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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机关参与医院治安秩序维护的角色重塑李昶，王建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治安学院，北京 100038）【摘要】公安机关在医院治安秩序维护中的角色发展历经“治安供给者”到“治安监理者”的转变，当前正向“治安合作者”角色转型。这既体现了医院的治安需求及相关制度与环境等因素的变化，也表明了治理主体的多元共治发展需要。医院警务室作为角色载体，在实践中存在难以满足治安需求的困境，如主体职责不清、工作负荷过重及关系互动紧张。问题形成的原因在于公安机关受传统观念固化、警务资源有限化和业务关系悬浮化等影响导致角色定位失准。为此，可将合作治理作为价值共识，规范治安权责配置、整合资源供给路径、完善警医常态联结，以有效推动公安机关参与医院治安秩序维护的角色重塑。【关键词】医院治安秩序；医院警务室；治安合作；角色重塑【中图分类号】D6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391(2023)03008909【DOI】10.19828/j.issn1673-2391.2023.03.010良好的医院治安秩序是推进健康中国战略的基础保障，也是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建设的直观呈现。国家相关部委多次联合发布规范性文件要求健全医院安保组织，加快医院警务室建设。1公安机关为顺应现实治安需求，践行政策法规，深入医院治安场域开展工作，短时间内就起到了保障其治安秩序稳定的效果，推动了涉医警务工作的前移。但与此同时，由于医院专职警力不足及治安权责划分模糊，公安机关和医院之间存在着如何在较长时间维度上建构警务良性互动关系的问题。从社会角色理论层面探析相关问题，对解决公安机关参与医院治安秩序维护面临的困境有一定指导意义。“角色”一词原指戏剧表演中演员根据剧本和导演的指示饰演相应人物形象，后发展成为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其中，对于“角色”的定义可概括为个人或组织的身份、地位及社会期待的总和，包括拥有的相应权利义务和行为规范体系。2“角色定位”是指个人或组织依据自身条件和社会期待选择适合扮演的角色。3公安机关角色是社会期待其在特定时空和社会关系结构中体现的地位及所发挥的作用，公安机关的角色定位取决于现实治安需求及相关法律法规设定的权责范围。基于社会角色理论考察公安机关在医院治安秩序维护过程中的角色变迁，可深入分析当前医院治安压力困境【收稿日期】2023-03-02【作者简介】李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学院治安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王建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基金项目】首都社会安全研究基地 2022 年度研究生项目“治安剧场 视域下治安共同体构建路径研究”（CCSS2022ZSS08）阶段性成果；湖北省教育厅 2021 年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医患冲突化解与治理问题研究”成果（21Q219）。Jun.2023No.3 Ser.No.2162023 年 06 月第 3 期 总第 216 期湖北警官学院学报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of Police及其成因，进而探寻公安机关角色再定位的优化路径。一、公安机关参与医院治安秩序维护的角色变迁医院治安秩序维护属于单位治安保卫工作范畴，是医院开展诊疗、科研等相关工作的安全保障。公安机关始终是医院治安秩序维护的重要参与者，但因不同时期承担的职责和任务各有侧重而呈现不同的角色面向。公安机关角色变迁之主导因素主要体现为社会治安需求与公安机关自身的组织建设需要，以系列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的出台为节点，可对不同时期的公安机关角色进行梳理划分。（一）一元化的“治安供给者”角色公安机关“治安供给者”角色时期以 1950 年中央人民政府 关于在国家财政经济部门中建立保卫工作的决定 发布为起始标志。为应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严峻和复杂的社会治安形势，公安机关开始在单位内部建立治安保卫组织，该组织既是单位职能部门，也是公安机关派出机构，行使公安机关的具体职权。4单位内部治保组织及其人员隶属于本单位，由公安机关直接指挥，如北京市公安局在这一时期对其参照人民警察奖惩条例进行管理。5由此，公安机关承担了在医院组建保卫组织并开展保卫工作的职责，这一工作模式基本贯穿于我国计划经济时期。6公安机关作为单位的治安责任主体深度融入医院的组织结构和日常运行，并领导相关保卫组织开展日常治安秩序维护工作，根据党和国家意志向医院供给一元化治安秩序，具有强制性和单向性的特点，扮演着“治安供给者”角色。（二）调适中的“治安监理者”角色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持续发展推进了政事分开。我国公安机关历经了 20 世纪80 年代与医院保卫部门合建“医院派出所”和 20 世纪 90 年代通过医院“治安办公室”提供业务指导等阶段，7其“治安供给者”角色不断进行着调适，直至我国的 人民警察法、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公安机关监督检查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工作规定 以及 公安机关组织管理条例 等系列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的相继出台标志着公安机关“治安监理者”角色逐渐成型。原有的单位治安秩序维护工作分为了单位自身履行的内部治安保卫工作和公安机关开展的单位治安保卫工作。8相关工作明确规定了单位负责人为治安主要责任人，单位自身须依法行使治安权、履行治安义务，公安机关依法履行指导、监督、检查、案件查处和奖惩等职责，与单位内部保卫部门脱离了行政隶属关系。随着保安服务公司等市场化治安组织兴起，其有效填补了公安机关调试从医院撤出后出现的治安管理资源缺口。公安机关不再直接参与医院日常治安秩序维护，从指挥领导转为监督指导，顺应了单位体制改革需求，推动了公安机关组织机构规范化建设。（三）迈向多元共治的“治安合作者”角色公安机关“治安监理者”角色虽有助于厘清组织之间的边界及保障组织规范化建设，但面对涉医违法犯罪却呈现出预防难、发现晚、处置慢的劣势。据统计，2003 年至 2012 年间全国医疗场所内发生恶性杀医、伤医案件 40 余起。92011 年至 2014 年间暴力伤医事件呈上升趋势，其中 2014 年达到155 起。10在此背景下，公安机关重返医院维护日常治安秩序迫在眉睫。2014 年，原卫生部要求各级卫生部门协同公安机关向全国重点医疗机构派驻警务人员。截至 2020 年，公安机关已在全国85%的二级以上医院设立警务室。11此外，公安机关自 2013 年起多次联合相关部门开展打击涉医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其中 2020 年全国共查处各类扰乱医疗救治秩序案件 290 余起，排除涉医治安隐患 2.3 万余处，化解涉医矛盾纠纷 7.2 万余起，涉医刑事案件同比下降 29.2%；122021 年涉医刑事案件相比 2019 年下降了 34.9%。13医院警务室的建设成为公安机关角色转型的关键节点，为其迈向“治安合作者”角色提供了实践平台及组织保障。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也为公安机关“治安合作者”的角色公安机关参与医院治安秩序维护的角色重塑转型指明了路径。公安机关为充分保障医院的治安主体地位，运用主动性和多元性理念，与医院保卫部门、保安服务公司等组织以保障医院治安秩序持续稳定为目标，以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各地政策文件为指引开展合作共治，构建多元化医院治安治理体系，探索国家治安权力在单位内部与社会治安权力合作的新模式。医院警务室除了处置医院及周边区域警情，加之指导监督人防、物防、技防建设外，还与医院保卫部门联合办公，协助调解一般性纠纷，执行专项行动，以及开展治安宣传、日常巡逻和安全检查。北京市还开展了医院警务室专职民警兼任医院保卫部门党组织副书记试点工作，压实了警医合作的制度基础。14二、公安机关参与医院治安秩序维护的现实困境医院警务室及其驻院警务人员作为公安机关参与医院治安秩序维护的具象化表现，承担着“治安合作者”角色，但在当前医院治安实践中，其面临着多重压力和现实困境，具体表现为制度层面权责模糊、行动层面负荷超限以及关系层面互动紧张。（一）主体角色模糊造成职责不清角色模糊是指角色扮演者因缺乏特定信息的明确描述而在实施角色行为中产生权责不清的状态。15清晰具体的职责规范能够确保医院治安场域中各主体参与的可预期性，维护各方关系互动的稳定性。然而，当前公安机关参与医院治安秩序维护的水平参差不齐，尤其是各地医院警务室的工作职责多为原则性规定，在实践中易出现权责不明、定位模糊的问题。首先，当前工作中缺少可操作的程序性细则，警务人员面对部分求助“无法拒绝”但也“无从下手”，出现职责泛化倾向；其次，部分警务人员对公安机关指导单位治安保卫的制度、设施、组织建设等权责规定的理解存在偏差，将其视为公安机关下达的行政“命令”，把“指导”错误地理解和运用为“领导”，结果反而干涉了医院内部安全管理制度；最后，对医院警务室工作的正规化考核以及问责与监管不足。过于原则化的职责规范直接影响和阻碍公安机关对“治安合作者”角色要实现何种目标、怎样确保达成目标等角色定位问题的认知，进而造成角色模糊。（二）留痕管理异化加重工作负荷国家治安意志通过政策法规等方式转变为公安机关工作职责，最终成为医院治安实践的具体任务，当任务量超出公安机关能力限度时会加重角色负荷。医院警务室的工作主要来自于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等以制度化形式固定的职责任务、上级下达的任务以及驻院警务人员的日常任务。然而，维护医院治安秩序稳定的治理成效仅凭发案数、打击数等显性数据难以全面衡量，因此留痕管理成为展现工作量和上级监督检查医院警务室职责履行及任务落实情况的常用考核手段。台账、照片等日常痕迹成为考核与问责的重要依据，进而导致医院警务室工作目标异化和表演化，“留痕”成为工作目的而非管理手段。在诸多的新规定、新试点等任务要求通过压力型体制层层加码下达至一线时，异化的“留痕”使医院警务室工作疲于应对监督检查的“迎来送往”，忙于完成数字台账，浮于形式化表演，导致有限的警务人员缺乏时间和精力与院方和患者开展线下接触，工作量的增加并未带来治安成效的提高，反而加重了医院警务室及其驻院警务人员的工作负荷。（三）多方利益冲突加剧关系紧张角色依靠社会关系而存在，公安机关角色也并非处于真空状态。除了处理与院方、患者之间的关系，医院警务室还需协调与其人员派出单位和上级部门的公安机关内部关系，各方围绕医院治安秩序形成了一组相互依存的角色集，当利益诉求相悖时可能引发其角色紧张，即扮演者在角色集中与多个角色发出者互动时产生的关系不协调。公安机关在处置涉医违法犯罪案事件中处于主导地位，对于涉医矛盾纠纷则以维护治安秩序稳定为优先目标，并为化解矛盾纠纷提供协助，但其不同角公安机关参与医院治安秩序维护的角色重塑色的转换和互动在缺乏明确规制下会加剧各方关系紧张。医院作为其治安责任主体和治安合作方，根据政策法规须为医院警务室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同时也希望公安机关能站在院方立场维护医院利益。患者由于医疗信息不对称而处于弱势地位，发生纠纷后希望公安机关“主持公道”，为其争取利益。此外，警务室人员主要选派自医院属地派出所及上级公安内保部门，派出单位与上级部门的工作立场对其产生直接影响。派出所需要医院警务室先期处置医院及周边区域警情，控制未上升至治安案事件的矛盾纠纷不外溢，最大化发挥其前置作用；上级公安机关与医院及其上级卫生部门往往有共建、互惠协议，需要医院警务室为院方解决更多现实需求。当难以满足各方利益诉求时，医院警务室可能面临院方不合作、患者不配合、上级不满意等各方关系失衡而在医院场域中被边缘化。三、公安机关参与医院治安秩序维护面临困境的多维归因从角色视角出发检视公安机关涉医治安实践，根据政策自上而下推动建设的医院警务室在顶层设计、日常运转和关系互动层面仍存在短板和不足。公安机关警力进驻有助于快速恢复医院治安环境，但前述困境可能使医院警务室在政策降温后被虚置，究其原因在于相关角色与现实治安需求存在错位，具体受到角色观念、角色能力及角色互动三个维度的影响和制约。（一）角色观念囿于传统“治安监理者”形象角色观念形成于社会互动，是扮演者在特定社会关系中对自身地位、作用和权责等方面的基本认知，并促进其设定预期目标及指导后续角色行为。其中，对角色期望和角色规范的理解是角色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相关内涵也在不断调整更新以适应互动情境的变化。3公安机关向“治安合作者”角色转变应在共建共治共享治理理念指导下，重视医院安保组织的主体性，在依法履职的前提下与医院安保组织就应急处置、风险预警、矛盾化解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并开展多元合作，但前述困境表明“治安合作者”角色观念仍受传统警务方式制约和影响。角色期望是党和国家治安意志对公安机关角色的政治性宣示，但当前期望建构存在路径依赖。在矛盾纠纷和治安风险频发的行业领域，社会往往期待公权力介入以快速恢复秩序。公安机关在医院治安实践中基于政治意志驱动，将治安资源在短期内集中于特定领域，以运动式治理模式在一定时间内从重、从严、从快打击突出的治安问题，如开展整治“医闹”“医托”“号贩”以及打击盗窃和诈骗等专项行动。医院警务室设立的初衷是为提高涉医违法犯罪案事件的处置效率，符合公安机关以高压态势应对突出治安问题的传统要求，但在当前先期化解矛盾纠纷、推动警务工作前移、持续保障治安秩序稳定的新型多元角色要求下，公安机关“被动回应、场外指导”式角色观念在向“主动参与、场内合作”新观念转变期间也伴随着角色期望的重建。由于公安机关预期目标设定及行动路径规划需适当留白以留出相应裁量空间，因而难以通过角色规范指导实践并对自身角色成效形成合理预期。角色规范体现了公安机关角色实践的法律性，是角色期望的落实状态，但当前因制度设计迟滞于实践发展而导致其角色模糊。角色实践以角色规范为准则，其形式包括正式规范和非正式规范。公安机关在医院的角色实践中形成的正式规范来自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政策性文件以及各地医院制定的本院警务室工作职责等文本规定，目前已经形成较为完备的法律制度保障环境，而非正式当前我国涉及医院治安秩序维护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省级地方性法规以及相关规范性文件主要包括：刑法修正案（九）、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公安机关监督检查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工作规定、北京市医院安全秩序管理规定、天津市医院安全秩序管理条例、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关于维护医疗机构秩序的通告、公安机关维护医疗机构治安秩序六条措施、关于印发维护医疗秩序打击涉医违法犯罪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 以及 关于推进医院安全秩序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 等。公安机关参与医院治安秩序维护的角色重塑规范主要是与治安相关方长期互动形成的惯例默契。相比以往强调指导、监督及检查等工作职责，当前公安机关角色实践增加了预防性工作（如盘查院内可疑人员、联合巡逻）及协助性工作（如调解医患纠纷、执行疫情期间就诊规定）比重。但此类工作往往来自上级机关的命令或原则性规定，缺乏明确的法律授权或其约束效力的等级较低。此外，近些年出台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北京市医院安全秩序管理规定 以及 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 等法律法规明确将医院界定为公共场所，倒逼公安机关须在传统内保职责外进一步拓展医院治安工作的广度和深度。当原有角色规范无法涵盖当前所需授权及其权力边界时，实践中难免会出现警务人员越俎代庖盲目开展工作而将矛盾纠纷引至自身或持观望态度直到事态上升至治安案事件时才介入的两极分化情况发生，导致角色规范失去规制作用，沦为满足现行政策的“形式化存在”。（二）角色能力受限于治安资源供给不平衡角色塑造成功需要主体适配多向度的角色能力，其依赖相关技能、信息、物质保障等资源的持续供给，并稳定获取及合理支配所需资源。治安资源是指为维护治安秩序，国家、社会、市场相互合作进行治理所需主体、物质、制度等资源的总和。16有学者通过中外警察数量的对比研究认为运动式治理是我国在治安资源缺乏情况下的理性选择。17资源的多寡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政策的取向和行动的成效。在新冠疫情爆发初期，大量治安资源在极短时间内向医疗机构倾斜，各地公安机关依托医院警务室，在医院周边区域与院内治安重点部位巡逻值守，指导医院安保力量落实管控措施，有力保障了医疗及隔离秩序。18在常态化合作情境下，公安机关需要在合理分配内生性资源的同时，最大化动员和协调外源性治安资源，但由于相关资源的供给不稳定，因而时常会限制其“治安合作者”的角色行动成效。进而言之，公安机关自身存在着内生性人力资源和制度资源的欠缺。公安机关职能随社会分工的深入呈现精细化发展形态，如特警、刑警、网警等各警种针对特定治理领域的专业度不断提高逐步形成了一定的专业门槛，而驻院警务人员也需具备相关综合性专业技能，要体现出多向度角色能力。笔者在调研过程中发现驻院警力多为老民警和辅警。老民警虽然在矛盾化解方面更具经验优势，但因年龄和生理条件限制，其在应急处置能力方面存在短板；而辅警则因缺乏相关执法主体资格以及综合的专业能力，难以构建权威和中立的执法者形象。此外，驻院警务人员对医院内存放的管制药品、危险化学品、放射性器材等物品缺少相关安全管理知识。前述新出台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虽然为公安机关在医院开展执法活动提供了法定依据，但针对医院治安秩序维护的部分执法制度及操作规范等内容在法律文本和实践层面仍亟待持续性补足。医院保卫部门和保安服务公司是公安机关主要的治安合作对象，也是重要的外源性治安资源，但目前其人力、物质和制度资源的供给水平仍然有限。首先，医院普遍通过市场化方式购买安全服务，将部分治安保卫工作外包给保安服务公司；同时也有部分地区公安机关尝试使用具备一定专业技能、熟悉单位内部情况的保安员建立“警保联防联控”机制，但受保安员素质不一、参与意愿不强等因素限制，该机制难以大规模推广。19其次，医院警务室软硬件设施由院方提供，办公条件受所在医院财务状况及院领导重视程度不同而无法统一标准。最后，政策法规要求医院及其上级卫生部门与同级公安机关建立定期会议与通报机制，但在实际工作中相关对接制度建设滞后，彼此信息共享化程度低，联席会议主要体现为公安机关单方面的治安报告会，难以体现共同合作成效。（三）角色关系互动受双重组织掣肘公安机关在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公共政策等的推动下，以实体形式参与医院的日常治安秩序维护工作，体现了国家治安权力的自主性嵌入。20这改变了医院治安场域中原有的互动情境，公安公安机关参与医院治安秩序维护的角色重塑机关“治安合作者”角色打破了原有的互动关系，需要医院的协调与配合以实现嵌入与耦合，其角色成效通过角色集中各角色之间的关系得以展现。驻院警务人员作为“治安合作者”角色扮演者，受到来自公安机关不同层级、部门之间自上而下的科层压力，以及医院的保卫干部、保安员等角色主体的合作压力，在双重组织压力作用下容易出现角色关系互动紧张。公安机关压力型体制易导致医院警务室的制度设计及行动策略脱离与院方的日常工作互动。其一，制度设计偏离初衷。公安机关内部各层级和业务部门对一线部门有不同任务要求，因科层组织内部存在执行逐级衰减现象，层层加码成为确保任务贯彻落实的理性选择，上级原则性要求被逐级分解为限时、超量的具体指标下达至基层21；公安机关各业务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不足，任务设计均尽可能挖掘基层资源，导致医院警务室需完成大量繁琐重复的任务，异化为公安业务部门的延伸。其二，医院警务室浮于事缘型互动，行动策略趋向“避责”。事缘型互动是指医院警务室只在院内发生了治安案事件、矛盾纠纷等警情须要出警时才与各科室医护人员或患者接触，平时在日常工作中与保卫干部、保安员等仅限于形式化的联合巡逻和治安检查等任务，各方因事而聚散，行为逻辑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避责认知。问题根源在于制度设计重任务执行而轻关系构建，加之医院警务室人事调动频繁，监督考核偏向短期成效，警务人员缺乏扎根医院并与院方建立稳定关系的内驱力。医院非专业化治安力量与公安机关建立关系互动的联结条件不足且自身的治安主体意识欠缺，合作中易出现消极接受领导和工作“搭便车”等倾向。同时，医护人员长期处于高负荷工作状态，缺乏与警务人员构建稳定的个人联系和工作联结的条件与意愿。另外，医院保卫部门负责领导保安员开展医院治安保卫工作，并接受公安机关指导、检查和监督，但作为医院下属职能部门因受上级重视程度及本单位利益影响，其对自身承担公共治安责任的认识不足。公安机关常态化派驻医院警务室的运行模式一方面为医院保卫部门提供了兼具资源与意愿的合作力量，但另一方面也削弱了医院保卫部门的治安积极性，出现被动等待上级布置任务、消极依靠外部力量解决问题的倾向，偶尔还会出现医院保安人员冒充警务人员身份及擅自配用警械等假借公安机关名义维护院方利益的违法现象，其目标导向和行动逻辑与公安机关存在偏差。四、公安机关参与医院治安秩序维护的角色重塑考察公安机关参与医院治安秩序维护的角色压力困境及成因，角色定位失准是制约其治安治理效能的关键所在。对此，可从完善制度设计、优化资源配置、深化警医联结三方面进行调适，以“治安合作者”的角色重塑为契机构建新型治安合作路径。（一）完善制度体系设计，更新角色规范当前，公安机关涉医警务规范落后于宏观法律政策与现实治安环境的变化，应依照相关角色期望以医院警务室建设为切入点，从工作内容、考核机制、可持续性发展三方面推动角色规范的更新。角色期望反映了社会及自身对其所发挥作用的价值预期，公安机关超越原有形象扮演更积极主动的角色符合社会公众的期待，但角色期望在转型过程中的非理性扩张可能导致任务泛化和行为失范。因此，公安机关“治安合作者”角色应在转型期实现“治乱治”的医院治安秩序再生产，推动公安机关参与医院治安治理的行动逻辑由政治性、运动式介入向制度化合作方式转变，积极探索在重点行业领域与相关责任主体共同开展治安合作的有效经验。首先，调整医院警务室职责规范中各项工作的占比和权重。一是突出打击职能。法律法规等明确规定医院为公共场所后，滋扰医院治安秩序的行为已经上升为危害社会公共安全层面的问题，应明确宣告相关扰序行为的违法性并加强惩处力度；二是细化基础性工作内容。将掌握医院整体与各科室具体治安状况以及更新完善涉医重点人员信息预警系统等相关内容作为硬性指标，扭转重显性公安机关参与医院治安秩序维护的角色重塑打击而轻基础建设的倾向；三是剥离非必需、可替代的协助性工作，将其交还医院自身或其他社会治安组织承担。其次，拓展和健全医院警务室工作考评体系。派出所或医院治安内保部门的内部考评体系难以对等衡量医院警务室的工作成效，应增加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医院、患者、社会公众的意见作为主观评价指标，将各科室走访宣传记录、信息库建设情况等基础性文本台账纳入客观考核指标，结合治安培训、检查与指导等内保工作指标建立综合考评体系，并将考评结果与奖惩及追责机制衔接。最后，医院警务室建设作为当前警务改革的试验田，可试点开展新警培训及业务“传帮带”活动，及时总结、传递有效的合作经验与规范，确保公安机关制度化参与医院治安秩序维护的长效性。（二）优化治安资源配置，提升角色能力当前实践表明，公安机关“治安合作者”角色行动所需治安资源的供给仍以任务需求为导向，角色能力结构受资源限制而趋向碎片化。对此，应以实现角色期望为宏观愿景和以适配角色规范为现实目标重新规划公安机关角色能力的组构样态，要发挥多向度角色能力为需求导向的优化治安资源配置路径，以此构建提升公安机关角色能力的新范式。当前对公安机关角色能力的要求正逐步由侧重被动回应向预防与处置相结合方向发展，即在增强应急处置能力、提高风险预警防范能力与矛盾纠纷化解能力的同时，持续提升其动员和协调外部治安资源共同参与治安治理的合作能力。人是发挥角色能力和实现角色目标的核心载体与关键资源。以美国医院警察为例，其警务人员类型包括雇佣当地警局中非当值的公共警察、人事关系隶属于医院的委任警察以及私营公司提供的的合同制警察，他们均具备在医院特殊环境下执法和维护治安秩序的专业能力。22对此，我国公安机关可借鉴域外国家经验，优先配足配强驻院警力。第一，设置准入门槛，合理搭配驻院警力“老中青”年龄结构，提高相关警力资源质量标准。第二，驻院警力虽非独立警种但仍需形成自有专业知识技能结构，可协调卫生部门等机构定期开设培训班，授课内容涵盖急救、医药物品及重点设施部位安全管理、医患纠纷调解、涉医法律法规等领域，运用外源性资源提升角色专业能力并拓展合作范围。第三，善用物质和声望资源激发角色认同。在保障驻院警务人员待遇补助的同时，将培训班结训证书等纳入评优评先材料，建立省市级驻院警务专家库及督导组，推动各地开展业务经验交流，以增进驻院警务人员群体归属感和角色认同度。与此同时，厘清各向度的角色能力需求，精准供给治安资源。一是以实战为导向增强应急处置能力。驻院警务人员应配备必要的警械武器，制定并及时更新应急预案，与医院安保人员定期共同接受应急处突培训。二是科技赋能风险预警防范能力。通过借助警务大数据、人脸识别等技术资源，建立高风险就诊人员预警机制；健全治安信息通报共享制度，持续强化风险感知能力；协助完善医院安防软硬件设施建设，有效落实安检制度。三是推进矛盾纠纷化解能力建设。公安机关要会同医院、卫健部门、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司法部门、律师协会等建立联动调解平台，在医院警务室内设置调解室引导当事人进行理性协商，将矛盾纠纷程序化、可控化。四是提升驻院警务人员的合作能力。在治安宣传、检查与指导、联合办公中展现公安机关人力、制度、信息、技术等资源优势，并动员和引流外部治安资源强化其他向度的角色能力，以形成资源供给的良性循环。（三）深化警医常态联结，盘活角色关系国家法律法规赋予的权威身份是公安机关进入医院场域开展治安合作的前提要件，但有效输出合作行动还需满足诸多条件，包括多元主体基于共识性认知并遵循相关规范进行的协同行动和形成的稳定合作关系，以实现制度和行动的结构互嵌。23其中，关系网络贯穿合作始终，能有效缓冲、调适合作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同时关系本身就有供给、生产新资源的功能。24当前，公安机关在医院场域中已经具备基本的制度环境及行动载体，应充分发挥医院警务室现场动员和协调关系的优势与能公安机关参与医院治安秩序维护的角色重塑力，以深入推动警医治安合作的长效发展。首先，寻求利益契合点达成价值共识。各方主体应充分认识到，医院的长治久安不是公安机关一家参与治理之事，维护安全与秩序的稳定是各方共同的价值追求，设立医院警务室开展治安合作对提升公安机关警务效能、增强医院安全防范能力、提高保安人员工作素质、保障就医公众安全感等方面起到正向促进作用，要引导各方正视合作的效用与价值，积极配合医院警务室工作。其次，恪守独立性。医院警务室保持独立运转，同时其也不干涉医院内部管理制度，尊重医院主体性，保证双方基于公共利益而非部门利益开展合作；此外，其还应“有所为”和“有所不为”，在加强合作的同时依法运用检查、指导、监督、奖惩等手段避免医院对自身治安工作产生“搭便车”和“甩包袱”心理。再次，采取差异化策略理顺各方关系。公安机关内部应加强部门之间横向和纵向的反馈，削减重复性任务，分流属于原单位的工作任务，以缓解驻院警务人员角色负荷；医院警务室应当就具体合作内容与院方通过联席会议、信息通报、当面沟通等方式进行充分讨论直至达成理解和共识，从而实现目标、信息、行动的同步，减轻双方因制度和行动不同产生的摩擦，以持续培育医院治安主体责任意识与合作意愿；医院警务室也要同步增强服务意识和水平，及时响应医护人员与人民群众的求助，切实提高公众安全感。最后，完善双方联结平台以推动治安合作常态化发展。医院警务室作为“治安合作者”角色的载体，成为联结警医关系的桥梁和纽带。为此，要持续加强其正规化、专业化和智能化建设，完善合作制度环境，充分运用公安机关专业优势与医院开展合作，同时要重视柔性关系网络维系，引导医院牢固树立治安主体责任意识，指导医院加强安保组织建设，全面推动警医治安合作行稳致远。【参考文献】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八部门.关于推进医院安全秩序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EB/OL.https:/ 年2012 年全国医院场所暴力伤医情况调查研究J.中国医院,2014(3):1-3.10史忍.当前我国暴力伤医犯罪问题研究D.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2019:7-10.1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8327号建议的答复EB/OL.http:/ 年公安机关查处扰乱医疗救治秩序案件 290 余起EB/OL.http:/ 全力保障医护人员安全EB/OL.http:/公安机关参与医院治安秩序维护的角色重塑 B 市社区民警兼任副书记的考察J.北京警察学院学报,2021(4):44-50.21李辉.层层加码：反制科层组织执行衰减的一种策略J.中国行政管理,2022(4):89-94.22牟中伟.美国医院警察制度及启示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9(3):134-142.23张舜禹,郁建兴,朱心怡.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形成机制一个组织间构建共识性认知的分析框架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1):67-81.24周延东.社区治理的“关系式动员”研究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0(1):81-87.【责任编校：唐宁泽】（Peoples Public Security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038,China）Theroledevelopingprocess ofpublicsecurityorgansparticipatinginthemainten-ance of hospital public security order has changed from public security provider to public se-curity supervisor,and now it is transforming into the role of public security collaborator.Thisnot only reflects the changes in the hospital public security needs with related institutional andenvironmental factors,but also indicates that the governance subjects of multi-stakeholder co-governance need to be developed.The hospital police department as a role carrier which is diffi-cult to meet the needs of practical public security activities,such as unclear main responsibilities,excessive workload,and tense relationships in interaction.The reasons for the problems are thatthe solidification of traditional concepts,limited police resources and levitation of business rela-tions,which leads to inaccurate role positioning of public security organs.Therefore,we shouldconsider the cooperative governance as a value consensus,standardize the allocation of publicsecurity authori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integrate resource supply paths,and improve the normalconnection between police and hospital,in order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role reconfigurationof public security organs participating in the maintenance of hospital public security order.Hospital Public Security Order;Hospital Police Department;Public SecurityCooperation;Role Reconfiguration公安机关参与医院治安秩序维护的角色重塑