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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第 3 期 本期特稿 社会需要与族群认同：以壮族蝴蝶舞为个案傅禹宁莫雪梅摘要 桂东南地区壮族蝴蝶舞是壮汉文化交融的产物。汉文化中的文化崇拜观念获得桂东南地区壮族人民的认同，衍生出富于壮族特色蝴蝶舞民俗文化。汉文化在传播的过程中，增强了各族群对自身文化以及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有利于增强民族团结进步。关键词 社会需要；族群认同；壮族蝴蝶舞桂东南地区有史以来就是壮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之地，文化之间的相互碰撞产生丰富多彩的民间民俗文化，古代中原舞狮、舞龙等文化传播到桂东南地区，与壮族自古以来的自然崇拜观相结合，创造出独特的桂东南拟兽舞文化，成为壮汉文化融合的典范。国内不少学者针对桂东南地区民间拟兽舞进行研究：于宛东探究岭南地区拟兽舞的文化属性；陈家友通过社会人类学的视角，剖析桂东南地区民间拟兽舞所具有的文化功能及民俗特色；张耀军通过分析桂东南地区拟兽舞道具，研究其艺术特征与文化内涵。国内学术界在桂东南地区民间拟兽舞的研究领域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是对于由梁祝文化演变形成的桂东南地区壮族蝴蝶舞的相关研究却少有提及。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广西桂平市石龙镇安旺村平安屯壮族蝴蝶舞为例，溯源该地形成蝴蝶舞的原因，分析蝴蝶舞所具有的社会功能，探讨蝴蝶舞在族群、国家两个层面的文化认同上所发挥的影响与作用。一、壮族蝴蝶舞概述平安屯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平市石龙镇安旺村，明清时期，该地区被称为“武平里”，是“俍兵”入浔后的主要聚居地之作者简介：傅禹宁，广西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莫雪梅，广西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杨芳：梁祝传说在壮族地区传播的社会历史原因探析，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 2009年第5期；杨芳：梁祝传说在壮族地区的流传时间考证，广西地方志 2008年第6期。吕雅芬：壮版梁祝结局的隐喻和转喻分析，柳州师专学报 2015年第5期。陆晓芹：对智的礼赞与生的求索从梁祝故事的“壮化”看壮族文化的审美意蕴，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26社会需要与族群认同：以壮族蝴蝶舞为个案一。壮族蝴蝶舞起源于明朝天启年间，是由平安村的村民融合汉族民间传说梁祝故事编创的舞蹈。400年来，后人不断加工、润色、改编，形成如今的石龙壮族蝴蝶舞。石龙壮族蝴蝶舞是桂东南壮族地区的一种拟兽舞，主要在“三月三”等重大节日、婚庆活动和祭祀仪式中表演。舞蹈表演队伍由一对负责对唱的青年男女、操控蝴蝶的人员、用扁担挑着鲜花的人员与拿着花篮的花童组成。早期舞蹈所用的蝴蝶道具以竹篾扎架，糊纸彩绘制作，现换成不锈钢材料为骨架，更结实耐用。道具有两个，一为“雄蝶”，一为“雌蝶”，伴奏乐器主要以鼓、锣为主。舞蹈采用以歌对舞的形式，其词谱取材于四大民间传说之一的 梁山伯与祝英台。表演过程先由一男一女对唱，唱毕，“蝴蝶”和花童随着音乐开始有节奏地起舞，乐声停则舞步停，青年男女又开始对唱。如今的石龙壮族蝴蝶舞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推陈出新，在舞蹈形式中融入现代舞步，歌词、歌谱也进行创新，新增如石龙壮族蝴蝶舞祝婚歌 石龙壮族蝴蝶舞饮酒歌 等内容，并且将蝴蝶舞文化融入日常生活中，如从小教孩子学习打鼓，将蝴蝶舞融入广场舞之中等，也经常与隔壁村落的春牛舞活动开展交流与合作，使其得到更好的传播与发展。石龙壮族蝴蝶舞是壮汉民族文化几百年交往交流的结晶，体现当地壮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是中华民族不可多得的“非遗”文化瑰宝。二、历史溯源：俍兵东迁与汉人入桂由于缺乏历史文献记述，平安村的村民关于平安村的起源传说无法判别，通过回溯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可以发现蝴蝶舞的产生与俍兵东迁、汉人入桂这两个历史事件息息相关。明朝正统年间，官府为了平定大藤峡的“瑶民起义”，桂西北的壮族士兵开始大规模进入桂平地区。明英宗实录 载：“浔州切近大藤峡等山，徭寇不时出没，劫掠居民，阻截行旅，近山多荒田，为贼占耕。而左右两江土官地方，人多田少，其俍兵素勇，为贼所惮。”俍兵在平定叛乱后没有撤兵回迁，而是选择举族搬迁，留在桂平当地，编入里甲之中，被称为“新民”，也称为“俍民”。成化年间，左佥都御史韩雍就曾上书，“本州原管土兵男妇尽数发遣”，将上隆土州的俍兵及其家眷迁往浔州府，令其“移家世守”。桂平县资治通鉴有关于陈明威的记载：“至天启二年俍民陈明威等征获其党。”陈明威在县志 明英宗实录 卷三五。成化二年韩雍 议处广西地方事宜疏，见嘉庆 广西通志 卷一九一。桂平县资治图志 卷四，石梯山隘口。272023 年第 3 期 本期特稿 中被称为“俍民”而不是俍兵，证实当地陈明威所属的族群是东迁驻扎在武平里的俍兵的后代。俍兵东迁这个历史事件为桂东南地区壮族与汉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可能。桂平地理位置优越，是明清时期桂东南地区粤商进入广西的重要之地，也是汉人、客家人南迁入桂的聚居地之一。古时桂平称为浔州，浔郡建造粤东会馆序 曾描述这一历史现象：“浔州夙号名疆，为粤西一大都会行旅必经，商运为便。”在俍兵东迁的同时，广西桂东南地区迎来汉人迁入广西的又一个小高潮。徐杰舜等认为：“这个主流是由广东南雄珠玑巷汉族移民再次掀起南迁的移民潮和福建的客家人再次大规模入粤、入桂的两大支流汇合而成的。”现存于石龙镇民族中学的 粤东会馆碑记 记载：“石龙圩最初是广东商人到此地定居经商而逐渐形成的圩镇。”这说明明清时期桂东南地区形成“民、僮杂处”的局面。汉人大规模入桂的同时带来丰富的中原文化，其中梁祝文化随着汉人来到桂东南地区。壮族文学史 说：“在取材于汉族故事的作品中，尤以 梁山伯与祝英台流传的范围最广，影响最深。”可见梁祝故事在壮族地区影响的范围深远，各地在此基础上融入当地的特色，形成各地独特的壮族梁祝故事。杨芳指出，梁祝故事在壮族地区的传播兴盛于明清时期，其故事雏形及流传的版本多体现为明清时期梁祝故事的模板。平安村蝴蝶舞也是在此时形成。梁祝故事体现着大量儒家文化的内涵，在歌颂凄美爱情故事的同时，也体现了尊师重道、崇尚读书等儒文化思想，400年来蝴蝶舞不断演变，成为桂东南地区珍贵的民俗“非遗”。三、文化需要与社会功能据 桂平县资治图志 记载，“俍民”陈明威对同一族群的“俍酋”胡扶记的叛乱进行征讨，平叛后召集“其山内近水之地”的五姓民就地垦荒成村，逐渐形成如今的平安村。平安村初建时，势必要处理和满足村民的一些需要，包括基本需要与衍生的需要（大众娱乐需要、祭祀仪式需要和交流需要等）。一种文化的产生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也不会突然出现，然后突然消失，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根本是一种 手段性的现实，为满足人类需要而存见 浔郡建造粤东会馆序，该碑现存桂平市博物馆。徐杰舜、何月华：汉族迁入岭南钩沉，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见 粤东会馆碑记，该碑现存石龙民族中学。明 田汝成：炎徼纪闻 卷二。欧阳若修：壮族文学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第248页。杨芳：梁祝传说在壮族地区的流传时间考证，广西地方志 2008年第6期。28社会需要与族群认同：以壮族蝴蝶舞为个案在，其所取的方式却远胜于一切对于环境的直接适应。”石龙壮族蝴蝶舞符合村落社会发展的需要，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明清时期梁祝文化大范围传播入桂后，在儒家文化影响下衍化为舞蹈，蝴蝶舞的产生既是当地文化教化的需要，也是当地推动民族团结、促进族群交流的需要。（一）梁祝文化入桂：民族地区的教化需要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明朝统治，率先提出“治国以教化为先”“使人日渐教化”，认为“蛮夷之人，性习虽殊，然其好生恶死之心，未尝不同，若辅之以安静，待之以诚意，谕之以道理，彼此有不从化者哉”。由于中央集权的重视，加之新建平安村需要稳定，在陈明威的带领下，蝴蝶舞体现了当地娱乐活动的文化需要，同时也体现了教化需要。现存歌词大量根据明清时期的梁祝故事为原型进行创作，梁祝故事中祝英台女扮男装刻苦读书体现古人对读书的渴望，明清时期兴盛的科举制度更是把读书的重要性推到极致，读书明理、尊师重道、孝敬父母等思想与壮族祖先的稻作“那”文化相契合。石龙壮族蝴蝶舞的歌词增加了对故事本土化的改编。“赏花回来肚空空，又想归家看娘亲”“饭饱常思父母恩，寸草春晖几时还”，教导人们要常思父母，常念父母养育恩情。“人生哪能几代同，禾苗哪能两春青。百般花姿千盛开，正是石榴花心红。石榴花开果又结，世上还有几朝人”，石榴树在壮族地区有多子多福的寓意，体现壮族人民多子的生育崇拜；水稻是壮族人民主要的生活、经济来源，稻作文化历史悠久，用两者来教化人们人生短暂，应该知足常乐、孝敬父母，道理通俗易懂且让人易于接受。“夜深人静梦静幽，梦见我娘与我说；天涯何处觅知音，学了终毕要归家；爹娘俩人年已高，总忧其俩劳心思”，两人分别不是因为祝英台父母的催婚，而是因为父母年事已高、思亲心切和两人的孝心，教导远在外乡者要常回家探望父母。“英台走前伯走后，亦步亦趋与君别”，故事一改悲剧结局，止于拜别师门，没有继续描述后面梁祝两人被拆散殉情甚至“阴府告状”的场景，体现出当地先民对自由美满爱情的追求和渴望。“再别先生老师父，日夜操劳为教真。教我读书又懂礼，做人总得靠善心”，特别指出回家前要拜别老师，体现出对教授知识的老师的尊重，正是当时所提倡的尊师重道，并告诉人们做人的道理，要懂礼貌，做人要善良。广西属于喀斯特地貌，壮族先民长期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明太祖实录 卷三四，中国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影印，1961。平安蝴蝶舞说唱词汉语译文。292023 年第 3 期 本期特稿 生存于山地丘陵地区，灾害性气候多，生存条件艰苦，在壮族百姓的信仰崇拜中有很多对圆满事物的美好向往，例如对圆月、花婆的崇拜等。石龙壮族蝴蝶舞的歌词中对爱情和品德的追求和渴望，告诉人们只要学习主人公的美好品质，就能获得幸福的生活。（二）以舞为媒：民族团结的推动力蝴蝶舞在400年发展的历程中，成为平安村村民节日庆典、婚丧嫁娶等仪式典礼中必不可少的表演项目，是当地壮族文化的象征，也是平安村百年来村落沿袭的族群记忆。石龙镇的居民聚集在一起进行节日活动庆典和晚会表演时，经常伴随着蝴蝶舞的表演，是当地维系族群团结的重要纽带和支撑。蝴蝶舞中受梁祝文化影响宣扬的儒家教化思想，深深根植于一代代平安村人的族群记忆中，在凝聚当地民族力量的同时，也推动了族群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平安村壮族蝴蝶舞发展至今，作为当地特有的民间集体文化活动，对平安村的村落及整个石龙镇的文化整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正如冯智明、甘金凤所说：“村落社区成员通过组织、参与集体性仪式事件，践行和操演村落的文化传统，不断传续、再造村落社区的集体记忆，从而增强村落共同体的凝聚力与文化认同。”笔者与蝴蝶舞传承人进行了如下访谈：傅：为什么我们这个村子会有蝴蝶舞？蝴蝶舞传承人陈某某：在蝴蝶舞形成的时候，因为其他的村子有舞龙、舞狮子等好多种舞蹈，（其他村子）基本都有（拟兽舞），我们（平安村）什么都没有，所以以前的人才搞这个（蝴蝶舞）。傅：我刚刚在隔壁村看见有春牛舞，有晚会的时候你们会一起表演吗？蝴蝶舞传承人陈某某：都经常交流的，包括现在群乐村（春牛舞）在节假日或者是政府组织举行的表演活动，经常和我们一起演出，他们舞春牛，我们就舞蝴蝶以前的老人还说我们（蝴蝶舞）经常到贵港、桂平、平南、武宣等地方进行表演，很热闹很多人看的。傅：有汉族人来看吗？蝴蝶舞传承人陈某某：（蝴蝶舞）都去县城里面（表演）了，肯定有（汉族人）啊，石龙镇都有（汉族人）。壮族蝴蝶舞在形成之初，就承担着平安村村民与外界交往交流的社会功能。蝴蝶舞不仅在石龙壮族村庄之中演出，也在石龙镇周围的地方表演。通过在汉人聚居地演出，与汉族文化（如舞龙、舞狮冯智明、甘金凤：社区参与、仪式庆典与村落整合以广西恭城平地瑶盘王节为例，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据蝴蝶舞传承人陈某某口述整理（访谈时间：2022年2月26日；访谈地点：平安村传承人家中）。30社会需要与族群认同：以壮族蝴蝶舞为个案等）相互学习交流，更多的汉族人借此了解壮族文化，打开了壮汉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渠道，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消除隔阂。蝴蝶舞是在梁祝传说为主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其特有的共同文化要素推动着该地区壮汉民族之间形成长久稳定的文化共同体。平安村村民与时俱进，不仅在蝴蝶舞中加入现代舞步的元素，而且在歌词上推陈出新，使其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蝴蝶舞不断创新，增强蝴蝶舞的社会生命力，使更多的人了解与喜爱蝴蝶舞。笔者通过田野调研了解到，近年来，在政府相关部门、社会人士与“非遗”传承人的共同努力下，蝴蝶舞列入桂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参与各种“非遗”活动。以舞会友，以蝴蝶舞为主题参与的活动也受到各界人士的认同和赞赏，成为桂平市壮族文化的名片和展示中华民族文化融合多样性的典范。相关部门也注重蝴蝶舞在青少年中的影响，2021 年 10 月、12月，蝴蝶舞多次参与石龙民族中学校园活动，在展示壮乡民俗舞蹈魅力、弘扬当地民俗文化的同时，也向青少年展现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传播民族团结思想，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更好地促进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0年，石龙镇被评选为贵港市第一批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四、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集体记忆不仅体现在族群的心理层面，也通过形象化、外表化的方式传承下来，融合在民间传说、神话、故事、仪式和形象化物体等媒介之中。“传说和习俗的关系是互动的，它们互相印证，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为族群的自我认同提供了基础”。对于安旺村平安屯的村民来说，作为该村独特的“地方性知识”，蝴蝶舞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纽带，也是维持族群成员凝聚力、增强族群认同的桥梁。蝴蝶舞的作用不仅体现在族群的自我认同层面，也体现在国家认同层面。当地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使该族群需要一种文化手段拉近各民族之间的距离，使人们能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而蕴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梁祝故事衍生的蝴蝶舞便充当着这一角色。（一）祖先构建：族群对自身的认同笔者在安旺村平安屯与当地村民交流时得知，当地村民对于石龙壮族蝴蝶舞起源传说的记忆认知主要分成三种。第一种起源传说：在天启年间，武平里（现桂平石龙地区）的几个村子刚形成，关于拟命名贵港市第一批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单位）名单的公示-通知公告-广西贵港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万建中：传说记忆与族群认同以盘瓠传说为考察对象，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312023 年第 3 期 本期特稿 缺乏文化活动，其他村子开始创建或引进一些娱乐活动和祭祀仪式，绝大部分是拟兽舞，如舞鸡、舞狮、舞龙等。平安村村民认为安旺村平安屯处于“虎地”，“龙虎相争”“虎狮相斗”寓意不好，会给村子带来灾祸，所以没有采纳舞龙、舞狮等活动。当时具有威望的平安村先祖陈明威苦思冥想，偶然在一次睡梦中梦到蝴蝶，醒来后当即决定率领村民创作以蝴蝶为对象的拟兽舞。此舞填补了平安村缺乏娱乐活动和祭祀仪式的空白，并采纳来自中原文化的传统民间爱情故事 梁山伯与祝英台 大部分内容作为歌词，体现了平安村村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而形成独特的壮族蝴蝶舞，代代相传，流传至今。第二种起源传说：陈明威安葬的地方叫“母猪地”，附近村落在祭祀祖先时，一般都会表演舞狮，但是在母猪地舞龙舞狮，这里的龙和狮子会把母猪吃掉，所以陈明威的后代在母猪地祭祀其祖先时就以舞蝴蝶来替代舞龙舞狮，蝴蝶舞就慢慢地流传到现在。第三种起源传说：蝴蝶舞的诞生是为了庆祝“福寿桥”的建立，而“福寿桥”是由陈明威带头出资所建。民国 桂平县志记载：“大桥在县西九十里，武平里石龙圩中考碑文桥乃明天启年间，武平里平安村陈明威一人捐资创建。”“一个人对于 过去 的记忆反映他所处的社会认同体系，及相关的权力关系。”将安旺村平安屯村民关于蝴蝶舞起源历史记忆的三种口述史进行对比分析，挖掘其共同点，则发现均与当地“俍兵”先祖陈明威有关。共同的起源和世系一直被视为族群概念的核心内涵。蝴蝶舞的一大作用，就是成为该族群可以追溯其祖先来源的文化载体。从起源传说中发现，蝴蝶舞是否为陈明威所创建尚无法论证，然平安村“俍民”的后裔都选择陈明威作为创建蝴蝶舞的祖源起点。究其缘由，是因为陈明威是明清时期石龙镇赫赫有名的“俍酋”，是该族群祖先中具有地方影响力的代表。明代与清代的 桂平县志 分别记载陈明威帮助中原正统王朝讨伐叛乱的俍酋胡扶记、修建福寿桥使得“桂贵同衢”等事迹，在石龙镇当地壮族人民中颇具威望。且历史上对于蝴蝶舞的起源、传承与发展缺乏文献资料，后人无法证实或证伪，这为陈明威的后人利用蝴蝶舞这一特殊的族群文化，为自身族群整体性的构建提供了祖源的塑造空间，给族群历史记忆提供了文黄占梅修，程大璋纂修：中国方志丛书 桂平县志，成文出版社，1966，第2176-2178页、2176-2178页。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 2001年第5期。陈心林：社会记忆与族群认同潭溪社区的实证研究，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32社会需要与族群认同：以壮族蝴蝶舞为个案化载体。塑造蝴蝶舞的创始人是地方社会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乡绅”的形象，除了加强自身族群的凝聚力，还给其族群融入当地社会带来实体化象征，是表明其地方社会权力与社会影响力的强有力证明。彭兆荣等在针对“社会记忆”相关议题的研讨会上着重强调“仪式在场”理论。他们认为，某个民族之所以能把特定的文化一直传承上百乃至上千年，实质上是该民族或族群将这些文化的记忆通过一些如祭祀、仪式等重大的活动使其凝固、保护、保持与传承。桂平市石龙镇安旺村平安屯“俍民”的后裔通过对蝴蝶舞祖源陈明威的塑造，在表演蝴蝶舞时，就会激起对他们族群来源的历史记忆，不忘他们是“俍民”后裔这个身份，并通过在各种各样的仪式与活动（如陈氏五世祖显真公祭祀仪式、壮族三月三等）中表演蝴蝶舞，追溯其共同祖先，不断地强化其族群历史记忆，增强该族群内部的向心力与凝聚力。蝴蝶舞的影响不只是在活动与仪式中有所体现，在平安村的日常生活中也有体现。在傍晚的空闲时间，村民会在村中的文化广场拿着蝴蝶道具进行广场舞健身活动，村里的孩子在放学后也会拿起鼓进行蝴蝶舞的节奏练习，这就在无形中进一步增强了对自身族群的认同度和传承族群的历史记忆。（二）梁祝文化融入：族群对国家的认同刘志伟认为，地主与佃户、大族与下户甚至汉人与疍民这样的对立概念在民族、群体融合杂居地区并不是明确界定的，这些概念是流动、不确定的。例如俍兵的身份与地位不是固定的，而是流动的。俍兵融入当地社会的推动力或是国家需要，或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自身寻求融入主流社会，获得“编户齐民”的机会。“制度安排对个体的流动和结构的调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国家自上而下的政策性调整与整体性变动是桂东南地区“俍民”融入的主导性因素。如果将“边疆”作为国家制度扩张的空间，倒不如关注“边疆”上的人们如何运用他们的智慧和手段建立自己的身份认同。蝴蝶舞的创建与流传，成为处于主流社会“边疆”的“俍民”融入当地和正统社会，改变其处于社会之边的“边民”身份的方式之一。自从汉武帝开始确立儒家立于百家之首的文化地位，儒文化在中国历史中一直占据着重要位置。汉朝时就有汉武帝“令郡国皆置学校官”，大量建设学校，到了明代，朱元璋为了实行大一统，推行儒学，儒学在广西得到大范围推广。儒学和科举制度相结合，在促进壮族地区教育的彭兆荣、朱志燕：族群的社会记忆，广西民族研究 2007年第3期。刘志伟：地域社会与文化的结构过程珠江三角洲研究的历史学与人类学对话，历史研究 2003年第1期。唐国建：从疍民到“市民”：身份制与海洋渔民的代际流动，新疆社会科学 2011年第4期。332023 年第 3 期 本期特稿 同时，也促进了知识分子阶层的兴起。传播儒学的学校兴起，一些壮族人士开始学习儒学，参加科举进入仕途并获取一定的政治地位，读书奋进、光宗耀祖成为当时人们普遍的追求，更加促进儒学在广西的传播。平安村是在平定“俍酋叛乱”后集“五姓”之民组成的新建村落，地处边疆，为迎合中央政权的管理和维护村落持久稳定的发展，在村中编创蝴蝶舞，以达到族群认同和消除边疆偏见的目的。明清时期正值梁祝文化传播入桂的高峰期，由梁祝故事中的儒家文化而衍化的蝴蝶舞，既可以作为社会教化的手段，也是族群融入正统社会的文化手段。该舞根据鼓声不断敲打而掌控舞蹈节奏，村人在稚童时就开始学习打鼓，鼓声节奏在发展过程中也不断改进。蝴蝶舞作为文化需求的产物，400年发展历程里一直在向主流社会靠拢，体现着族群与时俱进的文化认同，例如现今流传蝴蝶舞的鼓声是结合歌颂毛主席和共产党的 东方红 歌曲而改编的，体现了平安村人民不仅是对文化更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以及族群内在的民族团结驱动力。结语本文通过对桂东南地区桂平市石龙镇壮族蝴蝶舞的来源探析，发现蝴蝶舞的来源或生成中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论证了在明清时期，桂东南地区壮汉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交往就已经展开，在分析其文化与社会功能的同时，分析得出其还存在认同功能，体现了在各民族“多元一体化”关系中，壮族同胞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与途径，在表达对自身族群的认同的同时，也表达“多元”对“一体”的文化认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共同繁荣是民族工作的重点。壮族人民利用蝴蝶舞表达和弘扬自身民族文化的同时，也充分地表达自身对汉族文化的认可和认同，体现了各民族对于其他民族文化接纳的包容度。各民族成员只有站在各民族一律平等的视域才能包容他族文化，只有这样，才能铸就各民族共同的文化繁荣，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新局面。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民族出版社，2015，第253页。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