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渐西传,语言先行——从伊大所藏传教士所编汉语学习文献谈起.pdf

晚清至民国早期，西方传教士致力于汉英、英汉词典以及汉语读本的编纂、出版，用以帮助传教士和商人等西方来华人士学习汉语。这些语言学习文献不 仅反映当时中外文化交流的诸多方面，同时也提供了研究当时中国社会、历史、语言等现象的第一手资料。伊利诺伊大学图书馆收藏有1911年之前出版的传 教士汉英、英汉词典等语言学习文献，这些文献资料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 价值。关键词：伊利诺伊大学图书馆；汉英/英汉词典；汉语读本;传教士Ea st Meets West thro ugh La ngua ge Intera c tio n:Missio na ry Dic tio na a es a t Univ ersity o f Il l ino i Libra,S huyo ng Jia ngAbstract:Fro m l a te Qing Dyna sty thro ugh the ea riy perio d o f Republ ic o f China,Western missio na ries wera蒋树勇，威斯康星大学中文博士，信息和图书馆科学硕士&现为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 槟一一厄巴纳国际与地区研究图书馆中文研究馆员&伊大图书馆东亚太平洋研究副教授&天禄论丛016 V中国研究图书馆员学会学刊 第12卷:2022年3月dil igentl y enga ged themsel v es in c o mpil ing a nd publ ishing Chinese-Engl ish a nd Engl ish-Chinese dic tio na ries o r Chinese l a ngua ge rea ders to hel y Westerners to l eem Chinese.These l a ngua ge l eeming ma teria l s no t o nl y refl ec t ma ny a spec to in the ex c ha nge between Chinese a nd fo reign c ul tums,but a l se pro v ide the first-ha nd info rma tio n o f Chinese so c iety,histo ry,Chinese l a ngua a e,a nd o ther pheno mena o f the time.The a utho r o f this a Oic l e intends to desc o be so me o f the missio na y dic tio na Oes fro m the c c l l ec tio n o f the Univ ersity o f Il l ino is a t Urba na-Cha mpa ign Libra ry,disc uss the fea tures a nd impa c t o f suc h publ ic a tio ns in Chinese S tudy.Keywords:Univ ersito o f Hl ino is a t Urba na-Cha mpa ign Libra y；Chinese-Engl ish,/Engl ish-Chinese Dic tio na Oes；Chinese Rea des；missio na ries东西方的文化碰撞和交流，语言先行。纵观19世纪西方传教士在华的文 化活动，最初往往通过语言的学习和沟通展开，以此达到传教目的。因此掌握 汉语并能用汉语进行沟通是传教士首先要攻克的难关。传教士来中国，往往首 先寻找学习语言的途径,从而快速融入中国社会和文化，以便从事传教活动。比如，英国派赴中国的第一位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到中国后首先就致力学习汉 语，翻译圣经和编写词典。他不仅是将西方活字印刷术传入中国的先行者，也 是首位收集中国书籍送回英国作为中国研究馆藏的倡导者，更是第一本汉英词 典的编撰者。传教士们特别注重编辑语言学习的工具书，包括词典、字典及课 本，等等。根据元青的统计,“可以确认从19世纪初叶到清末不到100年的时 间里，以西洋传教士为主体,辅以少量世俗西方人及中国知识分子的词典编纂 者，共编纂出版了包括普通双语词典、汉语方言双语词典、专科双语词典三大类 别在内的近70部不同规模的汉英、英汉双语词典”。不仅如此，传教士对于 方言尤为重视，方言词典占了所出版的词典的很大一部分。这个现象在伊利诺 伊大学整理出版的本校古籍（1912年之前出版）的馆藏中同样有所反映。从对 这些语言学习文献的综合分析中，可以看出传教士词典和语言学习文献不仅能 反映当时中外文化交流的诸多方面，同时也提供了研究当时中国社会、历史、语 元青:晚清汉英、英汉双语词典编纂出版的兴起与发展，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1期Of东渐西传，语言先行 言等现象的第一手资料。因为传教士所编语言学习文献的本质是为西方传教 士来中国传教以及为西方列强殖民入侵中国服务，所以我们在研究使用这些资 料时需结合其他史料进行必要的辨析考证。伊利诺伊大学图书馆所藏的传教 士出版的语言学习文献,具体情况如下。1.伊大所藏西方传教士所编汉语西语工具书伊大图书馆现存的传教士编纂的汉英、英汉词典，以及汉语学习指南等文 献跟本馆的中文古籍典藏情况类似,不多也不少,偶有精善之本,虽够不上高大 全，但也算五脏俱全。元青所提到的几种词典本馆都有收藏，且各国所编的也 都藏有一二,比如俄罗斯巴第所编,经柏百福补译，在其身后才由北京同文馆于 1888年出版的汉俄合璧韵编。意大利布列地所编的以部首加次部首双重检 索法的华英万字典。此书本馆藏本为1905年上海英华书馆的铅印本。当 然还有较为有影响力的马礼逊的华英字典和卫三畏的汉英韵府1874年 上海美华书馆(Americ a n Presbyteria n Missio n Press)的初刊本并经华北公理会(No rth China Missio n o f the Americ a n Bo a rd)委办重订、1909 年通州协和书院(No rth China Unio n Co l l ege)出版的再版本、1856年羊城中和行出版的英华 分韵撮要等。方言词典方面还有两部北京音系的词典:英国司登得的汉英 合璧相连字汇，1871年由海关出版社出版；以及1872年福州美华印书局(Ra za rio&Ma c a l Co.)出版的卢公明的英华萃林韵府。除了这些字典词典 之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狄考文所编上海美华书馆1898年出版的官话类 编。此外,还有以学英文为主的马礼逊1815出版的英文版通用汉言之法；在英国罗布存德所编英汉词典基础上编译而成1902年版的商务印书馆华 英音韵字典集成;以及由华人编撰的1855年出版的协德堂版华英通语。这类出版物当中最早并影响深远的当推马礼逊的汉英字典，后来所编的同 类字典、词典或多或少都在某些方面沿袭该书的方法。这些藏书从侧面反映 了清末民初传教士编纂学汉语工具书的盛况。虽然这些词典着重点不同，广度不一,但是由于编撰者本身都有学习汉语有关马礼逊字典的影响，参见元青的晚清汉英、英汉双语词典编纂出版的兴起与发展 第96页。天禄论丛018!中国研究图56员学会学刊 第12卷，2022年3 的经历，又肩负传教的使命，怀着尽快融入中国社会进行交流的目的，他们所编 的这些学习汉语的工具书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首先，由于当时清朝政府的闭 关政策,不接受外国传教士,也不允许中国人教他们中文,他们学习语言的途径 受限，沟通不便,编写能够快速入门的词典等汉语学习工具书无疑是当务之急。卫三畏在他的汉英韵府的前言中说编撰一本词典是一个最能促进其学习语 言的方式。因此这些词典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接近生活、简单易学。比如马礼 逊的华英字典中的第一部字典虽以康熙字典以及其他一些正统的文 本为依据，但在释文解说上则加入许多口语化的内容。后来的相类似的词典也 大都作如此处理。目的显然是让使用的人能够根据日常生活的经验融会贯通。司登得的汉英合璧相连字汇本身就是一本口语语汇的词典,后来德国传教 士赫美玲(1878-1925)在此基础上编撰了%英汉口语词典。后来季理斐的%英华成语合璧字集更是进一步完善了司登得的口语词典，收入了大量当时 常用的词汇。官话类编则开宗明义，申明该书“非为人之学文而作,乃为学 话而作也。且所编之话语亦非效法书中句法,特以工雅为贵，乃模仿口中句法，以自然为贵也”。与务实易学相关的另一个特点,就是重视方言。不难理解传教士们由于在 各地的传教需要，会尽可能广泛地与各类人群接触,了解地方的实际情况,这就 要求他们必须懂得当地的语言。这也是为什么当时传教士所编的词典中方言 会占据极大的比例。其中包括的方言首先是粤语，其他南方的方言有闽语、客 家话、吴语，北方方言则主要为北方官话等等。以上海方言为例，仅在OCLC书 目中就可查得1911年之前出版的有关上海方言的词典或学习指南有20多种。其中不仅有一般的方言词典,还有涉及某个行业的方言词典,比如医院口语、专 门针对商业用语的上海方言词典等不一而足。通常这些词典所用的读音标注 也很容易上口，能够帮助读者学习方言的发音。不仅如此，一般的华英词典也 原文为：These c o nsidera tio ns l ed me to rega rd the prepa ra tio n o f a Dic tio na ry o n the syl l a bic pl a n,a s the wa y in whic h I c c ul d best fa c il ita te the study o f the l a ngua ge,见卫三畏：！汉英韵府，上 海美华书馆，1903,“前言”第一页&狄考文:官话类编，上海美华书馆，1898，第2页&019东渐西传，语言先行 往往记录各地方言发音。比如卫三畏在他的汉英韵府“概论”章节中还以 圣谕广训文本为例,列出每个字在九个常见方言中的不同发音来讨论方言。他还在每个韵类开头也标有该韵在各地方言的发音比如,在首个“a i$韵中，分别注明以前的读音，及广东、厦门、福州、上海的发音。相对来说，对于中国方 言的学习和研究,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一直都不够重视,也远远不及传教士们 对此的投入和成果。卫三畏在编纂汉英韵府时说，他之所以对方言作了研 究对比，是为了更好地反映每个汉字的含义。因为不同的地方对于汉字的用法 会有不同。而这些用法往往只存在方言的口语中,而中国的文人对口语又不屑 一顾，在当时的中国几乎还没有人像卫三畏这样做过对不同方言不同用法的对 比。这一点，在目前方言日益衰退的情况下，更值得我们深思。再次,由于这些词典等工具书的实用性强,为了增强这些词典上口快、入门 易的特点，编撰者往往会发明或使用一些新的方法和途径，或者是新的注音系 统,或者是创新的检索方法，同时，也会引进一些西方语言研究的成果,包括新 的编纂方法、翻译手段等。这些措施不仅提高了词典本身的功用，也推动了汉 语学习和语言的进步。马礼逊的华英字典开中西双语词典的先河，引入了 西方词典的编纂方式。后来卫三畏等多人都受到他的影响或借用了他的编纂 方式。这是马礼逊对推动中国知识传播的一大贡献。此外，威妥玛的注音系 统逐渐被广泛使用于词典编纂中，中国字注音实现了标准化,词典注音排列方 式也得到了统一。这些大大便利了方块字汉语与西方罗马字语言的交流。再 比如,布列地独创的双部首检索法，他给214个部首编号,根据它们在结构中的 位置的主次分成主部首和次部首，读者可以从主部首的编号检索，也可以根据 次部首的编号检索，比如“个”字，可从#丨”编号为2的次部首查，也可从“人”编 号为9的主部首入手。对于不熟悉部首的读者，这无疑提供了更多的检索方 式,也提升了检索速度。他还选出Q个常用部首，认为熟记这Q个主部首可以 事半功倍,方便读者快速记忆中国字。卫三畏：汉英韵府，上海美华书馆，1903,序第2页。有关自马礼逊开始的词典编纂对后来华英词典编纂的影响，请见杨慧玲:19世纪汉英词 典传统马礼逊、卫三畏、翟理斯汉英词典的谱系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天禄论丛天禄论丛020!中国研究图56员学会学刊 第12卷，2022年3 2.这些语言材料所显示的历史、社会和语言研究的意义传教士对于学习汉语做出了很多努力，他们所编纂的华英、英华词典等工 具书大大帮助了当时在中国的西方人士学习汉语，也促进了东西方文化和语言 的交流。其中促进语言学习和双语词典的编纂,其影响远远超过词典本身。从 这个角度来看,这些文献之于今天，又有了历史、社会和语言研究的意义首先，传教士所编的词典和读本可作为中西交流的历史记录。传教士们轰 轰烈烈地编词典,这些词典的效用,以及带来的语言研究使用的新方法，也促进 了许多中国学者对东西方语言交流产生兴趣一些华人也开始跃跃欲试,除了 华英词典，比如元青文中提到的谢洪责1902年的%华英音韵字典集成，也开 始有人编纂英华词典供国人学习英语用,其中有颜惠庆1908年编撰出版的英 华大辞典。其实比他们更早的还有一部华英通语。这是一部由中国人编 纂供华人学习英语的工具书。华英通语由清代子卿编纂，分门别类排列中 英对照的词汇表，并附有中文标注的英语读音。伊大的藏本为1855年初版本,虽为残本，只存卷上，止于“房屋类”，但仍可一窥此书的编纂方式。肖炜曦以 此书为研究对象撰写的硕士论文中提到，华英通语最大的特点是用符合英 语文法规范的英语书写。可见编纂过程中作者已经注重语言的规范问题。华英两种语言之间的交流和影响在词典编纂中最为鲜明。因此,早期这类文献 不仅是语言学习的工具，同时也是中西交流的历史记录,如果我们从词典编纂 的演变、方法的使用，来对这些信息进行整理和研究，就能进一步了解东西方语 言相互间的关系，也能够从中找到中西语言互动的轨迹。语言是活的,随时代社会的变化而变化。西方传教士们所编的这些词典读 本等是语言发展某个时段的记录。通过对这些材料中语言现象的分析和追踪,我们也能找到语言发展的轨迹。以卫三畏的汉英韵府为例，该书的第一版 与1909年的再版在注音上已经改革。初版的注音依据五方元音，修订本则 采用了威妥玛注音，比如，“yu”这个音的拼音从不规范的“yiu”变成规范的 广州大学的肖炜曦2016年所著题为“华英通语研究”的硕士论文对此书的成书背景、版本，以及编纂特点作了细致的研究。在此不作赘述。同上，第1页。021东渐西传，语言先行“y%”。修订版前言中特别说明了这一点，同时还指出使用新的注音体系是为 了应对让该书的内容更加容易获取的诉求。这个修订显示了汉语注音标准 化的过程，以及对于推动汉语学习所起的作用。另外，从词典内容的增加，也同 样可以反映语言的进步，或者说传教士对汉语了解程度的不断深入。比如，汉英韵府从第一版到修订版其内容就有很大的增加。以“A”部为例，初版 只有“+”和“a ng$两个音，再版时则增至“+”“+”“a n$“a ng$“a o$五个音。此 外,这些文献中保留着珍贵的方言语料，也是语言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官话 类编中列出了南北以及山东官话的不同，比如北方官话“续弦”，南京官话叫“后婚”。再比如，北方的“话没说完”，在山东是说“说话不迭”，而南京的则是“话没有说及”。类似这样的鲜活生动的例子比比皆是。能做到对口语、方言有如此深厚的了解，并运用西方语言研究的方法进行 分析编纂成实用的词典，没有对中国文化和语言的潜心研究是做不到的。这些 传教士中有很多最终成为具有影响力的第一代汉学家也就不奇怪了。而正是 因为他们所编纂的这些学习汉语的词典显现出了如此深厚的语言和文化功力，这些文献对于历史、社会、语言的研究才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无论在汉语注 音的发展、方言的保留和研究、口语与书写语的相辅相成，还是中西方语言的交 流等方面，这些都是不可多得的研究资源。对于传教士汉英、英汉词典以及其 他与学习汉语有关的读本教材，我们的研究往往只注重词典和文献本身，比如 它们的成书、编纂特点等，这些固然必要，但是把它们所包含的语言现象等作为 语言素材来研究也同样重要，更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见汉英韵府1909年修订版“修订版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