田建设会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进而促进种植结构“趋粮化”。第三,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会通过提高种粮比较收益来促进粮食种植。对于理性经营者来说,种植经济作物还是粮食作物,其落脚点是哪一类作物的比较收益更高。虽然粮食作物相对收益较低,但高标准农田建设切实实现了节本增效,有效提升了种粮比较收益。微观层面的研究证实,高标准农田建设能够实现节本增收的目标。如梁志会等发现,高标准农田建设通过土壤质量改善,可促进化肥减量施用,实现成本节约。毕雪昊等发现,田块整治和集中连片经营有效提升了种粮效益。因此,预计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有助于提升种粮比较收益,进而促进种植结构“趋粮化”。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对种植结构“趋粮化”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一)模型选择根据前文政策梳理并参考已有研究,本文认定 2011 年是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在全国规范推行实施的重要年份,下文将用 DID 模型来评估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对种植结构的影响。为避免主观设定实验组和控制组时可能出现的偏误,选择连续型 DID 模型。具体模型设定如下:Yit=+HSFiDpostt+Xit+i+t+it(1)其中,变量下标 i 表示省(市、自治区),t 表示时间年份;Yit为被解释变量种植结构“趋粮化”;HSFi表示高标准农田建设,Dpostt表示政策实施时点的虚拟变量,二者乘积是核心解释变量;Xit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i表示省份固定效应,t表501高标准农田建设、种植结构“趋粮化”与粮食安全陈江华、洪炜杰:高标准农田建设促进了农地流转吗?,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2 年第 4 期。钱龙等:农地流转影响粮食种植结构分析,农业技术经济2018 年第 8 期。Peng J.Q.,et al.,“Will Land Circulation Sway Grain Orientation?The Impact of Rural Land Circulation on Farmers Agricultural Plant-ing Structures”,Plos One,Vol.16,No.6,2021.胡新艳、陈小知、米运生:农地整合确权政策对农业规模经营发展的影响评估 来自准自然实验的证据,中国农村经济2018年第 12 期。伍骏骞等: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水平对粮食产量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基于跨区作业的视角,中国农村经济2017 年第 6 期。梁志会、张露、张俊飚:土地整治与化肥减量 来自中国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政策的准自然实验证据,中国农村经济2021 年第 4 期。毕雪昊、周佳宁、邹伟:家庭劳动力约束下经营规模对农户种植结构选择的影响,中国土地科学2020 年第 12 期。Nathan N.,Nancy Q.,“The Potatos Contribution to Population and Urbanization:Evidence from a Historical Experiment”,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26,No.2,2011,pp.593-650.示年份固定效应,it为随机误差项。、为待估计参数,其中,参数 为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对种植结构的影响系数。(二)变量设定1.种植结构“趋粮化”是被解释变量,参考已有文献,选定粮食作物种植比例来表示,即稻谷、小麦两大主粮播种面积占地区总播种面积的比例。之所以只选取稻谷和小麦两大主粮,原因有二:一是随着玉米临储政策退出,玉米种植受市场影响更大;二是稻谷和小麦作为中国人的主要口粮,是国家粮食安全需要重点保障的两大品种,具有很强的代表性。2.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是核心解释变量,借鉴已有文献,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与政策实施时点虚拟变量的交互项(HSFiDpostt)来表示。其中,高标准农田建设以中低产田改造与高标准农田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值来表示;对于政策实施时点,当年份为 2011 年及以后时,虚拟变量取值为 1,否则为 0。3.控制变量。考虑数据可获得性并参考已有文献,主要选取以下控制变量:(1)农业劳动力数量,以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表示;(2)农业人口老龄化,以农村地区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表示;(3)农业人力资本,以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表示;(4)财政支农水平,以地区财政支农支出与地区财政一般预算支出的比值的一期滞后值表示;(5)种植传统,以各省份粮食作物上期产量表示;(6)农作物受灾率,以农作物受灾面积比农作物总播种面积表示;(7)农业税,引入虚拟变量表示,即当存在农业税时取值为 1,否则为 0。(三)数据来源与说明为验证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对种植结构“趋粮化”的影响,使用 20032017 年全国 28 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不含北京、上海、西藏、香港、澳门、台湾)。需要说明的是,之所以选择这一区间,是因为 2003 年之前和 2017 年之后缺失中低产田改造与高标准农田面积数据,导致无法识别高标准农田建设进度。目前,20032017年是能得到的最完整的样本区间。其中,粮食作物种植结构、控制变量等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高标准农田建设、耕地面积等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财政年鉴和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为避免异常值干扰,所有数据均进行了对数化处理,并在 1%和 99%分位进行缩尾。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 1。表 1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变量类型变量名称单位均值标准差被解释变量粮食种植结构%3.3530.475核心解释变量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3.3320.534控制变量农业劳动力数量万人6.6580.878农村人口老龄化%2.2550.277农业人力资本年1.9870.092财政支农水平万元2.8120.783种植传统万吨6.4601.169农作物受灾率%3.0280.690农业税0.2000.400机制变量土地流转%2.5300.980农业机械化水平瓦/亩8.5610.443种粮比较收益%3.1610.862(四)基准回归表 2 报告了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对种植结构“趋粮化”的影响效应。为保障拟合结果的可信度,表 2 中(1)至(4)列分别为采用普通标准误、稳健标准误、省级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以及Bootstrap 自助法随机抽样 1000 次获得标准误的估计结果。不难发现,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始终通过显著性检验,且影响方向为正。这表明,在其他控制变量不变的前提下,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显著提升了粮食种植比例。以列(4)为例,就边际效应而言,该政策实施提高了 7.1%单位的粮食作物种植比例。6012023.4叶初升、马玉婷:人力资本及其与技术进步的适配性何以影响了农业种植结构?,中国农村经济2020 年第 4 期。梁志会、张露、张俊飚:土地整治与化肥减量 来自中国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政策的准自然实验证据,中国农村经济2021 年第 4 期。表 2 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与种植结构“趋粮化”的基准回归变量普通标准误稳健标准误聚类稳健标准误Bootstrap抽样 1000 次(1)(2)(3)(4)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0.071(0.016)0.071(0.017)0.071(0.038)0.071(0.018)农业劳动力数量-0.210(0.050)-0.210(0.057)-0.210(0.104)-0.210(0.058)农村人口老龄化-0.163(0.056)-0.163(0.060)-0.163(0.088)-0.163(0.062)农业人力资本-0.619(0.190)-0.619(0.224)-0.619(0.297)-0.619(0.230)财政支农水平0.023(0.032)0.023(0.038)0.023(0.066)0.023(0.039)种植传统0.498(0.031)0.498(0.038)0.498(0.067)0.498(0.039)农作物受灾率-0.009(0.009)-0.009(0.009)-0.009(0.010)-0.009(0.010)农业税0.225(0.091)0.225(0.089)0.225(0.129)0.225(0.092)常数项2.814(0.660)2.580(0.744)2.578(1.174)2.578(0.772)年份效应YESYESYESYES省份效应YESYESYESYESR20.5610.9760.9760.976样本量420420420420 注:、分别表示 1%、5%、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标准误。下同。控制变量方面,农业劳动力显著负向影响“趋粮化”,表明劳动力流失有利于提升粮食种植比例。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显著为负,表明人口老龄化不利于粮食生产。鉴于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逐渐加深,这一负面效应不容忽视。农业人力资本的影响方向为负,表明农业人力资本水平越高,选择种植经济作物以替代粮食作物的倾向越强。种植传统的影响为正,说明上期粮食产量惯性容易影响本期种植决策。农业税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可能的原因是农业税减免降低了种粮成本,提高了农户种粮积极性。(五)针对基准模型的平行趋势检验基准回归表明,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的实施有助于种植结构“趋粮化”,但是该结果可信的前提是满足平行趋势检验。借鉴主流研究采用的事件研究法进行验证,并选取政策实施前 4 年和实施后 6 年作为基准组,估计系数的变动趋势及相应的 95%置信区间见图 3。图 3 显示,事前平稳趋势假设得到印证,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促进种植结构“趋粮化”的结论可信。但需要说明的是,政策实施前一年的 2010 年影响系数也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对种植结构的影响存在预期效应。因为在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规范实施前,相关部门已提前作出相应部署:如早在 2009 年,中央一号文件就提出要“大力建设高标准农田”;2010 年中央一号文件更是明确要求,把 800 个产粮大县的基本农田加快建成高标准农田,建立稳固的商品粮基地。因此,在政策规范实施前一年观测到高标准农田建设促进了种植结构“趋粮化”有一定合理性。图 3 平行趋势检验(六)稳健性检验为进一步检验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对种植结构“趋粮化”的影响是否成立,本文进一步开展多重稳健性检验。1.改变政策实施时点。随机选择 2007 年作为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实施时点进行安慰剂估计。表 3 中(1)列显示,政策实施时点更换后,核心解释变量的影响不再显著,说明政策实施时点并非随机产生,基准回归可信。2.替换变量。参照已有研究,以农业综合开发资金投入与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值(对数)替换高标准农田建设;以粮食播种面积比经济作701高标准农田建设、种植结构“趋粮化”与粮食安全胡祎、张正河:农机服务对小麦生产技术效率有影响吗?,中国农村经济2018 年第 5 期。张国建等:扶贫改革试验区的经济增长效应及政策有效性评估,中国工业经济2019 年第 8 期。胡新艳、戴明宏: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的粮食增产效应,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10 期。物播种面积(%)替换被解释变量。表 3 中(2)列和(3)列显示,即使替换核心解释变量或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仍显著促进“趋粮化”。3.排除其他政策干扰。理论上,种植结构也可能受其他政策的影响,为排除其他政策干扰,还须进行相应检验。其中,一项不可忽视的政策是农地确权颁证。有研究表明,农地确权和产权安全会影响种植结构。考虑到 2013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用 5 年时间完成全国范围农地确权,因此,剔除 2014 年之后的样本重新进行回归。表 3 中(4)列显示,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的影响系数仍显著为正,表明排除农地确权政策干扰后,高标准农田建设促进种植结构“趋粮化”的结论依然稳健。表 3 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与种植结构“趋粮化”的稳健性检验变量改变政策实施时点替换核心解释变量替换被解释变量排除其他政策干扰(1)(2)(3)(4)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0.042(0.026)0.024(0.013)0.124(0.041)0.042(0.019)控制变量YESYESYESYES年份效应YESYESYESYES省份效应YESYESYESYESR20.9750.9750.9280.975样本量420420420336 注:控制变量同表 2,估计结果省略。下同。(七)机制验证前述分析稳健地表明,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会显著提升粮食种植比例。但该政策如何实现这一效果尚未可知。理论分析发现,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很可能通过繁荣土地流转、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种粮比较收益三个渠道来影响种植结构。为验证上述推断,参照既有文献,引入以下机制验证模型:Mit=+HSFiDpostt+Xit+i+t+it(2)其中,Mit表示机制变量,包括土地流转、农业机械化水平和种粮比较收益,其他变量与系数设定同(1)式。土地流转使用“家庭承包耕地流转总面积”与“家庭承包经营的耕地面积”之比表示;农业机械化水平由农业机械总动力比农作物播种面积进行测度;使用粮食作物平均成本利润率和经济作物平均成本利润率之差表示种粮比较收益。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统计时间较晚,土地流转只能获取 20052017 年的数据。对于种粮比较收益,考虑到农作物品种的代表性和数据可获得性,最终粮食作物统计了早籼稻、中籼稻、晚籼稻、粳稻、小麦、玉米 6 个品种,经济作物统计了苹果、柑、桔、西红柿、黄瓜 5 个品种,匹配成功 23个省(市、自治区)。表 4 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影响种植结构“趋粮化”的机制验证变量土地流转农业机械化水平种粮比较收益(1)(2)(3)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0.027(0.011)0.254(0.050)4.478(2.458)控制变量YESYESYES年份效应YESYESYES省份效应YESYESYESR20.9190.4160.870样本量364420345表 4 显示,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对土地流转、农业机械化水平、种粮比较收益的拟合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说明,在其他变量不变的前提下,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的实施显著繁荣了土地流转,提升了农业机械水平,提高了种粮比较收益。因此,理论分析环节提出的三条影响路径均得到了验证。这证实了高标准农田建设涉及的田块整治和连片经营有利于促进农地流转,对机耕路等配套设施的完善有利于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带来的节本增效效应有利于改善种粮比较收益,确实是促进种植结构“趋粮化”的三个关键路径。(八)异质性分析不同地区的自然禀赋和地理地貌、在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中的地位、经济发展水平均有所差异,这可能导致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对粮食种植结构8012023.4洪炜杰、罗必良:农地产权安全性对农业种植结构的影响,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3 期。江艇:因果推断经验研究中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中国工业经济2022 年第 5 期。叶初升、马玉婷:人力资本及其与技术进步的适配性何以影响了农业种植结构?,中国农村经济2020 年第 4 期。的影响有所分化。为进一步识别可能的异质性效应,拟从自然层面的地貌异质性、主产区和非主产区的粮食生产定位差异、经济发展阶段三个不同的维度,开展比较分析。1.基于地貌异质性的比较分析。有文献表明,不同地形地貌条件下经营主体的种植决策差异显著,那么,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实施的影响效应是否会因不同地形条件而存在差异呢?本文以省际地形起伏度表示地貌差异,将总样本分为起伏度较小和起伏度较大两类。表 5 中(1)列和(2)列表明,无论地形起伏度情况如何,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的拟合系数均为正,但只在起伏度较大的区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与预期相符,可能的原因是:在地貌平坦的区域,耕作条件较好,土地流转和农业机械化相对普及,所以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农业经营条件改善效果一般,带来的节本增收效应也相对弱一些,从而对种植结构的影响相对有限。2.基于粮食生产定位的比较分析。根据粮食生产定位差异,对粮食主产区和非主产区的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比较分析。表 5中(3)列和(4)列表明,在非粮食主产区,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显著促进了“趋粮化”;但在粮食主产区,这一政策的影响不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主产区自然条件好,粮食种植比例已经较高,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的边际效应有限;而非主产区的自然禀赋相对较差、粮食种植比例相对较低,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提升效果更好,带来的节本增效效应更加明显,从而有效促进了粮食种植。3.基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比较分析。不同区域发展阶段有差异,这可能会导致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对种植结构的影响有所不同。为此,将总体样本划分为较发达的东部地区和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表 5 中(5)列和(6)列表明,在东部地区,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能显著促进种植结构“趋粮化”;但在中西部地区,政策实施的影响效应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在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经济作物种植能够带来更高收入,对各类经营主体更具吸引力;而地形复杂、地块分散限制了土地流转和农业机械化应用,导致中西部地区高标准农田建设带来的种粮比较效益提升有限,很难激励各类主体多种粮。表 5 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与种植结构“趋粮化”的异质性分析变量起伏度较小地区 起伏度较大地区主产区非主产区东部中西部(1)(2)(3)(4)(5)(6)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0.017(0.052)0.073(0.026)-0.025(0.032)0.078(0.021)0.096(0.025)0.021(0.024)控制变量YESYESYESYESYESYES地区效应YESYESYESYESYESYES时间效应YESYESYESYESYESYESR20.9870.9680.9940.9310.9740.980样本量165255195225150270结论与政策建议高标准农田建设是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的有力举措,而稳定的粮食种植比例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保障。党的二十大吹响了新一轮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号角,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和更好落实“双藏战略”将成为后续工作的重中之重。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省级面板数据,采用连续型 DID 模型评估了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对种植结构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主要结论如下:第一,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能有效促进种植结构“趋粮化”。改变政策实施时点、替换核心变量和排除其他政策干扰等多重稳健性检验证实这一发现可信。第二,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促进901高标准农田建设、种植结构“趋粮化”与粮食安全李庆、韩菡、李翠霞:老龄化、地形差异与农户种植决策,经济评论2019 年第 6 期。种植结构“趋粮化”的路径有三条,即繁荣土地流转、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和提高种粮比较收益。第三,面对不同地貌、粮食生产定位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地区,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的影响效应存在区域分化。因此,本文证实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可以成为巩固和提高粮食生产潜力的有力抓手。根据上述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要坚决做好新一轮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高标准农田建设不仅能有效改善耕地质量、实现耕地可持续开发利用,而且对端稳中国人饭碗和粮食安全战略的高质量实现意义重大。各地要以新一轮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2030 年)为契机,按照党的二十大关于逐步把国内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战略部署,以更高标准做好新一轮建设工作,进一步稳固我国粮食安全的土地根基。具体而言,既要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立法工作,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政策体系和具体细则,依法依规推进和监管高标准农田建设;又要实行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乡抓落实、社会资本广泛参与的分工机制,确保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高质量实现新阶段建设任务。第二,缓解“非粮化”要特别重视土地流转、农业机械化在其中的作用,并高度重视提升种粮比较收益。粮食安全战略实现离不开稳定的粮食种植比例,上述三个方面是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影响种植结构的重要机制。因此,在后续建设过程中,应尤其注重通过田块平整和集中连片经营来繁荣土地流转市场,加快推进适度规模经营以获取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重点开展宜机化改造和田间机耕路建设,为机械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提供更多便利,加快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以提高种粮比较收益为最终落脚点,优化各类激励性政策,通过政府补贴、市场化手段等来降低成本、增加种粮收益,进而提升各类经营主体种粮积极性。第三,应注重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实施的区域差异化和落地精准性。研究表明,高标准农田建设对种植结构“趋粮化”的促进效应在不同自然地貌、粮食生产定位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区域有显著差异。因此,在后续政策实施过程中要避免“一刀切”或“平均化”,因地制宜地加以推进。在强优势的同时补短板,破除可能的瓶颈,拓宽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促进种植结构“趋粮化”的空间影响范围。作者简介:钱龙,南京财经大学粮食和物资学院副教授;刘聪,南京财经大学粮食和物资学院博士研究生;钟钰(通讯作者),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责任编辑:战炤磊0112023.4Main Abstracts(1)Analysis on Distribution Justice of Digital LaborWei Xiaoping 33Digital labor is a new type of labor phenomenon appear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The e-mergence of this phenomenon has brought about the related issue of distribution justice,which has arousedwidespread attention and discussion among Marxist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This paper attempts to useMarxs critical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to analyze the relevant theoretical issues based on Marxs textualliterature,drawing on relevant research results at home and abroad,combined with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ofdigital labor in the Internet era.(2)Seriousness in the Cultivation Theory of Cheng-Zhus Neo-Confucianism:Free Will and PureExperienceJiao Deming 62The“Seriousness”in the cultivation theory of Cheng-Zhus School is often criticized by Lu-Wangsschool.Wang Yangming criticized the practice of“concentration on one thing”could not carry out moral judg-ment by itself,so people must concentrate not only on their minds but also on the Principle of Nature.Howev-er,“concentration on one thing”itself connotes the basic concept of the cultivation theory of“no desire”,which embodies the independence of free will in the negative sense.Again,It is also the concentration of themind on itself and the holistic“pure experience”,and it performs the normative function of the Principle ofNature by adjusting the attention of the unconscious,so it can be seen that“seriousness”also has the signifi-cance of positive freedom of self-legislation.With the help of the concepts of“free will”and“pure experi-ence”,Wang Yangmings criticism of“concentration on one thing”can be clarified.(3)Green Consumption Transition in the Context of“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Moti-vation,Barriers,and SolutionsHuang Yunhui Yang Lu 79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sks for harmony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The green consump-tion transition is essential in achieving the“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goals and promoting the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Consumers face three significant challenges in green consumption:lack of un-derstanding,motivation,and methods.Thus,overcoming these challenges requires establishing social normsto address the lack of understanding,promoting innovation to improve performance to tackle the challenge oflack of motivation,and implementing information interventions to break through the lack of methods.(4)The Agglomeration Mechanism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Evidence from Co-agglomer-ation PatternsLiu Nian Fan Jianyong 94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ages distinguishing China s economy from other countries are thelarge-scal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complete industrial facilities.Strengthening this advantage is the mainfocus of promo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natural advantage is the primary factor to promotethe co-agglomeration among industries,and the input-output relationship,labor pooling and knowledge spillo-ver are the important factors,with the coefficient of labor pooling being higher than the other two.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to reduce the institutional obstacles affecting labor mobility,improve the modern industrial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