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从宜”与“不求变俗”的“误读”史及其民俗学意义.pdf

78民间文化论坛2023 年第 5 期“礼从宜”与“不求变俗”的“误读”史及其民俗学意义 李 涛 摘要 在“礼俗互动”研究中，“礼从宜，使从俗”“君子行礼，不求变俗”被反复引用，不少学者据此认为从先秦起，就有肯定、尊重民俗的传统。在原文和汉唐注疏中，这两句话是在空间层面上使用，用来区分不同国家、民族的礼法；宋代经儒主要是在时间层面上解读“礼从宜”，突出礼制可以因时而变，对“不求变俗”的解读还比较遵守汉唐注疏；明清经儒对这两句话进行礼与俗的阶层对比解读成为主流，并肯定“俗”，逐渐形成了与现在学术界相似的理解。关键词 民俗学史；礼俗互动；礼从宜；不求变俗 中图分类号 K8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214（2023）05-0078-09一、“礼从宜”与“不求变俗”的现代解读在民俗学刚兴起时，周作人、江绍原就围绕“礼俗”进行过比较研究，然而江绍原之后，民俗学研究主要关注“俗”，对于“礼”关注不多，少有民俗学者关注“礼俗”这一范畴。“近年来，渐有民俗学者重新思考礼仪对于理论话语以及日常生活的重要性”a，礼俗研究再次引起重视，也引发了很多学者的讨论。在论及礼俗关系时，礼记 曲礼的“礼从宜，使从俗”“君子行礼，不求变俗”被反复引用，并被视为礼俗互动、礼源于俗的重要依据。不少学者据此认为从先秦、两汉起，中国思想就有肯定、尊重民俗的传统。刘志琴在礼俗互动是中国思想史的本土特色中提出：这两者的关系是：“礼失而求诸野”，“礼从宜，使从俗”。有生活才有规范的礼，所以俗先于礼，礼本于俗。俗一旦形成礼，上升为典章制度和道德准则，就具有规范化的功能和强制性的力量，要求对俗进行教化和整合。b张士闪策划的“礼与俗”系列，总序礼俗互动与中国社会研究，开头就引用了这两句话，用以论证民俗与国家政治运作的关系：在三礼之学中，“礼俗”问题已是中国古典思想的一大命题“礼从宜，使从俗”，“君子行礼，不求变俗”（礼记 曲礼等）等。至汉代，犹有传言“子曰：礼失而求诸野”（汉书）。由此可见，在“礼”愈来愈制度化的大趋势下，“俗”逐渐转为潜在地却又是坚韧地继续参与国家政治运作，这其实是世界文明进程中的一般规律。c张勃对移风易俗的关注选取礼俗研究的另一路径，风俗与善治：中国古代的移风易俗思想主要讨论中国古代的移风易俗思想。这一思想，显示的是以礼化俗的主流传统，是要改造“俗”，但她同时引用了“君子行礼，不求变俗”用以补充历来也有主张尊重民间选择的传统：作者简介 李涛，北京大学中文系民间文学教研室博士生。a 萧放、何斯琴：礼俗互动中的人生礼仪传统研究，民俗研究，2019 年第 6 期。b 刘志琴：礼俗互动是中国思想史的本土特色，东方论坛，2008 年第 3 期。c 张士闪：礼俗互动与中国社会研究，民俗研究，2016 年第 6 期。79“礼从宜”与“不求变俗”的“误读”史及其民俗学意义礼记 曲礼云：“君子行礼，不求变俗。”可见亦有人主张不一定要对风俗进行移易，而是充分尊重民间的选择，顺其自然即可。a总之，在现在的学术语境中，“礼从宜”与“不求变俗”都普遍被用来描述礼俗关系，礼是规范化、制度化的国家典章制度、政治运作，俗是民俗，并且这两句话被认为是早期文献中，少有的肯定、尊重民俗的表述。二、礼记本文、汉唐注疏的原意然而，在礼记 曲礼的原文语境中，在汉唐的经典注经传统中，“俗”并非指民间习俗，这两句话也并不是在论述典章制度与民俗的关系，更不是礼不变俗、礼随民俗的理论支撑。“礼从宜，使从俗”，郑玄用晋士匄帅师侵齐不待君命而还的典故来注解：礼从宜，事不可常也，晋士匄帅师侵齐，闻齐侯卒，乃还，春秋善之。使从俗，谓牲币之属当从俗所出，亦不可常也。b这一典故出自春秋，左传公羊谷梁三家均有阐释。春秋的原文是：晋士匄侵齐，至穀，闻齐侯卒，乃还。c杜预为这句话做的注是：礼之常，不必待君命。d孔颖达详细解释说：皇氏云：上二事丈夫为俨恪之仪，此下二事丈夫为君出使之法，义或然也。礼从宜者，谓人臣奉命出使征伐之礼，虽奉命出征，梱外之事，将军裁之，知可而进，知难而退，前事不可准定，贵从当时之宜也使从俗者，使谓臣为君出聘之法，皆出土俗牲币，以为享礼，土俗若无，不可境外求物，故云使从俗也。e显然，东汉郑玄、西晋杜预、南朝皇侃、唐代孔颖达的注疏，都认为“礼从宜，使从俗”是用来描述臣子出使、出征之法的。“礼从宜”是在表达“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意思，将军在外出征，进退可以不待君命；“使从俗”是指外交官出使他国时，朝聘牲币从本土出，不可去境外寻求本土没有的物资。这与今天“礼俗互动”语境下的“礼从俗”完全不一样。“君子行礼，不求变俗”一条，礼记 曲礼原文是：君子行礼，不求变俗。祭祀之礼，居丧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国之故，谨修其法而审行之。去国三世，爵禄有列于朝，出入有诏于国，若兄弟宗族犹存，则反告于宗后；去国三世，爵禄无列于朝，出入无诏于国，唯兴之日，从新国之法。f在原文语境中，很明显是用来指君子去国远行居于他国时，也要践履本国故礼，不能变用当地的礼法，在去国三世之后，如果在故国无列于朝、无诏于国，才能变为施行新国礼法。所以孔颖达正义明确指出，“此a 张勃：风俗与善治:中国古代的移风易俗思想，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5 期。b 礼记正义 卷一 曲礼上第一，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9 年，第 2662 页。c 春秋左传正义 卷三十四 襄公十九年，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 4272 页。d 同上，第 4274 页。e 同上，第 2663 页。f 同上，第 2721 页。80民间文化论坛2023 年第 5 期一节论臣去本国行礼之事。”a这里的“俗”也并非指民间因而袭之的民俗，而是指故国的礼法。因此，在礼记 曲礼原文中“君子行礼，不求变俗”，也并不是在说“充分尊重民间的选择”。郑玄的注是：求犹务也，不务变其故俗，重本也，谓去先祖之国居他国。其法谓其先祖之制度若夏殷。b郑玄明确指出，这句话是用来表示居他国时，不变先祖之法。比如夏殷后代，在他国居住时，也要行夏殷之制度。孔颖达的正义说：君子行礼者，谓去先祖之国，居他国者也。俗者，本国礼法所行也。明虽居他国，犹宜重本，行故国法，不务变之从新也。如杞宋之臣，入于齐鲁，齐鲁之臣，入于杞宋，各宜行己本国礼法也。此云不变俗，谓大夫出在他国，不变己本国之俗。c孔颖达也认为，“君子行礼”的“行礼”，指的是大夫去先祖之国居他国，比如杞国、宋国的臣子去齐国、鲁国，或者齐国、鲁国的臣子到杞国、宋国，都要遵行本国礼法，也就是说，“不求变俗”的“俗”，其实也是“礼”，只是不同国家、不同族群的礼法，而不是民间习俗。总之，在礼记曲礼原文里，在郑玄、孔颖达的注疏里，这句话是说，离开故国，依然施行故国礼法，不改变为他国礼法，与今天的理解有很大区别。在仪礼注疏中，郑玄引用“君子行礼，不求变俗”，表达了另外一重意思，仪礼“若不醴，则醮用酒”下，郑玄注：若不醴，谓国有旧俗可行，圣人用焉不改者也。曲礼曰：“君子行礼，不求变俗。祭祀之礼，居丧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国之故，谨修其法而审行之。”d在这里，郑玄用“君子行礼，不求变俗”来解释“国有旧俗可行，圣人用焉不改者也”。孔颖达指出：郑云：“若不醴，国有旧俗可行，圣人用焉不改者也。”云圣人者，即周公制此仪礼，用旧俗，则夏殷之礼是也引曲礼据人君施化之法，不改彼国旧俗，证此醮用旧俗之法也。故康诰周公戒康叔，居殷墟当用殷法，是以云兹殷罚有伦，使用殷法，故所引曲礼皆据不变彼之俗。但“君子行礼，不求变俗”有二途，若据曲礼之文谓臣去己国居他国，不变己国之俗。e也就是说，郑玄“圣人用焉不改”是指，西周初年，周天子分封到地方的诸侯，在统治夏殷遗民的时候，要用夏殷的礼法，这里的旧俗，指的是夏殷等其他国家或民族的礼法，而不是今天所理解的民间习俗。实际上“礼”“俗”仍然是用于描述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礼法制度，而不是上层的礼制与下层的民俗。注周礼 诵训“以知地俗”时，郑玄再次以与此相同的意义引用，来表达人君统治新国，不求变更新国的旧礼。因此，北朝熊安生、唐朝孔颖达也都认为“君子行礼，不求变俗”有两重意思。认为这句话可以用来描述人臣，也可以描述人君，在形容两种不同的主体时，表达着不同的意思。熊安生对 礼记 曲礼“君子行礼，不求变俗”的解读是：与此不同者（与郑玄注不同者），熊氏云：“若人臣出居他国，亦不忘本，故云不变本国风俗，人君务在化民，因其旧俗，往之新国，不须改也。”然则不求变俗，其文虽一，但人君人臣两义不同。a 礼记正义 卷四 曲礼下第二，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 2721 页。b 同上，第 2721 页。c 同上，第 2722 页。d 仪礼注疏 卷三 士冠礼，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 2063 页。e 同上，第 2063 页。81熊氏云：“必知人君不易旧俗者，王制云修其教不易其俗。又左传定四年，封鲁因商奄之人，封康叔于殷墟，启以商政，封唐叔于夏墟，启以夏政，皆因其旧俗也。”a如果说郑玄在他处引用“不求变俗”时使用了其他意思，在曲礼原注下还是忠于原文，那么在熊安生这里，在对曲礼原文注解时，就直接加入了人君治理新国，不须改变旧俗，并主要是从古代明君治理新国案例中寻找事实依据。郑玄的注、孔颖达的正义，分别是汉代经学和唐代经学的集大成之作，代表了汉唐经学的最高成就，塑造着一代代学者的读经传统，西晋杜预、南朝皇侃、北朝熊安生，也分别代表着一代学人的观点。可见，在汉唐经学传统中，对礼记 曲礼中这两句话的主流看法，还是忠实于原文，即“礼从宜，使从俗”，是在说为君出使出征之事，“君子行礼，不求变俗”，是在说人臣去他国不改故国礼法，或者人君不改新国之礼法。而现在的学术界，是在政治文化分层、雅俗礼野的意义上理解这两句话，把礼理解为国家制度、上层礼制，把“俗”依照现在对“民俗”的定义，理解为民间承袭的下层民俗，用这两句话来描述国家典章制度对民间风俗习惯的尊重与吸纳。这明显是对礼记 曲礼原文和汉唐注疏的“误读”。三、宋代经学与明清经学的误读然而，这样的“误读”，并不是从现在开始的。宋人卫湜 礼记集说 采摭群言，郑玄注以下，所取注 礼记 者一百四十四家。b其中，有关于“礼从宜，使从俗”的注解，除了郑注孔疏，还有以下六种宋人注：蓝田吕氏曰：礼从宜，使从俗，适其时也。体常尽变，则礼达之天下，周还而无穷也礼有不可行者，必变而从宜，如老者不以筋力为礼，贫者不以货财为礼之类。使于他邦，必从其俗，故有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之礼。永嘉戴氏曰：儒行曰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虽圣人亦不敢为异以骇俗也宜者义也，礼与义俱礼，不合宜是为非礼之礼。俗非流俗之谓，风俗各有所尚，故曰入国而问俗，苟非俗之所安，君子不以为礼。王氏又曰：夫礼者天下万世所通行非止为一槩设也，使知时中之义，务当其可而已，则委巷之人皆可以为礼，故曰礼从宜。礼不从宜，夏裘而冬也；使不从俗，山鱼鳖而泽鹿豕也，而可乎？长乐陈氏曰：记曰礼可以义起，从宜之谓也。又曰入国而问俗，从俗之谓也夫以诵诗之多不足以议礼与为使，则礼之与使，其可不知变哉！庐陵胡氏曰：礼从宜，从时之宜，使从俗，役使人必从俗所便。新安朱氏曰：宜谓事之所宜，若男女授受不亲，为礼而祭与丧，则相授器之类。俗谓彼国之俗，若魏李彪以吉服吊齐，齐裴昭明以凶服吊魏，盖得此义。ca 礼记正义 卷四 曲礼下第二，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 2722 页。b 卫湜：礼记集说提要，四库全书本，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第 1 页。c 卫湜：礼记集说卷一，第 3336 页。“礼从宜”与“不求变俗”的“误读”史及其民俗学意义82民间文化论坛2023 年第 5 期可以看到，吕大临强调礼要因时而变，戴溪强调礼要合义，王子墨强调礼要符合时中之义、务当其可，陈祥道强调礼以义起、知变，胡铨的解读是礼从时宜（他还把“使”误解为“役使”），朱熹的解读是事之所宜。可见，在宋代的注经中，对“礼从宜”的注解，已经较为普遍的从解读为出征出使之法，变为礼要因时而变、合乎义理，将军在外出征、进退自决的意义已经少有学者再提。这一解读与郑注孔疏，就发生了很大的偏离。对“使从俗”的解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朝聘物资用土俗所出，不可境外求物，转为侧重出使他国时入国问俗、“入境随俗”。然而，在宋人的这几种注解中，对“礼从宜，使从俗”的解读，普遍地还是认为礼要因时因义而变，不必泥古，比较少将这句话用来描述俗先于礼、礼对俗的整合。也就是说，是描述历时性的礼制允许因时变迁，而不是描述共时性的上层礼制接受、吸纳下层民俗。关于“礼从俗”，困学纪闻还有这样一条：慎子曰：“礼从俗，政从上，使从君。国有贵贱之礼，无贤不肖之礼。”曲礼曰：“礼从宜，使从俗。”言事不可常也，谓礼从俗则非。a在这里，王应麟还特意论证慎子“礼从俗”的表述是错的。到了明清，对这句话的注解又发生了新的变化。黄以周 礼书通故，对于“礼从宜，使从俗”的语序，形成了和王应麟截然相反的解读：以周案：初学记政治部奉使类 大书“从宜”二字，注引 礼记“使从宜，礼从俗”。史徵 周易口诀义 观卦引先郑注“从俗所为，顺民之教”，并引“太公封齐，五月报政，礼从俗”。玩注引士匄事，亦证使之从宜，非证礼，下云“牲币之类”，乃言礼之从俗也。孔疏本“使”“礼”二字已误倒，当依徐、史引为是。使从宜者，聘礼记所谓“辞无常”。公羊传云：“聘礼，大夫受命不受辞，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者，则专之可也。”礼从俗者，曲礼所谓“君子行礼，不求变俗”。b与王应麟据 曲礼 认为 慎子“礼从俗则非”不同，黄以周反而从文义出发，认为历来流传的 曲礼版本中，“使”和“礼”位置是错的，正确的应该是“使从宜，礼从俗”。并引“君子行礼，不求变俗”，以证本句话的意思是施行礼制要顺从民俗，这就与现在学术界的主流理解一样了。目前看到的礼记各种版本及注疏中，只有黄以周提出了“礼”“使”二字错位的推测，少有其他学者回应，一般还是读为“礼从宜，使从俗”。但将这句话的意思阐释成“礼从俗”的做法，在明清注经中大量出现，甚至逐渐成为主流。明代郝敬礼记通解：君子用礼义以为质，苟生今反古，矫世绝俗，非礼之礼，大人弗为盖礼强世则难行，宜民则可久，此处世群俗，毋不敬也。c将这句话解读为推行礼制不能强制推行，要方便民众，不可矫世绝俗。方苞礼记析疑：圣人制礼，乃从义之所起，而使民行礼，则必因其俗而利导之。居山以鱼鳖为礼，居泽以鹿豕为礼，君子谓之不知礼所必革，则因其俗而变通之也。da 王应麟、翁元圻：困学纪闻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 年，第 1409 页。b 黄以周：礼书通故，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第 1217 页。c 郝敬：礼记通解卷一，浙江汪启淑家藏本，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第 3 页。d 方苞：礼记析疑卷一，四库全书本，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第 2 页。83方苞认为礼从宜的意思是制定礼仪时，要因俗利导、因俗变通、因俗制礼。盖礼固有一定之节，而时异势殊，有不尽合者，亦当从权以行之，不可执也。如使固有一定之礼，而俗有不同，亦当从之。汪绂的礼记章句：先王之世，家不殊俗，然或有风土所囿，小若不同之间者，可从则从之，不为骇俗耳。若礼之大经，不可变者，而亦曰从宜，末俗之反道败德，必不可从者，而亦曰从俗，则同流合污，其为害大矣。读者无失记者之意焉，可也。a汪绂是从消极的意义上来阐释“礼从俗”的限度，认为如果面对反道败德的末俗，也要从俗，那就是同流合污。虽然是消极角度，但也可见，他认为这句话是在描述礼制与民俗的关系，并且很可能是在反驳当时行礼从俗的思潮。刘沅礼记恒解：适乎中而不胶于一，是从宜也。使人不必遽矫其俗，而裁之以义，如孔子猎较是也。盖圣人因时立法，通变宜民，皆如此。b刘沅将这句话理解为不必改变民俗，只需裁之以义，通变宜民。也就是说，到了明清，不少经儒对“礼从宜，使从俗”的解释，已经与现在民俗学界所理解的意思基本一致了。看起来巧合的是，“君子行礼，不求变俗”的注解，有着非常相似的变化过程。或许是因为“君子行礼，不求变俗”的上下文更加明确，“误读”的空间比较小，卫湜 礼记集说 中所收宋及以前注经，大多与郑注孔疏同，较少有发挥：横渠张氏曰：行礼不求变俗于新国。蓝田吕氏曰：俗者，吾父母之国俗也。马氏曰：丧祭从先祖是也。广安游氏曰：所谓国之故者，言其故之所自来，皆有祖述，而不苟然也。庐陵胡氏曰：俗谓本国之俗，君子居本国不当变易风俗，求合于礼而已。郑氏曰：三世，自祖至孙，逾久可以忘故俗。孔氏曰：此以下明在他国而得变俗者。临川王氏曰：故国各有法也。蓝田吕氏曰：可以变旧国之俗从新国之法矣。严陵方氏曰：夫于朝犹有列于国，犹有诏于家，犹有宗与族，则彼所以待我者，恩好犹未绝也，如之何其遽绝之哉，则反告之礼固所冝矣。马氏曰：去国三世而恩义不靳，理固然也。庐陵胡氏曰：孔子去宋既久，尚冠章甫之冠，送葬皆从殷制，不从新国之法者，与此异也。广安游氏曰：于其兴起为卿大夫之日，然后从新国之法焉，皆所以重其本之道也。ca 汪绂：礼记章句卷一，光绪二十一年（1895）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第 2 页。b 刘沅：礼记恒解卷一，道光八年（1828）豫诚堂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第 2 页。c 卫湜：礼记集说卷十，第 2225 页。“礼从宜”与“不求变俗”的“误读”史及其民俗学意义84民间文化论坛2023 年第 5 期卫湜所收宋代十余种解读中，只有庐陵胡氏把俗解读为“本国之俗”，把这句话误读为君子居于本国，不应当变易风俗，只求合于礼，与今天的理解有些相同。钦定礼记义疏所收马晞孟的注解：从俗，礼也；变俗，亦礼也。求变俗，非礼也，君子之于俗也，可则从，否则变。周礼本俗六，以安万民，易在革则去故，在鼎则取新，岂故拂民以求变俗哉？a不拂民变俗，是说不改变民俗，也是在与今天类似的层面上使用，其余宋人传注，均解读为去国行礼之法。可见，在宋代，对 曲礼“君子行礼，不求变俗”原文的注解，大部分还是严格遵守汉唐注疏的。到了明清，虽然还有一些传注忠于原文和汉唐注疏，但将这句话解释为推行礼制不更改民俗的传注，却还是变得多了起来，比如以下几种。明郝敬礼记通解：君子守礼，不苟同于俗，然亦当谐人情，合时宜，不必以己意轻变俗。b“俗”已经彻底没有了“故国礼法之旧”的含义，这句话也就被解读为君子但求自己守礼不必改变民俗。姜兆锡礼记章义：所谓宜于土俗也，其法即所谓国之故也，如其故则不变俗，然谨修而审行之，则亦不至以俗而违礼矣。c“土俗”“不以俗而违礼”，是在与“礼”相对的意义上使用“俗”，而不仅是在本国与他国礼制对比意义上使用“俗”，也就是转为在礼仪和民俗意义上使用礼和俗了。汪绂礼记章句：丧祭异俗，如山国麋鹿，泽国鱼鳖，葛绖檾绖，鲁合卫离之类，在所可从者也，此即“礼从宜，使从俗”之意，然曰谨修其法而审行之，则其行之也，亦非苟同。d认为这句话与“礼从宜，使从俗”（这已经是误读了）一样，是在说丧祭礼仪，各地异俗，可以选择适合的方式，“在所可从”。孙希旦礼记集解：盖礼之大体不容或异，而其仪文曲折之间不能尽一，故冢宰八则，六曰礼俗以驭其民，礼者其所同，俗者其所不尽同者也。e对“俗”的理解，从故国礼法之旧，变成了与“礼”相对的“不尽同者”，“礼”是所同的“礼之大体”，“俗”就是各国不尽相同的仪文曲折。刘沅礼记恒解：礼本人情而为之节文，故君子不遽求变俗，即祀丧大事亦从其俗而裁制之，但期于不违其法，曰谨修审行，则所以权其是非，去取不戾俗而亦不背礼者在焉，夫子猎较而正簿书，乡傩必以朝服，是其义也。f指出君子不遽求变俗，祀丧大事也可以从俗裁制，去取不戾俗。郭嵩焘礼记质疑：案不求变俗，正谓所处之地之俗，君子不求立异也，注反以去国用其故俗为言，则亦有意立异矣。g郭嵩焘反而据此否定旧注，认为郑注孔疏的“去国用其故俗”的解读是错误，正确的理解应该是君子行礼，不求更改自己所处之地的“俗”。可见，明清经儒有不少无视了“去国用其故俗”的传统注解，相当普遍地解释为君子施行礼制，不更改民俗，与现在学术界的对这两句话的用法大体相同。a 允禄等：钦定礼记义疏卷六，四库全书本，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第 15 页。b 郝敬：礼记通解卷二，第 3 页。c 姜兆锡：礼记章义卷一，清雍正十年（1732）寅清楼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第 25 页。d 汪绂：礼记章句卷一，第 26 页。e 孙希旦：礼记集解卷五，清同治七年（1868）孙铿鸣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第 8 页。f 刘沅：礼记恒解卷二，第 2 页。g 郭嵩焘：礼记质疑卷二，清光绪十六年（1890 年）思贤讲舍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第 6 页。85四、误读史的民俗学意义顾颉刚分析孟姜女故事的流变，说“就历代的时势和风俗上看这件故事中加入的分子”a。新加入的分子，虽然不是故事的本来面目，但可以代表当时的时势和风俗。对于注疏，也可以这样看，新加入的观点，虽然误解了原文的意思，是对旧注的偏离，但可以代表当时学者的意见，反映了不同时代的不同认识。通过梳理可以发现，“礼从宜，使从俗”“君子行礼，不求变俗”，本来的意义都与现代学术界的理解不同，并且在漫长的注经传统中不断发生着“误读”。传注的误读史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参照证据，证明“从俗”的思想确实存在，并在不断地演变。在这两句话的原文和汉唐的注疏中，“俗”主要是在空间意义上使用的，都主要是用来区分不同国别与民族的礼法，用以规定出征出使、去国远行、治理新国时对待故国礼法的态度。宋代注疏中，对两句话的注解产生了“误读”，对“不求变俗”的理解还比较遵照旧注，对“礼从俗”的解读更多在时间意义上展开，突出制定礼法可以因时而变，但还比较少出现要尊重民俗的注解。在明清注疏中，礼与俗的阶层对比开始凸显，逐渐形成了与现在学术界同样的解读，即本文开头所提到的几种当代学者的观点：君子制定礼仪要尊重民间的选择。必须要补充说明的是，本文梳理的范围严格限于传注传统中对“礼从俗”和“不求从俗”两句的文本注解，而没有考察其他使用。比如北宋程颐曾引用说：家间多恋河北旧俗，未能遽更易，然大率渐使知义理，一二年书成可如法。“礼从宜，使从俗”，有大害义理处，则须改之。b在这里程颐引用“礼从宜，使从俗”的时候，已经是用来佐证礼制从民俗（“河北旧俗”）的意思了。关于礼“从俗”的实际操作，出现得就更早了，比如唐代开元年间的一份制书：开元二十年四月，制曰：“寒食上墓，礼经无文，近代相传，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庙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许上墓，同拜扫礼，不得作乐，仍编入五礼，永为定式。”c就已经明确体现了礼制吸纳民俗的实践。也就是说，在曲礼传注中，明清才成为主流的“从俗”思想，其实唐宋时期已经出现于实际操作中了。受限于经典与考据，经学传注所体现的思想是相对滞后的，应当是已经在知识分子中成为比较有势力的思潮之后，才能逐渐影响到经学传注。经儒拘于考据。在注经时，有上下文语境，有郑注孔疏，还要依照严格的注经原则，也不应该出现误读，然而偏离还是在不断发生。这更说明了“从俗”思想在明清已经成为相对主流的意见。在中国传统学术体系里，经学居于最核心的位置，经学思想是整体学术思想的核心，在经学传统中演绎的思想流变，最能代表主流传统思想，也会对其他层次的思想带来影响。钟敬文先生晚年指出：作为文明古国，它的内部有着文化层次的区别，中、下层文化是其基础部分这使我们民族拥有丰富的民俗文化遗产，同时也表现出民俗文化与上层文化的历史联系从这种意义看，现代a 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王霄冰、黄媛选编：顾颉刚中山大学时期民俗学论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 49 页。b 程颐、程颢：二程遗书卷一八,四库全书本，第 97 页。c 杜佑：通典卷五二，北京：中华书局，1988 年，第 1451 页。“礼从宜”与“不求变俗”的“误读”史及其民俗学意义86民间文化论坛2023 年第 5 期中国的民俗学运动，继“五四”运动之后崛起，不过是前述历史联系的递进，并带有革命性质的表层化罢了。a钟老说中国文化中，民俗文化与上层文化的历史联系一直存在，现代中国的民俗学运动不过是这一历史联系的“递进”和“革命性质的表层化”。笔者对这一表述十分赞同。从经典的形成期，到汉唐经学、宋代经学，再到乾嘉学派，“礼从宜”“不求变俗”在两千多年经学传统中的误读史，实际上意味着，在漫长的中国古代思想演进过程中，注经的知识分子对民众文化的态度在不断发生变化。如前所说，当“礼俗研究”重新兴起后，有学者以“礼从宜”“不求变俗”为证，论证先秦两汉时期就有尊重民众文化的传统。本文通过梳理证明，这两句话在原文和汉唐的注疏中，主要是用以规定出征出使、去国远行、治理新国时对待故国礼法的态度，并不是表达知识分子对民族文化的尊重，或者国家制度对民众习俗的吸纳。另一方面，在 20 世纪学术史上，一般都认为古代的知识分子是看不起中下层文化的，在振聋发聩的圣贤文化与大众文化演讲中，顾颉刚说：他们（民众）是努力创造了些活文化，但久已压没在深潭暗室之中，有什么人肯理会它呢，理了它不是要倒却自己的士大夫的架子吗！b甚至民间文学、民俗学的学科起点也正是基于这一判断：说到民众文化方面的材料，那真是缺乏极了，我们要研究它，向哪个学术机关去索取材料呢？别人既不能帮助我们，所以非我们自己去下手收集不可。c一直到 20 世纪末，主流意见也还是如此：在我国过去的长期封建社会中，一般出身（或依附于）上层阶级的文人学者，是看不起中、下层文化的。d从“礼从宜”的使用与注疏来看，至少在北宋程颐引用“礼从宜，使从俗”时，已经与今天学者们的理解一样，而在明清注疏中，更已经普遍理解为“礼从俗”了。可见，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关于民众文化的态度，并不是五四一代学者认为的，几千年来“只取 目笑存之 的态度”e，实际上至迟在唐宋时期，已经有尊重、肯定民众文化的思想了。“从俗”思想处于不断的历史演进中，在明清又有新的发展，并且越来越生机勃勃、熠熠生辉，一直递进到近现代。“某种现代学术意识从外部刺激了的他们的这种潜意识”f，歌谣运动、民俗学运动兴起，现代民间文学、民俗学学科产生，掀起了“革命性质的表层”化高潮。当然，本文仅仅梳理礼记 曲礼这两句话的经学传注，实际上是比较局限的，无法展示“从俗”思想的整体面貌。礼俗何时开始主要在上下分层的意义使用、“从俗”思想的源流演变系统等民俗学重要问题，尚待进一步系统地发掘梳理。责任编辑：王素珍 a 钟敬文：民俗文化学发凡，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 年第 5 期。b 顾颉刚：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王霄冰、黄媛选编：顾颉刚中山大学时期民俗学论集，第 178 页。c 同上。d 钟敬文：民俗文化学发凡，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 年第 5 期。e 顾颉刚：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王霄冰、黄媛选编：顾颉刚中山大学时期民俗学论集，第 178 页。f 赵世瑜：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史论（19181937），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